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1349页。

67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版，第485页。

68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九，岳麓书社1984年10月版，第389~390页。

69刘蓉有《寄怀曾涤生侍郎》诗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虎观夜谈诗，龙城春校士。”是知二人相识比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所说早一年。参见刘蓉《养晦堂诗集》卷一。

7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光绪十九年刻本影印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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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白杨坪曾家(13)

7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5页。

72刘蓉：《与曾伯涵郭伯琛书》，《养晦堂文集》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三十九辑之482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据光绪四年（丁丑）刻本影印本，第185页。

73清代的会试共考三场，每场三日。中式者称贡士，继续参加殿试，殿试试策论，取中者方称进士，以成绩分为三甲，由皇帝宣布名次，称为传胪。传胪后三日，新科进士再试论、疏、诗各一道，由皇帝亲自命题，当日交卷，称为朝考。朝考名列前茅者，选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散馆成绩优秀者，才能真正成为翰林学士。

7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版，第5页。

75满妹，小妹，湘乡方言称小为满，犹如东北方言称小女儿为老闺女，小妹妹为老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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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家北返，次年正月廿八日抵京，初寓长沙会馆，二月初一日转寓南横街千佛庵，赁屋四间，每月租金四千文（约合当时银价二两）。四月散馆，曾氏名列二等第十九名，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位列翰苑，虽清而不要，但前程远大，由此开始了他十数年的京宦生涯。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可“长安居大不易”的感觉，也肯定是有的。

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官，岁俸不过四十五两银子，外加月费银（又称公费银）一两半，全年的收入不过六十三两，只比在馆学习时的廪饩1略多。此时他只是个刚刚肄业的新人，资望全无，京官们年节三敬的外快，他根本指望不上。只能靠着微薄的俸禄和全年四十五斛的俸米度日。2清代一斛合五十升，每升约折合一千毫升，俸粮应该是够吃的，可用钱上要紧得多。就按初到京城时的房租计算，月租四千文约合纹银二两，全年二十四两。开去房租，曾国藩手头可用的银钱只有三十九两，平均每月不过三两多。当年十月，父亲竹亭公携曾国藩妻欧阳氏、子纪泽，弟国荃入都，一下子添了四口人，居家用度，手头之拮据，日子之清苦，可想而知。

从曾氏家书中，其经济上的拮据可以略窥一斑。曾氏授职翰林院检讨后，有了份固定的俸禄，可转过年来，在给祖父星冈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机感：“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3在给父亲的信中则云：“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4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禄虽低，可前程看好。日后一旦起用，外放为府道，内用为京卿，往往不几年即可擢至方面或京堂大员。债权人不担心收不回钱来，自然不会逼债。俸禄、借贷而外，京官们的额外收入尚有年节三敬，是地方官员用以拉关系，联络感情的赠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与关系。曾国藩此时乃官场新人，资望全无，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炭资”（即炭敬），不啻为画饼充饥。

六月，曾氏有了一项可供挹注的财源。身为乡党的他，接手了长沙府会馆的财务。会馆每月有大钱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此项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5有了这笔可以暂时挪借的钱，他的境况大有改善。到了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今宣武门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宽敞了许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当于十两）。所以到了年关，他还是得借贷五十两，加上挪借会馆的六十千钱，当年还是背了八十两银子的债务。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乐观。四月，债务已增加到二百两，而九弟曾国荃返乡的数十两川资，自然要由他筹借。冬天虽有了五十两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饥荒越拉越大，曾国藩在年终家信中不由感叹：“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6曾国藩这里所说的“得差”，指的是外放学差。近人何刚德《春明梦录》中对此有一则说明：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即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试）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7

次年，曾国藩迎来了仕途上的转折。三月大考詹翰，一百二十七人中，他名列二等第一名（一等仅五人，故曾国藩实是第六名），授任翰林院侍讲，连升四级。此番大考名列前茅，是其仕途转折的一大关键，引见时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到了五月，他终于得到了为所有翰林期盼的外差，出任当年四川乡试的主考。这也就意味着，四川本届正副两榜七十四名举人都是他的门生，门生于座主，例有馈送，所以这一趟外差下来，曾国藩得银千两，大大纾缓了他的窘困。“四川差竣，得俸千金寄家，为馈遗族姻之用。”8六百两为家中完债零用，四百两馈赠亲戚。居官四年，难得接济家用，奉老人甘旨。9国荃还乡时，他只能捎回区区十两银子，作为“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10这一千两银子，终于成就了他孝敬父祖，周济亲友的夙愿。“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11其心情之快乐与舒畅，可以想见。

