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后不久，便接到出知邓州的调令。不久又收到了老友滕子京的来信，信的内容是请范仲淹为他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文。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幅描绘岳阳楼景­色­的《洞庭晚秋图》，以及唐宋名人吟咏岳阳楼的诗词歌赋。

看到这位老朋友的来信，范仲淹不知是喜是忧。庆历二年宋军在西北遭遇定川砦大败，范仲淹派军驰援泾州，当时的知泾州滕子京出­色­地动员泾州军民为宋军提供军需物资，为泾州保卫战的胜利立下战功。

第二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便推荐滕子京知庆州。

没有想到，不久就有一位驻扎在泾州的武官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一役中滥用公用钱，监察御史随即指控滕子京在泾州耗费公用钱十六万贯，甚至怀疑滕子京贪污公款。与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还有张亢，因为他用公用钱做生意赚钱。

按宋朝的规定，泾州一年的公用钱不过七百贯，滕子京泾州一役所费竟是朝廷规定公用钱的200多倍，岂不是大有问题？

其实不然。泾州一年的公用钱七百贯，其实是指正常情况下由中央财政中直接下拨的数额。但各地的公用钱，主要并不来源于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各地财政，这部分的数额并不确定。此外，中央政府还对战时的边境州府特拨公用钱，这部分的数额往往远大于一般年度的公用钱。

滕子京的公用钱，主要用于战争之后的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砦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抚恤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得到朝廷允许和鼓励的。

不过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还用这部分钱馈赠给了一些试图在西北边疆建功立业的游侠、游士之徒。《水浒传》中王进、史进、鲁达、杨志等投奔过的大、小种经略相公，也就是种谔和种师道，他们是种世衡的儿子和孙子，而种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线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的西北前线，也活跃着很多像王进、史进之类的豪侠，或者有豪侠之气的书生。如宋代大儒张载当时就在前线游荡，试图建立军功，后来拜见范仲淹，范仲淹劝他不如回家读书，可成大器。滕子京本来就是任侠之人，很欣赏豪侠之士，于是将一部分公用钱就用在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听说滕子京滥用公款，还有贪污嫌疑，就将滕子京贬为权知凤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治今陕西郴县）审理此案。

滕子京听说朝廷派人来查，怕牵连过多，决心一人承担此案，立即将账目销毁。燕度来到邠州，果然审问了很多无辜之人，闹得前线大将狄青、种世衡等人心灰意冷。但查来查去，发现滕子京用的公用钱大概是三千贯，具体用途因为账目销毁已经无从查证，但可以确定，滕子京没有贪污私吞。至于所谓的十六万贯，绝大部分是筹备粮草的军饷。张亢用公用钱做生意赚钱确有其事，不过所赚之钱主要用于购买军马，并未私入，而这是朝廷允许的。

与此同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朝中竭力为滕子京辩护。范仲淹说像滕子京这样能­干­的官员，在问题查清楚之前，绝不应该停职；滕子京如果真的有贪污行径，自己愿意同受处罚；自己也曾用军费作贸易，所赚之钱用于军务，有结余全部交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仁宗皇帝了解真相之后，已经不想继续追查。然而当时庆历新政刚刚开始，抹黑滕子京本来就是为了打击范仲淹，以王拱辰为首的一批人不愿善罢甘休，竟以罢朝威胁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不堪忍受臣僚之间无休止的争闹，结果将滕子京免去天章阁待制的官位，再将其贬到岳州这个穷小的地方了事。这就是《岳阳楼记》开篇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来龙去脉。

没有想到，滕子京果然能­干­，被贬到岳州仅一年工夫，就将岳阳楼修起来了。等到范仲淹被贬到邓州时，范仲淹接到了滕子京交给他的任务，为岳阳楼写一篇记。

《岳阳楼记》，其实是一位贬官写给另一位贬官的安慰信。文章的第一段夸奖了一番滕子京的能­干­，第二段则是根据《洞庭晚秋图》描绘了一番从岳阳楼观看洞庭湖的景­色­，只字未提岳阳楼的形制。第三、四段则写贬官的心情，有些人满腹牢­骚­，“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有些人则隐士心态，故作逍遥，“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最后一段范仲淹表明了自己的心态，说他既不发牢­骚­也不故作逍遥姿态，他的心里只有忧国忧民。这段话中国人差不多都会背诵：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的确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

两年之后，滕子京卒于苏州任上，时年58岁。《宋史》中记载滕子京一生“倜傥自任，好施与”，去世时“家无余财”。

又过了四年，范仲淹被调往颍州，途经徐州时不幸去世，时年64岁。去世之前，范仲淹也给朝廷写了一份《遗表》。一般的《遗表》都会请求朝廷照顾一下自己的几位子侄，范仲淹没有向朝廷提出任何请求，家里的事提也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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