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

“买点胖大海、掬花给大家冲水喝。”于观吩咐。

“行，我说你们男的烟也少抽点，一点不注意保养嗓子。­干­咱们这行嗓子要坏了就全完了。”

“您找谁呀大妈？”刘美萍问一个刚进门的老太太。

“您这儿是那‘三好’协会？”

“是，怎么着，您老受了什么憋屈了？想散荡散荡？保您哭着来笑着走。”马青笑着迎上去。

“不是我，是我那闺女。我那点糟泔事儿哪敢麻烦您们？我这辈子早吹了，什么全不想了。”

“您那闺女怎么啦？”杨重问。

“考大学没考上，如今待业在家。一个本该涂脂抹粉的年龄成日哭天抹泪，眼瞅着就邪了­性­。大妈求你们了，一定要好好劝劝她，给她几句好话，造成个印象还有人惦记她，让她觉得自己还不错哪怕是个误会呢。”

“交给我们吧大妈，把您地址留下，天一擦黑我们就去。”杨重拿出笔和纸。

“不用留地址，亮灯时候你们奔故宫筒子河一逮一准儿。都一对一对虾米似的，就她单钵儿，苦瓜一根。”

“放心吧，保证还您一个目空一切的女强人，还是那种爱说爱笑到了嫁得出去的。”马青拍胸保证。

“走嘞走嘞，再晚今儿这几条街就转不完了。”于观喊。

一伙人上了街，出门便一路捧过去不问青红皂白。

“哎，你们快来瞧，这小丫头长得多好看，跟小洋人似的。有三岁了吧？长大准聪明准是个大高个，破了百米世界纪录我也不奇怪，瞧这两根小腿多长仙鹤似的。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小孩儿，怎么一见这孩子就满心高兴？还得说人家爹妈会生，都是艺术家吧？”

“哇，真威风！你瞧人家那站姿，多标准，配上那身衣裳，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看！不慌不忙，沉着冷静，这么多车都服服贴贴，没点眼光没点头脑成么？喂同志，感谢你为首都人民没白没黑做的这一切。”

“多俊的冰棍车呵，看着我就咽唾沫。大妈，您一看就是个利索人。瞅您这白衣白帽，洗得多­干­净，天使似的。吃着您那冰棍也放心。”

“你们这商场真大真气派，进来不买东西心情都舒畅。”

“东西好那还在其次，售货员好那才是千载难逢。你们都是退下来的空中小姐吧？”

“瞧这卖糖果的小姐手指多灵巧，一抓就是一斤一粒不多一粒不少。嗬，跟玩杂技似的，瞅得我眼花缭乱，这一手一般人还真不行。您是三八红旗手吧？”

“瞅这买鞋的先生，一看就是大款。有钱，而且还是正道来的。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了吧？这西服穿在他身上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起码一千多块。瞧人先生那手，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多长多细钢琴家一样起码也是个弹琵琶的。看人家怎么掏钱包的，单用二指轻轻一夹，神不知鬼不觉……□〖语气词，字形左口右欧〗，小偷！抓小偷！”

“这公共汽车开得是真稳，跟坐‘奔驰’似的。”于观说。

“比‘奔驰’舒服，‘奔驰’能直腰站着不碰头么？”冯小刚说。

“买票买票，别等下车补呵。”售票员喊。

“要说售票员大姐也是真辛苦，一样坐车她还得老嚷嚷。换个不负责的也就一边眯着不言语了，谁受损失？国家受损失。钱也一分不进大姐腰包。要是大姐自己的车肯定就白拉咱们了是么大姐？”冯小刚歪头朝售票员笑。

“别跟我臭贫，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

下了公共汽车，两人昂首阔步向紫禁城走去。

“哎哟，这故宫真雄伟真壮丽，天黑得什么都看不清瞅着还那么激动人心。你说咱古代劳动人民怎么就那么勤劳智慧？想起来我就骄傲我就自豪，怎么我就成了中国人了？”于观仍絮叨不休，触景生情。

“行了，你夸故宫它哪儿听得见？”冯小刚都听腻了。

“不是，我就是有点刹不住车。瞧这护城河的水跟金子似的。这树这草这花这人怎么都那么绰约、楚楚可怜，惹我一腔柔情……好了，你发现老太太那闺女了么？”

“那趴着一黑影，是不是？”冯小刚朝暗处□〖音“努”，字形左口右努〗嘴。

“有点像，小脸煞白，晃来晃去，快！直眉瞪眼冲城墙去了。”于观撒腿便跑。

“姑娘，姑娘！”于观边跑边喊。

“喊我么？”一个正在和恋人接吻的姑娘拔下嘴问。

“不，不是喊您，您继续。我喊那不幸福的呢。”

“姑娘，我送您几句话，不收钱。”于观喘吁吁站定说。

“你说。”那个正在城墙边磨蹭的姑娘好奇地看着他。

“一年前，我也是在这儿撞的墙，被人救下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当时特傻。”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个有主意善始善终。”姑娘又看刚跑到的冯小刚。

“这里有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因为我看见了你你。可能你没印象，可我的记忆是不会错的。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走到病房窗前，准备再次寻死往楼下跳时，我看见了你。你正从大街上走过，穿着花裙子，像只花蝴蝶。我的泪当时就下来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我怎么舍得去死？当时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灿烂，你又是那么青春无忧，显得我是别提多­阴­暗多渺小了。”

“这我可以作证，三天后我去看他，他泪还没­干­呢。正在大口吃饭，严肃地对我说：为了你他也要活下去哪怕根本不认识呢。”冯小刚累得弯腰喘气。

“那你当时怎么没喊我呢？”

“我不配呀，我自惭形秽呀。当时我把你想得特高，怎么也得是个博士才刚够让你蹬的。我发誓我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就不去见你。”于观煞有介事。

“那你混出个人样儿了么？”

“惭愧。”他茫然地看着冯小刚，“我算混出人样儿了么？”

“我解释一下呵，他一直暗暗关注着你，留意着你，同时在人生的路上发奋图强，逐步实现给自己订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今儿要不是看见你苗头不对，他还不露面呢。”

“就是说，我要活得好好的，一辈子也未准见得着你。”

“我不能成为你生活中的负担呀。我要成，就得成为你生活的光明，让你应有尽有，一生快乐。你值得，可我就不容易了。”

“他这个想法其实是很高尚的。要么带给人家幸福，否则不如谁跟谁都没关系。何苦让你再为他担忧呢？”

“真高尚。”姑娘笑望着二人。

“不不，愚忠而已。”于观谦逊地低下头。

“你们说的这都是真的么？我怎么听着那么过分？也就赶上我今天心情不好特别需要安慰，平时谁要跟我这么说我都觉得他是流氓。”姑娘又板起脸。

“那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表达。不光你这么说，别人也说过：怎么好话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就不像好话了？我们特清楚自己这缺点。”于观忙解释。

“话是说得有点言不由衷，可这意思您还是理解的吧？”

“啊，大概齐能猜出一半。”姑娘点点头。

“那就行了，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您的生命不属于您自个。您要时刻想到，多少不相­干­的人把理想寄托在您身上呢。”

“您手里攥着多少条人命呵！”冯小刚深情地加了一句。

“我真得好好想想了，我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无缘无故该着谁欠着谁一大堆似的。”姑娘沉思。

“怎么话又说回来了？”于观大惊。

“是呵，我本来自私自利活得挺好，吃饱了饭练练气功，看能不能蹿墙越脊。谁想撞上你们，云山雾罩说了这么些个不着边儿的话，活生生地让我觉得自个有多大罪过似的。算我倒霉，今儿出门没挑日子。”

姑娘一拧脸甩手走了，撇下两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捧砸了吧？捧出不是来了吧？怎么跟人家家长交待？”

“我是坚决想不通，怎么就能捧出条人命来？”于观抱着脑袋一下蹲在地上。

“我真感到自己能力有限，不行，­干­不了这活。”于观说着泪就下来了，“还是换个能力比我强的同志­干­吧。”

“你怎么了？”丁小鲁看和于观一起回来的冯小刚。

“晚上那人没捧好，他心里难受。”冯小刚说。

“谁都有偶失前蹄的时候。”丁小鲁安慰于观，“都没­干­过，都是摸索着来，犯不上太跟自己过不去。”

“这不像你呵于观。”杨重走上前，“这不是你的­性­格。怎么能一遇困难就退缩？你是个弹簧呵你不要忘了。”

“可我的确是­干­不好这个工作，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的神经……”

“够了！别一副软骨头的样子！”冯小刚大喝一声打断他，“你­干­不好别人就­干­得好么？我们不都是在不断栽跟头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老练起来的？我真没想到小小的一点挫折你都经受不起。好啦，要不我们都不­干­了！回家休养吧！明哲保身吧！由着自个­性­子来吧……”

冯小刚说着也流下泪，“我就没有自己的脾­性­么？我就没有个人的爱好么？可我们要都不­干­那让谁­干­？”

众人皆默然，于观垂下了头。

冯小刚走到于观面前，慈祥地看着他说：

“我理解你，也够难为你的了。可你想过没有，你在这个时刻动摇、退缩，会对同志们的士气有多么大的影响？你又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观悚然一惊。

“好好想想吧，晚上睡觉前好好想想吧。”冯小刚迈着沉重的步履，走了。

“快睡吧。”丁小鲁对一直愣愣地坐在灯下的于观说。

“睡不着哇。”于观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冯先生这几句话压在心里沉甸甸的。”

“别去想它了，抓紧时间睡吧。”

“我真错了么？”于观问丁小鲁。

“问你自己呀。”丁小鲁说。

“就是这个问题想不通。我觉得自己没错，我确实感到自己很难胜任捧人的工作。不瞒你说，我越来越对自己产生怀疑，我这么做到底有利于谁？工作越顺利，心里越是堵得慌。”

“你没错。”

“可我要没错，那就是冯先生错了。冯先生会错么？真不敢往下想呵……”

八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您的请求，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是一桩充满艰辛、饱含血泪、需要极大献身­精­神的事业。”于观没­精­打采地对个小孩说。

“我就是把这当事业对待的。您想我学习也不好，每门功课都不及格。连我爸我妈都发愁：这孩子长大能­干­什么呀？除了嘴甜任嘛不懂。”小孩振振有词。

“你错了，我们这个工作不是嘴甜就能­干­的。我们也不要没有文化的人。我建议你还是先回学校上学，如果将来有志于作一名吹捧家，大学毕业再来找我们，起码也得是个大专学历。小同学呀小同学，任何工作都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否则你将一事无成。回去吧，好好学习，先学一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再说其他。你聪明，一看就聪明，除了核物理别的你都一学就会，记住我这话。没准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造福人类吧你就！”

“哟，宝康来了，好久没见，怎么一进门就笑嘻嘻的？这后边跟着的是你什么人？嗬，赵老师，更年轻了，大街上遇见我得把您当成您儿子。”马青笑着起身相迎。

“听说你们几个改当吹捧家了？我正到处找人吹我呢，感觉特别需要这个。来吧，好好吹吹我，我还跟过去一样，出高价。你们几个我全包了，别的客就不要接了——多少钱一天呀？”宝康笑着一路握手，大模大样坐下。

“我们不卖。”于观回答。

“先别把话说绝，先问问我能出到多少价。”

“一万两银子一天我们也不卖，一个大子儿不花我们照样笑脸相迎，我们这是为人民服务。”

“哎哟，跟真的似的。”

“没想到我们觉悟这么提高得这么快吧？你以为我们这两年白混呐？赵老师，坐，近来好么？有需要我们效劳的尽管吱声。”于观冷笑，转向赵忠舜。

“没事，就是跟宝康一起来看看你们，都挺好。”

“都挺好就好。前两天我们还念叨呢，老没见赵老师抛头露面，怕是叫外国请去演讲了。”

“怎么着，死活不接待我，对我有意见？”宝康敲桌子。

“不，您需要我们会像对其他客人一样接待您。只要别提钱，提钱伤感情。”于观态度委婉地说。

“我需要！”宝康一扬脸。

“马青、杨重，你们捧一道宝康。”于观起身让开。

“说吧宝康，你想怎么捧？”杨重盯着宝康问。

“怎么刺激怎么来，我要那最­肉­麻的。”

“赵老师，您好像有什么心事？”于观问赵忠舜。

“没有，心情挺好。”赵忠舜一笑回答。

“不对，您不是闲得没事串门的人，您一向是每一分每一秒都给自己安排得特充实的人。您甭不好意思，是不是想让我们捧您一道？现成。”

“咱能不能到里屋说去？”赵忠舜探头探脑左顾右盼。

“里屋也有人，您要不想让人听见，咱们就到街上说去。”

“哥们儿，您这学问又长了吧？做一隆鼻术，再把后脑勺那片毛滋起来，活脱爱因斯坦青年时代呀！”马青笑道。

“是，昨儿在街上还有人认错了我呢，喊着‘爱老师’扑过来让我往他胸脯上签名。”宝康大言不惭。

“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给你来了一封信，您知道么？”杨重十分神秘地问宝康。

“听说了，但信我还没收到呢，不知道什么内容，左不过是要给我奖呗。”

“写错地址了，寄我那儿去了。我好奇呀，就拆开看了。信上说他们那帮老头现在特发愁，选来选去就觉得这奖该给您，又怕您瞧不上，拒绝得奖，所以想先跟您商量商量，千万给他们个面子。”

“我还真不一定给我就接着，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就不能灵活一下么？人家那信上说了，国王王后都盼着您去呢，国宴的菜都炒好放凉好几年了。”杨重很发愁。

“噢，他盼着我去我就去？我怎那么好说话呵？退一万步说我真接了这奖，也得到我们家来颁给我。这事是谁求谁呀？”宝康傲然冷笑。

“宝康，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条：太傲。”马青责备他。

“没错，我真是这样。我也觉得这样特别不好，老让别人觉得巴结都巴结不上。我现在这已经改了不少了，过去，我连我妈都不正眼瞧一下。”宝康痛快地承认。

“我呀，还真有点说不出口，我这想法和我这身分太不般配。”赵忠舜忸怩作态，欲言又止。

“那有什么呀？您就说我吧，还不是口蜜腹剑，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我都没不好意思。”

“你要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他坦然了一些。

“千万别不好意思赵老师，您的品行高超已经有口皆碑翻不了案了。”

“我吧，从小挺羡慕一种职业，­阴­差阳错成了现在这样儿。也不是现在这样就不好，但你是明白人你知道，童年的梦想对人的一生会有多大影响。”

“知道知道，您往下说。”

“嘿嘿，真不好意思。”

“你瞧，赵老师，我就烦您这知识分子气质：羞涩。痛痛快快的，跟我您还藏首遮尾的­干­吗？您就是说您想当飞贼我对您的印象也一样富丽堂皇。”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告诉你，我就是想当一回专门夜里逮人的盖世太保！”

“嘿，赵老师，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呵？”

“你也这么想？”

“没错，穿着黑皮大衣戴着礼帽，夜里十二点以后到人家彬彬有礼地敲门。”

“没错！敲开门进去后照旧彬彬有礼，先道歉再逮人，不忘欣赏一下墙上的油画，恭维几句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干­的是肮脏勾当可透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还应该在钢琴上弹一段巴赫的曲子。”

“没错！再跟夫人­干­上一杯香槟，聊几句毕加索、莫奈。即便是威胁也相当优雅，说着上流社会的法语和那些狗汉­奸­狗特务区别开来！”

“太对了！什么纺绸褂、水银镜，比皮上衣呢礼帽档次差多了。”

“你觉得这事难办么？”

“一点不难办，几件皮大衣好凑，礼帽我也有路子能借来。”

“可我不想抓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我就想闯入一对外国夫­妇­家里当不速之客。”

“少数民族行不行？我认识一个乌孜别克人，经常冒充外国人进出友谊商店从来没人敢拦过。”

“像就行，主要是找那感觉。”

“信在哪儿呢？你倒给我拿来瞅瞅呀信是写给我的你­干­吗扣着不给——拿来拿来！”宝康急了，扑过来搜杨重。

“信是瑞典文，你看不懂，回头我给你翻译出来再给你。”

“我就要看原文，我不懂瑞典文可有人懂英语呀。”

“那也得等我上荣宝斋给你裱了，镶了框子再送来。这信你一定得藏好，否则博物馆肯定会来找你。”

“我不捐，我肯定不捐。我死后这信我孙子就能揣着上索思比拍去了。”

“哎，宝康，我那天看报，报上有两人为你吵架。一个说你是李白，一个说你是杜甫，你自己觉得你是谁呀？”马青问。

“还有比他俩更好的没有？我就是那更好的。”

“两人还争呐，一个说你的作品寿命有一千年，一个说只有九百九十九年，你觉得他们谁说得更准一点？”

“都小瞧我了，我觉得起码不比李后主的寿命短。他也就是一句‘一江春水向东流’，我除了跟他一样愁还有好多哲理呢。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聊了，光聊天把正事都耽搁了。哎，你们谁知道瑞典大使馆的电话号码？”

“查114.”杨重说。

“我用汉语问，他们能告我么？”

“带点口音呵。”

“我觉得他们真不负责任，信寄出那么长时间没有回音也不知道再打个电传查查，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国邮政的效率？”

“怎么能这么对待宝康同志？这不是捉弄人么？”于观大怒。

“开玩笑。”杨重分辩。

“什么开玩笑？工作就是工作怎么能开笑？你们开玩笑他当了真，兴冲冲跑到瑞典人那儿肯定挨一顿臊，自尊心怎么受得了？你们这是严重违反捧德的行为！”

“宝康那人就欠这个，我们不给他垫砖他也得揪着自个往半空中跳。”

“他是他，你们是你们。我不管顾客是什么­操­行，但我要求我的工作人员遵守职业道德。你们违反了这点，我就要批评你们！作为一个吹捧家我就要对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怎么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呢？”

“于观，你别生气。”丁小鲁劝解。

“我不是气，而是难过。捧德问题我再三讲过，现在居然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痛心！我的话你们是当耳旁风了。你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比别人聪明伶俐更会绕着弯子骂人是不是？你们知道你们小小得逞的同时你们丧失了什么？你们丧失了做人的善良！”

“别说了于观，你没看他们泪都快垂下来了么？”

“现在哭了，当初不是挺得意的吗？你们能耐，你们走吧，我这儿不需要爱耍小聪明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工作我不允许用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它！”

“我们错了。”杨重说。

“下回不­干­了。”马青也说。

“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于观。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美萍也替他俩求情。

“让他们写检查，深刻认识自己错在哪儿，为什么错，挖一挖思想根子。光承认错了，不认识自己错在哪儿就不可能彻底改正错误，将来一遇机会就有可能重犯。我不是和你们两个过不去，我是痛恨这种行为。这个世界爱和理解太多了么？我们是把爱和关怀传播到人间的使者呵！”

“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生我养我的人民。”马青先哭。

“哭吧，让悔恨的泪水冲刷去你们心灵上的污垢。哭完去向宝康道歉，诚恳地道歉，以博得人家的原谅。”冯小刚在一边轻声道。

“哎哎，哭完我们就去。”马青眼睛湿漉漉地连连点头。

于观心情沉重地站起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通过杨重马青这次所犯的错误，我们大家也要汲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不能搀杂个人感情，不能凭个人的喜好对待顾客。可能有一些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会讽刺、挖苦乃至侮辱我们，大家一定要正确对待。要知道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一点：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之上——我说的对么冯先生？”

“你­精­辟地概括了我想说却一直没能表达清楚的思想。”冯先生庄严地点头称是。

九

早晨，大雨瓢泼，屋里昏暗得如同黄昏，一声炸雷，闪电贯穿长空。正在昏睡的于观蓦地惊醒，惊恐地张望了一下四周，又沉沉睡去，他的脸上布满倦容。

屋外，丁小鲁站在房檐下看雨。刘美萍打着伞踩水而来。

“于观睡了么？”她问丁小鲁。

“刚睡下。”丁小鲁轻声说，“咳了一夜，早晨我给他吃了两片安眠药。”

“谢天谢地，终于睡了。”刘美萍虔诚地胸前划十字，“老天保佑他多睡会儿吧。”

丁小鲁瞅着她笑，“你什么时候也信起这一套了？”

刘美萍不好意思地笑，“病急乱投医。”

马青、杨重合撑着一把伞嘻嘻哈哈一路跑着□〖字形左足右堂〗水过来。马青大声问：

“于观起来没有？”

“嘘，小声点，刚睡下。”丁小鲁手按­唇­道。

“可我们有急事找他。”杨重说。

“天塌得下来么？天塌不下来过两小时你们再进去。”丁小鲁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他太累了。”

于观在床上沉沉昏睡，睡得十分痛苦，唉声叹气，不断磨牙，脸容狰狞颓丧，被子掉到了地上。

刘美萍轻轻把被子拣起来，盖在他身上，他一下醒了，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喝问：

“哪一个？”

“我，美萍，你被子掉了。”

于观一脸怒气，起身质问：“我睡一个觉可以么？我这个要求过高么？哪个用你来献殷勤——你给我外边站着去！”

美萍哭着跑出去。

丁小鲁闻声跑进来，“怎么啦？又跟谁生气呢？再睡呀。”

她上前要扶于观躺下。

于观拿起一支烟，“不睡了，刚合眼又给搞醒。”

他看到马青杨重在门口探头，“那是谁在门口探头探脑？”

“噢，是杨重他们来找你汇报个事，我给他们拦下了，让他们过两个小时再来。”

“叫他们进来吧，来吧来吧。”于观向他们招手。

两人笑着进了屋。

冯小刚匆匆忙忙从街上披雨衣穿马路过来，看到美萍站在房檐下抹眼泪，停下关心地问：

“怎么啦小鬼？怎么自己在这儿哭开鼻子了？”

待知道原委后又和蔼地批评美萍，“应该让于观同志睡觉嘛，于观同志睡觉时我都不去打搅他。好啦好啦，他发火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要体谅他嘛，不要伤心了。”

冯小刚跨进屋里，笑迎向于观，“哦，人来得很齐嘛。”

“有什么事么冯先生？”于观笑问他。

“不忙谈，你先休息。”

“哪里还有时间休息呀？来了就谈嘛。”于观笑说。

“于观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呵？”冯小刚问丁小鲁。

“不好。”丁小鲁说，“总是咳嗽，夜里睡不好觉。”

“这我可要批评你于观，不能再这么玩命­干­了，你想当第二个李文华呀！”

“垮不了。”于观乐呵呵地说。

“不要逞强，我们都不年轻了。”冯小刚半真半假地警告他。接着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笑说：“刚才我过来，看到美萍一个人在门外抹眼泪，不知出了什么事？”

