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谈了一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之后，曾国藩向兄弟们介绍了自己进德修业中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略窥京师士大夫砥砺修身之一斑。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91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92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93邵蕙西94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95

但曾国藩很快就发现，日课固然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过上并无很大助益。诸如溺情于围棋，好动不好静，对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诗，读经­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骛种种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个月下来，戒掉的只有抽水烟这一项。他向倭仁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绝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逾闲”，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门高第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这是不可学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圣贤不能，“我辈但宜断断续续求其时习而说。”唐鉴则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现，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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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4)

显然，天­性­不可克制，即使后天养成的陋习，也绝非短时间内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终身的实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日课两月之际，曾国藩再作反省：“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策，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极静，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语是：“力践斯言，方是实学。”97

但说归说，做归做，只过了一夜，他又故态复萌。先是晏起，而后“赴何子贞饮约。……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是日，倭仁批语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冯卓怀重立功课，而曾国藩“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于是向好友看齐，再立课程如下：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课程虽立，可从日记中看，曾国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听说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随人前往观看，“仁心丧尽，比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100转过年来，甚至日课也坚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补记初五以后之事，“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数口，联系到不时出现的耳鸣、眼蒙等症状，102曾国藩归因于气血素亏，思虑过度，不能静养。决定遵从父亲的嘱咐，节劳节欲节饮食，所谓节劳，就是“寡思虑”，不能太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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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5)

截至三月初，朋友“问余（日）课册，予但有日记而无课，闻之不觉汗下”。103实际上，此后他虽然还在每日日记中自省，可日课一事已名存实亡了。三月初十大考翰詹，曾国藩名列前茅，引见之后擢升翰林院侍讲，又于五月得四川乡试考差，一去近半年。之后公事渐繁，他也就不再有时间­精­力从事日课了。

在与天­性­和嗜欲的这场战争中，曾国藩败下阵来，做圣人虽不成，但绝非一无所获。俗谚：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从何而来？自省也。从曾国藩以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段日课的经历使他养成了自省的习惯，并贯彻终生，受益终生。人不怕有毛病，怕的是有毛病而不自觉，若要自觉，则自省的功夫必不可少，它是个人修身与砥砺自新的前提。许多人难于进步，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自省，从而陷溺于嗜欲本能之中难以自拔，浑浑噩噩地虚度了一生。

但在学问上，曾国藩大有进境。“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之所为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104李鸿章所论，有一事不确，即所谓“­精­通训诂”。曾国藩虽亦涉猎汉学，然自云：“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105

曾国藩为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无门户之见，故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对于当时汉学崇尚考据、颜李倡导力行，曾国藩认为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他们对于理学的批判，因门户之见而失于偏颇，因噎废食，不足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静养，与好友刘传莹相与问学。其时，曾国藩已脱出初学时的藩篱，对学术有了自己的主见。“公尝谓近世为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公与刘公传莹讨论务本之学，而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为竞竞焉。”107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时为国子监学正，于汉学尤其是考据、舆地之学深有造诣，但无汉宋门户之见。“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指清初大儒顾亭林），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108两人对学问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报国寺前有座祭祀顾亭林的祠堂，而顾氏亦深通考据、舆地之学而无门户之见。所谓“务本”之学，是相对于追随潮流的“风尚”之学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国朝大儒之学。不知是否从这时起，顾亭林成为曾国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顾氏倡导学以致用，转移风气，陶铸人才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肯定震撼了他，感动了他。“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时对小官的称呼，意为凡身任公职者，都负有率先垂范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责任。钱穆先生称，此即曾氏毕生学术之所在，亦即其毕生事业之所在。111别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学术的本质。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6)

随着曾国藩的官位升迁，其进德修业亦渐渐让位于公务，“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公务之余则读书习字，访友拜客，谈诗论文，相约逛厂肆购书，琐碎凡庸，了无建树，日子一天天在平庸中流逝。道光二十五年，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可以看出其抱负已经现实了许多：“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112颇得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3的真义。

