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说：我现在还是工人，在厂里……

老褚坚定地说：不用管，你明天来上班好了。ww其余的事有我呢！

那一段我关系虽然还在厂里，人却被陕西省青年杂志社借去帮忙了。第二天一早，我对《陕西青年》主编赵熙说了老褚让我去办工人文艺杂志的事，赵熙很惊诧：噢，市工会还有这么一位热心文艺的领导！那你就快去。现在咱陕西就一个《延河》，工会的刊物你这儿办好了真是一块园地呢！我从赵熙那里背了一捆稿纸，当天就赶到市俱乐部上班去了。

那时，文艺刚从“四人帮”的禁锢中走出来，尚处在复苏阶段。陕西的文学刊物只有《延河》一家，对作品的要求比较高，大量的业余作者还是望其门而不得入。《西安工人文艺》的创刊，引起了全市乃至全省业余作者的极大关注。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我对这刊物也很投入，所以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ww如今，活跃在陕西文坛的一大批成名作家，大牌编辑、记者几乎没有人没在此过作品的。1981年，我还代表陕西参加了在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我是唯一的一个在会上介绍办刊经验的代表。会后，全国十几家工人刊物在西安召开经验交流会，《西安工人文艺》被推到了全国工人刊物“老大”的位置上，可谓风光无限！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说：工人文艺是徐剑铭一生最成功的一段。对这一点，我也不想谦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一段的成功，靠的是褚国华先生的鼎力相助。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会落荒而逃的。

创办刊物的经费是他让市总工会拨给的；编辑人员是他帮着调来的；大小会议，他必参加，鼓励作者支持刊物；他还经常亲自为刊物写文章，点评作品。那年，编辑部请天津作家蒋子龙来西安作文学报告，他亲自接待，并亲自主持报告会。会上他对蒋子龙作品的分析、评论，连蒋子龙都很震惊。子龙对我说：你们西安有这么一位懂行的工会主席，直是幸运！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调动问题。我到编辑部上班半年了，工作关系仍未调来。褚国华知道后，立刻把市总工会组织部长叫到办公室，问：徐剑铭的调动为什么还没解决？组织部长说：我们到厂里去了多少次，他的档案找不到啊，这事难办……（在此之前，有几家文化单位要调我，档案转来转去就转丢了）

褚主席说：档案有什么了不起！我在他厂里搞过社教，查过他。年轻人嘛，没什么问题，就是出身不好，那算啥？我们用的是人才！没有档案，另填一个就行了嘛！

说这番话时，我正坐在他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里。褚主席说话明显绪激动，而听到此话的我更是几乎落下泪来……一是感激褚主席对我的信任，二是觉得这位副主席思想开放，有胆有识。

而更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一次，某个与褚先生私交甚厚的朋友告诉我：你知道褚主席为什么坚持要你来工会工作？我说：不就是看我能写点东西么？那人摇头：这只是一个方面。褚主席是位平民出身的­干­部，是很讲义的人。他曾多次对我说：徐剑铭那小伙有才，人也诚实，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我是社教工作队长，却没能保护住小伙，真是对不住他啊！

我连忙说：哎呀，这话从何说起呢？他那时已经受到了冲击，靠边站了，想保我也是有心无力啊？这责任怎么能揽到他身上呢？

由此，我就更加敬重褚国华先生了，原来，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干­部竟是如此重重义！

我在《西安工人文艺》工作了六年，不仅使我写作上有了进步，而且锻炼了我编辑工作的能力。以至于以后我到报社、到许多杂志社搞起编辑工作来都能应付自如。后来，我虽因不测风云，而落到了自由职业者的行列，但因有了写、编这“两把刷子”，日子总算能对付。每念及此，我就想起了扶我走上文学之路又扶我走上编辑之路的褚国华先生。

感君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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