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1973年7月至1974年9月我担任中央电台新闻部国际组组长，参与了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编辑与审稿工作。1974年10月被调任为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进了中央电台的领导班子，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台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依然是分管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这一简历说明，“文革”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处在中央电台广播宣传的第一线和领导岗位上，天天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诚惶诚恐。毋庸讳言，我在广播宣传中执行了那时错误的方针政策。在这样的大的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岗位上，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高低诚然可以减轻或加重由宣传舆论造成的损失，但无法根本避免。
“文革”期间，中国也曾经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发生过一些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和未来的前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到宣传小组不久，便面对重大新闻宣传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25日在极其紧张中保证了准确、及时地向全国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27日报道了北京市民观看卫星途经北京上空的动人情景。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几十年中遇到的最紧张、最忙乱的一次播出。
——1971年9月13日，当时被呼得山响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突然叛逃，这一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和前后强烈反差引起的震惊难以言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宣传报道上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保证了全国局势的稳定。
——不久，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的喜悦溢于言表，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席联大，指示全文刊播57国代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致辞，完全按照发言次序，完全不加选择、不加删节、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中央电台创下了一次新闻节目播出6万多字、长达5个多小时的历史记录（记录新闻播出35个半小时），开创了新闻广播一次节目时间的最长记录。
——正在“文革”“打倒美帝”的Ｇao潮中，在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五二○声明》，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浪中，毛主席高瞻远瞩，做出惊人之举，1971年4月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随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面对隔绝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巨大转折，周恩来总理以高超的智慧缜密部署宣传报道上的应对措施，坚持了原则，赢得了赞誉，保证了顺利转折过渡。
最难忘的是1976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把它概括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宣传报道的紧张、复杂、艰难和巨大的政治压力，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境难平。
自序（3）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而“四人帮”却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更激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新闻界在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的压力，尽力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悼念活动，但难有作为。4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6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中国军民又在极其悲痛中送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在强烈的地震和余震中，中央电台同时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许多人不避风险，坚守工作岗位，誓与广播大楼共存亡，记者请缨冒险去唐山采访；二是维护广播大楼安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在酷热中迅速建立并坚守在地震备播点；三是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撤离到楼外的帐篷内办公，同时又必须保证家属的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艰难无法记述，宣传的艰难无先例可循，中央电台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战备演习”。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事前有预感，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晴天霹雳，悲痛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袭来。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长达25天的治丧宣传，全国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气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主席治丧活动宣传刚刚结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和全国政局的稳定。不久，中央电台报道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胜利，转播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实况。随后中央宣布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电台历史的厚重，又受命于改革时期，深知这付担子的分量和宣传的复杂性，诚惶诚恐；我担心45年人民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否在我的任期内继承和发扬，担心中央电台的事业能否随时代而发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浅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滞倒退。
改革开放是时代精神，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宣传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中央在各方面积极推动新闻改革，尤其是延续了多年的许多固有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逐步开放，如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举办，“十一”国庆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新年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相应的宣传报道也随之而改变。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传的变化作了历史对比，从演变中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自序（4）
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听众的需求和媒体之间出现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电视的崛起，都强烈需要中央电台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但是如何进行改革？无先例可循，“万事开头难”；宣传改革易，自身改革难，这是中国新闻传媒面临的共同问题；守旧难为继，放开不容易，也只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摸着石头过河”。新闻改革既有巨大的动力，也有顽强的阻力。就中央电台而言，这是个老台、大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节目、风格和结构，“文革”后又刚刚恢复了以前众多的名牌节目，这是几代广播人的财富，要改革“船大难掉头”；中央电台有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的队伍，有光荣的传统，但改革需要新思维新观念，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总在顽强地表现。中央电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酝酿改革，从讨论“广播自己走路”开始作理论准备，逐步作局部节目调整，但进展缓慢，直至1985年底才开始了全面的不停顿的艰难改革的历程。
——1986年中央电台正式提出了“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更好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全面改革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全台的节目设置、方针和布局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取消、合并和新设一部分节目，同时改革播音，设节目主持人。1987年元旦出台了新方案，突出了重点新闻，创办了《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等，很快赢得了听众。
——1987年7月中央电台在全面改革基础上又瞄准新闻进行重点改革。新闻是中央电台的主体，它的变化如何是中央电台改革的标志。这次改革的着重点是拓宽新闻报道面，增加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时效，提倡重大新闻活动的现场直播和记者的现场口头报道，加强广播评论等，同时详细研究确定了新闻节目的布局和分工，实现了第一、第二套节目相交叉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新闻节目。
——1991年中央电台主要围绕专题和文艺节目进行了第三次大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可以提前，因“北京政治风波”而延缓。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着眼于全台宣传质量，使节目设置与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战略部署相对应，与听众的收听习惯相适应；发挥全台优势，促进“三提高”：提高宣传质量，提高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改革以调整节目布局和结构为重点，将有关同类节目合并和改造，设置了6个板块节目，分别安排在各自听众相对集中的“黄金时间”播出，设主持人。
——1992年中央电台还准备进行一项改革，设想在新闻报道中充分利用广播和中央电台“两个优势”，把《全国联播》办成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和当地广播记者的现场即时报道节目；设想把不同类型的节目办成专题频道。但未来得及展开，我就离开了中央电台。
在每次改革中，同时对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和对台湾广播作了调整改革，对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技术装备、行政工作与后勤服务等都作了统一改革。这期间也是全国广播界改革的高峰期，涌现出一批很有首创性的节目，创新了节目设置和编排形式，振奋了广播人的精神，不仅走出了被电视冲击造成的“广播低谷”，更深化了对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进取的过程，以上改革只不过是一段小Сhā曲，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
1993年4月，我被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从此迈进了对外宣传战线，工作了8年多。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次调动，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工作的变动使我由对内宣传转向了对外宣传，由广播转向了书刊、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由以中文为主的宣传转向了以外文为主的宣传，由具体参与一个单位的宣传工作转向了参与对外宣传工作的宏观策划与管理。