孔子云：四十不惑。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年近不惑，心志已定。他在京师生活了十二年，随着阅历的增长，于学问、事业、人生均有了自己的定见，无论何等光怪陆离之潮流时尚，都已不再能够迷惑他。对比他初入翰苑时好誉、好名、争胜之心理，其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是年，在回复老友冯卓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在学问修养上的新境界：

盖君子学道，尤病于近名。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也。虽著述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鹜，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而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岂笃于为已者哉？

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行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行既尊，然后吾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行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窹寐安恬。114

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我们可以用他的评价，为曾氏之学术作一总结：曾国藩“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齗齗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字）之成就，不仅戡平大乱，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115

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京师遇合的几位朋友，日后，这些人相继在其事业的不同阶段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人是江忠源。江忠源（1811～1853），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家世业儒，父祖坐馆授徒于乡里。忠源少时“英达过人。早岁能文章，好读经世书”。成|人后，“猿臂长身。目奕奕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廓达大度，开诚示人，而见义勇发其所必为，虽险阻郁塞，众人孑孑环顾惊疑，公不为动。”116道光十七年，江以拔贡领乡荐，与郭嵩焘为丁酉同年，此后两人屡赴会试不第。科举定制，每六年一次，从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选任官员，一等的用为知县，二等授予教职，俗称“大挑”。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即为大挑之年，郭、江相继赴京备选。嵩焘入京，下榻于内城碾儿胡同曾家，据他回忆，江即经由他与曾国藩相识。117曾、江“以学行相切磨”，118成为知己。此番大挑，郭嵩焘、冯树堂与江忠源都落选了，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但江忠源之为人处事，却使其声名大震，令曾国藩钦佩不已。当时有一大批时乖命蹇的举人羁旅京师，会试不第，大挑又不得，多有贫病潦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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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7)

陕西举人邹兴愚，故籍新化，于公（即江忠源）为乡人。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兴愚病羸，咳血，又贫无仆从。公襥被就其居，为经理医药。数月，兴愚竟死。时君所尝受业者邓鹤龄，湘乡举人，亦病咳血，垂殆。公既为棺殓兴愚，属其族人邹溥霖送归陕西，而身护鹤龄南归。鹤龄寻卒，公又为任棺殓，而致其丧湘乡。当是时，公义声震京师，人以得一识公为幸。其后同年生曾如礲死京师，公又为其归丧。119

江忠源所为，大有古代侠义君子之风，于朋友之道，至为难得。所谓“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120曾国藩以同乡之谊，亦曾对邹、邓二人施以援手，或经理后事，或帮衬路费，但论起江忠源所为，还是叹服不置。

湘乡邓铁松（即邓鹤龄，铁松为其字）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诚必信。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即邹兴愚，柳溪为其字）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灵榇回南。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121

当时天下承平，举世昏昏，而忠源来自民间，深知地方积弊，于即将到来的变乱颇有先见之明。“尝从容语国藩：‘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既归二年，而复至京。余戏诘公：‘青莲会匪竟如何？何久无验也？’公具道家居时，­阴­戒所亲，无得染彼教。团结丁壮，密缮兵仗，事发有以御之。逮再归，而果有雷再浩之变。公部署夙定，一战破焚其巢。诱贼党缚再浩，磔之。”江忠源以此功被朝廷赏戴蓝翎，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九年，江到京候选，“又语国藩：‘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逾年，而复有李沅发之变。又逾年，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作矣！”122

江忠源被分派到浙江补用，在捕盗、赈灾诸事上勇于任事，清正廉明，大得民心，也深获曾国藩座师、时任浙江巡抚的吴文镕的器重。派他署任秀水知县，很快又实授丽水知县。咸丰元年，曾国藩荐江于朝廷，奉旨赴部引见。未成行，闻父丧丁忧回籍。一年多后，两人再会于湖南时，江忠源已是首创楚军，历经大小数十战的名将了。曾国藩初练湘军，原是想交给江忠源统带作战的，可见他对江氏的信任倚畀之深。