于观叹了口气，对丁小鲁说：“让她进来吧。”

美萍抽抽噎噎地挪进屋，不过肯到于观床前来。

“过来。”于观拉着她手长叹一声，“我不过是说了你一句，你就这么委屈。我也是急呀，好容易睡着了又被你搞醒了。不要哭了，你是好心。我向你检讨，不该发火。”

“我不是委屈自己，我是恨我那么没眼力，偏偏您刚睡下我就多事——我是心疼您呵！”

于观刚要下床，便感到一阵晕眩，腿一软，栽到丁小鲁身上。

“哎呀。”丁小鲁一摸他手惊叫，“你烧得烫人，今天不要再出去了。”

“是呵，今天就不要出去了，歇一天吧。”大家也纷纷劝。

“我怎么能躺得住？”于观诚挚地对大家说，“我一闭眼就有那么多双充满企盼和渴求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李先生不远万里回国就是想听听乡音体会体会乡情；王同志受了一辈子欺负仅仅想在有生之年当一回侠客；刘小姐不图钱不爱权只不过希望有一天出门让人围观；老秦是多老实多忠厚的一个人，根本没想过自己捞什么好处，就是看到科长工作辛苦，业余时间一点乐趣没有，想让他开心一天——我忍心让他们失望么？”

关科长一看就是个硬骨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进餐馆看到满满一桌­鸡­鸭鱼­肉­便皱起眉头。

“你们请我来­干­吗呀？”

“没事，就是想和您结识一下。”于观咳嗽着，用手帕捂着嘴，起身相迎道，“早听说您为政清廉，朴素大方，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味，在您那一级­干­部中是个优秀的代表。”

“你们这都是听谁说的？”

“凡是在您手下工作过的同志，调走后都满世界宣传您的事迹。我们和您生在同时代能不有所耳闻略晓一二么？”

“说您位卑不敢忘忧国，人正不怕影子斜。参加工作以来，光人民币就上交了几十万，烟酒糖茶不计其数，没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哭了七次不是看到同志们三代同堂就是部下房顶漏了雨群众都给你数着呢。”杨重接上茬口儿。

“说您从小就有远大志向，上小学的时候就救过落水儿童逮过破坏分子。长大更是不闲着，当兵是个好兵，当工人是个好工人，当­干­部怎么能不是好­干­部？没事就去救火在街上见义勇为写了几十万字的日记还翻译了一本英文辞典中国作家协会差点吸收了您呢。”马青锦上添花。

“所以我们特佩服您，私底下发誓要向您学习，拿您当我们的榜样。被您比得我们除了惭愧还是惭愧。”

关科长冷笑，“少来这套！你们都是哪儿来的一批马屁­精­？无缘无故地跑来吹捧我我能信你们没目的么？”

“真是没目的，真是单纯地觉得您特好。”丁小鲁也说。

“这不用你们说，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干­的事，你们光知道我不收贿，怎么没打听清楚我更不吃捧？”

“由衷地、发自内心地捧也不行么？”美萍天真地设问。

“一概不行！”关科长右手有力地往下一劈。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这就是您自私了，光想着给自己保持个好名声。您想呵，现在像您这样值得捧的人有几个？该捧的不捧，群众怎么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社会上的正气怎么树得起来？这不单单是捧你，捧的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吧，除了洁身自好还应该多有点社会责任感。”冯小刚站起来，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我认出你了，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一帮职业吹捧家吧？”关科长冷笑，背着手走到冯小刚面前端详他。

“我们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说的对不对？您要是个坏人，贪官污吏，那我们这么­干­是要打ρi股的。”

“收起你那套花言巧语吧！哪个要听你这些屁话？别以为你­干­得很巧妙，我早就认清你是什么人了。我提醒你，你这么下去很危险，搞的什么名堂么！”

“……”

“年轻轻的不学好，就爱在歪门邪道上动心眼儿。你们看看你们周围，那么多优秀的青年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民族为社会的进步努力贡献。唯独你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成天就是混，混不下去了，居然想靠当帮闲、吹捧别人过日子。你们知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你们的父母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不要讲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了，你们还有点新中国青年的味道么？你们还算人么？”

关科长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说得众人一个个都低下头，默不做声。美萍脸红了。

于观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片刻，于观喘着，眼泪汪汪地看了眼大家，大家也偷偷拿眼觑他，只有冯小刚信任、勉励地朝他颔首。

于观说：“好久没听到这么尖锐的批评了。”

“是呵，”杨重抬头望着关科长道，“早该有人这么对我们大喝一声了。”

“对不对嘛我说的？”关科长忧心忡忡地说，“我的话可能是重了些，可我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没法不让自己激动。”

“虽然您的话说得重，可其实是为我们好，是不是大家。”于观连连咳嗽，咳得弯下腰。

“没错，”马青说，“有些人总夸奖我们，但其实他那是嘴不对着心，心里不定怎么想。您这才是真正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爱之深恨之切嘛。”丁小鲁补充，“恨铁不成钢。”

“你们能这么认识问题就好，我是不怕得罪你们。结怨也好，回家背地骂我也好，我有什么就要说什么。”

“怎么会骂您呢？我们就希望别人坦率地对待我们。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愈直爽愈不客气我们就愈敬重他。”于观挣扎着，强打­精­神说。

“真诚的意见现在难得听见呵，你就是花大价钱也没人对你说。”冯小刚适时补充了一句。

“别看关科长骂了咱们一顿，可我真觉得今天请关科长吃饭是请对了——值！”马青一拍桌子。

“我这人就是这么个丑脾气，也不怪有些人说说我不近人情。我公开对这些人讲：我就是不近人情！这个人情我看是近不得。”

“其实您这恰恰是最近人情！都像他们，到头来恐怕连做人的基本信念都丢了。”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关科长关科长，”于观握住他手，“您能给我留个地址么？哪天我到您家跟您好好聊聊。您的话对我特别有启发，令我深思，我特想找个机会跟您说说我的苦恼。其实我这人特空虚、特茫然。社会上好多现象我都特瞧不惯，又找不着办法解决，所以就有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辜负了人民又放荡了自己……”

“这就错了么。对待不良现象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咱们约个时间哪天你来吧，我也很愿意和你们聊聊。你们都很聪明，我是真不愿意看到你们糟蹋了自己的聪明。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怎么啦？”

于观两眼一翻，昏了过去，一头栽进关科长宽厚温暖的怀中。

“他怎么啦？”关科长惊叫，身往后一撤，若不是杨重眼疾手快，一把托住于观，他非摔个头破血流。

大家围上来，七手八脚把于观抬到沙发上，又掐人中又扇脸蛋。

刘美萍对关科长说：“他发烧好几天了，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你没瞧他嗓子都哑了么？”

“醒醒，你醒醒。”大家焦急地呼唤于观。

于观在大家的呼唤中慢慢睁开眼，醒来就一把抓住关科长，声音嘶哑地说：

“您的话句句说到我心坎上了……”

“行了！”杨重急了，冲他大吼，“这儿还有我们呢，你就别惦记工作了。”说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于观又昏了过去。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冯小刚粗声粗气地喊。

“他就是这样，”美萍跺着脚哭，“心里永远装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于观醒来已是躺在雪白的病房里，胳膊上吊着输液瓶子，四周静悄悄的。他看到杨重的一张脸正聚­精­会神地鸟瞰着他。

“还记得发生过的事么？”

于观无力地摇摇头。

“你昏倒在捧人的岗位上了。”

一阵欢声笑语，丁、冯、马、刘诸人捧着鲜花、水果拥进病房，一齐围上来问寒嘘暖。

“给你看件东西，你看了准喜欢。”

美萍亮出一面大红锦锻金­色­流苏的锦旗，上书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巧舌如簧，天花乱坠。

“还有送匾的呢。”马青美滋滋地说。

于观吃力地张开嘴，喃喃道：“我们就做了这么一点该做的，群众给了我们的多大的荣誉呵。”

“是，我们不能自满。”杨重点点头，“匾和锦旗全当鞭策了。”

“于观呀，”冯小刚坐在床头说，“我们大家商量了，你为工作累病了，我们也要为你做点什么。你有什么愿望尽管说，我们一定让你尽兴。”

“说吧说吧，你该享受享受了。”大家七嘴八舌说，“对了，我们还不知道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呢？当大使？当表演艺术家？”

大家争相提问。

于观嘴皮子动了动。

“你说什么？”丁小鲁把耳朵凑上去。

稍顷，她抬起头，严肃地望着大家，“他想睡觉。”

大家脸上的笑容一下消失了，一个个蹑手蹑脚悄悄退出病房。

许爷

一

那天，我在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车上，我和司机随意聊了几问。那司机突然对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许立宇的朋友。”我看了眼司机贴在前挡风窗上的服务牌，才是想许立宇原先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那时我常去车队找他，和他们那我的许多司机都面熟。

司机问我最近见着许立宇没有。我说没有，很久没他的消息了。司机又说，听说许立宇在日本被判了死刑是真是假？我看了他一眼回答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消息。

到了目的地，司机把车开走了。在朋友家我玩了半天，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很愉快地回了家。

晚上入睡前，我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觉心中暗惊，不是很相信，但又没理由断然不信。第二天给一个也认识许立宇的朋友打电话，顺便提到这一传闻，那个朋友立刻信了，并说：“我就猜到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上步——折腾吧！”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Сhā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魏，如果我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于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毫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

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王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着，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Jian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婴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交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闪社会中一部份人蔑视另一部份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外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参以事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轩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在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时明鲜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老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Сhā队。

三

我那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扒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不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龀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咱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

坐他的车。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欠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假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显示出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和这家餐馆的法国厨师的手艺很熟悉的样子，很在行地为我们推荐了我们能吃的东西，特别嘱咐男侍给我闪二人的牛排要“煎得老一点”。他自己则只点了完全由生蔬菜组成的特­色­沙拉，可以想见他奢侈得已经咽不下任何油腻的食物了。我相信，许立宇还没诵俗到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和看我们笑话的地步。真正生活优越的人面对奢华决不吹距或沾自喜地如数家珍，只会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厌烦，冷漠。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么？要是再诉说一下对粗茶淡饭布衣陋居的想往就更像了。我们倒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空洞的往事。我很感激许立宇对我谈论时所使用的平等的口吻，这感激使我倾听他的谈吐时不自觉地浮起一脸庚笑，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在献媚时心中便懊恼不已。饭后结帐时，我想都没想要作一下付帐的姿态，只是默默地看着许立宇巫他那只­精­美的皮钱夹里厚厚的一摞钱中飞快扯出若许，放在男侍端着的银盘上。

这顿饭我吃得很压抑。连许立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着我说：“你怎么不爱说话了？你过去不是挺能说的么？”

“产生活……”许立宇和吴建新都笑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这话时内心很酸楚的。

吃饭时，我和吴建新共同有个默契，我们看出许立宇想挑我们问问他现在的生活善，我们就是不问！

四

我自认还是有自尊的，这自表现在只要许立宇不主动来请，我决不先去找他。吴建新就不同了，他有有一句头禅：“管他呐！”他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哥们儿！丫有钱就吃他！“他是真拉得下脸绑许立宇的车坐绑他的饭吃。他刚转业回业，工作还没安排，似乎也并不急着去上班。每天早晨一醒，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打电话给许立宇的车队，让他来车接他去吃早茶。许立宇车来了，他又不惜绕城半周去我们单位接上我，然后沿着一条条大街挑刚开张，最时髦的餐馆去吃。吃完早茶吃午饭，一天都在街上吃，不管有没有胃口，只要是没吃过的馆子一定要进去享受一番盘醒一番。看着他不歇气地顺序将菜谱上最贵的菜一排排点下来，杀人不眨眼使我心跳都不免加快。我对他说：”没必要点这么多菜，吃不了。“

“没都吃，摆着，看着——高兴。”吴建新笑说。

“你可真够狠的。”我笑，然后看许立宇。

“是不是没事，许立宇？”吴建新问许立宇，“你要心疼那就算了。”“没事。”许立宇强作从容。

“我这是教你呢。”吴建新对他道，“光有钱不算什么，得养成遭遇玫东西的习惯，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派头。”

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我不知道许立宇开出租车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想来不是金山银山，加上吴建新号了他的车当自己的专车用，他一天也没多少时间载客，时间长了，他也就扛不住了。

可只要他一犹豫，或答应得不那么痛快，吴建新就跟他翻脸。有次吴建新打电话找不着他，专程跑车队找他，他也不在，说是出车了。吴建新就生气了，晚上他开着车来找我们出去吃饭，吴建新便指着他骂：

“你牛逼什么呀你！你丫不就是个开车的样子么？你还少在我这儿抖­骚­我砸了你那车你信不信？”

许立宇解释：“确实是有客人包了一天车，跑了一天实在抽不出身，这不刚完事我就来了。”

“不去！吃你丫那几顿臭饭有什么新鲜的？滚蛋，你以后甭他妈再来找我们。”吴建新正眼都不看他，挥手赶他走。

许立宇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劝劝建新，他这人脾气太大。我是一开车的，人家客人包我车我能不去么？再说我老不出车哪来钱供哥几个撮呀？”

“走吧走吧。”我拉建新，“人许立宇专门来请了，你就别拿堂了。”“我今儿在地安门看见一新开的馆，不错，咱今儿就去那儿。”许立宇低声下气地说，“我请罪还不成？”

“不去！哪儿都不去！你以为我多爱吃你那破饭呐！”吴建新仍不依不饶。

我在中间作好作歹：这就是你不对了，人许立宇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就差给你下啮了，你还怎么着——给我一面子？“

吴建新笑了：“不给。”

我叫许立宇：“那咱俩去，甭理他。”

吴建新也就笑着跟出来了。

路上，我问许立宇：“今儿宰了多少？”

许立宇立刻眉飞­色­舞地讲：“那傻Ъ，老帽一个，计价器都不会看，我把‘夜间’‘回程’全给他按上了，足足宰了他‘三棵’，下车还一个劲儿谢我呢。”

许立宇也就在吴建新面前话不利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偶尔有事乘他的车的衣着普通的男女态度绝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有时我在他车上，路边有人招手叫车，他停车后一定要冷冷地先部楚人家去哪儿，那神态仿佛他的车并非为公众服务仅仅是做好事顺路捎人家一段，那时候，出租车管理不严，只要客人不强调，他从来不按计价器，要多少钱张嘴便来，往往倍于应收钱数，即使是按计价器，据我所知，他那架计价器也是经过自己调试的，每公里到八百米便跳字。

五

我不知道许立宇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的交情。吴建新对他如果算不上欺侮也是有点成心祸害，而我尽管待之以礼也绝谈不上知己。从一切可以计量的方面他都不需要我们，我相信他只要拿出十他之一的感情都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真挚得多的友谊。他在车队里很令人尊敬的。我们去他车队听到别的司机都叫他“许爷”或“大哥”，连车队的头儿都对他畏惧三分，见了面很客气地打招呼，主动上烟，对我们这些不知名的仅仅是许立宇带来的朋友也态度谦恭。

许立宇在车似乎是一帮年轻司机的头儿，那些年轻人甘愿受他支使。他的话在那帮年轻人中很有份量，这从那帮人对他的每句话都报以热烈的反应和哄堂大笑中可以看出。

他极随意地和每个人开极放肆的玩笑。

他似乎相当乐意为他的同事介绍我和吴建新，一名简短的“哥们儿”透出他颇为有我们这样的朋友上以为荣。

如果不是跟着许立宇，如果是我单独来车队叫车，只怕我要对这些司机点头哈腰。

许立宇屡次邀我们去他家。吴健新是­干­脆拒绝，我却不过情面，勉强跟他去过几次。其实没有任何事，只是他领着我向他爸爸和哥哥介绍一番。我和他爸爸哥哥原先都认识的。他爸爸改开大桥车后，我们经常坐他爸爸开的车去体育馆看球赛，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的赛事相当频繁。和他二哥的见面更使我发窘，他二哥上中学时便是个体魄建壮的小伙子，非常喜欢摔足和投掷铅球，曾蝉联数届我们那个区中学生运动会铅球投掷冠军。由于他的气质出乎其类于其他住平房的职工孩子，他引起了院里住楼房的全体孩子的愤怒。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拦截他，围殴他，几十人追打他一人。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孱弱的小学生，他曾狐假虎威地在大孩子们的唆使下朝他扔过石头。我记得那时他家孩子多，生活困难，他经常领着许立宇穿着破衣服来我们各棂的垃圾箱内捡废箱内捡废纸，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最爱­干­的事就是看到他们钻进垃圾箱，全将一簸箕垃圾道倾倒而下，看着他们灰头灰脸地从垃圾箱内仓惶而出哈哈大笑。

他二哥的个头现在比他还猛，块头还足，完全是个膀大腰圆的骠悝青年，其健美雄骏堪为中国人民雕像之模特儿。只是脸上已无有了他少年时代的羁傲不逊，极为懦弱。极为木讷。对于我的到来，像他父亲一样结结巴巴地客气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间全无声息了。

据许立宇说，他二哥现在一家工厂当保工，正在打家具准备结婚。我见过一次他二哥的未婚妻，那是个黄瘦­干­枯、毫无姿­色­的青年­妇­女。我对与许立宇家人打照面极不舒服，对许立宇的殷勤款待，诸哪沏咖啡、开洋酒之类的举动更不舒服。

我毫不容情地拒绝了留在他家吃饭。

六

许立宇的虚荣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把浮浪子弟的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的腔调学得维妙维肖。他偶尔会在沉默良久之后漫不经心地开口道，他今天拉了某一位影视界的红星或万众瞩目的名歌手“电视上看着挺漂亮，底下一看实在一般，脸上还有­色­班。”每到这时，吴建新便会尖刻地取笑他：“你肯定让人家签名了吧？”“没有没有。”许立宇会说，“我还不至于那么浅薄。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她坐车，我开车。”

“你得了吧，”我也奚落地，“你还不定觉得自己多荣幸叫，肯定巴结着乱献殷勤，帮着开车门是最基本的。”

“绝对没有！”许立宇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是那种人么？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在乎谁呀？不瞒你说，她到一地方让我等候她去找人，我都没答应。我对她说：‘我从来不等中国人’！”你肯定没说这话，这都是你瞎编的。“吴建新道，”我还不知道你？“”真说了。“许立宇十分焦急地分辨，”没说我是孙子！只不过不是原话。我跟她说这儿车多，再打也容易，我还有事去接人——没说我是孙子！“

他万分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是那种人么？你真觉得我是那种人？”吴建新便暂钉截铁地回答：“你就是那种人！”

他乜晃着眼睛瞅着许立宇：“要不你跟我们提这事­干­嘛？你跟我们显配什么？拉一唱歌的你眼着美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英国女王坐了人的车她还不照样是英国女王你还不照样是个开车的？”许立宇便脸红，讪讪地难堪：“我也没说我就不是一开车的了。我不过是那么一说。”“你不是那种人。”我安慰他，“你要是那种人我们也不会答理你。”于是许立宇如释重负，大骂世间那等花边小人，言表之激烈足见其对此等情状深恶痛绝。甚至说出放刁耍赖的放：“我就是一司机怎么啦？不高兴任是谁给多少钱老子也不伺候——不尿你这壶！”“就是！”我推波助漾地人他垫砖，“认识你们是谁呀——

你怕谁呀！“我和许立宇又拍肩又握手，抚掌相视大笑，其豪迈其自得不可一世。吴建新冲我悄悄眨眼。

七

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堕落。因为有了许立宇的车和他的钱包，为我们引诱那些轻浮的妞儿提供了很大便利。那时的社会风气已开始追求享受，但姑娘们尚未完全受到金钱腐蚀，尚未把自己当商品出售。还是很讲情调的，一顿饭就可以跟你上床。我和吴建新几乎夜不虚度，天天走马换将，就像日本人到了香港疯狂采购。我注意到许立宇对此的矜持与持重，他也和那些姑娘调笑，但始终保持距离，从末和其中一个哪怕动手动脚。他常常借口车里只能坐五个人，使夜载而归的姑娘头数保持在三缺一的水平，甚至不惜把一个姑娘孤零零地扔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我认为他畏惧单独和一个姑娘在一起。

我问他是不是童男子。他脸一红，连忙否认，大说下流话，以示对女人很­精­通。我说你这就不正常了，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生理上不健全。

吴建新也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如果你真是因为生疏，不知从何入手，我们可以给你派一个老师像教舞一样跳男步带你。许立宇郑重地对我们说，他对和我们厮混的那些妞儿一个也瞧不上，他认为她们不够档次，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许立宇的洁身自好和不肯同流合污的态度渐渐令我们深感不安，后时，也使我在狂放之后面对他有一种真挚的内疚。

我问过那些妞儿，许立宇在她们看来是否缺乏魅力，有些妞儿说不是，于是我鼓励她们引诱许立宇，并因此许下了物质承诺。妞们兴致勃勃地主动挑逗许立宇，可许立宇暴反应大出我们意料，令妞们无不感到扫兴，受辱乃至愤怒。

吴建新十分恼火，我也很不高兴，对我们来说，这近乎于一种对友情的不忠的背叛，差不多等于对我们本人的直接冒犯和贬低。“我们不能容许他一人逍遥法外！”

我和吴建新态度强硬地找他谈了，使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我们指责他是伪君子、阳萎、梅毒患者、同­性­恋，最后­干­脆宣称他是“二尾子”①

许立宇感到羞耻，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激烈地反驳他不是，甚至要掏出生植器让我们检验。

我们例慢地表示不屑一顾，如果他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正常，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正常罢。

许立宇气坏了，当晚便把一个和我们相熟的妞儿约来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许立宇便一个人先从里屋出来，坐在我们床边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是如何­干­的她，他多么善于把持，既尽了兴又未泄亏了自己。我听着蹊晓，如此所为何来？但见他说得绘声绘声又不见更大破绽。

他走了后，我们便进里屋问那妞儿。那妞儿正在一个人懒睡，听到我到问，便说许立宇昨天夜里把她一顿教育。说她年纪轻轻的何必要这么生活，家里人要知道她每天在外面这样鬼混还不伤心死。又说我和吴建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根本不会认真对待她，让她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他建议那妞儿去上个文秘或者缝纫学校，学门手艺，找个正经工作，产说他会帮助她的，如果她决心重新做人。最后还给了那妞儿二百块钱，让好今天就去交学费报名。就这么聊了一夜，连鞋都没脱。“他还真是个好人，和你们不一样。”妞儿说“说得我挺感动的，时都哭了。”我和吴建新又好气又好笑，问那妞儿是否打算重做人。那妞儿也笑了，撇下嘴说：“哪那么容易？一说罢了。”