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非常看重广播，非常看重对内宣传，而对对外宣传却很生疏，很少接触，很少了解。走进对外宣传，才发现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对外宣传工作具有特殊性，它内涵丰富，面对的是一个广阔复杂的世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发展前景的事业。中国对内与对外宣传工作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犹如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共同服务于我国工作全局和内外政策，把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作为最高准则。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长时间里两个轮子的转速不同，对外宣传的特性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从上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为外宣工作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外宣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迫切要求，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种“两厢情愿”的主客观需求，为中国外宣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中国经济和信息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开拓了对外宣传从来没有过的广阔空间；和平、发展、合作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提出，都要求中国对外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有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变化。
自序（5）
我在外宣战线工作的8年中，前4年多虽然参与中央外宣办工作的研究，但主要是在中国外文局；后3年多主要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它与新中国同一天诞生，一直以对外出版发行书刊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共和国外部环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为打破反华势力的封锁、塑造新中国的形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创造了外宣业绩，也创造了丰富的外宣经验，涌现出一批真正懂外宣的人才，像爱泼斯坦、段连城、林戊荪、沈苏儒等，都是中外颇有名气的中国外宣专家，而且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创始者。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对我学习和从事外宣大有裨益。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又为我了解中央外宣决策、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给了我一个从全局、宏观了解和把握外宣的机会，有一种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的切实感受。多年的积累告诉我，正确地把握全局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首要条件，“不谋全局，不识一域”。在这期间我具体分管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国际问题的对外宣传，分管了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规划管理和宣传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外宣活动。
——199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权国际会议。人权问题重大、复杂而敏感，组织工作也就特别慎重和缜密，会议确定的“对内适当，对外放开”的报道方针和成功经验，成为后来我国类似国际会议报道所遵循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建设的方针。1990年代中国互联网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良莠不齐。互联网是国际新兴技术，一时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模糊，世界舆论也众说纷纭。对互联网如何认识？能不能管理？受到理念和实践等许多问题的困扰。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制定了法规。从一开始中央就指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管理网络媒体。我有幸参与了早期的研究工作，并在1998年至2001年分工负责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参与了有关情况的调研、文件的制定，见证了网络媒体初期的建设。
——北京第二次申奥期间，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参加了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参与了这次申奥的全过程，特别是决战莫斯科的日日夜夜。申奥自始至终伴随着对外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奥和举办奥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一过程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充满着睿智、变数和各种舆论的博弈，紧张与惊喜相交织。北京奥申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任务。参与北京申奥竟成为我几十年在职工作的最后一站，更有难以忘怀的纪念意义。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较早，有些内容不便包容和展开，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有的文章是在讲话、讲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带有“讲”的痕迹；多年从事新闻实践，文章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却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提炼。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事后想起来，原因有五：一是亲身经历。经验告诉我，新闻宣传工作没有“官”，管理新闻宣传必须参与新闻宣传，离开新闻实践便没有发言权，尤其是遇到重大而紧急的宣传报道任务，领导者应该站在宣传报道第一线。二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对于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三是特别留意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尤其意识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我一般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回顾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事后补记很容易走样。四是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和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也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五是写作时我尽力选择和突出典型性事实，注重过程和细节，力求显露特点、生动一些。
“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会大相径庭，事实本身就会有许多差别。历史不是抽象、呆板的，而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愈多，也就愈接近真实。综观古代、近代史稿大都是概括和结论式的论述，缺乏对事件具体过程和细节的记述，这种缺失不仅失去了读史的生动性，更为判断其真伪造成了困难，甚至做出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推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责备前人，他们那时不可能对某些事件都有现场过程的真实记录，而当今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做到了，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不足。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经历的某一事件的一个侧面的事实，更带有广播和外宣特色，对这些事件总体的认识和结论留待历史去评说。
2008年10月于北京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
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中国的未来……。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2）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说来简单，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选定哀乐。根据过去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哀乐，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都是按照治丧规格规定的。一般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位老帅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用哀乐。有时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况下要请示。事实上，听众也摸到了规律，凡听到广播哀乐，马上会意识到可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世了。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1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哀乐，最长是多少?初定为6分钟。
播放《国际歌》。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由于各个乐团演奏《国际歌》的速度和处理不同，有好几个版本，听起来效果不大一样。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电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钟。
并机播出。这是遇有重大宣传报道时，中央电台经常采用的做法。什么叫并机?当时，中央电台有4套节目(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对少数民族广播的一套，对台湾广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个小时，这4套节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自成系统。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除了中央电台的节目外，有时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尽快知道最新消息；从电台内部工作来说，这样便于安排节目，只发播好一套节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乱中出差错。播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机广播。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3）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为此，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播出时间一旦确定，必须做过细的工作。比如，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要与将播出的讣告气氛相协调。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不然，听众在事后会提出强烈批评的。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个“度”，叫人左右为难。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将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填补出现的空白。须知，这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大家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编、播音、录音、制作、发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只能采取过渡措施，尽可能争取时间。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保留文艺节目与治丧气氛不协调，跟人们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活动中，对此有几种做法：不停播文艺节目；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全部停播文艺节目。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电台职工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 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4）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所以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正式录音前要试音。试音，是为了调试机器，调试到适合某个播音员的最佳状态；是为了让播音员找准感觉，确定播音基调。这项工作往往占去大部分时间，犹如弹琴、写文章定调子和找感觉一般。许多领导、专家在场，品头论足，众说不一，能做到大多数人认可实属不易。2560字的稿子，录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录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时是一分钟180字上下，这次录音长23分钟，平均每分钟约111字，其中原因是不宜快，也有感情因素。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以后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即使能通过，还须复制合成，还要为中央电台的对台湾广播、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华侨广播、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复制录音带(那时北京电视台用中央电台的录音)。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第二次录音时，我决定保留第一次录音，并着手复制，有备无患。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好。由于事先有准备，而赢得了下午4点钟按时播出的主动权。
