年吧。”安佳说。

“四九年以前是谁？”

“好象是台湾那帮人。”

“这帮人不能写。”我深明大义地说，“写也不能夸他们。再往前呢？”

“再往前好象是一帮梳辫子穿马褂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的头是老娘们儿，跟咱们好象还不是一族。外国人不能写。”

“再往前我也弄不清了，好像全剩下书生小姐皇后附马黑头白脸什么的，话说的跟咱现在都不是一个味儿，动不动还爱甩袖子跷靴子唱两嗓子。”

“我看咱还是回来吧。”我说：“古代净是有钱人，咱从来猜不透有钱人的心。”

“非得教人民学好么？”片刻，安佳打破沉默问。

“非得！”我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仔细想呵，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己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你真该好好学习了。”

“我又不当作家我学那­干­吗？”安佳站起来，走回扣子身边，继续给她喂已经凉了的粥，“不管你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这个问题不弄清我没法写。”我终于给自己找了充足的理由离开书桌，一边看着扣子吃饭一边逗她，认真对安佳说：“糊里糊涂地动笔，费劲不说，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晚饭后，太阳已经落下，天仍然很亮，院里马路上都是摇着扇子散步的男女。

吴胖子站在他家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拿着一架儿童望远镜四下了望。

他的镜头内先是一个少女又说又笑的妖­嫩­的脸庞，接着是一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子……一群腿跨在自行车梁上双肘俯在把上头凑在一起抽着烟聊天的半大小子……两个对脸站着推着儿童车的少­妇­，然后，我的脸被人的镜头捕捉住了——那是一张深沉的脸，双­唇­紧闭，额发凌乱，两眼茫然，眉宇似有无限心事。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吴胖子转身回屋，迅速地倒了杯凉水，奔回阳台。此时，我已经走到阳台下，他稳稳地瞄准我将杯里的水倒下。

我蓦地停住，悲愤地仰起头，吴胖子在他家阳台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公德？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在下面指责他。

他只是咧着大嘴呵呵笑，一边招手：“上来，你上来。”

我抖了抖身上的水，拐弯往楼后门里走，正碰见拎着竹椅去乘凉的吴胖子他妈。老太太一见我愣了一下，瞅天：“怎么，落雨了？”

“嗯，落了几个雨点，全叫我赶上了。”

我上楼，吴胖子家门没锁，推开进去，吴胖子还在阳台上了望着呢。

“又看什么呢？”我穿过房间走上阳台，“天这么亮，打立杆的都还没到位呢。”

“不是我发觉你们怎么一个个都那么深沉，遭了雹子似的。”吴胖了放下望远镜笑着对我说。

“今儿除了我还有深沉的？”

“你看呐。”吴胖子把望远镜递给我，叉着腰抽烟，指给我看对面楼上。

我举起望远镜瞄向对面一扇窗户，只见刘会元躺在床上看书，遮着脸一动不动。

“给他打一电话，叫他过来。”

吴胖子回屋拨电话，我继续看着刘会元。只见他从床上翻身坐起，走到另一间屋子接电话。

“你是刘会元吗？”我听到吴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是那个《婚姻与家庭》杂志的，准备采访你……”刘会元在那边换了只手拿电话。

“听说你离婚了，非常痛苦……”

刘会元抬头看见了我，我冲他招了下手，他回头飞快地对着听筒说了通话。

吴胖子在这边哈哈大笑：“不要那么粗野嘛刘会元同志。”

接着换成正常声音说：“你过来吧……有什么事呵，不就是看本破书么，我们这儿对你的一举一动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快过来呵，等着你。”

吴胖子放下电话，拉开屋里的灯，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选着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上停住。

刘会元磨磨蹭蹭，又看了两页书，拿了盒烟，带上门出去了。

我也从阳台回到屋里，就手把望远镜扔在沙发上，站在吴胖子的组合柜前挨个拉柜门拉抽屉翻看里面的物什。

“你怎么有这毛病，到人家就乱翻。”吴胖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