第二个人是胡林翼，他对曾国藩后来事业的影响，还要大于江忠源。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又号咏芝），湖南益阳县人。父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乙卯科探花（一甲第三名），累官为詹事府少詹事。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123胡自幼聪慧，“少负才气，不甚措思也。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124道光十五年（乙未）举乡试，次年联捷（乡会试连续中第称之为“联捷”）。胡父为四品京堂，岳父是当朝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堪称世家子弟。胡小曾一岁，却早一科成进士，科考之途，比曾国藩顺利。但在仕途上，却不如曾国藩幸运，早早遭遇了蹉跌。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8)

道光二十年秋，胡林翼奉旨出任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却因主考文庆携人入闱阅卷，吃了挂落。作为副主考，他担了失察的责任，降一级调用，125旋丁父忧回籍守制。由红翰林而连遭降级、丧父的打击，胡之侘傺消沉，可想而知。服阕后，他并未销假复出，而是“杜门不出，终日书卷翰墨自娱，……知心（朋友）至，相与放荡形骸，流览山水。春秋佳日，独从一奚奴散步乡村，与野老谈稼穑忘归，道旁之观者不知其曾践清华也。”126

此时，前面提到过的由科举而结成的那两种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当时的大学士潘世恩、陕西巡抚林则徐、安徽巡抚王植、云贵总督陆建瀛、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等封疆大吏，或其座主，或其父执，纷纷去信督促其出山。道光二十六年初，胡北上京师，销假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例降补为京官（内阁中书，从七品），可身负处分，升迁不易；而且俸禄微薄，难于奉养老母。再一个选择就是走捐输的路子，争取外放为地方官，更易有作为，在俸禄之外也有更多养廉银的收入。树挪死，人挪活，胡林翼当然会做第二种选择。而外放为知府的捐例甚贵，要一万两银子。127好在其老师、同年、门生纷纷集资助捐，曾国藩曾述其事之盛：“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128六月，林则徐为其报捐知府，胡林翼却选择了贫瘠偏远的贵州省，决意从头做起，­干­一番事业。

时龙山友人李如崑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善地，君何独取于黔？”公（即胡林翼）曰：“天下官方，129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我）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驻节地（胡父曾任贵州学政），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地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爱。”李公为之起敬。130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四月散馆，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他与胡林翼相识，当在这之后。但胡夏秋之际典试江南，回来后受到处分，紧接着胡父去世，次年八月林翼扶柩还乡。二人在京师相处的时间不足一年。时间虽短，但亦非泛泛之交。湘乡、益阳两县均隶长沙府，二人为同乡；胡林翼年纪虽小一岁，可科名早于曾国藩，曾国藩还要称他为前辈。胡林翼出京前，曾国藩前去拜访，胡赠给他两部岳父的文集，并将一些家用什物送给了他。八月初三胡扶柩出京时，曾国藩一直送到东珠市口。131道光二十六年五月胡回京销假，年底即分发贵州，在京仅半年，从两人的日记、书信中也看不出二人有何交往。但以同乡而兼前辈，曾对胡是敬重的，尤其是胡之才­干­，更为他所推重。所以曾国藩后来才会有“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的荐语。132但在此时，曾胡二人谁也不可能想到过，日后两人会携手作战，成为中兴名臣。