在首播之后，又由女播音员赵培录了《告各族人民书》。
这样，首次播出的内容是：《告各族人民书》23分钟，哀乐6分钟，《国际歌》5分52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36分钟。
下午4时播出 “地球停止了转动”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有的外国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据《参考消息》载，中央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报道的具体时间分别是：
路透社：下午4点零6分；
美联社(东京电)：下午4点零7分；
路透社(香港电)：下午4点零9分；
合众社(东京电)：下午4点10分；
法新社(香港电)：下午4点15分。
它们都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主要事实，然后不断深化、完善。下午4点28分，路透社向驻北京和各大国的分社发出内部通报，要记者赶快补发各方面，特别是政要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其他通讯社也发出了类似的“内部通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5）
《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竟会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竟然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知所措。中央电台的领导和职工涌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电台的“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发生后的情况，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将在最后部分向读者作详细说明。
在第二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过程中，上级通知下午6时播出《公告》，这就忙着录音、合成节目，重新安排播出时间。接着，上级又通知下午8点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又重新忙碌一番。9月9日从凌晨到晚间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并机播出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10点零2分。
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书》、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59分50秒，正好每个小时播一遍。
当天播出的次数是：《告各族人民书》13次，《治丧委员会名单》6次，《公告》9次。中央电台第二套节目，用记录新闻速度各播出一次，供各地抄收刊用。
9月9日夜，全台职工通宵未眠。
空前绝后 25天的治丧报道
从9日下午4点开始，中央电台开始了治丧活动的宣传。原来准备的其他内容的稿件和节目根本无法再安排，事实上不可能再播出其他内容的节目，听众也不允许。除了反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以外，要播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综合报道瞻仰毛主席遗容，播发“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社论，介绍各报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发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知名人士的唁电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采访首都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报道小组，这个小组从采访、编辑、审定稿件、录音制作，直到合成节目，把成品交给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安排播出。全台节目统一安排，许多节目不挂牌子。
为此，节目时间可以随意延长。一次节目有多长?拿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新闻报摘》节目为例，9月10日为65分钟；11日为5小时20分钟；以后也常在四五个小时之间，而最长的是12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从早晨6点30分，一直延长到中午1点钟，共长达6小时30分，创下《新闻报摘》节目一次播音的最长记录！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长，可是晚上8点的《全国联播》节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30分，而实际上全天播音是在凌晨1点35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原来的节目分成几次节目，化整为零播出。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台湾广播容纳不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广播，每种语言一天只有45分钟的节目(重播一次)，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选其重要稿件播出，只能摘要播出，有的唁电只能点到为止或综合编辑播出。
在处理唁电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凡是发表毛主席的谈话、题词、文章等都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可是大量的唁电和文章中谈到毛主席到此视察、题词、谈话，对此无法、也来不及调查核实，更无法送审。对此各新闻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随意删节也易造成严重政治问题。为此，中央电台归纳整理，提出了对播出这些内容几项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经上级认可后照此办理：过去已报过的主席的活动，这次进一步报道了细节，未涉及到具体谈话内容，可用；过去未报道过的主席视察、接见等，未谈及具体内容，可用；过去发表过的语录，未谈到毛主席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次交代了背景和细节，可用；谈到过去主席作过批示，未涉及具体内容，又确有此事，可用；谈到过去毛主席的复信、题词，有具体内容的，不用原话，可用转述的方式表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6）
“临终嘱咐” 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有遗嘱将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现在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如果是遗嘱，谁敢更改、隐瞒，为什么在《告各族人民书》中没有公布？况且“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14日就向新闻界打招呼，16日要发一篇约有2000字的重要社论。可见是早有预谋的。社论的播出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要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非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8日他们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指示我们的‘按既定方针办’。”19日他们说：“处理各省市区追悼会上负责人的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复的都要写进去，‘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30日姚文元在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上对新闻界的领导人说：“摘发言内容时，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针办’摘进去。”30日张春桥说：“告人民书、社论、悼词等一系列文件，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说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按既定方针办’。”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频频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中说：“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公告》明确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公告》说：“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9月18日下午3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转播追悼大会，这是中央交给中央电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电台义不容辞的责任，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转播好追悼大会的实况。
我从上小学时就喊“毛主席万岁”，哪里想到，组织和指挥这场转播的重任竟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领导让我全面负责。一方面要组织安排好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又必须集中精力准备追悼大会的转播。过去，我虽然多次组织指挥过重大会议、节日游行、文体活动的实况转播，可这种转播却从未有过，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迟意味着什么，何况又刚刚发生了播出的严重差错呢!如果……悲痛、紧张、担心，让人透不过气来。
必须全力以赴转播好，必须万无一失转播好!准备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是细而又细的，几种设想，几套方案，几手准备，必须考虑到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从开始制定预案到最后定案，这中间的变化与反复就不说了，只是记录下最后确定的方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7）
一、转播时间、并机与报时
18日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提前10分钟转播，于2点50分开始。
中央电台第一、二套节目和对台湾广播并机转播。为确保准时安全播出，避免临时并机出故障，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系数，第一、二套节目于中午12点开始并机，对台湾广播下午2点并机，对并机后的播出时间精心计算、精心安排，到3点以前的50分钟节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转播开始前静场30秒，形成一种气氛。
报时，在平时不成什么问题，这一次却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确规定“北京时间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届时全国各地的群众默哀3分钟，有汽笛的工厂、单位鸣笛3分钟致哀。这个下午3时，是以中央电台的报时为准的，准确报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丝毫疏忽不得。
各位听众和读者都很熟悉，平时中央电台的报时是这样的：提前10秒钟响报时讯号，共响6下，以最后一响为准，接着出播音员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若是过了12点，例如下午3点钟，就报“15点整”。为保持与《公告》“下午3时”的提法一致，使大家听了好记，这一天中央电台的报时从中午以后便改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那么原来“15点”也就是“下午3点整”了。
