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主持，###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实际上，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胡耀邦逝世的广播宣传（2）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的人只是极少数，如###、###、李淑娴这样的人。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1）
我当然清楚，如果不赶紧请示又不能按时播出或者出现空播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怎么办？当晚谁也不知道播出了多少遍，共发播了57盘胶带。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这是继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之后，又一条极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它标志着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程度。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间经过多次试验，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地球卫星终于上了天！周恩来总理指示4月25日晚9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那时候，凡有重要、重大消息，一般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周总理对中央电台的节目了如指掌，每次遇到重要稿件，他经常批示：“今晚8点广播，明天见报。”晚上8点是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的首播时间，也是收听节目的黄金时间，许多重要新闻在这一时间首播。但这条消息所以晚一天定在晚上9点播出，一是卫星上天以后需要有个稳定观察过程；二是听听外电反应。当晚要播出的共有三条消息：一、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二、从卫星上发回来的《东方红》乐曲；三、卫星遥测讯号。三件连在一起播出。中国造的卫星发射成功，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是振奋全国的重大喜讯，“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中央电台必须全力以赴播好，立即投入紧张准备工作。
新闻广播中经常遇到一些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事，需要广播电台做出迅速反应，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播出去。新闻重时效，广播更有时效快的优势，满足听众“先听为快”的需要。这种紧急播出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定必须在某个时间播出的重要稿件；二是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三是为了国际斗争的需要必须抢在外国舆论前面的稿件；四是媒体之间、尤其是与境外媒体竞争性强的稿件。所以，要求中央电台的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一项基本功。每一次重大紧急播出，对新闻广播工作者都是个锻炼和考验。
广播宣传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作，当时工作条件和技术条件又很差，基本还是手工方式操作，又增加了许多难度。为了说明以下的问题，我想先穿Сhā介绍一段中央电台内部的工作情况。“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是直播的。“文革”中陈伯达说阶级斗争复杂，把直播全部改为录音播出。这样，遇有紧急和重大宣传，从接到稿子到录音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个环节：研究稿件，领会精神，明确重点（或新的提法），确定播音基调，播音员备稿，进播音室录音，新闻编辑部派人监听和复听，由领导审听后复制录音，计算出录音时间，并注明开头和结尾用语，录制员签名后发到播出机房，放音员检查后上机，到时播出。不难看出，环节很多，一环紧扣一环，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每个环节还有许多事要做，都丝毫马虎不得。这是播出前的准备工作。首播之后必须连续播出，以便让更多的听众及时听到，必须打破原来的节目表重新做出播出安排。安排节目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如同报纸安排版面一样。当时中央电台有四套节目，要同时复制出四套胶带。不仅如此，每有重要广播，北京电台的华语广播和北京电视台都使用中央电台的录音，还要同时为它们各复制一套。每到有重要新闻，大家都急于播出，都催着把复制版拿去，更是急中添急。
从以上一般情况不难看出，遇到重要新闻的播出就够忙活的了，而卫星公报的播出又遇到了意外情况。
公报定于晚上9点播出，本来准备工作是比较从容的，可是已经过了晚上8点多了，公报的稿子还没有来，播音员、录制监听人员各就各位，焦急地等候在录音室里，处于紧急临战状态。我负责组织安排这次播出，焦急地踱来踱去。当有关人员气喘吁吁地把公报稿件送到录音室时，距离9点播出不到10分钟了！取消了以往一切备稿程序，播音员没有来得及看一遍，就开始录音。录音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谁都清楚时间太急促、太宝贵了，纷纷议论“来不及了”！有人催促我“赶快向上请示，要求推迟播出”！有人提出“赶紧准备备份节目，防止造成空播”！我当然清楚，如果不赶紧请示又不能按时播出或者出现空播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怎么办？这是周总理交给中央电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期盼啊！不允许有什么私心杂念，必须当即立断！紧急中我决定采用分盘录音的做法，争取时间。分盘录音是广播中紧急时不得已采用的一种做法，即把完整的录音分解开，每录2~3分钟或1~2分钟，甚至只录几句话，便换一盘胶带，播音和录音不停机，这样一盘接一盘地录，一盘接一盘地发，一盘接一盘地播出，像一条流水生产线，一环紧扣一环，但要绝对保证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能脱节。只有这样做才能抢出时间，但这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不能有什么“万一”。中央电台的播音员是过硬的，临阵不慌不乱；其他人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有的人专管在复听和播出机房之间“跑胶带”。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都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2）
晚9点整，收音机里传出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现在全文广播……”那气吞山河的播音，那清晰、悦耳、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响彻在浩瀚寂静的夜空！
中央电台准时播出了！不管电台内部如何紧张，不管广播大楼里面如何忙乱，听众听起来却是井井有条。
首播后，一遍又一遍地连续播出，这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国、全世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立即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彻夜游行庆祝！各国传媒纷纷报道！
但是，这时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到这时，零散的录音带一直在运转中，仍然无法停下来计算出整个公报录音和《东方红》乐曲、遥测信号的总时间，不能准确地安排下面的播出；因为没有合成复制，也就不能供给几套节目同时安排播出。当我们稍有喘息的机会，开始归拢合成节目时，中央又下达了新的播出任务：增加播出卫星飞行经过的地点和时间。而时间和地点又是随着卫星飞行的轨道不断变化的，只能是不停地录音、不停地发播，完全不能按照常规安排节目了。我只好确定这么一条原则：按照公报、乐曲、信号、地点和时间的顺序，播出一遍，放一组歌曲，依此循环反复，几套节目交叉安排，不考虑是否整点播出，也不考虑播出多少遍，只要不出差错就行。
第二天凌晨1点35分，中央电台的全天播音结束了。这时候我们才静下来回顾这一播出情况，可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播出了多少遍，有的说是19遍，有的说是21遍，有人告诉我共发播了57盘胶带。
不管大家多么疲惫，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是保证了准确及时地播出。凌晨，工作还在继续，还要把分散的胶带合成完整的节目，还要安排新的一天的播出。为此，忙活了一个通宵。
公报、乐曲和信号连续广播了15天。
27日20点零1分，卫星将飞经北京上空。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加强预告，让首都人民都能准时看到卫星，并且在卫星飞经首都上空的时候，播放卫星发出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从27日中午12点开始预告：“同志们，‘东方红-1’号卫星今天晚上20点零1分将飞经祖国首都北京的上空，请同志们到时注意观看。”
随着时间的临近，中央电台由每小时预告一次，到半小时、15分钟、10分钟、5分钟预告一次，做到家喻户晓。这种密集式的预告，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北京人涌向了大街和广场。卫星飞经首都上空的时间正是20点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开始之时，为了赶在20点零1分一秒不差地准时播出乐曲和信号，对节目做了精心安排，把预告、乐曲、信号作为头条新闻播出，然后再报告其他消息。
当卫星由西北向东南天空准时飞经北京上空时，那闪亮的光芒、悦耳的乐曲和悠扬的信号激动了北京人。中央电台派出记者到观看现场采访，21点28分播出了观看卫星的动人情景。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1）
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一派萧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文革”期间第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涉及到“文革”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未来运动的走向，更涉及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化，又是在###的年代，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次的宣传报道，是“文革”期间重大宣传的代表作。而由庆祝“九大”而引发的封杀文艺的风波，更是给中央电台萧杀的文艺广播雪上加霜。
对“九大”召开的报道要求
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的“九大”终于决定在4月召开。为此，在2月3日专门作了部署，对迎接“九大”的宣传报道提出了要求：“突出宣传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突出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突出宣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突出宣传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突出宣传召开九大的伟大意义。”一连串有六个“突出宣传”，这成为“文革”中布置重大宣传的“定式”。
对于会议如何开法，是封闭式地保密，还是半公开或公开，直到会前也定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险和主动起见，中央电台按照公开的方式做了报道的准备：一、会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大好形势，造成声势，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二、会中，如完全公开，报道好大会的报告、发言和会议进程，大歌颂，大讲两条路线斗争史；三、会后，宣传一系列重要文件，报道游行等各项庆祝、学习活动，北京庆祝游行搞录音报道，如开庆祝大会转播实况。总之，准备往大规模搞，“大庆祝，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那时总离不开一个“大”字，说什么都是一连串）。为此，中央电台对派出记者和各项报道都作了计划，安排了人员。
4月1日，“九大”在北京召开，采取了当时不多见的半公开报道的形式。当晚9点中央电台播出了开幕的新闻公报，但会议什么时间闭幕，中间还发什么，如何进行报道，都不清楚。
会议直到24日闭幕。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许多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等，都在随时准备着上街贴标语、游行，有的抢先把空白纸贴在街上，强占有利地盘。那时中央电台广播的影响最大，毛主席的许多最新指示和重要消息都由中央电台首播。干部、群众每天守到晚上10点多的重要新闻节目之后，一直收听中央电台的广播，唯恐错过时机。24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九大”闭幕的消息（九届一中全会直到4月28日才结束），有的没有听完、甚至没有听，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走上街头。
北京电视台惹了“祸端”
特别需要重写一笔的是，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中央文革小组看了，大加###，从此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文艺节目，长时间跌入了最低谷。
广播对普及和推广文艺有着天然的优势，文艺广播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各类文艺的最集中之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总计占整个播出时间的60%左右。中央电台播出的文艺节目不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外国文艺、社会上演出和流行文艺的录音版，而是按照“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严格选取后播出的，而且尽可能包容各种品种和形式，体现“百花齐放”，在全国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导向作用。文艺广播的门类有小说、歌曲、音乐、戏剧、曲艺、电影等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文艺等，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在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宣传、推广和普及阵地，是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许多人随身带着收音机收听，称收音机和大喇叭为“戏匣子”。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2）
当时，“文艺战线”一直是一条政治思想上非常敏感的“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是拿文艺开刀，从文艺的“路线斗争”选择突破口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是文艺集中的阵地，文艺宣传问题又十分敏感，自然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文革”一开始，文艺就遭到了浩劫，狂风骤雨般地横扫“四旧”，批判、清除“一切封、资、修的文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乐、戏剧、曲艺、小说、诗歌等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统统被列入“封、资、修大毒草”的范畴，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到“九大”之前仅剩下革命历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颂文艺”，配合现实###、歌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文艺”，还有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陆续形成出台的“革命样板戏”。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万马齐喑，百花凋敝”。不论哪种文艺节目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严厉批判“文艺三性”（欣赏性、娱乐性、趣味性）。某些政治权力人物凭着自己的需要和好恶而任意砍杀，文艺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如上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因北京电视台组织演出的庆“九大”文艺节目中的问题，惹下了塌天大祸。当时，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重要会议召开或“两报一刊”等重要社论的发表，作为政治任务，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就立即组织一批文艺创作和演出人员（主要是部队文艺工作者）通宵创作、录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一些庆祝活动的演出，特别突出工农兵，不仅内容以反映工农兵为主体，而且由工农兵演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了电视台这场演出，大加###。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为光火，说“跳的是摇摆舞，唱歌有情郎妹子的东西”，污蔑了“九大”。她说：“下流轻佻，跳着摇摆舞，干脆祼体算了！”“小调不能搞，那是黄|色的东西！”“电视台再管不好，我就造你们的反，就关你们的门！”康生轻蔑地说：“也用数来宝宣传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说：“播公报就播公报，还配音乐！”陈伯达说：“宁可没有，也要好的！”
