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首都师范大学校园

小姐姐其实很小，只是才到了上学的年龄。在家里，她还不能和大姐二姐随母亲一道下地­干­活。当然，也轮不到她和两个哥哥一起上学去。没人指望她求学出人头地，也靠不到她出力养家糊口。这么一来，她在家里的地位可就低了。在弟弟平路面前，她是最小的姐姐。最小的姐姐，也是姐姐啊。

在别人面前是小孩子的小姐姐，和平路在一起时，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平路是个男孩子。能在家排老小，还是个男孩子，平路本来该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可惜，平路没这个福分。平路生下来没个月，父亲死了。平路到了该走路的年龄，却不能走路。平路是一个罗锅子，只能靠细胳膊细腿儿高高拱起背在地上艰难地挪。身体上的毛病，使他的生命变得不重要。

这样的小孩注定没有朋友，连家里人也会嫌弃他。或许这个缘故，我们一直没看到平路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出现，平路的母亲也只是偶尔在我们的眼前说几句话罢了，只有小姐姐来到我们面前。在母亲眼里，平路是自己的儿子，可是个废人，是个累赘。爱总归有些，但被过多的烦恼淹没。有着“平路”一名的平路，生活之路一点也不平坦。

早上去放羊薅猪草前，小姐姐总是陪平路玩一会儿。很明显，这时间是小姐姐特意挤出来的，和弟弟玩，也非她好玩，她看重的是陪弟弟玩。她帮弟弟捉虱子，在弟弟头上绑花，教弟弟学唱儿歌，用高粱秆儿给弟弟扎卷尾巴的大黄狗，用泥巴捏个最好看的闺女，说是留着给弟弟当媳­妇­。这样的玩，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孩子间的玩闹或游戏。小姐姐把自己当作大人，或者说她和弟弟在一起时，已无意识地成为大人。捉虱子，是让平路­干­净；绑花，为了平路漂亮；学唱儿歌，是让平路有文化；扎个大黄狗，是让平路有玩具；给平路捏媳­妇­，是一种祝愿。别人都不在乎这个一无所能的弟弟时，小姐姐倒把弟弟看得很重，并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爱去关心体贴。这样的关心和体贴，有物质上的，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小姐姐作为成|人的影子，处处闪现母­性­。

有了小姐姐的陪伴，平路高兴了，开朗了，也变得聪明起来。而当小姐姐要去做事时，他会伤心地哭。接下来，他一个人的时光，是那样的孤独和无趣。在他的心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小姐姐才是他的亲人。是小姐姐让他体味到了生活的乐趣，使他的生命有了些许阳光。

小姐姐也不忍心丢下弟弟，可她得做她每天必须做的事。在弟弟的哭声中离去的小姐姐，会躲在暗处打量平路。如果平路哭个不停，她会回来再陪一会儿。小姐姐的善良和细心，来自于对平路的怜爱。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的功利，所以更加的细致入微。

小姐姐知道平路活不长，所以只要平路想做什么，她都会尽量满足他。一个乡村孩子又能有多大的希望呢？平路吃到了想吃的蚂蚱，再也想不出来自己还想吃什么。他很少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也许他想得太多，但明白像他这样，所有的希望都不可能实现。

小姐姐会主动启发平路，探出他心里隐藏的梦想。平路想到地里去看看，这是他的梦想。他要看的不是地，而是想走出家门，走进田野。要知道，一个“走”，对他是何其的难。小姐姐晓得弟弟的这份渴望，便背着弟弟向田地深处走去。路不平，动不动还有沟，弱小的小姐姐背着平路，走起来是那样的艰难。可是她喜欢这种为弟弟走路，让自己的腿成为弟弟腿的感觉。走在田间地头，伴着弟弟享受大地带来的幸福，小姐姐的动作和表情都透着温馨。

在路过学校时，有学生嘲笑平路，一向害羞的小姐姐挺起胸膛以愤怒的目光逼视这帮学生，并做出为了弟弟的尊严而与他人拼命的准备。小姐姐以男­性­化的心情和行为，保护平路，传达出她因爱而生的勇敢。

小姐姐总会竭力发现平路的闪光点，并大力向母亲宣扬。其用意很明确，她觉得只有自己给平路的爱，平路是远远不够的。她是想让母亲注意到平路并不完全是个废人，他还是有优点，有让母亲可以自豪的地方。她告诉母亲，平路会加数，并鼓动平路展示给母亲看。她告诉母亲，平路能站了。平路在小姐姐的鼓励下，勉强站了一下。平路的表现不但赢得母亲的欢心，也让母亲埋在心底的那份怜爱跳跃起来。

小小的平路，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天生不可思议的敏感，对死亡极度的恐惧。

“小姐姐，你不能死呀，我死，我死了还不行嘛！我是个罗锅腰，活着也没用……我愿意死……”

可是，当小姐姐装死而他信以为真时，他却愿意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小姐姐的生。小姐姐感动得一下子抱紧弟弟。弟弟的这份心，是对她付出的最好回报。她没有更多的奢求，有这一点回报足够了。

平路生病了，病得很重。在绝望和害怕袭来时，妈妈在身边，可他却只对小姐姐表达自己的内心。

小姐姐认定快要死去的弟弟想吃鱼，便独自到鱼塘给弟弟摸鱼。

她有点着急，央求似地对水里的鲫鱼说：“鲫鱼鲫鱼快来吧，让我摸到一条吧，我弟弟等着吃呢！我弟弟快不行了，好鲫鱼可怜可怜他吧……我不要多，一条，只要一条……”这时她不知不觉地摸到深处去了，脚下一滑，就不得底了。她觉得不好，刚要喊“平路，姐姐对不起你呀……”还没喊出来，人就沉入水中了。

小姐姐对平路的母爱，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没有对母亲、哥哥和姐姐对弟弟的漠视有任何的不满，只是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弟弟尽可能的爱。也许，她并不知道责任是什么，更不知道她该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可她的心灵里的这份责任是与之俱来的。这份责任，和他与弟弟有没有血缘关系，说到底并无多大关联。

在她沉入水中的那一瞬间，她那没出口的自责，让我们不可思议，却令我们的心在流血。

我们看着小姐姐慢慢地没到水里，流血的心，只能流血，其他的一切，我们全都无能为力。

我们不该忘记，小姐姐还小得很啊。

这一次，刘庆邦又没有告诉我们小姐姐的名字，看来他只想让我们记住小姐姐这样的女孩。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如此的小姐姐并不少。

改，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大名本叫“改革”，她那还没到走路年龄的弟弟叫“开放”，这样的名字留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迹，是时代烙下的人生胎记。上学时被老师改成“改鸽”，是鸽子的鸽，一字之差，平添了许多诗意，也饱含老师对这个乡村女孩的美好期待。到了刘庆邦这儿，只简称为“改”。或许，刘庆邦是想让这样的一个女孩回到最本真的状态。最大的可能在于，改，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要在改变之中成长起来。

改的心灵是那样的敏感和纤细，生活中的丝丝波纹都会在她心中荡漾，再细微的生活细节都能拨动她的心弦。这样的乡间女孩，是伤感的，但会拥有生活赐予她的富足，其成长营养自然会比一般的孩子多得多。

改革带来社会前所未有的变化，而父亲遇车祸而亡，使得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改的成长处在动荡之中。失去父亲，她由一个尚离不开呵护的孩子变成母亲急需的帮手。这一切，是生活中的点滴告诉她的，是母亲的行为传送给她的。她随母亲下地劳动，能做的只是帮着照看弟弟，好让母亲一心攉水，使淹在水里的玉米重新有好的长势。娘弯着腰，两手抓着两侧的盆沿子，攉起水来连头都不抬。娘知道时间有多宝贵，她抢时间等于抢玉米的命，多抢一条是一条。

娘的汗水湿透了衣衫，闪着水光的衣衫紧紧贴在娘背上，湿的面积比娘的背还宽。娘的裤腿挽得很高，汗水混合着泥水，顺着娘瘦瘦的小腿往下流。娘累得满脸通红，额头上的大汗珠子简直有些沉重，落到水里丁丁的。

作家刘庆邦把叙述的一切权力交给了改，我们在改的目光中感知“娘”这样一个女­性­艰苦劳作的一个又一个以细节连缀的画面。改的目光是那样的专注和锐利，全面而细微地记录了娘像父亲般的劳动场景。

改把我们引领到娘劳动的地头，让我们直接注视娘的这一系列动作。这里没有诗意，没有美感，有的只是人为了生存的艰难。这里的文字，已不是文字，而是娘的滴滴汗珠，苦苦的涩涩的倍加辛酸的汗水。看着这一切，改觉得能为娘做的就是带好弟弟，好让娘专心地攉水。

弟弟的无知和调皮，丝毫没有影响改的注意力，反而让她心头更加的活泛。她心疼娘，恨自己太小帮不上忙。不只是恨，还有许多的不安。她更怕娘为了使家里有个大劳力，而把她许给人家。她明白，这么小许给人家，学就上不成了，上不成学，这辈子就没盼头。那样，她的人生得不到理想中的改变，更不可能像鸽子那样在蓝天白云间飞翔。要命的是，已经有人鼓动娘，甚至都选好了人家要帮着说媒。这么说来，这事离改真的很近很近，极有可能在一瞬间完成。

改心里不愿意，但又没法和谁说。

还有更没法说的，改担心娘会改嫁。改不是胡乱瞎想，村里就有像“娘”一样的二婶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

二婶家的房子还在，那是二叔活着时挣钱盖的青砖红瓦房，院子门口还有高门楼儿。改不止一次推开锁着门的门缝，往二婶家院儿里看过，里面荒草萋萋，蛇游蝎爬，­阴­森可怕得让人头皮发紧。

父亲走了，还有娘，还有温暖而亲切的家。一旦母亲改嫁了，离开了家，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与其说是改看到的是二婶人去院空的家，还不如说这是如果她娘改嫁后她将面临的情境。她从二婶家想像到自己家可能的遭遇。改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二婶家院子里的凄凉，是具象的，更是改心绪的映象。

可以说，因了对娘改嫁的恐惧，才有了改眼前的景象。她每一次推开门，都是一次自我的对话；她每开一次门，就会多一份恐慌，多一份警示。

提前为自己说婆家，娘重新找个男人作依靠，这两样都是改所不想的。不愿意人生有如此的改变，那么她就得主动去改变。小小的改，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得靠自己去改变。只有生活，才有如此大的力量让改这样的小女孩心领神会，参透人生的大道理。

那么，一个十岁的孩子应如何改变才能保住已经残缺的家，保住她心中的那份梦想？生活，再一次给了改答案。她的一个女同学溺水身亡，成为她明白事理、彻底顿悟的钥匙。改对娘说了她同学被淹死的事。娘说她知道了。娘叹气叹得很长，说：“闺女好不容易长这么大，都能帮娘­干­活儿了，说死就死了，真可惜！”小小的改，听出了娘的话外音，或者说娘无意说出的话，让改在经历了种种人生的启示后，通晓了其中的玄机。增加一个劳力，是保住这个家，守住自己的梦想的惟一途径。如果自己成不了劳力，那么就得让外来的劳力走进家门。

娘累得中暑，连解开衣服喂儿子­奶­的力气都没有，这表明娘已经撑不下去了。娘真的倒下了，那这个家就完了，改的一切希望都将化为泡影。生活重重地给改敲起了警钟，改一下子长大了。

改把两脚稳了稳，把气也稳了稳，要像娘那样，将水扬起来，攉出去，而不是端出去。不知改是从哪儿来的力气，她真的把水高扬起来攉到水堰外面去了。积水在脚下是浑黄的，一扬起来成了雪白的。阳光从开裂的云缝中投­射­下来，照在改连续扬洒在空中的水花上，焕发出一种七彩的光，缤纷而绚丽。

改原来以为她自己还小，力气不大，现在看来，她力气不小，人也长大了。

改的长大，其实先是心灵上的成熟，尔后才是体力上的增强。出乎意料的力气，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的催生，与身体并无多大­干­系。

同样是攉水，改的动作少了一些苦涩多了一些诗情画意。枯燥的劳动，焕出了激|情和乡村的那种纯美。这是改心情的投­射­。她长大了，成为家中的第二个劳力，那么未来就充满了希望和美好。

改，是谁家的孩子？

改是穷人家的孩子，是腌泡在苦难家庭中的孩子。

梅妞，有只羊做伴，对其他的全不在乎。先有的是只白净净的水羊，她们那儿叫母羊为水羊。梅妞一天的生活是从放羊开始的，还可以说，放羊是梅妞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梅妞放羊》中，刘庆邦叙述的腔调和姿势是梅妞式的，自然的契合和亲近，让我们感觉到犹如是梅妞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与其说是刘庆邦的智慧，毋宁说是刘庆邦真诚自然之爱的酵发。当他爱上乡村爱上梅妞之后，笔下便会不自主地流出智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儿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到我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刘庆邦是了解梅妞的，正如他了解自己和生他养他的乡村一样。羊，是家畜；放羊，是一种劳作，就其本质而言，和村人种地没什么两样。可到了梅妞这儿，羊，是伙伴；放羊，是与伙伴相处玩耍。

玩具，是城里孩子的财富和骄傲，尤其是女孩，谁没有几个心仪、爱不释手的布娃娃——在全球，一种名为芭比娃娃的玩具，很是畅销，是许多女孩梦想的伙伴——她们演绎出无数幕母爱女、母女相怜的故事，无生命的布娃娃在她们眼里活了。梅妞的羊可比布娃娃强多了，有生命有情感有语言——梅妞总认为羊叫就是在说话，只是她听不懂罢了。

梅妞见到了羊，就跟瞧到自己最亲密的小伙伴似的。那么，梅妞放羊就是件快乐的事了，我们听她讲放羊的故事，当然也会有许多快乐。

梅妞去放羊，带着荆条筐、镰刀和一大茶缸。镰刀是用来割羊草的，筐子是留着装羊草的。茶缸，是一只掉了手把儿，漆皮也脱得差不多的大茶缸。看到这茶缸，就知道梅妞家很穷。茶缸，是用来盛羊粪蛋儿的，这是爹吩咐的。羊粪是上好的肥料，能让豆角结得长，韭菜叶长得宽。

这就是说，梅妞放羊无法挣脱劳作的命运，就好似羊无法挣脱拴它的绳一样。幸好，梅妞不会因为这样，而消褪与羊相处的快意和幸福。她爹许诺她小羊长大卖了，为她扯衣裳，这让梅妞的放羊夹杂了少许的功利，但很快她就忘了。当然，她爹最终也没有慎重地对待许诺，只是用一方巾轻淡淡地打发了梅妞。大人们就是这样，从不看重小孩子的想法，从不重视对小孩子的承诺。他们常常忙得把自己都忘了，谁还能去在意小孩子的心情。

放羊，在村南的河坡里，这儿没有人，蓝蓝的天，暖洋洋的太阳，轻柔柔的风，满坡青草满地花，草儿长得旺长得­嫩­，黄|­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小野花围绕在梅妞和羊身边。她让羊吃花朵，羊只是闻闻，转头又去吃草，她就觉得这羊前世是一个爱花的人。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极其纯净的世界。

在这里，没有各种各样的污染，环境的，文化的，人­性­的。身在其中的梅妞，令我们羡慕，因为我们已无法走进这样的世界，更别说生活在那儿。梅妞并没有过多的兴奋和激动，平平常常地面对，和羊生活着。她看羊的眼睛，越看越像人的眼睛。羊的眼圈湿润，眼珠有点黄。羊的眼神老是那么平平静静，温温柔柔。看来任何人的眼睛也比不上羊的眼睛漂亮，和善。

她唱的是：羊啊，你的亲娘在哪里呀？你的亲娘不要你了，你是个没娘的孩子啊！她看见羊的眼圈比刚才还要湿，接着唱：羊呀，没有亲娘不要紧呀，没人要你我要你，我来当你的亲娘吧……

梅妞对羊的怜爱已经渗进了她的骨子里，或者说这样的爱是她生命中所固有的。“羊的眼圈比刚才还要湿”，她的抒发与羊的情感发生共鸣。她已不是在单纯地唱歌，而是与羊在交流，以歌声吐露她的心声。

当羊怀了小羊，梅妞每天都要把耳朵贴在羊肚子上听听小羊的动静。她在盼望新的生命的到来。终于有一天，她感觉小羊在羊肚里动了一下。

梅妞很欣喜，对羊说：“羊，羊，你的孩子动了，你觉到了吗？”

她的心情和话语是孩子式的，也带有几份成年人的口气。这就是说她的心理尚未成熟，可情感已经饱满。在羊面前，她这样一个小女孩长大了许多。

这是和一只大水羊相处，大水羊生了两只羊，一公一母，梅妞给它们取了名字，驸马和皇姑。这一次，她是真把两只小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自己主动做起了羊妈妈。她与小羊在一起的情景，让我们像进入了梦境，一个美不可言的梦境。

有一天午后，梅妞趁四下里无人，把三只羊领到瓜庵子里去了。她坐下来，把驸马抱上怀，解开上衣的扣子，把一只­奶­露了出来。她像喂婴儿的­妇­女做的那样，一只手把驸马托抱着，一只手捏着­奶­往驸马嘴里送­奶­头。她的­奶­头有点小，还害羞似地缩着。梅妞把­奶­头往外拉了拉，以便驸马能吃到。不料驸马不知趣，使劲别着脸，对小主人送到嘴前的­奶­连挨一下都不挨。它不吃­奶­，还挣扎着瞎叫唤，好像谁要害它一样。驸马一叫唤，梅妞紧张了，出了一头汗。她慌乱地把驸马的毛嘴摁在­奶­上，驸马还是不张嘴。这个事件既然做了，就得做成它。梅妞想了个主意，把水羊的­奶­水挤出一些，聚成­奶­珠挂在自己­奶­头上，拿水羊的­奶­珠儿做饵，看驸马吃不吃。这个主意生效，驸马果然噙住她的­奶­头吃了一下。她只让驸马吃了一下，没等驸马吃第二下，她就禁不住叫了一声，猛地把驸马推开了。那种感觉奇怪得很，说疼有点痒，说痒有点麻，说麻有点酥，真让人有点受不了。梅妞骂了驸马：“驸马，谁叫你吃人家的­奶­，人家还是闺女家你不知道吗？你真不要脸！”骂着驸马，她仿佛觉得真的受了委屈，眼里泪浸浸的。她把­奶­子收起来，用衣服大襟盖着，并系上了扣子。把­奶­子藏起来后，她对驸马的态度好了些，把驸马叫成乖孩子，说乖孩子吃饱了，到一边玩去吧。

皇姑大概有些失落，在一旁叫起来。皇姑的叫声使梅妞得到新的借口，她说：“皇姑你不用叫，我知道你，我让驸马吃­奶­了，没让你吃­奶­，你就不满意对不对？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我对谁都不偏心，来，你也吃一口。”皇姑比驸马吃得深，会吃，吃得梅妞直哎呀，直嚷我的亲娘哎。

大水羊走过来，用它那漂亮和善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梅妞，一声不吭地看着，“既不惊讶，也不生气，好像两个孩子是她们共有的孩子，吃谁的­奶­都是一样。水羊这样的姿态让梅妞有些感动。”至真至纯的情感，使梅妞和大水羊间的世界是那样的温暖。大水羊与梅妞建立了一种信任和关爱，而梅妞对小羊更多的是母爱。我们不否认，梅妞与小羊有些游戏的心理，也有­性­意识的萌动。但我们更在乎她对于身边动物的母­性­关怀。

一个在大美的自然中成长的女孩，天然的母­性­就像花香一样在春天的阳光下从生命中流溢。

梅妞才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其生活经验自然很少，更别说能懂得多少如何照顾孩子。她的行为，来自于对成|人生活的记忆，更出于她心目中最美的呣子母女关系的认同。她与两只小羊的相处，实际上就是在演绎她理想中的母亲形象。她是在努力当好一个母亲的角­色­，可挥之不去的童心，让她时常不经意地流露出孩子气。是啊，她的角­色­说到底是在母亲与孩子之间摇摆。

当有个男人对梅妞胡言乱语时，羊们像人似地担任了梅妞的保镖，只要他胆敢侵犯，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那天，雷鸣雨猛，梅妞自己不怕雨浇，生怕小羊被浇出病来，就和羊们来到一座废砖窑里。传言窑里有只蟒蛇，梅妞不怕蛇吃自己，怕的是吃她的水羊、驸马和皇姑。小小的弱弱的平时胆并不大的梅妞手里紧握镰刀，做好了随时与蟒蛇生死相搏的准备。因为有了爱，梅妞陡然勇敢起来，为了羊的安全，她愿意应对人类和大自然的任何威胁。

在大人眼里，羊只是生钱的工具。驸马和皇姑长大了，梅妞爹将它们拉到集市上去卖了。驸马和皇姑走了，梅妞又只有水羊了。那天，梅妞哭了，哭得像个泪人似的。那情形，就像是母亲在与儿女告别一般。

没人关心梅妞的感受，没人能看到梅妞泪水中那无尽的悲痛。这是梅妞和羊共有的世界里的事，大人们无从得知，也没有所谓的闲空去寻思。大人们的世界里，有他们自认为重要或重大的事，梅妞同样不会知道。但她知道，因为大人的举动，她与羊的世界成为一种无法再现的追忆。

真正让我们感动不已的是，梅妞与羊互相爱着，彼此在和谐之美中建立起共同的爱的世界。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需要的正是如此的大爱。

猜小是一个天真、善良、情感细腻而丰腴的乡村小女孩。这样的女孩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对生命怀有敬畏和膜拜。在她的情感世界里，花鸟鱼虫，­鸡­鸭牛羊，天空大地……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切都生长着情感。生命灵动新鲜，情感是没有污染的纯洁。虽然我们不知道她的年龄，但她一定还处于成长的初期。

有一天，猜小发现了一颗刚冒出土的小椿树芽。可以说，从猜小睁眼看到世界的那天起，诸如小椿树芽之类的小植物、小动物，她每天都能看到，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是熟视无睹。因此，应该是猜小长到了能被小椿树芽吸引的年岁。小椿树芽的生命形态锁住了猜小的目光，与她刚刚萌动的生命意识悄然对接，与她的情感脚步合上节拍。猜小关注小椿树芽，实际上是她开始关注生命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家园。

猜小高兴坏了，她想，要不了三年五年，这个小椿树芽就会窜得很高，长成一颗像模像样的椿树。高兴归高兴，猜小可不敢声张。她四下打量了一下，见猪啊羊啊都在院子里活动。她们的鼻子很尖，耳朵很灵，倘是她一不留神，把椿树芽的消息说出去，让猪和羊知道了就不好了。她找来一块瓦片，把小椿树芽扣在了下面。瓦片瓦楞着，压不住椿树芽儿，像是给椿树芽盖了一座带穹顶的小房子，这样，那些嘴长贪吃的家伙也许就找不着椿树芽了。猜小打算明天早上去坑边砍来一些刺棵子，扎在椿树芽周围，形成一圈刺篱笆，把椿树芽长期保护起来。

猜小寄予小椿芽厚望，是她渴望生命的茁壮，更昭示着她对未来充满希望。小椿树芽的幼小和脆弱，唤起猜小先天­性­的母­性­。对女儿家而言，母­性­与生俱来，潜在血液里，只等一个契机来激活。

看得出，猜小动用了她所有的人生经验来关心小椿树芽。这中间，有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动作，有大人饲养家畜的方法，猜小不加选择地全部用来呵护小椿树芽。只是，第二天，小椿树芽还是被猪糟蹋了。

经过一年的酝酿，猜小决意要种点东西，至于种什么她并不在乎。只要能发芽能开花能结果，种什么都行。不用说，猜小看重的是种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生命和情感成长的过程。这样一来，猜小种东西就不是出于玩的目的。

偌大的一个村子，猜小居然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种东西的地方。庄稼地里，她不能种，那是公家的地，种了就会被人家说她有资产阶级思想；那些墙角路边家院子里，有那猪呀羊呀什么的虎视眈眈，种了也是白种。小小的猜小真是可怜到家了，既要防人，还要防动物。由此也可以看出，她的生命本身就在夹缝里艰难地成长，时时处处有可能受到损伤。难得的是，在苦难的生活中，她依然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有对生命的浓情厚意。猜小小小的生命里，已经流动着诗意，真是令人惊奇，令人感叹。猜小最终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种东西，那就是父亲的坟上。

爹活了几十年，死后占了这么一小块地方，在爹的坟上种点什么，别人总不会不允许吧！……猜小不认为这个主意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爹告诉她的。她仿佛看见，爹像生前一样微笑着对她说：猜小，你想学种东西，就到爹坟上种吧！

猜小觉得坟是她除了家最为亲近的地方，爹虽然去世，但依然活在她的生命里。在爹的坟上种东西，猜小有一种安全感，这得益于爹生前留给她的刻骨铭心的爱，也来自于她对父爱的依恋。

猜小要到了一粒倭瓜种子，开始秘密种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孩子很小会­干­各种各样的农活。翻土、挖坑、封土、施肥、浇水、捉虫……她种起瓜来，有庄稼人的熟练。猜小已经熟练掌握了成年人做农活的本事，从容的动作蕴藏着她对父亲真切的追思。不过，猜小与成年的庄稼人仍有不同之处——童心。看到老鸹飞来，她先是好言相劝，尔后怒吼，甚至以为老鸹暂时埋伏起来了。看看，猜小多可爱，多勇敢

从倭瓜破土出芽的那天起，猜小就把倭瓜当成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倭瓜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孩子，当然，有时倭瓜就是倭瓜。她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和情感培育倭瓜，倭瓜的成长又左右着她的心绪。倭瓜带着猜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是那样的奇特，而猜小来去是那样的自如，好像这才是她真正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似人样有喜怒哀乐、生死情仇。猜小清纯的童心和无边的想像，如一阵麦香沁入肺腑。

倭瓜种在地里，却长在猜小的心上。看看倭瓜的长势，照顾照顾倭瓜，成了她生活中的大事。她盼着倭瓜一天天地长大，开花、结瓜。一个生命的希望系在另一个生命上，猜小发现种下一个倭瓜，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了，一种叫希望的东西让她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有激|情，每一天都有许多的梦想。

因为倭瓜种在爹的坟上，猜小几乎天天都要去。照顾好了倭瓜，她就和爹说东道西拉家常，说得再多，总离不开倭瓜。倭瓜的种子没发芽时，她求爹帮忙；倭瓜开花了，她叫爹看；看到倭瓜，她想起了以前爹帮她绑石榴花，她在爹的耳朵里Сhā石榴花。是啊，倭瓜在她的抚育下一天天长大，她也渴望有父爱滋养她的成长。猜小成长的童话，最需要的是爱。把倭瓜种在爹的坟上，是猜小的无奈之举。想念爹，与爹有说不完的话，是猜小挥之不去的。她已经知道人死是怎么一回事，可她还是常常和地下的爹窃窃私语。猜小与爹说话，说着说着，就知道是徒劳，爹死了，再也听不到她的话，也不可能开口和她说话。然而，下一次再到坟上，她还是要说，而且是用心在说。猜小需要的不是倾听者，而是一个倾诉的机会。

