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美国史》 前 言

维尔·罗杰斯曾经说，美国的麻烦并非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太多；美国的麻烦是大家自以为知道的事情，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

没有哪个领域像美国历史这样更符合这位幽默大家的此番评论。在过去的至少几十年，大多数学生接触的美国历史，实际上是一堆枯燥乏味、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故事：美国内战全是由于奴隶制、反垄断法救民于邪恶的大公司、富兰克林·罗斯福把我们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诸如此类。从殖民地时代到比尔·克林顿当总统，本书的指导方针很简单，旨在秉笔直书。

本书的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不”字。本书并不是对美国历史的一个总览，也无意于此。对某个问题有兴趣细究的读者，可去参考我选的书目。我在其中列进了两种书，一种是为了承认我在学术上的借鉴，另一种是提供一个资料列举，寻求美国历史真相的读者可以放心地有所依凭。（不需要说，我不见得认可所列的每一本书中的每一个论点；如果一本书出现在书目里，我的意思仅仅是我承认我以某种方式得益于它，而且相信别人也会得益于它。）开列出来的书有一些不幸已经绝版，多亏像这样的旧书电子情报交流系统，其中所有的书，有兴趣的读者几乎都有望得而阅之。

本书不是按部就班地讲述，而是意在介绍美国历史的一些更具争议的方面，特别着意于这么一些人：他们发现标准叙述或者常见的教科书难服人心，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心存偏见。有的读者或许发现，他们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处理得太过简略，或者完全不曾提到。但是，本书篇幅有限，某种取舍就来得必要了。我希望读者会觉得我已经写到的东西，有意思，有挑战­性­，是和主流课本的那种提到头就知道尾的陈词滥调有所不同而能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纽约哈得逊河上的欧文顿经济教育基金会”允许我使用我为《自由谈》（Ideas of Liberty）［最近又更名为《自由人》（Freeman）］写的文章中的若­干­篇，包括“以前工资为什么那么低”、“美国自由的殖民地起源”、“幼稚病的经济学”、“种族、不平等与市场”，以及“拒绝执行：杰斐逊对政府的限制”。我为此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托马斯·迪罗伦佐homas DiLorenzo）、拉尔夫·瑞科（Ralph Raico）和马库斯·爱泼斯坦（Marcus Epstein）的有益建议，我特别借重《约翰·卡尔霍恩论文选》（Papers of John C. Calhoun）的编辑克莱德·威尔逊（Clyde Wilson）教授和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历史教授多林·穆纳（Doreen Munna）教授，因为他们修正了书稿的第五章。感谢助人为乐、不发牢­骚­的玛丽莲·芬提热（Marilyn Ventiere）和德洛丽丝·帕瑞乐（Dolores Perillo）。我还感谢“瑞格纳瑞出版公司”（Regnery）的优秀编辑罗威娜·艾婵（Rowena Itchon），我和她工作得很密切，以及宝拉·德克（Paula Decker），感谢她们的艰辛工作和有益的建议。

另外的人情更是私人­性­质的。我特别感谢“瑞格纳瑞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哈里·克罗克尔三世（Harry Crocker III），正是他提议我出版此书。最后，我总是要感谢我的妻子希瑟（Heather），对她的感谢我难以言表。

大企业如何让美国人致富（1）

历史课本喜欢让可恶的美国商人出丑，说他们“剥削”工人、占公众的便宜、­操­纵那么大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被描绘成了乐善好施、自我牺牲的正义十字军；要是没有他们，美国人将每周工作80小时，用高得出格的价钱买粗制滥造的货物。每个学生在离开中学（或者大学，就事论事嘛）的时候，就是这么相信的。这也难怪，学校教的就是这种东西，一天到晚，长年累月。

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中学老师和课本作者迫不及待地要为美国历史画这么一幅画，却为何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那本篇幅不长的书《反资本主义心态》中，提出了许多可能的原因。但是，无论那话被重复多少遍，无论有多少在其他场合还算明智的人曾经为之倾倒，这种小小的道德把戏与现实之间可是彻头彻尾的不相符。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美国商人浪漫化，他们也有道德上的弱点。大企业时不时地陷入与政府的暧昧关系之中，政府是要帮助它们占公众的便宜呢。如此勾当，当然可悲，但是，这样的勾当只能证明这么一个论点：只是在接受了政府帮助的时候——采取的形式是补贴啊，对潜在竞争对手的限制啊，如此等等——企业才能在任何有意义的说法上“剥削”公众。伯顿·弗尔萨姆（Burton Folsom）教授研究了一些美国企业巨头，在两种企业家之间做了区别，原因正在于此。一种，他称之为“市场企业家”，他们积累起了财富，是因为他们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的货物好，价格又比竞争者的便宜。另一种，他称之为“政治企业家”，他们之所以捞到了钱财，多亏政府给的各种各样的特权。

政府在铁路建设中如何鼓励浪费与*

19世纪后半期跨陆铁路的铺设，典型是得到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注入的大量资助。这种资助采取了两种形式：贷款与土地许可。铁路公司把土地卖给住户来换现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为自己的买卖创造了一个市场。那些住在铁路边上的人，靠着铁路的成功而得到了生计，这通常是因为他们需要铁路运他们的货。

1862年的《太平洋铁路法案》，号召由“联邦太平洋公司”与“中央太平洋公司”来铺路轨。前者往西从奥马哈开始铺，后者朝东由萨克拉曼多开始铺。两边将最终接到一块儿。

这项工程的问题超乎寻常的多。政府补贴成了病态的刺激，这都由弗尔萨姆教授一笔一笔记录在案。由于两家公司得到的土地和贷款，和它们铺的铁路的长短成比例，在管理上就有了一个动机：快快铺路，尽可能多地收联邦资助。至于铺路质量，以及在假设没有政府施舍的情况下将会采取的最短路线，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那么多的重视。恰恰相反，曲里拐弯的路线意味着铺的路轨越长，得到的联邦资助也就越多。不仅如此，因为在山地铺路得到的低息贷款为数更多，这两家铁路公司就有更大的动力在不怎么适合铺路的地方铺路。要是它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就不会这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