雪上加霜的文艺广播
这一连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文艺战线”极为恐慌，更加招架不住了。有些文艺单位纷纷给中央电台打来电话，要撤出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歌曲、节目，并声明“今后再也不给中央电台录制节目了”；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把过去已经录好的节目胶带全部要回去，声明某些节目电台不能再播出，否则他们概不负责；电台、电视台更是惊恐不定，除了学习、检讨，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准备播出的所有节目，重新审听、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把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统统禁播；白天黑夜清查大量库存节目和胶带，凡被怀疑为“小调的、不健康的、疯狂的、黄|色的、有问题的”统统销毁，避免以后误播出去，人们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重犯错误”。但是，文艺节目的把关非常困难，对文艺的标准认识不一，见解不一；20多年的积累，库存量很大，一时很难清理；有些绝版录音更舍不得销毁，只好将其封存。为保险起见，播出节目一概以服从中央、服从政治、服从纪律为标准，凡未被中央文革正式批准的绝对禁播。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贫乏的文艺节目，更加凄惨、荒凉了，只能将经中央文革明确肯定的“优秀的、健康的”几出革命样板戏和几首革命歌曲反复播出，空出的大量文艺播出时间只能用文字广播来填充。
陈伯达鼓吹的“宁可没有，也要好的”是荒谬的，没有量哪来的质！可在当时竟成了审查和砍杀文艺节目的一个硬指标。就连《人民日报》经过反复精选刊登的歌颂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北京的五首歌曲（《人民日报》是很少登载歌曲的），也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说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而当时中央电台误认为是已经被中央文革认可了的，立即组织录音，在报纸刊登当天的《全国联播》节目后播出，也受到了株连。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3）
自“九大”江青等人批判文艺后，“文革”以来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这段时间也是最紧张、最困难、最贫乏的时期。播出什么，无人敢提，无人敢定，无人敢播，一派萧杀。面对这种局面，“九大”后不久，4月28日，周总理在审定“五一”播出的歌曲时，批准8首歌曲可以广播：《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
8月16日，江青等人又发难，提出纪录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中的配乐有《列宁山》的曲调。经姚文元组织人调查后，在向江青的汇报中认定：“影片中确实有《列宁山》上的一句曲调，并出现过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修正主义的靡靡之音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姚文元建议，影片停止上演，开展大批判，查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人搞破坏。江青立即批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并指出：“我记得，在我们审查该片时，即提出音乐不好，停止使用，当时不知道是苏修的，只是听起来不好听。新影该制片人竟抗拒中央的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她指示：“传达到全国电台，因为广播电台问题不比新影小。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要发动广播电台的群众肃清流毒。”
“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显然不只是针对电台、电视台的。但这种“新旧账一齐算”的威胁，使电台、电视台的许多人胆战心惊，再出问题就是屡教不改了！从江青的这次批示以后，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的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群众性彻底清查和肃清“封、资、修文艺流毒”的批判运动。这不难看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压力下，广播、电视还如何开办文艺广播？！如何创作和繁荣文艺？！
电台内外，文艺肃杀。电台文艺是广播的一大亮点，是区别于报刊媒体的一大标志，中央电台一直以“文艺品种齐全”引以为骄傲。现在，拥有8亿听众的偌大个中央电台和全国各地电台只能播出几个样板戏（那时候，8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还没有出齐）和5首革命历史歌曲，还有允许试播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什么文艺创作都要控制、送审；过去的已被彻底打破，新的无法建立；文艺工作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普遍存在着“无所作为论”、“工作危险论”和“斗、批、走”的思想。
就是对于样板戏，江青等也明令不许其他剧种移植，不准地方戏移植，不准有任何变动，每一个样板戏的录制、播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电台每一种播出方式（如选段、折子戏、不同的配器、实况、转播等），必须经过审查同意，否则就是歪曲、破坏，就要追查幕后的“坏人”。中央电台的样板戏播出如履薄冰。针对样板戏不能移植的情况，毛主席曾经指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爷看。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队演，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可以一点一点提高。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据中央电台驻湖北记者站汇报）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正式传达，局面并没有打开，地方不敢演，中央电台也不敢播出。对于样板戏的播出，张春桥、姚文元则对中央电台转播样板戏的解说稿大为不满，指手画脚。1969年4月30日，张春桥在审阅中央电台“五一”活动转播稿时，对样板戏的转播大发议论。他说：“你们转播样板戏也那么多解说词，我都讨厌了。样板戏本身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你们加那么多解说词，都使我感到这是干扰。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这句话成了扼杀广播解说词的典型语言，被多人多次引用。姚文元也附和：“人家都吃到嘴里去了，你还在那里说是甜的。”其实他们不懂，但他们手中有权。广播转播不同于现场演出，也不同于电视的转播，“听觉”与“视觉”不同，听众看不到现场演出实况，只能靠听来了解剧情，很需要通过电台解说传达给听众，帮助听众欣赏和理解剧情，这正是广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做，听众反映听不懂，结果行不通。周恩来总理对电台是最了解的，他对电台录播样板戏实况给以充分肯定。1969年6月27日，周总理说：“实况录音好，有气氛。”
1971年7月1日，周总理又借审定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指出：现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
直到1972年7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过重的负担”，“歌曲不要都经过中央审定，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但是，他们强调：“要保留推荐权、批评权和修改权！”也就是保留他们打棍子的权力！
1975年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中央电台播出了实况录音，电视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转播音乐会实况。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1）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2）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1）
“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件特大喜讯，也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中央电台在这一宣传报道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显身手，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播出记录。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所窃取。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国处于长期对立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驱逐台湾、恢复其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得到了世界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
1971年9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围绕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会内会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立即把台湾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美国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提案相对抗，并为了此提案获得通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在拉选票，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一些国家的元首打电话，要他们给予支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0月来中国访问时，还胸有成竹地说，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合国，明年进去也好嘛！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就两个提案分别进行投票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联合提案；大会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大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会场一片欢腾，联合国大厦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台湾国民党的代表无可奈何地夹起皮包悄悄地走出了会场。这种结果，是尼克松、基辛格所始料不及的，基辛格在刚刚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得知这一消息，这位一再声称“不会抛弃老朋友”的博士，无可奈何地苦笑着摇了摇头。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特大喜讯，是巨大的鼓舞，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也是一件顺应了历史潮流、轰动世界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被国际社会的承认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在联合国和国际讲坛上的发言权，无疑是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一次沉重打击。这一胜利是历史的潮流，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毛主席有一句话形象地说明非洲国家所起的作用，他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一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美关系的松动和改善不无关系。从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4月来访，到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对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然美国已迈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许多西方国家迅速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重新确定对华关系的位置，形成了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广播具有传播快、覆盖面大和反复播放的优点，是最擅长传递信息、营造气氛、形成广泛社会舆论的宣传舆论工具，尤其在当时其他媒体（包括电视）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像这样轰动全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正是中央电台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央电台除了及时、反复播送这一消息以外，及时报道中国政府的活动，大量报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基层组织和模范人物等各方面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Ｇao潮。书包 网 想看书来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2）
对于经常性的重大、紧急宣传，中央电台的广播有规律可循，可是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宣传，在许多方面却打破了惯例，创造了先例，开创了新记录。
随着这一喜讯的传播，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几天中接连收到来自提案国2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的贺电贺信。这么大量的函电如何安排播出？据以往的惯例，是全文播、摘要播，还是作综合介绍？以往前后的排列次序，多是以该国的政治制度和与我国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的，既有固定次序，又要遇事临时请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等所采用的规格和次序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便是政治问题。久而久之，国内的读者和听众，以及国外的研究人员，能从某种规格和次序的变化中，探究出其中两党两国关系变化的奥秘。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把共产党执政的领导人的函电全文刊登，放在报纸的第一版，中央电台在《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等重点新闻节目中播出。而这一次，中央指示，要打破惯例，对23个国家的函电全部全文播出。
中央电台每天有三次《新闻报摘》节目，播发国内外要闻，每次半个小时。在一般情况下，三次节目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总是国内新闻居头条和主要位置。当时军管小组明确规定：“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的安排，要跟《人民日报》的版面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头条必须是当天《人民日报》的头条，不能随意变动，要变动必须请示批准。”为此，中央电台吃过不少苦头，时常因《人民日报》出版不及时、头条定不下来而苦恼，有时不得已只好自己确定临时头条（各地报纸也时常因等待《人民日报》的头条而出不了报）。11月1日，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全部全文刊登了23个国家的贺电贺信，毫无疑问，中央电台必须全部全文播出。但是，30分钟的《新闻报摘》节目中容纳不下，并且还有其他重要新闻待播出。怎么办？只好打破惯例，采取三次《新闻报摘》分别处理的办法播出：6点半、7点对函电作综合介绍，预告播出时间，主要播出其他重要新闻；8点半的《新闻报摘》专播函电，不受半个小时的限制，有多少播多少，不计时间，播完为止。12点新闻和《全国联播》也照播了函电。我想突出说明的是，这些函电对台湾最有针对性，当时流传着“佐藤（日本首相）着急、蒋介石害怕”的说法，但遗憾的是因考虑播出量大对台湾广播只在几次新闻节目中分散播出，也没有安排反复播出，减弱了其影响力，没有充分用好这一时机。
