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岁入大减，才会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廪空’的景象，各地起义事件不断出现。黄巾起义只是对汉朝廷打击最大的一次而已，而且远远没有结束。”

朱铉思忖：“既然是外戚、宦官两党相争，这官僚与儒生掺和的什么劲？宦官不去对付外戚，却拿党人出气却是为何？”便问陈平：“那宦官为何与党人结怨？”

“此事说来话长。”陈平总是那么不厌其烦，朱铉但有所问必要解答清楚：“官僚和儒生是两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也是最可怕的一股势力。

东汉初年，光武帝整顿吏治，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士族大户的子弟任职为官。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学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量发展极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户人家的子弟，官僚皆从儒生中选取。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廉，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现在当官，靠的是财与势之力’。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党人首领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威胁，与宦官集团针锋相对。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蒴，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的逃到了洛阳他哥哥家了，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的奇怪，问他们怎么拉？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及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宦官。”

朱铉方才明白：“争来争去，全是为了权和利啊！如此争斗，谁来管百姓疾苦？”

“正是如此！”陈平感慨：“他们为达到自己势力的快速膨胀，就拼命的兼并土地，增加赋税。百姓莫说安居乐业，就是养家糊口都难，如此这般怎能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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