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就这样被分割了。***

隔着一层槽型楼板，我和妻用“­鸡­犬之声相闻”来形容都不准确。说句粗话：我半夜起夜小解，“水声”都能惊动妻子的梦；而妻在下面打个喷嚏，我心里就猛地“咯噔”一下：是不是感冒了？

白天，我还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吃顿饭什么的，而一到晚上，我们就只好“天各一方”了。

一层一拃厚的楼板，胜似一条天河，我们过着牛郎织女似的生活。

讲个狼狈得让人羞于启齿的故事——

过春节了，厂里这帮从农村招来的新工都回家了。我和妻便趁此良机过几天夫妻生活。头一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午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散了我们的鸳鸯梦。敲门的是和妻同室的那个女徒工。妻一把将我的头摁进被窝，起身开门。我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听她们对话。原来，那姑娘回家后，家里非逼着她和一个她不爱的农村青年在春节期间举行订婚仪式，姑娘一气之下便连夜搭车回到厂里……

她们谈话，我却连咳嗽都不敢咳出声，憋得脸都紫了。

好在那姑娘太累了，不一会儿就上床睡着了。我悄悄钻出被窝，摸黑穿好衣服，光着脚溜出了房子。妻送我到门口时，一声幽幽的叹息，眼泪便流了下来：

“咱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趁别人不在时“幽会”了。二、三楼之间仅有十几个台阶，可我们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我们没有了自己的家。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年，直到我们的二儿子出世之后，厂里的家属楼竣工，我们分到了一套一间半的简易房。可那时，我们俩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82。5元，还要养活两个孩子，能不断炊烟就算计划得好的了，谈什么装饰啊！

那时也不兴这个。

我说漂泊苦愿君常安乐

话扯到这儿，你会不会说我是在“忆苦思甜”？不，不是。我知道“忆苦思甜”这个字是有特定的使用范围，那是指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我还是混沌未开的“孩”，我没资格去忆。我上面讲的都是新社会的事，是狼狈些，尴尬些，但也说不上就是苦难。何况，这些事大都生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日子里，整个民族都过得不安宁，岂能有我个人的逍遥。再说，造成我漂泊不定的，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很多都是我的­性­格使然。一位懂哲学的朋友说过：我们在研究个人悲剧的时候，往往强调了社会的因素，而忽略了个人的­性­格因素。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性­格才是造成人成功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我历来很赞成一个著名的格：­性­格即命运。看了前面我讲的那些往事，你大概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之漂泊，居无定所，多数原因都是因为我不会动脑子、深思熟虑、思前想后，而是全凭感用事，一时冲动便“说走咱就走”了。俗话说，人没长前后眼，这话对，二郎神长了三只眼也都在前面。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可以用脑子去想去计算去策划去衡量得失权衡利弊啊！我就不行。要不人们怎么把我们这号人称为“书呆子”呢？这个称谓对我是一点也不冤枉。

以后我还搬过几次家，一一说出来，怕你说我是在翻流水账。简单地说说吧。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工厂调出来去主办一个文艺杂志，不久，妻也从西郊调到北郊一个工厂。西郊的领导便说：俩人都调走了，厂里分给你们的房子就得交出来。这要求合合理，咱只有照办。交了房子，我又没有住处了，便厚着脸皮挤在岳父家中。其实，那年头人调走了，房子仍占着不交的多得很。那要能赖，能跟领导胡搅蛮缠。可我不行，天生的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就得活受罪，怨谁去？

在岳父家混总不是长事，咱又不是上门女婿。于是便在农村租房。那几年，房租不断上涨，到了无力承受的时候，只好另找地方。到了1983年夏末秋初，这城市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连­阴­雨，一下就是40多天。我租住的农民的房子几乎有被雨水泡塌的危险，屋子里整日“流水叮咚”，人在屋里走都得穿雨靴，床上罩块大塑料布，晚上睡觉都不揭掉。这时，我的一位文学朋友主动提出，让我搬到她岳母那里去住。她岳母在城里，紧靠北城墙的一条小巷，独门小院，一排4间平房。我在潇潇秋雨中搬进这座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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