随后，中国政府接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请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并派出驻联合国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当时，中国对联合国大会了解不多，对联大投票出现的这种结果也准备不足，许多准备工作没有做，对要不要派代表团去联大犹豫不决。善于把握时机的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要去，为什么不去？”“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要乔老爷（乔冠华）任团长。”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于11月15日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本来安排联合国秘书长致欢迎词后，有13个地区代表致词，结果是美国一讲，西方国家跟上了；苏联一讲，东欧国家跟上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也纷纷走上讲坛，有的代表直接用中文讲话，欢迎会开了整整一天，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各自表明自己的态度，总共长达6个多小时。当乔冠华团长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中国，在国际讲坛上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国代表团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感染了毛泽东主席，他指示要全文刊登57国代表的发言。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遵照毛主席今天下午的指示，要把在联合国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全文登载，全文广播，不要只登摘要。”周总理说：“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周总理作了具体解释，他说：“我认为，主席要全文登载的意思是，使各国代表的发言在我国人民中进行一次国际教育。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认识大、中、小国家的立场，谁是真正欢迎，谁是敷衍塞责，谁是随大流，谁是老奸巨滑，谁是假献殷勤，谁是公开反对。其中左、中还是多数。”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一字不差地、不加选择地全文广播了57国代表团的发言，而且严格按照发言的先后次序播出，掌握统一的播音基调，作客观报道，把真实情况交给听众去分析判断。
一次集中播出6万多字的57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约需要5个多小时；完整地、不加选择、不作删节地播出；完全按照发言次序，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等。据我的记忆，这些做法都是史无前例的，都将会载入中国广播史册。为此，中央电台作了全面的精心安排，动员全台的力量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具体安排是：《新闻报摘》节目介绍《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刊登发言的版面，以显示其宣传报道的声势，并预告本台全部全文广播的时间；在中央电台连续几个小时的播出中，在中间特意Сhā播几次音乐，给听众休息的机会，许多地方和单位是组织收听的；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分3天6次播完（有翻译问题）；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的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节目都分别播出发言，以扩大对台湾听众的覆盖面。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周总理关于“地方报纸也要登，时间可长一些。登载的顺序按发言的顺序”的指示，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节目分4天8次全文广播57个发言，供各地抄收和地方报刊刊登，去掉头尾共播出59705个字，2126分20秒（合35小时26分20秒，约连续播一天半的时间），按照30分钟一盘胶带计算共发播71盘胶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播出工程。中央电台整个播出工作量之大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广播宣传，是中国广播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页。从此中国媒体对联合国的宣传报道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它成了中央电台、也是中国新闻界宣传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过去的拒之门外到主动报道，而且开始了熟悉联合国和研究联合国，学会报道联合国和联合国的活动。
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1）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但却是事实。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
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恢复“文革”中中断的体育实况转播。大家非常高兴，非常拥护。那时的转播主要是中央电台的事，这任务就交给中央台宣传小组来研究落实。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恢复转播小组研究方案，由我负责。这是我接触的又一新的领域。
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1951年5月，由张之解说转播了3场篮球赛的实况，开创了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历史。从此，这一转播以它报道迅速、现场感强和感染力强赢得了听众，成为体育报道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形式，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体育实况转播独占优势，是听众和体育爱好者了解体育大赛的主要渠道。1961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收听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那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景，永远难以忘怀。
从1967年起，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列入 “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中断了转播。体育转播这个领域，成了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区。
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亲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赛，周总理指示进行体育实况转播，这是“文革”以后首开记录。
一个月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我国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电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表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如果说前一次的转播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许多话比较好说，那么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与外国队的体育实况。
怎么转？遵循什么原则，说些什么，才能区别于过去，才能体现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由中央电台提出方案。怎么提？这可犯了难。过去的一套被批判了、被否定了，可新的路子该怎么走，新的一套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稍不留意，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案复辟”，这如何得了！在研究具体方案时，可真叫人犯难：体育比赛讲的就是体育，可那时候讲的是“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否则就是“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的流毒”。恢复后的体育转播如何“突出政治”、“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一大堆问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亲密战友，有许多话好说，可以讲历史、讲友谊，有许多成就好讲，这成了不利因素中的有利因素。
对于这场比赛如何打，国家体委也非常重视、也非常为难，不知应该如何打，他们费了不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了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作准备，进行练兵。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第29届和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心中没有底，也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彼此相约，这一次不叫比赛，叫“友谊表演赛”。由此而确定的转播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局部服从全局，技术服从政治，比赛服从友谊，把政治和友谊放在第一位，搞得浓浓的。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由此又增加了一层困难。
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这是一场特殊的转播。
使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体育比赛的转播不能报比分、不能报结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似乎有点荒唐。这样还能转什么？怎么转？又如何向听众交代？经过再三地斟酌，只好如实地把难处和想法向上反映。根据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规定：
（一）双方打到比分15以前（21分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的，可以报比分，相差超过2分时不再报比分；
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2）
（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
（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不报输赢；
（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
（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电视转播可能让人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发笑了：这叫什么实况转播？但这是事实，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本来复杂的转播更复杂了，本来紧张的心理更紧张了，盯着现场，想着转播用语，又要紧盯着比分。要求转播只能成功，不能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转播的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按照转播的常规，转播以前，解说员要到双方球队中了解情况，熟悉队员的打法、特点、水平，临场解说准确，有发挥的余地。现在是打破了常规，打破了正常的思维，准备工作的重点是钻资料室查阅资料，熟悉两国交往的历史，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然后一条一条地记录在卡片上。几个小时的转播，要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场实况又不能多说，解说员更不敢“口若悬河”地发挥，只好用事先准备好的厚厚一叠材料来填充，也只有这些材料才能够体现出转播的指导思想。乒乓球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究竟打多少时间无法预测，材料准备只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尽管这样，临场使用起来也常常是捉襟见肘，只好反复重播。除此以外，便是“喧宾夺主”地介绍背景材料，什么双方合练，亲切交谈，赛场上体现友谊和风格的小镜头。为此，还故意制造一些场景花絮，如给运动员送水、送毛巾，成了转播中不可少的话题。
在转播的现场，除了技术人员和记者，在转播室就座的要有四个人：一是解说员，负责解说打球、现场气氛、友好花絮；二是播音员，负责播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和材料；三是现场指挥，掌握整个转播情况，决定在什么地方Сhā播稿子，审定现场采访稿件，处理临时出现的问题，盯住比分，提醒解说员该不该报分。这一任务经常由我来担任；四是请一位体育专家做顾问，画龙点睛地评点赛场情况。一场转播，几个人忙得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
转播的效果如何呢？读者已经猜到了。转播者费力，听的人纳闷；话到嘴边留半句，关键时刻只言他；该说的一句不吭，不想听的没完没了。就这样，转播中间还几次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提醒“不要再报比分了”，甚至质问“你们为什么又报了”！另一头呢？听众和观众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也纷纷打电话来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报比分？这是打的什么球，算什么转播！”事后，一封封信从四面八方飞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我们做出解释。怎么解释呢？只有哭笑不得！
更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一种转播的模式，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才告结束。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1）
毛主席很有兴致地谈形势谈哲学，由原来预定的20分钟延长到70分钟；中美双方都在为如何表述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而冥思苦想，基辛格等人从八角亭望着西湖中的苏堤顿生灵感，一堤隔两水，两水是一湖，形成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妙句。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及夫人急忙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结束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着棋，把中国外交的棋子走活了。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惊人之举，这一次又震动了全世界，使世界历史的发展拐了一个不小的弯。伟大战略家的气魄令人折服。
周恩来总理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他充分展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靠他的聪明才干和孜孜不倦的拼搏，冲破重重阻力，绕过一个个急流险滩，使开创中美关系使命之船到达彼岸。
尼克松总统是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他之所以一反他的前任，敢于大胆地迈出这一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在任总统，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现在，对于1972年前后的这段中美关系史看得更清楚了，不少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评论家已从各个方面作了研究，今后还会有人从各种角度作深入探究。而我所记述的是当时的情况，更确切地说，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真实情况，这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有声有色的一页。
中美关系有解冻迹象
宣传报道面临新课题
一百多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发生对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中，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我们谁也不会忘记。
在中国现代史中，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出枪出炮出钱，支持蒋介石。新中国刚刚诞生，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同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迫使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美国的当权者亡我之心不死，一直采取仇视、敌视中国的政策，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破坏捣乱，和平演变，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外交上、军事上和宣传舆论上的反美斗争。