胡林翼在贵州为官五年，历长安顺、镇远、思南、黎平四府，每到一地，以缉拿匪类，除暴安良为先，使多年盗匪不靖而官府无可奈何之地，一一重获安宁。胡为官­干­练清廉，于民生、教育等，亦多有建树。“在黔数年，政声大著，上达宸听。”以致对于来京陛见的云贵封疆大吏，皇帝都会问及“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133道光薨逝后，咸丰即位，因太平军势力蔓延，命各省督抚保奏所属司道府厅州县可胜大任的官员。在总督保举的十人与巡抚保举的八人中，都有胡林翼的名字。要他奉旨迅速来京，送部引见，但因黔西南剿匪未蒇，直拖到咸丰三年年底，胡才自带数百黔勇赴援湖北，与曾国藩再会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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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19)

作为负才不羁的世家子弟，胡林翼与另一中兴名臣左宗棠，相交更早，­性­格也更为投契。胡、左订交于道光十三年，其时曾国藩还在乡下苦读，而林翼已博览群书，胸怀­干­济用世的大志了。

公（即胡林翼）既长，聪强豪迈，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是岁二月湘­阴­左文襄宗棠（文襄为左氏死后之谥号）以会试至京，公一见订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见者咸怪诧不已。134

左宗棠为学亦不拘于章句，年方18，即购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地理名著，“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135胡、左学有同嗜，故能一谈而成莫逆。后来，左宗棠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澍的儿子，由此又与胡林翼多了一层亲戚关系。136左宗棠科名甚早，道光十二年中举，但后运不佳，六年中连续三赴会试不第。而胡、曾虽后起，却已相继致身翰苑。宗棠愤而绝意于科举，居家耕读坐馆为生。他与曾国藩相识，是曾丁忧回籍之后的事了，两人间的关系，我们放在后面交待。

再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后来并列为“中兴四杰”之一的李鸿章了。此时，他还是个默默无名的晚辈，但曾国藩对之青眼有加。“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137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泉），安徽合肥县人。李家世代耕读为生，与湘乡曾家一样，数百年与科举功名无缘。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38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与曾国藩为戊戌同年。同年之子即所谓年家子，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当然会另眼相看。李自幼颖慧，在父亲与名师指导下攻读经史，学问功底扎实。道光二十三年以优贡参加顺天乡试，一举中式。次年会试不第，留京师读书备考。李文安时任刑部郎中，带他遍访同年与同籍京官，为他步入仕途铺设了广泛的人脉。

丈夫只手把吴钩，定须捷足随途骥，

意气高于百尺楼。哪有闲情逐野鸥？

一万年来谁著史，笑指卢沟桥畔路，

三千里外欲封侯。有人从此到瀛洲。139

这是李鸿章赴顺天乡试途中的诗作，那年李鸿章年方20。人在这个年纪，都有种心雄万丈，睥睨一切的气概，觉得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果然，道光二十七年再试，李鸿章登了龙门，是科中进士者，还有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后来曾国藩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曾话及当时自己对鸿章等人的欣赏：“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末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140陈作梅141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末四君子。”142李鸿章后来亦自称“少从公（指曾国藩）问学”。143令人不解的是，曾与李父既为同年，且同住京师，来往应该是很密切的。但在他们的文集中，却不见任何往来的踪迹，而曾国藩当时的书信与日记中，也极少与李鸿章交往的记录。20世纪30年代，广益书局曾出版过一部《清代四名人家书》，收录了李鸿章九十通家书，其中颇多其早年从师于曾国藩之事。但这些“家书”，经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先生考证，均为赝品。144由于书阙有间，我们只能肯定，青年李鸿章很受曾国藩的器重，至于他们在京师期间如何交往过从，只能俟诸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后的新资料了。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0)

羁旅于京师时，曾国藩还有一个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的朋友——罗泽南。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为湘乡县人。罗泽南“幼颖悟，10岁能文。家酷贫，溺苦于学。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145其祖父为了供他赴试，一件布袍，典当过七八次。贫寒之外，罗家还累遭不幸，“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即祖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励，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146罗泽南虽刻苦力学，但时运不济，是个十足的老童生。他自15岁开始应考，直到33岁时才以府试案首进学，41岁时方以岁试一等补为廪膳生，享受到公费补贴。在此之前，他一直靠坐馆授徒维持生活。在长沙贺家坐馆时，罗得以结识唐鉴、刘蓉与郭嵩焘。由此机缘，罗成为曾、贺两家的媒人，促成了曾纪泽与贺长龄女儿的婚事。曾国藩也是由刘蓉、郭嵩焘那里，得知家乡有这么一位学行优长的学者的。