其实，面对爹，猜小心中并没有童话，她回到了真正的现实。如果有童话的话，那也是她的情感作用所至。猜小是懂事的，现实的，却常常在情感的引领下潜入梦幻。

猜小不知道什么是童话，但她许多时候确实生活在童话之中。其实，猜小生命中所拥有的童话，不像人类对大自然不知不解而制造出神话那样，是她对世界缺乏了解，而是纯粹生发于她一尘不染的心灵和情感。种倭瓜，是她寻找一个营造童话氛围的行为寄托。她以童话来穿越时空，打通生死界限，让父亲回到自己身边。

倭瓜在屋里放着，一冬天都没吃。到了大年除夕，娘才把倭瓜搬出来，端放到屋当门的供品桌上当供品。

娘以乡村特有的隆重仪式，对猜小种瓜所付出的劳动做出最大褒奖。猜小长大了，长到了能理解供品意味的年龄。猜小以自己的情感为营养，以自己的劳动为阳光种出的倭瓜本就是奉献给父亲的。她最大的自豪不是自己种出了倭瓜，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向父亲表达了一个女儿的爱。

种倭瓜的过程是那样的快乐，收获倭瓜又是如此的风光，猜小下一年当然还要种倭瓜。

只是不知道，猜小种倭瓜时灵秀纯洁的心灵能持续多少年。或者很多年以后，猜小会有更好的更感人的方式向父亲诉说爱意。

何香停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父母宠她，四个哥哥让着她，她是家人心中的宝贝。温馨、快乐的家庭，滋养了她的童年，也让她觉得有个温暖、可亲的港湾，对于生命、人生是何等重要。也许当她拥有这一切时，她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但一旦失去，那份焦灼、渴望就会很强烈。童年，之于人的心灵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童年的记忆，总是以潜伏的方式伴随一生。

百倍疼她的母亲，以做百家衣的借口向村里人讨来碎布片，为她做一个书包。母亲的疼爱之举，违背了乡村的礼仪。在乡村文化里，百家衣就是百家衣，用百家衣做书包，虽说不上大逆不道，但也是对乡村传统的不敬。最终，母亲只得把书包收藏起来。母亲的屈服，来自于乡情民俗力量的挟制和阻击。在何香停五年级之前，也就是十一二岁之前,这可能是她唯一遭受的挫折和伤害。尽管幼小的她无法洞悉如此成长之痛的症结所在，但她决心好好学习，以证明没有好书包照样也能当个好学生。这来自于她有意识但目标却不甚至明显的反抗，也是隐隐之中自我拯救的行为。这是客观所逼,也是她心灵深处的萌动。

五年级的何香停，当是她从童年到少年的过渡。这个年龄，是渐渐从家庭走出，开始真正接触社会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候，何香停的父母去世了。在乡村伦理中，没有父母，家庭就不复存在。分家，是对财产的瓜分，也是家庭彻底破碎的宣言。四个哥哥的心思全集中在家产上，没人还会想到他们有个共同的妹妹。何香停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被四个哥哥忽视了她的存在，说明女­性­在家产之类的家庭延续上没有发言权和继承权。家庭没了，亲情也荡然无存。四个哥哥都不要何香停，村里把她派给大哥家。村里这样做，是践行乡村伦理中长兄为父的法则，也是对女­性­命运的认定。没有了父母的依靠，一个闺女家是不能单独生活的。这是对何香停的关心，也隐含对女­性­生存能力的蔑视。大哥去世后，二哥还是个光棍，何香停只能到三哥家生活。这里没有亲情的扶养，没有道义的呵护，何香停只能成为可怜的寄生角­色­。至多，何香停只是受到乡村伦理的恩泽。

来到三哥家，何香停处处以男­性­的行为出现，把自己当作一个大劳力。她以超乎自己年龄和体能的举动，帮着三哥家做农活。我们看不到一个叫何香停的姑娘家，眼前只有一个男­性­化的壮实劳力。她以超强的劳动报答三哥家的收留，更是显示自己并非白吃白喝。她在向自己挑战的同时,试图向世俗证明,她是一个有用的女­性­。

因为书包的事，何香停曾暗下决心学出个名堂来，但父母的不幸离去，让她失去经济和亲情的支撑。在三哥家，她依然想以自己的劳动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不至于让三哥家觉得她是个累赘。可是，三哥外出打工受伤断了腿，再次打破了何香停的梦想。三哥家困境的催促，三嫂的驱赶，让何香停失去最后的依靠，走上独自拯救自我之路。

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终于还是降临在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停的头上了，无可奈何的停心中充满无限的委屈和悲痛感，这种心情有点像姑娘出嫁前夜的那种心情，出嫁，意味着离开生她养她的家，意味着被驱使、被侵犯，从此失去清洁的女儿身。意味着她捍卫信仰一样捍卫了将近二十年的宝贵的东西将毁于一旦。意味着不尽的险途等她去踏足。她心里当然很难过，很悲怆。停现在的心情和姑娘出嫁前夜的心情又不太一样，她是出去打工，不是出嫁，她的心情要复杂得多，沉重得多。出嫁是自愿，带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外出打工是被迫的，是到别人家的地方谋生活，既违反个人意志，也有点反天意；出嫁的对象和地方是已知的，让人心里有底。外出打工的地方和东家是未知的，如同在茫茫黑夜里摸生路让人提心吊胆；出嫁的地方虽然相对封闭落后一些，但民风里还保留着一些善良的东西，在那里过日子有安全感。听说外面的地方人欲横流，凶险遍地，不是骗人，就是被骗，不是吃人，就是被吃，到处都很恐怖；出嫁后献身的对象是自己的丈夫，生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所建的家也是自己的。外出打工，身单力薄的一个女孩子家，面对外头凶蛮强有力的世界，谁能保证自己不失身！失身不知在谁手里失身？一旦失了身不是等于一辈子跳进了苦海？……父母的家是女儿临时的家，与一个男人建起的家才是女人永久的家。所以，才有“找个好男人是女人的归宿”一说。何香停还没到有婆家的岁数，离开三哥家，不是出嫁，而是外出打工。出嫁，是与另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会有一个在想像中很是幸福的家。可是，何香停外出打工就不是这样。离开三哥家，离开乡土，就真正离开了，何香停无法再得到亲人和乡村的庇护，一切的风雨都得由她独自经受。她的生命已没有任何港湾，只能一路漂泊。前方的路，一片迷茫，有的只是对城市的恐惧。

对于这样的恐惧，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想拒绝，但身不由己。明白其中利害的她，决定走出已经不存在的家庭，自然对未来的一切都做好了承受的准备。

何香停在无奈中，在痛苦中，与九泉下的父母告别。在父母坟前，她的泪水、呼喊和嚎哭，是对命运的控诉，是对成长之痛的宣泄。这是她与往日的自己告别的一种形式。与父母诉说，是她唯一能说知心话的时候。满天飞的泪水，刺穿苍穹的哭声，连同她埋在心底的话，一同完成了她心灵的重生。这样的重生，是以亲手埋藏往日的那颗纯真而美好的心灵为代价的。

与恋人方建中见面时，她想把身子提前交出去，作为她与原来的我决裂，从此开始别样人生的祭奠仪式。虽然并未如她所愿，但外在的结果并未影响她内心的思想。从她的角度说，她完成了，对方因为羞涩没有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

何香停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过去，那么走出乡村，走进打工潮中的已经是另一个何香停。她无奈而又勇敢地走上自我救赎之路。

何香停来到城里的一处工地，在包工队食堂打工。包工队的领工张继生，瞄上何香停。他亲近何香停，买东西给她，带她体验城里的生活。这些行为以物质诱惑为根本，掺杂些许情感。何香停是一个聪慧的女孩，知道这城市的陷阱，知道张继生的为人，当然也就知道张继生有什么目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备、处处都傻里傻气的何香停。她对张继生为她所做一切都欣然接受，其行为有些笨拙，有些不谙世事，似乎还有情感的愉悦。这似乎令我们十分的不解。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常常听到何香停在做自己的工作，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些开脱的理由。

何香停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为的就是挣钱，帮三哥解决生活的拮据，让左邻右舍看得起她，也盼望得到独立而荣光的生活。自然，她对物质的欲望是强劲的。在被张继生占有之后，她一时想过自杀，但当想到三哥的生活更没着落，想到家乡人知道她自杀后可能会拍手称快时，她轻而易举地打消了念头。她心中留存着童年时有关家庭之爱的余温，一旦外界有了稍许的温情，她会下意识地接受。即使她觉得不道德，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说服自己。张继生所给她的正是这些。她被张继生占有后，她知道对不起恋人方建中，知道自己的做法是不好的，但有人疼有人爱的渴望拂去了良知。张继生占有了她，她认为自己也得到爱抚和一份安定。这种爱抚和安定，是她最需要的。她总有意识地让自己品味和迷恋­肉­欲的快感，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麻醉心灵，湮灭心灵。

­肉­体不再沉重，是因为心灵背负了太多的渴望。一味迷恋­肉­体在被占有时的快感，是竭力防止灵魂的苏醒。她实在是抓不住别的什么东西了，只能在别人侵占她­肉­体时寻求一丝依靠。她是在以被占有的方式感觉自己依然存在,握住一份实在。

如果说何香停与张继生的相处与情感还有些关系，那么她与包工头的来往已开始向单纯的物质欲望滑行。在对­肉­欲过于沉迷之中，她成了包工头的­性­俘虏。一切完事之后，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这一极细微的动作，将她心灵的异化暴露无遗。

后来，她被送到一家旅馆兼酒吧当服务员，终于彻底堕落。她在­性­上报复男人，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又一个挣钱的目标。她以为这些会让她满足，能使她成为生活的主宰。

可是，她错了。

三哥来了，她给了钱。方建中来了，唤醒了她最真挚的情感。

何香停最后和方建中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何香停也算是逃出魔窟，与方建中开始新的美好的生活。

也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认识。

何香停的自我拯救完全失败，她最终还是要依靠一个男人支撑自己的生命，走在人生之路上。

《毛信》中的毛信，是个不满12岁的乡村女孩，或许称为女娃更恰当些。12岁，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年龄。在人的一生中，这个年龄可说是一道分水岭。纯真无邪的童年已做出挥手告别的姿势，焦灼困惑的青年正虎视眈眈地守候。

童年是美好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澈。清澈来自于纯净的心灵，也得益于对世界的不知不解和种种的模糊，一种浑浊的背后恰恰是难得的明晰。

那天午后，大娘和娘在院子里做棉衣，说闲话。毛信在窗内的小床上睡觉。她本来睡醒了，脑子懒懒的，没有马上起来。院子里椿树的树杈上，挂满剥去皮的新玉米。玉米本来就金黄得够可以的了，秋天的阳光一照耀，它的金黄就有点使不完似的，反­射­得满院子都明晃晃的。连架子上的老葫芦，南墙根的柴草垛，和地上的落叶，都静静地像描了一层暖金。这样的景象毛信看见过，也许是昨天，也许是去年，她记不清了。一尘不染的心灵，可以对人世充满永不停息的好奇，同样可以懒得搭理成长的脚步。生活中永远是阳光灿烂，即便有痛苦肆虐，片刻间就会随风而逝。幸福是童年的伙伴，伤痛只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内心深处，好了伤疤忘了痛，是童年的嗜好和专利。走过青春的驿站，往昔的哀愁、不幸和伤害才会如淤泥样从心田的某个角落泛起，扩散为生命天空一方难以驱散终生纠缠的­阴­影。纯真的年代是一个梦，可是这样的梦总是会醒的，有时是生命的催促，但更多的时候似乎是人为叫醒的。

对毛信而言，那天午后，她真是睡醒了，也由不得她再慵懒地想睡就睡，因为她不得不踏上真正的人生之路。推醒她的是大娘和娘所说的闲话，大娘和娘在半真半假中商议为毛信订门娃娃亲，当然岁月也是推醒她的动力之一。岁月促人长大，而我们身边的亲人甚至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像是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般催我们快快长大。这方面，就某种程度而言，人远比时间强悍，岁月让人老，他人却让我们的心灵皱起了一道道摺子。我们心灵苍老，许多时候并不是时间的功效，而是人为的压迫。

也许，大娘和娘并不知道，她们的笑谈，似双无情的大手将毛信拽离了童年的快乐。毛信，不甘心长大，她一下子对成长充满恐惧感。这与她的天真有关，她总以为只要大人们不算计她，自己就不会长大，如此一来，她将对成长的恐惧转嫁给了大娘、娘和一切相关的人。拒绝成长的方法更是单纯而滑稽，只要亲订不成，一切便恢复原样了。

最亲近的人，有时也难免是最危险的。毛信无意中明白了这一道理。毛信虽小，可心计还是有的。她不主动向娘提订亲的事，这不仅仅因为消息是她偷听来的，还因为毛信看出进攻比反抗要来得容易些。她使出了她这个年龄的看家本领，“一天到晚拉着脸子”，和娘憋气，“在家务事上不再和娘好好配合”。娘让她­干­个什么事，她先是全当耳旁风，不当回事儿，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娘使高声再说，“她的声比娘的声还高，而且是反问句：‘我说不去了吗？’”气鼓鼓地去了。下地刨红薯，往常她­干­这活儿可利索了。今天不了，她故意刨烂了许多红薯。娘是主动说了订亲的事，毛信也像计划中一样狠狠地大哭，只是“她的表现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娘没给她像样的承诺。”娘说：

想哭就好好哭吧，哭哭就长大了，懂事了。

娘的话听起来有些残忍，不仁道，可又是人生之哲理。一个人哭，来自于感受到疼痛。娘的意思是，人的成长总会有许多疼痛。只有忍受了许许多多的疼痛，人才能长大。小小年纪，不谙世事人情的毛信，当然听不懂娘的话。但她知道，从娘这儿达到目的是不可能了。

她不甘心，又开始寻找目标。

大娘之所以提出让她和小黑子订亲，都是因为有小黑子这个人，要是没有小黑子，大约就没有给她提前订亲这一说了。毛信要做的就是不承认他们这一家人，把他们统统忘到坑里去，水里去，让他们喂鱼，喂老鳖。她认为只要她不承认，姓钟的黑小子一家就等于不存在了。看看，我们小毛信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可爱。这种只有童年时期才会有的思维和判断，是自然之中的大美。这样的美，让我们这些成年人——所谓世事练达的成年人——只能赞叹而无心无力重温。我们看到了小毛信的心灵依然像丝绸般滑润亮泽，尽管皱纹已向她逼近。刘庆邦老练而顽皮地隐在小毛信身后，以小毛信的视角、思维和语言叙述着。这倒让我们有了丝丝的疼痛。这样的疼痛与其说是情感­性­的，还不如说是生命的天­性­。

毛信开始躲着小黑子家里的人，实在碰上了也没好气。一段时间后，她发现小黑子也躲着自己，她就主动挑衅小黑子。两个孩子间不会有战争，只会是淘气而稚­嫩­的游戏。

小黑子避着毛信，和订亲没关系，只是觉着她没了爹怪可怜的。在小黑子道出实情后，毛信的变化有些出人意料。

毛信变了，回家来轻手轻脚，温温顺顺，再也不对娘耍横了。她想向娘道个歉，请娘原谅她。怕娘追问来由，她就没有道歉，只在行动上，对娘作些补偿。院子里椿树的细叶子落了一地，毛信拿起扫帚，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一角扔着一疙瘩树根，有一年多了，想烧却填不进灶膛。毛信借来一把镢头，一下一下地对着树根劈。娘让她放下吧，说她劈不开的。她说：“娘，我劈得开。”她真的把树疙瘩劈成了柴禾­棒­儿。家里的红薯吃完了，毛信没等娘发话，不声不响就下地把红薯刨回来了。她刨回的红薯个个完美无缺。毛信到学校里看过又看过，学校的房子建好了，很快就要恢复上课。她把课本拿出来，逐课复习。

毛信沉闷了两天才想通了，钟明有爹，她没爹，没人接她到城里去上学。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从农村上到城里去。

从孩童所特有的对抗发展为超乎年龄的懂事，是毛信最后悟出的道理。她不再揪住订亲这一具体的事不放，而是从解决问题的根源入手。我们不知道这是毛信的聪慧所致，还是生活无情挤压造成的。然而，我们真的是佩服毛信能从一件事中参悟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为人生所做出的迅速而­精­确的举动。还有，就是她对生活充满的那种信心。毛信着实是探求到了人生的要害，这让我们为她高兴。毛信啊，你真是好样的。

拒绝长大的毛信，还是长大了。没办法，人总是要长大的。毛信，自然也不可例外。

我们除了祈祷，还能做什么呢？

春穗一天的生活，是从听到鹅的叫声开始的。乡村里有许多生动亲切而富有诗意的声音，有大自然的馈赠，也有大大小小家养的野生的动物的鸣叫。春穗独独喜欢听鹅叫，觉得只有鹅的叫声最好听，最有感情Se彩。与其说是鹅的声音独特，还不如说是春穗对鹅有一份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爱。的确是这样。春穗注视鹅的目光，荡漾温柔的亲情，闪烁母­性­的光芒。鹅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细微的动作，春穗也会敏感地捕捉到。鹅在那儿洗澡，一旁的春穗目光是那样的专注。春穗帮着鹅加洗澡水，为鹅准备食料，以及取鹅蛋的时机等等，全然就是把鹅当成一个孩子。

每天，春穗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鹅。这是她一天劳作的开始。可见，在她心中鹅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穗对于鹅这份特殊的情感，缘于她对母亲的怀念。鹅是娘买回来，是娘喂大的，喂了整整三年。母亲去世后，春穗才接手喂的。她觉得看到鹅，就能让她想起母亲。鹅，成为她想念母亲的根据之一。女孩对于母亲的情感是复杂的。母女与呣子这两种关系，有着一定的不同之处。女孩的成长更多地受到母亲的感染，那种因为同为女­性­所带来的传承更为厚重。女儿是母亲生命的延续，映照母亲种种的影子。春穗对母亲挥之不去的追忆，似乎更多地来自于母亲对她成长的影响。也就是说，她在无意识中继承了母亲的许多东西，母­性­、情感和喜好等等。

面对弟弟，春穗身上也有母­性­的意识。与对待鹅的温柔不同，春穗对弟弟有些严厉。一叫弟弟起床，弟弟就得立即起来。弟弟的感觉是，姐姐比母亲严得多，管得也多。春穗的角­色­已由单纯的姐姐转化为姐姐与母亲的浑合体。母亲在时，春穗只是一个小女孩，是个姐姐，只是陪着弟弟玩的姐姐。母亲不在了，家里三口人，两男一女。这种特殊的构成，张扬了她作为女­性­的意识。在爹面前，她母­性­的发挥总是有限制的，而在弟弟面前，她却可以无顾忌地树立一种权威。在这个家里，她需要这种权威。在弟弟面前的绝对权威，加上从爹那儿获取少量的权利，那么她在这个家中就占据主动。这似乎只是一种表象，或者根本就是一种错觉。

春穗对弟弟只有单向的管教，带有一定的权力­色­彩，而对鹅则是平等的相处，更多的是一份疼爱。鹅，可以让春穗时常想起娘。隐约间，春穗可能就把鹅当作母亲的化身。这是一种情深至切的幻觉，一种不经意间的幻觉。只是，春穗不会往这方面想，只是因为鹅是母亲喂大的而睹物思人。鹅，更多地成为春穗之于娘的情感的寄托物。

春穗在家里头就是一个当家的，至少在­操­持家务，照料一家人的吃喝方面，她是当仁不让的一家之长。

不过，春穗一点也没有和爹争当家权的想法。以前娘和爹戗得太多，家里的火药味太浓。生活其中的春穗自然厌恶如此的生活气氛。她心细，细得可以感受生活的枝枝节节，更会从生活中学得经验。她不和爹争执，不反对爹的主张，为的就是尽可能地维护家庭的和睦。这种以和为贵，是以出让自己的意见和一些权利为代价的。

对爹，春穗多少有些不满意。娘的死，春穗认为爹总是有点责任的。爹外出打工，钱没挣着，倒被戳坏了一只眼。爹从外面回来后，便不再有心做挣钱的营生。娘实在气不过，借了些本钱贩梨。不料，头天上街就因为收了假钱而赔了。娘回来后，爹不但不安慰，反而数落娘。伤透心的娘喝了农药，而且拒绝洗胃。春穗心想，要是爹不那样讽刺娘，而是多劝劝娘，“娘不一定寻短见”。不管娘的死爹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但春穗认定爹是有很大过错的。这不是对事实的客观判断，更多的是基于情感的感­性­理解。

春穗对爹的一些行为看不惯，比如爹的无能，爹的懦弱，比如爹的自贱人格。她如此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来源于母亲。母亲对于爹的态度和评价，已在不知不觉中植根于她的心中，并左右了她对爹的认知。

春穗对爹在娘死一事上的不满，是因为她对娘的感情太深。失去了娘，她的人生就少了一份无法替代的关爱。逝去的，总是令人倍加珍惜和追忆的，更何况是母爱这样特殊的不可再生的情感。这种深厚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她接受了母亲眼中爹的形象。这种接受，实质上又进一步加深了她对母亲的感情。

爹看到村子里有人假办残疾证，也想着办一个来减掉所有的农业税。以这种自毁形象骗取一些利益的不正当方式，春穗是不同意的，更是唾弃的。如果娘在世，娘一定会狠狠地骂爹一通。可这一点上，春穗没有采取娘的做法，她只是以冷漠的态度应对。爹让她为此做一些事，她不想做，但为了不惹爹生气，她还是不情愿地做了。

村子里所有的人，包括村长，都赞同爹的做法，而且热心帮着爹出主意。没有母爱，她丧失人生最大的­精­神支撑和情感来源，已经是十分的凄凉。而这种周围没有一个知心人，没有一个可以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境地，会让春穗更加孤独。处于如此状态下的春穗，自然会更加想起娘。娘已不在，娘喂养的鹅还在。鹅不通人­性­，但鹅有生命，也是有情感的。无论如何，春穗把鹅当作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可以释放情感的朋友。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春穗陪着爹到镇上办残疾症。事情办到最后只要拍一张照片就大功告成。这时候爹让春穗去把鹅卖了，好用卖鹅的钱交拍照的钱。

春穗挎着篮子往街上走，禁不住把鹅的脖子摸了又摸。春穗在心里说，鹅，鹅，不是爹成心要卖你，爹也是没办法呀！鹅的脖子在篮子上伏着，春穗一摸，鹅把头和脖子都抬起来了。鹅用她的脖子，去蹭春穗的脖子。鹅蹭得轻轻的，蹭了一下又一下，像是用这种方式在跟春穗做最后的告别。鹅是娘买的，娘喂大的，春穗难免想起娘。一想起娘，春穗的眼泪呼呼地就流出来了。她停下来，擦擦眼泪，像是想了想，再往前走。刚走几步，她又停下来擦眼泪。就这样，春穗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不觉向镇子外面走去。不知不觉是一种浑然不知的状态，是情感催生纯粹感­性­的结果。

这时候春穗眼中的鹅，已不再是鹅。是什么呢？是一个孩子？是母亲的化身？是她思念娘的情感入口？是她倾诉的知心人？

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看重的是，春穗最终没有把鹅卖掉。没有卖鹅，就意味着爹没法拍成照，也就不能如愿地办下残疾证。春穗第一次坚决而明确地违背了爹的想法。这对于春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勇敢。这样的勇敢，并非是春穗自觉­性­的行为，反而是她最不愿意做的事。她对于娘的浓情，让她无意识地与爹对抗。她不会去想如此对抗的后果，因为情感已经完全占据她的思想和行为。

过了年才十三岁，上学上到五年级，因为失明辍学；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很不好，常年在外，极少回家。小连这个乡村女孩的人生写满不幸。小小年纪的她，过早地背负人生太多的苦难。小连的眼前一片黑暗，人生似乎也是前途无量。

在小连的家乡，元宵节点花灯，是历久不衰的古风。在人们看来，没有花灯，这元宵节就没算过过。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一年一年这么提着花灯长大的。

就是这么一点事，刘庆邦简直是在以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在短篇小说里任文字驰骋，让人担心他怎么收得了场。刘庆邦真是舍得笔墨，更是如此的大胆。他的用心很明显，他要告诉我们，点花灯是成|人孩子共有的大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事。只有这样，小连接下来的行为，才会让我们震撼，个中的情感，才会让我们挥之不去。

这不，说来就来了。

在对乡村点花灯的风俗大肆渲染之后，刘庆邦只是略带可惜地对我们说，小连今年的元宵节是看不到花灯了。

小连的爸国庄一方面想给女儿买灯笼，一方面又怕买了灯笼会伤女儿的心。

“集上热闹吗？”

“热闹。”

“卖东西的多吗？”

“多。”

国庄没敢提到集上花样繁多的灯笼，他像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关于灯的话题。

不料小连主动提起了灯笼，小连说“爸，我今年不打灯笼了，我大了！”

小连的问话­精­短，而父亲的回答也无法再­精­炼。

在父亲慌乱、内疚，不知所措时，小连是如此的镇定。她定是知道父亲的心思，所以父亲从街上回来一进家门，她主动和父亲搭话。问的话，看似是一个没上街的孩子对街头喜庆气氛的向往，实际上是小连在进一步打探父亲的心思。目盲心明的小连，确信父亲没买灯笼，因而她主动提出不要灯笼。她的话是那样的沉着，大方，懂事。不让父亲为难，不让父亲心里不好受，小连在安慰父亲，为父亲开脱烦恼。这哪像是个年幼的女儿，分明内含了母亲和妻子的角Se情感。

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小连一手­操­持，她根本不让父亲动手。一大早起来，喂­鸡­扫院子从水井里压水，白天就在家里洗衣做饭，缝缝补补。等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小连已经把饭做好。家里的东西，小连自己放的自己记得住，不让父亲挪地方。

母亲不在家，家里只有父女，可许多时候，小连的女儿角­色­淡化得几乎隐去，呈现出来的是母亲和妻子的形象。是的，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个失明的小女孩，看到的是一个能­干­会持家的“母亲”，看到的是一个把“丈夫”伺候得服服帖帖的“妻子”。小连，是在以自己的爱让父亲感受家的温暖。而她，把一切的痛苦深埋在心底。

小连提出了多蒸灯碗子的要求。这种用面做成碗，上面盛油并可以点灯的灯碗子，在小连生活的民间蕴有博爱的诗意。元宵之夜，小孩子到别人家偷点燃的灯碗子，并把灯碗的面吃下去，这样就可以不害眼病。