“文革”中，把反美斗争推向了新的Ｇao潮。“文革”是内反“走资派”，外反“帝修反”。“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震天响。“文革”中反美情绪的最Ｇao潮，是毛泽东主席就美帝侵略柬埔寨问题，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被称为著名的《五二○声明》)。这一庄严的声明，由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广场上的上百万群众宣读，中央电台现场转播。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庄严声明的主要论断被谱成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在各种场合传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简要回顾这段历史背景是想说明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仅毫无例外，而是一直运用这块最敏感、影响最广泛的宣传舆论阵地，运用新闻性、教育性和文艺性各类节目形式，向听众进行反美斗争的教育。
正在反美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主席，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现实的反美之中，他从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面对世界局势严峻的现实，正从战略的高度谋划着改善中美关系的大局。
尽管那时天天在讲“国内外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尽管天天在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泽东主席的头脑是极为清醒的。世界上有美苏两霸、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之间又联合又争霸，而争霸是主要的一面。既然这样，不会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伸着巴掌对付“帝修反”，把自己放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处于被动地位。苏霸设下的包围圈和边境的百万陈兵，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是最危险的敌人。而美国是间接的巨大的威胁。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2）
深思熟虑的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步骤打开中美之间紧紧关闭的大门，结束20多年的隔绝状态，打破包围，争取战略主动。为此，在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一幕。多年的宣传经验告诉我，宣传报道将面临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美国球队突然来访
宣传报道措手不及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决策了就付诸实践的人。
1970年8月，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及夫人来访，想实地考察一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席意味深长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中美隔绝20多年后第一位受到这种礼遇的美国来宾。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斯诺，推心置腹地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含蓄幽默中透出了心迹。尼克松是一个极端###的人，毛泽东又偏偏喜欢与右派打交道。他说：“目前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说：“尼克松要到北京来就悄悄来，作为旅行者或总统来都行。”在外交场合，这种话当然不会是“信口开河”。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这是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当在内部传达吹风时，大家感觉到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时又难以说清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可想而知，在“文革”那种情况和极“左”的氛围中，要大家转这个弯子是多么困难，做到这个转变可以视为一次大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美国政府想有限度地改善对华关系也是酝酿已久。坐在华盛顿白宫的尼克松总统，为着美国的利益，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强烈地冲击着他；同苏争霸的一个个难题困扰着他；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使他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存在。从1969年开始，尼克松就在寻找通往北京的渠道，结束美中之间隔离状态，他不断做出某种姿态，在涉及双边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有所松动。
中美双方有了一种接触的愿望。正在这时，历史提供了机遇。1971年4月，从日本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场传来了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访华的信息，一向最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立即决定发出了邀请。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震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使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黯然失色，世界舆论的焦点转向了中国。如果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是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的话，这一次迈出了切切实实的第一步。正是这第一步，给新闻宣传报道提出了种种新课题。
它的冲击首先是思想上的。尽管在这之前有所准备，但事实却来得太突然了。思考需要时间，但已经来不及了。事先有所准备的人终归是极少数；这极少数中也并非都能想得通。全国人民以不同的目光关注着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
如果说思想认识可以等待，可以从长计议的话，宣传报道则必须面对现实，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尤其是广播传播及时、覆盖面广，直接面对全国各方面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反过来说，全国8亿人民既是听众，又是中央电台广播的最严厉的监督者，稍有不慎，各种政治帽子会上下左右扣下来。也许考虑到这种复杂性，毛泽东主席过问过这次宣传工作，而总管这次接待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着宣传报道。
毫无疑问，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必须紧跟中央的部署。这在新闻报道中还比较容易做到，着重报道好有关活动也就是了，最困难的是如何完成好中央交给的转播中美乒乓球队比赛实况的任务。
这是一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注目的比赛，关注的焦点不在技术，而在政治。要转播好这场比赛实况的最大难题有二：一是如何介绍美国?“文革”中曾经把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由此而停止了转播。直到1970年7月恢复体育实况转播时，已经面目全非了。名曰“体育实况转播”，而转播的解说却离开了“实况”的现场,超越了体育本身。在几个小时的比赛中，大讲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大讲两国的友好往来，从而体现“突出政治”、“友谊第一”，为了与“技术第一”、“锦标主义”划清界限，到了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不报比分的荒唐地步。可是转播中美乒乓球赛如何介绍对方的政治、经济?不能“骂”，也不能说好话；如何讲友好交往?双方敌对了20多年。不讲这些又讲什么呢?二是要不要报比分，又如何报比分?过去的转播不报比分，难；现在要是能报比分，又是难。中美乒乓球队之间的水平不是差一点半点，而是太悬殊了，一边倒地报比分不又是“锦标主义”、“分数挂帅”了吗?除了广播的两难以外，电视转播还有一难：“文革”是伴随着剪除奇装异服和剃掉长头发开始的，看一看美国乒乓球队员的那身打扮和嬉皮士科恩那不男不女的披肩发，如何出电视镜头?为此，中央电台冥思苦想地提出了几种方案，层层上报请示，一直请示到周总理那里。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3）
一位大国总理工作的繁忙是不言而喻的，又正忙于接待美国、加拿大等五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本来“外事无小事”，人们又心存余悸，大小事都要总理点头，研究接待事宜的会常在凌晨开始。周总理多次过问新闻报道和转播之事，4月12日针对转播中的问题指出：“转播词少一些，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不要说什么高超、精湛的球艺。……说自己没个完，说人家就那么几句。”总理的指示一下子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卸掉了包袱，“怎么打就怎么说”，尊重事实，紧扣现场，一切从实际出发。“怎么打就怎么说”，不仅纠正了过去不适当的做法，成了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指导思想，也是新闻报道的一项基本原则。针对中美乒乓球赛水平的悬殊，转播中解说有难度，周总理说：比赛要有胜负，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会他们。不仅如此，4月13日凌晨，周总理还审阅、修改了这场转播稿的开头部分，并作了批示：“解说词太长了，我已经都给你们改了，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有了总理明确的指示，那场乒乓球赛打得很精彩，转播得也很精彩，吸引了全国听众和观众的注意力。人们似乎主要不是在听在看球赛、评判谁家水平的高低，而是新奇地在看美国人，在看美国，在看另一个世界。
中国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已轰动了世界，中国又如此重视接待和比赛，更引起外电的纷纷评述，当然华盛顿白宫的主人更懂得其中的缘由。后人评说：一向善于搞“体育外交”的中国，又一次通过“乒乓球外交”，“使小球转动了大球”。
基辛格秘密访华
播《公告》定下宣传基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飞快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才过去3个月，7月15日的下午，中央电台军代表神秘地告诉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来我国访问，明天(16日)将发表一份《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你先做好播出《公告》的准备。”他特意嘱咐：“要绝对保密。”
尽管在这之前学习过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尽管刚刚主持过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广播宣传，听到基辛格来访的消息，我仍然大为吃惊，究竟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仅仅几个月时间由两国间的民间交往迅速升级到官方的最高级会晤，这将是美国历史上到中国来访问的第一位在任总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凭多年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我深知这条消息的新闻价值，足以使世人目瞪口呆，也必将会带来连锁反应。
“绝对保密”，这没有问题，这是广播工作者的一条基本原则，多年的工作已养成了保密的习惯。这条消息当属最高机密，一旦事先走漏风声，不仅会刮起国际新闻旋风，还可能会打乱中央的部署，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被动。但任何事情的保密都是有时间性的，尤其对重大新闻消息，未公开前属于“密”，一旦公开不仅不“密”，还要想方设法张扬出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知道。既要“绝对保密”，又必须做好播出工作，电台在安排播出中，经常是在两者的结合点上做好文章，把握好这个度。
做好《公告》播出的准备，按照常规这不是什么难题，一是时间不紧急，二又不是大文章，轻车熟路。但这次有许多个特殊。从总的方面说，中美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尖锐对立状态，两国还未建交，在这种特殊政治情况下，《公告》的播出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从新闻节目的编排次序来看，多年来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总是把国内消息摆在头几条的位置，而其中又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以及重要的党务政务活动等。尽管《公告》是世界级的重要新闻，但不可能占据主要位置，那么如何安排合适?除此以外，还有同一新闻节目中，《公告》前后内容的协调，总共播出的次数，全天节目的气氛，播音基调的把握，国内外反应的处理等。每一项具体安排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都必须严格掌握口径、把握分寸，做到恰到好处。我深知，这一切都不是某个新闻单位自行决定的，都必须向上请示，由中央决策。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4）
中央当然十分清楚《公告》的新闻价值，但更清楚《公告》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影响。中央是胸怀全局，站在政治的高度，站在主权国家的立场，采取于我有利的方式，精心安排《公告》的播出和宣传的，采取了内重而外轻、内热而外冷的客观报道方式，冷静对待，留有余地，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播出安排上并没有表现出对《公告》的过于重视，没有放在突出的地位。
《公告》的播出时间是由中美双方商定的，定于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点播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广播的好时间，这时候的听众不多，又不作预告，不容易引起听众的注意。这一时间的确定，更多地是考虑到美方的要求。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点，正是美国15日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这无疑是美国广播电视收听和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间，善于利用电视制造舆论的美国要人，特意选定这个时间，是想利用受众最多的时候扩大影响，造成轰动效应。
经研究和请示决定，《公告》的首次播出是这样安排的：按照正常的节目时间表播音，事先不作预告，10点新闻中《公告》属首次播出，放头条，另配发国内新闻，不含有反美的内容。播音基调客观，平静，不高不低，不急不慢，语气贯通。当时提出不有意突出也不存心降低播音基调，是有针对性的，播音员对这件事的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实际录音时，播音基调仍显偏平偏低，播音员已认为不适当，提出重录，而监听录音的编辑却认为“可以了”。后来审定节目时，还是决定重录。16日上午10点钟，中央电台准时播出了《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和磋商定下来的，都有其丰富的内涵，除了反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双方会晤不是针对第三国以外，《公告》的最大特色是突出了“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邀请的。“你要来，我才邀请”，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别致的邀请方式，是特意向世界表明尼克松来访，美国方面是主动的。
也许今天的读者对《公告》的影响力并不感到惊奇，但在当时却超过一枚大当量的原子弹的爆炸力，使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喜悦、迷惘、震惊交织在一起。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大惑不解，也有的人暴跳如雷。当时最流行的三句话是：蒋帮受打击，苏联干生气，佐藤真着急。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由冷变暖的迹象，这一举动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根据各自的利益纷纷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有的化仇为友，也有的变友为仇，但谁都看到刮起了与中国的建交风，出现了世界性的“中国热”。
中央电台代表着国家政府首发《公告》。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却要直接发布《公告》。为此，尼克松和基辛格16日从华盛顿的白宫飞往西部城市洛杉矶。在尼克松的想像中，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也将会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者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宣布这一消息。他没有想到中国是如此地“低调处理”，没有任何超常的举动。在中央电台播出《公告》的同时，一向面无表情的尼克松总统喜形于色地走进了设在洛杉矶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在当地时间下午7点钟(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面对新闻记者和美国观众，发表被他称为“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的”简短公告。这消息像一阵飓风迅猛吹遍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晕头转向。