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这会使播音员的声音与之相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取消了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电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电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之间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电台不能也无权说只准自己报，不让电报大楼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中央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3时的报时，以中央电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中央电台不能指挥大会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联系，达成默契?后来找到一种办法，中央电台借一台收音机给大会主持人，让他听到报时讯号最后一响后再宣布追悼会开始。大会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会以后，他没有及时送还借走的收音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清理王洪文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台收音机，因此中央电台借收音机一事被当做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中央电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后话。
在讨论报时的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取消下午3时的报时，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为准。但这样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会有人问“中央电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报时呢”。须知，那是个容易上纲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问题。故将取消报时的建议作罢。
谁能想到这一司空见惯的“报时”竟引发出来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难题，带来这么多复杂的关系。
二、如何报领导人名单
许多听众和读者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可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事，也是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时政记者最为此伤脑筋，尤其是在###的“文革”之中，名单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报名单常有两种做法：一曰小名单，二曰大名单。小名单，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还包括几高几副，人员和排列次序都比较稳定。大名单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各部委主要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等，有时候视需要有所变动或增减。大名单很大，常有几百人之多。报大名单表明规模大、规格高、隆重，象征大团结，具有广泛性等意义。也有时候，为了报道人事的变动、增减，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规格又不在小名单之内，更不便于单独报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单，把其包括在内，借此公示于众。是播小名单，还是播大名单，都要请示决定。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8）
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毫无疑问应该报大名单。但是，从开始转播到大会开始中间的10分钟内报道，显然不可能，一是容纳不下，二是人员到会有先后，也可能有人临时来不了，很难一一核准，只能先报小名单。小名单也有39人(大名单近700人)，到下午3时前，来了的就报，未来的不报，等大会结束时再完整地报一遍小名单，大名单留待后来播出大会消息时再报。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
三、预告
《公告》中已宣布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实况，还要不要预告，如何预告?按说不成什么问题，可中间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
中央电台决定还是预告，从17日晚上的《全国联播》节目开始预告，北京电视台在17日全天节目结束前预告。
预告稿有几种方案，今天看来其中没什么分歧，可在当时却争论不休，字字斟酌。稿中的主要分歧在于要不要在“举行”二字之前加上“隆重”二字，赞成者认为这是“规格”问题；否定者认为追悼大会本身就是隆重的，无需多说，最后未加。另一分歧是要不要说明追悼大会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赞成者认为《公告》是这么说的，要一致起来，也说明规模之大；否定者认为已广播几十遍，大家都知道了，最后未加。播出的预告稿是：
同志们!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将在明(今)天下午3点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从明(今)天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预告在重点新闻节目《全国联播》、《新闻报摘》中的次序如何安排?新闻的次序常表明其重要程度，把“预告”放在节目的第一条，不合适；放在节目的中间，字数太少，一听而过，不易引起听众的注意；放在节目的最后，分量太轻，也不合适。究竟如何安排才好?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放在节目内容提要的最后一条播出，去掉“同志们”三个字，改为“现在播送一件预告”，然后播出预告的全文，本文即是一条重要简讯。但是，那时候的节目是视内容任意延长的，所以在提要的最后总有一句话，“大约需要多少分钟”。显然，预告之后紧接这句话不妥，容易被误解为“预告”需要多少分钟。为了区别开来，特意改为“这一节目大约需要多少分钟”，可见设计之周密，用心之良苦。除了提要中播预告外，在节目的最后再播一遍，因为已“有言在先”，就不会因放在最后被指责为“规格有问题了”。
四、精心撰写转播稿，精心设计播音
一切都要精心。转播的技术准备由广播局技术机要处负责。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前的西耳房，这是中央电台天安门转播和广场、东西长安街扩音的常备专用机房。他们负责把现场实况准确安全地传送到广播大楼，然后发射出去；他们负责大会主席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扩音。为此，他们白天黑夜连续干。广播大楼的录音、传送部分，由广播局中控室负责。
中央电台的任务是采访追悼会的安排，撰写转播稿件，检查线路畅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指挥转播，设想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做出预案和应急措施，负责现场转播的组织指挥。
这里我只是谈谈撰写稿件和设计播音，一斑窥豹。提前10分钟转播，按照正常播出速度约2000字，但在特殊情况下的播音需要多少字，心中无数，中间还必须有间隔，大约只能播出1300字左右。这么隆重的追悼会，要在事前说的话太多了，只能反复筛选、提炼。转播稿由曹仁义、刘振英和我采写完成，真可谓“精心设计，字斟句酌”。例如，张挂“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等字的“横幅”，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称作“横幅”，显然不恰当不庄重。应该叫什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经反复查对，经向有关人员求教，叫“挽幛”，就写下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上方，大幅黑色挽幛横贯天安门城楼，上面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为恰当掌握播音速度，反复试播，据我多年的记忆，过去的备稿从来没有这么细致过。要特别注意把握准基调，把握准速度。既有间隔又不能长，因为中间不能播放音乐，在现场那种万籁俱寂的场合，几秒钟也难挨；大会开始前又必须有空场。为此，担负这次播音任务的方明(崔明德)、常亮(侯长生)几遍、十几遍、几十遍的试播，记下每段播音的时间、每一间隔的时间，记下每一段开始的时间是几分几秒，不管上一段播音是缩短或延长了时间，都必须保证下一段按照设计时间准时开始，只能压缩或延长中间的间隔。（见附件一）为防止播音员临场紧张或发生意外，特意安排了两位有经验的播音员，一人播音，一人备份。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9）
五、现场试播
试播，到天安门城楼上试播，在毛主席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试播是一种临场演习，也便于及时发现问题。15日晚7时，时政记者、播音员和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晚9时试音，路上行人稀少，整个北京异常静寂。当时用的是“九大式”话筒，为防止刮风时有杂音，套上了临时赶做的黄|色泡沫塑料罩，因与治丧气氛不和谐，经我建议改成了黑色。试音不能念正式稿子，选了天安门警卫战士写的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毛主席啊，毛主席!日夜守卫着您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战士，无限敬仰您，无限怀念您!……”这声音在这寂静之夜响彻了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行人驻足，昏暗的灯光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在肃穆静听。毛主席静静安息在对面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水晶棺中，不知是否听到了人民这肺腑的呼唤!
16日晚，又在新搭起的平台上第二次试音，做到万无一失。
9月18日 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
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转播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
“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齐哀悼”。中央电台对这一天的节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内容一致，气氛协调。（见附件二）
上午9时，刘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达了天安门。转播点设在西观礼台最东头的平台上，紧挨着临时搭起来的追悼大会的平台。建这个平台是很费心思的。原来打算在天安门城楼上开追悼会，但有许多难题不能解决：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挂在天安门城楼前面，而后面又挂不下；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站在什么地方?总不能站到遗像的后面去，无法向毛主席的遗像致默哀。后来才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之前、金水桥之北建一座平台。为此，工人们连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遗像下层层排列着苍翠的松柏、长青树、万年青。各级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陈放在遗像两侧，一直摆满了整个东西观礼台。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参加追悼会的首都党政军机关和群众一大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100多万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除了啜泣声，无一点响动。
下午2点30分，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
我们到了现场，就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的转播稿、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自己配画面，要研究协调播音与画面的配合，又由于电视台两部摄像机出了故障，一时弄得很紧张。2点30分，中央电台转播人员各就各位，等待着2点50分开始转播。到时，转播准时开始。下面就把我在转播后记录下来的情景抄录于下：
西观礼台的平台上摆放着两组话筒，用一备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上百万群众，不，是面对着全国8亿人民和全世界，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传来的啜泣声，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这是转播，一切那么静、那么庄严，当然不能用声音指挥播音，我们三人相约，以我举左手为信号开始播音，播一段停下来，等我再举起左手时播下一段……具体时间由我掌握。时间过得真慢，又真快，那哒哒的响声听得真真切切。我紧张地盯住手表，盯住电视监视器，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我多次指挥过各种转播，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这种气氛、这种情景。我看到播音员的手也在抖动，稿纸发出了响声。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意识到必须马上静下来。转播临近了，我轻轻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可我并不比他们轻松，我真怕播错，尤其担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万岁”!试播时，他曾经两次这样错播过。
时间到了，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全国、全世界!啊，我们准时开始转播了!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0）
开始，方明太紧张了(其实，我的手里也出了汗)，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试播时慢，我只好临时压缩间隔时间。
转播与大会的衔接恰到好处。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后，奏起了哀乐，广场上爆发出哭泣声，根据上级的要求，实况中的哭泣声要适当掌握音量，与哀乐相比不能太突出。