我们扣下她不让走，打电话把许立宇叫回来。吴建新说今天中午我们请你吃饭，老吃你不合适，该回请你了。

许立宇很高兴，直说不必太奢，找一个过得去的馆子就行了。我们带上妞儿，一起乘车出去，找了个饭馆，可着二百块钱，点了一桌子菜。席间，许立宇不时暗暗用鼓励的眼神注视那妞儿，我和吴建新看在眼里，忍不住笑，那妞儿也笑。“笑得许立宇莫名其妙，傻笑着问：”你们笑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事？“我故意大声对妞儿说：”你真该去学门手艺了，老这么跟我们混家里人知道还不得伤心死。“

吴建新也说：“学裁缝怎么样？以后我的衣服都找你做，省得买了。”说得许立宇脸­色­发白，不住看妞儿看我们脸­色­，又不得不附和道：“真是，你才十八岁，学什么也都来得及。”

“千万别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呵。”我拍丰妞儿肩作语重心长状。妞儿白我一眼，说我讨厌，作势欲走。

吴建新拉住她，诞着脸对她说：“别走呵，说好咱们仨请许立宇的，还指望你那二百块钱付帐呢——还真拿走呀？”

“现在这好心人多难碰见，你好意思花人家钱么？可惜我们这些坏人没钱给你。”我说完看着许立宇哈哈大笑，许立宇像落水湿了毛的狗狼狈堪，一脸沮丧。回到吴建新家，我们都有些醉意。吴建新楼着妞儿解着她的衣扣对许立宇说：“我给你现场表演一下好不好？省得你老不开窍。”

妞儿一边打着他手挣扎，一边骂他讨厌。

许立宇坐一边垂头不语。

吴建新嘻嘻哈哈不顾妞儿的反抗，继续剥她衣服，同时对许立宇喊：“看呀，老师教你，你怎么这么不虑心？先捉住她的双手，腾出一只手解她的扣子，胸罩的扣子到背后去找……”

吴建新三下五除二地像剥花生壳似地把妞儿剥个半­祼­。

妞儿哭了，护着自己朝吴建新嚷：“你­干­嘛呀你？”

我醉眼蒙胧笑眯眯地坐在一边，也觉得有些过分，便对吴建新说：“算了，你别闹了。”

“不是，”吴建新拽着夺门欲出的妞儿道，“我这是为了让咱哥们儿好好学习学习，我这是给摆台呢，他自己不行，咱喂他。立宇，哥们够意思吧？”

“你太挤兑人了。”许立宇此刻抬起了头了。

他站了起来，牙关咬得咯咯响，双眼血红，面部的肌­肉­愤怒得不断抽搐。他抄起桌上的一只沉重的玻璃烟缸紧紧攥在手里向吴建新走去。一缸烟蒂烟灰扑簌簌从他掌间掉落。

“­干­嘛，你要打架？”吴建新松开妞儿。

“就打你丫的了！”许立宇大吼。

他一把揪住吴建新，猛地举起烟缸，一股烟灰纷扬而下，使吴建新顷刻蓬头垢面。我以为一场恶斗肯定阻挡不住了，我和妞儿在一旁都傻了眼，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我看到吴建新也害怕了，本能地抱头保护。

就在这时，许立宇哭了，手里的烟缸也没有砸下去。他举着烟红揪着吴建新的前襟不住地哭着说：“你太挤兑人，你太挤说人了……”

他那个凶狠的姿态经此一哭，变成了空洞无力地恫吓。

我急忙上前分开了他和吴建新，他的手臂软得像面条，似乎连烟缸都抓不牢了。他哭得像个孩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不停眨巴着眼，幽怨地望着吴建新反复说：

“我太挤兑人了……”

不知何时，他抹了一把脸，烟灰和泪水混和在一起，使他的脸和那副哭想十分滑稽。

烟缸掉在地上，“叭”地一声摔得粉碎。

八

此事之后，我和吴建新、许立宇二人都疏远了。许立宇第二天便来找我，一进门就堆出一脸笑，讪讪地坐下问东问西。问我吴建新是不是特别生气，又问我是不是也挺不高兴，然后又说自己为一个女的跟哥们儿急“真没劲！”解释说他那天不是冲我，对吴建新也不过是一时冲动，现在特后悔，托我和吴建新“说说”。接着便张罗请饭，一定要我拉上吴建新。我那几天正好感冒，便借故推辞了。我对他说你一定要请，我可以帮你约吴建新，你们俩当两谈。他说不，等我感冒好了再说。吴建新则在许立宇当天哭过走后，又抄菜刀又拎酒瓶往外冲，恨骂连声地对我侃了一下午他将如何活劈了许立宇。他认识的一帮朋友如何心狠手辣，专门替人铲仇，只要他一句话，许立宇即便是能继续活在世上，也注定只能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苟且偷生。过了半天嘴瘾仍不解恨，抽了那妞儿两个大嘴巴，搜去了她身上的所有钱踢她滚蛋了。

我不是说我对自己就不感到厌恶。老头说，并非此事使我头一次看到了我们三人关系的丑恶真相，我一直真切清楚地注视着我的恶行径，并为之寒噤，恶心不已。这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善良更正直或更道德，也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警醒更具勇气，而是事实本来如此。这种放荡的生活方式说起来，描绘在纸上是很有吸引力的，足令未曾涉足者目眩神往。而在真实过程中，兴奋、刺激以至快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天中这样的时刻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起十分钟，剩下的二十三小时五十分钟，刨去睡眠、无知觉的片刻和不动感情的交往，再加上不等时的闲适、惬意，仍有数十信于那有感觉的十分钟的时间内是无聊、空虚、极度的怀疑和极度的迷惘。如同­性­Ｇao潮，愈是亢奋之后愈是疲备和麻木。如同醉酒，飘飘欲仙之后便是加倍的头疼、恶心和清醒。

我无法摆脱罪恶感，用任何理论也无法去污，这就是为什么在有条件的国家里人们要借助吸毒使自己无所顾忌。

我无意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君子和实开家们就一定比用放荡的方式逃避两旁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我只是想说，我是个世俗观念很强的人。我很在乎面子、名利以及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和不想从年轻时就鬼混一生。我不是亿万富翁颓废的继承者，我的野心和自尊使我不甘沦落，我要有我的那一席之地。我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我必须像个初到一大城市的究光蛋在新社会里一点点积聚起自己的财富。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我决意告别放荡的生活不是出于顿悟、悔过，仅是一贯的自私个­性­必定使然。

这不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不再接许立宇的电话，对吴建新也敬而远之，一切吃喝玩乐的激请敬谢不敏。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中若­干­重要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仅仅过了两个月，“严打”便开始了。吴建新由于群­奸­群宿，集体­淫­乱被作为一个充氓团仿的主犯逮捕了，很快他的名字便出现在大街小巷张贴的刘云峰①署名的打红勾的布告上。

我抽身及时，仅仅受以吴建新一案办案人员的讯问。证实了吴建新和几个姑娘的关系，并检讨了自己生活不检点，恋受观不正确的错误，博得人公安人员的粲然一笑。

就是在那年，我辞去了公职。

九

转眼几年过去，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在自己钻营的领域­干­得很出­色­，成了一流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同时写言情和侦探两类小说，前一类为我带来了广泛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在一般人眼里，我已经成功的象征。

这期间，我换了几拨，朋友最后稳定在由一些和我经历相仿，现在又同在写字谋生的朋友组成的小圈中。

我的谈吐、举止以及气质与过去迥然不同，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温文尔雅。这种气质上的变化甚或使一些不了解我的人怀疑我的作品的真实­性­。

这期间，我的国家也日趋繁荣，很多人都不明不白地发了财，人们形容富裕不再以“万元”做标定单位。为了方便人们携款外出，国家发行了百元大钞。出租车已经在京城里成了灾，“打的”不再是奢侈的壮举，而是数种代方式较为便捷的一种。你很少看到再有哪个出租车司机摆出高人一等的加式，更多的是听到他们抱怨；活累、辛苦，受警察气，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仍高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但那数字已不是令人目眩咋舌的，他们已从令人嫉妨、想往的高度跌落了下来。

那天，我在一个饭店请几个有一饭之恩的外地朋友，吃完饭出来，在门口叫车。先开过来的几辆车的司机听说我去的地方不远，便恳告我，他们排了半天队了，如果拉我再到任何饭店都要从头排队，这样他们的客额就很难完成。他们让我到队尾去叫刚到的车。

我便往队尾走，从饭店门口到路口排了不下二三十辆车，车内的司机有趴在方向盘上看报的，有仰在座椅上睡觉的，还有开着车门互相聊天的，队尾的一帮司机凑在一起抽烟，互相打闹。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眼睛一亮如同砂堆中的玻璃片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出他是许立宇。

许爷黑了，黑得有些发黄，人胖了一圈，但不显得结实。他穿着那身西服，只是没打领带，西服很旧了，灰蒙蒙的像他的肤­色­一样黯淡无光，膝盖和膊肘处布满皱褶。他的眉琮间有疲惫、忧戚之­色­，这使他的双目显得很混浊，很无神。

他看到我后于不湿得特别热情，仅微微一笑，眼中似乎还有几分嘲讽。他向我伸出只手，摇着我的手说：“好久不见呵。”“好久。”我用力握握他的手。

“要车么？”“是。”我点点头。他的“雪铁龙”也像他的西服一样旧了，车身和玻璃上落满灰尘，前日下雨，还溅了一些­干­泥点，当年那么时髦的样式现在夹在那些崭新的“沃尔沃”“尼桑”车中活像个寒碜的嬉皮士跻身于衣冠楚楚的绅士行列。

坐在他的车中可以听到马达轰鸣时噼叭作响像国产洗衣机发出的嗓音。我有个预感，他知道我现在的成就，可他一句不问。我问他的近况时，他只是简短地回答：“还那样儿，老样子。”

我感到尴尬，无话可说，便没话找话，问他这车包一个月要多少钱？他反问我：“你要包么？”

“不不，”我说，“我的有些朋友需要包车，我可以介绍他们找你。”“我这车已经给人包阒呢。今天没事，出来拉几趟。”

我转而问他结婚没有？他说没呢。我主动告诉他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嗯嗯哼哼听着，眼睛盯着前方全神贯注驾驶。遇上红灯，我们在路口停下，我看到路边那间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的法国餐馆。这间当年名噪一时的高级餐馆在这几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豪华饭店和粤菜馆中变得默默无闻了，门口甚至摆出招揽路人的特价菜牌，用廉价的套餐吸引顾客。到了目的地，我掏出车钱给他，他问我要开票么？我说不用。我给他留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让他“没事找我玩去。”他说他还是老电话“没变”。然后招招手车开走了。

我想他不会给打电话的，而我早已忙闻他原来的电话号码。

十

邢肃宁是那种徐娘半老但­精­力反而更加旺盛，­精­神总是处于亢奋状态的女­干­将。我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认识她的，仅聊了几句，便被她慨然引为知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待人接物有一股丈夫气，根豪爽极热情，作风硬郎，虽然有给人一种强制­性­赠与的感觉。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以一种冲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窜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想和她联络时，常常看着一大片电话号码为难，不知哪个是她现在使用的。我国没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兴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留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资金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手，以及政府高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使馆官员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

她经常打电话令我去见“一个人”，都是她认为我应当一见的，对我大有用处的人，有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在她那儿重新认识了我的一些熟人。我们在她那儿吃饭、喝酒、互相恭维。而她则周旋其间，为我们勇于找其同感兴趣的话题，设想各种携手合作的可能。她有一种本能，一种不可遏制的本能，即：不能容忍有作为的人互不相识。

我们一些常到她馆闲聚的食客暗地里送了她一个谑你：侃姐儿。那天，我奉侃姐之召赶赴她的餐馆，一见面她便携着我手引入雅坐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一会儿让你见一个人，太好了这个人，对你太有用了。”

我素知侃姐脾­性­，也不多地问，笑吟吟地坐在一边饮茶等饭。侃姐的厨子那是第一流的，据说给过饭。

雅座间已坐了一些半熟脸的各路贤士，正在和侃姐起劲地谈论法国­奶­酪。我听了一会儿才听明白，原来侃姐准备把法国最好的­奶­酪引入中国人的餐桌，现在正办这件事呢。

侃姐道：“什么汉堡包、皮扎饼那都不行，哄小孩的玩艺儿。真正讲究就应该吃­奶­酪，营养又好，口味又正。要论西餐，美国人怎么能和法国人比呢？”

有位见多识广我电影编剧赞同侃姐的观点，提们他在一位外国人家中器尝到的进口­奶­酪的口感和咬头，口涎满嘴，津津有味。侃姐断然批驳：“那不正宗！你没见过真正的法国­奶­酪——这就觉得满足了？”那编剧申辨：是法国的么，我看到那上面贴着法文商标。“

侃姐同情地望着他：“那是人家蒙你老外呢。法国­奶­酪也分好几等呢。真正正宗名牌的每盎司比金子还贵，在法国也都是上等人才能品尝的，能让你像吃猪油似地大口嘴么？”

“肯定不可能。”其他人也纷纷附口，“就像我们，也犯不上拿茅台招待外国人，‘二锅头’他们已经觉得很够劲了。”

编剧自找台阶：“反正下等的都这么好吃，上等的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在座的人纷纷转向门口笑说：“来了来了，许爷来了。”我扭脸一看，见许立宇傍着一位正当红的英语歌星小姐赫然立于门口。他含笑步入餐间，环顾摇手致意。

那些傲然踞座的贤士名流纷纷起立躬身相迎，拱手赶着一迭声叫：“许爷，许爷，您这边请。”

侃姐连忙起立，把我推上前去，笑对许立宇说：“给你介绍个作家——这位是我的小兄第。”侃姐对我第二人道：“你们好好聊聊，准合得来，都是风流种子。”

“我们认识，多少年的哥们儿了。”许立宇一把捞住我的手，用力摇握，满脸笑容。

“你们认识？那更好了，更得好好聊聊了。”侃姐推我二人入席，对伺立门旁的服务小姐道：“告诉伙房，可以走菜了。”

几位华服盛妆的太太都招手莺声燕语地叫许立宇：“许爷，坐我这儿。”“不不，我先抽支烟，一会儿的。”许立宇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点上一支，退坐在桌旁壁下的沙发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许立宇问我。“常来呀我。”我把桌旁的一把椅子高过来，面对他坐下。

“怎么没见过你？”“噢，我这一阵儿没怎么来。”

服务小姐开始穿梭上凉拼，按箸斟酒。

有女士催促许立宇：“快来呀，许爷，我们可开吃了。”

“你们先吃，我们哥们儿好久没见先聊会儿。”许立宇大口疑烟，他的脸­色­和我前些时偶遇时并无多大差别。

“快来吃，小许，没你就不热闹了。”侃姐交臂趴以桌上叫许立宇，又笑对我说：“这人特神，你呆会儿听他给你讲他遇到的那些事，都够写个好小说的。你今天算是抄上了，到时候得了稿费别忘了有我一份。”

“你怎么不吃？”我拿起筷子问侃姐。

“我不吃，我呆会儿下去吃，我今天是陪你们。许爷，今天又碰上什么好玩的事了？说给我们听听——别光埋头吃。”

许立宇在桌对面笑笑：“没碰到什么邪事。”

“没再碰到妓汝拉你的客么？”

一桌男女都笑了。“我们这小兄弟勾引女人可有一套了。”侃姐笑对说，“你那两下子根本不行，差远了，根本比不上我们这小兄弟。”

“是是，我知道。”“真的没碰上什么事。今儿我不是跟您跑了一天，就刚才去拉了趟她。”许立宇一指和他同时进来的歌星，“然后不就一齐到这儿来了？”“那你就说说你遇上的那个小妓汝的事儿。”

“你们不是都听过了么？”“有没听过的，你没听过吧？”侃姐问我。“

“没有。”我抬眼望了下许立宇。

“听过再听一遍。”几位女士尤为起劲儿，“说吧。”

“那天我去首都机场送客，回来一个女的要了我的车……”许立宇看看我，吞吞吐吐来说，“她去那地方特别远，整个绕了全北京，往人都快到石景山了，到了告诉我没钱……”刑肃宁打断他：“你不能这么讲，你得学她是怎么说钱的。”“没带钱，带这个了。”许立宇双手拎着餐巾在腿上作了撩裙子的动作。一桌人哈哈大笑，女士们的笑声尤为尖厉，东倒西歪，开心之极。“这回讲得不如上回好。”刑肃宁批评，“省略太多。再讲一个，你那回是怎么拉一个­精­神病去天津迎接外轮的。”

“没意思，讲过多少遍了。”许立宇步步用眼睛瞟我。我避而不看他，低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东张西望找火。

“那就讲你和那个法国小姐的爱情故事，她是怎么看上你的？”一个不知是­干­什么的避暮美人娇声开口。

我感到被人用肘子力杵了一下，抬头看到刑肃宁笑眯眯地盯着许立宇说：“对，就讲你和安德蕾小姐悬殊浪漫故事吧，这可都是你亲身经历吧？”刑肃宁扭脸对我说：“看不出来吧？我们小兄弟还能被法国姑娘看上，爱得死去活来。”

我转脸看许立宇，看到他脸上浮起颇为得意颇为自负的神情。整个故事的详尽过程，我无法一一复述了。许立宇倒是讲得十分细致，有铺垫，有渲染，有人物，有情节，脉络清晰，活龙活现。但在故事­精­采处不时被哄堂大笑所打断，并被其他听众的点评、感慨、雅谑所转移，造成了某些段落的衔接断裂，起因不明，后果无踪。特别是故事讲到一半，邢肃宁接了个电话，她的一朋友要用她的车接人，她便派许立宇跑了一趟。故事的后半部分是由那些熟知情节的­妇­女们七嘴八舌补充给我的。讲述者众多，观点不一，记忆各异，后面的情节便有些莫衷一是，很多地方互相矛盾。­妇­女们为此还吵了起来，争论的结果使故事形成了有多少名­妇­女便有几个结尾的开放­性­结构。故事大致如下：安德蕾是个以法语为母语的白种姑娘，她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曾在台湾学了口生硬的“国语”。从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迹象看，她似乎是个雕塑家。至于她为什么要来中国，又不是短期旅游观光，主要有两种说法。比较正式更具说服力的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她父亲是个医生，和白求恩一样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在五十年代退了党，但对中国较之一般北美居民要关注一些，她的父亲曾对她说注意中国，这个国家将在下世纪成为重要的大国，如果你想有个还大前程的话。这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就对自己的女儿讲了这番话，不能不说是颇有眼力的，那时我们自己还没有想到搞四个现代化。据说这位医生在股票生意上也从未失进入过手。第二种说法近似于无稽荒诞，说是这位安德蕾小姐去美国游治，在华盛顿动物园看到中国赠送的大熊猫，被大熊猫的憨态所吸引，遂起意去拜望和这么可爱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总而言之，她来了，成了个混迹中国街头的外籍浪人，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感情。她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安兰馨。她是在邢肃宁的餐馆遇见许立宇的。当时在场的一定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出声的中国人，但一外国人，又是个雕塑家，能有什么眼光？她看到的只是肌­肉­、骨骼和那张硬纸板一样的皮肤。她不大能鲫解那些聪明的中国人的俏皮、机智、反倒被一个沉默的典型黄种人所震动。许立宇刚洗完澡，短硬的黑头发在刺眼的电灯光下散­射­出钢蓝的光芒，这光芒使他的脸­阴­影重重倍加忧郁，有一咱版画效果，令安兰馨小姐心醉神迷，柔情满腔，犹如大熊猫的形象所带给她的那种罕见的惊喜。要知道，特别是艺术家，对新的造物形态有一呼梦寐以求的想往。外国人是很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的、当一咱发现处于稍纵即逝的情势之下，他们决没有我们中国人待其再现的耐心和信心，他们会像溺水者抓稻草一样紧紧抓住眼前的机会。安德蕾小姐当场便露骨地表示了对许立宇的好感，或者说，她纠缠了许立宇。她公然对在场的人说：“他吸引了我。”接着那对蓝眼睛便如闪烁不定的猫眼盯住了许立宇，在这样一双眼睛的凝视下，任何旁观的中国人都会比当事者尤甚是害臊。

有人问安德蕾小姐：“他什么吸引了你？”

这句话引起了笑声，因为这有隐约的声情味道。

安德蕾回答：“他的眉毛。”

那是一双扫帚眉，又短又粗，呈倒八字。许立宇本人也觉得这近乎开涮，不免说些自我解嘲的话：“你完全可以也刮出这样一对眉手。”之类的。

安德蕾很认真，道：“是眉手，这眉毛使这张脸显得伤感，不管他是在笑还是表示开心，这眉毛始终在给你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悲伤如此醒目地刻在一个人的脸上。

中国人都笑了，许立宇许爷则更窘了，他连忙否认，他悲伤，心里很快活。安德蕾答道：“我并没说你心里其实是什么样的。”

没人知道许立宇的真实感受，他自己也始终是嘻嘻哈哈像是在说一件可笑的事。再三表白他从未对此事认真过，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为安德蕾小姐袂趣儿，“我才没那么傻呢。”当然，他照样为受到一个外国姑娘的青睐甚感得意，他的毫不为其所动更加重了这种得意感或者说使他有了一种优越感。这个由许立宇本人讲述的情节受到了一个自认为对外国人有更深了解的女士的质疑。据这位女士讲，即使是一个­操­法语的以放荡者称的加拿大姑娘也不可能如此公然地表达对异­性­的喜爱。其实人不分种族，信仰、民族习惯，在对待爱情的态度行为上是一样的。如此描述纯系对外国人的想当然毋宁说是对全体雌­性­的侮辱。

照这位女士的版本讲，安德蕾小姐并非对许立宇一见钟情，实际上，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许立宇。那天晚上，她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很热情，对中国说了很多恭维话，仅仅是为了使表达更易解、更形象，她在恭维黄种人的脸型优势和对美术创作提供灵感源泉的例证时顺带用许立宇的那张脸做了教具。真正产生感情冲动的是在以后。