实际上，《公告》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就必然地带来双方种种关系的变化，哪怕是细微的、局部的、缓慢的。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5）
中央电台首播《公告》之后，随之对《公告》的整个播出做出安排。《公告》播出一轮(24小时)7次，不多不少，不冷不热；《公告》重播的排列次序安排在一次新闻节目的中间偏下位置，不高不低；紧挨《公告》的上下，不排列反美的消息和文章，气氛适宜；新闻节目的提要中只用标题《公告》，不摘发内容，不突出哪一方面；中央电台全天节目淡化反美气氛，减少反美内容的文艺节目，也不把反美的内容都剔除干净，不给人以错觉，产生误导。说来容易，做起来必须高度负责、谨慎对待，这既是宣传，更是政治的高超艺术！
这一播出原则，竟沿用成后来基辛格多次来访的报道“模式”，如1971年10月5日播出基辛格二次访华的《公告》时，晚上10点首播放头条，《新闻报摘》和其他新闻节目中放中间偏下；对台湾广播的普通话、客家话、闽南话节目中多播出一次(后来觉察到应该再多播几次)；对少数民族广播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朝鲜语和藏语节目各播出一次；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不播。不仅广播，《人民日报》等报纸对《公告》的版面安排，也总是固定在一版的右下角(从面对报纸而言)偏上一点的地方，这成了固定的“基辛格的位置”，进而演变成了美国要人来访刊登消息的位置。
《公告》播出后，宣传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新闻界也提出了许多认识和思想上的问题：在宣传报道中反美还要不要提?对反美报道的政策、策略、口径如何掌握?对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如何表示支持?今天认为是简单的问题，那时却很难说得清，很难把得准。自然，听众也纷纷给中央电台来电话，要求回答有关的种种问题，电台工作人员怕接电话，他们一时也说不清楚。须知，那时候，听众认为中央电台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党中央和政府的，都是政策口径，谁敢贸然回答?须知，那时候，一旦说错了话，不右就“左”，无限上纲，与对美帝的态度、立场联系在一起，谁敢拿政治问题去冒险?经反复研究，确定了宣传上的三个不变：(1)揭美反美不变；(2)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不变；(3)处理中美关系中坚持的原则不变。事实上，变中有不变，基本立场和原则不变；不变中有变，斗争策略和具体问题有变。
说来也巧，《公告》播出15年后，1986年我应邀去美国访问，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设宴送行。席间，相互谈及基辛格来访的情景，他表白自己“是最热爱中国的”，原因有二，除了他娶了一位华人ℚi子(包柏漪)以外，他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1年，当基辛格和他乘坐的飞机，从巴基斯坦飞往中国时，在临近新疆即将进入中国领空时，他从飞机的后舱走进了前舱，以先睹中国为快，这样他比基辛格更早地进入了中国。
分析形势明确指导思想
坚持原则定下宣传方针
中国从“打倒美帝”的高峰转而邀请尼克松总统来访，美国从对中国的封锁转而开启美中关系的大门，这种急剧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笔者分析，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利益。
面对世界形势，从世界战略和策略的高度分析，尽管世界矛盾纷纭复杂、扑朔迷离，能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国面对的危险敌人也是两个超级大国。他们都在虎视耽耽地注视着中国，一个在我们身旁，重兵压境，从北、西、南三面环形包围中国，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个长年与我国为敌，操纵台湾，虎视中原，封锁渗透，时刻想颠覆我人民政权。面对两个强大的对手，我们如何稳操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要善于抓住时机，由不利转有利，由被动转主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谁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最危险的敌人?当属苏联霸权主义者。利用矛盾，求得发展，纵横捭阖是政治家、外交家屡用不鲜的策略。事实上，什么“阵营”、“联盟”之间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暂时的共同利益把它们联合起来，而长远的国家利益又把它们分化开来，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中美之间的原则分歧，我们寸步不让；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但解决问题，可以用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各种手段，邀请尼克松访华是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必将影响着世界的格局，有利于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6）
而美国总统尼克松面临的棘手问题很多，由于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面临金融危机；在越南战场遭到惨败，每天要花掉近一亿美元；国内矛盾激化；从战略上看，主要是美苏争霸，力不从心。尼克松认为，美国面临苏联的挑战，苏联是美国现实的军事上的敌人；中国还未能构成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是谋求缓和的潜在的敌人，虽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可以坐到谈判桌上来。尼克松采取了缓一个打一个的策略，谋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
尽管中美双方存在着接触的可能性，但存在的原则分歧不少，而且距离甚远。我们是绝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的，其症结是台湾问题。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坚决反对“###”、“###”、“###”和“台湾归属未定论”；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不准外人干涉；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美蒋1954年签订的安全条约是非法的，中国人民绝不承认，必须废除。后来把以上归纳为中美关系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对能否谈得成，我们作了充分准备，我们的原则是明确而坚定的，取决于尼克松的态度和诚意。我们当然积极争取谈出成果来，但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过去不谈是针锋相对，现在谈也是针锋相对。防止谈判时的右倾，也防止破裂时的“左”倾。
我们的接待方针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不冷不热就是保持常温，按照周总理的解释是不冷到摄氏零下，也不热到超过摄氏100度，上下浮动的依据是谈判进展的情况是否顺利。
我们的宣传自然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的战略构想和战略部署，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安排和搞好宣传报道的依据和归宿。
尼克松出访诸多特殊
我坚持原则绝不让步
中国每年都邀请一些国家的元首来访，其接待规格和礼仪很有章法，宣传报道也很有章法，但接待美国总统却有些不同：(1)中美未建交，长期处于敌对状态；(2)这是一位超级大国的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在任总统；(3)他是西方世界的代表，其访问本身及其成果，对世界有影响，世人注目；(4)国外以各种目光注视着中国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接待和宣传上都有许多特殊性。
美国总统出访总是兴师动众。尼克松访华摆出庞大阵容：代表团正式代表12人，非正式代表22人，加上后勤、保卫、记者和技术人员共391人。这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大大压缩了的数字。据了解，尼克松访问南斯拉夫时690人，访问罗马尼亚时670人，访问印度尼西亚时423人，访问巴基斯坦时452人。就随团新闻记者而言，访罗时124人，访南时100多人，这次访华的随团记者87人，加上广播、电视、电影等技术人员共160多人。
美国总统出访也很特别。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在，权力不能交给任何人，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都要随时办公，同白宫保持密切的联系。所以，尼克松出访一些国家，在访问期间坐自己的“空军一号”专机，有一套完整的通讯设备。总统出访还要带防弹汽车、众多的保安人员和自己的厨师。但在中国却遇到了例外。我们强调中国是主权国家，凡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在中国境内必须坐中国的飞机、中国的汽车，我们提供安全和技术保证。美方怀疑中国人的能力，我坚持主权原则，不作让步，最后还是由中国提供专机和红旗轿车。这在美国总统的出访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尼克松也清楚，隔绝了20多年的中国是一个神秘莫测、不知如何打交道的国家，格外谨慎，他从来没有像这次出访这样做那么多的准备，从阅读有关中国的文件、书籍，看录像资料，请人面授，直到学中国的礼仪、风俗、膳食、用筷子，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摸透中国人的心思。
接待尼克松作了精心安排。那时中国经常举行盛大的迎宾活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市内尤其是在十里长街举行夹道欢迎。如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来访时，毛主席到机场迎接，100万人夹道欢迎。但中美是未建交国家，尼克松的来访不是国事访问，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组织欢迎群众，不献花，也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沿途，北京街道两旁和天安门广场，既不组织群众欢迎，又不能空旷无人，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有意做了安排。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迎宾方式。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7）
美国总统的出访总伴随着强大的舆论，这既是发达的美国信息社会的特点，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这不仅是对美国，也是对西方世界。出访期间，每天举行新闻吹风会，要通过卫星传递广播电视节目，并随时进行广播电视的现场转播。这在当时，对我们都是新鲜事儿，我们力所不及，甚至闻所未闻。美国总统很会用舆论，尤其重视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广播电视，事先特意安排在美国听众和观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播放总统访问的消息，现场转播总统的活动。为此，美国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提前几个月来到北京、上海，建立卫星地面转播站。对此，我们是积极支持的，借用他们的技术力量和新闻报道，向世界介绍中国。但同时又坚持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美国的转播站。经谈判达成协议：地面转播站由中国建，把美国的设备买下来；然后美国租用这个转播站，建站和租站所付的费用大致相抵。这似乎是一种交易游戏，但却是主权原则。不仅如此，美国运来的大型电视转播车也必须交给中国的司机驾驶。对此，美国人大为恼火，扬言中国司机驾驶不了，中国司机当场登车表演，他们无言以对。后来在尼克松访问期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当中国司机驾驶着这辆又高又长的转播车路过东单路口时，被后边驶来的汽车撞坏了尾灯，美国司机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出言不逊。我方人员据理给予严厉斥责，指出这是后车撞前车，属于一般交通事故，不是技术问题，对方当场赔礼道歉。
坚持主权的原则和做法，成了以后中美关系宣传报道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直接与间接宣传全台一盘棋
近距离与远距离采访分层次
从1971年11月开始，首都主要新闻单位就开始为尼克松来访的宣传报道作准备，按照统一的原则和要求，各新闻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去落实。因为这是一件涉及双边关系的、世界瞩目的大事、新事，准备工作也就特别细心和认真。除了事情的本身以外，要把国内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思想情绪、把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反应考虑进去，要把过去反美斗争的宣传和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宣传的连续性考虑进去，确定宣传报道的原则、政策和策略。
宣传的总原则是接待方针的具体化，解决中美关系的原则不变，揭美反美不变，支持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不变。但尼克松总统又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中国是礼仪之邦，当然不能在客人在的时候，喊“打倒尼克松”、“打倒美帝”。既不能把反美气氛搞得很浓，也不能把反美的内容都剔除干净，国际上发生了有关反美的事件也不能缄口不言，既防右，也防“左”。当然，我们也不能放弃宣传自己的大好机会，尼克松总统来访又正是春节之后，要宣传报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取得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具体讲，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分直接和间接两部分。直接报道是指与尼克松总统访华活动有关的报道，间接报道是指除此以外的其他配合性报道。
体现接待方针和接待规格主要反映在直接报道上，凡是双方的活动如会见、会谈等，都要报道，我方报道当然是以报道我方的活动和观点为主；凡是尼克松一行的主要活动均发消息，突出尼克松，兼顾罗杰斯和基辛格，尼克松夫人的单独活动另发消息。尼克松访华举世瞩目，众多记者云集北京，必须重视新闻的时效，但时效要服从于政治，重要消息必须审定后播出。有的由我们先讲出去，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更多地是让美国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先去讲；我们发稿量适中，让外国记者多发。他们先报道、多报道比我们去讲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对我们更有利。除了按照总的精神把握好国内问题的报道以外，密切注视着国际事件的发展动向，一般国际事件的报道照常，反映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涉及批评美帝、尼克松的一般暂不报，而对需要报道的国际事件把“美帝”改为“美国”，不点尼克松的名，不作专题报道，不发表评论，只作客观报道。对于有的国家借尼克松访华之时故意搞一些动作，来试探我们的反美态度，不受其影响。凡是与访问有关的报道，严格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严格防止乱指挥，防止听小道消息，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搞小动作。中央电台的直接报道部分由新闻节目承担，其他节目都不参与，这样不仅便于政策口径的掌握，也便于播出次数、时间安排和播音基调的掌握。同时，可以根据双方会谈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报道的温度，如会谈比较顺利，进展大，则升温；与此相反或国际上发生了反美的重大事件，则降温。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8）
除此以外，全台的其他报道、所有节目必须协调一致，全台一盘棋，包括文艺节目(样板戏、歌曲)的内容和安排，都必须遵循统一的精神，有的减少，有的暂不播出。这不仅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而是从尼克松访华先遣人员到达开始，直到访华结束后有关人员离去，这期间中央电台有关反美内容的文艺节目的安排是一个由少、暂不安排、适当增加到恢复正常的过程。播音速度和基调全台协调一致，正常播出，有关访华报道的播音既不加快高亢，也不有意放慢降调。
那时广播宣传的政治气氛和阶级斗争观念是极强的，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复兴门外广播大楼东侧的二、四层是中央电台的录音机房和传送播出机房，是技术和播出的要害部门。当时传说，美国在民族饭店新闻发布中心安装了红外线，正对着中央电台的东侧，这里的一切活动，他们一目了然，都能拍摄下来；这里的一切声音，他们都能听清楚，录下来。为阻止窃听窃录，我们研究了多种方案，小心翼翼，而且买了紫红色灯心绒，把二层、四层朝东的窗户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以保证录音和播出安全。
为了切实掌握好全台的宣传报道和节目安排播出，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的主持下，成立了专门的宣传把关小组，实行集体办公制度，从2月20日美国先遣人员和美国记者到达开始，每天早晚各研究一次宣传报道情况，并审听和安排全台播出节目，实践证明，在遇有重大紧急宣传的情况下，临时成立宣传报道小组，集体办公，这是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出的一种有效的好形式，尤其在节目多、环节多、头绪多的情况下。后来的几次重大宣传中，中央电台也都是这样做的。