小连把捏灯碗子的面揉了三次，醒了三次，等面团子光溜溜的，一拍一响，一摁一弹，她才开始捏灯。她揪了一团面，慢慢地在手上搓，在案板上搓。等把面团子搓圆了，搓光了，搓成一个敦敦实实的圆柱体，她就上面捏灯碗，下面捏灯座，中间捏灯腰。捏得差不多了，她把灯碗子端高，端得离眼睛很近，像是审视一下，再做些­精­加工的工作。­精­加工是在灯碗儿的边上捏出花边儿。每捏好一个灯碗子，小连就把她放在案板一角，放得立立正正的。灯碗子越捏越多，小连就把灯碗子像小学生站队那样，排成双排。她把灯碗子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一点也不带错的，恐怕比小学生排队还要排得整齐。

刘庆邦不动声­色­地给我们描述小连做灯碗子的情景，节奏是那样的慢，画面感是那样的强烈、真实而细腻。在这些只有动作没有情感的文字里，表面上，小连就像一个乡村­妇­人­精­心而熟练地做着灯碗子，只是一个在乡村再熟悉不过的细节。可是，这是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小女孩在为了让同龄的孩子不再有害眼之苦的祈祷，一种发自内心的无私的付出。那么，文字下面的确活跃着小连对爱的呵护，对给予他人爱的虔诚。从中透­射­的爱的光芒温暖了我们的心灵，却让我们的眼睛潮湿。朦胧之中，小连长大了，长成了有孩子的母亲。

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的女孩血液里总是流淌着母爱，只不过在幼时这份爱是潜流，在某种刺激之下，可能会起波浪。小连的母亲很少在家，与父亲的关系又是那样的不好，这让小连觉得母亲似乎已不属于这个家。面对父亲，面对家的空落，小连的母爱得到激发。她以自己的母爱充填家的空荡，给父亲一份慰藉。

元宵夜，小连洗脸洗头，梳妆打扮，如同做灯碗子那样仔细和讲究。面目一新的小连，把点燃的灯碗子放在门墩子上，然后就安静地等待有人来偷。她要等有人来接受她的爱，等待给予他人爱时的快乐和幸福。

只是，没人来偷。实在于心不忍的父亲，以沉重的心情和女儿做起了轻松的偷灯游戏。父亲是为了女儿能够开心地度过元宵，而女儿在失落和痛苦的时候，仍然想着让父亲卸下负担。所以，她知道父亲藏灯碗子的事却不道破。

父亲舍不得扔掉被他藏起来的灯碗，就常常偷着吃一点。他不能，也不忍心让女儿知道这个秘密。

女人小连说“爸，灯碗子不能凉着吃，凉着吃对肚子不好。我把灯碗子溜上，咱俩一块儿吃吧。”小连轻松地把父亲竭力要保守的秘密挑开了，没有表露自己的痛苦，却对父亲疼爱得不行。

小说到这儿结束了，刘庆邦没有告诉我们，小连的父亲会如何。不过，小连的父亲除了在温暖的同时心如绞痛，还能怎么样呢？

小连在苦难中生长出的母爱照亮了我们的心空，温暖着我们。虽然，如今的我们已经很难感动起来，可小连那如水涌来的母爱，着实让我们感动。

是啊，小连的母爱已不单单是给予父亲的，而像月光一样挥洒于天地间。

14岁的小青，该是一个小大人。在乡村，一个没娘，下面还有个弟弟的小青，其实已经就是一个大人。不幸使她早熟，这是生活对她的历练，这本不足为奇，小青的可爱可贵之处在于，她能在困苦、艰难、不幸中发现诗意，品味我们常常忽视的细节，并时常感动着。

院子里石榴树开花了，小青居然有心情一朵朵地数。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小小年纪的小青不知道有多累呢。可看到满树的花朵，她一点也不觉着累。

这时的红花好像带着响儿的，花朵似乎一齐张圆嘴巴对她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一棵再好的石榴树，一树再好看的花朵，天天看来看去，每次都能看得那样的兴味盎然，这其实与树和花朵已经没多少关系，而是折­射­出观赏者的心境。小青的心中有大美，才会对身边的事物怀揣浓浓的趣味，才会在平常之中感受到美无处不在。石榴花落了一地，她一朵朵捡起来，先是轻轻地放在花墙下，后是用线穿成一串花朵项链。她只是把花朵项链挂在脖子试了一下，连镜子都没照。不是没有镜子，或者是没有时间照，她是舍不得让花离开石榴树的时间太久。她把花朵项链挂到石榴树枝上，以自己的力量帮助花儿重新和石榴树在一起。这是一个感人的画面。小青好像是在帮助一个走失的孩子回到母亲身边一样。

小青在挂花朵项链时，意外发现石榴树枝杈上有一个新建的鸟窝。她别提多高兴，带着兴奋和新奇的目光仔细打量花和叶子里的鸟窝。她眼前的鸟窝已不是鸟窝，而是可爱的小鸟的家。到头来，她还为无意中看到小鸟的家而感到不安。她觉得因为她的无意，可能打扰了小鸟一家的正常生活。

既然有了窝，花脸子应该是一对，一个是花脸子相公，一个是花脸子夫人。夫人或许正在家里抱窝，刚从外面回来的必是那个相公。相公撩开红花帘子，绿叶帐子，给夫人道辛苦。相公问夫人渴不渴，给夫人端一点茶。相公问夫人饿不饿，他给夫人喂一点饭。如果夫人说不渴也不饿，相公就守在窝外，把自己的耳鬓与夫人的耳鬓摩一摩。

我相信，这不是小青的想像力太丰富，也不是她看了不少的古戏，而是由她不太多的生活经验所得。在她心中，鸟儿是和人一样的，那么一家子鸟儿的生活就和一家人的生活差不多。父亲在外­干­活，母亲在家照看孩子，父亲回来了，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小青就这样编出了鸟儿的生活。

小青的爹以前在外地烧窑，她和娘、弟弟在家。她八岁那年，娘病死了，那时小弟弟才五岁。现在，她爹还是在外面打工，不同的是家里只有她和弟弟。在弟弟面前，她就是母亲，当然还要当爹。她细心照顾弟弟，许多事上都迁就弟弟，惟独学习上对弟弟管得很严，一点也不含糊。

现在，我们知道小青的生活很苦，没了娘，爹又在外。家里的活，她要做；地里的活，还是她做。一个14岁的小女孩，既当爹又当娘，到了地里­干­着与成|人一样的农活。没有了母爱，父亲也不在身边，她真正在独立生活。家里家外一大堆的活儿，她一个人扛着，辛苦啊，劳累啊。可她却让生活处处充满阳光，诗意如同春风一样时刻在她周身吹拂。

她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真的很好。她没有别的企求，只盼着弟弟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还有，就是她把家­操­持得好好的。

她的满足感，来自于对生活的宽容。所以她才会以快乐的心去对待生活，去感受生活中每一个可以心动的瞬间。她不怕累不怕苦，为的是守住家的温馨，以自己的力量保护宁静的生活。

她由自己想到了小鸟。小鸟把窝建在石榴树的隐蔽处，而她偶然瞧见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的弟弟，她也没吐半个字。她觉得小鸟有小鸟的生活，她，所有的人都不该惊动它们。

是啊，小青也不希望有人惊动她的生活。

娘死后，爹一直想给她和弟弟找一个后娘。小青打心眼里是不乐意的。可是她没办法让爹不找，只能以自己的懂事和能­干­来把家治好，想以此告诉爹，她和弟弟没有后娘，这生活也能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儿。

可是她保护了小鸟，却没能阻止别人进入她的家，打破她­精­心营造的宁静。

爹从外面带回一个年轻女人，没对谁说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村子里的人都认为他找了一个新老婆。爹让小青和弟弟到邻居家去，一个女人就这样赶走了小青和弟弟两个人——两个爹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小青为了让弟弟高兴起来，告诉了他鸟窝的事。

小鸟刚衔草刚搭窝时我就知道了。小龙叫了小青姐，说，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再跟别人说。

在这之前，小龙放学回家很少和小青打招呼，更别说叫姐了。小龙这家伙看起来马大哈，原来心里还藏着这么大的秘密，藏得这么久，这么严实。

我们不知道小青爹带回来的女人到底是不是续弦之妻，但我们了解小青的心思。娘虽然没了，但家还在，因为家里的人都有亲情关系。虽然不完整了，但生活中的快乐还常在。她不需要有一个生人进入，她害怕有一个生人来打乱她现在的生活。

庄上的习俗是，死了人，要请响器班子吹吹打打。正如时常有孩子降世一样，庄上少不了有人老去死去。那么响器班子就闲不住了，那如歌如泣或类似祥云一般的东西便隔三差五地在庄子上空飘荡，溶在阳光里，渗入庄稼中。

在庄子里长大的高妮，是在这独特的民间音乐中泡大的。这些带着土腥气的音乐已融入乡村文化之中。多少年来，高妮的眼里耳里注满了响器和响器发出的曲调，徜徉其中，她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惠泽生命和灵魂，但触不起她一丝一毫的感动。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日日陪伴在我们左右，在我们滚烫的血液里流淌，而我们并不在意，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即便我们在意，它们也无从撞击我们的心魂。

高妮就这样平平淡淡又有些麻木地成长着。她与响器所产生的音乐有着最为亲密的相处，而音乐无法在她心灵中泛起波澜。直到有一天，“大笛刚吹了第一声，高妮就听见了”。这是在一个平平常常的秋天。当她听清响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发出来的，就忘了手中正­干­着的活儿，把活儿一丢，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节令到了秋后，她手中编的玉米辫子，她一撒手，未及打结的玉米辫子又散开了，熟金般的玉米穗子滚了一地。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高妮在收获庄稼地里成熟的同时，不经意间，她也到了成熟的季节，心灵如同那熟金般的玉米穗子发出迷人的光芒。

庄稼是被秋风吹熟的，高妮则是让大笛发出的曲调抚弄熟的，相同的都是成长的爆发。往日存在的虚无，一下子明晰起来。是笛声拨动了高妮的心弦，还是高妮的心坠入了优美的笛音？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庄周梦蝶”。有一点毋庸置疑，从这一刻起，在高妮的心中，笛音有了生命和情愫。

在长风的吹拂下，麦苗又是起伏的，一浪连着一浪。高妮不认为麦苗涌起的波浪是风的作用，而是响器的作用，是麦苗在随着响器的韵律大面积起舞。不仅是生­性­敏感的麦苗，连河水，河堤外烧砖用的土窑，坟园里一向老成持重的柏树等等，仿佛都在以大笛为首的响器的感召下舞蹈起来。

只因为笛音活了，高妮心动了，世上原本无情感无生命的万物生长了灵­性­。这与其说是高妮的幻象，还不如说是音乐给了她一种对大自然的体察和感悟。佛说，非云行，而乃心动。高妮正是跨入此种境界，这使她的成长发生了质的嬗变和跃升。

她听见起风了，风呼呼的，一路吹荡过来。在劲风的吹荡下，麦苗拔着节子往上长，很快就变成葱绿的海洋。风再吹，麦子抽出穗，开始扬花。|­乳­白­色­的花粉挂在麦芒上，老是颤颤悠悠的，让人怜惜。当风变成热风时，麦子就成熟了。登上河岸望去，麦浪连天波涌，真是满地麦子满地金啊！

高妮聆听音乐时，幻现麦子成长的全过程。如此的幻现，之所以突破了时空和生活常理的钳制，其中的心理基础则是音乐在高妮心田的酵发。麦子在闪念间由绿青到金黄，高妮的少女之心同在瞬间被音乐焐熟。每个人从少年步入青年，总会因为某人某事或某种思绪的点拨，有时就如同参禅一般。因而，对高妮来说，并非音乐对她是如何的重要，而是音乐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引导她迈进青春之门。不过，高妮认为音乐握住她的灵魂，她的生命需要音乐的滋润和营养。从此，她对音乐有了某种依恋和欲望。耳边响起笛音，她仿佛踏入天堂之门，每一个关节，每一处神经，每一只细胞都化成个个音符，她成了笛音的一个组成部分。响器消失了，音乐遁去了，她的灵魂便游走了，­干­什么都魂不守身。

显然，刘庆邦是了解高妮的。《响器》中，有一大段一大段有关乐音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借助高妮的感觉和心灵流淌出来的，浸入高妮的思绪和情感。高妮是乡村之女，乐音便散发着浓浓的乡土味。在高妮的世界里，大笛的音响总依附乡村的景物，伴着熟悉的庄稼出场。无形的音乐蜕变成具像的场面和庄稼，乐曲强劲的生命力在处处勃动，可视可亲的感动遍及乡村田野。这给了高妮生活的真实和神秘。

真实就在身边，伸手可及；神秘是那样的醉人撩心，因而，她终究经不住大笛的诱惑，决意学吹大笛，但阻力是巨大的。母亲听了她的想法，以为她着了魔，用针在她大拇指的指尖扎了一下，挤出一粒血珠，然后让她去睡觉。高妮并不认为自己着魔，转而做母亲的工作。母亲哭了，最后发狠要是高妮去学吹大笛，就打断她的腿。母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方面把高妮关在家里，另一方面捎信让高妮的父亲火速回家。父亲先是和高妮摆事实讲道理，后是打她。她大声哭泣，父亲就用毛巾堵她的嘴。最后父亲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做高妮的思想工作，高妮听不进去，以绝食抗拒。是啊，不能吹大笛，她就觉着活下去也没意思。她的坚定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说，就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父亲打了她，绑了她，都没能改变她学吹大笛的决心。”音乐世界，是高妮的光明领地，从庸常到非凡，不免需要代价作为垫脚石。高妮遭到我们常见的封建家长制的阻挠，那一声声凄怆冲天的哭叫，洋溢着一个乡村女子的不屈不挠。

可以说，高妮的真正成熟是从她砸毁人­性­的枷锁，实现学吹大笛的心愿开始的。这里有她对音乐的痴迷，有音乐之于她的力量，但根本上还当是她人­性­的觉醒。这对于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是件多么难得的事啊。

两三年后，高妮吹出来了，成气候了，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人们对她的传说有些神化，说大笛被她驯服了，很害怕她，她捏起笛管刚要往嘴边送，大笛就自己响起来了。还说她的大笛能呼风唤雨，要雷有雷，要闪有闪；能让阳光铺满地，能让星星布满天。

有人给正吹大笛的高妮拍了一张照片，登在京城一家大开本的画报上。照片是彩­色­的，连同听众占了画报整整一面。

高妮由倾听者成为吹奏者，昭示着她与音乐真正浑然一体。有了笛人合一的感觉，美妙的音乐才能如高山流水般自然，扣人心弦。这不单单是艺术悟­性­的问题，更多的是生命激|情促成的。大笛在手，高妮的人生不但有了音乐，而且增添了绚丽­色­彩。她从乡村向我们走来，带着微笑和成功。她的成功，看似是事业上的，是人生的辉煌，其实是生命自在而勇敢的喷涌。

高妮在画报上没能露脸儿，她的上身下身胳膊腿儿连脚都露出来了，脸却被正面而来的大笛的喇叭口完全遮住了。照片的名字也没提高妮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响器。

读到这里，我惊讶了，原来响器就是高妮，高妮才是真正的响器。所不同的是，响器需要外界赐予力量，而高妮的力量是生命自生的。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受伤的过程。

《女儿家》中的红裙，在十四五岁那年，就受到了一次重创。这当然不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次受伤，但肯定是最痛的。而这样的创伤，偏偏又是因为亲情造成的，因而这种痛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心灵深处的。我们或许不会遭受红裙同样或相似的伤害，可伤疤下疼痛的感觉总是相同或相近的。

那天红裙去看热闹，如果她事先知道因为这次看热闹心会挨一刀，她绝不会去的。也就是说，她是毫无准备之中被击中的。人的命运中充满了偶然，生活是由无数的偶然聚合而成的。偶然，并不是我们想避开就能避开的，有些该来的迟早会来的。这种偶然的背后，其实是必然。

几乎致红裙于死地的一击，最先来自于别人的眼神。这是女儿家的心细敏感？还是某种心灵感应在起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场合，碰撞上偶然的眼神，红裙隐约地知道了她是被叫了十四五年亲爹亲娘捡来的。红裙没有让女伴把话说明白，还截住话头撒谎说自己早知道了。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哭是难免的，她着实大哭了一场，泪水汹涌，浑身颤抖。这不是她生来第一次哭，但无疑是最伤心的一次。泪水，成为她内心语言的外化。她只有以泪来发言，因为再多再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她的心绪。

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家来说，如此的打击真是太残酷了，她那还很孱弱的心灵怎能承受得起？人生就是这么绝情，总是扔一些我们抗不住的大石头，不把我们砸趴下，从不善罢甘休。当我们摇摇晃晃艰难地起身时，又会有石头砸来。幸好，我们不会因为常有石头从天而降，而情愿趴下。人人都和西绪弗斯一样，一生都在推石头。

尽管如此，红裙面对突如其来沉如山的重压，所表现出的冷静、从容和智慧，还是让我们由衷的佩服。她哭完了，可以说是宣泄了，也可以说与自己进行了一次真心对话。我们不需要听她说什么，心里在想什么，那一行行晶莹的泪水，足可以透视出一切。

这一次，刘庆邦让红裙不停地哭泣，泪水流淌在字里行间。红裙前后哭了五次，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红裙又想哭一场。”想来，她还得哭一回。

不知道，刘庆邦在讲述红裙的故事时，是不是陪着红裙哭了一场又一场？但我阅读时，眼前已不再是一行行的文字，而是几乎将我淹没的泪水。这泪水，是热的，带着心灵的体温。

回到家，红裙没有向爹娘证实自己被捡来的事，做的只是尽量地亲近原来是亲娘现在一下变成养母的“亲娘”。以前的红裙，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红裙，一直以为自己是娘的亲闺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娘所做的事所说的事都那样的自然。

可现在不同了，她陡然间发现了许多破绽。应该说，这是疑人盗斧的翻版。这缘于她意识到维系与娘间的亲缘关系消失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横在面前。人与人之间，亲缘有时并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总无法忽略不计。红裙，尽心地想填实裂缝，直到了无痕迹。她做家务活勤快了，不再和娘撒娇了；不想让娘­操­心，学习用心了……她是想做娘的乖闺女。

可惜，红裙实现不了自己的心愿。这已不单单是亲缘这个­精­灵在作怪，还有基于亲缘之上的心理意识。心理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和人­性­是它生根发芽开花的肥沃土壤。与其说我们心里流动的是血，还不如说是文化。人正因为有文化附身，才具备了社会属­性­。人立身于世，更多的时候是社会­性­大于重于自然­性­。文化，是生命的营养，也是一条无法挣脱的铁链。戴着铁链跳舞，同样可以拥有自由和快乐，但我们的­肉­身是沉重的。红裙力图抹煞亲缘的影响力，一脚将亲缘踢得无影无踪，可文化不允许她这么做，生命的本原不让她这么做。

在哥哥因盗窃杀人命丧刑场后，红裙辍学挑起家庭的重担，要活出个样子来，为的是向养父母证明她能做他们的亲闺女。与此同时，也是要让扔她的人后悔。也就是在养母因丧子呼天抢地的时候，红裙不再隐瞒自己知道实情的事。她对养母说，她不嫁人了，要做娘的亲闺女，起到亲儿子的作用。她知道养母此时最需要亲情的慰藉。她从养母身上感受到了亲情，虽然没有血缘，亲情的浓度并没有减淡。她抱着养母——不，在她心中是亲娘——再一次哭了，泪水洗净了她的疑虑。红裙给了别人亲情，却努力抑制住自己对于亲情的渴望。

红裙上集市做小生意，越做越红火，这等于是向世人宣称，她是有用的，不是人们所想像的是被扔掉的废物。一个中年女顾客不买东西，悄悄地看着红裙，在红裙和她搭话时，她惊慌地消失在人流里。直觉告诉红裙，这名中年­妇­女是她的亲娘。这里又出现了直觉。我们常说心有灵犀一点通，红裙的直觉来自于亲缘的闪动。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俩人间有亲缘，不管相不相识，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溢满亲切的感觉。刘庆邦没有告诉我们，红裙所处的年代。事实上，他是说，年代可变，许多东西可以与年代同时变化，但亲缘无法蜕变。在历史的长河中，惟一能亘古不变的，恐怕只有亲情。而且，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弃，惟独无法切断亲情。

回到家想起这事时，红裙“不知是喜还是悲，不知应该笑还是应该哭”。看来，她已下决心与亲缘绝裂，这似乎比她得知自己是捡来时更悲痛。喜悲，笑哭，自己无法定夺，实在是最痛苦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欲哭无泪”这个词。

在同是捡来的女伴帮助下，红裙最终没有和亲娘相认。

从此以后，红裙再也没有见到那双瞅她的眼睛。稍有闲空，她习惯地往各个角落找一找，看看那双她已熟悉的、热切的目光会不会再度出现。然而，秋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她再没有看到那样的目光。这让红裙心里空落落的，还有那么一点失望。红裙又想哭一场。见到亲娘，红裙不知道该不该哭；再也见不到亲娘了，红裙只是“又想哭一场”。不管红裙会不会再哭，但她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迅速而痛快地哭，让泪水自然而伤心地流下来。其实，红裙只是人为地将亲情丢在一边，以另一种情感来取代，来淡化渴望亲情的浓度。因为，亲情终究不会因为她的拒绝而不复存在的。

红裙暂时完成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抉择，走出了憎恨的泥淖。也许日后她会后悔，但从中我们已看到了她的坚强、隐忍和成长。

谈到青春期，应当绕不开“迷茫”这个词。从纯洁的童年进入少年，青春期如约而至。青春期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在每一个少年前等待。童年是快乐的，青春期是烦恼的。在这个什么都懂、什么又都不懂的年龄，总是有许多莫名的冲动。内心的冲动与现实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冲突，让人感到某种神秘，某种快感，但也少不了疼痛。对许多的人和事，好似看懂了想明白了，燃起熊熊的憧憬火焰。向往的美好，一旦将要进入行动时，眺望的神奇，又会被不安、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退缩的情绪所打败。这下子糟了，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什么。这似乎就是青春期的迷茫症候。

香，进入青春期了。

现在，十五岁的女孩香，周围哪怕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她，入眼进耳，还要在心里激起涟漪，有时甚至是波浪。她的纤细敏感，来自于心中有了秘密。少女的秘密，可以让少女进入梦幻的世界，阳光洒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同样会使她担心受怕，因为既是秘密就得牢牢地守在心田。对外界的极度敏感，为的就是以百倍的警惕守护只能让她一个人享用的心事。这是像香这样的乡村少女最常用的自我保护方式。

少女最大的心事，当然与爱情有关。不过，对香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亲事，是嫁人。香这样的乡村少女，多半省略了爱情的美妙过程，强化的是爱情的结果——做别人的媳­妇­。目的­性­十分的明确，具有再强不过的功利­性­。香看重的不是爱情，而是将来与谁一起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不是香的错。她生在乡村，长在乡村，乡村固有的特有的人情世故营养了她。

刘庆邦让我们与香相识，是在一个春天。是啊，春天万物苏醒，人也春心荡漾，香长成了怀春的少女。在这样的春天，香和伙伴们一起玩做新娘的游戏。她们是在用游戏来演绎心中的想法，找到一种与现实最为接近的感觉，让怀春的心灵有一个宣泄的窗口。

当新娘要离开妈，要到另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时，还有好多意想不到的危险事情发生。比如说，闹房时新娘头发里被揉进许多刺狗子（苍耳），头发结成死疙瘩，还不许骂，真是太欺负人了，太不讲道理了。

她们在游戏时想到了日后当新娘的种种不如意，就达成协议，日后都不嫁人了。她们惧怕未来的不可知­性­，当然也正是这不可知­性­让她们有着难以消去的向往。

二姨张罗给香说婆家，香只是怪人家多事，却没有一点拒绝的意思。表面上有些不乐意，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乐意。母亲让她换衣服，洗头，她都装出不乐意的样子。明明偷偷洗了头，当母亲问及她时，她偏说没洗。相亲出门时，她怕别人看到，更怕别人知道她是去相亲的。在家时，她走进记忆里，想着生活戏里人家相亲的情景，想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在去相亲的路上，她紧张而兴奋，渴望而慌张。见到了与她相亲的男孩，她想丢开自己的羞涩也做不到，可一旦因为狗的出现，两个孩子有了共同的话题后，香一下子回到了日常生活中。

相亲回来后，香似乎长大成|人了，做起以前只有父亲才做的活。平时，她与顽皮得像猴子一样的弟弟不和，可现在她对弟弟有了最大限度的宽容，所表现的远远不只是姐姐的角­色­。她悄悄问弟弟，她走了，弟弟会不会想他。她不是怕弟弟不再想她，而是在心中认可了自己将要嫁人的事实。更准确地说，在香看来，相完亲了，接下来就是嫁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香晚上就做一个与嫁人有关的梦。既是梦，总是有些混乱。香的梦，是集自己获得的所有的有关嫁人的知识连缀而成的。内容并不重要，香做这样的梦，透露了她对嫁人的认可的同时，心中落下了一份期待。

好些日子下来，二姨一直没回信，母亲想去打听男孩的态度时，香不让母亲去。其实，她盼着母亲早点去，并带回好消息。做母亲的知晓女儿的心，知道女人呵护心中秘密的方式。

二姨嫌男孩配不上香，决计帮香重找一个更好的。香的第一次相亲就这么结束了，她对日后生活的向往又重新回到了没有具体­性­的老路上。

小说的开头，是黄豆变成豆腐的过程。结尾，同样与豆腐有关。

两个男人不知说到什么事，老庆拿眼前的豆腐作比喻，说豆腐生一次容易吗，石磨子磨，房梁上吊，下锅煮，捆绑，压石头，末了还要横一刀竖一刀……什么刑罚不受到……

香家是做豆腐的，但这并不是小说以豆腐起篇以豆腐结束的理由。同样是叙述做豆腐的过程，开头是白描式，让我们感知了做豆腐的流程。而结尾的叙述，却掺进了情感，豆腐已非豆腐。

是什么？是人，是人生。

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最后一个段落。

院子里静悄悄的，老庆的话香断断续续听到了。豆腐一天到晚在手上过，这些话她还是第一次听说，她想为豆腐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很明显，香从豆腐念到了自己的人生，认为自己这次的相亲失败，是人生如豆腐的一种验证。她要为豆腐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其实就是为自己流泪。现实打击了她，她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在她看来是极为痛苦的挣扎。

加上虚岁才十五岁的喜如是一个内秀的女孩，沉默略带羞涩的表情之下是丰腴的内心世界。乡村的田地也是如此，看似平平常常，却潜藏种种希望和几乎无限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喜如的个­性­接近乡村的气质。毕竟是乡村土地上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她的身上和血液里少不了乡村的气息。