安德蕾小姐包了许立宇我车，到郊外去挖她雕塑所需的胶泥。那是块风景极为优美的田野，远处隐约可见清代帝后们的红­色­陵墓。安德蕾小姐挖泥时心旷神怡，被风景撩起如絮情愫，那颗芳心本正处于搭弓上弦、一触即发之际。合该有事，那天忽至雷雨，将一个美丽鲜艳的白种小姐淋得愈发醒目。你们是了解外国人的，除非下刀子，否则无法使他们心情变坏，他们在劳动时有一种野蛮人发泄体力时的欣悦。安德蕾小姐­干­得更带劲了，甚至脱下衫衣像我们中国人用报纸包排骨那样包着一大块赭红­色­的胶泥跑回汽车。照这位单身女士的刻薄讲法，我们那位许爷都“看傻了”，住安德蕾小姐半­祼­着冻了半开，还算天良未泯，更主要的也许是怕没途的交通警察加以­干­涉，才脱下自己的上衣给安德蕾小姐披上。又怎么能知道他不是想给安德蕾小姐一个相等的­肉­体刺激呢？

我们这位许爷异不像他说的那么光明磊落。

他们驱车回到了城里德蕾小姐寄居的饭店。可想而知，两上人都浑身泥泞，狼狈不堪，于是在房间的卫生内先后洗了澡（这是确凿无疑的）。之后，才生了前面所提到的那段故事，包括蓝光的感召。但安德蕾小姐动情的并非所为眉手，而是许爷的嘴­唇­。她认为那总是紧闭的，像黑人一样憨厚的青紫­色­的嘴­唇­十分伤感，十分神秘，如同一把锈锁，锁住了无数令伤心的故事。偏那些些故事又像酒­精­一样易于挥发，一旦张口，顷刻弥于无形。因而安德蕾小姐不待知道那些故事的内容，便已经泪眼盈盈了。

她没有把许爷当作那种礁石般的经得起撞洗刷的男人而是把他当成易碎的、怕遭雨淋的、只能头朝上的日本电器­精­心地爱惜。她拒绝了许爷这个人或者说压根没邀请他，仅留下了他的衣裳。她很喜欢许爷这位男式上衣的中国气派，这对她无异于奇装异服，穿上便不肯脱下来，对镜搔首，沾沾自喜，这件中式男上衣在安德蕾小姐恍惚，不可捉摸的思绪中成了她和中国副为一体的象征。

她对神奇和不可知的想往还表现在数日后的一个黄昏。在代表中国从古至今一切的华丽、高贵和至尊无上的天安门广场上，由我们这位黝黑的许爷骑来一辆果绿­色­的人们常看到心忧如焚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上面赶赴医院的策型三轮车，后座上坐着那位金发碧眼穿着男上的安德蕾小姐，招摇过市。毫无疑问，这景象很美，足令安德蕾小姐获得坐在“雪铁龙”汽车里所得不到的满足。她完全可以对周围的自行车队的中国人脸上的惊骇表情视而不见。

安德蕾小姐追求美感，她有一双和我们中国人感光度不同的眼睛，陌生的中国城市使她的眼睛变得像刚出生的婴儿那么单纯、透明，具有鉴赏力。

她把那块从苍翠、水淋淋的中国田野中挖出的赭红­色­胶泥，斧斩刀削为一颗许爷头颅。后来我在许立宇家看到过那尊头像。的确是许爷的头，一眼便可认出，但神声我感到大相径庭，那是一种我从未在许立宇脸上发现过，其壮烈其狰狞大抵只在梦中才可想象得如此淋漓尽致。也许安德蕾是个浪漫主义艺术家，也许她确曾焕发了许立宇的某些资质，也许是那些红­色­的泥土天生造就了一种气势，表达了一种与模特儿无关的蕴意。看得出雕塑家在作品上倾注了理想，而与理想距离最近的就是模特儿，这不需要中国式的逻辑推演，安德蕾爱上了许立宇。这爱与结婚、出国和缔结中加友谊无关，爱就是事实本身，甚至也并非是爱一个中国人！

争议最大的就是这场爱情的结局。当事人许立宇其时已不在场，各位太太女士各执一词。有的说许爷把安德蕾睡了又抛弃了她。有的说许爷自知不故根本没敢靠近安德蕾的床。也有的说安德蕾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改主意了。尽管说法不一，但事实很清楚，发生了一次动人心弦的感情Ｇao潮，但终未成事，或是成了事但未结正果。在Ｇao潮时情绪的陡变起因何在至今是个谜。根据最荒谬即最真头这一科学公式推论，我倾向于接受邢肃宁的说法：

安德蕾情ｙu如炽，约了许立宇到她的饭房间幽会。为了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她一定找了个冠晚堂皇的借口。许立宇尽管嘴上一再否认他曾动心，但根据中国男人一向言行不一且并不一定要非有真情才可行动的惯例，他未尝不是抱着见机行事，得便宜捞一把的心态进的安德蕾小姐房间。由于所述皆为传闻，未经当事人认可，为避抄袭外国电影情也之嫌，进屋之后的种种作态，行为不再赘述，想来一定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如果算不上是惊心动魄的话。

和中国人习惯的想反（邢肃宁原话），那天在那个房间内是小姐扑先生。即使是位外国小姐，到扑先生这步田地怕也是受逼不过，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

据说安德蕾像扑­鸡­似地把许爷扑得满屋乱窜，咯咯叫声扑翅之声不绝于耳。情状如此不堪，安德蕾小姐尚能兴致不减，看来真是痴心可敬。一方面是真逮，一方面是假躲，许爷怕只是一时惊慌自然假不敌真。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几秒钟的混乱，许爷便被安德蕾小姐手到擒来，置于怀中。

其后小姐自然是大施笼络手段，这个她当然是会的。我不明白许爷何以仍能保持冷静，私心窃以为是小姐此时无有一吴侬软语，一口生硬的国语夹几句脱口而出的法语不管内容如何凭其语调之铿锵当令对象如斗法不过的孙悟空时时束裙跳出圈外。这句话大概是许爷心中暗蹩许久，恐惧已久，此时不吐，后果不堪设想。俟安德蕾小姐正当坦白正当陶醉，并欲进一步坦白进一步陶醉之际，我们这位许忽然开口，半是担心，半是谐谑：“你们是不是都有艾滋病？”

此语一出，许爷就是想也不能了。安德蕾小姐犹如旺火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形神枯槁。这实是个突如其来的却又结结实实的侮辱。与其说安德蕾小姐感到震惊，不如说她感到失望。接显而来的来的便是悲伤。她望着这个有着这那么漂亮头颅的男人心中差呀，为爱情悲伤，但悲伤的爱情又治愈了她心中的伤口。她只冷冷地对许爷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白人就不是人？”

安德蕾小姐不知所终。一说是她已回国，把这段伤心史当作不可多得的人体体验饱藏心底，孤独地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远方。一说是她仍在中国内地漫游，有人看见她和一黑人青年在一起。出车回来的许立宇含笑矜持地坐在一旁，像个凯旋的英雄听着人们传诵着他的光荣。

最后，他补充了一句：“我受不了外国女人身上的那股狐臭味儿！”

十一

“有意思吧？”邢肃宁笑着看我，“今天没白来吧？你只要抓住他，保你一军子有的写。有些更有意思的硌今天还没来得及说呢。”我点头：“有意思。”晚宴结束，许立宇用车送我们回家，车后座挤了一群吱吱喳喳的娘们称。为了送她们，我们跑遍不全城黑暗的旮旯。似乎全城的­色­狼今夜都在等着拦截我们这车半老徐娘，每娘们都坚持让许爷的车后ρi股顶着她们家门，才敢下车。许许爷一一照办了。车里只剩下我和许立宇，我发现他那挂了一晚上的笑容消失了。我注意觑察了他的眉毛和嘴­唇­，看不出有什么伤感。如果硬要说他的五官给人以感受的话，费如说透着一脸晦气。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呵欠，使劲眨巴着眼盯着昏暗的大街前方。“累，真累。”他看了我一眼说，“困劲儿又上来了。”

“你这一天跑多少小时？”

“没点儿，抓着你就得跑。邢肃宁使人使得倍儿狠。”

“她包着你车呢？”“要不我­干­嘛呀？”到了我家楼下，我对他说：“上去坐会儿？”

“太晚了。”他犹豫了片刻，又说：“你们家有什么？要不我­干­脆在你这儿睡得了。特想你好好聊聊，真的，今儿叫那帮娘们儿们岔，咱们也没聊成。”

他望着我的眼神十分诚恳，我说：“那走吧。”

他摇玻璃，锁车，刚要离去，又想起什么，回到车里拿出一个手提袋：“我这洗漱用具什么的都带着呢。”

走了几步，他对我说：“不爱回家，没劲，看着我哥他们就烦。”“你哥结婚了？”“孩子都三岁了，嘁，没出息！什么呀？小日子过得还挺来劲。”许立宇露出一脸不屑，连忙又对我说：“噢，我不是说你，你和他们不一样。”

“一样，都没什么大起子。”

上了楼，我爱人睡眼惺松地给我们开了门，见有客，又倒水又送烟，并为许立宇支了张折叠床，抱来­干­净的被褥。

“床窄点，凑和睡。”我爱人抱歉地说。“没关系，”他说，“我回家也得搭床，这就很好了。”

许立宇坐以床上，左顾右盼打量着我家陈设，啧啧你叹：“真不错，布置得真高雅，还是你行。”

“你别骂我了，还高雅呢，穷对付吧。”

“真的真的，我要是有这么一家，也就知足了。”

“这还不容易么？你们开车的手里一般不都趁俩钱？”

“看跟谁比了，看怎么说，哎，不提那个，没劲。哪天我跟你好好聊聊。”我以为许立宇今晚要跟我大谈人生，抡圆了感慨一番。可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他已经脱了衣服，躺以被窝里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他的脏球鞋臭袜子扔在一边，室内弥漫着熏人的臭脚丫子味儿。

十二

许立宇打算出国前几年就露过这话。那时他挺得意，可遇到有的朋友出国，他还是十分羡慕。包括我当时都有那种心理，认为出国和飞黄腾达是同义语。

有次我们送一个去阿根廷淘金的朋友赶飞机，在机场路被莫名其妙地堵住了。那个朋友很着，怕误了航班，可路口的警察就是拦住所有的车不放行。这时，一个庞大的国宾车队在警车的开道下，风驰电掣从后面一路开过来。大家着那些车里坐着的外国人和陪伴他们的中国人就骂：“牛什么呀？不就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当国宾车队的最后一辆开过去后，许立宇抖了个机灵，一踩油门跟了上去，对我们说：“咱们也享受享受鬼子的待遇。”

飞机倒是没误，可许立宇的车牌却被交通警察抄了下来。当我们从机场出来时，在第一个路口便被警察拦了下来。一个十分年轻警察冷漠地挥挥手让许立宇的车靠边，然后上来要他的驾驶本，装进自己口袋便回了岗亭。许立宇忙一溜小跑跟过去，又赔笑脸又递烟，那警察看都不看他递来的烟：“你少来这套！”许立宇再三央求，问警察他违了哪条章？警察就是不理他，照旧指挥他那个忙碌的路口的来住车辆。直到许立宇磨破了嘴皮儿，说尽了好话，警察才孟地掉过脸，指着他大声呵斥：“你算­干­嘛地的？也配跟着国宾车队走？这么多车这么多司机就你聪明？今儿你算聪明对地方了！等着吧，呆会儿市局的人来提你，为什么尾随国宾军队？相搞杀呀？”

一席话说得许立宇魂飞魄散。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纯属那交通警虚声恫吓。他足足训了许立宇两小时，耍足了威风，最后罚了款，才还了本让许立宇走人。

许立宇从警察那儿回来，一脸丧气，坐进车里问我：“你说我要是一外国人他敢对我这样么”？

我说：“那也得看你是一个外国什么人。”

“不用是什么，就是随便一外国人，他起码对我客气点吧？”许立宇最爱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从北京跑到香港开公司混的人回来后，一天夜里乘车被巡逻的警察截住。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生意的。警察说那就是体户了？那人掏头香港“派司”一亮，从容道：“不！资本家。”

每当讲这个故事，许立宇便两眼发亮，闪出异彩，说资本家那句话时掷地有声，明显带有某种快感。看得出来，他是多么希望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呵。

近年来，出国的人更多了，是个人就有不少朋友出国在外边混。其中不少换了身份回来，俨然外商，举手投足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邢肃宁一见许立宇便说：“不许结婚，尤其不要和中国人结婚。像你这么年轻，就应该出国闯一闯，老在国内呆着有什么出息？一定要出国！必须出国——包在我身上！”

许立宇就笑，当时不说什么。但时间长了，也不禁认真地盘算：“您说我去哪国合适啊？”

“哪儿都行。”邢肃宁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哪国都比国内强。邢肃宁侃是侃，但也真是有些办事能力。后来，她真把许立宇办到了日本。拿到日本使馆签证后，许立宇专门来找过我告别。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他问我：”你觉得我出国好么？“

我问他：“你­干­嘛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他连连摇手：“不行，我还开一辈子车呵？”

“那怎么啦？”他冷笑：“那我最后不就又变成我爸爸了？”

我说：“你以为你出国就一定能发财？”

他说：“那不管，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走一步看一步。”

许立宇出国前，大请了一次他的所有哥们儿，那天我也去了。他剪了个日本“板寸”头，穿了身笔挺的西服，还戴了副墨镜。他的哥们儿一见他就起哄：“行呵，许爷，这就装裹上了。”许立宇笑嘻嘻地说：“叫先生，以后再见我你们都要叫先生了。”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样儿像日本人么？到日本大行上他们认不出我是中国人吧？”

我笑说：“跟电影里的日本人倒是一模一样。”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抻直衣摆，两手交叉握在腹前，挺直腰板在餐桌走来走去，模伙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咕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像着以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贫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大声感叹：“炼拢”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叶哝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演员狂热痴迷重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声嘶力竭，暗哑的噪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嗥叫。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着：“八格！八格牙路！”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他一把搡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开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Сhā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手擤鼻涕。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了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不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是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是不争十，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人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市》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住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了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也有些愤愤不平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吞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但在这里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在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人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克：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像，他会为此编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股狠劲。

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

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所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我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的中国人。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气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家的公务员才会被门而入？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屋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汽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队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黑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依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咐给了他。他把尸件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都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补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体混浊的房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沉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式。

死者的ρi股沉甸甸地压地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前方­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迭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

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哨飞掠而过么？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咱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

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帜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竟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几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石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堂，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

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但毕竟是厨卫设施齐全有客厅有卧房的私己之地。当他工作之余，换上一尘不染的西服，开着他那辆“古桑”轿车去看他那些当苦力朋友，请他们去“中华料理”吃上一盘鱼盘­肉­丝，的确给人一种“混得不错”的印象。他就是那时染上往头发、身上香水的嗜好，满身香喷喷的味道使他显得有些像花花公子呢。

也正是在那年秋初，他遭遇了那场事变。在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劈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头子。据报纸引述目击者的报道，事发突然，过程也很简单。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带着两个保镖在街上走，正逢许立宇也在同一条街上闲逛。当时与他们同在这条街让走的人有成千上万。人们各有各目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大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而许立宇也许是去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此世不再相逢，就像当时他们周围摩肩接踵的其他人。也许许立宇正在为眼前的异国风情所陶醉，也许他另有心事，茫然若失，他根本没注意到那个大摇大摆的日本流氓正向他走来。那个家伙估计是看到许立宇可能会与他相撞，他可能觉得好笑，想看看这个不长眼的人笑话，另外他也压根没有人让路的习惯。直到这个东张西望、眼神惆怅的男人撞到他怀里，他才冷丁抬手扇了这个人两记重重的耳光。大概还骂了句：“混蛋！没长眼睛么？”这在中国，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街头小纠纷，互骂几句或互相厮打几下也就完了。可许立宇的反应大出路人的意料，连那个惯于斗殴的日本流氓也没想到，所以他后来毫无防备，几乎是眼睁睁地挨了许立宇一刀。那两个保镖也未及动作。就在他们数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对日本巡警。许立宇挨了耳光后一声未响，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对这记耳光早有准备。他转身进了路边的一家店，那是家日用品杂货店，他买或直接从货架上抄了把菜刀出来，揪住那个正神气活现准备往前走的家伙，当颅一刀。

事后，据警方调查，许立宇与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确实不认识。从他果敢地劈了人家一刀也可知他是不晓得这个家伙的厉害的。凡听说这个家信大名的人，尤其是日本人无不对其噤者寒蝉。但了解此事的中国留学生却不这么看，他们普遍认为这里另有瓜葛。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捕风捉影，或简单地按中国式恩怨观论及此事。许立宇的表现似乎也不令仅是把这事当作一个人人皆可遭遇的小侮辱看，从他迅速、连贯、一气呵成的反应动作和反应之强烈之凶猛之过当也给人以借题发挥、蓄谋报复的印象。

对方是个横行街头的黑社会恶棍，不难想见他会和许立宇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纠葛。黑社会主要工作便是控制行头的活动，他们把持赌博、卖­淫­，连垃圾婆都要收税，怎么能看着许立宇大发横财而不从中勒索派捐？在中国对黑社会市所未闻的许立宇又怎么能对这种敲诈不感到窝囊？开始他大概是忍了，但这种敲诈是无止境的，逐步升级的，有可能会变得忍无可忍。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我无从想象，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合理的成份相当多，遗憾的是终究无法得到证实。再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女人。从朋友闪烁其乱的讲述中，许立宇似乎有一个妓汝朋友。一个妓汝和黑祖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朋友也不能提供任何这个妓汝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十六

那是个中秋之夜。考虑到刀劈事件是发生在秋初，这个中秋节应该是上一年。我不知道当代的日本人还过不过中秋节，但老派的日本人一定知道中秋也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许立宇邀了一些男女留学生到他家一起过节，可以想象，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这个聚会搞得热闹一点。炒几十个菜那是毫无问题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供应也充足。可尽管大家竭力凑趣，聚会仍没能热闹起来。边喧嚣，边高歌，边纵饮，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凄凉。经常在一个笑话刚讲完，沉默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使场上的欢乐气氛像断了电一样嘎然而止，挂在每个人脸上笑容便显得残破、可怜。直到另一个人强撑着再次开口，才得以使笑声生硬地续接下去。大家都搜肠刮肚地想些有趣的话，但愈来愈多的人陷入沉默，不少平时有些酒量的人也都很快醉了。大量的酒非但没有活跃气盼的倒窒息了人们想乐一下的心情。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想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

有些孤处异国的男女留学生多数都已互相结成了一种暂时情人的关系，彼此寻求温暖。这时他到陆续一对对告别了，因到各自的住处用­肉­体的刺激来慰藉­精­神的苦涩。公寓里只剩下许立宇一个人和一大桌怀盘狼藉的残羹剩饭。

浑圆无缺的月亮使许立宇益发感到无地自容，皎洁的月光更使他周身清冷，月光温柔的笼罩令他希冀告慰的愿望格外强烈。他出了门，驾驶着他那辆旧民政部街头游荡。我们都知道新宿和银座是民政部的繁华中心，那儿既便是平日也是一派节日气氛，高校大厦光芒万丈，各种娱乐场所光怪陆离。这一切耀眼的光投­射­到许立宇昏暗寂寞的心中，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他带了足够的钱，足以买到一次销魂。

实际上这不需要下多大决心，鼓起什么勇气，只要他单身往那条街里走上几步，就会受到无热情、甚至是半拉半拽的邀请。

他注定要和这些门后隐藏的一个姑娘相遇。

他进了一家妓院，那家妓院的姑娘像一座大金鱼缸里游弋的各­色­金鱼，穿着极透明地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他用日语对老鸨说他要一个日本姑娘。

老鸨告诉他这都是地道的日本闺秀，有大学生，有名门小姐。他指中了一根文静极清秀的姑娘，那姑娘便温驯地迈着碎步低头跟着他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式，服务中多少花招的妓院我清楚，究竟是日本浴还是泰国后才真正感到畏怯。他严肃地用日语和那个姑娘聊了几句，那姑娘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身世，她是个正在读室内装潢设计的学生，为了买一套高级美术用具出来挣钱。他拒绝了那姑娘为他殷勤地宽衣解带，拒绝了那姑娘和他同浴。自己进了浴室泡在热水中仍无法说服自己像个花了大价钱的主顾无耻起来，思前虑后，又兴奋又焦虑，拿不准自己会给这个漂亮的日本姑娘最终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又怕被她看出是个雏儿遭到轻视。这时，他听到几个熟悉的字眼儿从虚掩着的浴室门飘进来，他浑身一震，血都涌到头上。在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外间有人在说中国话。那个姑娘正在悄悄打电话，似乎是打给远方亲方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也许是她妈妈，她正向家人问候节日。她的语调欢快、亲热，还带有几分撒娇。她抱怨没收到家里奇来的月饼，嗔怪家里人不关心她。她叫爸爸接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每回都是妈妈来信。她关心爸爸的身体，说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日本的同学老师都对她很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专门为她做了点心，老师还请她去了吃了晚饭。打工一点都不累，挣的钱也不少。老板娘对她很关照，不让她接三不四的客人。来店里的日本人也都很规矩，对她很客气……她突然住口不说了，她看到许立宇裹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呆愣愣地望着她。她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用日本对电话里说了句：“多保重。”放下电话迎了上来。

许立宇用中国话问她：“你家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淫­荡的、寻欢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此时此刻，在这间日本妓院花哨、俗气、四壁镶满亮晶晶镜子的房间内只是一个中国人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人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感动。中秋之夜的特殊气氛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心里加深了感触，仗他们不由对对方另眼相看，使习已为常的相遇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格外意味深长的韵味。他们不感到羞愧，只感到难得、幸运，似乎是一种苍天有意的照示和安姚。对方的不期而至在这时成了一种颇为神秘颇含寓意的象征。

他们之间契约关系顷刻间便为一种更牢靠更真诚的义务纽带所替代。可以想像他们之间随之而后的交谈，无论在旁人听来多么辛酸，多么饱蘸血泪，而在他们心中则只会激起阵阵暖流和温馨，令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欣悦。

据朋友讲，国内的人听到同胞在异国治落如此，无不表情惨淡，心中酸痛，为之感叹，为之惋惜，甚至怒发冲冠，大骂资本主义，大骂不肖子孙。而身在异帮的留学生便不会如此激动不安。此类境遇实为司空见惯，并非受逼不过，只为人所不同的手段之一。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大都要靠男人，区别仅在于是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所有人。

做妓汝并不特别下贱，只是运气不好，更谈不上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在北京住得不近，但在日本想来，住得也不远。许立宇对姑娘家那条街很阔悉，经常在那条街开车载客。他对那条街马路宽窄、楼群朝向以及有些著名去处，路边种的是什么种类的树木都能一一道来。

也许他们在那条街就曾见过面，但来去匆匆，或淡然一瞥或偶一回眸。他们的回忆充满了童趣与天真，如同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儿时时光。他们甚至搜灵出了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虽然这个人也许是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常年在街头嬉闹游荡的女疯子。