北京成了世界新闻舆论的中心。参加采访的除了中国几大新闻单位的30多名记者以外，随尼克松来访的美国记者87名，常驻中国的记者30名，临时申请来采访的记者20名，记者之多，历史上少有。这些记者都带着任务而来，都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如何安排采访?如何保证安全?记者难管。
既保证安全，又满足记者要求，参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做法，采取了近距离采访和远距离采访的两种划分。所谓近距离采访，也都在几米以外，人数不宜多，确定的原则是工作需要和采访特点，中国方面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单位的记者。美国方面由我方限定近距离采访的人数，由美方内部去平衡，具体落实到人，据说相互争来争去。第三国的记者都被拒于近距离采访之外。开始曾有所顾虑：美国记者能否接受这种分层次的方式?据了解，美国在白宫草坪举行欢迎外国元首的仪式，就是采取这种采访方式，许多记者被阻挡在栏绳以外。
美方从传统做法出发，每天两次新闻吹风会，介绍会谈的情况、气氛和访问的花絮，实质性内容不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为此，在民族文化宫的西厅设了新闻中心，美国记者住在民族饭店，在那里举行吹风会，在那里发稿。我所知道的新闻吹风会，是美国政府新闻秘书齐格勒对记者神侃一通，他在记者圈混得很熟，有些记者为他保驾护航，有意提一些他想回答而又不便自己主动说的问题，而当他遇到窘境时又为他排忧解难。为此，记者圈的人清楚，而表面上又不露破绽。参加吹风会的记者大多不愿意抢前排，有些人挤在门口，立马可待，吹风会结束，记者便一哄而散，跑到不远的新闻中心占位子抢发消息。吹风会是利用记者、管理记者的一种可采取的形式。外国记者很辛苦，他们很少能坐下来吃一顿饭。尼克松总统去上海之前，美国方面在民族饭店设宴招待记者，我看到美国记者从头到尾在场的不多。电视摄像记者常常是一个人“拳打脚踢”，记者、灯光，集于一身（而我们常常是由一个摄像组承担），他们顾不上吃饭更是常有之事。当记者是一个吃苦的职业，更应有拼搏精神。
毛主席过问启程消息
周总理修改广播稿件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离开白宫，启程来中国访问，美方发了消息。按照惯例，一些国家的元首访华，我们事先作预告、登照片和简历，对这些元首启程来华的消息我们一般不发。美国是未建交国家，尼克松的访问事先不作预告，不发照片，当然也就不会发启程消息。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9）
第二天，毛主席催问：尼克松起程这么久了，消息为什么不发?毛主席非常关注这件事。新华社赶写了消息送周恩来总理审批。消息原稿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2月17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周总理审稿时，在“来”字之前加了一个“前”字。周总理说：“有‘前’字，广播念起来顺口。”2月19日，中央电台播出了这条消息，共播出7次。
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
中美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等前往迎接。尼克松走下旋梯，向周恩来总理伸出手，与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实现了冰释22年、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周总理说，您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与我握手。尼克松说，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刊登尼克松到达的消息时，周总理特意选中了这张意味深长的握手照片。尼克松总统在机场上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奏两国国歌，随后，几十辆红旗轿车一字儿摆开，浩浩荡荡地向市内行进。但出于中美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政治因素，没有安排外交使团参加迎送和宴会活动，没有组织热烈欢迎的群众场面，沿途车辆少，自行车少，行人也少，直到天安门前依然如此，犹如那灰蒙蒙的天空冷冷清清，偶尔有几个行人也是匆匆而过，不左顾右盼。这种欢迎外国元首的方式实属罕见，与过去那种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的群众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刻意组织安排的，许多车辆和行人被堵在了胡同内。
中央电台在中午12点抢先播出了尼克松总统到达的简讯，随后播出了详细报道。应该说，这是新闻报道中常用的形式，但对我们却是一种破例的特殊安排，那时一般新闻报道并不在意时效，都是等核对准确后发综合消息。这次抢先播出简讯，是在特殊情况下而专发的快讯，我们总不能落在美国媒体之后。在尼克松总统到达不久，毛泽东主席立即会见，自然成为这次访问中最重要的新闻，一开始就把访问推向了Ｇao潮。毛主席很有兴致地谈形势谈哲学，由原来预定的20分钟延长到70分钟。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都在最显著的位置迅速作了报道。据当时拍片的北京电视台李华回忆说：“平常主席会见外宾的片子只拍3分钟，可这段片子我破例拍了7分钟，创了历史记录。还为美国三大电视网提供了图像。”毛主席的会见，世界媒体纷纷评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中央电台及时播出了欢迎宴会、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多次会谈、尼克松总统及夫人的参观、观看《红色娘子军》等活动的报道。应该说，报道量并不大，严格掌握每条消息，也没有气氛的渲染，但却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中，不仅对访问的报道，而且对整个广播宣传政策和口径的把握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按照日程安排24日去游长城和定陵，正赶上连续下大雪，为保证一路安全，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都参加了北京市民的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十万群众连夜奋战铲冰扫雪。美国媒体十分惊诧，纷纷赞扬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性。登上长城的尼克松不禁感叹，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时刻。但在尼克松游览定陵时也出现了小小Сhā曲，冰天雪地的，一些少年儿童穿着毛衣，不合时宜地在那里游戏、打扑克，明显表现出刻意安排的痕迹，周总理对此表示歉意。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非常赞赏周总理当时的坦诚和直率。
访问初期，对新闻报道的把握是非常严格的，一直遵循“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方针行事。后来的报道随着会谈的升温而升温。2月27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中美上海公报》)，我方提出要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公报》的写法很特别，谈了共同点，也公开亮明了分歧点，这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而形成的。谈判中的焦点和难点是关于台湾的表达。《公报》中我国重申了对台湾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据说“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提法是基辛格的创见。事过30年后，2002年8月，我去杭州住在西湖名园(刘庄)的八角亭附近，当地领导告诉我，当时《中美联合公报》起草班子就在八角亭，中美双方都在为如何表述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而冥思苦想，基辛格等人从八角亭望着西湖中的苏堤顿生灵感，一堤隔两水，两水是一湖，形成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妙句。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10）
冷静报道《公报》反应
涉美宣传发生微妙变化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世界舆论纷纷评论说：“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甚至说，“由此亚洲和世界的局势缓和了。”但我们的报道是冷静的清醒的。《公报》发表后，周总理一再指示，这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要看行动，真正做起来是会充满斗争的，是长期的，我们主要看行动。中央电台对《公报》的播出是平静的客观的，不炫耀是我们的胜利，报道各国的积极反应而不散布太平观念，着重强调要落实《公报》精神，中美双方都要按照《公报》的原则办事。
我们说涉美宣传的原则不变，而实质上不变中有变。《公报》的发表给过去传统的“反美”宣传带来了政策和策略上的变化，讲“美国”、“美国政府”多了，而讲“美帝”少了，点尼克松的名字更少了。《公报》的发表带来了对台湾宣传的变化，对“美帝国主义立即从台湾滚出去”等提法作了相应的变化，对台湾宣传的方针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公报》发表后就全球战略的提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的“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提法改为“苏美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公报》的发表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中国热”，许多国家进一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有些国家纷纷与台湾国民党断交，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也有的国家由此与中国的关系疏远。与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相适应，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也作了调整。
中央电台的宣传到3月1日，维持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口径；3月2日至4日，美国部分人员未走，维持与先遣人员到达时相同的宣传口径，作为过渡，开始有控制地播出有揭美批美内容的文章，并播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等；此后开始播出《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歌曲，逐步恢复正常播出。这个“正常播出”实际上已经不是尼克松访华前的简单重复。
中美建交与邓小平访美
中美关系驶入正常轨道
1978年12月16日10时(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事前，15日晚，广播局局长张香山召###议说，明天上午10点有重要广播，宣布中美建交，并由华国锋总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央电台要准时播出，内容事先要绝对保密。围绕是否事先发预告，有过一段小小的Сhā曲。出于保密，15日明确不作预告。16日上午8点55分，又匆匆决定发预告，9点中央电台赶发了“今天上午10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的预告。事后得知，原先中美商定都不作预告，后来听到###已播出“有重要政策声明”，我们也决定发预告。
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中美建交公报时，中央电台作了现场转播，前后不到15分钟，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时间最短的现场转播。随后又由播音员夏青、林茹分别播出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国政府的声明，共6分50秒。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人民日报》赶发了号外。公报中明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宣布建交公报后，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中美关系问题。因属于中外记者招待会，没有什么内外区别问题，中央电台曾经提出转播招待会实况，但出于稳妥、安全，没有同意转播，中央电台于12点30分播出了录音实况，落在了外国记者报道之后。对录音实况的处理，广播局局长张香山批准了中央电台提出的四点意见：一是回答问题涉及到内容不当的要修改，说话重复、有语气词等不影响内容的保留；二是外国记者的提问(包括直接用外语)照原样播出，不必删节，也不必混播(有人提出要混播)，翻译中的外翻中保留，华总理回答时的外文翻译删掉；三是招待会实况全部播出，包括开头语和结束语，保持完整性和真实性，基本上保留招待会的原貌；四是华总理的录音与播音员的录播分别使用、分别安排，连续播出两天(实际共播出12次)。当天晚上的《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公报、声明、记者招待会实况、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同时宣布建交的消息、中国各界人士的反映。中美建交是两国之间的大事，又是一件事关世界全局的大事，但中央采取了慎重态度，通知各地不搞庆祝游行，不敲锣打鼓，宣传上也不搞大的举动。中美建交是双方战略利益需要的结果，机密性很高，但为什么会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之日前公布建交信息?事后得知，一是担心泄密，当时美国舆论已有风声；二是赶在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之前，制造舆论；三是美国看准了中国的市场，急于与中国做生意。
自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向中国示好，大大加速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历史表明，每次国际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国际关系新的分化与组合，都会给我们的宣传政策和策略带来急剧的复杂的相应变化。中美建交又一次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新闻界提出：对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国际反美活动如何报道?是继续反对两霸还是反对一霸?中美建交使过去许多与我疏远的国家接近了，也使有的与我亲密的国家疏远了，宣传上如何把握?中美建交的同时是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对台湾当局是个沉重打击，对台宣传的政策、策略如何变化更有利于统一?等等，都作了及时的研究，采取了相应对策。例如，中央电台在对台湾广播中不再使用“蒋匪帮”，把“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后来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央电台及时作了报道，对中美关系的宣传又一次掀起Ｇao潮。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1）
无论发生什么战争，中央电台的声音都不能中断。当时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把“备战”摆在了首位，足见毛主席的重视和心理情结。毛主席不仅提出，而且切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备战”措施，真的在“准备打仗”，如加快三线建设，实行全民皆兵和“深挖洞、广积粮”等，广播电台自然毫不例外，而且是重点部门。
毛主席非常重视广播的安全
毛主席把发生战争的形势看得非常严峻，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大陆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中苏关系破裂，摩擦和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更加严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中苏边境摩擦不断升级，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立即在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上连续报道，备战气氛急剧升温，箭在弦上，中苏之战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抓得更紧、更实，随时“准备大仗”。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通知（“八二八命令”），从此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各机关开始人员疏散、精简、下放。9月15日中央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充分提高对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革命警惕性，“牢固树立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革命的纪律性。城乡各单位都要认真检查落实战备，特别是国防工业及水、电、运输、通讯、广播等要害部门”。