转播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当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而转播顺利结束时，合上了话筒的开关，我长长地吸了口气，大家彼此默默地紧紧地握了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转播稿见附件一)
根据事先的安排，转播完大会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东方红》和《国际歌》乐曲，这是由广播大楼里播放的。
对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转播，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的祖国在静默，8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外电是这样报道追悼大会的：
［法新社17日电］：“明天下午8亿中国人民都将把眼光转向北京的天安门，届时要在那里读悼念毛主席的悼词。”“让全体人民都能参加的这独一无二的活动，规模宏伟，确实是巨型的，是中国27年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大会。”“8亿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肃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这将是向一个伟人致敬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南通社18日电］：“在这个时刻，中国，是一个悲伤哀痛的国家”，“全国都感到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将随着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历史的轨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毛主席确实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20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追悼会后，中央电台接连播出大会实况（含华国锋致悼词）和由播音员播录的悼词。
9月18日共播出：追悼大会实况11次；追悼大会文字消息5次；单独播出悼词(播音员录播)11次；《东方红》、《国际歌》11次。
缓慢过渡 治丧宣传的延续
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Ｇao潮已经过去，但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远未结束。追悼大会的实况从18日的《全国联播》开始，连续播出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次数逐日减少；《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直到恢复正常。
从治丧宣传到恢复日常宣传必须有过渡，而且是长时间的过渡。中央电台的各专题、对象节目分三步过渡：一是先上一些与本节目有关的内容，不挂节目牌子；二是挂节目牌子，但暂不用开始曲；三是恢复正常，这已是10月4日了。
文艺节目的恢复更是个敏感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从9月25日开始，先播出几组经过精心审定编排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或歌曲，曲调要庄重、严肃；然后增播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轻快、欢乐的暂时不上；再次选播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复文艺节目，但是对欢快的乐曲、逗乐的曲艺、大块的文艺节目和长篇小说等，仍暂不安排。这并非只是中央电台的慎重考虑,与治丧气氛相适应,这一年的国庆节因此也停止了游园等庆祝活动，改为机关单位等基层的座谈活动。
至此，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结束。现将这一期间主要内容播出的时间、次数做一统计，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主要内容播出时间次数统计
《告各族人民书》9~18日(10天)96次
《公告》9~11日(3天)59次
《治丧委员会名单》9~11日(3天)47次
悼词(单播)18~25日(8天)51次追悼大会实况18~20日(3天)20次
追悼大会预告17~18日(2天)12次
首都群众吊唁13~18日(6天)92次
工农兵悼念文章13~25日(13天)115次
各种悼念通讯16~25日(10天)111次
国际唁电(函)11~17日(7天)70次
九一六社论16~18日(3天)23次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1）
国际新闻报道(含外国悼念函电)27次
这一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前无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先谈一谈事故发生后接连出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2）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是接连不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四人帮”都不放过，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确想过，有的人问过我，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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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1）
播音员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新华社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民意被“四人帮”扼杀了。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一位伟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周总理的治丧活动中，“四人帮”竭力压制和降低治丧报道规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恩来总理治丧活动的报道经历了艰难曲折，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顶着种种压力走过来的。这是中央电台历史的重要一页。以下所记述的是我所经历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本来面貌。
噩耗传来 全台悲恸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约在7点10分左右，中央电台政治处的高聚成气喘吁吁地找到我，低声而急促地说：“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
我急忙起身往外走，从他紧张的神态中，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刚走到剧场前厅，我急不可耐地问：“什么事，这么急?”
“周总理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紧缩。谁也没有再说话，赶紧向办公室走，不，简直是跑。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三位台领导，我是分管宣传的副台长。我到了中央电台台长办公室，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都先期来了。他们满含眼泪，低声问：“你知道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是沉默，沉默。还是杨祚铭先说了话：“光知道总理好久没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是那么消瘦，可没想到……”
这时，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了许多许多。周总理为国内外大事日夜辛劳，光是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操碎了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是当时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建起来的。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起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军民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1940年，党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周副主席，他领导了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克服重重困难，1940年12月30日办起了中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使用的第一台广播发射机，就是周副主席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们知道周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从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后再没有公开出面，可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来得这么快。当他病重时，“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了总理；当他病危时，“四人帮”又以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批判、打倒邓小平。周总理正是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怀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而去的啊！
当天夜里，广播局局长邓岗到治丧委员会开会去了，他打回电话来说，当晚有可能播出讣告。我们赶紧派人(那时家中都没有电话)把刚回家的中央电台各部门的负责人找回来，宣布了这一极其悲痛的消息，大家泣不成声,有的放声大哭。我提出了几项安排和要求，要大家迅速做好准备，保证安全播音。随后，各部门的同志闻讯赶来了，各自坚守岗位，广播大楼的灯光彻夜未熄。
根据以往治丧报道的情况，首先播出讣告，要认真领会讣告的内容、重点，研究和把握播音的基调、情绪和速度，要准备好录音、复制和播出安排；另外，准备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有时与讣告一起播出，有时分别播出；第三，准备播出哀乐，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1分30秒的、2分25秒的和3分35秒的，这次用3分35秒的哀乐；第四，组织记者报道吊唁活动，播出纪念文章，报道各地和各方面的反应，播出外国领导人唁电；笫五，随时准备撤换其他节目，有些播出节目要重新录音和制作，以求内容、气氛上的协调一致；第六，停播一切文艺节目；第七，准备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2）
宣传安排 令人不解
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是有一定规格的，依其职位和贡献大小而有所区别。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如何呢？我们急切想知道中央的宣传安排。8日夜，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开会回来说，根据中央的精神，整个治丧活动的宣传规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讣告可以比他们的“多播一些”。接着，是一连串的“不”：所有活动的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发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一概不许设灵堂、开追悼会，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不许上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等等。一位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国总理的治丧报道，仅此而已。
听了这种安排，大家迷惑不解，为什么规格如此低?禁令如此多？中央电台当时提出，这样做节目不好安排，全天播音不协调，与悼念气氛不协调，群众也不能接受，要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派记者采访并播出群众的吊唁和纪念活动，要求转播追悼大会实况。种种要求，均未被采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做出这样的安排?为什么这样对待人民爱戴的总理?为什么偏要与人民唱反调、对着干呢?后来，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1976年###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凭借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
播出讣告 震惊中外
1月8日夜10时，中央电台接到了正式定稿的“讣告”，便立即组织录音，由播音员方明播音。9日凌晨2点局领导审听后，又重新录音，原因是基调低沉、悲痛，未能体现中央“化悲痛为力量”的精神，要提高播音基调。后来，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
从周总理8日上午逝世一直到深夜，讣告的播出时间还没有定下来，直到夜12点邓岗开会回来后，才确定为9日凌晨5点30分播出，中央电台考虑时间太晚，建议提前播出，最后定在9日第一套节目4点开始播音后播出。当时考虑到开始播音时播出《东方红》乐曲，紧接着播出讣告气氛不协调，中间Сhā播了当天的节目预告，作为间隔过渡，在预告之后播出讣告。熟悉广播的人都知道，不管如何安排，深夜和凌晨都是广播最差的播出时间，人们在熟睡之中，收听的人很少，大大减弱了首播收听的效果。后来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安排在这样的时间播出?”