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岁俸增加了十几两，可曾家吃饭的人也添了许多。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到了进学的年纪，要立家塾，请先生；亲友外加男女仆­妇­，“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实为可怕。”12添丁进口，房子也不够住，于是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住房二十八间，月租三十串京钱（约合十五两银子）。身份高了，出门以马车代步，起初雇车，自七月起，自养车马，每年须花费上百两银子。年底补转侍读，但品级相同，还是从五品。次年，两个兄弟国潢、国华联袂进京求学，衣食住行及学习考试的费用，作为大哥的他，自然要全力负担。这样，曾国藩的家累仍很重。

转过年来（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仕途上仍是顺风顺水。三月派任会试同考官，五月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即转补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自古为辅佐储君的衙门，清代自雍正以后不立太子，所以詹事府的职任成了闲曹。“诸官毫无所事，不过如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13左右庶子均为正五品，年俸增加不到六两银子，可却是仕途中极为关键的升转站，到了这个位置，意味着高层的大门就要对他敞开了。年底，他被补任为日讲起居注官，同时直文渊阁事，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种顽症，“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靡之有痒，搔之见灰。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14此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他“颓散万状，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仍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对此，他惊喜之外亦颇感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7随后他又被派任为教习考试的总裁，成为该闱百余名中式者的座师，18仅门生们的贽敬银，就收入了二百余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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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3)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随着曾氏的资望渐高，“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20挚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其遗著，买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不售，贫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为买石勒铭。朝廷因水旱灾害蠲免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当具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负一乡之望。从当年那个初涉京师，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曾氏从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家境纾缓了不少。“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济族戚之贫者。”21可升官后，“应酬较多，用费较广”，还旧账，借新债，仍是摆脱不了寅吃卯粮的局面。年终岁尾，积欠的债务仍接近一千两银子。居京八年，曾国藩早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手头拮据，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只能要兄弟们返乡看顾。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为一任学政最好，三年任满，即可归家省亲。退而求其次，或派任为外省主考，能解决旅费问题，也可就便归省。22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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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5)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32

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3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36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省成千上万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上来的优秀学子汇集于此，有幸成为进士者，不过百余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这些人，可称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与这些人为伍，国藩自然境界大开。37谈到交友，他兴奋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38硕学鸿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荫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座师，同考被称作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二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彼此互通声气，有着特殊的情谊。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他们终生，是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座主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汲引，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6)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名位显赫，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测，曾国藩官运亨通，全在其座师提携。但从他留下的日记看，国藩于这些人，并无特殊的关系，除与同年们一起贺寿拜年而外，平时几乎不走动，也没钱走动。况且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绝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同样的门生座主关系，仕途蹭蹬，沉沦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与其说曾氏以夤缘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运气好。两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从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谓简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于同年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或同乡，或同年，或同事，往来过从者，皆跻身翰苑，极一时之选者。除定期会课39外，曾国藩每日里与朋友谈诗论文，酒食征逐，几乎日不暇接。“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40静下心来后，他痛自反省：“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42

曾国藩是个酷爱读书之人，何以会痛贬自己“不学如故”呢？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在京师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程朱之学。清代学术，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所谓宋学，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学。乾嘉以降，汉学大兴，但程朱之学作为朝廷树立的正统，仍然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20世纪的哲学教科书中，程朱理学被定位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学说，尤其在人­性­论上，更被认为是扼杀人­性­的毒药。故而在这个问题上，须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学，做人与学问并重，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也。宋儒是以继承孔子道统为己任的，故其治学自然也贯彻了这一宗旨。其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大为后世所诟病，如清儒戴震抨击其为“以理杀人”。其实“以理杀人”者，与程朱无涉，而是后人的一种误读。这个口号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为的是培养起一个良好的人格后，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国家事务，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后来的统治者认为理学有利于其统治，拿来为己所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这个责任是不能算在学者身上的。宋儒选定“四书五经”，作为修齐治平的门径，是因为它们是儒学的原始经典，荟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论，舍此无所谓儒学，没有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只能是零篇碎简，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至于四书五经后来流于形式与教条，变为科举的敲门砖，则是与学术无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生之中的准则。推及到个人，若想消解欲念与烦恼，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个准则，也就是要“穷理”，而后躬亲实践，方能达到“不逾矩”的圣贤境界。正如西哲斯宾诺莎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遵循于必然，人生才会自由。同样，认识并遵循于理，方能真正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7)