中国各新闻媒体一方面把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必须认真搞好自身的战备建设，确保在战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报道。广播是战时宣传和战时全国动员最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毛主席一向重视广播电台的宣传和安全问题，每逢国内外斗争尖锐的时刻，直接过问广播的事。1962年，毛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从内外两个方面研究落实如何加强中央广播局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电台安全，随后周总理接连到发射台去视察。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谈到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广播局代局长邓岗后来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办好广播，有关战备工程是一件大事。’”邓岗说：“毛主席对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很关心，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就问到这个问题。广播局要安定，不能乱，不同于报纸。要在两三年内建设一支坚强的广播队伍，真正做到中央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类似的话，姚文元也多次传达过。他在一次批阅在天津召开的“广播规划会议”的报告时，也提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1974年11月14日，姚文元在谈到广播电视宣传时又说：“战备工作是件大事。毛主席在十大一次会议上就问我，广播局的战备搞得怎么样？主席最近同外宾谈话，一再谈战争的危险性，广播局要把战备搞好，要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
战备宣传与中央电台的备战措施
战备宣传与备战工作一直是中央电台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当时，中央不断下发有关战备的文件，各地都作为头等大事去抓，全国的备战气氛异常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媒体的宣传报道起着造势、推波助澜作用。这期间，在公开宣传报道上媒体出现过过热和过激的提法。过热，是宣传的量过多，气氛过浓；过激，是提法上把握分寸不当，调子越来越高，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报道全民军事教育、开展军事拉练等活动，它不符合现实局势，也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使本来对中国“文革”的惧怕又上升为认为中国“好战”；甚至内外不分，把内部文件对局势的分析和提法公开。中央多次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宣传报道中存在的偏差，提出“战备宣传，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方针，及时得到了纠正。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2）
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中央、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央电台的声音一刻也不能中断。那么，如何在战争中确保电台的安全和播音不中断，是考虑最多、顾虑最大的问题。据历史经验，电台一直是敌方袭击的重点目标。可是，未来战争什么时候打、如何打法、多大规模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无法完全预料的，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立足于可能发生的各种和最坏的情况，做好各种应对措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电台安全和安全播音万无一失，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中央电台做好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在战时广播宣传上，中央电台经过反复分析研究，1969年10月，制定了战时广播方案，这是中央电台鲜为人知的一件事。中央电台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四线战时广播方案：一是大楼无碍，坚持在广播大楼正常播音，除了加强战争的报道，其节目设置基本不变；二是一旦大楼地面上建筑被毁，转入大楼地下室坚持播音，节目时间表另行设置；三是一旦大楼全部被摧毁，北京不保，中央电台跟随中央转移，建立战时中央电台，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保证中央的声音不中断；四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指定某（或某些）地方电台，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消息和节目，打“人民战争”。我们是充满自信的， 中央电台历史上有过自己的体验和锻炼。中央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她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12月30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当中央撤出延安时，新华广播电台一直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始终坚持正常播音。尽管形势不同了，那时候能办到的，现在也一定能够办到。这样，中央电台建立战时广播体制，现有人员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坚持正常工作；第二部分转移到二线，随时准备接替播出；第三部分在三线待命，坚持工作演练。每线都有必需的机器设备、合成节目和资料的储备。三线之间随时保持密切联系，保证播音的衔接。这还不只是设想，而且具体做好了准备，选择了台址，分配了人员，复制了备份节目和资料，购置、安放了机器，制定了战时播出节目时间表，并进行了实地演习。
中央电台的战时播出方案
战时是特殊时期，节目设置不能沿用和平时期的做法，需要制定战时节目播出方案。方案的依据：一是依据战争的进展和战时的需要；二是依据战时的特点和听众需求；三是依据设备和技术允许条件。具体设计方案是：集中办好一套节目，争取办两套；坚持24小时播音，重点是新闻节目，突出战事报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播出及时，密度增加，国内与国际新闻综合播出；专题节目减少，节目组成宜综合不宜太细，播出时间缩短；办好最需要办的节目，增办解放军与民兵节目，进行军事和防空知识教育；文艺不设大块节目，分散安排，密切配合现实，多用歌曲和短小节目，全剧一般不用。总之，突出战争新闻，所有节目内容都为赢得战争和战时服务。
二三线人员安排，遵照周总理关于“打仗嘛，人可以少一点”的指示精神，打破常规，精简高效，一天分两班，除台领导外，重点保证新闻编辑（16人）、记者尤其是军事记者（6人）和播音员（6~8人），文艺（5人），节目（包括胶带管理）（3人），其他专题5人（以后有过几次调整）。依据上述原则，具体排定、印制了节目时间表。
3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广播和各种媒体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远非昔比。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战争亦不可不防，最近###总书记一再警示全党和全国要在好的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媒体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广播如何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保证战争的报道，保证安全播音，依然是一个不可忘却的问题，有备才可能无患。过去的方案已过时，但作为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录以备忘。今天已有了许多新的技术，有了许多更有效的手段，但也有了更多的风险，都需要依据新形势进行科学设计，以应对现代化的战争，立于主动地位。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1）
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播音要准确、完美地融入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
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
——摘自周恩来同志追悼会《悼词》
1975年12月11日，得知新年元旦将发表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和《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 土豆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我把这两首词照录于此，读者一看就明白，意境深邃，跌宕起伏。诗人有时大气磅礴，高屋建瓴，气吞山河；有时又“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细腻入微；有时欢欣鼓舞，有时又幽默辛辣，嬉笑怒骂。诗人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不仅与诗人过去诗词的艺术风格迥异，而且这两首也彼此大相径庭。
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诗词很少公开发表，每次发表，都非常严肃慎重。诗词写作的背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有关，诗词的发表也反复斟酌与政治气候的关系，而听众对此也非常敏感，每次发表都会引起一场政治冲击波。
这是中央电台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次录音，是播音员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一次考试。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基调和播音风格的确定和变化，从总的方面说，总是离不开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也就是时代的特征。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任务对电台播音有着不同的要求，播音必须与之相适应，形成播音的基本风格。从电台的具体播音而言，总是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电台（如中央电台与各地电台），不同的节目（如新闻节目、对农村广播、青少年节目），不同的体裁（如新闻、言论、文艺），甚至不同的播音员或主持人，既有一个台播音的基本风格，也必须有各自的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那么，播好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应该确定和遵循什么原则呢？
毫无疑问，播好这两首词是中央电台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不同于播报新闻，不同于播出政论文章，也不同于播出一般的诗词和文学作品，它有着许多不曾遇到过的特殊要求。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三项播音原则：
第一，两首词的内涵是政治性的，其体裁是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是艺术性的。因此，很明确，要播好这两首词首先是从政治上定位，首要地是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深刻理解写作和公开发表的政治背景，不能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和处理。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直露政治、采取播送政治言论的方式对待，不能失去文艺作品的特色，要善于用高超的文艺形式表达深邃的政治意境。
第二，在播音的具体形式上，中央电台依据不同的节目、内容和体裁分别采取过全文广播、广播、播送、播报、朗读、朗诵等播音形式，对这两首词应该采用的是朗读而不是朗诵，客观、准确表达它的涵义和意境，不加过分的艺术渲染和夸张。
第三，这两首词与其他诗词不同，与毛主席过去发表的诗词也不同，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念奴娇?鸟儿问答》一首，与主席过去的艺术风格迥异，诙谐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讥讽，当时读来令人痛快，令人兴奋，令人鼓舞，拍手叫绝。要恰当地表达出这一特殊艺术风格，准确把握播音的基调、声调和速度，跌宕起伏，含蓄而不外露。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工团朗诵演员徐恩祥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研究播音问题；由台领导和专家组成监听评定小组，对播音作鉴赏和审查。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2）
事前的理解和定位是重要的，但最终要融于实践，靠播音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播音员要有很深的功底。确定由夏青、铁城和方明都播音，相互启发，比较鉴定。虽然确定了采取朗读形式，而播音基调的确定历来是个难题，定调，找准感觉，准确体现事前研究的预想。事实上，不仅每个播音员的理解、把握和表达不同，而且领导、专家和监听人员的理解、要求和鉴赏水平更是不一，众口难调，要经过反复地试录、评议、商讨、磨合，才逐步把准了脉搏。在播音情感、声调、速度的具体处理上也并不轻松，词的内容大放大收，诗人情感天上地下、大起大落，从大气磅礴骤然转入流水细语，从慷慨激昂骤然转入诙谐幽默，从高度概括骤然转入具体细节，转换尽在刹那之间。最难把握的是第二首——“鸟儿问答”，形式独特，语言独特，其中难以表达的词句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最难表达是“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在当时，我们反复琢磨，前几句，是诙谐和讽刺，那么“不须放屁”是诙谐讽刺，还是愤怒声讨？播音是轻是重，是轻蔑还是斩钉截铁？着意承上启下分析，应该是兼而有之。这一切，播音要准确、饱满地融入几个字的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短短的两首词，从准备到录播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录音后评定送审，局长邓岗特邀请了诗人袁水拍、葛洛征求意见，最后送中央审定。夏青、铁城、方明三人的播音大同小异，风格不同，各有特长，正应了“百花齐放”，都得以通过，交叉安排播出。12月31日晚8点钟，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播出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为新年增添了欢庆气氛。首播采用了夏青的录音，在其他时间和节目中夏青、铁城和方明的录音相互交叉播出半个多月。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许多专家写文章介绍背景、解析内容、论述意义，中央电台作了连续报道，并试图谱曲录音播出，终因难以准确把握而作罢。
这两首词播出后的第8天，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在15日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其中说：“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1）
既要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又要保证大楼的安全和任何情况下播音不中断，还要保证工作人员和职工家属的安全与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中央电台在经受考验中。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级的唐山大地震，24万2千多同胞遇难，16万4千多人重伤，7200个家庭全部震亡，4000多名儿童成为孤儿。这次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既要完成抗震防震的报道任务，本身又处于震区，必须做好抗震防震工作，面临着与过去紧急、重大宣传完全不同的情况，面临着双重任务。
地震发生前，我在大连。那几天天气奇热奇闷，大雨不断。27日，我与中央电台的几位同志到大连郊区参观，晚上回来时雾气蒙蒙，车灯只能照射几米远。凌晨，突然被颠醒，听着门窗嘎嘎的响声，看着摇曳的电灯，我惊奇地喊出：“地震啦!”等我匆忙走下宾馆的大楼时，院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纷纷议论：“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猜测到可能发生在唐山、天津、北京时，人们涌向了邮电局……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想到了北京，想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想到了安全播音。我深知，地震对广播大楼、对广播的严重威胁，中央电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中断播音的，如果全国人民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听不到北京的声音，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时无法与电台和北京取得联系，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收音机，急切地想听到中央电台的声音……
一
当我打开收音机时，还不到中央电台开始播音的时间，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当凌晨4点钟，传来了《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中央电台没有出大事，北京没有出大事!但是心中的疑团并没有解开，北京有没有发生地震?地震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早晨6点30分，从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节目中传来了地震的消息，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情况还不清楚。这条消息解除了对北京的担心，又增加了另外的担心。在随后的连续报道中，不断披露了人员伤亡和造成破坏的情况，人们的心震颤了!