罗泽南“高颧方颐，­精­力绝人。读书潜思力践，言动造次必以礼法。”147虽沉滞于科举，可学力深湛，“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致用）”。他以道德之士自期，在学术上“大率推本横渠（即张载），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勉强力行为用”。148其著作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罗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他抹上了几分悲壮­色­彩，而其道德学问更使之声名鹊起。远近学子，纷纷负笈从游。较为著名的有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此三人后来均从罗泽南赴援江西，战死于南昌城下。王錱、钟近蘅钟近濂兄弟，钟氏兄弟后随王錱从军，败死于羊楼司。此外还有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罗信南兄弟、翁筼登、易良翰、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潘鸿焘、左枢、杨昌濬等。而从罗氏讲学过从之友人，同县有谢邦翰、刘蓉、彭洋中、周牧、贺雍、魏万杰、淇长龄等；县外则有湘潭的王士达、王荣兰，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兄弟，长沙的丁叙忠，宁乡的刘典等人。149其中成就为一代湘军名将而位列封疆者，大有人在。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华、曾国荃赴省城读书，附课于罗泽南处。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为兄弟们高兴，此时他已从朋友处得知罗泽南学问德行俱优，堪为师表。“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即刘蓉，霞仙为其号）、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150又有“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之叹，说曾国藩与之神交，不为谬也。曾国荃对罗泽南之道德学问，亦极钦佩，在给曾国藩的家信中，称其为“吾邑伟人”，“叩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谈吐，则“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顽廉懦立”。151

咸丰元年，罗泽南始与曾国藩通信。罗曾为贺长龄家西席，故为贺家女儿做媒，提亲于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国藩初不情愿，但因竹亭公坚持，终与贺氏做了亲家。而后，太平军由广西北上，围困长沙，全省人心惶惶。湘乡县令朱诒孙委托罗泽南、王錱、刘蓉等编练乡勇，以保卫乡里。咸丰二年底，丁忧回籍的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这部分乡勇就成为他属下的基本力量，罗泽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国藩麾下的部将。此后数年，罗或在省内剿匪，或出省与太平军作战，所向克捷，备受倚重，成为湘军早期的名将。罗、曾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此时，两人虽相知甚久，尚无缘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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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1)

与曾国藩同为京师旧雨，且与其今后事业大有关系者，还有毛鸿宾、李元度、陈士杰、莫友芝等。毛鸿宾（1806～1868），字翊云，号寄云，山东历城县人。毛与曾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江南道御史、湖北道员、安徽臬司、江苏藩司，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后迁两广总督。曾与毛私交甚好，称毛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于曾国藩丁忧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与债务，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继骆秉章出任湘抚，为征战大江南北的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饷与兵员，是曾氏最终能够克成大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县人。少时肄业于岳麓书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后官县学教谕。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元度旅食京师间，闲从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为其字）、孙芝房、吴南屏、杨杏农诸公游”。154曾国藩回乡组练湘军后，李上书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转战至江西，李长于文墨，一直在曾身边综理文案。后亦带兵作战，官至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