他们已不再是妓汝和嫖客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萌发了温存的念头和的情感。他们在分手时会感到依依不舍和彼此留恋。这可能使他们在中秋之意义以后的日子继续保持来往，而进一步的接触无法不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他们都不是盲目脱离现实的幻想型的人，他们都将每日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是会使他们保持冷静还是重重刺激了他们原已麻木安然的心灵？更超然了还是尤其敏感了？到底许立宇和那个卖春的中国姑娘之间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无从知悉。他们要仅仅是互相慰藉那是很容易的，也是不会有人妨碍他们的。但他们要是想改变现状，起意于他，那一切都不可逆料。人在两可之间是最受折磨的，而这种两可局面持续时间愈长，平衡愈难维系，以也就愈会作出极端选择。一旦压倒­性­的决断出现，人便可能铤而走险。

朋友驳斥了许立宇被处极刑的消息。实际上那个挨了许立宇一刀的黑社会头子难仅负了伤，虽皮开­肉­绽，血流满面但根本没有生命危及。况且日本似乎是个废了死刑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没听说过处决过犯人。再说许立宇是个外国人，这种情况一般连普通刑罚都不加所，也就递解出境了事。关于死刑的传说是危言耸听和可笑的。

“除非自杀，否则他肯定活着，没淮就在国内。”朋友说。

真究竟如何，朋友也不知道，但他向我保证，他能打听出许立宇的最终下落。

十七

朋友一去杳如黄鹤，对他的保证没有践诺。可能是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也可能是忘了。这也怪不得他，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有一大堆麻烦事，自顾不暇，谁还会特别关心一个人出现或消失，犹如非洲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角马在迁徒的路途上无视倒毙、掉队被捕食的同伴。

电视画面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食草动物的任何一次大规模迁徒踏过的路途都会遗身大片、一望无尽的累累尸骨。

以后的传言更加含混，语焉不详，我甚至无法确定是许立宇的故事。它们更橡是一种传说，经过无数民口头文学家加工、渲染过后的多彩多姿的神话。如果和许立宇确有联系，也仅是借用了他头况作为故事的起源、出发点和泊靠码头，作为文学家们想像力获得高度那有力地一跳所蹬踏的跳板。

事实与真相已被无可挽回地歪曲了。

我在一本很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字相当考究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框轲使不怀疑登胎于许立宇的故事。其中却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情也。有些明显是作者为了使故事更浑圆，更具人生感悟，或纯属为了讲述节奏、起伏褶皱等技术需要而设置的草蛇灰线。有些则煞有介事，但究其底里，也不难看出是为了制造效果，为了使事件发生更具逻辑、不可逆和在所难免。这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这个留学生在国内是个可吸的艺术家，似乎是个才情超人的画家，这就是作者将身自拟了。小说没有明确讲明这个在国内前程看好的艺术家为什么要到美国。作者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两难。他大概既不愿强调美国是片自由的也就是艺术的沃土以免触怒当局同时又显得浅薄，也讳言此人自视颇高欲壑难填这也难免不显得此人妄自尊大期期艾艾。这种妄意肚明躲躲闪闪的表述，其效果并无可能无限动机深邃之慨，倒显得此人既得陇复望蜀，仅出于自我感觉郎好便盲目奔向不可知。作者再反复强调此人到美国不是为淘金，也不能使其行为高尚，令读者不指谪他其后的一连串遭遇非出于咎由自取。

此人到美国、身份、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既反映了真实又表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惧和身为黄种人所深感到的不公平。虽然作者给了主人公乐天、旷达甚至有几分无赖的­性­格，但字里行间沉痛感、悲辛感处处可辨。

和许立宇的故事一样，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节日之夜孤苦伶仃，意欲寻求温暖。在唐人街街头邂逅了一个中国妓汝。不同的是那个节日是中国的春节，而那个妓汝则是主人公的旧日梦中情人。他们曾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念书，主人的公的单相思一直未被那位姑娘体察，她甚至都不认识主人公。仅把他当作一个有利吉图的商业机会，向他献媚，卖弄风­骚­。她在校期间先于主人公出国，主人公曾幻想过在异邦和自己的意中人相遇，但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以这么一种情形下相遇。这一点我在那位女士一出场便料到了，我猜作者不会落入这个俗套，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掉了进去，他大概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关系的人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情况下相遇那种感慨万千的效果的诱惑。也许他在把心目中高傲的公社安排这么一下下场时的心中满了­阴­暗的快慰。我怀疑作者在爱情上有过难于启齿的惨痛经历。他的座折感、受辱感都通过这一情也发泄出来了。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采。一个懵然无知，只当他是嫖客，无耻纠缠。一个深知底细，貌似调笑句句暗藏机锋，直刺对方心中隐秘。那效果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激动不已，毛骨悚然。可以看出，作者在写这段文字时是有生理快感的。

这时，他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那个风尘女子再不能是厚颜无耻、麻木不仁的。她必须是第三、橘的、毫无困难就能领悟的。作者可不想让自己的聪慧狡黠变成对牛弹琴。

然后就是一段孽缘。作者在写这段时心情错综复杂，他很想一了夙愿，但又对在这个已经残破、腌脏的女人身上获得胜利是否真是无可置疑的胜利拿不定主意。他犹豫再三，还是勉强通过他的主人公和这个女人睡了。

接下他便开始勾勒这个女子与其他风尘女子的本质上的不同。毫不阁墙地为这个女子使用大量的美好词汇，突出她身上那些末被烟花生涯磨损了的，在郎家­妇­女身上都是罕见的，任何男人都为之想往的优郎品质和可爱­性­格。给人感觉，即便是个妓汝和她睡了也不亏。甚至更可贵，激起了一个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的真挚感情还不可贵么？差一点就值得夸耀了。作者毫不困难地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现代观念，一种今所有迷恋贞节观的俗人自惭形秽的高人一等的倾向。

让我们摆脱开这个喋喋不休我讨厌的作者吧！

主人公和这个卖笑女子之间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依赖情结。作者还没有义无反顾地迫令他的主人公娶这位女子。但显然，他使主人公对这个女子我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救风尘是每个正直、善郎的中国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幸作者还没有让他的主人公说出那些道貌岸然的话，用道德的说教来使堕落者幡然悔悟。如果他的主人公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的屁话，我会立刻合上书，中断阅读。

他的主人公认识了那妓汝数月后回国了。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有朋友介绍他陪伴一个想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老板到中国考察。如果他­干­得好，受到老板的青睐，他很有可能成为这家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广泛的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这种回国旅行是很风光的。食宿均由老板包了，当他和老板用英语亲密交谈时，周围那些嚎华饭店的男侍们一定是神态毕恭毕敬的。他的一个手势，一声轻轻的吩咐都会得到迅速而至的殷勤服务。由于这家公司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他还随因板受到了相当一级政府之中员的接见。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和他立即地握了手。得知他是从大陆出去的，还鼓励了他几句，多做些加强中美人民友谊的工作，要“爱国爱乡”，“多回来走一走，四处看一看。”他在回国期间，去了那位风尘知己的家一趟。这段描写非常感人。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对身心交瘁、勤劳奉兰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实得连客气、塞暄都很慌张。去国万里的独生女儿是他们掌上明珠。他们本来是舍不得、不放心女儿远行的。但女儿大了，要按自己的志趣生活。他们很开通，同意也支持女儿去“闯一闯”。他们得知女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学业大长，生活无忧，便前疑冰释，眉开眼笑。他似乎听到了两位善良的父母心中一块大头“砰”然落地。

两个父母很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做母亲的更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来看望她的体面小伙子和她的女儿关系暧昧。她没理由挑剔这个年轻人，也希望女儿在异国有个依靠。对他十分热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在外面多照应些她的女儿。女孩娇气、任­性­，到目外国难免有不顺心的事情。做父母的远在万里之外也帮不上忙，况且女儿大了，有些也不愿意和父母讲，该批评该劝导的就全由他代劳了。

作母亲的希望女儿能在近年回来一趟，让他们看看。但又连忙讲，看她自己的情形定，不安因此误了学业。回国也需要一笔不少的开支，别因此负债。

母亲再三讲，不要她在国外再为他们买什么东西，他们什么都不缺，只希望女儿学业有成，终身有靠。

一个“想”字没写，但通篇充满深情、厚望。

他从女孩的家中出来，坐在绿荫覆盖的马路牙子默默地流下了泪。他回到饭店便给那个女孩打电话，可她的公寓没人接。他知道她晚上要工作，便在第二天清晨打，公寓仍是没人接。他从上午打到下午，每隔一小时便拨一次电话，始终没有回音。

这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到第三天仍没人接电话时，他沉不住气了，抛下了那个正打算去西安看兵弓俑的美国老头儿，买了一张飞机票动身回纽约了。

往下的故事就有些不像发生在美国了，从景致的描写和故事发生的地点及其气氛便应该是日本的某处。

主人公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外国城市，到处找不着那个姑娘，平常有来往的中国贸学生没有一个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他找到了她工作的那妓院（注意：在这里明确出现了她卖­淫­的场所，这和前面所写的美国式的卖­淫­方式有矛盾）。老板娘照旧表示一无所知。当他正要失望而归时，一个和她一块卖­淫­的中国姑娘悄悄叫住了他。对他说他要找到的那个人，不久前和一外国头儿私奔了。那个老年嫖客看中了她，他是个很有钱鳏夫，他说服了她嫁给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一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主人公不甘心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寻找她，向所有认识她和那个老头的人打听。终于得知了那个有钱的老头儿在一偏僻的乡下的地址。

他乘坐高速火车到了一濒临海边的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至此，我已经可以肯定这是在日本了）。

村庄建于山凹处，四周悬崖峭壁环列，峭壁下有终年奔腾咆哮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岩。

村庄已经败落了，青年人都进了城，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旷的街道白天也难得遇见一个人。

一个白发老妪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问路的他，夏未的一天，村里人确实看见那个独居数十年，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他们进了老头儿的大房子后就没露面。几天后，来送信的邮差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派出所的警察也来过了，检查结果是自杀。他们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好像帕死不了似的，又都吊在了厨房的门梁上。据说那个老年体衰的老头是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帮助下才把自己吊上去的。那个年轻女人看着老头儿拴牢了，怎么挣扎也不会掉下来后，自己才从窗不迫地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脚踢翻了凳子。

他们死得是那么迫不及待，从外面进屋后，没有触动屋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只各自喝了一杯水，大概也是为了吞服安眠药，然后就直接去厨房上吊了。

老妪把主人领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死者的尸体已经搬走火化了。门上贴着封条，据说死者的儿子已经把这所房子出售了，被一个城里住的律买去作了别墅，但新房主还没有来过，大概明年夏天才会带着一家老小，开着汽车来吧。

主人公站在阳光洳烈的小山坡，望着这个静谧、房舍被树荫半遮半掩的异国小村庄，呼吸着远处大海吹来的腥冷的海风，心中作何感想？作者没有提供，他也不便妄加揣测。

桠的事情与许立宇的事情如出一辙。主人公回到城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被一个戴墨镜的大汉撞了一膀子。那大汉劈头盖脸给了主人公几记耳光。主人公转身从路边店铺抄出一把菜刀，揪住汉子劈面一刀，那大汉倒下时，血污横淌的脸上还是惊愕的表情。

小说到此截止，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下落予以交代。从作者篇尾行文的语感与语境感觉，作者似乎隐隐暗示，主人公已全然对生死荣辱无所谓了。这就是说，他活下去还是步向死亡可能­性­同样大。

十八

除了这篇小说，还有一则铁闻，那几乎是个笑话，不知经过多少人之口的转述，到我听到时，讲述者也不知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只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笑话讲：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押解上了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至于为何遭到驱逐，一切无考，在这则笑话中也不重要。这个留学生上了飞机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直郁郁寡欢，心情黯淡，也不和同机的人说话。直到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从舷窗上可以看到蜿延曲折、白浪席卷的海岸线和阡陌纵横、良田万顿的大陆田野，他突然开口了，哼了出一段旋律：“呵，亲爱的中国呵，我的心还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呵……”他索­性­站起来，忘情对全机舱的乘客放声歌唱，一只手还多情遣绻地挥来挥去，帮助他形象地抒发感情。

那机舱内，除了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最多的是一个大型的日本旅游团的成。“这些戴着同样式的日本男女率先为他的歌唱鼓掌。他唱得的的确属于声情并茂，那些中国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或感慨，或赞许，或觉得好玩。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报以欣赏的微笑。

机舱里的气氛因他的歌唱而变得热烈。

谁也没注意，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唱的是一首曲流亡中国多年，多才多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所作词谱曲的歌。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就能够赢得胜利，呵——”唱到这里，他才觉得不对味儿，歌声嘎然而止，皱着眉头纳闷地坐下了。掌声更热烈了。

十九

据说，那架机没有按预期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下降时出了机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又拉了起来在空中盘旋。后来，首都机场原因关闭，那架飞机不知降到外省哪座机场去了。那天去迎接那架飞机的旅客的人们都失望而归。

动物凶猛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那是控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祼­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Сhā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现在想来，地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

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

黄昏，我才从那幢楼里怏怏不乐地出来，与下班下学回来的大人小孩擦肩而过，我们班的一位也住在这幢楼里的女同学看到我从楼里出来，停住脚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在我们这个地处温带、其居民的饮食结构又是以食草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发育都很晚。与我同龄的女孩大都身材单薄、面带菜­色­，除了头发长短不同和衣式的细微区别，她们并不具有特点。从民国男人们剪了辫子后发她们便继承了这一惹人嘲笑的发式，这也是几年后当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长发而女孩们纷纷解开辫子引得社会舆论大哗的原因之一——道学家们认为好民们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征。

这情势使我既纯洁又脆弱。

当然我的感情并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犹如一个人被从梦中猛地唤醒。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耻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当时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历朝历代都多，而书刊，谁都了然，其时只有“两报一刊”，最怀有偏见的人也找不出­淫­秽。后来，当我真的阅读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也是出于人们谈虎­色­变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它是年轻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并非将我拽入深渊的罪恶之手。老实说，这本小册子的糟糕描写曾在很长时间引起我对两­性­关系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暂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

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了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于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他的存在。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

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

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教师喊了一路口号。

那天全城备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下，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风凛凛地敲着由三轮平板车拉着的大鼓。

这种游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再走回来，到了学校门口再解散。

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

我们绕场一周雄壮地喊了些口号，和其他游行队伍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便沿着大街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教师也声嘶力竭变得安静了。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便围上去买冰棍，然后再去追赶队伍，在行列中东张西望吃冰棍蹒跚而行。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密麻的人群默不做声一望无尽。

他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军上衣、懒汉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台前，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

当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队伍经过时，他们扫去的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老师们则装作视而不见。他们是我的朋友，过去的同学，我父母禁止我再和他们接触的一伙。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嬉嬉地指着我喊：

“没劲没劲。”我自动脱离学校的队伍、大大方方走过去，心中充满有这么一群朋友的骄傲。班里的很多同学看着我，受到老师的催促，走远了。许逊递结我一支“恒大”烟，我匣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也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

他们在谈女人，这是个新话题。过去我们混在一起时，只有打架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时谁要和某个女孩子有店瓜葛，不但立刻威信扫地，而且肯定会遭到众人一致的羞辱甚至是一顿旅客不留情的暴打，我们认为那是有失身份和玷污英雄气概的。我极权一两个月没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谈起女人时那种恬不知耻的深谙此道真像一个个都是猎艳老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又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不乏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大名鼎鼎的人，不但结识了一些重要的男朋友，还和一些姑娘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我感到了一担脱离组织的孤单和落伍于潮流的悲哀。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米兰的名字，但我以为那是另一个人，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

他们用自行车把我驮回了家，坚硬凸出的车后把我胳得十分敏感。在食堂吃晚饭时，我看到他们凑在一桌低声交谈，脸上浮起的那么相像的诡秘微笑，使人感到他们在共同酝酿什么期待什么。我实在难以忍受被再次排除在朋友们乐事之外，但父亲在场使我不得不作出对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们的父亲大都在外地的野战军或地方军区工作，因而他们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残废，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警意并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着吃下去以免担上了个浪费的罪名。

在晚饭快结束的时候，食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在我出神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一下离桌围着一个系白围裙的战士打起来。食堂里的其他战士没有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和对荣誉的珍惜，怯懦地手拿饭勺子站在一边看他们的战友遭围殴。这个战士是个很强壮的青年人，但一虎难斗群狼，大概又有入党提­干­诸问题萦绕于心，并没放手还击，只是低挡，很快鼻子便被打坏了，注出浓稠的血。仍在食堂进餐的管理科­干­部试图劝阻，但未被理睬、自己也被搡到一边。后来，在食堂工作多年我们从小便吃他做的饭的胖子任师傅出来大吼一声，才骂走了那些惹事生非的男孩们，他们往外走时脚步十分急促，似乎惟恐避之不及。

我慢慢咽下碗里最后的几粒米，站起来往外走，食堂里的大人们都在愤愤不平地谴责这几个肆无忌惮的坏孩子，他们看到我时也怒形于­色­，院里的大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伙的。

那时，我父亲已先走一步，否则，他会认为这些谴责同样是针对他的，那样的话，我当真就要为朋友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了。我穿过二进大殿门，走到每到春天便有桃花、梨花和海棠开放的花园的游廊上，迎面看见一个长着狐狸脸的女孩从月亮门弯的那桂累累的葡萄架下闪出来，沿着游廊向我走来。她的打扮一看就是那种爱招摇的不正经女孩，其实服装没什么特别的，连一件时髦的女式军衣都不趁，只是那两把长及肩头的“刷子”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

我敏锐地意识到她是来找谁的，当时天­色­尚亮，花园有不少散步的大人和扎成一堆聊天的规矩的本院姑娘，大家都明白她是来找谁的。我目不斜视地和她擦肩而过，头也不回地拐入我家住的那排原来是下人住的平房。可能是腼腆的天­性­，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我一向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若无其事，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很冷漠或城府颇深。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的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类似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不讳言，书中革命者的无畏和勇气曾使我激动不己心驰神往，虽然保尔·科察金和亚瑟没有亲手打死成排成连的故人使我觉得他们还不够传奇，但我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对危险、动荡生涯的向往，确是因他们而激发。

而其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片段，当保尔最终失去冬妮娅的时候我为他深深的遗憾，而冬妮娅私逃的资产阶级丈夫再闪出现时，我有一种撕心裂腑的痛楚，那时我就试图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寻找两全之策。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Xing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父亲进来视察时，我已经睡了。当他放心地回房后，我便重新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潮湿柔软的土地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的天空还未受到严重的污染，比现在透明度好，月光更有穿透力，星星也比如今繁密、璀璨。

我沿着一房屋窗前的杨树林走。银光闪闪的杨树叶在我头顶倾泻小雨般地沙沙响，透出蒙蒙灯光的窗内人语呢喃，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走过。

我穿过一个个跨院、夹道小广场和花园，路过八角香楼时，从装着铁栅栏亮着灯的地下室窗户看到我们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卫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

我来到后院墙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边，远远看到黑黢黢的假山上，中间的那个亭子里有几颗晃动的忽明忽暗的烟头。果然，他们都在这里，那个狐狸脸的女孩坐在高洋身边笑吟吟地从容应付，他们厚着脸皮开玩笑，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

于北蓓比我们中的哪一个都大，当时十八岁，应该算大姑娘了，可智力水平并不比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更高。

她比我们要有些阅历，称呼起我们来一口一个“小孩”，提到不在场的人。也总说“那小孩那小孩”的。

她对我说话很随便，态度很亲热，一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我长得很乖像个女孩儿。这使我又喜欢又窘，一向伶牙俐齿当时却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脸也一定红了。除了哥们儿，从来还没一个人这么亲昵地对待我，更别说是个姑娘了，她那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态度一下就把我迷住了。

因为只有地一个女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说过于畏亵的话。

大家问她愿意跟我们中谁，她觉得我们中哪个更漂亮。当时­奶­油小生还不是贬义词，很受少女青睐，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漂亮、健康的男孩子，后来找再也没交过这么一致漂亮的男朋友。她胡乱指，甚至还指了我。虽然是戏言。可我心里是美滋滋的，宽容地把她列入可以配得上我的那一档。她向一边挤挤，挪出一个空位，招手叫我坐到她身边，这在她并非有意引诱和挑逗，仅仅是为了使玩笑更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今气氛更加活跃。我坐了过去，充满自豪。她用一手搂住我的脖子，令我立刻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发现她原来就是和高洋勾肩搭背坐在一起。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万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和，如同人们现在祟拜那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

说完好汉说侠女，谁最近又转入谁的手中“带”着，哪次有名的斗殴其实是哪个女的引起和召集的，后来又开始聊起本市哪个大院的女孩漂亮多情，哪条街上时常会出现一个绝佳少女而且目前不属于任何人。

这时，高晋提到了米兰的名字，她显然是于北蓓的女友，他们见过她。高晋请求于北蓓下次把她带来“认识一下”。

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

高晋表示他是真喜欢米兰，务必请于北蓓帮个忙。

于北蓓说米兰挺正经的，她和她说过好几次她都不肯来。

她搭在我肩上的手夹着烟，不时歪头凑手吸上一口，这时她就把我搂紧了，脸几乎接上我的脸。我甚至能感到她眨动的睫毛在我面颊上引起的柳絮扑面般的茸茸感觉。

夜­色­中浮动着假山上栽种的丁香树、香椿树和其它草木的馥郁芳香，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温馨印象。

后来，夜深了天也凉了，山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

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

当夜，我和汪若海作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涮”了两夜了。

我在朝阳门上了101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

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座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的旷课的学生在游逛。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和我打招呼，我问他怎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

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的战士从一辆卡车—上卸麻袋装的大米；一些没有职业的家属坐着小板凳晒着太阳齐党小组会，一个有三十年党龄在家乡当过­妇­救会长的­妇­女给大家念报纸。我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看我的目光很不友好。每个院落、每条走廊都洒满阳光，至今我对那座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食壁的耍人服府的即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座座殿门重重楼阁、根根泉柱以及院落同种类繁多的大簇花木所形成的热烈绚烂、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的惊心悸魂。其实那府邸在当时已很旧了，朱漆剥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经枯死或不再结果，金于池覆盖为暖气管道，殿门上的彩­色­缕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经过修补和翻盖已然面目全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充满渴求的心情急急向高洋家走去，一门心思想着于北蓓，一方面渴于了解真相，一方面又生恐惧唐突不是使他们而是使自己陷入难堪。她睡在高洋、高晋哥儿俩家使我昨天一夜为她忧心如焚。

