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我们又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处境比其他老师差。学校的领导总是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他。他与其他老师也很少交谈，也不在一块办公。一下课，他便从兴奋中冷却下来，端着课本和粉笔盒默默地走回他的宿舍。那宿舍在­操­场北边，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间孤零零的两间残破的小屋，里面是各种体育用品。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师又是体育用品保管员。屋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再有一架风琴。学生放学后，常有琴声从小屋飘出，那是方老师在弹琴，琴声幽幽，如泣如诉。小屋琴声、才华横溢却又沉默无的青年教师，给我们心中蒙上一层神秘的­阴­影。

方老师看了我写的歌词，没有说什么──留下了。第二天，他让我去找比我们高一级的两位同学，一个叫赵季平（现为陕西歌舞剧院院长，著名作曲家），另一个叫鲁军民（现为军工报记者）。见到他们时，他们已为我的歌词谱好了曲子。随后便由方老师亲自指挥我们练唱。大赛结束了，我们班得了奖。我想：获奖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全校唯有我们的歌是自己创作的吧。

歌咏大赛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学校打乒乓球，直到暮­色­苍茫时，才离开球台。校园静悄悄，我懒懒散散地朝外走。刚走到最前一排教室的山墙前，迎面碰上方老师。除了在课堂上，平日方老师是不与学生多说话的，而这时，他却叫我站住。

我站住了，并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他那清秀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笑容，用一种低沉的、近乎忧郁的语气对我说：“你不要再瞎慌慌了。你应当认识自己，选好自己的主攻方向。我看你在写诗上有展前途。以后，你就好好写诗吧！”说完，他就走了。那景，真有点像电影上演的地下工作者在秘密对接头暗语。

而那一刻，我却如走出迷谷的顽童，心中豁然开朗起来……

从那以后，我抛弃了一切幻想，专心一意地读诗，写诗。

十年以后，我在文学圈子中已经混出点名气来了，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方老师，心格外激动。我说：“中学时代，多亏您为我指了条路！”他说：“我现在在另一所中学教学。你有时间来一趟。这几年，你所表的诗我几乎全看了。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后来，我去了他所在的学校。他向我谈了他对我的诗的看法，热而中肯。我打心眼里更加敬重我这位恩师了。但我仍对中学时代他留给我心中的谜不解，问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不说了吧，等待历史吧！”

二十年后，历史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这位老师，在我们学校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右派……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并被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当教授，系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记得已故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有很长的路，但往往最关键的只有几步，需要认真选择。人生十五六，正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那时，我遇到了一个好心而充满智慧的人为我指点迷津。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使我感到愧对恩师的是：至今，我在文学上的成就平平。

但我还在努力……

平生风仪兼师友

——回忆褚国华先生

去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其实是个很无能的人，一生又命运多舛。其所以能撑到今天，是因为每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之际，总会有朋友朝我伸出热的手臂，拉着我走出迷茫，走出风雨……

在所有搀扶过我的人中，褚国华先生是“出手”最多的一位。

扶我走上文学之路

1965年。那时我在搪瓷厂当学徒工。听说厂里来了一支社教工作队，队长是市总工会副主席褚国华，我心里就开始犯怵，因为我家成分是地主，而社教工作队就是来搞阶级斗争的，说不定哪天会将我押上批判场的。果然有一天，工作队的两个队员把我从车间叫出来，让我到宿舍把我所写的稿子——不管表的还是没表的一律抱到社教队的办公室。对那些稿子我倒不怕，因为全都是歌颂的东西，怕的是工作队说：地主阶级的后代不能写东西，那就惨了！我平生就这一点小特长，不让我写，我还能­干­啥？活着还有啥价值？两周之后，还是那两个社教队队员，将我的稿子“完璧归赵”，对我说：“稿子没问题。褚队长还夸你有才气，让你好好写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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