9日晨4点12分，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播出了哀乐和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播出后，有些听众打来电话，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错觉?但连续播出后，这一极其沉痛的消息如同惊雷，把许多人从睡梦中惊醒，很快传开来，中央电台接连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全国人民痛哭失去了衷心爱戴的总理。外电纷纷报道，几大通讯社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们驻北京和一些大国的分社，立即搜集、采访、发出对周总理逝世的反应和反响。
群情激愤 质疑中央电台
讣告播出之后，按照治丧规定，讣告的播出次数不能多安排，中间只好安排了专题节目，有的节目中又误播了中间的间奏乐，这立即遭到来自各方面听众的强烈反对和义正词严的谴责。首先打来电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我把电话所言记录于下：
我们是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你们为什么不连续播讣告?!别的节目我们不愿听，不要听!为什么还要放音乐!我们是流着眼泪听的，你们是什么感情?!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3）
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也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许多听众纷纷来电话质问：“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什么立场!”“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查一查电台有没有‘五一六’分子!”中央电台驻广东记者站的同志还代表广东人民来电话严厉质问自己的电台。电台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强烈不满。这种种反应在台内引起了强烈共鸣!
在广大听众和全国人民的谴责和督促下，中央电台下了决心：多播出讣告、哀乐，全部停播文艺节目。这样讣告、哀乐的播出大大突破了“多播一些”的规定(董老逝世时播出讣告共15次)，中央电台两套节目一天中共播出了38次，其中有一次是供各地抄收的记录新闻。
“文革”中的广播宣传出现过许多怪现象。比如，经“四人帮”授意或审定的“两报一刊”社论、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的文章等，姚文元经常下令让连续广播一个星期甚至十几天；1972年元旦社论，连续播出20天，播出129次，在一次《联播》中播出了两遍；《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可任意延长，有时候一次节目中只播一篇文章。但是，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却只允许播一轮(也就是一天)，我们再三提出要求重播，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出现了在播完讣告之后再无治丧消息可播的“怪现象”。不让播吊唁活动，不让播纪念文章，除了摘播外国领导人的唁电以外，国内党政军、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一概不允许报道，直到两天之后的1月12日凌晨1点才播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消息。
另外是文艺广播。如上所述，按照有关规定，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在1月15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治丧期间文艺节目不能停。这是在摧残全国人民的感情，听众实在接受不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中央电台经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日、10日、11日不安排文艺节目播出，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到11日下午，上级领导在“四人帮”的压力下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并从下午开始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第一套节目14点20分；第二套节目18点25分和22点20分。其中两组各20分钟，一组15分钟。这种偏与群众对着干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在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听众纷纷来信提出强烈抗议!
下面我想摘录一封听众的来信。这不是当时的来信，是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写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后一点意见，是我终生难忘的不可饶恕的一件事。即去年1月11日，正当周总理的灵车到达八宝山时，为什么电台突然播放歌曲和音乐?当时我不相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还以为是敌台呢!我忍着愤怒一直听完，最后一听，果然就是中央台!这一件事，请你们一定要查清，是受谁的指使?为什么不加以抵制呢?
至今，我写到这里，深感愧对周总理，深感愧对我们的听众。是啊,是受谁指使，为什么不加以抵制呢?
当时“四人帮”盗用中央的名义，窃据要职，多年来死死地控制新闻舆论工具，大事小事都要过问，大事小事都要向他们“请示”，他们动不动就是“党中央的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作为党的喉舌的国家电台怎能不听从?在局部问题上我们可以力争，可以据实际情况而定，而在整体上是不能改变的。周总理的治丧活动和报道安排，从一开始姚文元就强调是“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可我们怎知其中的真情?事过多年后，从有关的回忆录中才知道，周总理逝世时，毛主席早已重病在身，行动不便，语言不清。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当时我们哪能知道呢?
事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讣告和悼词，是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挫败“四人帮”的阴谋后通过，并经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但周总理治丧活动具体的宣传报道是由“四人帮”控制、由姚文元掌握和安排的。“四人帮”企图利用讣告和悼词压低周总理丧事规格的阴谋失败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竭力降低、缩小周总理的影响，企图贬低周总理的形象，甚至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对周总理的误解，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在当时，我们只能觉察到蛛丝马迹，难以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虽然抱有怀疑，但不能作为行动的依据；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不可能改变整个状况。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4）
情真意切 缅怀总理
这几天，中央电台各部门纷纷举行吊唁活动，举行座谈会，大家饱含热泪，配戴白花、黑纱；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谈起周总理关心广播、关怀广播战士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感人至深：
——矗立在复兴门外的这座广播大楼，就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兴建起来的。1956年，他派陈毅副总理到广播局审查大楼的模型，后来周总理又亲自审查了模型。当广播大楼建成后，1959年9月周总理又来大楼全面视察，从播控室走到音乐厅，从直播室走到录音间，透过玻璃聚精会神地看着播音员播音。周总理对播音员齐越、潘捷说：“我来看看你们的工作，你们是不是紧张了?”又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我后来得知，总理的嘱托成了齐越同志的座右铭，他请人书写下来，一直挂在自己的卧室里。
——1962年，在国内外的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研究落实加强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不久，特意从部队选拔调来了管政治和保卫工作的党委书记丁莱夫和领导干部。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多次亲临广播局和京郊发射台检查安全保卫工作，就连广播大楼外的围墙也是周总理指示修建的。
——1965年，周总理为人民广播题词，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发展广播事业而努力”。1966年3月，在第九次全国广播会议上，周总理作了重要报告，要我们“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努力办好广播，确保安全播音，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周总理指示并督促中央电台开办对农村广播，并为这一节目定了名称定了方针。他说：“祖国有广大农村，五亿农民，广播电台不办农村广播，不面向农村是不对的。”“对农村广播的内容要真正适合农村。”
——周总理一再指示要恢复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中央电台的民族广播是1950年5月开办的，中间曾经被“砍掉”停播。1962年周总理严厉批评说：“民族广播为什么停了?……我们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台没有民族广播怎么行!”以后，周总理又多次询问，1968年不仅过问，而是在督办，才使中央电台的民族广播在1971年重新开播。
——又是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关怀下，1954年8月15日中央电台开办了对台湾广播。
——1966年邢台地震后，总理就来到中央电台控制室，关切地询问：“邢台地震有没有影响你们的线路?”