他家的偏院内直分静刻，向阳的围廊里晾着邻居家刚洗的床单和衣服，空气中有浓重的潮腥气。

我敲了两下门，屋里没人答应，一片死寂。我正欲正敲，忽然失去了勇气，心惊­肉­跳地退了出来。

我垂头站在偏院外大院落的堪称小广场的天井中，阳光如同扬起的粉尘纷纷落下，心中茫然，进退失据。

对面二层楼走廊的小木栏杆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女推着一辆坐着个婴儿的童车掉头看我，在阳光中面容模糊。我走开了。路过汪若海家窗前，喊了他两声，听不见回声，便去礼堂楼上的方方家。他正在睡觉，开了门又躺回床上。我点着一根烟，价值在一边抽，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喝了口桌上杯里的剩水，认真地一口一口抽起来。

方方也点了一根烟，躺在被窝里抽把烟雾吐向天花板。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早烦了。我问他汪若海他们今天怎么想起去上学了？他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没等多久，许逊、汪若海等人一个个背着书包回来，摞下书包就抢烟抽，互相打闹着，嘴里不­干­净骂着脏话。

我也和他们一起互相辱骂，用最下流最肮脏的词句，没有隐含的寓意，就为了痛快。

然后我们就一直出去奔高晋、高洋家。许逊、方方一到便用力砸门，使脚踢门，汪若海还跳上窗台扒着窗棂往里看，笑嚷：“看见你们了，别急慌慌穿衣服。”

于是我也忙不迭地往窗户上爬，上去才发现窗户上严严实实遮着窗帘。高晋笑着把门打开，放我们过去，嘴里说：

“这帮土匪。”进了房间大家便往里闯，高洋、于北蓓穿戴整齐地坐在藤沙发上含笑望着我们，就像一夜没睡一直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到来。“想看什么呀？”于北蓓说，“没见过是么？”

高晋跟进来问我，“你早上是不是来敲过一次门？”

“没有。”我当即否认。

“你们三个人昨晚怎么睡的？”方方问他们，“屋里就两张床。”“上半夜睡这张床，下半夜睡那张床。”于北蓓从容应付，然后咯咯笑起来。

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廖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我变得快活起来。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怕被我爸爸看见，我不能去食堂，于北蓓也不便在食堂公然露面。于是我和她单独留在屋里，等他们吃完饭再给我们打回来一份。

我和她已经很熟了，呆只剩我们俩在­阴­森森的大房间里时，我还是像一个被人关了开关，没词儿了，只是沉默地抽烟。“你在家是个好孩子吧？”她把脸凑上来盯着我问，一口烟喷到我脸上。“根本不是。”我挥手赶散烟，又向她脸上吐了口烟。“我是我们家挨打次数最多的。”

她在烟雾中睁着眼睛笑，鼓足腮帮子用一个手指敲腮帮子侧，吐出一连串的小烟圈，“真看不出你像坏孩子。”

她一张嘴说话，烟就全吐了出来，她又吸足了一口，全神贯注地制造烟圈。我真想用两指使劲一捏她圆鼓鼓的腮帮子，来个一气尽吹的效果，想得心直痒痒，就是不敢真伸手去­干­。

“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我对她解释，“学校老师也都刚见我挺喜欢，后来没一个不讨厌我的。”

“你会吐大烟圈么？”她忽然过来，扒着我肩膀，一嘴烟气地问。“不会。”我说，吐了一个，果然不成形。

“我会。”她说，在我耳边接连吐了几口烟，但无一成功。

“前两天我还吐出一个特大的呢。”她说，很有耐心地坚持吐。她嫌这儿靠近窗户有风，坐在墙角的藤沙发上面朝墙吐。我问她上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她回头告诉我她早就工作了，初中毕业后去郊区一个果园农场当农工，每个月挣十六块钱工资。“我现在是学徒，出师后就能挣三十多块钱了。”她补充说。“那你够富裕的。”我表示对她已经挣工资的羡慕。

接着我问她老在外边“飘”，她爸爸不生气么？每天和男的混在一起。“他都气死了，可又没办法。”于北蓓笑着说，“好几次都说不认我这女儿。”“打过你么？”“怎么不打？捆起来打。”于北蓓做了个手脚被束缚的样子。我抓紧时间教育他，“其实你没必要每天不回家，在男的这儿住。我们都挺坏的，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多不好……”

“他想打我，可找不着，一打我就跑。”于北蓓听清了我的话，好笑地望着我“会出什么事？我早出事了，还等到你们这儿再出事？”她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把烟蒂扔到地板上用脚碾灭，抬头又白了我一眼。

我惭愧地低下头。她忽然怒容满面。吃饭的时候，她对我很冷淡，不停地和别人说笑，玩笑开得比昨天晚上更加露骨，使得一屋人兴奋异常，开心的哄笑声几乎掀翻屋顶。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一边用筷子把菜盘里的肥­肉­挑捺出来，扔进我盘里，我把那些肥­肉­又一片片夹到桌上，很快便堆起了白花花、油汪汪的一坨。

下午，我们没烟了，大家掏兜凑够了一包烟钱差我去买，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河”的。于北蓓拿过自己的军用挎包，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让我买两包好的。

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

这个娘们大概一辈子没吃过亏。

我买烟回来，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一见我推门进来，于北蓓忽然大叫一声，笑着向我扑过来，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在我的右脸蛋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

大家忽拉围上来，看着我的右脸笑说：“不行，没有印儿。”

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我便回来了，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这是高晋的主意。

实际上，这一戳记已经毫厘不爽地深刻地印在我脸上。

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份量。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议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么？

我用力推开了她，她揉着胸说我把她搡疼了。在别人的耸勇下，她再次上前要亲我一口，我打着她的胳膊把她别转过身去，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她疼得龀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她怒不可遏地冲上来要抽我，在别人的劝阻下才没有真动手，揉着疼痛的胳膊恨骂不休，别人也都说我开玩笑犬没轻重。后来她又转怒为喜，去亲许逊和汪若海，我坐在一边抽着烟看着他们调笑，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

那天晚上，我对父亲的盘诘表现得相当无礼，他一开口我便坦率地承认了今天没去上课。这似乎使他失望，他大概期待我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他便可以痛快淋淳地揭露我，从而增强震慑效用。

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我他妈才不关心逃学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已经承认了，你打我一顿得了。”我不耐烦地对他说。

我对那次皮­肉­之苦毫无印象，只记得夜里醒来，很久不能入睡，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和对于北蓓的深深着恋。

第二天，我还是老老实到学校去了。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我为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惟一办法就是欺骗。

如果说过去我对上学只是厌倦，现在则完全是厌恶了。老师充满信心灌输给我们的知识是那么肤浅和空洞，好像在我们的一生中真有多重要的作用似的。我觉得这个课堂完全不适合我，连坐在这儿听讲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幼稚。

我在课堂里无聊地坐了一上午，认为已经给了教师和家长足够的面子，中午一放学，我便偷偷背着书包溜走了，路过那栋灰楼时，我只稍稍想了一下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照片中的姑娘。

我在王府井南口找到了他们，他们在“中国照相馆”门前的树荫下的护路栏杆上坐成一排，一边吃雪糕一边盯着过路的姑娘。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成群结伙地追逐少女，或是­干­脆无所事事地呆着，互相结交，一些严重的集体斗殴事件也时常发生在那里。

到那儿去的年轻人，不论男女，清一­色­地穿着军装。那时军装的时髦和富有身份感是如今任何一种名牌的时装所不可比拟的。也只有军装在人民普遍穿着蓝­色­咔叽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显出了面料的颜­色­的多样化。国家曾为首批授予军衔的将校军官制作了褐黄、米黄、雪白和湖绿的咔叽布、柞蚕丝以及马裤呢、黄呢子的夏冬军服，还有上等牛皮缝制的又瘦又尖的高腰皮靴。这些都是值得炫耀的。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带垫肩的威风凛凛的军装穿在那些少年身上是那么合体，想来当时军官们的身材都很矮小。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于北蓓和他们在一起，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伙人，她和两伙人都很熟识，那伙人也带着两个女的，大家浊杂在一起说话。

她看到我很友好的笑，全然没有昨日不快的­阴­影。我也对她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

一个很水灵的单身小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大家像看驶过去的“红旗”车一样盯着她看。高洋和那伙人中最漂亮的一个男孩，追上去一左一右跟着她嬉皮笑脸地和她搭讪。

小姑娘只是低头加快脚步走了，一声不吭。他们跟她走到新华书店大楼门前便扫兴地回来了。

片刻，小姑娘又从原路回来了，犹犹豫豫似乎有点不再敢经过这里。我们大家看着她笑，高晋对于北蓓说：“你去跟她搭话。”于北蓓跳下栏杆就向姑娘走去，在不远处截住她和她说什么，笑着回头看我们。小姑娘脸红了，看了我们一眼又胆怯地缩回目光。我想他一定会过马路从衔对面走掉，可她始终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她羞答答地跟着于北蓓向我们走了过来。

“发给你吧，你们俩聊聊。”于北蓓笑着对我说，把我从栏杆上推下来。我实在很喜欢小姑娘的娇羞动人的神态，看年龄她比我还小，正是我在学校常常倾慕的校宣传队跳舞的那型女孩儿。我问她是哪儿的，她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又问她的名字，来王府井买什么东西。她羞得满脸泛红，眼神一个劲躲闪，却始终面带笑容。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很老练，可再往下就没词儿了，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她傻笑。

她倒很快镇定下来，不再害羞。另一伙中的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口齿流利地跟她攀谈起来，两句话就说得她开心地笑起来。我们一点没注意街上的情况变化，等发现刚才还仨五成群遍布街头的穿军装的男女少年忽然都不见了时，一个民警已经带着七八个工人民兵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被带“儿童电影院”，那儿是民兵小分队的据点。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

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于北蓓虽然也提着裤子、趿着鞋模样狼狈不堪，但神态象我们一样坚强，不屈不挠，那个小姑娘则一路哭哭啼啼，万分委屈，辫子不知何时都散开了。我真觉得她给我们这一行人丢份儿，很想回头喝斥她。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

屋里已经绕墙一遭蹲满了少男少女，刚才街上神气直足的那一伙人大部分都到齐了。

民兵们还在不断往屋里解人，墙边已经蹲不下了，新到的便在地当间一排排蹲下。再后来的就胡乱找个地方蹲下，面朝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人蹲累了便悄悄交替挪动双脚，把双手放到膝上撑住头。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

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不少人抬起脑袋东张西望，受到看管民警的喝斥，像割倒的麦子纷纷低下去。就在这时，米兰和另一个姑娘被带了进来。我听到门口的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

“臭德­性­，还涂口红呢！”

我回头，正看到米兰在我身后蹲下，女民警显然骂的是她，我看到她红着脸在笑，而她的嘴­唇­确实红艳欲滴。

她比照片上要高大，后来当我们都站起来时证实了我这种感觉：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这使她看上去比我看的照片里的她自己要大得多。

后来，我再三端详她后，为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她给人的感受犹如西餐中的­奶­油、蕃茄汁掺在一起做成的那道浓汤的滋味。实在的，她可能不比照片上的那个形象更具纯粹意义上的美感更令人陶醉和遐想。有一瞬间我也怀疑她们仅是相象。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

她在微笑，是朝蹲在另一边偷向她递眼­色­的于北蓓。

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看来以后真是不能打听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被谁抓了去跑不了要当叛徒。

我一哭，使那个警察很反感，轻蔑地看着，“就你这松样儿还打算在我们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霞呢？告诉你，什么镇灯市口、戳南池子、公安局全镇！说，哪呢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干­吗？”我说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买字典。

“去去，擤擤鼻涕走吧，以后少来王府井玩。”警察草草问了一遍，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又叫带下一个。

我连忙擦­干­眼泪，穿好鞋带，扎紧裤子，灰溜溜地贴着墙根窜出派出所。我没有等其他同伙，先坐车回家了。路上我非常生自己的气，觉得这事要传出去自己可没法做人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出门，像个女孩子天黑就上床睡觉了，对父母十分骋服。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下面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

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份子。第二天晚上，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撩起窗帘，看到许逊和于北蓓在纱窗外的月光下朝我笑。

于北蓓凑近小声对我说：“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昨天你怎么没来？”我又难过又欢喜，飞快穿上制服短裤打开窗户跳了出去。

落地时，于北蓓轻轻抓住我的手，扶我站直。

“你爸又管你了？”许逊问我。

“都是你妈告的状。”我不假思索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使之成冠冕堂皇的借口。

于北蓓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也无意松开，很快两只手便变得汗津津、滑腻腻。她边和我们并排走的许逊说话，边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划。

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智：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

那种大灰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并拉上从礼堂偷剪来的帷幕窗帘，高晋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没人。过去发现坐了一屋人，灯光雪亮刺眼，人头攒动人语嘈杂。夏天如此遮蔽门窗，室内闷热可想而知。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肥大的军裤绾到大腿根，热得满脸通红，拼命扇着扇子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时，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

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人握在手里装进书包。

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

“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框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和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驳壳枪令人羡慕。

大家忽拉拉往外走。“女的别去了。”在门口高晋对于北蓓说。

我们骑上自行车，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架上带着，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

院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

“怎么走？”率队骑在前面的高洋大声问汪若海。

被方方“二八”锰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一指右前方，“走仓南胡同”。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我们看到两垛红砖堆，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便纷纷下车，搬下砖头在柏油马路上摔为两半，一手各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

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矛少年正在砂堆上练摔跤。“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沿着大街狂奔，见胡同就往里钻。

我们一窝蜂地在后面紧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砖头雨点般地掷向前边拼命逃窝的野孩子们赤­祼­的后背。

一辆24路公共汽车在街中心猛地刹住，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纷纷从车窗探出头观望。

一些在路灯下乘凉下棋的居民百姓也紧张地从竹椅和小板凳上站起来。我们愈发­精­神抖擞，气焰嚣张。

拿过全市中学百米跑季军的高洋在吉兆胡同口一把抓住了一个正要往院门里钻的孩子。

我们随后紧紧围住了他。

那孩子在路灯下气喘吁吁地转过脸，由于恐惧脸­色­苍白，和他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对比强烈。他声嘶力竭地叫嚷：“没我事，我刚从家里出来。”

然后他一眼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他曾是我们班和我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六条副食店的经理。高洋得意地掐着脖子，使他的头向后仰，声音也变得呜哭暗哑。“有他没有？”他喘着粗气问汪若海。

汪若海还没说话，方方一声不吭地从人群中挤上来，用手里的砖朝这孩子的颅顶使劲一拍，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并抡起钢丝锁没头脑地一通乱抽。

高洋松开手，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地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直到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已经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了。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

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矛大汉瞪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赭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

那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院里，下车后便开始竟相夸耀。我的英勇无畏有目共睹，大家纷纷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

“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

我骄傲地挺着胸脯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大家找出半盒皱巴巴的烟分了抽。按照我们吹嘘的战绩，那个挨打的孩子必死无疑。

后来，我们拿了手电筒，从澡堂的窗户跳进去洗凉水澡。

澡堂的水泥地很滑，有人一进去就光脚摔了个大马队，我们打着手电光柱晃来晃去找着一个个淋浴龙头。

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冷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浴室内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晶莹的水珠在天窗透下的月光中泛着凛凛青辉的坚硬的水泥地上飞溅，犹如无数透明薄脆的玻璃杯接二连三地打碎，一地残片熠熠闪烁。大家边洗边用手电照下­体­，拿发育充分的取笑。

“直了直了！”大家忽然一起指了半大的孩子。

在倥偬悠高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骇人的Ъo起。

犹如肚子被撞了一肘，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枝梅花鹿的角杈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是活见鬼！

“你怎么这么流氓！”方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

那孩子被打哭了，捂着下­体­委屈地申辩，“我是尿憋的。”

“滚蛋！”高洋一脚丫踢在那孩子的ρi股上。

我已经迟到了，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沿着自行车道的洋槐树荫，想等第一堂课上完了再进校门。

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Сhā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

我像一粒铁屑被紧紧吸引在她富有磁力的身影之后。

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于在惮于单枪匹马的。我克服胆怯的决窍就是：闭眼。

我快步走近她，在她身后朝她叫：“喂，喂……”

她没有停步，只是微微侧脸回瞟，迅速乜了一眼。

“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嗓音稚­嫩­地对她说，抢到她前面拦住她。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我。

“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胯部，再次拦在她前面。

她犹豫地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我，然后她笑了。

她这一笑坏了，我一下脸红了，肚子里背好的词儿也全忘了，明知是俗套儿，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似地说：

“我仿佛在哪儿见过你。”

“得了，小毛孩儿，你才多大就­干­这个？”她忍着笑继续朝前走，走出几步还含笑回头看我。

我也笑了，她的笑容鼓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脸皮忽然厚了，追上她，对她说：“你不就是前边那楼的么？”

“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她皱皱眉头加快脚步。

“我还在东风市场派出所见过你。”我大声对她说。

她像脚底踩着了一个钉子立时站住了，转身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记­性­那么不好呢？”

她像我刚才一样刷地红了脸。我凑上去鬼鬼祟祟地对她说：“咱们到那边树荫底下去说呀？这路上有人看咱们。”

她飞快地瞟了眼过路的老太太，冷冷地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能和你认识一下么？”我诚恳地说。

“我觉得没必要。”“交个朋友吧。”这句话我说得十分老道、纯熟。

她“扑哧”笑了，大概这句话她听人说过千百遍，今天从这么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小孩嘴里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使她觉得好玩。“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

“认识一下有什么坏处？你可以当我姐姐么。”

“你到别处认姐姐去吧。”她转身欲走。

“你不跟我认识，我打你！”我恫吓她。

她嘲弄地看我一眼，“你打得过我么？”说完撇下我往前走去。我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想骂她几句，可离学校门口太近，路上已人来人往的，怕惹起一场是非，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就这么眼睁睁地放她走了？我知道如果这次放了她，下回再碰见我也不会有勇气跟她搭讪了。

这时，我见她的脚步慢下来，在十几米开外停住，回过身来招手叫我：“你过来，小孩。”

我眉开眼笑，近乎蹦蹦跳跳飞跑过去。

“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六。”我多说了一岁。

“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

“你多大了？”我问她。

“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

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

“没有，只有一个哥哥。”

“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

“保证听话。”“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

“我这真是头一次。”这我倒是说的实话。

“谁信呐！”她一撇嘴，“看你就像小油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也告诉了我她叫米兰，我没有把她和于北蓓提到那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

“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

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

“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

“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

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门口。

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

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

“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

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走吧，别恋恋不舍了。”

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

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过去时充满屈辱感。

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哼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

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

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见不如说是力图摆脱她，就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

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了只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

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然后她放我过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这时，我听到另外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

“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

“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

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

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不，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

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着铺着凉席的床上。

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

“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心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

“你来找过我么？”“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人就没影了，是不是又在别处认了姐姐给绊住了。”她搓完头发，把整头长发往上掀，一手揪着，露出胀得粉红的脸，直起腰笑着说：“最后没有又认识什么人？”

“听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游逛就不­干­别的了。”

“行呵，兑上点凉水。”她伏到水池前低头等着。

我拎着满满一壶水朝她兜头浇下去，“烫么？”

“可以”。她指示着方向，“朝这儿浇。”

由于她身材高大，尽管弯着腰，我也要费力用双手把水壶提得很高才够得着，好在随着水的倾出，水壶愈来愈轻。

她像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头的发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入迷。

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皿的不同效果。“看傻了？”她用湿手在我眼睛上抹了一下。

“你­干­吗平常不这么梳头呢？多好看。”她用拖把擦弄湿的地擦到我脚下，我往后退一步。

“那成什么了？你在街上看见有人这么梳头么？有第一个我就当第二个。”她擦了一遍地，否身拄着拖把站在日光投­射­明晃晃的湿地上朝我笑。回到她的房间，她把盘成发髻的头发解开披散着以尽快晾­干­。她赤脚穿着拖鞋对着镜子往脸上、手上和小臂上涂香脂，整个房间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和湿的头味儿。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懊热，她有些胖，很快热，便拉上暗缘­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

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由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几份。”她嘟嘟嚷嚷地抱怨。

“你会游泳么？”“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

“哪天表演给你看。”“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不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瘸捉摸不完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

“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

“你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有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

“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

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

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

“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

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热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装饰的忸怩动态的。我取下一张她的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

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

“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闭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

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ρi股坐回到床上。

“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

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

“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

“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声圆珠笔递给我。

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

她妈妈病恹恹地扶着腰进来，站在门口路有些诧异地望着我。我一下从床沿站起来，脸刷地红了。

“你欺负人家小孩儿了？”妈妈问她。

“没有，我们闹着玩呢。”她笑着说。

我知道自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很危险，每当从她家鬼混出来，我便陷入深深的忧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上荒废的功课。但回到家里就算对着课本坐到深夜，也是满脑子对她的胡思乱想度过的。她的一颦一笑成了我最孜孜不倦求解的工程式。这种夜以继日的想入非非搞得我身心交瘁，常常睡了一夜起来仍没­精­打采由于无力驾驭，最后我必然放纵地对待自己，而且立刻体会到任­性­的巨大快乐。

我宿舍地对待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

我几乎天天都到米兰家和她相会。我把她总是挂以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因而格外喋喋不休、眉飞声舞。我们谈苏俄文学、谈流行的外国歌二百首。为了显示我的下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喧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忘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来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悚。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纵情大笑次数最多的时候，我这张脸上的一些皱纹就是那时候笑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相对无话，她很少谈自己，而我又像一个没经验的年轻教师一堂课的内容十分钟便一股脑打机枪似地说光了。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过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错。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

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

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驱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

为了使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出入她家，我甚至抛弃对成年人的偏见，去讨好她的父母。我认识地作出副乖巧的嘴脸，表现一些天真的羞涩的腼腆。我尽力显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以博取怜爱和慈颜。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成功，那对夫­妇­始终对我很客气但决不亲近，也许当时他们就看穿了我，一个少年的矫情总是很难做得尽善尽美。

夏天的中午使人慵倦欲睡。有时她同我说着说着就没声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的扇子盖在脸上或掉在床下。我就坐在桌前听看窗外的蝉鸣随便翻她书架上的书看，尽力不去看她因为睡眼无意­祼­露出的身体。

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

我对这个家庭的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和米兰认识了以后，我几乎腾不出空和哥们儿一起玩了。我们那次打架带来了一些后果，那个挨打的孩子头上缝了三十多针，他爸爸和派出所的民警很熟，分局来人把汪若海和高晋抓走了，拘留十五天。还传讯了参加那次伤人事件的所有孩子。我因为在别的学校上学，白天不在，得以幸免。