那么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理”呢？大程（程颢）主静，强调摒除杂念，“正心诚意”；小程（程颐）主敬，强调循序渐进，“格物致知”。两人都主张知行合一，穷理与实践密不可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于理（准则）的欲念，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朱熹学识渊博，他从注解儒学经典入手，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扬弃了二程的学说，又从易学太极理论中推导出一种理气学说：太极之理为至上之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在人­性­上，则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前者为至善，后者则有清浊善恶之分。因此要通过“居敬”，“穷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气质，激浊扬清，光大善念，摒除恶念，养成高尚的人格，并躬亲实践于修齐治平之中，致君尧舜，造福万民。此即“存天理，灭人欲”之真义所在。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靠断章取义或武断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学自始至终倡导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统治者本身并无教主的地位，从而为人们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如此，处于学术正宗地位的儒学，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欲统治中华，必先尊崇孔子与儒学，非如此不足以号召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与服从。儒学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学上承孔子的道统，推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儒学的主流。由此就不难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何均取程朱理学为己用。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于草莽，满清则以区区百余万人入主中华，如何使天下人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维持统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要使民心归附，统治者除去实行德政，镇压反对派而外，一大关键就是要认同传统的主流文化，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此笼络住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于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学必不可少，恢复科举，给士大夫以进身之阶必不可少。这些做到了，才会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识阶层）与民众的认同，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方能稳固，统治者宗奉程朱理学的深层动机即在于此。但在政治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理学亦难免流为形式与教条，正如今日本应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教育，蜕变为应试教育一样，理学原有的生机被窒息，逐渐演变成为入仕做官的敲门砖。

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如魏象枢、43魏裔介、44熊赐履、45汤斌、46李光地、47陆陇其、48张伯行49等，君臣孜孜为学，励­精­图治，开风气之先，揭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此后程朱理学一直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理学名臣，道听途说者往往为偏见所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满口教条，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假道学。其实不然，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个人修养很高，勤政廉洁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是经过科举这道门槛进入仕途的，但八股制艺不过是个工具，得鱼忘筌，用过就丢掉了。皇帝没有教主的地位，帝国也没有统一编定、强制推行的教科书，所以学术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名臣宿儒的真学问源自研读原著，而非八股教条。譬如理学名臣张伯行所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这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尖子，都是头脑极聪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没有真思想，真学问，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服膺理学并在实践中卓有建树？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读者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会有“不学如故”的警语了。八股制艺并非真学问，京师士大夫风气所至，必会将他带入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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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8)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当时与之往来频繁、相与切磋学问者，主要有陈源兖、冯树堂、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汤海秋、黎吉云、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问学修身上，对他影响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唐鉴，一为倭仁。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御史、府、道、臬、藩，后内召为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直声震天下”。51在学问上，唐鉴宗尚程朱之学，躬亲实践，是当时众所公认的大学者。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听说“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52从日记中看，曾国藩开始向这位前辈问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饰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53

唐鉴于他的点拨作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昭然若发蒙也”。蒙者，幼稚无知也。旧时称学前儿童为童蒙，教儿童识字读书称为发蒙。曾国藩以此作譬喻，可见这番谈话对他震动之大。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之读书修身，处处以唐鉴所言为法，可说是亦步亦趋。譬如唐鉴自称最喜读《易》，曾国藩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录入日记，作为警诫。对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则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烟袋，从此戒了烟。

由唐鉴之指引，曾国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乌里齐格氏，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大学士，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向其请益时，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径是：研几。研者，研磨，引申为穷究事理；几（幾，音机）者，乃《易经》中的术语，指事物发端之隐微。宋儒则用为理学和伦理的概念，指称人心中的善恶之念。54倭仁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并指示他要马上作日课，不宜因循，55并允诺检视其日记兼作批语。

所谓日课，其实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记。一言，一行，一念，无不要以善恶之良知来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面我们从国藩的日记中摘录若­干­条，见识一下当时风行于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砺功夫，也看看曾国藩从中获得了哪些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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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9)

教益之一，为人勿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药石也。”56日记中所说的岱云，即陈源兖，湖南荼陵人，戊戌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乡、同年且同事的关系，使二人极为亲近，几乎无日不相过从。陈源兖为人耿直，有一则轶事记载了他的方正不阿。据说某科会试，首辅穆彰阿之子与试，时任分校57的十八个人（包括陈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门生，十七人均想借机帮衬，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陈源兖手中，阅卷后“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实）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时相无如何也”。58

