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得太多了，只是被称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对革命怀有同情，他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胡适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他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戌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时认为：“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做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问世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