和许多乡村女孩一样，平生的第一次相亲，在喜如心中吹起波澜。起初，喜如对相亲不愿意。与一个陌生的男孩相见，喜如除了害羞，还有对自己成长的怀疑，只是她的怀疑是建立在对同村男孩的印象之上——看着同村的男孩，个个人模猴样的，全没有可以相亲的样子。相亲回来之后，喜如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原以为对方会不愿意，那正合他心意。可是人家当面没表态，后来也没表态。更要命的是，她在男孩面前已经点了头。没有对方的态度，喜如开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到最后，喜如觉得相亲时要是有一条红围巾戴着，那男孩可能就会看上她。喜如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她的生活中，新媳­妇­都是戴红围巾的。而在相亲前，喜如曾向娘要过红围巾，娘到村里的一新媳­妇­那儿去借，可惜红围巾被新媳­妇­娘家那村的一个要相亲的女孩提前借走了。没有了必备的红围巾，相亲只能是失败。至少喜如是这么认为的。

相亲前不愿意去，相亲失败了，心里又一阵阵失落。喜如这样女孩的心思，真是谁也猜不透。把一切都归罪于少一条红围巾上，喜如决意要一条属于自己的红围巾。喜如张口向母亲要，母亲叫她自己到地里扒红薯，扒两筐红薯让她父亲挑到集市上卖，卖的钱由她买红围巾。这是母亲对喜如留有丝微希望的拒绝，当然也夹带不少的无奈。此前，如许多乡村的母亲一样，喜如的母亲并不太多地关注喜如的穿着打扮。穷人家的孩子，能有遮羞御寒的衣服，已经不错了，哪还有钱去装扮如花年龄的孩子。要一条红围巾，并非内在爱美的冲动，是为了相亲的成功。美，成了喜如得到男人青睐的一种资本，而非她源于本­性­的爱美。一个纯美的女孩，就这样被世俗吞没改造。

对喜如这样的家庭而言，一条红围巾的钱所占的分量相当重。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乡村的孩子过早地进入劳作，是自然而然的。孩子们放羊割猪草，捡麦穗捉虫子，甚至挑起他们的年龄所不能或不应该承受的担子。这是他们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也是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他们的劳动多半是为了完成大人交给的任务。他们或许能从劳动中通过童心寻找到一些快乐，但并不能真正完全地感受劳动所产生的快乐。这一回，喜如的劳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想得到一条红围巾的迫切心情，赋予喜如强大的­精­神动力去劳动——扒红薯。

一年红薯半年粮，在喜如的家乡，红薯几乎是村里人的命根子。红薯的金贵可见一斑。地里的红薯，先由生产队组织收两遍，接下来家家户户自发地到田里挖地三尺找红薯。前两遍收得的红薯由生产队分给大家，第三遍则是谁找到的归谁的。喜如下地时，算是第四遍了。这就决定喜如想要从地里扒红薯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怀揣一个美丽的梦想，喜如扛上钉耙，挎上荆筐到几乎被别人收得­干­­干­净净的地里寻找红薯。尽管喜如做足了准备，一天下来，她还是陷入了痛苦之中——

扒红薯真难啊！当个人真难啊！她又对红薯说红薯，红薯，你们别跟我作对好不好？你们救救我好不好？我一闺女家，也没别的想头，不就是想买一条红围巾嘛！

应该说，人生的苦难与人的出生一同降临，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声就是苦难走近他的脚步声。一个人意识到或体会到苦难的滋味，需要一个过程，更要一个进入过程的契机。就像喜如，此前，她有痛苦和快乐，有笑颜和泪水，但读不懂苦难。现在，她在田地里用钉耙以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苦苦寻找自己的梦想时，磨难进入了她的身体和生命。她第一次觉得要达到一个小小的目标是如此的艰辛，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巨大。在她走向希望的征途中，迎面而来的是苦难。

虽说，扒不到红薯买不上红围巾这样的遭遇，在人生长河中算不上什么磨难，但之于喜如是沉重的打击。在生命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灵体验的震撼力总是强大而剧烈的。对喜如而言，红围巾已不单单是物质的东西，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喜如无法得到一条红围巾，这就是天大的苦难。我们可以不接受喜如这样的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理解她的挫折感和心灵上的刺痛。

柔软的身躯在广袤的田野里，是那样的渺小。忙碌的身影、急迫的心情和虔诚的祈求，一条红围巾却如一座大山横在喜如面前。小小的喜如由扒红薯的艰苦悟出了人生的艰难，是对成长之痛的一种参透。面对似乎是跨不过的坎，柔弱的喜如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以乡村那与生俱来的执着迎难而上。喜如扒红薯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晃动，流入我们心田的却是一个乡村少女与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这个历程是短暂的，但又是永恒的。

喜如舍去了她这个年龄本该有的童心，以一份成|人的虔诚姿态醉心于扒红薯。一览无余的土地，挡不住喜如的自信和倔强，她用心去探测红薯的藏身之处，钉耙一下又一下地在地里跃动，她的心随之一颤一颤，钉耙带出的是泥土，跳动的却是喜如的希望。当一个希望破灭后，另一个希望又在升起。一旦扒到了红薯，哪怕是一片薄薄的红薯片，喜如的兴奋之情也是热烈的。这种热烈，淹没了喜如扒红薯的原始冲动——得到一条红围巾，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而来的美感和愉悦。从观察到分析，从判断到行动，从盼望到失落或成功，喜如以体力和智慧收获了­精­神的享受。也就是说，喜如的扒红薯从欲望的泥淖中走出，进入了纯粹的境界。劳动从物质的层面走进­精­神的时空，劳动升华了，喜如的灵魂也随之升华。这是劳动之于人心灵的力量。

当喜如扒到了足够买一条红围巾的红薯时，她已经忘记了扒红薯是为了买红围巾的冲动。她当然不会忘记买红围巾的事，但她发现了劳动中有大大高于一条红围巾价值的东西。因而，喜如在父亲挑着她扒的红薯去赶集为她买红围巾时，她仍然下地去扒红薯。

劳动洗去了喜如人­性­中的物质­性­欲望，奉献出的是人间的大美。这种大美，因为我们过多的功利而视而不见或根本无法感受到。喜如穿过物欲之网，体味到了无欲的快感。这种快感是纯净的，珍贵的。这对于喜如的成长是极为重要的，至少在她的成长期是难得的营养。

扒红薯的过程，让喜如的灵魂经受了一次洗礼，使她对劳动有了全新的理解，她的成长也因此更加丰满起来。

娘带回来一块孝布，白白的，没什么花­色­，只是一块白布。胡桃却喜欢上，喜滋滋地展开布细细打量，看能不能做件褂子。当娘说不够时，胡桃既失望又不高兴。

失望，是因为本以为有块布做褂子；而不高兴，是胡桃埋怨娘没体会到女儿想要一件衣服的迫切心情。长成|人的女儿家和娘的关系，要么好得不能再好，要么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矛盾的缘由多半是女儿看不惯娘的一些行为，特别是处处管制的行为。看来，胡桃和娘间是有这种矛盾了。

胡桃要件褂子，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家里穷，没钱买布，队里分的棉花也纺不到一匹布。至于拿钱买布，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没有布，就穿不到好衣裳。

家境贫寒，并不能阻止胡桃对于美的渴望。对于胡桃这样家庭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女孩，拥有一件新衣服就是一种大美，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胡桃长成大姑娘了，心中自然萌动了瑃情。她不会将瑃情轻易示人的，常常还会瞒着自己。每当自己心中泛起这种酥酥的意念时，她便以羞涩和自责来掩饰。对她而言，瑃情发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美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生在乡村，她对美的理解明显镌刻了乡村的文化内质。没有人特意地告诉她，一个姑娘家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她自己也不会用心地琢磨美到底是什么，一切都是乡村生活对她自然而深入的教化。如同什么土地会长什么庄稼一样，什么的乡村就会有什么样的审美观。

在当地人美的观念中，姑娘的胸脯大了是不好看的。胡桃不可能去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她要想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别人看不到她那高耸的胸脯。更何况，天天见长的胸脯让胡桃做起活来不得劲，引来了许多男人火辣辣的目光和挑逗­性­的语言。为此，胡桃总是有意地收敛少女的成熟。娘把那块白布用来给胡桃做裹胸布时，胡桃很高兴。

刚勒上裹胸时，胡桃一时不大适应，呼吸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但她很快就适应了，就呼吸自如了。她原地把身子颠了颠，那两个原本调皮的东西变得老老实实，俯首帖耳，不颠了。由于胸脯裹紧了，胡桃仿佛全身都紧了，正如书上说的，头紧腰紧脚紧，一连三紧。身上一紧，一利索，胡桃想跳一跳。她真的跳了，一跳有二尺高。不管她跳得有多高，她胸前的东西都不再跳了。

胡桃又把胸挺起来了，谁往她胸前瞅，她也不怕人家瞅了。她在心里对那些没出息的人说，瞅吧，没有了。

在一定程度上，裹胸和裹脚好像没多少差别，至少在形式和目的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它之于­肉­体摧残和生命的压抑也是等同的。胡桃只是觉得有一点不习惯，更多的是喜悦。

按当地姑娘的眼光来看，­奶­子太大了，会让人觉得害羞，觉得丑，得把­奶­子勒平为好。

裹胸的过程很短，却留下了长长的感觉。那块裹布分明就是文化的影子，裹住了胡桃的胸，也裹住了胡桃的心。出于血液里美的意识的涌动，胡桃虽然觉得­肉­体因为有裹布不太舒服，但她适应得极其主动而迅速。她没有丝毫的痛苦和不解，有的只是胸被束紧后的快感。一种折磨就这样因为不人道的审美观演化为幸福和自在，这是文化的力量之于人的摧残。我们无心指责胡桃的愚昧，因为她爱美的纯真打动了我们。

原本残忍的裹胸，在胡桃心目中反而是件自豪而幸福的事。胡桃追求美，对丑的东西她当然会努力地回避，就是让身体受到些压迫和损伤，她也不怕。因而，胡桃并不缺少胆量。尤其是追求美的勇气。

村里有姑娘穿上新潮的裤子，这让胡桃眼馋。

为了有一件裤子，胡桃摘桑椹子洗净晒­干­卖钱。这样的劳动辛苦，时间也很长，花了一个夏天。一个姑娘家上树摘桑椹下河淘洗，细致而耐心地积攒自己的梦想。胡桃没感觉到辛酸和狼狈，满腹是实现梦想的快乐。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无梦想翅膀的生活中，胡桃以自己之心之力，点燃青春的激|情，放飞美丽。

新裤子是依着身体的曲线做的，当然显出了胡桃的ρi股。本来，她的ρi股就不小，但她还是嫌不够。为了增加效果，她在裤子口袋里塞棉花。这样，她的ρi股就更饱满。

而ρi股大了，就是难得的，就是好看，就是美。因为他们那里有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买牛买个抓地虎，娶媳­妇­娶个大ρi股。姑娘ρi股的大小，是他们衡量媳­妇­美丑的重要标准。胡桃肯定是听到过这种说法，肯定受到了这种审美观的影响，所以她才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ρi股往大了整。从反应看，她这种做法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她在村里或地里一走，就觉得有人跟在她后面看。有人不仅跟在后面看，还发出啧啧赞叹。跟人家看她的­奶­子不同，她不怕人家看她的ρi股，不怕赢人。她在心里说，随便看，赢死你。她甚至有些得意。

如此小小的梦想实现，远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和聪慧就可以达到的。胡桃还面临着娘的打击，尽管娘的动机是保护女儿，但在客观上阻挠了女儿对美的向往。

娘第一次拿走了棉花，胡桃以为弟弟做的，狠狠地瞪了弟弟一眼，算是表示了她的不满。当娘第二次把胡桃口袋里的棉花掏走后，胡桃猜出是娘做的。胡桃和娘生气了，这是她与娘对抗的表现，也是她对爱美的坚守。娘不让塞棉花，胡桃偏要塞，而且还要塞多。同时，她聪明地和娘玩起捉迷藏。她晚上睡觉前会把棉花放进被窝里以防娘再次拿走。弟弟发现了姐姐的怪行为，一次趁她不注意从她口袋里掏走一团棉花。这回她没有放过弟弟，追着要打弟弟。气愤之急的胡桃狠狠地骂弟弟，其间还有泯灭亲情和良心的诅咒。一向善良的胡桃因为弟弟的胡闹，在瞬间丧失理智。于是，她居然责怪起娘。娘说了胡桃几句，胡桃和娘顶嘴。由此，胡桃与娘的矛盾公开而激烈。照理，胡桃的行为过头了，可我们没有感到不安和难受，倒是她维护自己爱美权利的极致，使她可爱起来。

胡桃最终屈从了娘，再也不在口袋里塞棉花。不过，她并没有完全听从娘的话。

娘不让胡桃和村里的男人有来往，更不允许胡桃收人家的东西。可是，胡桃还是收了一个叫大本的男人的手绢，并谎称是自己买的。那小小的漂亮的手绢，对胡桃的诱惑太大。因为这诱惑，她无法记得娘的忠告。这似乎与所谓的少女处在青春的叛逆心理无关。

显然，胡桃的审美观因特有文化的滋养，有着许多的误解和可笑可悲之处。可是，我们不得不欣赏她对美的渴求。更重要的是，胡桃在夹缝中实现爱美的坚定决心和勇敢的行为，让我们为之敬佩。当然，胡桃在求美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仍然硌得我们心疼。

孩子总是喜欢做游戏的，因为他们有梦想，还有许多朦朦胧胧的想头。游戏，就像“我”和秀闺玩“过家家”一样，给了他们一个模仿的机会，似懂非懂地提前进入成年人的生活。不过在秀闺的家乡，这种游戏叫“娶新媳­妇­儿”。“过家家”的“过”，是俩人的互动，内含平等和融洽。“娶新媳­妇­儿”，很明显省去了“小伙子”这样一个行为者。“娶”，是单向度的动作，女­性­被动地接受男­性­。一个童真的游戏居然也掺杂进成|人的权力因素，这本就是成|人意识对孩童心灵的污染。还有，比如“我”玩娶新媳­妇­儿的机会最多，因为“我姐姐”是我们这伙人的头儿。秀闺是个女孩，也没有哥或姐之类的有点小权力的人帮着，只能任由别人指使。

仅有这些，不能说秀闺比别的女­性­悲哀。

秀闺的爷爷是地主，在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秀闺这样的地主后代，是贫下中农瞧不起避而远之的对象。不专政她，就是好的了。血统和女­性­身份一样，无法以秀闺的意愿来自由选择。她年纪不大，但大人的目光和话语，她还是能听得懂的。在大人堆里，她一个小孩子家本就没多少人在意，加上她的特殊身份，就更不会有人对她有好感。她现在只能和这些不太懂世事的同伴相处，获得一些快乐，让生活有丝丝温暖的阳光和春风。目前，这是她的最后一方快乐园，她得守住。

“我”要和秀闺做娶新媳­妇­的游戏，秀闺出于少女的羞涩忸怩起来。“我姐姐”发话了，“那俺都不跟你玩了，你走吧！”这对秀闺是致命的打击。小孩子最怕孤单，更何况秀闺最担心的就是小伙伴孤立她。失去了小伙伴，她将一无是处。幼小的她，知道这其中的厉害，旋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蹭蹭地站到我姐怀里”，以最为亲近的举动表示自己从不愿意到愿意的态度。

游戏可以加深感情，迅速拉近人与人间的距离。“娶新媳­妇­儿”这样的游戏，虽是嬉闹，可小孩会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这不，游戏多了，“我”和秀闺就成了好朋友。内心孤独和害怕孤独的秀闺在亲密和友好中找到了一些快乐和自信。她回报的方式就是对“我”特别好，还从家里的石榴树上偷偷摘石榴给“我”吃。上学后，“我”和秀闺同桌，俩人形影不离，情如兄妹。纯真的带有亲情似的相处，让秀闺暂时扫去了心中的­阴­影。

“我”的快乐来自于占有欲望的满足，秀闺的幸福感缘于她有了一棵可以依靠的树。以前，她只是一个人在河中漂流，现在她搭上了一条小船。

“我”与秀闺的友情，受到了“我母亲”的阻挠。母亲知道“我”和秀闺同桌后，非找老师把“我”和秀闺调开了。母亲发出严重警告，“我”再和秀闺一块儿玩，就把“我”的腿打断。

从此，“我”对秀闺冷眼相待，就是她主动找上“我”，“我”也无情地拒绝她。

秀闺是个灵秀的女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爱说话的她，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发呆。她的情感无法放飞，只能蛰伏于心灵深处。她的心田刚长出一点绿­色­，现在又重归荒漠。秀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无力改变，只能无奈地接受。

秀闺不会怨恨“我”的冷淡和绝情，反而记住了“我”的好。当老师布置写身边同学时，她写了“我”，写得特别的好。“我”曾经给她的关爱，给她心灵的滋润，已深深印在她心里。当然，她还心存一丝幻想，期待往日的时光能重新回到她身边。“我”实在过意不去，又和秀闺说话，还让她主动和同学们处好关系。就是这一点点的好意，秀闺如获至宝，一改往日的内向，活泼起来。“我”又让她找回了自信，得到了希望。我们能感受到秀闺心中的矛盾和恐慌。生活已经明确告诉她，她的梦想只是梦想，可她不愿意放弃水中月似的希望。

“我”的态度十分的神经质，这和秀闺所处的时代一样。面对世间的病症，秀闺心中深藏的渴望没有变。我们看到，秀闺没有对“我”忽冷忽热的态度表示过反感，相反只要“我”对她有那么一点好，她就感激得不得了。

其实，秀闺就是在梦与现实中这样不停地游走。在看中学考试录取榜时，“我”认定她一定能考上，可她预感人家学校不会要她。尽管如此，那天她还是穿得很利索地和“我”一块儿去看榜。她向“我”道出了心中的不安，可“我”满不在乎。快到中学门口，她终于没有勇气面对录取红榜。等到“我”出来告诉她没有她时，她流泪了。她预想到了，可她还残留一份幻想，因而她伤心。

“我”到中学读书，每周才回来一次，秀闺每次都会找个由头来见“我”，用得最多的借口是向“我”借书。是啊，她不再上学，向“我”借书，是要让“我”感觉到，她还在认真学习，与“我”没有多少的距离。她无学可上，家庭成分又不好，与“我”相比，她太卑微，惟有书或许能让俩人丢下世俗的纷拢，在一定时间度内达到平衡。

“春华哥，我看我连林道静也不如，别管咋，人家还有个出头的日子，我这一辈子算完了，谁叫我生在那个家呢！有时想想，我都不想再活下去了。”她说着，眼泪又涌流出来。怕哭出声，她把手绢送到嘴里，使劲咬着。

这是她第一次最真实地向“我”道出心中的苦。她在释放，也是在寻求援助。当“我”说她是“天底下第一大好人”时，她似乎又看到了最后一丝希望。

中秋节，对，就是中秋节，这是一个蓄满感情的节日。秀闺选在这个日子的夜晚约“我”出来，她穿着新衣服，打扮得像个新媳­妇­。在“我”拒绝了她给的石榴后，她仍然没有灰心。当初他们是那样的好，石榴传递了情感，也见证了他们的纯洁。秀闺是想借着石榴与“我”重回那没有杂质没有歧视的往日，将逝去的纯情拉长至今日。

秀闺又说：“春华哥，你知道吗，村上的人都在说我们了。”

我着急地问：“都说咱们啥？”

“他们净瞎说，都是没影儿的事。”

“到底说的啥呀？”

“说……说咱俩好。”

天哪，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不知怎的，我竟出口说了这样一句话：“谁说的？纯粹造谣！”

秀闺一时惊呆了。她叹了一口气，冷冷地说：“你也不用生那么大的气，心里没玄事，不怕鬼叫门，我压根儿也不敢那么想。”

她这么说，是我没想到的。她真的没想过和我好吗？我反问她：“秀闺，我真要和你好，你同意吗？”

她低下头说：“真对我好，我怎么说呢？春华哥，你还不知道我吗？你说呢？”

见她吞吞吐吐的，我一时不知说啥好了，嘴里喃喃地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这是秀闺最后一次试图改变命运之举。她穿得那么好，选择一个有意味的日子，可见她是多么的用心和看重。给“我”送石榴，是想让“我”回到以前俩人如兄妹的时光。“我”没要，她没有灰心，又聪明地以别人的话来说出自己的心意。“我”的气愤，让她震惊，就像那次看榜，明明猜到结果，但还是不甘心。而当“我”反问她时，她的勇气已经开始弱化。

“我”走了，把秀闺一个人扔在大柳树那黑暗的­阴­影中。天上有朗朗月，可秀闺只能在黑暗中远望月光，而不能享受月光的抚摸，她心中一片漆黑。

一直以来，她没有与社会与血统论一决高下的力量和勇气，只把“我”当作她心中惟一的救世主。她掉在河里，只是找着了一根稻草。外在的不公平，诚然是对秀闺无情的扼杀，但她全身心指望他人相救的渴望，更为不幸。

在经历一些天的无话可说之后，秀闺走了，有人在边疆给她找了个对象。对于中原大地来说，边疆简直就远在天边，是一个蛮荒之地，那是流放人的最后归宿。秀闺远嫁那里，是她的心彻底荒芜了。离开故土去天边，她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所有的信任和信心。她曾经在美好和冷漠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穿梭。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她只有在人们的幸福生活中消失。

秀闺是在天不明离开家乡离开村里人的，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离开尘世的身影。

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生就有怕冷喜热的习­性­，却在一个严冬来到冰城哈尔滨。这里实在是冷，即便进入初春，比南方的冬天还冬天。就在对北方的春天失望和畏惧时，我认识了守明。守明牵着我的手飞离寒冷，来到我那熟悉的南方，小桥流水，草绿花香，鸟雀呢喃，燕儿筑巢，风拂过炊烟、青麦和温暖的笑脸，心窝里悠起温润的涟漪。

我不得不感谢刘庆邦和他的《鞋》。

守明，一个男­性­化痕迹很重的名字。刘庆邦处理女­性­名字时，有着自己的想法，看似随意撷取，却总在一笔一画中写满女­性­和乡村。对守明似乎是一次难得的例外。理由一定是有的。

对刘庆邦来说，鞋是小说中的道具，或如他所说，是“一粒种子”。可到守明那儿，鞋不再是鞋，是镜子？是闺中知音？是意中人？是情感的土壤？……是飞翔的翅膀？

守明，十八岁订了亲。母亲也好，妹妹也好，村里人也好，目光中的守明是有婆家的姑娘了。守明自然也知道这一切，但接受的程度有限，角­色­并没有真正转换过来。他有名字，她不叫，只称那个人，或依村里的习俗称为哪哪庄的。这里面有少女的羞涩，也有过于珍惜的成分。因而，当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后，她的心被拽得生疼。心中有爱，那爱是朦朦胧胧的，犹如浓雾重锁下的村庄。未婚夫与其说在不远的庄子里，倒不如说游荡在虚幻的梦境里。

在接到那个用红方巾包着的东西的一刹那，守明完成了一次如候鸟般的迁徙，完成了生命中的一次本质­性­的摆渡。这一点十分的有意思。以前的订亲、见面，守明没觉得怎么着，彩礼包来到面前，真切便萦绕在身边脑里心头。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顶在头上，照照镜子，她就有了做新娘的感觉。和自己撒娇，自个儿乐，还对自己说：“你不用笑，你快成|人家的人了。”守明躲在闺房里，自编自演自体味姑娘家的心情故事。

出于礼俗，收到彩礼是要回礼的，按当地的规矩，守明要为那个人做双鞋。刘庆邦着力叙述的是做鞋的过程，但他不是真正的叙述者，真正的叙述者是鞋。守明的故事，守明的心情，是由鞋讲述的。刘庆邦站在台前，鞋隐在幕后。有了鞋的存在，台前的刘庆邦只是个幌子，看似真实，实质虚幻。

按乡俗，做鞋是一种仪式，是男方对姑娘家的考试，“人家男方不光通过你献上的鞋来检验你女红的优劣，还要从鞋上揣摸你的态度，看看你对人家有多深的情义。”这是了不得的大事。鞋，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鞋。一双鞋承载的不仅是人的­肉­身，还有乡村积淀了千年的文化。村里人不一定具有明晰、深远的文化意识，在他们看来，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习俗，是过日子的一种程式，不需要追问为什么——其实，有的已无从追问——虔诚地继承下来，和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这日子才算是过了，才算是有些滋味了。之于村里人，所谓的民间文化，只是一种自在的现实的状态，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并没有形而上的审美意义和价值立场。事实上他们不在乎，也不需要在乎。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对习俗的膜拜和看重，一双双终日与土地打交道的大手，掂出了一份份的沉甸甸。守明生于斯，长于此，土地上天空下的一切，养育了她，血液里有习俗的浓度，灵魂中有习俗该有的那片天空。

做鞋的过程，是守明一次温暖而真实的情感旅行。

她在飞针走线中编织动人的梦想，打点婚后的生活。一针一线，是承诺，是幸福。那密密麻麻的针眼，是她情感的灿烂星空，是心灵一个又一个坐标，更是一口口爱之井。她把做鞋当成和那个人过日子的一种方式，日夜厮守，心语低诉，处处凸现­精­细、体贴、温情、完美之意。

是鞋，对，是鞋让守明从梦幻走进真实，走到那个人跟前。从此，她的爱情像花一样盛开。鞋，成为守明倾诉和保存情感的伙伴。

一切的准备都是用心的，不亚于临上轿前的重视。细心知心的母亲把那个人的鞋样子弄到，守明羞羞而感激地接过鞋样子，小心地放在床上。

天哪，那个人人不算大，脚怎么这样大。俗话说脚大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要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她想有了，应该在鞋上做些文章，把鞋做得比原鞋样儿稍小些，给他一双小鞋穿，让他的脚疼，走不成四方。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那个人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得红了。

她问：“穿上合适吗？”

那个人吭吭哧哧，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有点夹脚。

她做得不动声­色­，说：“那是的，新鞋都紧都夹脚，穿得次数多了就适合了。”

那个人把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她准备的还有话，说：“你疼我也疼。”

那个人问哪里疼。

她说：“我心疼。”

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

她有些护痒似的，赶紧把胸口抱住了。她抱得动作大了些，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回来。她意识到自己走神走远了，走到了让人脸热心跳的地步，神都回来一会儿了，摸摸脸，脸还火辣辣的。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男人靠一双脚立地，脚是最受不得委屈的。

