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00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政府呢?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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