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中央电台。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央电台在正常播音，但内部工作的紧张和忙乱，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大震之后还有余震，对中央电台安全播音的威胁并没有过去；中央电台的领导只有我们3个人，台长杨祚铭一直患眼疾，现在只有副台长张冬兴在主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我想尽快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但仅有的几条电话线路被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尽管张冬兴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我却更坐不住了。
要回到北京谈何容易。铁路交通中断了，公路拥挤，水路船舶停驶，只有空中一条道，而飞机又都调往唐山抢运伤员去了。经多次与大连机场联系，过了两天才答复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有去北京的飞机，你到机场来等着吧，只要有你就上。地震后的第三天——7月3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大连机场，眼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大连各医院的救护车排着长队，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着陆了，他们跑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抬进救护车里，急驶而去。不久，又一架运送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节气正处三伏天，地震后的天气又特别反常，气温高雨水又多，我们的白衣战士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条生命。我从广播中知道，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从陆地、海上、空中把地震中的受伤人员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紧急救治。
直到8月5日下午3点多钟，我才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二
北京变了，大变了!住宅区、办公楼附近的空地上，街道的两旁，搭起了密麻麻的防震棚，人匆匆，车匆匆，到处是忙乱的景象，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模样。大家都在忙于抗震防震。
当我走进中央电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听到许多动人的事迹，也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步履维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2）
地震在28日凌晨发生时，正是中央电台值《新闻报摘》节目早班的人员上班的时候，有的才迈进广播大楼，有的正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的震颤，他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惊慌，没有人迟疑，首先想到的是广播大楼的安全，是中央电台的安全播音，地震就是命令，他们不顾家人和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沉着镇定地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技术人员，有的工作在广播大楼最高层，震感最强，他们置危险于不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强震过后，中央电台的领导、许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赶到了广播大楼，检查每一个播出环节，研究部署抗震防震工作。
在突如其来的生与死的面前，中央电台的同志们经受住了考验。
中央电台抗震防震期间的工作，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临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既要保证向全国的正常播音，又必须搞好抗震防震的报道；既要保证当时的安全播音，又必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几种准备，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中断中央电台的声音；既要保证搞好宣传，又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关心、照顾、安排好职工家属的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工作时期。
三
中央电台的广播在这种时候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传播快、覆盖广、收听方便，在当时电视不普及、报纸发行不畅的情况下，人们主要从收听广播中了解各种信息，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更是这样，主要通过广播了解最新情况。全国人民关心着唐山、天津、北京的抗震防震，尤其是地震灾区的人民群众更需要广播。
中央电台处在震区，余震不断，能承载8级以上地震的广播大楼不断晃动，墙皮刷刷地脱落，墙体出现裂缝，更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为保证在广播大楼的正常播音，保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中断，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对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编播人员、技术人员等，将值班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缩短每一次值班的时间，增加人员轮换的次数。一旦发生不测，值班者们将誓与大楼共存亡。
二、对凡是能够离开工作岗位、又不能远离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由大楼的高层搬到大楼低层，尽量增加安全系数。
三、对绝大多数的编播和行政管理人员，由大楼内搬到大楼外的帐篷里工作。占播出量80%以上的专题、对象节目和文艺节目，除录音、播出以外，大量的编辑工作都是在路边嘈杂闷热的帐篷中完成的。
在这期间，台领导和编辑、技术部门的领导与值班人员一起，始终坚守在大楼内，始终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也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
中央电台在余震不断的大楼内和楼外的帐篷中，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了3个多月，直到地震缓解后恢复正常，但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应对地震的发生。
四
抗震防震的报道，以唐山为中心，兼顾天津、北京。地震发生后，中央电台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王润庭等立即请战到唐山采访。他们连夜从石家庄赶往唐山，路上走了22个小时，冒着余震不断、房倒屋陷的危险，立即投入了采访报道，及时把唐山地震、抗震的情况告诉了全国人民。随后中央电台又从北京派出记者和播音员，与他们一起组成唐山地震报道组。天津、北京的报道分别由中央电台驻这两地的记者站承担。他们在余震不断、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连续不断地发出了来自抗震第一线的报道。
8月22日，我从北京去唐山，与记者组的同志一起研究抗震救灾的后续报道。这时候，地震后最紧张繁忙的时候已经过去，路途上依然车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和部队的支援人员、救援物资涌向唐山。平时不到4个小时的路程，我走了几乎一天的时间。看到震后的唐山，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昨是今非，满目废墟。1973年12月，我随林乎加同志到开滦煤矿作调查，住在唐山，而今震后再也看不出昔日唐山的影子了。楼房没了，街道没了，只有一座座的“大土包”，水泥预制板、钢筋、家具、被褥、枕头、衣物纵横交错，有的仍然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污水，到处是帐篷，到处是炊烟；一队队的医护人员和解放军战士穿着白衣、戴着口罩，向街道两旁喷洒着药水，空中有直升飞机撒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劫后余生的人们，由于过度的悲伤，眼中没有泪水，没有哭泣，彼此见面打着招呼，相互庆幸“你还活着”!抢救工作依然在进行……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3）
中央电台和中央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组，驻在唐山机场附近的几座帐篷里，只有机场还完好地保留着仅有的几间青砖瓦房，成为人们议论的奇迹。记者们不顾余震，冒着酷暑大雨走访抗震指挥部，走访一座又一座的帐篷，他们挤在狭小的帐篷里录音、写稿；他们吃着从各地运来的饼干、大饼、咸菜，喝着自己烧的开水；他们不顾蚊子咬、苍蝇叮、传染病，……责任感、手足情，一直使他们处在亢奋状态中，忘我地工作着。
我从唐山又去了天津。
中央电台的前方记者，一直同当地军民共甘苦，在抗震第一线工作了一个多月，准确及时地向全国###道了震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信息，又向灾区人民送去了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中央电台唐山地震报道组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受到了嘉奖。
五
为确保中央电台的播音不中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到万无一失，地震发生后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必须多手准备。如果再有强震发生，广播大楼被震塌、传送线路被切断、电力供应被破坏、稿件和节目供应不上、人员伤亡，……怎么办?最可选择的方案是建立中央电台的临时代播点，一旦发生意外，由代播点接替播音。这种方案在过去搞战备时设想过，但地震的破坏与战争的破坏又有不同之处，几乎没有其他安全的设施可以供用。代播点必须建在最安全的地方，自成系统，能独立地工作；代播点又必须建在北京，同各方面联系方便，能及时地传达中央的声音。在多处选点之后，确定了天坛公园东边苹果园的一片开阔地。这里地势高，周围建筑物少，容易操作，便于管理。地址确定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下，局属各部门通力合作，争分夺秒，日夜施工抢建新点。
天坛公园东边是一片古柏，古柏再往东是一片草地，雨水充盈，草木茂密。“拓荒者”们冒着酷暑锄草平地，用苇席、帆布搭起了临时播音室、录音机房、编辑部、办公室、节目储存间，所谓“室”只是比防震棚好一些罢了。然后运来机器，竖起发射“塔”。节目的安排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播出中央电台的4套节目，不能坚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能包容各类节目，只能由原来的4套节目缩减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套节目，其中主要保证新闻节目、尤其是重点新闻节目的播出，但播出次数要大大减少；保留一部分专题节目，但取消了重播时间；取消大块文艺节目，多是作为间奏乐播出。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节目时间表，基本上是过去战备时的一套设计方案，用在了地震中。（见附件）以上节目中的一部分专题和全部文艺节目，可以事先录制复制，作为随时播出的备用节目，存放在代播点，而新闻节目只能现时采访报道，为克服录制机房的困难，在广播大楼尚存的情况下，在大楼内录制后随时送往代播点备用播出，同时代播点新闻播出机房随时待命，一旦强震发生，广播大楼倒坍，立刻接替播出，并由录播改为直播。为确保中央电台的声音在任何情况下不中断，做到万无一失，并与外地有的电台商定好，一旦中央电台两种方案都不能保证，随时启用地方台用中央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新闻、稿件和文艺节目。
中央电台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包括记者、编辑、播音员、技术员、党政后勤人员的一套独立完整的机构，进驻代播点，日夜坚守在岗位上。几十个人工作、居住在周围长满蒿草的帐篷里，潮湿闷热，蚊虫叮咬，他们身上很快就长满了痱子、疥疮，疼痒难忍。就这样，他们一直工作到解除了地震警报。
六
除了宣传，中央电台自身的抗震防震任务并不轻。这任务一部分与安全播音密切相关，另一部分是安排照顾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吃住等生活问题和安全问题。
突如其来的地震，把人们从酣睡中赶到了大街上，瞬息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生活和安全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当时情况之紧急、问题之复杂、条件之困难，许多过来人都记忆犹新，特别是对老弱病残者和妇女儿童的安置，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如果说，这是北京各机关、各单位的共同之点，而中央电台把安全播音放在中心位置，许多人必须日夜坚守岗位，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领导上更要对他们的家属负责，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行政后勤工作给以切实的保证，而时间又刻不容缓。但是，中央电台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当突如其来的情况发生时，大家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哪里，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工作。中央电台党政后勤部门的同志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他们日夜奔忙，在物资匮乏、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找来材料，建防震棚、建食堂，送水送饭到每个点，妥善地解决了各种难题，保证了安全播音的顺利进行和职工家属的安全。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4）
到今天，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多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唐山矗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中国人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中央电台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宣传报道也已成为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在紧急情况下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临危不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我们是不会遗失的。
七
在抗震防震的宣传报道中，中央电台和中央各大媒体都积极报道了唐山人民的抗震斗争，增强了他们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信心；报道了解放军、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军民对唐山人民的大力支援，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报道了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感天动地的事迹。这对鼓舞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地震灾害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支广播和新闻队伍也从中受到了锻炼和陶冶，工作机制经受了考验。
但是，必须指出，在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抗震救灾工作和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在关系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紧急的时刻，在全国和世界都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刻，“四人帮”中主持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不顾现实和人民的利益，不断下令反复强调对抗震救灾宣传报道的位置要适当，“抗震救灾报道要做适当安排，量不宜多，不宜集中，不要造成是当前中心工作的印象”；不要报道死伤人员数字及治疗情况，不要报道灾情细节；还是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中心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抗震救灾的报道不能冲击这个中心”。在这种时候，“四人帮”总是拿阶级斗争说话，向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姚文元不断打电话强调“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抗震救灾，抓革命，促生产”。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战胜自然灾害的”。“四人帮”这种与现实和人民意愿背道而驰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的顺利进行。
在抗震救灾的整个宣传报道中，一直对伤亡的总体情况，对人们最关注的伤亡人数，对造成的总的损失等，严格保密、严禁报道，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使各种猜测和谣言满天飞。直到唐山地震过去3年以后，经由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后为新华社副总编辑)一再争取才报道出来。(而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直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被披露。)这种违背民意和新闻规律的做法，在过去被视为“正常”，现在是永远抹不去的严重教训。
附 件
天坛苹果园临时代播点节目时间表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央电台曾经参照战时播音时间表，为设在天坛苹果园的临时代播点制定了播出节目时间表：）
0 0
一秒记住www点dier22点com，最新小说等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