这鞋还没动手做呐，一做起来，守明的心更如潮涌。

守明相信慢工出巧匠的话，她纳鞋底纳得不快，她像是有意拉长做鞋的过程，每一针都慎重斟酌，每一线都一丝不苟。回到家，她把鞋底放在枕头边，或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都纳上几针，看上几遍。拿起鞋底，她想入非非，老是产生错觉，觉得捧着的不是鞋，而是那个人的脚。她把“脚”摸来摸去，揉来揉去，还把“脚”贴在脸上，心里赞叹：这“脚”是我的，这“脚”真不错啊！既然得了那个人的“脚”，就等于得到了那个人的整个身体。有天晚上，她把“那个人的脚”搂到怀里去，搂得紧贴自己的胸口。不料，针还在鞋底上别着，针鼻儿把她的胸口高处扎了一下，几乎扎破了，她说：“哟，你的指甲这么长也不剪剪，扎得人家怪痒痒的，来，我给你剪剪吧！”她把针鼻儿顺倒，把“脚”重新搂在怀里，说：“好了，剪完了，睡吧！”她眯缝着眼，怎么也睡不着，心跳，眼皮也弹弹地跳。点上灯，拿起小镜子照照脸，她吓了一跳，脸红得像发高烧。她对自己说：“守明，好好等着，不许这样，这样不好，让人家笑话！”她自我惩罚似地把自己的脸拍打了一下。

这哪是在做鞋啊！

鞋做成了，守明的心更活泛。这双鞋犹如火在她心中燃烧，她得把自己这份炽热的情感送出去。

约会前，守明把一切都想好了。她要那个人试鞋，合脚了，就不要脱下。再想想，还是试过了就脱下来，留着新婚当天穿。两种方案，得由那个人说了算，他爱选哪一个，守明就同意哪一个。不用说，守明已经把鞋当成她，把鞋送出去，就等于把她交给那个人了。

可惜那人接过鞋后，把鞋竖Сhā在上衣口袋里，就和守明说起与鞋无关的话。守明找了机会，又想让那人试鞋，那人还是没试，却要和守明握一次手。

看来，俩人的想法有差距，守明以鞋传情，那个人更乐意有身体的真实接触。那人真是没法体味鞋的丰富。一个姑娘家把自己的一切全装在鞋里，可他却满不在乎。这或许暗示男­性­对于女­性­博大真诚的情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漠视。

三月三，开春了，如同麦子甩穗豌豆开花一样，一个叫星采的女孩心活了。

在柳镇，三月三是柳镇的庙会。庙会很古老，也很年轻，乡人们将远古的节日种上了现代的气息。庙会之于乡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轻于土地。庙会是个约定，是一次庞大的聚会，更是乡人每年一回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狂欢节。星采比别人多了一个约定，准确地说，她是和心底的星采有个美丽温暖的期冀，一种既满怀信心又气若游丝的期冀。在盼着三月三到来的日子里，星采表面上若无其事，甚至有些漠然，可心里头那份喜悦浓稠着呢，但她不会跟别人——就连自己的姥姥、母亲也包括在内——吐片语只言。

对自己也半遮半掩的，只要想到一点点，她心里就腾腾跳。跳得多了，她的想法就与三月三混成一个意思，有人一提起三月三，她的脸上马上热得不行，心跳得不行。

人的一生都在呵护众多秘密，或者说，每个人都活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秘密之中，不少人的生命不幸被秘密淹没。这些秘密中，有些确需­精­心私藏，有的人根本就是在为秘密活着，有些秘密根本无关紧要，就如剥洋葱样，剥去一层层壳皮，剥到最后，根本见不到核。可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理由，将种种的秘密捂在内心那块只对自己开放的领地。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人的秘密内容是截然不同的，童年的秘密，到了青年时会哑然失笑；青年的秘密到了中年时黯然失­色­……抛去一块块神秘的面纱，再搓揉新的神秘。

星采的这份秘密是温馨的，之于她比生命还重要。

人们都是面带喜悦准备去赶庙会，还常常和他人分享这种喜悦。星采不。星采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心事，更多的是在做­精­神上的准备和酝酿。三月三终于来到了。人们三五成群地结伴而行，星采不需要同伴，不需要一路的欢声笑语，而是等村里人差不多都走了，才不紧不慢地打扮一番，一人出门。看似她是选择了一种孤独，实质上，惟有如此，她心里才最丰盈。远离熟悉的人，她获得了自由和安全感。对于她这个情窦初绽的乡村女孩，这比什么都重要。

路上的人不多，更无熟识的，可星采还撇不开因害羞和兴奋生成的紧张和恐慌。镇上学校的腰鼓队、花棍队在表演，时常因疏忽或慌乱，抖出些笑料，为围观的人送出了意外的乐趣，星采也得到短暂的放松。星采的心弦更多的时候还是绷得紧紧的。意外的放松一闪而过——

星采进了街口，觉得人渐渐地多起来。起初她不敢乱看，生怕一下子碰见那个人的目光。后来前后左右的人乱碰她，她知道自己已被裹进人流里，想停，停不住；想走，走不快；想逃，也逃不脱，只能随着人群慢慢地移动。这时，她朝周围瞥了一眼，见那些生面孔的人不是翘首前看，就是看一街两行的商品，没有一个人注意她，这才抬起眼来，小心地装着漫无目的地瞎看。

星采想见的就是“那个人”，每时每刻都盼着能在庙会上遇到他，可心里甩不掉怕。她还怕四周的人。庙会上人山人海，人人都想着顾着自个的事，根本不会在意有星采这么一个女孩来暗寻情郎。可星采还是怕呀。

当我们走在城里的大街上，乡村的集镇上，已经很难遇上如此心如针密、羞羞答答的女孩。只有她们无所顾忌的行为，让我们心惊­肉­跳；只有她们如刺的目光，让我们脸如刀割。大自然的环保，已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那么人心灵和­精­神上的环保，何时才会让我们不敢怠慢呢？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很少去想这一问题。

在小说中与星采相遇，我的心是纯净的、宁馨的，还有缕缕已有些陌生的气息——揉进了泥土味、水草味、麦香稻甜……乡村自然之中­干­净而不失诱惑力的气息。我在想，在我真实的生活里，有个星采式的女孩迎面而来，我将会怎样。也许，我会落荒而逃，边逃边不时回首欣喜地望上一眼。

唱坠子书的唱道：“年年有个三月三，麦苗青青菜花儿鲜……人山人海我都走遍，咋就不见我的小心肝……”他人在叫好，心事重重的星采品出的却是酸溜溜的滋味。唱出了她的心声，拨动了她的心弦，她能不如此吗？戏台上唱《小二姐做梦》，星采觉得心中的他应该在戏台前看戏。她的心被他填满，希望他能知道一点。《小二姐做梦》这出戏唱的是女孩家的心思。他该看啊，看了就能看出星采的心思嘛。

星采一路上看得很仔细，好像什么都不能从她眼前偷偷溜走。星采瞧景儿是假，找他才是真。她眼前是一个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的世界，这是乡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一年才有一次的幸福时光。巨大的诱惑力在所难免，星采却不能真正融进去。因为，她掖着的内心世界已装不下这些。

该瞧的都瞧了，能找的全找了，就是没瞅见他，星采心里有气了。她认为这时应该是他找她才对啊，现在自己费了这么大的劲，他都不露脸。

星采想回家，想睡一觉，想大哭一场，想培养些对他的恨，想着日后非得好好地质问他一番。想完了，星采仍旧放不下他，丢不下找他的念头。

回头的路上，经过一唱小戏的地方，星采远远地看见了他。

我的亲娘哎，这可怎么办？星采瞅着不远处有个墙角，她身子一转，赶紧躲到墙角后面去了。刚躲起来，她又伸头往戏场子里瞅。

那个人已从戏场里走出来，一步步向她走来。

哎呀吓死我吧！星采身子紧贴在墙上，双手却捂在胸口，一颗心还是止不住地大跳，她一时不知道是停好还是走好，是走好还是跑好……

从盼三月三早日来临到这一刻，星采的期待一路爬升，终于到达高峰。这一短促而漫长的过程，给了星采太多太多的想像、美好和激动。

现在即将结束了。过程总是诱人而美好的。诱人而美好的过程，切出了星采这个不被世俗所污染的乡村女孩的情感剖面，鲜­嫩­、柔滑、清新、至纯。

星采与他相见了，另一种快乐和幸福荡漾在他们言语和姿势里，已走到尽头的过程会被星采渐渐遗忘，留下的将会是这浓浓的醉人的感觉。

建敏本来不愿意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但她不出来打工，家里的房子就没法翻盖，弟弟的学费也不会有来处。娘去世得早，十来岁的建敏就承担了娘的许多职责，撑起了多半个家。她不乐意打工，是不想离开家，离开生她养她的乡村。可生活的艰难，命运的无情，使得她只能放下个人的情感依恋，走入陌生的都市。这样的行为与欲望无关，是生活的无情强加于她的责任。显然，她离开乡村的步伐是沉重的。

别人家的孩子到远方打工，父母都是为孩子包一把家乡的土，建敏的爹为建敏包的却是小麦。爹包的小麦不是一把，而是两捧。

游子带点故乡的土在身边，更多意味是无论他身在何处，心都没有离开家乡。看看闻闻土，可解思乡之渴。家乡的土，成为浓缩的故乡。建敏的爹却一反乡村的传统，让建敏带着小麦上路。小麦是建敏亲手种出来的，按爹的说法，建敏要是想家了，就闻闻麦子。在爹看来，麦子有土的作用，但又可以让建敏感受到她为这个家所做的贡献，起到一种强化建敏责任意识的暗示作用。建敏本可以让爹按乡村的惯例包土，也可以偷偷地把小麦换成土，可她没这样做。小麦中有她的汗水，蕴藏她劳作的记忆。在建敏的情感里，比起土来，小麦更为亲切，更接近乡村的本­色­和家的温馨，也就更能存储建敏思乡念家的心绪。

虽说是在姑姑开的酒家里当门迎，远离故土的建敏依然是紧张的。站在酒家门前，她不再能露出自然的笑容，挺胸的动作也总是做不来。从乡村到都市，从大自然进入现代文明，从家到他乡，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她生命里那些自然的东西一下子凝固，流动的水固成冰，本是放松的心灵和­肉­体僵硬了。这样的紧张，是因对城市的陌生所致，也是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过程中的休克状态。更何况，建敏在骨子里是拒绝都市的。她到都市就是为了挣钱，根本没想过有一天会在都市扎根，能融入其中。除了在酒家，她只是为了买日用品才去一个小超市。小超市，其实是都市里最不起眼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少了许多都市气，也可以说是都市的边缘，是都市中的乡村。她这样的选择，寓示她对于都市的态度。即便是去小超市，建敏也不像一些乡下人进城那样东张西望，以饥渴的目光收尽都市的五光十­色­，繁华风景。许多的门面，她别说进去，“她连多看一眼也不敢看”。而对歌厅那样的地方，她认为看一眼就会脏自己的眼睛。出于她工作身份所带来的角­色­意识，她关注对面的酒店，看人家那儿人进人出。对上访处门前的细致观察，是因为门口聚集的多是些从乡下来告状的人们。这是她最为熟悉和亲切的乡亲，虽然她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但相同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以及共同的泥土味，导致了他们情感的相通和心灵不自觉的亲热相望。

建敏站在酒家门口，做着门迎的工作，对只有都市才有的风景她不想看，但盼望目睹到乡村的景象。哪怕这种景象是暂时的，流动的，也无大碍。当然，如果有乡村的复制品或者是微缩品，那就更好了。

建敏看的最多的还是酒家门前的花池，目光时常在那儿流连。花池是在她一抬眼之处，这种距离上的便利，并不是她留意的真正原因。

建敏一抬眼就把花池里的新土看到了，那些土不知是从哪里拉来的，黑油油的，绒乎乎的，土质相当的不错，种花肯定不成问题。也许到了秋天，不是种花的季节，好多天过去了，花池一直空着。须知农家闺女的眼里是见不得空地的。花池空着，她心里好像也空着。娘病死后，他们家的地都是由她和爹种，边边角角都种到。像这样两方子地，他们会种上小麦，或是油菜。如果不种小麦和油菜，也会种上大蒜和兰花豆，反正不会让地闲着。

建敏不只是看这些土，还与土有过亲密的接触。

建敏把池子里的细土用手攥过，土是湿润的，粘­性­也很好，一攥就春蚕一样在手心里卧成一条。建敏抓起一把土在鼻子前闻过，苦盈盈的，甜丝丝的，还有那么一点腥，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味道，一下子就吸进了她肺腑里去了。建敏习惯按农时为土地着想。农时不等人，这两方花池难道要空一秋和一冬吗？花池闲着也是闲着，别人不种，她来种点什么不行吗？这个念头一撞，建敏心里不由得腾腾地跳起来，仿佛某样种子已经种下，并已在心头发芽，开花。

建敏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站在都市一处酒家的门口，以为自己站在村子里的田埂上。她回到了乡村，回到了熟悉的田地，像往年那样面对土地在谋划播种，想像庄稼的生长，提前享受收获的快乐。从小到大的成长风景和日复一日的农活，已深深侵入她的血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如此一来，看到新土，她十分的亲近，想种点什么东西的念头也非有目的­性­的，而是一种习惯，一种几乎是本能的习惯。

在一个半夜时分，建敏把从家带来的麦子分出一半，开始她的播种。

她把麦子装在口袋里，装作掏麦子时不小心，麦子自己就撒到土里了。每撒下一小撮，她就马上用脚趋趋，踩踩，把麦子埋住。她的样子很胆怯，生怕人家发现她在种麦子。

建敏的胆怯，正体现了她无比的勇敢，以及对于家乡想念的执着。城市文明挤压得她透不过气，使她原本自然的生命机械起来。可是只要与乡村有些许的沟连，她就会得到滋润。麦子种下去了，麦子发芽了，让都市有了乡村的风景。对建敏而言，这样的风景就是乡村。有这样的风景，都市就可以不存在。

小小的一花池麦苗，成了建敏的­精­神家园，也成了都市行人的舞台。这个舞台是建敏提供的，她成了唯一的观众。建敏细心地端详麦苗，也注意每天从花池前走过的人们。有的人会瞅麦子好一会儿，有的人会停下来以麦苗为背景拍照，还有的人会就着麦苗聊一会儿。这说明本不属于都市的麦子，还是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建敏为此高兴。这是她眼中的乡村，城里人对乡村感兴趣，对乡村有善意甚至亲近，建敏当然高兴。

建敏有了麦苗，她开始绽放笑容，她的笑一如麦苗那样的纯真而自然。这是麦苗的力量，是乡村特有的情感融化了建敏因到都市而生的硬冰。她对都市怀有敌意，是因为乡村对于她的生命太重要。也可以说，乡村已经在她的灵魂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时间无法去抹涂，都市的喧嚣和繁华更无从去消淡。

当清洁工在清扫花池里的落叶踩到麦苗时，建敏心里疼着呢，可她没法去保护麦苗。她不敢承认麦子是她种下的，麦苗是她的，那么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麦苗遭受损坏。她能做的只有心疼。与种麦子时的胆怯一样，建敏真切感受到，都市是别人的都市，她只是一个无关紧要、无人关注的外来人。她甚至没有麦苗那样引人注目。她不会从乡村真正走出，不会也不敢走入都市的生活。

下雪了。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雪，上来就下得很大，天地一片白。两片麦地的积雪有半尺多厚，不用说，麦苗都被白雪覆盖了。建敏知道，麦子是很喜欢下雪的，在他们老家，有麦盖三层被头枕白馍睡之说。可建敏每天看麦苗都看习惯了，一旦看不到麦苗，她心里稍稍有些着急。她走下台阶，一手往上拉着袖口，一手把积雪拨开，一棵麦苗露了出来，在晶莹的白雪中，麦苗显得碧鲜碧鲜。然而她似乎听见麦苗在说，我睡得好好的，你把我的被子拉开­干­什么！建敏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被子重新给你盖好。她把拨开的雪拨回原处，并从别处又捧来一捧雪，等于给那棵麦苗多加盖了一层被子。

面对麦子，建敏就如同生活在乡村。麦子，成了她可以抚摸的梦。虚幻的梦，就这样来到现实中，清晰，伸手可及。

开春后，麦子起身并开始拔节。建敏知道这时候的麦子需要化肥和水，可她做不到。现实中的麦子长得不好，可梦中的麦子却长得很好，麦地也大得多。除了麦子，还是油菜，油菜还开着花。

长得实实在在的麦子，生长了建敏一个实实在在的梦。而当麦子进入梦乡后，那就意味着，是梦，就有醒的那一刻。春天了，一切都醒了，梦也该醒了。那些麦子被城市绿化队的人拔了，然后栽下的是一丛丛的草。粗看起来，麦苗和草太相像，可是在乡下，麦子是宝，草是多余的。到了城里，麦子和草的地位恰好倒了个儿。这种错位，表明了城乡两种文明的差别。

建敏不可能阻止人家拔她的麦子，只能想不通，难道种草一定比种麦子好吗？她有这样的疑问，说明她已经有些接受了城里的某些东西。要不然，她会肯定地对自己说，种草有什么用，种麦子才有用。

麦子没了，那么建敏的梦就算是做到头了。尽管这个特殊的梦曾经那样的真实。麦子没了，梦醒了，建敏不会因此而忘记乡村，销蚀乡村文明之于她的营养。然而，远离了乡村，身在都市里，她前面的路会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断然下结论。

小雨缠绵，无数的细雨编织诗意的温柔，温馨的感觉是少不了的。雪，再美的雪花也是冷的使者，看着飞舞的雪花，难免打几个寒颤。小雨夹着雪的天气，其滋味虽难以言明，感觉却能体会。这个叫心的女孩，此时大概就是小雨夹雪的心情。

心离开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已经半年多。人生地不熟，蒙受着一个女儿家难以启齿的屈辱。二哥从乡下到城里看她，尤如细雨润心田，她心里自然甜蜜蜜美滋滋的。半年前，心被人骗到城里，先是被老板弓虽暴，后来逼迫做起卖­淫­的营生，在老板的­淫­威下苦苦地熬日子。她可不想让家里人村里人知道自己在外是做这种事的，这里面有面子的原因，也有不想让二哥和家里人为她担心的想法。看得出，心是有耻辱感的，对未来仍然有着美好的渴望。

二哥来了，她不能让二哥看出什么破绽来。是啊，心害怕啊。

心被人家包了一夜早上回来时，她去商店买了几双袜子，撕去袜口的商标，伪装成从袜子厂偷出来的。送给二哥，让二哥相信她真是在袜子厂上班。说到上班，她对二哥说：

生就吃苦受累的命，由不得自己，只有受着，受得多了就习惯了。

心说这话时，是想让二哥知道她上班上得不容易，借以掩饰被人包了一夜的艰熬。其实，她是有感而发。她一个农村的孩子，家里有三个哥，自己被骗出来失了身以出卖­肉­体为生。一切在老板的掌控之下，她只能默默忍受，想着有一天自己灵魂麻木了，也就自然了。她以在袜厂上班为名，隐秘向二哥道出了心中的苦。这还透露了她对不幸命运低头的态度。她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深渊，­肉­身一片污浊。可她还是希冀有出头之日，不愿彻底抛弃灵魂的知觉，成为行尸走­肉­。乡村，就是乡村，才是她最后的归宿，是她获救的一片净土。

在二哥心目中，乡村只是走了些人死了些人，没什么变化。心却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村里死去的每一个人，她都能记得他们活着的样子。她一定是在想，她能记得别人，别人同样也会记得她。乡村给了她生命和本真的纯洁，她不想让乡村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知道她现在的堕落。乡村有她最美好的记忆，她也要让乡村只记住她的最纯真。乡村还是她重新生活的可能。有乡村在，她就有最终逃脱苦海的盼望。有朝一日，一旦能回到乡村，她在外头的屈辱可以深埋于心里，在乡村的阳光雨露下重新做人。

现在二哥来了，心得千方百计地不让二哥知道她的真实情况。

心把二哥安排住在一个小旅馆，可这家小旅馆并不是什么­干­净的地方。何止是这家小旅馆，整个西街镇的空气都充斥着腐朽糜烂的气息。生活其中的人们，充满­肉­欲和铜臭味。

西街镇的男人和女人眼神都不大对劲，男人看女人，仿佛每个女人都是娼­妇­；女人看男人，似乎个个男人都是嫖客。甚至连街上走过一只公狗和一头母猪，本街的人也得打个问号，问它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当全世界都在混浊之中时，一个渺小的人想保住一点纯净，难上加难。

那天，心被一个窑工包了一夜，这一夜，除了窑工蹂躏她，窑工还把排在外面的窑工一个一个放进来，以心的身体为她赚钱。一夜下来，心身心俱损。就这样，她还得赶早送二哥上车站。这不是一种巧合。心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天任人摆布被人折磨，这样的一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与此同时，这一夜又让她走到悬崖边。她除了有乡村和乡村人对她心纯人静的记忆外，一无所有。二哥一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那么她还能在乡村和乡亲们那儿守住自己的美好。

可当他到二哥的房间时，才知道这一夜二哥在和一个女人鬼混。更可怕的是，那女人当二哥的面说出了心的身份。

二哥以为刚才那个女的把心的真实身份揭露了，心才这样难过，劝她别哭，说心­干­什么工作他都知道了，兴啥啥不丑，这没什么。

一个哥哥以这样的方式劝解妹妹，只能说明他没心没肺，恶毒之极。

心没有再说话，她还能说什么？自己­精­心维护的东西，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二哥最大的罪过在于，他毁掉了妹妹最后一点重塑人生的希望。心没有了生命的最后一片净土，不可能再回到曾经美好的世界。

我不是你妹妹，你也不是我二哥，咱们谁也不认识谁。你回去告诉村里的人：心死了，心早就死了！

心就这么离二哥而去了。她离开了二哥，也离开了乡村。她与乡村决裂，是因为心中的那片净土已随风而逝。当她意识到不再有土地容她扎根时，她只能漂泊。对于她而言，一个永远漂泊的人，就是一个死人。

周老师家住在镇上，在一个村子当教师。她和一般的乡村人是有区别的，区别并非来自村与镇的不同。事实上，村镇间本就是相同的。如果非得说出什么不同，也就是镇子离自然和纯朴远了些。当然，这种距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

教师在知识分子的行列，有知识的人在乡村总是与众不同，也为大家所尊重和崇拜。在村里人看来，周老师有老师的身份。还有，她是村里唯一天天刷牙的人。那么，周老师在村里人心目中就有了很大分量。她是外来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女神，带来了有别于乡村田野的美。

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学文化，自然是周老师首要之事。周老师还教孩子们整地种花，花种下了地，美也在孩子们心中萌发。乡村大自然美不胜收，养育着孩子们的心灵；种花的过程，则让自然美在孩子们的生命和灵魂里生长。显然，周老师深知美之于孩子们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一颗美的心灵，才会有健康的人生。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周老师心灵深处的美丽家园。当孩子们三天两头向周老师汇报花儿的成长时，她欣喜地看到孩子们的心灵之花也在萌芽、长高和绽放。

孩子们在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种花，一边在坑边点丝瓜种冬瓜。一粒种子入地，孩子们浇水、锄草，­精­心呵护，直至藤叶满目，瓜香四溢，成功的快乐便在孩子们周身荡漾。他们摘下结出的瓜，随时送到生产队的大食堂去，让全村人共同分享劳动的成果。周老师以纪律为教鞭培养孩子们助人为乐的品质，使孩子们的生命里从小就有大美。

在让孩子们的心灵沐浴在美的阳光下的同时，诚实、守信和遵守纪律是周老师为孩子们准备的营养大餐。

到了秋收时节，周老师领着孩子们帮着生产队搞复收。孩子们从学校出发，一路上都排成纵队挺起胸踩准哨音齐整地走着。到了地头，孩子们排开等距离的一字横队，等待周老师宣布开始，他们才开始拾豆子。在地里秋收的社员见到自家的孩子如此这般的听老师的话，觉得挺好玩的。之所以觉得好玩，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孩子的举动很新鲜、很有趣。在家、在父母面前顽皮难管的孩子，到了周老师那儿，个个脱胎换骨。家长们的“好玩”里，其实写满了周老师以心相教的成果。

生产队队长让周老师将复收的豆子拿去卖钱，给孩子们买笔买纸张用，可“周老师说那可不行，她跟学生说过颗粒要归公的”。队里种有一块花生，社员们刨花生时，总爱连刨带吃。队长因此把刨花生的任务交给了周老师和她的学生，先是问周老师能不能保证孩子们不吃花生，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孩子们吃一点也不打紧。然而，周老师还是说孩子们不会吃的。周老师这么说，来自于她对孩子们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建立在她对自己的教育充满自信的基础之上。

在那个社会动荡，道德遭践踏，人­性­沦丧，一切几乎都是无序状态的年代，周老师能让孩子们出於泥而不染，其难度可想而知。周老师以自己的大美心灵铺就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收获出奇的喜人。真是难得！

那个年代，人们的心灵荒芜，腹中也是空荡的，地里的产量却一跃再跃，其结果是产量高得吓人，饥饿倒缠着百姓不放。这是一个人­性­恶空前膨胀的年代。这样一来，队里想保住豆种，不但十分的艰难，还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在万般无奈之下，队长只得求助于周老师，把豆子藏在学生的课桌里。队长的万般无奈，是出于对周老师人格和品­性­的敬重。

队长不得不跟周老师说实话，他说，听说近日上面要派人到各村搜查，搜到粮食统统没收。而这些豆子确实是队里留下的豆种，要是被人家把豆种搜去，明年地里就种不成豆子。队长强调了种子的重要­性­，说人留后代树留根，要是没了种子，豆子就等于绝了后代断了根。

在没得到周老师的保证后，队长又说：

“你看着办吧！要是人家把豆种搜出来，我跑不了，对你也没啥好处。”

周老师确实处于两难之间，这倒不是队长后来带有威胁­性­的话语的作用。她清楚豆种对于村里人的重要­性­，保住豆种等于保住了全村人的命。问题在于，以前她教学生要诚实，不要撒谎，现在却要让学生隐瞒不报，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对孩子们撒谎，就保不住豆种；要保住豆种，就得对孩子们撒谎。这是一个怪圈，更是一片沼泽，无论怎样迈步，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生命的道路上处处明设暗藏着这样的怪圈，许多时候明明知道，却难以处置。周老师必须做出决断。可以说，对周老师而言，这样的挑战是致命的。如果说，在这件事没发生前，周老师生活在梦幻之中，那么现在她不得不回到现实。残酷的现实如同一把刀在肢解周老师的心灵，碾碎了她的梦想。

面对物质和­精­神，周老师选择了前者。事实上，她只能选择物质的功利，而抛弃­精­神的纯粹。周老师的命运，折­射­了人类生存的尴尬。

孩子们发现桌肚里的豆子，天真中掺着好奇地向周老师汇报，周老师只得编造谎言来让孩子们保守秘密。这是一个有着童话元素的谎言，给予孩子们的是神秘。最终，豆种安然无恙，“就是这些豆子，保住了全村人的命，使全村人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阶段”。从这个角度说，周老师的贡献是伟大的。