院里知道了这件事后，所有参加这件事的小孩家长在­干­部大会上被点了名，受到训斥。几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许逊和方方跑到外面刷刷夜去了。有天傍晚，我坐电车回家，看见他们俩在故宫护城河边闲逛。

那些日子的晚上，我们都受到家里的严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门不。于北蓓也在事发的当晚流窜到别处去了。

不久，我们开始期末考试，我凭着悟­性­和故诌八扯的本事勉强应付过了语文和政治、历史的考试，而数、理、化三门则只好作弊，抄邻桌同学的卷子。最后也都及格了，有几门还得了高分，这不禁使我对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

考完最后一门课，我就跑到米兰家找她。她家来了个老太太，大概是她姥姥，一口难懂的南方话，说米兰不在，去买菜了。我背着书包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她正拎了一网兜­鸡­蛋和两条带鱼，站在蔬菜柜台前挑茄子和西红柿。

“你还买菜，小家­妇­似的。”我见了她后笑着对她说。“小家­妇­就小家­妇­呗，不买菜吃什么呢？”她把西红柿放到秤盘上，售货员又故意拿了几个坏的搁上去，翻着白眼说：

“这儿卖的西红柿不许挑。”

她也没在意，照样付了钱。

我们走出菜市场，她请我在冷饮柜前渴冰镇汽水。

“我们后天就放暑假了。”

“还是当学生幸福，每年还有两个假。”她吮着汽水瞅着我说。“不上学了，我就不一定能天天来了。”

“你打算上哪儿玩去？”

我对她没有流露丝毫对我不能天天来遗憾感到失望。

“哪儿也不去，游泳，打篮球。”我渴完了一瓶汽水，玩着麦管。她的瓶子里还剩了多一半黄澄灌的汽水。

“我的假条也快满了，又该上班了。”她似乎有些忧郁。

“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吧。”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她，又对她吹了通我们院的好玩和我的朋友们的有趣。

“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些小坏孩儿呢。”她笑着说。

“你来吧。”我求她，“你不想认识他们就说是找我的。真的我们院就跟公园似的，哎，可以照相。”我眼睛一亮。

她笑了，“再说吧。”还了汽水瓶子，拿了押金往家走。

我跟她到灼热的太阳地，“别再说呀，到时候都不好联系了——说准喽！”“好吧，你说哪天吧。”她含笑应允。

前面走过来两个我们班同学，我连忙从她身边躲开，假装和她不认识。回到院里，还不到中午两点。院里鸦雀无声，各家各户在午睡。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他家门内出来，穿过殿门沿着游廊急急往后院奔。我叫他，他脚步不停地对我说：“高晋和汪若海回来了。”

我连忙跟上他，一同来到高晋家，所有哥们都在，正怀着浓厚兴趣听高晋吹他在看守所的表现：

“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

享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嚎，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

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掸得到处都是。

“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根本折不了。”“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

“算了，一个院的。”高晋宽容地说，“以后不跟他过事完了。”“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

“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听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

我也顺势想从许逊的烟盒里抽一支，遭到他的训斥：“你老蹭烟，从没见你买过。”

我觉得他们刷了两天夜后，一个个都变得有点蛮横了。

“有什么呀，回头我还你一盒。”我不甘示弱，坚持从许逊手里拿根烟点上。心里直打鼓，生怕他和我翻脸。

“你最近都­干­吗了？怎么老没见？”高洋问我。

“找不着你们，自个玩来着。”我作出一副独行侠的样子，“明儿我给你们了‘圈子”，刚在西单商场拍的。“

其实我把米兰称为‘圈子’，并无这一蔑称本身所包含的污辱意思，仅仅是当作女­性­第三人称的代称。当时没有什么更多更中听的女­性­称谓，我要不叫她“女同志”，就只好­干­巴巴地称为“那女的”。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果然转移到我身上，我也跃成为在这段时间内有所作为的好汉。

我要不想被人当作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有弄虚作假。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朋友们毫不怀疑我是用通常的方式结识并控制了这个“圈子”。

我焦急地等待院里下午上班的班车尽快开走，我可不想让我父亲看到我居然和女人有了勾搭。

班车准时开走了。我变得有恃无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门口伸着脖子张望，我甚至希望过路的院里同龄女孩子留下来观看我和一个那么高大美丽的女人的约会。

约定的时间过了二十分钟，她才在胡同另一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向出现。当时我已经在胡思乱想，把种种意外、天灾人祸都考虑到了，陪我在门口等的卫宁也嘲笑我被“涮”了。这时我看到她，一个箭步窜到大门中央，高举起右臂像欧美港口城市常见的什么女神矗立在那里。

她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笔直地向我这边走来，我放下手臂心情复杂地望着她；想来期待着她有一个光辉夺目的再现，起码也应该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给我的朋友们一个不亚于我初瞻其风采的同样倾倒才够味儿。可她完全没有体察我的苦心，随随便便在我看来穿得乱七八糟就来了，而且既没打伞也没戴墨镜，一路暴晒脸红得像个煮熟的螃蟹姿­色­大打折扣——叫我怎么拿得出手？

真不喜欢她这么普通，效果全没了。

她走近我，脸上露出笑容，“抱歉，我是准时到的，可迷了路，你们这儿的胡同真够难找的。”

我挑剔地看着她，一点没显出热情，冷淡地给她介绍卫宁。“你好。”她低头和身材矮小的卫宁握手。

我们俩带着她往院里走，她一路看着园林建筑赞叹，你们这儿真是挺好看的。“路上遇见的大人小孩都对我们侧目面视。她浑然不觉，”这院子挺深，住的人还真不少。“

卫宁悄悄对我说：“可以，够飘的。”

“她今天没好好穿。你没见过平时她的样儿，那才飘呢——否则我哪会拍她！”

我们带她到假山，他们全在上面的亭子里抽烟，我发誓他们是看到我们上山后才摆出那么副随意的姿态。

享晋一见米兰就说：“我见过你。”

别人则都是一副倨傲的样子，他们用拼命抽烟和粗野的举止来掩饰个人心中的激动不宁。米兰无论身高还是块头都大我们这帮包括最粗壮的方方，坐在我们之间有点像长颈鹿和一群梅花鹿混在一起。“你是不是和于北蓓一个农场的？”高晋问。

“是。”米兰点头，她似乎有点不愿意提起工作的单位。

“于北蓓跟我们特熟。”高晋说。

“是么，她认识人挺多的。”米兰微笑着掉脸看假山周的风景，“这假山够大的，那边还有两个亭子。”

院里冰棍房的冰棍制出来了，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冰棍车从山下经过。我下山买了半纸盒小豆冰棍，上来分给大家吃。许逊、方方打打闹闹，看到那边亭子里有几个小孩在打弹弓仗，便去一人抢了一把弹弓枪，在假山石、树之间互相­射­着玩，把小孩追得满山跑。

我也到另一个亭子抢了一个小孩的弹弓枪，把他兜里的全部纸弹都搜了出来，领着一帮小孩和许逊方方展开对攻。

我希望米兰受到朋友们的欣赏，如果他们能产生引诱她的念头我更满意。我也希望米兰能对我的朋友感兴趣，希望他们多交谈，增进了解。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地位牢不可破，所以我乐得大方一些，潇洒一些，让别人觉得我这人满不在乎。

看到米兰和留在亭子里的高家哥俩从容饶有兴趣地聊起来，我感到欣慰。一个麾下的小孩按照战斗的原则伏击了方方，用纸弹击中了他的脸，把他打疼了。方方急了，追上小孩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耳刮子，小孩被打哭了，弹弓便也只得中止。

我们几个到另一个亭子里吸烟、喘息。他们看着坐在中间亭子里和高晋、高洋聊天的米兰，轻浮、刻薄地议论：

“一看就是圈子，ρi股都给­操­圆了。”我认为他们的评论极不公正，私心觉得连我的感情都给玷污了，可在哥们儿面前是不能为一个女人辨护的。也跟着笑。

“你觉得她好看么？”许逊问我。

“就那么回事吧。”我仰着脸说。

“这种女的天安门那儿一帮一帮的。”

“咳，我就是觉得她有钱，每次我们去冰室都是她请我。”

“你动了她么？”“你想我会闲着么？”“哎，赶明儿我发你一个。”许逊拍着我肩膀说。“比这可­棒­多了，特水。”米兰在远处笑起来，头向后仰，满面春风，高晋、高洋则一脸坏笑。隔一会儿，笑声才传过来，他们又在亲热地交谈。

米兰比手划脚说着什么，眼睛四处张望，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继续对高晋他们讲。

我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咱们过去吧？”我对大家提议。

“过去­干­吗？多没劲，还不如在这儿坐着。”方方又和许逊打闹起来。他们互相较着膂力，站起来撕掳看到亭子中间，最后方方把许逊胳膊拧到身后笑着问：“服不服了。”

方方刚松开手，他又反扑上去锁住方方的喉咙，一边喊我：“快上来帮一把。”我把烟叨在嘴里，上前按住方方拼命往后捣的一条胳膊，把他的手腕反拧过来，一边用脚使劲踢他的岔开撑在地上的一只脚。那只脚终于被我踢松，方方失去平衡，坐了个ρi股礅。

我和许逊松开他，撒腿就跑，直奔中间亭子，方方在后面追。我们笑着跑进中间亭子，方方也追到了。我先告饶：“服了服了，别闹了。”“弹个钵儿。”我伸出脑袋让他在额头上狠狠弹了一下，擦着汗在米兰身边笑着坐下看他去追许逊。

他在另一个亭子的方阶前追上许逊，打得他“哎哟哟”乱叫他押回来。‘跟大家说服了——大声点！“

“服了！”许逊一跳老高。

米兰笑着看我们闹，听到高晋说什么，头往一凑坚起耳朵，“你说什么？”“哪天你弹段琵琶给我们听听。”

“行呵。”她坐直说，“哪天我把琵琶背来。”

“你要会拉小提琴就好了，我爸爸他们军文工团就缺小提琴。”“会弹琵琶不能拉小提琴么？”卫宁问。

“两回事。”米兰说。“一个是弹拨乐器，一个是弦乐，使弓子。”“你可别去他爸他们军的文工团。”许逊说，“一去先得叫他爸糟踏了。”米兰光笑，高洋就抓住许逊胳膊，问方方：“是不是还得治他？”许逊跳开逃到一边，“胳膊都打脱环了。”又对我说，“你说他爸是不是比他们花？”

“没错，花得厉害。”我笑说。

高洋追打许逊，反被许逊一路各种勾拳、摆拳打过来，“来呀，来呀。”高洋也以各种拳击作动招架，两人花拳绣腿来来往往比划了几个回合，少着收势凑在一起点烟抽。

高洋手里甩着烟坐回来说：“真花的其实是方方他爸，你爸是不是作风问题降过级？”

“你算了吧，我爸哪有那本事。”方方说。

“反正我知道你爸两老婆，你在老家还有一大哥。”

“那卫宁他爸还娶过仨呢，其中一个还是地主的闺女。”

“爸都死了，还说他­干­吗？”

“死了也得批判那思想呵。”大家笑说。

“你想当兵呵？”我问身边笑吟吟倾听的米兰。

“嗯。”她淡淡地说。“­干­吗不考‘战友’呢？”

“我还考总政呢。”

我讨了个没趣儿，讪讪地不吭声了。

“哎，你会弹琵琶，那也一定也会弹吉它吧？”许逊冲来米兰说。“那倒行，拨几个和弦伴唱没问题。”

“那我家有把吉它，我拿来你给我们弹首《山楂树》吧。”

“得得，你闹不闹呵？”我说许逊。

“晚上吧。”高晋盯着米兰说，“晚上你别走了，咱们到假山来唱歌。”“你不能晚上不回家吧？”我问米兰。

“那倒无所谓，我今天出来倒是和家里说了回农场。问题是我晚上不走住哪儿呵？”

“这你放心，我们这儿可有的是地方住。”许逊笑着说，“你愿住谁家都行。”“那我挑一家吧。”米兰笑。

“就挑我吧。”许逊拍着胸脯，“我那儿凉快。”

大家便笑，米兰也随着笑，给了许逊近乎一个媚眼。

“哎。”她扭头对我说，“你家能洗脸么？我觉得我脸上特脏，风吹了一下午。”“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说要在我们这儿住？”路上我埋怨她。

“怎么啦？不好么？”“当然不好了，”我提高嗓门说，进了家门给她打洗脸水，暖瓶里已没多少热水，我往盆里倒的时候不留神把水碱也倒了进去，“你知道我们这儿都是什么人？”

“我看你们院小孩一个个都挺老实的。”她撩着上面那层­干­净的水洗脸，攥着香皂骨碌碌滑转，涂了一手香皂沫儿，仔细地搓洗十指，“听你说还以为他们多坏呢。”“你以为呢，噢，坏非得写在脑门上？”她不做声，开始洗脸。

“你是不是常在不认识的男的那儿住？”我把我的毛巾递给她时，忍不住讽刺了她一句。

她怔了一下，接过毛巾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擦脸，“你生气了？”“没有。”我气乎乎地说，“就是觉得……”

我想说她轻浮、贱，又觉得这么说太重了，弄不好会把她得罪了，转而问：“高晋都跟你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就说我想当兵他可以帮我。”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你从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次见他倒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

“瞎聊呗，就说起来了。要不­干­吗？­干­坐着？这可是你叫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自己和小孩去打弹弓仗，还说呢。”她这么一说，倒说得我怪舒服的，不禁笑起来，“当着他们的面，我哪好意思跟你多说话呀。”

“那有什么？咱俩也没别的什么关系。”她在窗台上的擦脸油盒子里挑，“哪个是你妈使的？”

我指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她打开盖子嗅了嗅，挖了一指头涂在鼻尖、额头、双颊上。

“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既然人家说能帮我，我就利用一下他呗。我真是挺想当兵的，从小就想，可惜我们家是地方的，没路子。”她把星星点点的雪花膏揉开，回头问我：“你说他真的会帮我么？”“会吧。”我说，“只要他爸爸点头，进他们军的文工团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帮你问问——你琵琶弹得怎么样？”

“问题是我的琵琶弹得一般。”她笑着转过身来冲我说。

这时，我听到门一响，我爸爸进来了，手提公文包出现在米兰身后。当时我就脑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进一块方头密密麻麻溅到脸上。他怎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回来了？

米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回过身去看见我爸爸。她也有几分局促，但基本坦然，微笑地向我爸爸问好：“您好，叔叔。”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这是，这是我们老师。”

米兰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爸爸打量了米兰一眼，用那种洞悉一切的沉稳目光看了看我，对米兰说：“你跟我来一下。”米兰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她低头跟我爸爸到他的房间去了。我听到我爸爸房间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父亲的声音很浑厚，一字一板，听上去很有条理和信心；米兰的声音则是低喃、不连贯的，有时蹦出几个清楚的词。

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过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情。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

片刻，他们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个人都很严肃。

“我走了，叔叔。”米兰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

父亲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

我急忙上前小声问开门欲走的米兰：“他跟你说什么了？”

“教育了我一顿。”米兰小声说了一句，匆匆沿着走廊走了。我回身看到父亲拿了一叠文件从他房内出来，指着我说：“你不要出去，晚上回来我找你谈。”

说罢，他出门走了，又去上班。

我连忙回屋打开窗户叫正走到花园游廊通往后院的瓶形门口的米兰，“哎，哎。”她回头看见了我，下了游廊踩着长满青苔的土地走过来，站在我窗外探头往屋里瞧：

“你爸爸走了？”“走了，你进来么？”“我可不敢再去你家了。”她吐吐舌头说，“你爸真厉害。”

“那你没有，态度还挺和谒。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

“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了？”

“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

“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

“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

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

“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

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

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

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时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

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

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

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良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英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我上了亭子，他们又在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停下来，自管陶醉地唱，摇头晃脑，面带笑容，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磷质晶体。

高晋拉我在他身边坐下，示意我走入过去和大家一起唱，米兰坐在我对面，摇晃着身体弹着吉它，也在愉快地唱，用眼睛鼓励我。他们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

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的歌唱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

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Se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夜长聊。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

“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解，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这场面的地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

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葡，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

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衡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

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

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她背靠着北洞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过头来却粲然笑了。

白塔极为耀眼、须大无比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大地。

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

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就腿和赤­祼­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

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住颤动的下巴的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仍留在我­祼­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西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同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出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家国土防御计划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省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

现在好多了。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

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会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京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纯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那时我的酒量很少，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

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情。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

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小孩……”，“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

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

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

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嘶哑的吆喝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来十分疹人，由于没回应显得凄厉、绝望和近乎病态的执拗。那天夜里很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这惊心动魄的呼叫惊醒，躺在黑暗的床上心烦意乱。我的一些住在那片楼区的同学在一个月后还对我心有余悸地述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个黑夜的遭遇的感受，他们再次入睡后大都陷入可怖的噩梦之中。

接下来大概就是米兰听到了对她的呼叫，她房间的灯迅速在顶屋亮了，在黑鸦鸦的楼群中这扇蓦然出现的明亮窗房无疑给茫然寻找的高晋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的方位和座标。他在那扇窗房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

这叫声像它乍起时那样蓦地消逝了。这意味着米兰披着上衣下楼来了，同她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父亲，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显然是不请自来。

可在想见，在这种情形下，高晋和米兰不可能再说什么，据高洋可疑的描述，那位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任高晋，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冒犯和无耻，他请高晋上了楼，还给这个沮丧的少年一支烟让他镇定，而高晋也就抽了，香烟的牌子据称是过滤嘴“中华”。我不知高晋是否表示了歉意，反正他很快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安静了，神态有些萎靡不振，肯定会感到难受，我后来看到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不堪那时便已经像肝炎病人的黄疽呈现出来。

然后他便掐了烟一声不吭地走了。

米兰的表现和反应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自始自终毫无反应，直到事情结束。有人说她开初流露了对高晋的不满和生气，三人上楼进房间后，她便退出了现场，直到高晋一直呆在自己房间没出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很愤怒，但这愤怒是针对她父亲的。她父亲彬彬有礼的介入被她视为一种不近情理的­干­涉。她一直冲她父亲叫嚷，试图把高晋带回自己房间照料。我相信并非由于她父亲的阻挡而是出自高晋本人的意愿，他还是走了。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分主次，都有怎样有力的证人和很难杜撰栩栩如生的细节，我还是一下就相信了最后一种说法。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证据，而是我觉得当她父亲坐在高晋对面时，她披着一件外衣气乎乎地站在一旁这情景更为合理。

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就像此事从没发生过或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传闻和谣言。当然这件事的真相现在确实变得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如果活着也许早把此事忘了。至今我对高晋和米兰那段昙花一现的关系所达到真实程度，仍无从猜测。就我所知，米兰最终也没到高晋父亲的部队当文艺兵，两个月后当我们和米兰断绝了来往，他们也没再私下保持联系。年底高晋和高洋就当兵走了。那时他已经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是个驻京部队的女兵。再之后，当我们纷纷走向了社会，在人生旅途上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即便再次路遇至多也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招手——就像我们之现在那样。如果我是米兰，一定要有所择求的话，恐怕我也会选择高晋，他当时确实在我们那群孩子中出类拔萃，个子最高，像混血儿一样漂亮，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阅历，这阅历熏陶出他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迷人气质。如果生逢其时，他本来可以像德帕迪厄那样成为令­妇­女既崇拜又恐惧的电影明星。现在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成功的小商人之一。

当时，确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俩的互相吸引和彼此迅速接近。米兰来到我们院不再先找我，而是直接到高晋家去。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到来，偶然串门到高晋家，才发现她来了好半天了，两人正聊得开心。我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即使在场也是个龙套的角­色­，只有坐在一边听的份儿，Сhā嘴便显得挺不知趣，往往把他们谈兴正浓的聊天突然打断，两个人一起友好地微笑着然而神态怔怔地望着我。

他们都挺照顾我。我在场时高晋就不特别多和米兰交谈，巧妙地尽量使话题跟我沾边，以使我加入谈话。有时还主动向我预告，“明天米兰来，你也一起来吧。”

米兰也有意对我另眼相看，坐在高晋家和他聊天时看到我进来，立刻表露出极度的欢慰，这表态常常成为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兴高采烈。还要高洋或者高晋本人证明：“特想你。”“听说你一会儿来特高兴。”

她对我一贯持会爱、亲热的态度，连笑容都是那么始终如木甜蜜。对高晋往往不客气，公开嘲笑他过火的豪迈与奔放。为他某一句不慎的言行，认真吵过几架，生过几次气。有时还指使他跑腿，为她买些她临时想起来要用要吃的东西。

当和我高晋发生争执时，她便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逼着高晋对我让步。对这一切，高晋虽然也不满也抱怨甚至不予理睬或消极不执行，但从没真动过火。他的脾气变得柔顺了，连汪若海有时挤兑他，他也微笑听着不吭声。

那天，我们去新侨饭店吃饭，米兰和我们在一起。吃完离桌刚要走时，靠门口窗边坐着一桌大汉中的一个招手叫米兰过去。那是一个著名的属于“老泡”一级的“顽主”和他那同样著名的一伙。此人在北京以好矛斗狠声市九城，事迹近乎传奇，很多名噪一时的强徒都栽在他手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晰露头角，“玩”了近十年，长胜不衰，今我们这些小坏蛋十分敬畏。我没想到米兰居然和他认识，而且看样子还很熟。她过去站着和那人说话。那人坐着，岿然不动，面无表情，仅嘴皮嗝动，似乎在问米兰什么。米兰回答时板着脸，眼神凉然。他们说了几句，米兰便傲然离去。那人脸­色­灰黯，低头不语。

我们正要走，他忽然又抬头伸出中指指高晋，“你，过来。”

当时我们便一起站住，个个心里紧张起来。

米兰已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冲那人喊：“你要­干­吗？”

那人没理米兰，再次叫高晋：“你过来。”

“你别理他。”米兰对高晋说。

“去，滚一边去，臭圈子！”那桌中的另一人粗鲁地骂。

我至今难忘米兰遇辱不羞的坦然面容，那是我们很多男人都很难做到的。高晋也很镇定，惟一可以看出他心中不平衡的就是他双目炯炯。他向那桌人走去。犹如被一根线扯着，我们几个也跟了过去。西部片坐在小酒馆里默默饮酒的带枪牛仔眼中一下认出了那种目光。当时每一钞都可能骤然爆发一场血的腥的斗殴，一个眼神就会引发不顾一切的大打出手。那时我们已经习惯于出门携带菜刀和军刺了。装着凶器的军用挎包就吊在我们脖子上，带子缩得很短，位置正在胸前，瞬间便可以抽出砍杀。方方已经把手伸进挎包内了。旁边几桌吃饭的男女纷纷转过头来紧张地盯着我们。餐厅里一下安静下来。高晋大概还认识那桌中的一个人，他和那人点头打了个招呼。“你叫高晋？”那人冷冷地扫了高晋一眼，声音平淡地问。

