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边看到她自杀消息的出版公司的老板连说可惜可惜：“可惜没叫她多写两部小说--不知道有遗作没有？倒得打听一下。”还说要给韦明发起个追悼会，那记者嗤之以鼻，出版公司的老板说：“我们并不是真对她有什么感情，不过，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就是对于你们，不是也可以增加点新闻资料吗？”

而这边韦明挣扎要努力想活下去，但是她活不了了。她依稀听到了她为朋友谱写的新女­性­的歌曲，在学校里唱响，她求着医生，屏幕上随着她的嘴型喷出来一系列大字：“请救救我！”“我要活！”“我要活啊！”

在“我要活”的呼喊中，她死了。

阮玲玉在演绎这个吞药自杀的形象时，曾对朋友黎莉莉说：“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我自杀时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脸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片吞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

拍完这场戏，全场静默无声，阮玲玉因入戏过深，拍摄结束，她的情绪依然无法平复。蔡楚生留下来默默陪伴着尽情哭泣的阮玲玉。

蔡楚生曾夸赞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说：“在《新女­性­》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许多好的表现，也从她的片语只言中，或通过剧情的矛盾斗争她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内心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她在向往什么，又在追求什么；我们都十分敬重她，也为她在思想上的这种进步而高兴；但她终究是一个太温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们又无时不为她的处境而耽无穷的忧虑。”

他为她深深忧虑着，而她在表面快乐的时候，只有蔡楚生看到了她心中藏得很深的悲情，黎莉莉1982年回忆：“有一阵子，阮玲玉喜欢唱美国电影《蓝天使》主题歌，她用英文再三地唱‘我再次堕入情网，我从来没想这样，我将怎么办呢，谁也不能帮我’。蔡楚生最了解她，经常对我说：‘莉莉，去陪陪阿阮，别让她闷出病来。’当时我年轻幼稚，不理解其中衷曲。等我意识到她的心情，已经是她自杀后。”

但是却在最后的关头，在阮玲玉向他求助时，他没有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终让红颜成了薄命。

这是一个很绝望的影片，绝望的韦明，绝望的阮玲玉，绝望的电影，绝望的现实。韦明少女时代的情人，其轻浮无情，正如张达民，后来韦明在上海时，追求她的富豪校董，其实不过是用钱玩弄女­性­的无耻小人，一如阮玲玉之于唐季珊。

也许演这个影片的时候，在现实生活里，夹在两个男人之间没有出路的阮玲玉也一点一点有了死志。她开始攒安眠药。因为曾经她有过自杀的事情，她失眠时吃的安眠药一直由她母亲保管，母亲按她的需要给她药量。就是《新女­性­》里韦明想要活下去的意愿都不能打动她，这个世界太丑陋，她跟韦明一样更愿意：“眼不见为净”，他人的是非评说，终与自己无关。

1935年2月3日，《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剧院正式上映。上映后获得良好反响，但一些记者观后认为，片中塑造的记者角­色­侮辱了记者，他们深感不满，联名向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提议，请求召集紧急会议，对该片侮辱记者一事商议应付办法。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后，决定向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将该片侮辱记者各点予以剪去；

第二，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

第三，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等事件发生。

一开始，蔡楚生、孙师毅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然后记者公会威胁道：以后关于联华广告，请一律拒登；如有联华宣传稿件，从此永勿刊载，以示拒不合作。

受到威胁的联华影业的老板不得不让步，在各报刊登载道歉广告，经过此番周折之后，经过删节的《新女­性­》才得以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

但是在《新女­性­》里饰演被记者伤害的女­性­的阮玲玉，在现实中却没有被记者放过，他们跟片中记者一样猥琐地偷窥着阮玲玉的私事，用自己龌龊的心态发挥着想象力编造情节，用各种侮辱­性­的词语报道阮玲玉的感情，张达民将阮玲玉推向法庭接受大庭广众下的审视成为这些记者集体的狂欢。

他们跟影片中的记者一模一样，到死都没放过阮玲玉。

【绝路】拈花一笑，踏碎这一场盛世烟花

【绝路】我曾经问过自己，你最爱的人是不是我。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

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你，你一定要骗我。

就算你心里多不情愿，也不要告诉我你最爱的人不是我。--《东邪西毒》

她是个美丽的女子，桃花如眼，望世界皆是瑃情，她是个如水的女子，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她是个奋斗的女子，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追求，然而，她却不是个坚韧的女子，从一个男人的桎梏里走出，又走入另一个男人的囹圄，走不出人生的牢狱，终究自判了死刑，完成|人生最彻底的一场逃狱。