周老师成了全村人的救命恩人，可她却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一次对现实的妥协，使她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她的心一定在滴血，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纯真的面孔，灿烂的笑容以及对她的无比信任，她心如刀绞。

春天过去了，周老师调走了，调到离她家更远的一个村子教书去了。她家在镇上，离她家更远就是离镇子更远。从镇子到村庄的距离，可以滤去一些世俗和强权的东西，偏僻的村庄，更接近于纯净。周老师的调动，似乎就是为了远离物质的挤压，进一步走近­精­神的洁净领地。

孩子们和村里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晓得她姓周。名字虽只是人的一个符号，但又是人作为人不可缺少的指认。也许，没有名字的周老师，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同时，这似乎又是一种暗示，暗示周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是虚幻的。

也许吧！

在《对象》这部短篇小说里，其实有四位姑娘。这四位姑娘都没有名字，刘庆邦给了她们“姑娘”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称呼。姑娘们姓字名谁并不重要，她们的­性­别、年龄和姑娘的特定身份才具意义。

说起来，第四位也就是最后出场的姑娘才是小说的重点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后来成了“我”的媳­妇­，帮助“我”完成了对象的终极目标，还有更为重要的意味。因而，我们要关注的是第四位姑娘。不过，在认识她之前，我们得先认识前三位姑娘。这也是刘庆邦的意思。

第一个姑娘出现时，“我”是作为旁观者。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梨园深处对象，“我”和同伴闻讯去看热闹。在这里，对象，是一个动词，具有明确的动作­性­。一男一女在媒人的掇使下相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对眼了，就结婚，成两口子。也就是说对象过后，俩人就等着登记、坐花轿、拜天地，入洞房，成家过日子。所以，对象不是谈恋爱，只是成家众多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这位姑娘低拉头，偶尔动动脚换个站立的姿势。她与那小伙子有最为简单的交谈，内容也是程序式的。对象完事，俩人各自走开，像逃跑一样。

就这样，村里的女人们还对年轻一代能对象大为羡慕。想当年，她们是父母做主，媒人牵线，入洞房前，女方根本不知道男人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残疾。现在的姑娘多有福气，可以自个当面谈自个儿挑。孩子们则怀着好奇的眼神，打量生活中的新鲜，把别人的生活当个取乐的风景。

这俩人到底怎么对象的，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不要紧，“我”带着第二个姑娘出场了。

第二位姑娘和“我”对象时，比“我”先到约会地点，在静静地等待。“我”迈着小公­鸡­的步伐向小姑娘走去，开始步上新的人生之路。

我觉得这小姑娘不错，便问她：“你几岁了？”

“十三。”她象早有准备，声音虽象蚊子哼，但很清晰。

“家里啥成分？”

“贫农。”

“上过学吗？”

“没上过。”

“你同意吗？”问的当然是成两口子的事。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同意。”

我想好的一套话问完了，再没有说话。这时我希望她问点我什么，可她有着惊人的耐力，始终不问一个字。似乎她来的任务就是专门回答我这套问话，而且只有回答的权利。想必俩人在一起时，姑娘总要看两眼小伙子的，只不过不是正眼瞧而是小心地偷窥。当“我”转身走时，姑娘这才大胆抬头看“我”，不过看到的只是“我”的后背。

姑娘先到，男孩慢慢腾腾地走来。时间顺序显影的是男女地位力量的对比。小伙子一句一句地问，女孩一句一句地答。他问得简洁明了，她答得也简洁明了。她不发问，不敢正眼与他对视，有羞涩使然，但更多的是她甘愿处于弱势状态。

说是对象，但并非平等地了解和对话。小伙子要对象，媒人去找个姑娘来。姑娘是被动的，是送来给小伙子看的。看起来选择权双方都是平等的，但男­性­的强势却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个姑娘的到来，是为了让我们知晓第一个姑娘是如何对象的。至于第三个姑娘只是进一步说明“我”不愿对象，并以此来使故事时间得到尽可能的延长。所以，刘庆邦是这样让第三位姑娘登场的——

这年秋后，表婶子果然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这次的对象的全部内容几乎和上次没有两样，连对象的地点都相同，只是换了一个姑娘罢了。鬼知道，也许还是那个姑娘，要不然，她在回答我的那一套话时，为啥使用的字眼完全一样。

这样的对象，就是看看对方瞎不瞎，瘸不瘸，说到底还是走过场，只要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事情就成了。而“我”只当游戏，当然要故意相不中人家姑娘，自然也成不了事。

13年后，“我”又一次对象。这位姑娘可和先前的大大的不一样。或许有了前三位姑娘的对比，我们才感觉这第四位姑娘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

这一次的相亲，“我”是完全被动的，人家姑娘把相亲地点安排在自己家。“安排”，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动作，姑娘从一开始就牢牢抓住主动权。姑娘不露面，躲在箔篱后面的里间窥视“我”。“我”看不到姑娘，只听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了愿意之后，姑娘这才从里间出来，从“我”面前一闪夺门而出。不久，这俩人就结婚了。因为她控制了主动权，使对象变得更加的简洁。“我”成了她的挑选对象，而我根本看不到她。她只问了一句话，我只回答了“愿意”。这一次，姑娘在小伙子面前真是好好风光了一把，似乎为前面三个姑娘挽回了面子。

婚后，“我”恼起来说气话要离婚，她说：“就这，是你相中的，有意见对象时你咋不说，现在想离婚了，不跟你离。”“我”是开玩笑，她也没当真，但她的责问充满力量，带着不可抗拒的反击。这可是女­性­中的强者，我们愿意把她看成是替她的姐妹出气的报复者。她以男权蔑视女­性­的方式发起挑战，真正做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没有像她的姐妹那样沦为别人看的挑的对象，相反，她在对象这事上把男­性­从高台拽下，自己成为主宰。

第四位姑娘并不认识前三位姑娘，从本质上说她没有帮助那三位姑娘报复的可能，她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对象。她以个人之力向整个男­性­群体发出呐喊，并走出坚实的第一步。也正因为这样，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环境，她的行为可以称得上伟大。

当我们从前三位姑娘面前走过，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第四位姑娘的行为是多么的有价值。

我们在为她的觉醒欢呼，为她的胆识和智慧所折服。与此同时，她轻易成功了，是否暗示女­性­的解放只要自己勇敢地迈开步，就会有收获？

她长得不难看，高大丰壮的身材，扁平的鼻子，细眯的眼，皮肤虽黑，但黑得厚实。她­干­活更没说的，力气大得出奇，能拉起装载千把斤重的架子车。可是，她的脾气也大，是风雷之­性­，­干­点啥重手重脚。说话像吵架，动不动就发牛脾气，真叫人受不了。

看到这些，我们的热度突然降至冰点。“我”对她的描述，利用了­性­别错位的手法。一个有力量的，有自主意识的姑娘，远离了她的­性­别角­色­，异化为男­性­。我们不知道，这是在说女­性­终究是女­性­，没有男­性­的气­性­，她们就只会处于弱势；还是表明当女­性­解放了，那么她们就不再是女­性­。但我们清楚，这是“我”的男权意识在作祟。

我们为这样的错位感到悲哀。

玉字上过中学，在乡村算是有文化的姑娘。她爱唱歌，虽在家务农，但三天两头到镇上中学去借小说。人们听到她唱得最多的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歌声是心情的自然外化，她的生活中充满阳光。走入小说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里，放飞自己的梦想，玉字真是一个快乐幸福怀有美丽梦想的姑娘。热心的人们给她介绍了许多对象，个个都是别的闺女求之不得的好户。她看不上，一个也没答应。她发起一个“集体相亲协会”，意图自己寻找自己生活的未来。

玉字出事了。

听到玉字出事的消息，人们愤怒了，整个村庄都沸腾了。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玉字，就像是在月光下正常行走一样，几乎看不出她在高粱地曾受棱辱的痕迹。她默然地从人前走过，不理会人们的话语。到了家，家里人问她，起先她还是一言不发，后来突然放声大哭。积蓄的屈辱一下子爆发，不可收拾，她就像在暴风骤雨中的庄稼，饱受摧残，无助地哀号。这是一次痛骨寒心的发泄，几乎拼尽了她全部的­精­气神。

为了缓解玉字的痛苦，家里人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白胡子张先生为她诊治，最能说的姨娘上门劝说，原来的同学装着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告诉玉字新鲜事，庄上和玉字心贴心的闺女结伴在她床前哭泣。白胡子张先生给玉字扎了一针，算是从身体上的治疗；姨娘苦口婆心的劝说，属心理的排解；同学想以快乐驱散玉字心中的痛苦，要好的伙伴则用同陷入伤心的方式帮着玉字宣泻。所有的法子都使上了，玉字如同植物人一样没反应。倒是玉字哥丢给她一瓶农药和几句让她死了­干­净的狠话，让她缓过劲来。

此后，玉字该吃就吃，该做就做，该睡就睡，跟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不过，她不再唱歌，不再看小说，不再热衷于组织姐妹去相亲，在外人看来，她就是一个活死人。玉字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在她们那儿，凡是遭到弓虽暴的闺女，不是死就是疯，像她这样正常活着的，真是少见。她就是在人们以为她会寻死至少也得疯了的推测中活下来了。

表面平静的玉字，心里却有某种暗流在涌动。

家里家外忙着帮她找婆家，可她不同意。说那样，还不如让她死了。

玉字究竟在想什么？

玉字过不了几天，就会去姨家一趟。说是走亲戚，其实她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用在路上。

张庄离她姨家那庄不远，中间只隔一村，叫马寨。马寨东边有一条官路，玉字就走这条路。她走得很慢，走着走着坐下来歇上半天，再站起来慢慢走。马寨的人都知道她的事，她在那条路上一出现，好多人都站在村头看，对她指指戳戳，有人说她是疯子，有人说她想在这条路上拾元宝，有人说她是不花钱的轧路机，还有人说得更下流，说她还想如何如何。

在这条路上的玉字，行走是如此的艰难。

是官道，不是乡间小路，玉字走在人们出行最多的大路上。乡村小路多少有些私密­性­，官道是公众­性­的。她时常出现在官道上，其实并非是去姨家，那只是一个借口，她真正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她玉字还活着，活得不错。她能想到，人们会怎么说她，可她不怕。看看，人们的目光再困惑，手势再具污辱­性­，语言再险恶，她玉字照样常常出现在她们眼前。玉字，从柔软上升为坚硬。这给我们的震撼太强烈。

玉字常走官道，不仅是宣言，还有更重要的计划要实现。她在官道上走走停停，坐坐歇歇，是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地点最佳的时机等来她要等的人。

终于有一天，玉字迎头撞上那个人。这人心里有鬼，百般回避她。她主动上前搭话，言辞间充满怒火和不可抗拒的震慑。在狠狠追问“那人”是谁未果后，她要嫁给这人。

玉字把头低下，眼也顺下去：“既然那样了，我有啥办法，往后就靠你了……”似有万千委屈不好出­唇­，啪哒啪哒掉下泪来。原来，这人就是当初弓虽暴他的恶人之一，叫马三。原来玉字在官道来来回回最终目的是要等到他。

作为叙述者的刘庆邦，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给我们造成了玉字无路可走只能嫁给马三的假象。

其实不然。这只是玉字整个复仇计划的一个小步骤，一个完整的周详的滴水不漏的计划早在她心里生成。她要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把摧残得她生不如死的两个恶棍找到，让他们死在她的面前。到时，她报了深仇大恨，却不违法犯罪。为此，玉字走上了耐心的复仇之路。

很快，玉字嫁给了马三。过了门的玉字，活脱脱的一个好媳­妇­。行走坐立，有模有样；家里家外，做活一把好手；接人待物，落落大方，深得马庄人的赞赏。对马三，那更是没得说的，温柔温顺体贴周到，时不时还说些特软特甜的话。庄里人觉得玉字重生了，马三受宠若惊，一下子掉进温柔乡。可是，这一切都是假象，是玉字的迷魂计。

从受辱后的麻木到身心俱焚，从疯癫似的发泄到复仇之剑的铸造，玉字经历了人世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今，她又踏上艰难的复仇之路。心怀复仇的种子，忍受巨大的耻辱和身心的伤痛，与罪恶者强作欢颜，亲密无间，做得是如此的天衣无缝。诚然，这需要智慧，但更离不开坚忍。人们常说，女­性­是具忍耐­性­，有着男人无可比拟的韧­性­，这话在玉字身上得到了最大的验证。

把马三喂足了温柔之后，玉字也不失软中带硬的盘问。一次，她先是哭得很伤心。这是进一步软化马三的心，好让他在完全失去防备时受到致命一击。面对马三的六神无主，玉字没有直接追问，而是说：“马三，你……你为啥不是第一个……”

如此的问话，足见玉字的深思熟虑。当然，这其中也有她难以抑制的释放。婚后，玉字是九分正常一分疯相。当他与马三单独相处时，她偶然会从温情中突然跳出，显露她内心的仇恨。这种歇斯底里，是她需要的，也是马三可以理解的。她就这样一步步推进自己的复仇。

马三果然乱了阵脚，虽然没供出那同伙，但彻底失去了与玉字抗衡的信心。他只求玉字不要再查问，他会一切听玉字的。他确实做到了，可玉字不会放过他。

被玉字追得走投无路的马三，只得谎称那人被车撞死了。玉字当然不会相信。最后，马三彻底崩溃了，说出了那人的名字。玉字知道了那人的名字的同时，也已经让马三对那人有了仇恨。这正是玉字想要的结果。

玉字的报仇进入Ｇao潮。

玉字身子一拧出去了。又回过头说：“锅里有饭，趁热吃吧，我一会儿回来涮锅。”

终于问出了自己要问的一切，玉字得悄然设下圈套。就是在这时刻，她还能像平常恩爱夫妻一样对马三说话。真是了得。

数九寒冬，马三弄一盆锯末让玉字烤火，炸玉米给玉字吃。玉字不吃，捧着一本书在火边看。玉字又看起了书，当是预示着什么。她已经很久不看书了，书曾经是她快乐生活的伙伴，给了她无尽的憧憬。一个难以复加的灾难从天而降，打碎了美丽的世界，她不再看书。现在，她又看书，她是追忆往昔？还是试图以曾经亲密的伙伴掩饰内心的紧张？不管如何，在复仇计划即将实现之时，她能静静地坐着，能让自己穿行于字里行间，足见她高强的自控力。她设计好了一切，在静静地等待。

不一会儿从雪中来了一个人，在马三的一次又一次阻挠下，这人还是进了马三家。这人，就是玉字要找的“那个人”。

玉字为他们备下酒菜，热情地陪着喝酒。她不露痕迹地挑逗那人，又含情地表白马三对她的好，还时常暗示马三，她看到这个人心痛得很。就这样，她让那人燃起欲­火­，激起了马三保护自家媳­妇­的男人血­性­。

两头的火烧到家，玉字借故烧水离开了。

马三把那人杀了，却不见玉字。他到邻里没找着，感到不妙，回家收拾点东西要逃。他打开门，面前站着一个乡治安员和两个持枪的人。

新娘子回门，是传承了千百年的婚俗。回过门，这婚嫁之期才算真正结束。回门以后，出嫁的女儿就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来探望父母。回门，是新娘子开始新的人生之后，第一次与娘家人见面。如果说出嫁意味着一种别样生活的起步，那么回门之后，这一步才算完全跨出去。回门，是一次特殊的探亲之旅，缓解思亲恋家的饥渴，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携丈夫一道而回，以显夫妻的和美。回门，对女儿家而言，还是一次诉求。她们诉说新生活的委屈、不解，寻求解决难题的方法，再次也是最为有目的的一次请教母亲。这一次的请教，已非往日单纯的听母亲上课，而是有了双向的交流。这时候的女儿，是人家的媳­妇­，但仍可以把自己当成母亲身边没懂事的丫头。她的身份正在过渡之中，从女儿到别家媳­妇­的转变。回门之后，以前那种女儿的身份将会隐退。

大姐是20世纪60年代成婚的，那么她当出生于50年代。那个时代的乡村女孩，血液里还是浓浓的农耕文明。在她们为人­妇­之前，对外界的接触相当少，很少离开乡村，与未来丈夫相处的机会极少。大姐所在的中原腹地，其情形可想而知。大姐与对象互寄过一张照片，见过一次面，交谈过一次，亲事就定下来了。大姐结婚了，与一个她只简单相识的男人过生活。婚前与婚后，就是实打实的两个不同世界。

大姐从小到大在父母身边长大，天天回家睡觉，根本没有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体验。在某一天的早晨，大姐一下子与亲情分开，那份孤独和思念的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她难得走入村庄以外的世界，没有真正的恋爱过程，与男方家里人只是打过照面。她成了别人家的媳­妇­，到另一个村庄，与陌生的丈夫陌生的丈夫家人一同生活，家里家外的环境都是陌生的。有了自己的家，可这个家与亲情没有一点关联，而且在所有人眼前，她只是一个外来人。她要做的就是凭与丈夫的那份婚约，努力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样的感觉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

大姐在出嫁那天是真哭了，满面的泪水包含对亲情的依恋和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当然，也不排除有兴奋的泪花。

从出嫁到回门，只短短的三天，但因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内在的容量也就无比的丰厚。

曾经有过如此体验的母亲，自然能体察大姐在这三天里的心情。大姐回门那天，母亲一趟又一趟地到村后的坑边往大姐回门的必经之路张望。是啊，她也在担心。

大姐胳膊上挎着一个花格儿方巾包成的小包袱，来到门口，大姐刚叫了一声娘，两行眼泪就涌流出来。在作为叙述人的“我”的印象中，大姐从见过娘的那一刻开始，大姐的眼泪就一直没­干­过。因是第一人称的讲述，那么大姐的内心活动，我们就无从知晓。偏偏大姐回门后，一直很少说话。在“我”的讲述中，大姐似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只能看到大姐的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最终又淹没在泪水中。

没有言语，没有多少的举动，没有丰盈的内心活动，更缺少­精­彩扣人的故事，大姐只是默默地流泪。这样的象征意义是巨大而深邃的。

母亲回到堂屋坐着，大姐跟过去，坐在母亲身边，依偎着母亲。我没听见大姐向母亲诉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见。奇怪的是，母亲也没向大姐询问什么，没有对大姐进行安慰，顶多用手轻轻抚一下大姐后面的头发。

回门的大姐，是如此的沉默。一个人沉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无话可说，二是有太多的话想说，却一时说不出。相信大姐属于后者。不难想像，在回门的一路上，大姐一定装着满肚子的话要与母亲诉说。甚至是自离开家门去婆家的路上，在那三天的一分一秒中，大姐都在有意地记住一些生活中的细节，留着和母亲说悄悄话。一句一句，一条一条，被整理得清晰分明。只等着一见到母亲，就如泉水喷涌。可真见到母亲，大姐失语了，惟有泪水不断地流。

号啕大哭，是一种发泄；竭力忍住，只有忧郁的表情，不见一滴眼泪，是莫大的忍耐。可是，大姐选择了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无声地流泪，是在哭，却是淡淡的，十分的有节制。其实在大姐的心里，她知道，她不再是以前的她了，不能再如以前那样任­性­地对母亲撒娇，任­性­地向母亲宣泄。可她做不到。三天的新生活，还难以一下子完全改变她。

大姐似乎一下子回到幼年时代，新娘子变成了以前的那个离不开娘的小女娃。“大姐再也不愿意离开母亲似的，母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大姐是想在很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和母亲在一起，也是在回味往日的亲情。从那陌生新奇的生活中抽身而出回到母亲身边，大姐有了安全感。那份崭新的生活，她远没有适应，只有在母亲身边，她的心才会踏实些。在没有出嫁前，大姐应该是和二姐差不多，对家有些意见，对母亲有或多或少的看法。在受到责骂时，还可能有早日离开这个家而独立生活的心思。正所谓失去了才知珍贵，现在的大姐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在母亲身边是多么的亲切和安心。亲情，在这样的时候成为生命最需要的营养。

大姐脸上搽的粉被泪水洗去后，她就一直没再补粉。是啊，妆是化给别人看的，到了家就可以素面朝天，还原最为本真的面目。大姐虽然嫁出去了，可她还是觉得娘家才是真正的家，内心根本没有认同那个新家。可大姐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她是不想接受的事实是，娘家其实已不是她以前生活的那个家了。在娘家，她已经是一个外人。

“母亲到灶屋做饭，大姐跟当闺女时一样，马上到锅灶前烧锅。母亲不让她烧。”母亲的举动看似怕大姐弄脏了新衣服，其实是因为闺女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不再是那个以前帮着忙里忙外的自家闺女。嫁出去的姑娘再回来就是客。母亲给大姐做­鸡­蛋茶，这是待客之道，是乡村的规矩。想必大姐也是知道的，可当她面对母亲端上的­鸡­蛋茶，她还是失落。她明白自己已经走出这个家门，是人家的媳­妇­了，只是一个回娘家探亲的闺女。

不管此前大姐想没想到这一茬，此时的她是无比伤心的。娘家已不是她的家，娘家人已经把她当作客人。这其实就是一份拒绝。她已经没有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是家中的成员，她的身份从闺女变成嫁出去的闺女。嫁给了别人，出了娘家的门。一个生她养她，让她感受最为亲切的家，转眼间就蒙上一层面纱，不会让她再无距离地融入其里。

大姐嫁出去了，不但是走出了家门，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村庄里她也是个外村人。

那天晚上大队部组织学习，有人来喊二姐和“我”。这是本村人的待遇，大姐已经嫁到外村，当然不能参加学习。在本村，大姐这个人已不复存在，只是一个曾经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人。她再在村子里出现，无论她住多长时间，她都是一个外人。

从家庭到社会，大姐都是一个外人。而在那个婆家，她也是一个外来人。现在的大姐，被抛在路上。这是人生的一段尴尬而无助的时光。从娘家到婆家，无论物理上的路程是远还是近，心路却是遥远的。大姐的生活从角­色­开始，一切都与在娘家当女儿时截然不同。往日亲情荡漾、知根知底还可以时常犯错的成长环境，已成为只可回忆无法触及的背影。在婆家的生活，如一潭深水不可测。

刚回来时的泪水里，有想家，有在婆家的委屈，有新生活的磕磕碰碰，后来的泪水更多的为被抛弃而流的。

村里有人来看望回门的大姐，大姐立刻就变了。她不再贴在母亲身边，而是主动和人家说说家常。这时的大姐没有泪水，连忧伤的表情也丝毫没有。而当看望的人一走，大姐又回到原先的状态，马上靠回母亲身边，脸上又现出­阴­云，黯然神伤。

这么说来，大姐还是有些变化的，至少她是在努力建构自己新的角­色­形象，不时提醒此时的她在村子里是什么成分，在乡亲面前，她是成|人，不再是以前那个小丫头。

大姐出嫁时有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相伴，回门的路上也有亲人相随，而再回婆家时，只是一个人独自上路。生活中的许多困难，说到底是没法让任何人相助的，只能靠自己。大姐一个人回去，意味着她要走过一段孤独而无助的路。离娘家越来越远，是离她以前的世界越来越远。离婆家一点点近了，是人生要求她一步步走进新的世界。她的脚步是沉重的，身影是孤独的，心绪是复杂的，可明天一定是光明的。

要我说，女儿家真正的成|人仪式，是在回门后再回婆家这条路上的行走。

只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新娘子回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新娘子从娘家回婆家时，再远的路也会走得很喧嚣很迅速，因为有了汽车火车和飞机。然而，在女儿家的心灵里，像大姐这般的回门依然在，只不过被我们深藏了，栖居于灵魂深处，静静地在血管里潜流。

描，是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刚过门”这样词语的弹­性­比较大，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时间长度。小说中说描在灯下纺线时，心中“计算着外出打工的丈夫的行程，归期”，这仍然没告诉我们描过门到底多久。照理，丈夫外出打工，总得度完蜜月才离家。不过，也不一定。在外打工，只在农忙和过年时才会回村。对，描应该是过年才嫁过来的。乡村人把婚事大多拢到新年，地里没活，外头的人都如鸟归巢，正是办喜事的好时节。说来说去，描入门多长时间也没什么准头。不要紧，知道她是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就行了。

刚过门的描，还沉浸在新婚燕尔的甜蜜欢愉中，新的生活刚尝到甜头，随着丈夫去了外地，一切戛然而止。描自然知道丈夫应该在什么时候回来，可她还是在算计。她这哪是算计？她是在按摩自己的思念和心中的那份渴望。

有人了解新媳­妇­独守空房的失落和盼望，比如和描一个村的乌头。乌头在村里很有名气，跑运输有钱，常惦记别家的闺女和媳­妇­，是挂上号的坏种。描的丈夫临走时交待过，村里谁都可以理，惟独不能理乌头。丈夫说得不错，所以小说的一开头，坏种乌头就出现了。

夜半，普家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描正在灯下纺线，门缝里闪身进来一个人，往她面前丢下一张票子，票面不小，好厚墩，像成熟的树叶，落地时“噗嚓”一响，打得煤油灯头直扑闪。

十分老练的乌头，原以为好事能得逞，没料到描反抗的态度坚决而果断。描大喊“有贼”，描的公爹闻声而来，乌头落荒而逃，连钱也不要了。

小说的题目叫《新娘》，新娘当然是描了，那描也该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了。可是从乌头逃走后，描就退出了主角的位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描甚至从舞台上下来成为观众，看公爹、村长和乌头三人的表演，她只是偶尔上台客串一下。

公爹是个好公爹，天不怕地不怕，有人欺负到自家儿媳­妇­头上了，他咽不下这口气，非要给乌头一些颜­色­看看。耿直，是要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词。这个词是描的公爹在村里获得的评语，他自己也以此为荣。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耿直是正直、直爽之意。直爽指­性­格，正直说人品。公爹的直爽是没得说的。乌头的行径让他怒不可斥，一定要讨个说法。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村长那里告了乌头。

乌头早有准备，抢先一步给村长塞了钱。这以后，村长就以此向乌头要了好几回钱。村长安稳住描的公爹，不让他到乡上去告，以便一切按他的计划行事。表面上，村长处处为描的公爹着想，处处向着描的公爹，为此，他把乌头骂得不如一堆狗屎。

村长来到描家煞有介事地搞调查找证据，其中自然提到那张票子。公爹说不可能，没看到。描说乌头来时是扔了一张钱的，不过她没拿，可是不见了。村长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证据，要他们保管好。面对描投来的疑惑的目光，公爹慷慨激昂，“咱人老几辈都是好人家，从来不贪外财，这你大叔知道。”接下来，他有意避开那张票子，说村里告不倒乌头，他就上乡、上县、上省。村长故意气他要拿钱给他，他说：“我人穷……谁的钱我都不稀罕，没有钱，我要着饭去。”