陈士杰（1823～1892），字隽丞，湖南桂阳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贡廷试一等第一名，分户部任职为七品小京官。为人耿介，“敝车羸马，不喜造请”。同事中唯与阎敬铭相友善。“曾文正于朝考读卷时相知赏，又同乡先达以鉴裁自许，倾怀延接。”“咸丰元年，（陈）丁父忧，贫不能归。文正躬为办装，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并许之为“外朴内朗，­干­济才也”。155陈回籍守制时，适值桂阳土寇起事，陈为乡里所推，带乡勇剿灭之。曾国藩治军衡阳时，“闻公知兵，手书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军与太平军初战湘潭，建策者实为陈士杰。湘军克复武昌后，陈以功用为户部主事，随即还乡省亲，此后一直留居湖南办理团练，以抗御石达开闻名于世。后累官江苏、山东、福建按察使，浙江、山东巡抚。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县人。父莫与俦为嘉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友芝家学渊源，道光十一年中举。“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访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二人）造榻订交而去。”156虽仅一面之交，却是后来遇合之机缘。咸丰十年，莫以知县候选，后入胡林翼幕府，为之校刻《读史兵略》。“胡死，从曾国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身通苍雅故训、六艺157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久之，名重西南，学者交推。”158胡、曾聘其于幕府，非为军事，而是校刻书刊，切磋学问，由此亦可见儒将气象之一斑。

曾国藩为人雅好交游，由此结识的众多人才，构成了一笔无形而且深厚的资源。当然，好交游绝不是滥交游，曾国藩交友，有着自己的选择，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诫兄弟们的，择友宜慎之又慎，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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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2)

曾国藩的京师生涯中，还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咸丰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所谓圣德，是个恭维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广大这三种行为。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陈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个假设来讽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乾隆朝大臣孙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但曾国藩此疏不是讽喻，而是实指咸丰行政处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颜直谏的意味。

那么，这三种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们看看曾国藩怎么说。他先给皇帝一个抽象的肯定，说咸丰关注朝廷礼仪、臣工应对这类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总把眼睛盯在这些细微末节上，则会“流弊为琐碎”。在列举了几个臣工因礼仪疏忽被罚的实例后，曾国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到了朝廷对广西民变处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关乎国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边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孔子曾称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贤，“颐情典籍”，也是“好古之美德”。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咸丰二年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将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可臣工们各抒己见之后，“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未几而斥为乱道之言，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61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指责皇帝用心不诚，徒尚文饰。

第三种流弊就更严重了，曾国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着边际的语句，说咸丰“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162其实是一种反讽，意思是说，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众臣如无物的样子，看似气派很大，适足以“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并举例说咸丰二年下诏求言，要求臣子们贡献用人行政的意见；而近来则屡屡宣言，“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大有乾纲独断之意。若这么一味自大下去，广大之美德就会变质为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流弊，会给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奢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163

奏疏的核心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164奏疏虽措辞委婉，可指摘了咸丰的行为，等于是批了皇帝的逆鳞。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165“深嘉”其实未必，咸丰放过他，为的是表现自己的宽宏大度。其后在上谕中，咸丰完全否定了曾国藩的指摘，表现出了帝王的傲慢：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3)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颇，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166

这样，曾国藩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但事情传出后，却为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自此疏之上，曾国藩忠直之声乃大著，天下想望风采矣。”167一道犯颜直谏的奏疏，何以会有如此反响，这就不得不由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了。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除不断加强皇权外，在怀柔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朝廷也对所有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众所周知的文字狱。皇帝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思想钳制也必然会斫丧文化学术的生机，催生政治的腐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但却听不到来自现实的真话，是政治腐败的重要表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道光一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面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奉命惟谨，“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

曹中堂（即曹振镛）168当国，始嘉庆末年，至宣宗（即道光）朝特见委任，而­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扬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本朝家法，政无大小皆由宸断。至宣宗嗣位，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与曹有水|­乳­之合。有识者每仰屋窃叹，以为三十年后，才与财皆尽矣。……至曹死，穆、潘169两相国相继枋政，用人行事，一尊其辙，升达者非夤刺（拉关系）即疲苶，170士风既变，国事遂日非。17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枢如此，则京师与地方官场的风气不问可知。当时有个叫沈垚的浙江人，在京师官宦人家坐馆，曾对亲眼目睹的官场风气，做过这样的描述：“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又云：“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指外省封疆大吏），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士大夫之别称）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谱；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172