谈话中陈批评他争强好胜，待人刻薄，实有所指，见于曾国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59倭仁的批语，于陈大加赞赏：“直哉，岱云可敦友谊。”于国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极是。”60

与之龃龉者名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刑部主事。小珊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一言不合，两人竟恶言相向，虽说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气使然，但小珊年长曾国藩近十岁，又是同乡而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后，亦于家信中责备他，要他尽速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61之后，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与陈岱云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62

与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国藩甲午乡试的同年兼同乡，亦与之“有面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来曾国藩寓所拜年，饭后，两人因小事口角，曾国藩“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事后自省：“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64自省归自省，心中的怨恨却难以化解。两个月后，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听到有人贬评金，曾国藩“口虽不言，心窃欣之”。65此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缺陷，很难克治。

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0)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后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摄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却仿佛行家里手般指授与别人，是为不诚。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冯是举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人往往会不虚心，以是不免“心有骄气”。76这也是有点地位、学问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非但有违恕道，而且大有“作伪”的味道，长此以往，会堕于下流，确实值得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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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1)

教益之三，毁誉名利当头，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何子贞的画作题诗。晚间自省，“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何丹溪77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与子贞久谈，而言之不怍，又议（论）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早间题诗，晚间急于知道朋友对题诗的评价，本属人之常情。可听到称誉，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则好誉之心深矣。又议论他人短处，凸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理。故国藩总结道：“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龌龊挈瓶嗟器小，饱食甘眠无用处，

酣歌鼓缶已春阑。多惭名字侣鹓鸾。82

古人讲三十而立，曾国藩此时已跻身翰苑数年，在一般士人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功，但正在刻苦自励的他却并不这样看。器小易盈，虚度光­阴­，第三四句意在自我警醒。顾镜自怜，自己饱食终日，简直一无是处。鹓、鸾，都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类，在此譬喻自己不配翰林的称号。当日反躬自省，曾国藩把自己迄无所成，归结为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83

其实，因循拖沓，做事无恒也是人类之通病。人们或因心有旁骛，不能专­精­一业，沦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或因懒惰因循，将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到明天，结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直到老之将至，方知道光­阴­虚掷的可怕与可悲。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孔子所言极有道理，是万古不易的箴言。早立志，早成功，人只有早立志，沿着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地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就如今日考上大学或博士的学子，总会松懈一阵子一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跃上枝头做凤凰，一时间反而迷失了方向。幸而京师文人间这股相互砥砺的风气，使之警醒，并给以他完善自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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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2)

教益之五，为人处事，宜端重自守。曾国藩赴朋友处饮宴，“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84后世人眼中的曾国藩，是被偶像化了的文正公。读他早年的日记，其活泼泼的人­性­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脾气火爆，好交友，喜游谈，善谐谑，常常耐不下­性­子读书。“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因下人侵蚀钱项，忿怒不能释”，“归，房闼大不敬”，85凡此种种，日记中随处可见。所谓“沾恋”，指耽于某种习惯，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如睡醒本该起床，却蜷于热被窝中迟迟不肯起身，是为沾恋之一例。而房闼不敬，则暗指夫妻间调笑戏谑之事。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常人所犯的毛病他也会犯，常人所有的缺点他也都有，读来亲切有味，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曾国藩之善谑是有名的。李鸿章与曾氏有师生之谊，咸丰九、十年间，李在湘军宿松、祁门大营做幕僚，对老师的风趣幽默印象深刻，他曾对曾国藩之孙女婿吴永讲过自己的观感。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86

当时曾国藩已是50多岁的年纪，却仍好谐谑，可见天­性­难违。

日课之初，曾国藩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兴奋得不得了，在家书中大谈心得。“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番话表现出，他已认识到科举与学问判然不同。科举记诵词章，为的是“卫身”，而“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读书人）劳心以求食者也。……科名者，食禄之阶也。”87他以自己为例，劝兄弟们博览群书，不要把­精­力耗费在墨卷上而“汩没­性­灵”。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88

进德修业使曾国藩“聪明大开”，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学问，对从前引以自傲的科名之看法，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其实今日之应试教育也是如此，读书上大学为的是求得谋生的资质，离学问之道还远着呢。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3)

至于“进德”，初入理学门户的曾国藩，胸怀抱负一下子宽阔了许多。“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华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89民胞物与，内圣外王，天地完人云云，都是宋儒倡导的理想境界，气象宏大，但实践起来很难。曾国藩此时沉迷于理学气象，以此告诫诸弟不要汲汲于科考失利这类小事，而要胸怀大志。要用《大学》之纲领指导读书，否则“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