周总理对中央电台的宣传十分重视、十分熟悉，也十分注重宣传的政策和策略，他不知作过多少指示，修改过多少稿件，给过多少鼓励。我们经常看到他那遒劲有力的字体，在一些稿件上批示：“今晚八点广播，明天见报。”他教导我们：
——宣传要实事求是。1970年代初，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宣传上颠倒是非、弄虚作假，空话、大话、套话连篇，一再吹嘘什么“形势大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曾经反复强调：“讲成绩不要过头，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说话要有依据。”
——“怎么打就怎么说”。1971年四月份，周总理两次谈到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当时，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由停滞刚刚开始恢复，体育实况转播也是刚恢复不久。周总理说：我们的宣传不能老是说好。评价一个球，什么精湛的球艺，什么流星、闪电似的。本来那里打得不好，还一个劲地说好，不切实际地吹嘘，把群众引入迷魂阵。周总理还说，“转播词少一些，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怎么打就怎么说”，周总理教育我们要明确一条重要原则：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要如实地反映实际，宣传要符合实际情况。
——要准时播出。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4月27日20点零1分，卫星飞经北京上空，周总理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定要把卫星飞经北京上空的时间预告好，使首都广大人民都能看到卫星。还要在卫星经过时，准时播送卫星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讯号。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5）
——要抢在前面播出。1970年5月初，美帝国主义派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对柬埔寨发动了侵略，同时恢复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5月4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就在同一天晚上，苏联要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从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周总理指示：我国政府的声明一定要抢在苏联招待会之前播出去。周总理还亲自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但是由于拿到稿子晚和录音播出，比预定播出时间推迟了20分钟，周总理曾经几次打电话催问。事后，周总理说：“你们还是可以灵活一点，在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直播一下?”
——多让外国去讲。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轰动了全世界。随同尼克松总统来访的美国记者有80多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记者。周总理说：“尼克松总统来，我们在国内不大宣传；在国外，让他们多宣传有好处。”在尼克松总统访问期间，一般情况下先让外国记者发消息。由他们去讲，比我们自己去讲更好一些。
——“广播念起来顺口。”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在这之前，2月18日，新华社发了尼克松总统启程的消息，消息原稿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2月17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周总理审稿时，在“来”字前面加了一个“前”字。周总理说：“有‘前’字，广播念起来顺口。”
——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我更不会忘记，1964年7月，我和首都高校毕业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周总理的动员报告，他鼓励、号召我们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发挥才干，建功立业。在后来的岁月里，不知听到过多少次总理的亲切教诲，那熟悉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脑子里涌现。
这一切，我们广播人怎能忘怀？又怎能不倍加思念？
天人同悲 告别总理
1月10日、11日，是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
10日下午2点30分，广播局包括中央电台的领导和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这天，天空阴沉，格外冷，飘着雪花，天若有情天亦悲。我们戴着黑纱、白花，在揪心的葬礼进行曲中，随着长长的队伍垂首缓缓行进，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周总理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一间不大的太平间里，四周摆放着花圈、挽联，透着几分凄楚。中间最醒目的是邓颖超大姐敬献的用鲜花编织的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挽。”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肃立守灵。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静卧在万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好像在日理万机之后，刚刚躺下来小憩。脸清瘦，眼窝深陷，颧骨突起，他为人民无私地奉献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像是在依然眷恋着他所热爱的人民，在担忧、思虑着党和国家的未来。看到此情此景，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痛哭，呼唤着“周总理啊，您是为我们累死的啊!”“周总理，您不能离开我们啊!”“您再看看我们吧，我们衷心爱戴您!”人民的深情，人民的呼唤!
然而，人民的悼念和思念，这一切都不让报道!从9日播出讣告，10日、11日除了外国唁电，广播中再没有悼念总理的报道，没有治丧的气氛。
长街送行 不见报道
11日下午4点多钟，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经过东西长安街，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
几十里长街两旁，从中午起就已站满了迎送总理的群众。他们是自发来的，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在数九寒风中已站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广播人员站在广播大楼门外，等待着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我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周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缓缓驶来，送灵车队在广播电台门口过了几分钟。整个街道两旁全是送灵的群众，他们从中午就等候在这里，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来最后看总理一眼，来给总理送行。当灵车来到时，人们泣不成声，许多人嚎啕大哭。泪眼迎总理而至，挥泪送总理而去。路旁的车辆停止行驶，司机和乘客都站在车外，肃立向总理告别。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6）
夜深了，人们依然在寒风中伫立着，等候着运送总理骨灰的灵车归来，等候着敬爱的总理归来……
对此，中央电台提出要派记者沿途报道或作录音报道，都被否定了。
12日凌晨1点钟，中央电台播出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统发稿，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情景，民意被扼杀了。听众来电话强烈质问电台：“你们眼睛瞎了，为什么不写群众送总理?!”不，不是记者没有写，而是姚文元把新华社稿子中有关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把“十里长街送总理，寒风阵阵泪纷飞”的情景，统统勾销了。就在这一天，姚文元玩弄两面派，多次给新闻单位打电话强调：“要注意化悲痛为力量。”对群众的质问如何回答?姚文元编造了一套“统一的口径”，要各新闻单位统一答复：“我们同你们一样悲痛，相信我们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好。”可是他转脸，又在背后说什么“回答要慎重，要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掌握内外有别，谁知道来电话的是什么人”！“阶级斗争很复杂，要防止群众的情绪被阶级敌人利用”！他还危言耸听地讲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例子。
强行压制 控制报道
人民群众对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越来越不满，情绪日益激烈，而且追悼大会日益临近，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时期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央几家新闻单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顽强地抗争。它们突破原来的规定，自觉提高了宣传的规格。1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几个国家领导人的唁电，中央电台延长《新闻报摘》节目的时间，放在显著位置一条一条地全文照播。北京电视台连续安排播出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观众还是纷纷要求重播；电视台还提出要播出周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纪录片。面对失控的危险，姚文元赶忙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说：“不能再播了！”他说：“群众的情绪还是不行，要引导！《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唁电那样不行，要赶快研究，采取措施。14日不能再在一版登唁电了，上第四版，中央台只作综合介绍，不能再详细播出。各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消息不单发，分片综合发，中央台综合介绍。”姚文元对中央电台不满地说：“中央台的播音基调不行，要提高。”他多次提出要中央电台提高播音基调，几乎每天都强调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不仅如此，姚文元还直接要中央电台增加播放学大庆和学大寨的两组歌曲。
吴德在《1976年###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
姚文元滥用“中央”的名义向中央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他反复强调，“要体现中央的意图”，“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来引导”，“要按照中央的规定严格掌握，不要相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是中心任务”。
转移视线 冲击追悼会
1976年1月15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日子。
在这之前，群众纷纷要求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多次提出要求转播，并向治丧委员会写了报告。但是，均遭拒绝。姚文元的回答是“超过中央规定的活动不再安排”。我们还是再三提出转播要求，姚文元气急败坏地说：“凡是超过中央规定的要求和建议，不能再提。再提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就是违反毛主席的规定。”
不仅如此，不顾群众和新闻单位的愤怒情绪，姚文元竟特意在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指定让《人民日报》在1月14日的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登出了清华大学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当天中央电台新闻部上早班的同志坚决反对上《新闻报摘》节目，但是，姚文元硬要中央电台按照《人民日报》处理，上头条，全文照播。为此，这一天的《新闻报摘》节目延长了时间，播出了三篇文章，而关于周总理的治丧活动却只字未提，只对外国领导人的唁电作了综合介绍。要知道，这是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啊!人民群众愤怒了，他们纷纷来电话义正词严地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播这种狗屁文章，我们不关心什么大辩论!我们只关心周总理，你们为什么不报道!”
