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了解到，桑塔格的这本书是在艾滋病的第一次浪潮袭来[这本书再版时，书名也改为《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的时候所写的话，那她强调这些有关疾病的综合­性­特质，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感到特别稀奇的事情了。艾滋病是“­性­传播疾病”，这给予了道德上的多数派一个借口，用以劝诫那种“罪恶的堕落行为”。艾滋病既暴露了这个群体的滥交行为，又以“文明”的方式惩罚了这些患病者。我们不应该忘记艾滋病爆发初期时那种让人印象深刻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跟诗人布莱克的“看不见的蠕虫”一样，艾滋病也从非洲直接横扫到西方。仅仅是源自对它没有足够的了解，就抵消了它正在大量传播的这种现实。当然在今天，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与对其他在阳光之下出现的疾病所了解的程度一样。而且有人希望，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的不断了解，人们能够不再如此沉湎于桑塔格所提到过的那些隐喻。这些隐喻不但居心不良，而且似是而非。有一条歹毒的规则宣称，“不能治愈的疾病总是要比能够治愈的疾病多”。事实上，人类对神秘疾病的征服过程依然在势如破竹地前进，因此人们获得康复的希望从来都不会落空。

这种把病痛和病人­性­格联系起来的治疗方法有着自己的用武之地。即便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主流的医疗手段，但人们依然能够通过“替代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①—也就是通过找到疾病病灶—的方式来与主流的医疗手段进行竞争。不仅如此，这种“替代疗法”的手段还再次断言了疾病和病人之间以­性­格为基础所产生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仅在身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在身体和头脑之间—在病痛和自我之间—也同样存在。例如，当你去一个采用顺势疗法②的医生那里看病的时候，你会谈到自己的整体情况，而不仅仅是指出自己哪里不舒服。与你遇到的那些受过医学教育的普通医生不同，这些顺势疗法的医生们就像是相信身体和头脑分离的二元论的哲学家，他们能够把­精­神状况跟身体的物理­性­数据分离开来。这种疗法的观念是：身体和头脑相互作用，并形成了一种有关于神经和­精­神的网状物；头脑并没有拖整个身体的后腿，而是与之联合在一起，并且形成一个整体。与之前它们各自分离的状态相比，现在它们的集合所起到的作用则超越了它们原本各自所能够达到的作用的极限。在这种不占主流的非传统的医学观念中，存在的另一种假设便是基于人的完善模式而非缺失模式（defieit model）：医疗本身的主要目的并非改善体内某种失衡的状态，或者是解决身体的短暂故障。古代诺斯替教③的一个现代分支所持有的观念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内部都存在着一个神灵，它正等待着被释放出来。它所寻求的则是完全统一的人类潜能开发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宗教的确在积极地鼓励身体去体现一个人的自身­性­格，甚至是成为这个人灵魂的中介。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当疾病离去的时候，你就不仅仅已经治愈了疾病，还让自己的心智也得到了提高。

问题在于，这种传统的“替代医疗”却成了巫医、巫师、宗教治疗师为自己谋取好处的手段。上述那些从业者们，不管他们身处何种地位—他们不再需要行医凭证，不需要草药，也不需要医生助理—他们都使用神秘部落里来历不明的气味以及借助催眠式的氛围来武装自己。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原本已经不明朗的病情变得更加神秘兮兮。假如说，医生的权威已经在病人心中建立起来了，那么在病人和那些声称知道如何去治病的人之间，后者想要去利用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完全毫不费力，尤其当病人们处在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之下时。更加糟糕的是，这种神秘的治愈方式不仅并不能够治愈我们的疾病，或许还将带来一种可怕的后遗症。比如，你去针灸师那里本想让他为你重新调节一*内的循环，但最终你却因为针灸所使用的针头而感染了疾病。在存有这种后果的可能­性­时，又有谁会不信任专业医生呢？至少，他们还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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