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出一个­精­致的工艺打火机，拿在手里掂量着，啪啪打着火。

“这打火机怎么跟我刚丢的那个一样？”

“什么你刚丢的，这是我哥儿们从汤加给我带回来的——搁下。”

我用这打火机点着一支烟，在吴胖子旁边坐下，“送我啦。”

“不成，我就这一个。”吴胖子探过身来抢，“我们这打火机是有意义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我躲闪着，到底还是被吴胖子把打火机抢走。

“我送你一件衬衫吧。”吴胖子说，“小领圆摆你穿一定好看。”

“你穿过没有？”

“就穿过一次，水都没下。”

“是，你穿半年不下水，都能再揭出一件衬衫了。”

刘会元进来，进屋就说：“敢情就你们俩，我还当三缺一呢。”

“你来了不就三缺一。”吴胖子指使我，“你去到我们家对门叫一下丁小鲁。”

“这事都应该你去。”我批评吴胖子，“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别养成指使人的毛病。”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吴胖子站起来，“那你们搬桌子铺毯子拿牌。”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哗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

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相视而笑。刘会元说：“咱怎都混得这么惨呵？”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

“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吧口气，“逼良为娼呵。”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么？”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少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们不能自个瞧不起自个，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残酷……”

我泪滴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兔死狐悲么。”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地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拣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思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

“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么­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

“上了岁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么­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的牌按倒，“哥儿们上‘挺’了呵。”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元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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