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在那所以民间契约形式算在我名下的房子里只住了三年，便将房子又卖给了原来的主人。卖价与买价相等：四百元。

有朋友调侃我，说我是仨钱买俩钱卖，不图赚钱只图快。

可我有我的难处。

1971年我调到位于西郊的水泥厂工作，妻子也按新工招进了这个厂。这是个新建的厂子，我们属第一批进来的工人。当时新建的宿舍楼空了很多房子，管理也很松。有位和我私交不错的领导暗示我：先占一间房，以免受上下班的奔波之苦。我一时鬼迷心窍，就决定将家搬到厂里来。

听说我要搬家，这个房子的旧主人（即我姐同院那位老太太的儿媳­妇­）就托人找我说。说是根据现在的政策，她那被遣返原籍的父母有可能落实政策重新返城。一旦回城，老人就没有栖身之所了。那房子如果你不住了，是不是再卖给我们？价钱么，随行就市，按现在的行，你出个价……

几乎在她托人说的同时，有人已经愿意出四千元买这间房子了。如果我稍微板一下面孔，完全可以大赚一把：要知道，四千元在当时对于我们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尽管我怎么卖都不违背“原则”，因为我有买房契约。而我却觉得，除了“原则”之外，人还要讲个感，讲个义气。当初，人家在咱困难的时候主动卖房给咱，解除了咱新婚寄人篱下的困窘；如今人家有了困难，咱能只顾赚钱而不顾人家的难处么？

于是我对说合的人说：不管什么行不行，她啥价卖给我，我啥钱退给她，就算我借她房子白住了三年吧。

对这件事的处理，多少年来没有人不骂我是“冒傻气”的，可我至今无怨无悔。

我将家搬到了厂单身宿舍。从此不再黎明即起，踏月而归，顶风沐雨地在上下班的路上奔波了。

然而，好景不长。不出三个月，厂里呼呼啦啦一下子招进了六七百名新工，单身宿舍立刻紧张起来。厂里管房子的后勤科长不得不勒令我将家搬出来。不过，我和妻都是技术工人，厂里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分房时还是设法给了一点照顾。安排我妻住在二楼（二楼是女工宿舍）给她的房内只安排了一个女徒工，剩余的地方还可以放我们的家具灶具；安排我住在三楼和两位男徒工同住一室，和妻只隔一层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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