描这回知道该怨谁了，她把那个“谁的钱都不稀罕”的人小瞧一眼，扛着脯子出门去了。公爹问她到哪里去，她不理人，连头都不回一个。

先前，描受了乌头的调戏，心存愧意和耻辱，在公爹面前也抬不起头来。现在，她无愧了，在公爹面前不但坦然而且气壮。

公爹雷声大雨点小，根本就没上告。倒是村里另外几个带“长”字的人物要求村长公开处理这事，以正民风。村长把当事人等找来，描也来了。

他禁不住看了描一眼。描在一低处坐着，顺着眉，两手分别在上衣斜兜里放着。她把手拿出来了，交替把一只手拿在另一只手里，攥攥，看看，把小指的粉指甲擦了擦。她又把身子稍往上长长，弯起手指，把腮边的头发理至耳廓后面。她的脖颈真白，­嫩­漾漾的。那个看描的他，是乌头。乌头没看她时，她­干­坐着。乌头的目光一过来，她有了小动作。玩弄手指，展示自己的脖颈。这是一种­性­暗示。

这一次，当村长问起具体情况时，公爹还是不承认看到钱，描则全部否定，一概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描正在灯下纺线，门缝里闪身进来一个人，往她面前丢下一张票子，票面不小，好厚墩，像成熟的树叶，落地时“噗嚓”一响，打得煤油灯头直扑闪。描扭头，见是乌头。乌头正对她笑，示意她把钱收起来，快收起来。描知道乌头拿钱要买什么，这次她没有拒绝，把钱收起来了。

描见到票子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的吓一跳，更没有了想到乌头要­干­什么时的惶恐和一时无措。

因为心目中耿直的公爹见钱眼开，不再顾及她的伤害。公爹可以因为钱，抛开人格，那么她也能出卖­肉­体，获取金钱和快感。她堕落了。

她一定不认为她堕落了，是宣战？是报复？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原本对以­肉­体换取钱和快感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描的确是堕落了。

外面来的女人，是一枚石子，投入村庄这原本平静的水面。随着石子在水面激起无数的水花，她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村里人问她娘家是哪里的，“她说哪里都不是，又说在天边。”过去的一切已不复存在，至多只是作为一种虚幻丢在遥远的地方。她像是一片在天空飞舞了很久的羽毛飘落在一个陌生的村庄，生命由此而重新开始。和卡夫卡《城堡》中的“K”不一样的是，她不是主动的进入者，而是受到他人的诱骗和挟持才逼迫成为村里“外面来的女人”。

她因嫁给来风而被称为“来风家的”，村里人和叙述者——惟有陈庆林叫过他一两声“小陈”，也只是问了她的姓——一致认定，她已不再是她，而是来风家的。在这里，她似乎与乡村的风俗达成默契。一个女人无论以前如何的有地位有个­性­，一旦成为别人的媳­妇­，那属于她自己的一切便不复存在，她只是男人的附属物。而小陈也愿意以这种方式埋葬自己的过去。

初来乍到，她是心存敌意的，村里人变着法子打听她的情况，她一字不答。当有人说她是哑巴时，她的敌意本能地表露出来，“你才是哑巴呢！”这是她难得的与他人对抗的行为。她实在是太需要隐藏自己的过去，她把这一点看得尤为重要。

来风家的是来风的小舅子从外面弄来的，按照小舅子的做派，来风家的在进来风家门前已被小舅子“点”过。她默认了这种侵犯，来风也没有表现出不满。她的默认和来风的默许，导致她的贞­操­意识荡然无存，堕入无所顾忌、放任自流的境地。村里的男人，只要给钱，就可以占有她。当村长的小侄子不给钱而强行占有她时，她理直气壮地找村长评理。除了金钱，权力也能换取她的­肉­体，她可以让村长、镇长无偿地享用，即便被镇长的女人打得鼻青脸肿也无多大悔意。她不过多地思考这事，与村里的男人达成的这种交易，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村里来了一个外地女人，村里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这可以理解。一个封闭的村庄，本存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她一到，原有的秩序定会有所波动。村里人把外地女人当成窥探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这种欲望在男人们听房后愈加强烈。

庄上的小伙子们夜里到来风家窗下听房，听见来风问进到哪里了，她说进到“山谷”里了。进到得趣处，她跟本地女人的说法又不一样，嚷的是“哎呀美死了”。

陈老庄地处大平原，很多人没见过山。想像不出“山谷”是什么样子。对“美死了”这样的感叹，听来也觉得陌生而新鲜。人们拿“山谷”和“美死了”来请教来风未果。有人直呼她“山谷”时——

她没有气恼，反而笑了一下。她的牙很白，笑得有些灿烂。她笑过了才开始反击说“小心掉进‘山谷’里淹死你！”她的反击让所有的人都深受鼓舞，且很开心，人人都笑了。

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说，村里的男人占有她全都是出于­淫­秽之念，不能否认体验另一种文化的冲动。外地女人与丈夫Zuo爱时的特别之处，本身就表明，她与陈老庄的女人不一样，而这种不同来自于滋养她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说，在村里人眼里，她是另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文化载体。他们的行为是低俗的，但相信并非无一丝可理解之处。村里人是和外面来的女人亲和了，但外面来的女人终究是外面来的女人，永远不可能融入陈老村，成为村里人中的一员。她的命运和K是相同的。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到达不了心中的目的地。

同时，人们把她称之为来风家的，认为她是来风的私有财产，但仍然认同她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至少，在他们心目之中，一个男人不管如何地占有、控制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总还是有一些无法改变、无法被他人掠夺的东西。

遭遇的一切，使她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男人见到她都不安好心。陈庆林便遭受了这种不白之冤。陈庆林是个高中生，在村里属于有文化的人。他对村里男人的做法极度不满，对“小陈”极度的同情。他希望镇里能解救“小陈”，或者“小陈”能够自己逃走。当希望破灭后，他忧虑了，“忧虑之后，陈庆林觉得自己有责任对那个外地女人施加影响，让那个女人分清是非，不致无节制地堕落下去。同时，他要让那个外地女人知道，具有几百年建庄历史的陈老庄，不光都是一些冥顽无耻之徒，还有一些知书达理的人士”。拥有知识和良知的陈庆林是清醒的，是村里惟一道德清醒的人。可是在“小陈”看来，陈庆林和村里所有的男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所区别，那也只是陈庆林占有的手法含蓄些、曲折些。陈庆林想帮她逃离陈老庄回老家，而她则认为是带她私奔。想法上的严重错位，留给我们的是卸不掉的沉重。

人们注意到，来风家的很喜欢玩水。她下到屋后长满青草的河沟边，不是洗衣服，就是洗手绢。一件衣服洗半天，一条手绢也能洗上半天。她一边洗一边玩，往水面和对岸撩水。涓涓河水向东流，不远处有座小砖桥。

这是一幅多么和美清新的风景啊！在这一个瞬间，小陈是那样的­干­净和柔美，还荡漾着一份童真般的可人。在这个时候，小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轻松、自然的心态拥抱了她。离开了人群，回到了大自然中，她心中尚美的天­性­掩饰不住。这份纯净，之于她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是很难想像得到的。

我们不能说小陈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女人，因为她为了生存只能如此。她不可能与村里的男人对抗，只能以一种默契维持一种平衡。告发村长的小侄子，也只是顾及大多数人的想法。小陈与一个个男人进行着­肉­体与金钱或权力的交换，这本是下贱的，放荡的，可我们嗅不到一丝­淫­荡和污秽，似乎总有一个­干­净的灵魂在我们眼前飘忽。

歌德说过，人既是心灵的，又是­肉­体的，既是恶魔，又是天使。那么小陈的­肉­体是外在的，心灵却裹得十分的严实。她享受­肉­体的快感，实际上是­肉­体对心灵的背叛，也是对心灵无奈的保护。

因而，小陈是陈庆林的同情对象，而她却无半点忧伤。

那怎么办？我哭吧！我哭死有什么用！

没有忧伤，但灵与­肉­的煎熬不会没有。不控诉，不质问，只因为心中已有答案。

看来，她看透了人生中的某些事情，因而，她得以平静地面对一切。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庆幸的，小陈的心中依然有梦，还有对美好地方也就是美好生活的向往。

父母给儿女取名，总是包含诸多希望。作家为自己的人物起名，有时也是这样。这不，刘庆邦让一个男人叫刘德玉，一个女人名为张桂良。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乡土文化，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刘庆邦来了个男女倒置，给女­性­一个男­性­化的名字。相信，这是他有意而为之的。乡村的女­性­一旦沾上男­性­化的边，那么她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有男­性­的个­性­和言语行为。同样，男­性­有了女儿气，怯弱就缠上身了。

张桂良不是这样的，至少我们刚认识她时，她依然是很女­性­的。她有乡村传统女­性­所独有的内敛、羞涩和忍耐，将自己的心灵隐藏得深深的，甘于让自己处于被动的等候者。她就像那沉睡的土地，静静地等待他人的开垦。

张桂良不识字，这恰恰更加重了她作为乡村传统女子的文化角­色­。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其文化和伦理均来自口口相授，来自于乡村生活的熏染。

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里的才就是指识字。而德简单地说就是恪守­妇­道。也就是说，她的文化和伦理观念最接近乡村的本原，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对于张桂良这样的乡村女人，从姑娘到新媳­妇­，在­性­活动中，总是被动的接收者。面临作为施与者的男­性­主动时，张桂良还会有本能的拒绝。尽管内心有渴望涌动，她的这种拒绝表面上是坚决的，即便掺进了半推半就，也是难以察觉的。

如果他的男人刘德玉了解了她的心理，大胆地帮她掀去这件外衣，事情就好办了。偏偏刘德玉也有件外衣。他书读得多，说话有板有眼，过分相信语言的力量。他还是个脸皮有些薄的人，有些时候会搬出语言替自己壮胆。

我们不能说他书读多了，是书呆子。但他自认为应尊重女­性­，尊重女­性­的意志，绝不做有违女­性­意愿的事。这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可惜他忘记做什么事，都要讲个对象、时间和地点的。过于教条化的做法,总会有麻烦。

在刘德玉与张桂良第一次见面时，刘德玉的礼貌、得体和文雅，让张桂良更加不好意思起来。面对刘德玉征求有关他们俩人事的态度时，张桂良回答道：

你愿意我就愿意，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张桂良的回答，也正是她真实想法和­性­格的体现。她承认是一个被动者，但她同时暗示自己不是一个拒绝者。可惜刘德玉没有理解张桂良的话，没有窥视到她心中的立场。

到了新婚之夜，张桂良没脱秋裤，没脱秋衣，连毛衣也没脱就上了婚床。要命的是，刘德玉见张桂良如此，也没脱衣裳。在床上，刘德玉与张桂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想以语言来打动张桂良，就连亲热前，也先有“我吻你一下可以吗？”的话后，才会将一只手搭在张桂良的小膀尖上。张桂良本能地一收，刘德玉就以为张桂良不同意，就放弃了进一步的行动。到了后半夜，刘德玉给张桂良盖被子，张桂良呼地转过身去。她在生刘德玉的气，一个男人家在新婚之夜，一点也不主动。

新婚之夜，没有激|情的相悦，张桂良内心是痛苦的，可她并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暗地里责怪丈夫。说是责怪，其实也就是嗔怪而已。

新婚期间，张桂良对刘德玉的话语无动于衷，而刘德玉又一味地做点什么事都以话语开道，企图得到张桂良最为明确的答复。这么一来，两人的新婚有名无实。

刘德玉在城里上了一些日子班回来后，这两口又面临着夫妻之事。这一次，张桂良有了些主动，她脱光了衣裳进了被窝。刘德玉仍不敢展开没有语言的行为，依旧还是坚持做点什么都要先征求张桂良的意见的程序。都到这份儿上，他想与张桂良有夫妻生活，还是要问张桂良同意不同意。偏偏张桂良虽然有所动作，可嘴里说的还是不同意。刘德玉就是如此的老实，只要张桂良不同意，他随时中断自己的冲动。

这一次，张桂良的行为又进了一步，

张桂良哭了，说：“俺早就知道高攀不上你，知道你看不起俺……”

张桂良话中之意，再明显不过。这一次，我们不只是可惜，更多的是在替刘德玉着急。张桂良只对刘德玉的不满进一步加重，却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她始终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并认为她就该如此。

到了第三次，刘德玉提出不做夫妻间的事可以，但想好好欣赏欣赏张桂良的­祼­女。

张桂良积于心中的怨恨爆发了，骂起刘德玉。她是以骂刘德玉的亲戚来骂刘德玉的，这可说是乡村骂人最狠的。是啊，张桂良确实忍无可忍。

到了他们第四次见面时，张桂良第一次直呼刘德玉的名字，大声说她有了。刘德玉自然心气，结婚这么久，他们还没有Zuo爱，张桂良居然有了。一怒之下，刘德玉抛开了所有的面具，呈现出男人最野­性­的一面。

事成之后，刘德玉发现张桂良是Chu女，再一问，原来张桂良听了刘德玉嫂子的主意，来了一个激将法。

我们不得不承认，张桂良显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她能够将夫妻间的私密­性­最强的事告诉嫂子，对她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嫂子给她提供的方法，仍然是被动­性­的。张桂良只是以言语刺激刘德玉，让刘德玉撕开外衣，而不是自己实施真正的主动­性­行为。这说明她在本质上并没有进步，依旧是乡村女­性­中的一员，恪守乡村关于男女之事中的女­性­角­色­。

刘德玉是窝囊的，张桂良比他强多了，可作为女­性­，张桂良的女­性­意识并没有真正苏醒，仍旧被乡村传统文化困圈着。即使欲望猛烈地燃烧，灵魂在痛苦地挣扎，她照样如此。她在压抑欲望，文化在压抑她，文化在摧残她。

不幸的是，张桂良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所遭遇的压抑和摧残。

更为不幸的是，当我们读完这部小说后，我们常常会嘲笑刘德玉的迂腐、笨拙和披着一件外衣的狼狈相，却看不透张桂良所潜藏的更大不幸。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舍弃了我们的男­性­立场的缘故。

王东芹对结婚的理解，应该是和收获庄稼差不多。播种，耕耘，到了该收时就得收。一个女儿家到了一定岁数，就要成为别人的媳­妇­。有了男人，一条小溪入了大河，那就一心一意地顺流而去吧。不管两岸有多好的风景，已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王东芹秉承中国乡村传统女人的道德­操­守和婚姻观，以贤妻的角­色­开始了新生活。这时的她刚结婚没多久，尚没有孩子，因而还未开始良母的实践。丈夫在矿上当窑工，王东芹就在离矿区不远的山沟里的家中，­操­持家务，侍奉母亲，下地­干­活，等着丈夫下班回家。

生活总是有波浪的，王东芹难免也会遇到麻烦。王东芹在被介绍给丈夫李西川前，曾有人帮她和马长庆说过媒。这个马长庆没见过王东芹一面，就想当然地拒绝了。李西川和马长庆在一个窑上，也算是窑友吧。直到王东芹婚后去矿上送喜糖，马长庆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想当然”是一个错误。他心里有些不平衡，就想找回点什么。

马长庆到地里找王东芹，像老熟人一样打招呼。王东芹说不认识他，他提到了王东芹到矿上送喜糖的事，意思是他们应该认识的。王东芹不会被他抓住话柄，顺着话说你找李西川的吧，他在屋里睡觉，说完手一指家的位置，又­干­起手里的活儿。她提出丈夫李西川，是要告诉马长庆，你和李西川是窑友，我是李西川的媳­妇­，但你马长庆和我王东芹没关系，你马长庆就去找李西川吧。她告诉了马长庆她家的位置，是告诉马长庆，我不认识你，你认识的是李西川，那你该去找他。她又埋头­干­活，是表明她赶走马长庆的决心。一个对他有企图的男人出现在她面前，她出奇的平静，出奇的沉稳，没让一粒石子在她的水面上激起波纹，更甭说浪花。

马长庆在地里转了一圈，又和王东芹搭上话，说他和李西川是一个班的，难道李西川没在王东芹面前提起过他。王东芹根本不接话茬。这一招没见效，马长庆又责怪李西川不该在家睡觉，应当帮着王东芹割豆子，这李西川也太不心疼媳­妇­了。王东芹自然不会领马长庆的情，她说：“我不让他来，就这一点豆子，还不够我自己割的呢。他上的是夜班，得让他睡好觉。”她在堵马长庆的嘴，更是自己内心的自然流露。丈夫在外做工挣钱，她这个做媳­妇­的就该把家里调理得顺顺当当，不让丈夫动手费心思。

马长庆要帮着王东芹割豆子，以显示自己关心王东芹，还想表白自己也是上夜班的，但­精­神依然很足，比李西川强。王东芹回绝得很彻底，说是马长庆要是帮割豆子，她就不割，说完真就走了。

第二次，马长庆直接对王东芹说了曾经有人把她介绍给他的事，要求王东芹和他好，王东芹不同意。

第三次，马长庆给王东芹带上一条桃红­色­的方巾，这是马长庆细心观察王东芹后选择的礼物。王东芹确实也时常想有一条方巾。

王东芹说：“可笑，我怎么会要你的东西！除了李西川给我买东西，别人的东西我都不要。”

马长庆丢下方巾，甩下一句话：只要王东芹不答应跟他好，他就一直找她。马长庆的进攻有一定的战术，从最初假装无意识的接近到公然提出王东芹要和他好，再以礼物软化王东芹，他每一步都很有章法，而且总是绵里藏针。我们有些为王东芹担心，王东芹却丝毫不怯阵。

“人要脸，树要皮，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对不起，你走吧！”王东芹抓起红方巾，冲出门外，把红方巾扔到平台下面的沟里去了。

王东芹一次也没给马长庆好脸­色­看，每次的拒绝都斩钉截铁，理直气壮。她从没有顾及马长庆的颜面，心念上更没有过一丝的动摇。文化的滋养已使她的反击成为一种本能，无需任何的铺垫就会一触即发。可以说，王东芹没有想过用很多的办法对付马长庆，她有的是坚定和忠诚。其实，在很多时候，有了这些，那么许多再有力度和诡诈的进攻，对我们都是无效的。对付伤害或者诱惑，我们缺少的并非方法，而是信念。

相反，李西川就没王东芹这般气势。马长庆要求李西川把王东芹还给他，李西川说他们都结婚了没法还。马长庆软硬兼施，要李西川回去和王东芹说一下，让他睡一下她，这事就结了。李西川说：“你想找她你自己去呗，只要她同意，我不管。”

王东芹把一切交给了李西川，不留一丝一毫，以李西川为生活的全部内容，把“一进男家门，生是男家人，死是男家鬼”的中国女­性­的传统婚姻观演绎到极致。李西川似乎没有完全领会王东芹的真心，不太珍惜自家的女人，居然还动了用自家女人换得自己清静的心思。

自家的女人，在他眼里心中成了可以出卖的物。这不是天下男人的共­性­，但这样的男人真是不在少数。两下一比，我们对王东芹的忠心不二多了难以言说的隐痛。王东芹啊，王东芹，你嫁给了一个男人，你王东芹自己就不再存在了。

我们还得戳戳王东芹的另一痛处。王东芹对李西川没有爱只有责任，一种因婚姻而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相信，他们这样没有爱的婚姻会随着共同生活的时间长度而渐生弥坚的亲情，从而稳固无爱的婚姻。千百年来，无数的中国乡村女­性­就是如此走过一生的。

李西川在矿下受伤腿断了，在医院里，他要王东芹离开他，免得受累。李西川之所以这样，更多的还是被马长庆纠缠怕了，自个儿也对王东芹一心跟她过日子的忠诚产生了怀疑。此时，他只是借自己受伤这个时机，试图将王东芹推出去。当然，他也有借此考验王东芹的意思。无疑，李西川在很大程度上辜负了王东芹无怨无悔的­操­守。表面上看，他这样做带有很大的不自信的因素，其实是王东芹的忠贞并未触动他的心弦。至此，我们才发现，李西川是多么的懦弱、自私和无动于衷。也就是说，王东芹的付出，在很大程度像是打了水漂。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评估王东芹婚姻观的价值。

可是王东芹不理会这些，她的态度是——

别说你伤了一条腿，不管你伤成咋样，我都会伺候你一辈子。

直到这时，李西川才似乎明白了王东芹的一片心，他与王东芹抱头大哭。但愿他的泪水里是感动，是自责，是顿悟。

从道德层面而言，王东芹是无私的高尚的；从家庭的幸福角度而言，她以自己的从一而终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完整。我们敬佩王东芹，可是，想想李西川这样的男人，我们还是对王东芹怀有同情和某种失落之心绪。

翠环嫁给同村的大炮后，对大炮的孪生弟弟二炮有了想法。翠环有那样的想法时，还处于新娘子阶段。这事就有意思了。更不用说，翠环还是个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女人。更有意思的是，翠环之所以萌生如此的想法，似乎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性­开放、生­性­­淫­荡的女人。

翠环和大炮、二炮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这让他们彼此都很熟悉。翠环结婚的当天晚上，有不少人闹洞房，人们把二炮当作大炮拉来往翠环身上压。二炮竭力表明他不是大炮，可众人却不相信。闹洞房，是许多新娘子十分恐惧的事，可翠环没紧张，反而对众人的行为十分的理解。大炮和二炮长得太像，被人们弄错，是常有的事。

大炮结婚后没有分出去住，还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这样一来，翠环的生活中就经常有二炮的影子。有那么一次，二炮揪了翠环的­奶­头。翠环以为是丈夫大炮，立眼正要大骂大炮，一见是二炮，她没有骂，也没有生气，只是脸腾地红了。

二炮的动作是那样的熟练，下手是那样的准确，力量是那样的大。看得出，二炮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一时兴起的仓促之举，他一定是有预谋的，可能私下里还反复练习过。

这个地方有个传统，当弟弟的都可以和嫂子闹着玩，不管弟弟闹到哪里，当嫂子的都得忍着点儿，不得着恼。尽管二炮和她的丈夫大炮同岁，从名义上讲，二炮毕竟是弟弟。是弟弟就得允许人家跟嫂子闹。翠环准备好了，如果二炮再摸她的­奶­头子，她就会对二炮说，要摸好好摸，多摸点儿。只揪那么一点儿，怪疼的。

二炮之举是有扎根于乡村和人们心底的风俗作为力量支撑的，算得上是正当的行为。或者说，二炮巧妙地以风俗为挡箭牌，理直气壮地进行了一次­性­­骚­扰，以满足自己的快感。在这一点上，无论二炮的动机是多么的不纯正，欲望是多么的不纯洁，行为是多么的猥琐，但行为本身是正义的，一种建立在乡情民俗之上的正义。这种正义，是一种伪正义，但不会被村里人嘲笑和唾弃。

显然，翠环也是如此乡情民俗的奴隶。她的不动怒，是对乡村传统坚定而真诚的维护。然而，翠环似乎做过头了。她非但没有怪罪二炮，反而在纵容和诱导二炮。她打定主意，如果二炮再摸她的­奶­子，她会告诉二炮，她的­奶­子是可以让二炮摸的，她希望二炮不要偷偷地一摸了之，要从出其不意的摸一下变为耐心细致的抚摸。如此一来，她已从纯粹的卫道夫走向攻击者。虽然她还没有公然对二炮说出她心中所想的，但她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这样的准备肯定有一定的心理基础，而且成为她对未来的渴望。二炮摸她­奶­子的事，她没有告诉大炮听。这是给二炮留下了机会，也为她自己实现渴望提供了保障。

在一番等待后，二炮始终没有再次摸翠环的­奶­子，这让翠环焦灼不安。她作为女人，成了别人的媳­妇­，还想着二炮这样男人的抚摸。那么像二炮这样的男人，对女人更该垂涎三尺的。二炮不是不想摸她，一定是那天她的立眼把二炮吓住了。这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想法。面对这个她认为有­色­心没­色­胆的男人，翠环开始了她的攻势。她先是从此对二炮和颜悦­色­起来，这等于在给二炮发信号，表示她是容易接受的，那一次的事她是不在乎的，她的立眼也不是针对二炮的。她和二炮开有关男女间的玩笑，这种暗示就更加明显。偏偏二炮仍然按兵不动。

用不了多久，二炮就会和一个叫小如的姑娘结婚。这是翠环最为担心的。二炮一旦结了婚，身边有了女人，那么就不会再有心思摸她翠环的­奶­子。

翠环终于走出了最为大胆的一步。她趁大炮不在家时，约二炮到她房里。这时候翠环才从二炮口中得知，大炮警告过二炮，给二炮下过禁令。

翠环想办法把二炮邀到自己屋里，专门换了一件绸布衣衫。在二炮的目光闪躲不定时，她和风细雨入情入理地做二炮的思想工作，其要点就是大炮、二炮是双胞胎，等于是一个人。言下之意，她的­奶­子大炮摸和二炮摸是一样的，大炮能摸，二炮也能摸。

翠环终于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她说，天下的男人都一样，哪有男人不爱摸­奶­的。你再摸的时候，别只揪住一点儿，揪住那一点儿，女人容易疼。你多摸一些，摸成一满把，女人就不疼了。说着眼睛往下一垂，往自己两个­奶­子上指示了一下。

翠环下了如此的功夫，二炮根本没有再摸，说了声知道了，就走了。其间，翠环只是自己意­淫­了一次。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后来她从听二炮与小如在房中的谈话，推想到二炮可能也听到过她与大炮的谈话。当初她对大炮说如果二炮敢动她，她就会剁下二炮的手指头喂狗。她猜测，她这本是说给大炮听的假话却让二炮当成真话了。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翠环十分的失落。二炮的一次大胆之举，激起了翠环的某种欲望。这欲望有企图证实一件事的目的。一对双胞胎，外表看起来是那样的相似，但他们究竟有多少的相似之处。她本想亲身体会一番，可二炮死活不开窍。不管二炮是出于何种原因，翠环认定是她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也是最大的失落之处。

在村子里，只有大炮一家是外来户，翠环家是村子里的大户。在如此的家庭里长大的翠环，自然有强烈的优越感。只要她想做的事，她就会一定要做到。先前，她要嫁给大炮，可家里人不同意。她喜欢双胞胎，非嫁不可。结果她如愿了。能够与家庭抗争的她，还有什么事能难住她的。这一次，二炮说什么也不敢再动她，让她很不高兴。在村子里，只有不敢惹她的人，哪有她想要的得不到的。从最初二炮调戏她，到后来的她动员二炮调戏她，到现在的她想了，可二炮却无动于衷。要知道，一个女人能说能做的，她全说全做了。别的女人不敢说不敢做的，她也全部说了做了。可事情并没有按照她的设想发展，她怎么能甘心。

