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真是如释重负，并且对那位褚队长产生了感激之。***看来，那位褚队长还是位爱惜人才的好人！

一天，我正在车间­干­活，车间书记让我到褚队长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心里又犯了忐忑。我一个20岁的小学徒，平日离厂里的政治中心八竿子打不着，写点小文章又没审出什么问题，社教队的队长找我­干­什么？

我走进褚队长的办公室，褚队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什么。见我进来，他很高兴地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招呼我：“来来，坐下，坐下。今天我想请你这位大诗人帮个忙哩！”大诗人？我竟成了大诗人？我以为这位大­干­部在调侃我，可褚队长态度热诚恳，不像是拿我开心。

我没敢坐下，不是怕官，而是因为我穿着一身被机油和尘灰糊得不见布丝儿的工作服，一坐下肯定弄脏了椅子。但是褚队长硬是将我按到了椅子上，随后便将桌子上的材料推给我。原来，他是要在全厂树立几位生产能手作标兵。他不愿用那些大白话来介绍这些标兵的先进事迹，要给每个人写诗。他说这样生动、形象、好记。我觉得他这个点子很新鲜，一时冲动，竟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这位队长一字一句地讨论起来了。有时他说这样写，我却说，这句不好，应当这样……对于我的争论，他一点也不在意，而当我说出一句好词时，老头竟连声称赞：这句好，这句好，就用这句！

第一次合作的成功，使我完全消除了对这位工作队长的畏惧心理。以后，老头就经常找我，以平等的姿态和我磋商文字方面的事。每到这时，我们就像一对诗友，斟词酌句，各抒己见。我常常得到老先生的赞扬，这就使我这个平素木讷的小学徒工找到了自信。那年秋天，市总工会举行全市职工文艺会演。褚队长鼓励我写个节目参赛，我就写了个当时很流行的对口词《我们是工人阶级新一代》。褚队长把它推荐到市上，会演中获得好评，报上又全文表。不久，市总工会组织了个市职工演出队，褚队长对我说：“我推荐你参加演出队，专门搞创作。去吧。”于是，市职工演出队里就有了一个专门搞创作的我，我也从此和群众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职工演出队一夜间成了反革命组织，我也在一夜间成了“三家村”的“过河卒”。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朝我压来。没经过大世事的我吓得慌了神。我去找褚队长。褚队长说：不要怕，你没有参加演出队的聚会，我可以作证。那天你和我在一起修改材料来着。你的作品我们审查过也没什么问题。**是讲实事求是的嘛！

褚队长的话使我平静下来。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形势会恶化得那么快。1966年7月，我终于被厂里“驱逐”出去，流放到东郊狄寨原脚下的一个专门生产耐火砖的小厂去了。临走时我想见见褚队长，有人告诉我：别去找他了，他是泥菩萨过河——吾身难保吾身了，现在正在写检查呢！这话我信，因为我已经看到厂里到处贴大标语，说要揪出执行资反路线的褚国华呢。

从此我几乎很长时间没见过褚队长。只听说他挨了批斗，甚至被造反派拉着游了街。我心里就难过：不仅是因为老汉对我有知遇之恩、扶助之功，而且是觉得老汉可怜：他的腿有战争年代留下的残疾，走路一跛一拐的，到了这把年纪，该如何受得了造反派的残酷折磨啊！于是便哀叹世道之不公，好人之多难……

“风暴”终于平息了，听说褚国华又回到了市总工会，仍担任副主席。我本想去看望他，可又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小人物。老褚蒙难之际，咱又没出过什么力，如今人官复原职了，咱去看人家，怎么个说法？莫非想“攀龙附凤”？咱才不是那号人哩！不过，我还是替老汉高兴，并且时时记住，是老汉用热的手臂将我拉进文学之路；是老汉的诚挚、信任使我确立了对文学的信念和自信。

扶我走进编辑队列

1979年秋天，市总工会借革命公园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工人业余作者座谈会。会议由褚国华副主席亲自主持。他在会上大讲职工业余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他的热感染了与会的工人业余作者，于是大伙纷纷呼吁，要求市工会创办一个工人自己的文艺刊物。散会的时候，我和褚副主席一前一后走出会议室。我本想跟他寒暄几句，可没等我开口，老褚便一字一板地对我说：文艺刊物要办！要给作者一个表作品的园地，不然，繁荣创作就是一句空话，是不是？刊物由你来办，明天你就到工会来上班。就是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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