举朝如此，个人只能随波逐流，难得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173但大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174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几次使他萌生退志。但朝廷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振作起他的­精­神。

《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4)

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旻宁去世，皇四子奕讠宁即位，年号咸丰。新皇帝年方20，所为却令人刮目相看。登基伊始，下诏求言；不久后又一下子扳倒了老皇帝最为宠信的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姓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累迁少詹事、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诸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等职，道光七年入军机处。鸦片战争时，“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谤。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称‘穆党’。”175曾国藩自己，虽然并未阿附穆彰阿，可论起来也是他的门生呢。

大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对于皇权专制而言，本身就是件很遭忌的事情。所以新皇帝即位，为了扫清行政障碍，树立威信，每每都会整肃前朝的权臣。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虽已即位，但在道光去世的当年仍沿用其年号），咸丰忽然下了一道诏书，罢了穆彰阿的官，罪名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迎）主意。”176但举出的事例，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譬如说潘世恩荐用林则徐，穆彰阿说林身体不好，赴广西剿匪身体怕承受不了，咸丰骂他是“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其实穆彰阿说的是实话，林则徐果然病死在赴广西的路上。至于庚子年（1840）主张与洋人议和，是他看出道光不想打下去，逢君之好的举动。说他“揣摩以逢主意”，则有之，而责任实在于道光，他不过是按照皇帝的意图行事而已。可在当时，朝野上下都同情林则徐，在心里认定了他是欺君误国的­奸­臣。

这么一个人，咸丰一下子将他拿掉，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会振奋人心。“诏下，天下称快。”177朝野上下，无不觉得当今皇上是有为之君，原来以模棱平庸为风尚的朝政也开始出现了些新气象。有些大臣开始应诏进言，曾国藩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可很快他就发现，皇帝并未认真对待大臣们的建议。“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178如此下去，朝政不是又会回到先朝那种“万马齐喑”的状态么？曾国藩激于为臣的道义，于是就有了上述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竞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意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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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京师居，大不易(25)

中国古代对于大臣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即所谓臣道。“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于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180因此，为大臣者，最重要的并非每日的公务，而是把他的智慧、知识与经验贡献给朝廷，辅佐皇帝走正路，成为造福天下万民的一代圣君。当然，这只是儒家期望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高度的集权造成了一种君主恣意而行的环境，地位与权力所造成的高高在上的威势，使皇帝更乐于乾纲独断，更喜欢那些先意承志，顺从听话的官员。尽管统治者的才智、品德常常不过中人，但却每每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只有当形势危及其统治时，他才会认真听取与采纳臣下的建议。而咸丰，正是这样一位君主。

所以，尽管曾国藩所为博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尽管皇帝没有因为他的批评而处罚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可咸丰文过饰非的态度令他寒心。此后，他虽然还曾就国是上疏，但都是就事论事，犯颜直谏遂成绝响。故《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曾国藩犯颜直谏之第一疏，同时又是其犯颜直谏的最后一疏。之后不久，曾国藩因母亲病逝回乡，旋即奉旨帮办团练，直至咸丰病逝，君臣间再没有见过一面。

咸丰二年，曾国藩已年逾不惑，阔别故乡十二年的他，是愈来愈想家了。加之广西局势恶化，国是日非，曾国藩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181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182

六月，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于赴任途中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即换装奔丧。归心似箭的他，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呢？居丧守制，奉养老亲，督课子弟，著书立说；有一份俸禄，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优游于乡里，或许就是他此刻所期望的人生归宿了。

注释

1廪饩，即钱粮补贴。庶吉士在馆学习，每月可领到四两五钱银子的补贴。参见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58页。

2曾国藩初仕时的收入，系笔者折算，当时银价合二千文一两，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备陈民间疾苦疏》，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又参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40~541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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