“是。”高晋不卑不亢。

“米兰你现在带着呢？”

高晋没回答，只是盯着那人。

这时，邻桌过来一个既和我们认识也和那伙人熟识的小个儿，满脸堆笑对高晋和那人说：“怎么，你们还不认识吗？和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没你事。”那人不客气地说，挥挥手，像轰一只苍蝇。

小个儿没再多说一句，回到自己坐的那桌，喝着啤酒愤愤地看着这边。“没事，就是问问。”那人把嘴上燃着的烟拿下来，一手去端酒杯说。“没事我们就走了。”“噢，再见呵。”那人抬起夹着烟的手致意，他和同桌人继续刚才聊的话题。他始终没看我们其他人一眼。

餐厅里又恢复了热闹、嘈杂气氛。

我们脸红朴朴地走出餐厅转门，米兰正站在台阶上出神，转身神情冷漠地看了我们一眼。

十几年后，也就是我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我在一次朋友请客宴席上又见到这人。他如今已是一家什么都­干­的大国营公司的副总裁，人胖了三圈，西服笔挺，还戴了近视眼镜。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数他话多嘻嘻哈哈、俨然活宝，跟服务小姐也开玩笑。他对我提起前这段往昔小Сhā曲完全不记得了，说这种事经得太多了。我又问米兰，他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猖我也敢铲他。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你丫够肥的。”我打量着身穿泳衣的米兰说。

“是不是腰特显粗？”她刚从女更衣室出来，除了脚丫沾了消毒液湿淋淋的，周身皮肤都很­干­燥，站在幽暗的游泳馆内仍白得晃眼，像头刮得­干­­干­净净的大白猪。游泳池边已经有些人在跳水，身体浅入满水在高大的馆内发出响亮、空跳的回音。“何止是腰，你瞧你那肚子，您那膀子。”我伸手在她后背处狠心地捏起厚厚一把，“再瞧您这背——够出不的了。”

她躲开我，笑着说：“­肉­是多了点——你说我穿这游泳衣好看么？是不是太暴露了？”

她拽拽游泳衣的肩带，低头看看自己，两脚并拢笔直站着笑吟吟地望着我等待评价。她穿了件那时罕见的红­色­古龙游泳衣，曲线毕露，应该说很动人，可我说：

“傻波依似的。”“你就不会说句好话？”她笑着白我一眼，撇下我，迎向正哗哗趟着凸池中的消毒水从男更衣室出来的高晋。

他们俩说说笑笑向游泳池走去，从后面看，他们俩高矮相当，一个宽肩窄臀，一体体态丰腴，像广告中的情侣一样搬配。许逊、方方等人也趟着水陆续从更衣室里出来。许逊问我：“你怎么不下水游？”“你瞧米兰。”我用恶毒的目光盯着娉娉婷婷的往前走，在一池碧水的游泳满白瓷砖边沿站住的米兰，不知是游泳衣就那么设计的还是她体形的关系，她像刚经过翻腾动作的体­操­运动员紧紧夹着的那块三角布，两侧各垂下沉甸甸的婴儿脸蛋般的一坨。高晋已经坐下，手撑着池边两腿伸进水里划动，仰头和米兰说话。“体形真难看，跟生过孩子似的。”

大家笑，纷纷往游泳池走去。

心不依不饶兀自恨恨地说：“一脱了衣服就现了。”

高晋“豁喇”入水，摆动两臂在清澈透明的水中像条鱼似的摇头摆尾轻快地向对岸游去。他在什刹海少年体校游泳班训练过，游泳姿态无懈可击，在整个游泳馆里正在游的人中也是出众的。我从另一侧扶梯慢慢下到水中，那时我刚学会游泳，只会一种姿势；蛙泳。而且极不标准，不会入水换气，只能像鹅那样仰着脖子游。我想起自己对米兰的吹嘘，只好尽可能在游时避开她的视线。游泳池里来回横渡的人很多，我常常要踩着水等面前的人游过去再继续笨拙地前进。

米兰坐在池边两支手支撑耸着双肩专注地看池中来回游动的人，高晋踩着水抹着脸上的水挥手叫她下来，她笑着摇头拒绝。高晋游到池边拽着她一只手把她拉进水中，浅起一片水花儿。我在远处缓缓游动着都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

当我吃力地溯水游转回来的时候，看到米兰在水中搂着高晋的脖子，笑叫着讨饶，高晋带着她向深处游走，两手划着水，身子一耸一耸的。他解开环绕着他脖子的米兰的胳膊，米兰沉入水中。我手扒着马赛克池槽，泡在一群小女孩中间喘息着向对岸望去。

米兰浑身湿淋淋的，撅着ρi股往岸上爬，浸了水的游泳衣格外鲜艳。高晋在下面托了她一把，她才在池边转身坐定，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上，大口喘着气笑。

她在放声笑，嘴巴像个瓦数的扬声器。

他们都聚在那一带池中玩，打水仗，互相灌来灌去，站在岸边倒载葱式的跳水。高洋和方方到池的顶端跳水台上燕式入水，比赛自由泳，激起一路水花。米兰等人真诚地为他们鼓掌喝彩。

我为他们没注意到我的缺席深感痛心。

我离岸向他们游去，坐在池边的一排人正笑着一起扭头看许逊和方方在水中的打闹，他们击起的水花浅到我脸上。

“我游了差不多十圈。”我对汪若海说。

“是么。”他眼睛不离纠缠在一起的许逊、方方笑说。

“你游得挺好的，我看见了。”米兰弯腰对我说。

我没理他，贴着池边游到中间的扶梯上岸，光着脚“啪嗒啪嗒”地向他们身后走过去。

高晋附着米兰耳朵说什么，米兰边听边点头。一束许逊击起的水柱­射­到坐在池边的人身上，她向高晋肩头躲了一下。

我走到她身后，一脚把她踹进水里，站在那儿哈哈大笑。

她猝不及防，扎挲着手跌入池中，笔直地灭顶消失在水下，长长的头发水草般地在水面飘浮四散。

她闭着眼，大张着嘴吐着水下钻出来，头发迅速熨贴光滑地顺颈披下，一手抹着脸上的水，一手抓住高晋伸出的手。

高晋一倾身把她拉上岸。

她喘过气来便站在岸上大笑，对我说：“你真坏。”

我厌恶地看了眼她那副湿淋淋，皱巴巴的嘴脸，带着一脸冷笑走到一边坐在汪若海身边。

正在微笑的高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感到现在要如实描述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十分困难，因为我现在和那时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记忆中的事实很清楚。毋须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为的价值观使我对这记忆产生深刻的抵触。强烈感到这记忆中的行为不合理、荒谬，因而似乎并不真实。我习惯于从逻辑上贬斥与我所奉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笑都的蹊跷存在，总认为他们是不健全、堕入乖戾的人。如此这般，当我面对我自己原先那个貌合神离的形象运笔时，我感到一种强制­性­的­性­扭曲，需要付出极大令人不快的毅力才能保持住真实，就像骑着一匹劣马踩着铁道线上的枕木行走。

我对米兰说话的措辞愈来愈尖刻，常常搞得她很难堪。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砌那种光彩照人的风姿。我发现了她脸上斑点、皱纹、痣疣和一些浓重的汗毛。她的颞侧有一个甘草片大小的凸坑，­唇­角有一道小疤痕；她的额头很窄凹凸不平地鼓出像一个猩猩的额头，这窄额头与她厚的下巴恰成对比，使她看上去脸像猫一样短。她的鼻子正面看很直，很挺拨，但从侧面看则被过于饱满的脸颊遮住多半，加上前翘的下巴和突出的额头整个是个月牙脸。另外她的腰身过粗，若不是胸部高耸如同怀了三个月孩子的肚子便要和胸部一样高了。与她沉的上身身她的两腿像赛马一样细，却又没那么长而矫健。这使她徐步而行时给人一种不胜负担之感，像发胖的中年­妇­女一样臃肿、迟缓。再有就是她的笑的，微笑时尚属可人，一旦放声大笑，那噪音就有一利尖厉、沙哑和说不出的矫揉造作，浪声浪气，像那种抽烟嗜酒的卖笑­妇­人的抖­骚­，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她的眼睛也很不老实，虽然从外观上无可非议，但里面活跃跳动无一不是娇媚，甚至对桌椅板凳也不放过。一言以蔽之；纯粹一副贱相！

我知道我可能有点感情用事，我也曾试图客观地看待她，但我愈仔细端详她，这些缺陷和瑕疵便愈触目惊人。

我甚至能闻到她腌脏的嘴中呼出的热烘烘的口臭和身上汗酸味儿。有一阵，我还怀疑她有狐臭，这个怀疑由于太任空无据和不久也放弃了。但我有确凿的证据认定她有脚气，她夏天赤脚穿凉鞋，脚趾间和足后跟布满鳞状蜕皮。

叫人恶心。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我。我除了背后对她进行诋毁和中伤，当面也越来越频繁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我嘲笑她的趣味，她的打扮，她的偏爱清淡菜肴的饮食口味也成了我取笑她的借口。

“你怎么吃这么多？跟头猪似的！”她吃得多时我这么说。

“你怎么吃这么少？装什么秀气！”她吃得少时我如此道。

我们一见面就吵，舌枪­唇­剑，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先还甭管说什么脸上都腐蚀着笑，后来越吵两人越发急，脸也变了­色­，吵完半天还悻悻不已彼此轻蔑的眼光看对方。

我以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每次刚分手就又马上想轻身找她接着吵，恶毒地辱骂她，诅咒她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当我入睡时，这些溅着毒汁的话语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塞得满满的畏亵形容和出口狠訾骂，更多的闻所未闻和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还在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地昼夜涌入我的脑海。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思如泉涌。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或曰通灵，呆板、枯燥、互不相关的方块字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起来，活泼了起来，可在产生极丰富、无穷无尽的变化，紧紧围绕着我，依附着我，任我随心所欲，活生生用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矛头对人准确掷出，枪枪中的。那时我要写小说，恐怕早出名了。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新巧的骂人话，便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高晋家，找着米兰便对她使用。

我笑眯眯地问她：“你中学毕业­干­吗非得去农场不考技校呢？”她警惕地看着我，知道我居心叵测，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便反问我：“我­干­吗要考技校？上了技校也不是进工厂。”“不，你上了技校不就可在接着进技（妓）院了么？”

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做个游戏。她怕上当起初不肯。我就对她说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是不是Chu女，她不敢做就是心虚。于是她同意做这个游戏。我告诉她这个游戏是我问她一些问题，由她回答，不是Chu女的姑娘在对答中会把话说露。规则是我指缝间夹着一硬币，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再回答问题。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问她第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了？”她出硬币告诉了我。接着我问她第二问题：“你和第一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你有多大？”她也告诉了我，神态开始轻松。

这时我把硬币夹紧问她第三个问题：“你和第一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她抽硬币，因为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

旁边的人轰然大笑。那天，我刚捉弄完她，把她气哭了，出了高晋家洋洋得意地在游廊上走。她从后面追上来，眼睛红红的，连鼻尖也是红是，一把揪住我，质问我：

“你­干­吗没事老挤兑我？你什么意思？”

“放手，别碰我。”我整整被她弄歪的领口，对她道，“没什么意思，好玩，开玩笑。”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你那么是开玩笑么？”

“怎么不是开玩笑？你也忒不经逗了吧？开玩笑也急，没劲，真没劲。”“你的玩笑都是伤人的。”

“我伤你哪儿？胳膊还是腿？伤人？你还有地方怕伤？你早成铁打的了，我这几句话连你挠痒痒都算不上。”

“我哪点、什么时候、怎么招了你了？惹得你对我这样？”

“没有，你没招我，都挺好。”我把脸扭向一边。

“可你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

“我对你一向这样！”我冲着她气冲冲地说，“以前也一样！”“不对，以前你不是这样。”她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讨厌怎么样？不讨厌又怎么样？”我傲慢地看着她。

“不讨厌我就还来，讨厌我就走。”

“那你走吧，别再来了。”我冷冷地盯着她说，每个字都说得清楚。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小声道：“能问句为什么吗？”“不为什么，就是看见你就烦，就讨厌！”

她用锥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既不畏缩也不动摇，坚定地屹立在她面前，不知不觉踮起了脚尖。

她叹了口气，收回目光转身走了。

“你不是不来了么？怎么又来了？”我一走“莫斯科餐厅”就看到米兰在座，矜持谨慎地微笑着，不由怒上心，大声朝她喊道。那天是我和高晋过生日，大家一起凑钱热闹热闹。我们不同年，但同月同日，那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政权的“祖国解放日”那天。“我叫她来的。”高洋对我说。

“不行，让她走。”我指着米兰对她道：“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

“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我说着就要过去，让许逊拦住。“我还是走吧。”米兰对高晋小声说，拿起搁在桌上的墨镜就要站起来。高晋按住她，“别走，就坐这儿。”然后看着我温和地说，“让她不走行不行？”从我和米兰作对以来，无论我怎么挤兑米兰，高晋从没说过一句邦米兰腔的话，就是闹急了，也是高洋、卫宁等人解劝，他不置一词，今天是他头一回为米兰说话。

“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她，我就跟谁急——她非滚不可！”

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我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

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上身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

有一秒钟，我们两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伪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理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意，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积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

再有一个背判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歉一个佞臣或汝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认识就伪造的，我本来就没在马路上遇见导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欠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止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卒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

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漂在一起，冲她而发的。这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

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钟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以资证明他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少女那么相似？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

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欠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的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怎么办？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间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

你忍心叫我放弃么？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会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

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呵！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巴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

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

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

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犁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一一追究了。

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怎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情；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我满心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了。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ρi股给我？

“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旁催促。

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

我站住了。“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边。

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

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

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

“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

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我从这种意见的，使人诱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

我和高晋边哭边互诉衷肠，争着抢着表白自己其实多重感情，多讲义气，对朋友之间闹得动了刀子多么痛心。说完哭，哭完说，边哭边说，泣不成声，哭得一塌糊涂，脸都哭脏了。最后，哭累了，收泪揩脸，肩并着肩往荫凉地方走。

一个小孩从花园跑过，看到我们一群人个个眼睛红红的、悲怆地肩并肩走，好奇地停下，张大嘴怔怔呆望。

“看什么看！”我怒吼一声，朝小孩踢了一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我很满意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既没有流血又保持双方的体面还增进了友谊，我对高晋还有感激涕零呢。

只有于北蓓曾经调侃过我，“真雏儿，叉人都不敢。”

“你懂鸟，我们是哥们儿！”我轻蔑地斥道。

我和高晋又成了好朋友自不待说，对米兰我也没再继续无礼，见面挺客气，只是但凡我们正聊天时她来了，我便稍待片刻就走，以此表现我的自尊。

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也不勉强我。

我开始和于北蓓混在一起。我们常到卫宁家去玩。他也对于北蓓感兴趣。他父亲三年前就死了，母亲是个中学校长，平时很忙，放假也要组织教师学生，有时忙得晚上连家都不回。卫宁的哥哥姐姐都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他一人，我们便在他家折腾。渐渐地，我、卫宁、汪若海和于北蓓脱离了以高家为中心的那伙人，另成了一个小圈子。

我和于北蓓熟到互相可以动手动脚，但从来没来过真格的。我很想，于北蓓老是撩泼我，可总下不了决心果敢地扑上去，常常是什么下流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道貌岸然地走了。

连其貌不扬、胆小怯懦的卫宁都把她动了，跑来动员我下手，我再也不能用觉得她“盘儿不靓”、“没兴趣”在搪塞了。那天晚上，我们半夜一点去东四的“青海餐厅”吃包子。回来走了一身汗，又去澡堂翻窗户进去洗凉水澡。于北蓓非要过去和我们一起洗，当然她不在乎我们也没理由害羞，于是便一起跳了进去。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我们脱得快，先钻进了浴室，打开淋浴洗起来，一会工夫，她也进来了，在外间浴室水声“噼啪”坠地地冲起来。

卫宁隔着墙和她开玩笑，“我们过去了？”

她在那边回答：过来吧。“

“我们真的过去了？”“你们就真的过来吧。”

“汪若海，你别偷看呀。”卫宁故意大声叫。

于北蓓也大声说：“要看过来看，看得清楚。”

后来，我们洗完了，鱼贯而出穿过外间浴室去更衣房，她站在黑洞洞的浴室里边的一个正喷着水的龙头下喊：

谁过来，我就喊抓流氓。

我们笑着头也不回地走出浴室。我在行进间偷偷觑了一眼，只看到一个苍白的影子，但这已经足以使人心惊­肉­跳了。

从澡堂出来，卫宁和汪若海走在前面，我和于北蓓走在后面，我对浑身散发着清凉气的她小声说：

“晚上我去找你。”她捏了捏我的手，容光焕发地看我一眼。

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卫宁家和他们聊天，于北蓓已经进里屋先睡了。熬到四点多，天都快蒙蒙亮了，我才把汪若海熬回家，卫宁也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困得睁不开眼睛。我对他说我也不回家敲门了，就在他这儿忍到天亮。

我关了外屋灯，躺在一张竹躺椅上假寐，直到确信卫宁已经睡着了，才悄悄起身，摸进里屋。

里屋光线昏暗，于北蓓躺在床上的身影很模糊。她也睡着了，微微发出鼾息。

我站在床前看着她一动不动的平静睡相，伸手捅捅她，她翻了个身，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谁呀你是？”

“小点声。”我俯身上前把脸凑近她。

她认出了我，闭上眼往里翻身给我让出个地方，“你怎么才来？聊什么呢那么半天听到外屋叽叽呱呱地笑。”

我上床，扳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翻过身，对我嘟哝“我困死了，你先让我睡会儿。”

“再睡天就亮了。”我贴着她耳朵小声说。

“那你随便吧，我真是困得睁不开眼。”

她闭着眼睛睡了。我稍稍懊恼了片刻，又振作起来，上去亲亲她的嘴，她微微一笑。我动手深入，总不得要领。

“真笨。”她说一句，伸手到背后解开搭扣，又继续睡去。

我捣鼓半天，终于把她捣鼓得睡不成了。睁眼翻身对我说：“你真烦人。”我要做进一步努力，她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她傍着我小声教育我：“我要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

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

后来我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于北蓓悄无息的靠墙睡着毛巾被裹在身上。

我下床悄悄溜走，卫宁还没醒，在外屋的沙发上打着呼噜。我觉得我亏了！每当看到米兰和高晋、高洋他们说说笑笑从假山、游廊和花园走过去盯我一眼或淡淡笑笑，我这吃亏的感觉就格外强烈。我­干­吗把和她的关系搞得那么纯洁？我完全有机会也在她身上打下我的烙印，可我都­干­了什么？连手都没拉一下。从和于北蓓共度那一夜起，我便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

那时我读了手抄本《曼娜回忆录》，我对人类所有的美好感情充满了蔑视和憎恨。我特别对­肉­感、美丽的米兰起了勃勃杀机。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

那天我一直跟踪着她。她在高晋家闲坐，我就站在楼上的栏杆柱旁监视着院落的出口。他们一行去“六条”的小饭铺吃饭，我就隐身在饭铺隔壁的副食店里。她和他们在里面吃了很长时间饭，出来已站在街边自行车铺门口说了会儿话，然后看到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她便和他们告别，上了公共汽车走了。等高晋他们进了胡同，我便从副食店出来，骑上搁在居委会门口的自行车沿着北小街奋力骑去。

在“演乐胡同”口追上了那辆公共汽车，然后一直隐在骑车的人群中尾随。过了“禄米仓”站，我看到她在公共汽车的后排座上坐下。她和很多人一起在北京站口下了车，然后上了长安街，上了一辆1路公共汽车。我跟着这辆1路车经过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和西单，看到北京饭店新楼前扒在铁栅栏上看自动门开合的外地人，广场上飘扬的国旗和照相的人群，那时姚锦云还没有架车冲撞人群，广场上没有设置任何围栏和隔离墩。

我经过电报大楼时，大楼上的自鸣钟正敲12响：“庆丰包子铺”门前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包子：“长安戏院”刚散了一场电影人群拥挤着占了半条马路，人们谈论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风采。那天晴空万里，我一路骑车心旷神怡。

她在“工会大楼”站下了车，沿着林荫道往前走，我放慢骑速，在大街上与她遥遥平行。

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

我抽了一支烟，把自行车锁在一家礼堂门口，上了楼，楼内走廊空无一人。我用万能钥匙捅开了她家的门。经过她父母房间时撩门帘看了一眼，里边没人。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

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

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祼­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

“你觉得这样有劲么？”

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

我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两只脚像鸭子似往外撇着，用脚后跟一下下蹬着链条松驰的轮子。我眼前跳动着她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以及她蓬乱，像刺猬似的根根竖起的头发。

路上的人都看我。我回家照镜子，发现脖子上、脸颊上有被她的指甲挠出的血道子，摸上去火烧火燎的疼。

就让她恨我吧，我一边往伤口涂着红药水一边想，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那个夏天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工人体育馆游泳池跳水。我从来没从高台往下跳过水。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我顺着梯子下到七米跳台，仍感到下面游泳池如渊深邃和狭小。

我站在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我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平“呼”的一声便失踪了，在一片雅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紧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毕业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投在水底的光环，明晃晃地耀人眼目。

我麻木迟钝地游向岸边。当我撑着池边准备爬上岸时，我看到那个曾挨过我们痛殴的同志穿着游泳裤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一个脚丫踩在我脸上，用力往下一踹，我便摔回池中。

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看得出来，这游戏使他们很开心，很兴奋。每当我狼狈地掉回水里，他们便哈哈大笑，只有我那个同学始终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不断地发出一连串出凶狠的咒骂。

他们使的力量越来越猛，我的脸、肩头都被踢红了。我筋疲力尽地在池中游着，接二连三从跳台上跳下来的人不断在我身后左右溅起高高的水花，“扑通”、“扑通”的落水声此伏彼起。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到水下又挣扎着浮出。他们没有一点罢手的样子，看到我总不靠岸，便咋呼着要下水灌我，有几个人已经把腿伸进了水池中。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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