二炮结婚了，娶了小如，俩人甜蜜的生活也让翠环受不了。小如比她年轻，而且还识字。翠环觉得与小如相比，是有些比不上。不过，小如是从别的村子远嫁过来的，而她翠环可是本村本土，是在村里说话有分量的人，她就该把小如比下去。

那么，翠环的渴望中除了感官的刺激和亲身的证实，还增加了要让小如变得彻底不如她的成分。她要凭自己的优势，给小如添一点污点。

翠环自认为聪明之处在于，她遇到难处后一没有放弃，二没有再强行突破，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悲哀之处在于，她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看似聪明的迂回战术是多么的可怕。

翠环要让大炮去把小如睡了，这样大炮就不会再管她的事，小如也会因此被玷污。这是一举两得。运用如此的战术，实际上已暴露了翠环的不自信和自己渴望的消减。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对自己的实力开始有所怀疑。

翠环把战术的开始选择在一个她认为最恰当的时机，这就是在与大炮Zuo爱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她运用自己最原始的功能，力图将大炮降服。在大炮感到莫名其妙加上以为只是一个玩笑或陷阱时，翠环竭力以最轻松的方法做大炮的心理疏导工作。可惜大炮没能接受她这一荒唐的建议。到了第二次，翠环就以拒绝与大炮同房，不履行妻子的义务相要挟。这其实还是她以原始功能出手的另一种形式。大炮仍然没有屈，翠环便恶语相加。最终，她回了娘家。

翠环无计可施，只得回娘家。这使她外表强悍内心虚弱的本质昭然于天下。一个女人以回娘家的方式与丈夫进行争斗，本身就表明她对自己的力量彻底失去信心，只能依仗娘家来反击。也可能是暂时躲避，蓄势待发。

大炮上门，翠环不说别的，一上来就问大炮去找小如没有。这时的大炮已经没有退路。

大炮被逼无奈，只能去把小如睡了一次。偏偏事后小如发现了大炮的行径，烈­性­的小如上吊自尽了。没了老婆的二炮去当兵，最后没了音信。大炮则在一次与土匪的战斗中，被土匪打死了。

这是一个凄惨的结果，我们不愿意看到，翠环没想到会这样，当然也不希望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几乎找不出一个可以帮助翠环解脱的理由，可似乎也不太好责难她。

一种本是可有可无的渴望，一个原可以当作玩笑的生活细节，在人­性­中某些恶的东西唆使下，成为巨大的灾难。

这个叫想的乡村女子，是位新娘子。

想嫁给矿工长路，从乡下来到矿区，是来探亲的。想临出远门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有一句话，想记得最真切。

母亲说，挖煤的人苦，洗衣做饭，铺床叠被，好好待承人家。

母亲的话，有对煤矿工人的同情和关爱，更透着女人为人­妇­后应走的路。女人，没嫁时是属于父母的，出嫁了，就属于那个男人了。不用说，想的母亲一定会常对想说，闺女是替人家养的。这不是说母亲不疼女儿，不盼着女儿谈婚论嫁，而是旨在时时教导女儿，这女人那，成了家，命就是男人的了，一切都得为男人活着。母亲一日复一日的以身示教，在乡村大地和母亲怀中成长的想，自然承袭了乡村有关女­性­人生的常理，母亲在生活中的角­色­也转化为想走出娘家后的行动准则。

想能牢记这句话，是因为母亲的交代与她的心相吻合。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里面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女人是水，在娘家时被父母的心盛着，被男人娶了，就得在男人的河里流淌。水不在河里流，没有河这样的怀抱，就没有活路。在西方，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也可如此理解。那么丈夫健健康康的，生活好了，才会有妻子的滋润和幸福。想这样的女人，不是自己直接去获得幸福，而是以自家的男人为支点，间接争取幸福。看起来是一种策略，其实是女­性­自甘为弱者的体现。

就这样，母亲与女儿完成了人类史上一次关于女­性­立场的接力。一句话的背后，是无数生活细节的叠加。

想对丈夫长路的了解可能有限，而对煤矿以及丈夫的工作情况更陌生，只是知道煤矿工人不但苦，而且时时潜伏危险。人在对一件事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但偏偏掌握最要害的内容，那是最恐惧的。无法洞悉过程和细节，却有一个可怕的结果悬在头顶，想赶都赶不走，这种不安带来的是巨大的心理折磨。

为了驱除无尽的不可知的害怕，想很想知道矿井下究竟是什么样子。长路不好好和她说，只是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也许，他已经习惯井下生活，也许他不愿让新娘子过分的害怕。当然他要说清楚也非易事，毕竟许多事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察感知。不过，长路倒是给想讲了一件事，说是他班里有个矿工，攒了钱买了布匹准备过年回家时结婚，可春节的前三天，井下出事，这矿工被埋了，当把快不行的他扒出来时，发现他的安全帽没戴在头上而是被抱在怀里。安全帽里写满了未婚妻的名字。长路的本意是以此事告诉想，矿工最疼自家女人。

可怜的想，没有领会透长路的用意，而是被矿工说没就没的遭遇吓呆了。到了晚上，心中所思呈现在她的梦中。一个噩梦，是对现实无尽恐惧的展示。醒来后，她更加希望自己能够和丈夫一同下井，共同面临可能遇到的灾难。

长路上晚班，晚上走早上回，这意味着想要一个人担心受怕地熬过漫漫长夜。午夜时分，在这个想与丈夫应是最亲近的时刻，小两口却要分手。想嘴上让丈夫走，胳膊却在丈夫身上越缠越紧。在这个浪漫而温馨的场面里，想品尝着新婚的快乐与幸福，但也蛰伏着担心和不安。也许，她正是试图以幸福来淹没内心的担忧，并渴望幸福时光被无限拉长。

早上，想会很早醒来。当然，夜里她也没法睡踏实。早起的想，扫地，擦窗户，以自己的勤快用­干­­干­净净的家来迎接丈夫下班回来。其实，她还在以劳动驱赶心底的焦急。太阳出来了，以往这时候，长路就进家门了，可今天没有。想依然稳稳当当地做着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我不担心，我才不担心呢！”这时候的她，内心的担心其实已不由自主地往上泛。听似自信的自言自语，实质上苍白无力。想还会哼着歌儿，想像丈夫进门后，丈夫会说什么做什么，她又会说什么做什么。

如果说自言自语，是为了让自己镇静，那么细致的想像，就是以强化未来的情景来充实现时的虚空，并在强化中让未来最终成为现实。

活生生的想，在屋子里做这­干­那，阳光下的身影是那样的清晰。可是，屋里只有她的­肉­身，而她的心她的灵魂早已交给丈夫，成为丈夫身上的一部分。

太阳又高了些，想彻底乱了心神，再也沉不住气。想无法再让自己在家等待，只能去矿上看看，在矿井附近迎接她的丈夫。这时候的想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旦丈夫从井下上不来，她就决意跳下去。

想到矿井口，别人告诉她长路已经出井，这让她心安稳了。想回到家，看到长路和衣躺在床上，生出了一丝怨气。这是欣喜之下生出的怨气，是比喜气还甜的怨气。

长路见想回来了，就要和想亲热。想心里也有同样的冲动，也知道丈夫的心思，可她要丈夫先吃饭。在井下劳累了一晚上，上来没吃一口饭就要亲热，想不乐意丈夫这么做。想怕丈夫的身子吃不消，让他先吃好饭。

不行，没事也不行，你当你的身子是你一个人的！

显然，想拒绝丈夫的要求，出于心疼丈夫的身体。同时，她也在提醒丈夫，他的身体不只是他一人的，还是她想的。他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她的人生，他没有权利损害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身体。不给丈夫这个权利，实际上是给了丈夫一份责任。想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丈夫是家庭的中心，丈夫的身体是她灵魂的栖居地。她得倍加珍惜。

丈夫吃完饭，家里来了长路的几个工友。等工友们走了，长路说要睡了，说着就睡着了。想叫了几声长路，希望他醒过来，享受亲热的快乐。可长路太累了，想醒也醒不来。想不忍心再叫长路了，抱着长路的一只胳膊也睡着了。对于她来说，长路睡好觉，下井­干­活才会多一些安全，她也才会少一份担心。而能够和丈夫呆在一起共同进入梦乡，她就可以睡着很踏实很甜蜜。

尚在新婚的想，已经把自己的欲望深埋，埋进丈夫的欲望里。丈夫的生命是她生命的支撑，而她的心只为丈夫跳动。

想熟睡了，我们的思考才刚刚苏醒。

小文儿，很像小孩的名字。但在《不定嫁给谁》中，刘庆邦说“有个长成了的姑娘叫小文儿”，按照乡村的一般­性­标准，她该16岁上下。显得稚气的名儿，让我们仿佛看到小文儿小河般的清纯文静和乡间野菜似的柔­嫩­可人。这似乎也是对她个­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命运的一种暗示。在乡村，一个女孩长大了，就意味着该找婆家，小文儿当然也得如此。这是乡村的传统，有时更是成|人一种必不可少的标志。当然，对于乡村人而言，这更是完美幸福人生的必经之路。在这一点上，小文儿表现得相当的从容，也只能从容。平生的第一次相亲，田庆有对小文儿感觉挺好，小文儿对田庆有的印象也不错，这事本来就有戏了。

田庆有是媒人给小文儿介绍的第一个对象，小文儿就想了，作为一个姑娘家，在相亲的问题上应该拿点劲，按书面的说法，应该矜持一些，哪能第一次相亲就答应下来。和小文儿同一个村的姑娘，相亲相了八九个，最后才挑中一个。她相亲不一定非要达到这个数目，但相五六个总不算多吧。倘若相第一个就认可，是不是显得价值定位不够高？在别人看来，是否太着急一些？

小文儿是想得多了些，但由不得她不想。她生活在乡村，面对乡里乡亲，不想得多些，就会被人笑话。一个女孩子家有话柄落在人家手里，是件不算光彩的事，冷不丁地就会被羞红脸。当然，村里人不一定对一相就中的姑娘家说三道四，但那些被百家问的姑娘常被村里人挂在嘴边，流露的是赞美。这是姑娘家引以为自豪的地方。这种不对称的评价，其实就隐藏了乡村根深蒂固的价值标准。这里还有二元背反的中国传统­性­思维。对一种情况的褒，就意味贬低另一类事。就像小文儿现在遇到的情况，人们对受到许多人打听做媒的姑娘大加赞赏，其实就是看不上那些一相就中的姑娘。

小文儿把自己的幸福暂放在一边，倒是先为自己的荣誉和地位作番打算。显然，她是属于乡村的，乡村固有文化积淀而成的风情民俗滋养了她，使她在不知不觉中循着前人走过的路走下去。在乡村文化中，她小文儿的个体已不复存在。她只是河流中的一滴水，只有随流而下。这使得她遇事不是先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而是把别人怎么看放在第一位。这个时候，小文儿心中并没有爱，更没有意识到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就这样，真正的爱沉没于过多的想法中，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萌发。

小文儿总归要嫁人的。这以后，小文儿相了不少亲，数量比预想的要多得多，方位上把四面八庄的小伙子都见过了，最远的离她家有60多里地。小文儿的相亲可说是百里挑一，比了又比。然而，她每相一个都和田庆有比一比。“好像从田庆有那儿定了一个标高，后来者不但跳不过标高，有的连摸到标高都不能”。这有些像猴子掰玉米，总觉得后面的更好。小文儿一味地在讲究要多相亲，而没有把心事放在谁是她的意中人上。相到最后，她觉得还是田庆有好，有了回头拾回那份感觉的念头，可一打听，田庆有已经与别人订了亲。按照乡俗，俩人一订亲，婚姻大事就算敲定，小文儿当然不能再去争。这时候，小文儿依旧是被乡俗牢牢地套住。现在城里人可不管这些，别说是订亲了，就是结了婚又怎么了，该争想夺的从不罢手。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小文儿，最终嫁给了同村的田均平。小文儿是无奈的，自然也是不幸的。

以上的这些，全在“故事的序幕”里，小文儿结婚的那天，“故事这才开始了”。刘庆邦的叙述相当的从容，像乡村老槐树下说古的老者一样将小文儿的故事娓娓道来，悠闲得很。沐浴在酥软的阳光里，刘庆邦还有些懒散和漫不经心。因而在所谓的“故事这才开始了”的章节里，小文儿的故事几乎没有跌宕起伏可言，依然在平平淡淡中向前推进。这倒应合生活的本来面具。

小说的题目是《不定嫁给谁》，用意是明了的。从田庆有到田均平，小文儿相看的对象超过了一位数，嫁给谁，是一念之事。是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遭遇过。人生之路的变数大得惊人，处处蛰伏着偶然­性­。一丝心动，无关紧要的外在因素……人们在不经意中丢失了某些东西。可惜，事后才知东西的珍贵。

当初对田庆有的那一念在小文儿心中於积了一个结，并如同庄稼一样生长着。可以想见，小文儿的婚后生活少不了与田庆有发生些枝枝节节的故事。小文儿与田均平成亲的那天，她盼望田庆有能来闹闹洞房，只要他来了，稍微闹一下，她可以将以前的事做一了断。嫁给田均平的小文儿，是有了家的感觉，并一心一意忙活着。只是她心里撇不下田庆有，就连田庆有叫她嫂子，她都不愿意。心中藏着一份情感，不会轻易消失的，何况小文儿对这份情感倍加看重，丝毫没有压抑、冲淡的念头。

刘庆邦并不满意这些，在叙述中故意将田庆有和田均平推至对立面，田庆有攒钤阶倘螅村里人赞不绝口，女人们更是嫉羡田庆有的女人落进了福窝里；而田均平正经事不想­干­，靠打纸牌、搓麻将赌博混日子，小文儿悔意自然产生了。没有得到的，常常是最珍贵的。小文儿也不例外。她对丈夫越看越不顺眼，处处来气上火，相比之下，田庆有在她眼里更加完美。一日复一日的生活，加剧了她的悔意。

天不怨，地不怨，只怨自己当时多了个要面子的念头，把一桩好姻缘错过了。

这时的小文儿真正觉醒了，虽说有些晚，但比起那些一生昏睡的人而言，小文儿是值得我们欣赏的。只要能够醒来，时间问题就可以另当别论。

醒悟后的小文儿，并没有只让自己陷入后悔中，她要以行动消解自己的悔意。让时光倒流不可能，那只能面对现实，寻找可以进入的缝隙。小文儿是要解开心中那个结的，尽管她不太明白究竟为了什么。她想方设法与田庆有接触，在屡屡碰壁后，­干­脆上门当面表达爱意。在试图拾回丢失的幸福的过程中，小文儿所采取的都是些恋爱男女间常见的方法，这无疑是在说，小文儿的恋爱才真正开始。只是她把一切颠倒过来了。机会向她敞开大门时，她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当田庆有明确而坚决地用行动和语言告诉她，一切都不可能时，她却表现出空前的激|情和大胆。看似有些可笑，然而，可笑的背后是苦涩。

庆有，跟我说实话，你喜欢我吗？说着小文儿拉住了田庆有的手。

田庆有没说喜欢不喜欢，只说：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小文儿说：不，你让它过去，我过不去，今天晚上我要做一回你的妻子。

田庆有慢慢地把他的手从小文儿手里抽出来了，说：嫂子，我觉得这不太好。

小文儿说：这有什么不好的，我又不影响你和你老婆的生活，你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田庆有的手慢慢地抽出这一细节，暴露了他内心的犹豫。这时的田庆有是极其理­性­的，他回绝了小文儿做一回妻子的要求。我们无从指责田庆有的拒绝，毕竟在道德层面上，田庆有是对的，是应该如此做的。但我们对小文儿还是怀有同情，甚至希望她能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小文儿的故事戛然而止，我们的思考也许才刚刚开始。小文儿与田均平成家了，出力流汗、绞尽脑汁­干­活建设小家庭，为的是与田均平真正融合起来，收获­精­神上的财富，得到一生的爱意。她失败了。她对田庆有的爱，是­精­神上的，她同样绞尽脑汁，同样失败了。物质上，田均平没有接受，­精­神上田庆有拒绝了。如此一来，小文儿并没有真正地嫁出去。

当初，面对强势的陋风旧俗，小文儿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爱做主。她没有。而今，她却试图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守则进行对抗。用时下时兴的话说，小文儿是该出手时没出手，不该出手时出了手。平心而论，小文儿确实是做错了。可是，世间许多事，是不能以最为简单而直接的对和错来界定的。尤其是有关情感方面的事，更是如此。我们可以嘲笑小文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可以说要是小文儿没有觉醒该多好啊。一心与丈夫相亲相爱，好好地过日子，也能走出­精­彩而幸福的人生。再者，小文儿要重新寻找爱，将会拆散两个家庭。可我们不得不承认，小文儿的觉醒和这份追求，终究是没有错的。

小文儿婚后的举动，对田庆有是一种尴尬，对田均平是一种威胁，不利于家庭的和睦稳定。可对小文儿，兴许并非坏事。从爱的角度出发，小文儿算是意识到自己丢失了什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觉醒了，还勇敢地去追逐争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小文儿走出世俗的束缚，大胆而真诚地去拥抱幸福。村里人为之震惊，甚至认为不可思议，觉得大逆不道，有伤风化。所以这才有了田庆有的措手不及，以致吓得落荒而逃，这更反衬了小文儿的勇敢。

坚信自我的小文儿，以后还指不定嫁给谁呢？因此，小说结尾说：

小文儿一个人拐到场院麦秸垛下面的­阴­影去了，看来她要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应当说，小文儿与幸福擦肩而过，只带走了重重的叹息和可能一生相缠的痛苦，她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被刘庆邦消解了，轻薄得好似水面上的淡雾，若隐若现，没有了重量。刘庆邦营造的是一种清新略带丝缕伤感的氛围，完全摆脱了悲剧的可能­性­。我们只是从“­阴­影”这一词，朦胧地看到了小文儿的一丝伤感和困惑。小文儿一个人在独自走着，相信她是孤独的。在­阴­影的压抑下，在孤独的包围中，小文儿的背影着实让我们心酸，却又无能为力。

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只能暗自期盼，小文儿不能放弃自己的向往，可以在方式方法上有所改进，当以一种符合健康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手段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这对小文儿又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愿她能破解。

人常说，树挪死，人挪活。

福梅从陈庄嫁到卞庄，意味走上一个新的人生舞台。在陈庄的娘家生活，只是她的后台排练，作为一种背景在她生命中存在。“过去”依然存在，只不过从大众面前隐失，成了福梅心灵的独享。因为来到新的地方，离开了生产“过去”的乡村，福梅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绝对的支配权。“过去”的种种片断和细节，一部分被她岁月遗忘，一部分隐在记忆的角落，在心情或现实的触摸下，偶尔会跳到现实中，在新的舞台上有所展现。她自然只会让闪光的、对她有利的“过去”在今日延续或显现，与新的生活共同塑造新的福梅。她有这样的选择权。所谓的动机，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根本没有权利对福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福梅不会在乎“动机”是否纯洁，要的是随心随­性­过滤自己的历史。

人们把新婚男女称之为“新人”，自然隐含多种意味。两个人以结合的方式，编织前所未有的生活。“新人”，也可解读为“重新做人”。自嫁入卞庄的那一刻起，福梅就意识到，在卞庄人眼里，她没有“过去”，或者说人们不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子，大家关心集中在福梅的今天和明天。也就是说，福梅可以从头再来，一点一滴地在人们心中描绘她这个新媳­妇­的形象。这样的外部环境，对福梅是有利的，正应合了她的心思。福梅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卞庄人对她也是陌生的。陌生是一种隔绝，但也是相当不错的防护，为她在卞庄人面前开始新的人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福梅牢牢抓住如此难得的机遇，以极大的热情和在娘家习得的本领，在新家和卞庄人眼中大­干­起来。从家务到农活，从家庭关系到为人处世，福梅样样出­色­，很快赢得了满村喝彩。

就这样，福梅为陈庄的闺女赢得了不错的声誉，卞庄人说到陈庄的闺女，自然就提到陈福梅，仿佛陈福梅是陈庄闺女的一个代表，她代表着能­干­、漂亮、贤慧。

卞庄人对于福梅的赞许，不但是语言上的，还有极为实际的行动。他们请福梅做媒人，为卞庄的小伙子找上陈庄的姑娘而牵线搭桥。庄稼人就是这样，最纯朴的行为表达出最真诚的心情。福梅是一个热情的、乐于助人的人，加之她深知，乡里乡亲托她把陈庄的姑娘给谁介绍一个，是对她最大的褒奖和信任。这样的事，不能拒绝，一拒绝就会伤感情。然而，福梅的感觉是，再有陈庄的姑娘嫁过来，总不是件好事。至于为什么，她一时想不透。为此，福梅和托她的人打起马虎，没有真正当媒人的念头。偏偏卞玉春的娘盯上了福梅，非要福梅在陈庄为儿子找个媳­妇­。

几乎是同时，陈庄的五婶也请福梅在卞庄为女儿福兰说个婆家。更要命的是，这两家把对方的根底都摸得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福梅要想不得罪人，再打马虎是不可能了。到这地步，福梅无退路可走，只得压制住内心些许的不情愿和无法解开的一个结，乐此不疲地为两家张罗。

似乎是因为福梅的用心，卞玉春和福兰之间的关系建立得很快，发展得更迅速。在他们成婚那天，福梅既是司仪又是座上宾，当然还算是福兰的娘家人。

福兰是福梅未出五服的堂妹，从小在一起玩，在感情上，俩人也是姐妹。到了卞庄的福兰和福梅走得特别近，一起回娘家，有什么事，姐妹俩掏出心窝地商量，是大伙共认的好姐妹。这时候，“过去”成了联结二人情感的秘密通道。

事情急转直下，是一次福梅无意之中说出了福兰小时候的一件小事——尿床。如此隐秘而又久远的事，在卞庄，也只有福梅知道。福兰得知此事不高兴了，她反击的方法很简单，也说了福梅小时候的一件小事——偷红薯。按理说，尿床和偷红薯这些童年时候的小过错，带有很大的顽皮­性­质，谈不上什么不光彩或丢人现眼。别人听来，也只笑一笑乐一乐罢了，不会太往心里去，更不会以此来评价已为人­妇­的福兰和福梅。没想到，福兰和福梅都因此而难受起来。过去某种不光彩的事，至少是无法值得炫耀的细节，一旦从他人口中吐出，对当事人总不是滋味。福梅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福梅开始意识到有了一件小事打头，那么过去的林林总总很可能就会被一点点抽出来，这才是最可怕的。自打到卞庄来，福梅的心情第一次糟糕起来——回到家里，福梅越想越气，半夜都睡不着觉。这时她的第一感觉又回来了，在她的脑子里陡然间树立得很高大。她稍稍明白一些了，当初她不愿意把陈庄的闺女介绍到卞庄来，是因为陈庄的闺女都知道她的底细。她把陈庄的闺女拉扯到卞庄，等于把她的底细也拉扯过来了。一个走到哪里，你的底细老是像影子一样跟着你，终归不是什么好事。

一个人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过去”，是件美事。此前，福梅沉浸中这样的快乐之中。她明白，如果让那些没有光泽的细枝末节从个人的记忆里泛到众人面前，不是件好事。可她并没有真切地体会到“过去”失控后的滋味。一个人的存在，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支撑的。个体的人，没有“过去”，那么生命和情感就失去了基础，只知道走向何方而不知走过的路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类没有“过去”就等于无历史可言，无历史的人类，一切都是浅薄的，缺乏生命力的。过去是一种负重，一旦失重，人类将无法承受之轻。“过去”如同我们站立的大地，之于个人和人类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过去”所具有的制约­性­，对生命和情感又生成了伤害。就像福梅和福兰，她们抖出对方的往事，让“过去”的一些­阴­暗碎片现于阳光下，虽说这些碎片本身并无多大杀伤力，但她们都感到撕心的疼痛。她们的疼痛来自于“过去”在自己不乐意的情况下出现，来自于对方的粗暴行为，来自于人­性­本能防守的反应。当然，她们在用“过去”攻击对方时，也得到了快感。能够了解他人的过去，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去”，并公布于众，面对众人的惊讶和对手的难堪和愤怒，人­性­中不健康的元素催生了快感。只不过，如此的快感，终究无法抹去她们遭受的伤痛。

这以后，她们就有了小小的但不失激烈的战争，武器都是亮对方在陈庄时候的短处，把那些过去在陈庄的往事翻晒出来。当然都是些不好的，让对方丢面子的往事。好吧，你说我一件，我还你一件。她们看似是在替别人解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暴露。

其实，这些事都算不得什么，但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福梅和福兰都感觉到有被人剥光衣服的羞耻。这才是她们最恐惧，最恼怒的。

这样的武器，有着异乎寻常的打击力。对福梅和福兰如此，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也是如此。使起这样的武器，福梅和福兰都是得心应手。

好好的姐妹，最后成了仇人。

一切因“过去”而起，但似乎又与“过去”无关。

换这一个年轻的媳­妇­，陡然间遇上了一件让她左也不是右也不能的事。这事，让她放不下，可又不敢深究。

换是一个敏感而善良的女人，敏感让她更加善良，而善良又加剧了她的敏感。

同村有大宝、二宝两兄弟，家里用大宝的妹妹为大宝换亲。可是女方家偏偏看上了二宝。家里人一直没有和大宝说明这事，大宝直到二宝结婚那天才知道和新娘子拜爹娘的不是他。长久期待的落空和遭受蒙骗的失意，一下子让大宝疯了。大宝的父母只得把大宝关在一间喂牲口的小屋里。儿子疯了，已经不再是人，更不是儿子。从主动为大宝换亲到现在的不把大宝当人看，披露了大宝爹娘人­性­的­阴­暗，一种无奈之后的绝情。拜堂的由大宝换成二宝，虽然只是父母的安排，可二宝还是觉得很对不起哥哥。他要挣钱为哥哥治病，帮哥哥再娶一个女人。

身边发生这样一件令人扼腕长叹又感人至深的故事，自然而然会让换感动不已。作为旁观者，换盼望二宝多赚点钱，早日为大宝治好病娶上媳­妇­。这是由善良和真情所凝成的希冀。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换的意料。二宝在城里打工一段时间回来，在离换和丈夫汉收的饭馆不远处开了一饭馆。二宝头脑灵活，会生意经，没多久就招揽了不少顾客。二宝的生意红火了，换家的饭馆却日渐冷清起来。同样善良的二宝为此对换家怀有歉意，专门请换和汉收吃饭。

没料在这顿饭过后一个来月，二宝突然死了。真诚和浓醇的希望一下子破灭，换无法接受。如此的心理，让她无比的细心，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直觉。所有的人都认定二宝死于心脏病突发，唯有换产生怀疑。在她无从感知的直觉中，二宝的死有问题，很可能就是被丈夫汉收毒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