这个时候，他把她往死里逼，他没有想过，到了那一日，死生一诀，流涕挽袂，他都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像赵薇和姜文演的电影《绿茶》里说：“其实我这个人挺好，得慢慢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不是个东西了。”

一念起，他们之间横隔了万水千山；一念灭，她站立的地方已没有她，只有沧海桑田。

一世繁华，葬你千秋，人生峰巅，却是断崖，走上去，就只能一跃而下，粉身成劫灰。

就在阮玲玉在电影里演着被男人逼得无路可走的女作家的时候，在现实中，她身边的男人也步步紧逼。这个时候，很快花完了阮玲玉按照当初两人达成的协议给他的钱的张达民，当他想要再从阮玲玉这里再讹钱的时候，阮玲玉不肯再给他。

为了逼阮玲玉给钱，张达民便上法庭去告阮玲玉和唐季珊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

然后律师把这封控告书发函给唐季珊，唐季珊认为所指控的俱非事实。便请律师到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但法庭判决被告张达民无罪，依据是以妨害名誉罪之构成，依据刑法三百二十五条须有意图散布于众，而指摘或转述，足以损毁他人名誉之事实，本案仅仅律师之一信，也非被告之主张，所以不构成该条罪名。

然后张达民经人指点，加上一条妨害家庭罪与同­奸­罪将阮玲玉唐季珊告上二特院地方庭，将侵占罪及伪造文书罪控告阮玲玉于该院初级庭。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判决在1月17日进行，由于唐季珊证据不足，法庭判“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

法庭先审侵占罪及伪造文书罪，阮玲玉和唐季珊均未到场，只委托律师辩护，法院以张达民所控告的两罪有连带关系，所以一起并案到地方法庭审理。

后来，有记者去采访阮玲玉，希望能从她那听到她关于张达民控告的说法。阮玲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对记者说起张达民控告她的背后的真相：

张达民原来是一个世家子弟，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一天到晚尽是在赌场里混着日子。因此，同居了数个月后，由于他自己在经济上的拮据，便对我断绝了生活上的供给。自然，人是求生存的动物，为了生活，没办法，便决意加入明星公司自谋独立。哈，那时每月薪只五十块钱。

后来我往北平去拍摄《故都春梦》了，便独自在上海尽情的赌、嫖，甚至把将从家里分得的一万多块现钱，一个钱也不给我的--这是我可对天发誓的--全都输去了。当我回上海时，他又跑来硬向我要钱，他说：“我已签出来一个空头支票，你要是再不给我钱，我的一生将就此糟啦。”起始，我是不知道他荒唐到这个田地，所以，经他再三的商恳，心里不忍，便把辛辛苦苦在北平积余的三百元给了他。天啊，谁知他竟是这般的没良心呢，更使我发气的是，后来，我母亲告诉了我，他竟当我的面想打起我母亲来了。你说，这还成什么啊，到这时，我俩的感情，就无法再弥补啦。

但是，他是什么都会做的，他会恐吓，他会闹，他要起赌博的本钱来，眼见我把衣饰当了凑钱给他，他也不叫一声可惜。你想，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一天一天的，我真给缠不过了，于是我便亲自去找罗明佑先生恳请他代为设法给他找个职业，承罗先生的情，慨然答应了我，把他荐在光华大戏院担任经理，月薪一百二十元。你说，这样总算好啦，可是他却偏偏仍常是来公司跟我寻事，闹架。唉，这些事情，如今想来，也还使我发气哩。

后来，我觉到放他依旧在这个上海的恶劣环境里，是无论如何改不过他的脾气来的，于是就再去恳托香港来的何东爵士，为他设法介绍到了瑞安轮上充任买办。可是去不数月，又用亏了一千余元，丢了职，论理，他这样的荒唐，我是可以不睬了，但是他再回来吵闹，却委实使我感到头痛的。所以在无可奈何中，便写信给苑其务先生，把他介绍至福建清税局任事。然而，吓！又不到两个月吧，竟又三日勿隔两日地写信来缠扰了。到这时，你说，我怎能再忍耐呢，我是只是请律师和他依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