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资本可能不仅仅是邪恶的，它也可能成为美德之花。至少，这是此观点提出者马克斯?韦伯的答案。韦伯成长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他的研究帮助了社会学框架的建立。假如说，资本是那些在你付过账单之后还留在你钱包里的钱的话，那么根据韦伯的说法，它也只不过是你辛勤工作的结果，因而你不可能因拥有这种财富而受到指控。相反，你或许应该受到崇敬，因为这种结果是对你工作道德的一种证明。而这些富裕的人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受人尊敬，不是出于幸运，而是出于努力辛勤的工作。就像前通用电气老板杰克?韦尔奇所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工作越努力，我就越幸运”。假如在周五晚上，你没有把自己挣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的话，那么这些通过辛苦工作所挣来的收入就将成为你有节制的一种证明。正是这种节制的态度启发了韦伯指出了其与新教教义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他的母亲是位严格的加尔文教徒。在新教教义中，尤为强调劳动与自我克制相结合的美德。当然，这些美德的结合非常有效，以至于因它所能够获得的金钱也成了一种“富裕的嘲讽”—尤其是当拥有金钱在本质上依然继续被认为是肮脏的事情时。金钱是一种耀眼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总是被掩埋、被隐藏、被放置到地下室里的理由之一。但即便是在黑暗中，它的价值仍然能够得到展现。正是对于金钱的反感，赋予了新教教义反对炫耀、反对天主教那种奢华­性­的­精­神。而这种戏剧­性­效果的烟雾，正好适用于金钱：要低调，不要炫富，而且每时每刻都努力让金钱获得增值。这就是办公室里面的那种冷静淡定型的人，他们将是笑到最后的人。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将工作完全定义为用劳动来换取金钱的做法，看起来有些被过分简化了。在这个问题上，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交换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制造出了一种双重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则是由自私自利的主人们来掌控的（*的观点）；或者说，这种制度是公平的，但它依然由主人们来掌控—他们是那些学会了自我克制的人（韦伯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思想家都在怀疑“主人”所起到的作用，但韦伯则在继续思考着工作场所中主人或者说“领导者”存在的可能含义。

他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类别。其中，“魅力型”的领导层这一说法变得最为人所熟知。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魅力是一种积极、特殊的品质，它令人羡慕地出现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之中—就是说，你正在为其工作的老板身上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和说服力，以至于你非常乐意跟他一起工作。或许，你甚至还因为想要获得他们的赏识而变得任劳任怨。但对于韦伯和那些受到其影响的人来说，魅力却有其黑暗的一面。就像是一种秘密的配料一样，它的难以琢磨和其为人所热爱的程度是一样的，但它并不是一种能够通过学习所可获得的能力。而且，当某人获得提升时也通常是由于一些难以确切表达出的品质，而不是一个人履历表里的任何记载，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人们的不同成就。这种观点很危险，因为这暗示着那些有着与生俱来魅力的人，能够以此来侥幸弥补自身基本素质的不足，甚至用这种魅力来掩盖其与其他技能熟练的人的差距。更加糟糕的是，这还是一种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密谋出来的­操­纵，如韦伯所言，领导人身上的“魅力”有多少是来自其内在的优点，就有多少是来自他们下属对其的那种迷信般的认同。站在饮水机旁边，我们总是习惯闲聊老板的八卦，人们对此偏好也不过因为他是老板。而这种八卦的唯一作用，就是加强了老板的特殊­性­和与众不同。即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老板如白开水一样乏味，但我们依然无法停止给他身上增添神秘感。这意味着，人们习惯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而不是集中于我们自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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