追悼大会于15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推迟了近10分钟，我意识到是否是在等待毛主席，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追悼会时，毛主席突然出现在追悼大会上，这一次会不会突然出现?可是毛主席没有来，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这时已经病重，不能行动了。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他声音缓慢、深沉、颤动，不时地停顿。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和群众排着队，在哀乐声中，啜泣着，缓缓地走到周总理的遗像和党旗覆盖着的骨灰盒前，怀着无限的敬意和思念深深三鞠躬，向敬爱的周总理作最后的告别。遗像前摆放着“小超”敬献的用鲜花扎成的花圈，整个大厅摆满了花圈。追悼大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
15日晚10点20分，中央电台播出了追悼大会的消息、哀乐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录音。16日播出一天，共播出追悼大会消息19次，悼词(包括录音和文字稿)31次。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只在15日举行追悼大会这一天中央电台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中央电台从14日下午6点以后停播了所有文艺节目，16日全天没有安排，并把专题、对象节目的开始曲和牌子取消，由台里统一安排播出，以便集中播出追悼大会的消息和悼词，形成全台一致的悼念气氛。对这次停播文艺节目，姚文元一直耿耿于怀，直到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布置治丧活动时，姚文元还特意提醒：“不要像（周）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
15日追悼大会后，直到19日中央电台才基本恢复正常播出，按照节目表运行。20日一切恢复正常。
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陆续摆放着花圈、花篮，四周常青树中Сhā满了小白花。后来越来越多，层层叠叠，衬托着周总理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苍劲有力的碑文……
“四人帮”倒行逆施，恶贯满盈，“多行不义必自毙”!人民的沉默终于在4月爆发了，锋芒直指“四人帮”!
朱德委员长逝世时的广播
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在规定的治丧宣传中，中央电台想方设法表达出人民和军队的哀思。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零1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这是继年初周总理逝世后，又一极其悲痛的时刻。
根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传达，朱德委员长治丧委员会确定的治丧规格“略高于董老（董必武）”，而宣传规格除报道统一安排的治丧活动以外，不组织和报道各地及群众的悼念活动，不报道反应，治丧期间除11日追悼会这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外，电台“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姚文元还特别强调“不要像（周）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实际出发，灵活作了安排。
6日晚10点20分广播了“讣告”（用语是“关于朱德同志逝世的讣告”）、哀乐（3分35秒）、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原来规定在晚上10点播出“讣告”，因拿到的稿子太晚，来不及录音，而且只有一份，当时又没有复印设备，几套节目不能同时录音，故推迟了20分钟。治丧期间连续安排共播出讣告28次（包括1次记录新闻）。
8日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3000多人在北京医院向朱德委员长遗体告别。然后朱德委员长遗体被护送到八宝山火化。9日、10日15000人进行吊唁。中央电台都及时作了报道。
根据治丧委员会“公告”，朱德委员长追悼会于11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5000人参加。按照治丧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没有转播追悼会实况。追悼会消息于下午4点定稿，中央电台在下午6点连同悼词一起首播，报领导人小名单。当晚播出6次（包括1次记录新闻）。
按照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的规定，中央电台文艺节目的播出，从6日播出讣告后减少，整个治丧期间不安排播出欢快的娱乐节目，如相声、曲艺、戏剧等。朱德同志戎马一生，为建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声望，特意选择播出了庄严的军乐和部队生活的作品，选播了《长征回忆录》的有关章节，反复播出《长征组歌》、《万水千山》等，专门赶录播出了军乐《人民军队忠于党》。在11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和12日，停止播出一切文艺节目，除保留4套节目的全天播音开始曲和结束乐曲、保留《全国联播》节目和《新闻报摘》节目的开始曲以外，其他节目的开始曲一律取消。
治丧期间，对中央电台所有节目进行严格审查，除了取消与现实口径不同的提法以外，全台节目的内容、用语、播音基调、节目气氛都要与治丧气氛协调一致，取消节目中的配乐、间奏乐和节目之间的补充音乐；为防止节目之间出现空播，要求每个节目做满，不留空播。
治丧期间，整个电台的播音基调低于平时，与人民群众的悼念和电台节目气氛相协调。播出讣告、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等，要低于、慢于一般新闻，充分表达出人民群众的思念和哀悼之情；但低沉而要有力，悲痛而不悲切，化悲痛为力量。
陈毅元帅逝世的报道
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出现在会场时穿着睡衣，胡子都没有来得及刮。他的到来，大大提高了追悼会和治丧报道的规格。
1972年1月6日晚11时55分，陈毅元帅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71岁。陈毅元帅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逝世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文革”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按照治丧规定，“治丧规格相当于李天佑（上将）”。陈毅元帅逝世的讣告由中央电台播音员方明播出，庄重、肃穆。原规定讣告的播出不少于7次，实际播出10次。未用哀乐。遗体告别没有发消息。据当时了解，中央电台在报道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同志逝世时用了哀乐，林伯渠、罗荣桓同志逝世时没有播出哀乐；在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斯大林、胡志明逝世时播出了哀乐。
1月10日下午4点30分，在八宝山举行陈毅元帅追悼会，毛泽东主席突然出现在会场，看望和慰问家属，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是突然决定去的，穿着睡衣，胡子都没有来得及刮。据中央电台时政记者陈寰回忆说：“毛主席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同志，他立下了功劳。’”毛主席的出席大大提高了追悼会原来的规格，原定由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帅把悼词稿交给了周总理，由周恩来总理致悼词。“一篇不足500字的悼词，周总理念了很长的时间，有两三次哽咽不能成声，只好停了停再念。”毛主席的出席也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规格，根据新的变化，中央电台的报道突破了原来的规定，重点新闻节目中先播出追悼会消息，突出了毛主席出席追悼会和看望家属，然后播出悼词、介绍报纸版面；原来曾经设计在播出追悼会消息、悼词与介绍版面之后空播15秒再播出其他消息，以示悼念和上下内容的区分，但考虑空播时间过长容易被误认为是电台播出出了差错，实际空了5秒；在有关追悼会消息的新闻节目前后不安排音乐节目，但安排过样板戏的片断。据中央电台时政记者刘振英回忆说，原来追悼会没有安排电视记者去拍片，听说毛主席出席便立即派了电视记者，录像后本来打算播出，但当时考虑到毛主席穿睡衣等而没有播出。
胡耀邦逝世的广播宣传（1）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讣告的播出和追悼大会的转播一波三折，在特殊的形势下随时改变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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