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27~228页。
18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0页。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1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2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炮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3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4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茓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2)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6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7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8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9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10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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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3)
曾国藩墨纟志出山，后半生大半时间都陷于与太平军的苦斗之中，所以，笔者有必要为读者补叙一下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对其来龙去脉做一个扼要的介绍。笔者所选用的史料，主要是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原名TheodoreHamburg，音译为：西奥多·汉伯格）所著《太平天国起义记》（原名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译者简又文改为《起义记》）。这部小册子中讲述的，多是洪秀全的从弟、后任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亲历亲闻的事情。洪秀全金田起事后，他为了逃避清军的缉捕，逃往香港，匿居于韩山文处，此书即韩根据他的亲口讲述记录下来的。是书1854年出版于香港，距金田起义爆发不过四年，距太平天国建都于南京不过一年，时间既早，又出自当事人口述，既权威又可靠。据译者兼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称：“历来欧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国者，咸以为此书为最真确可靠之史料。尝考吾国官书或私人著作关于洪秀全身世及太平军初期历史之种种记载，其详实可靠，无能出其右者。”12
再一种可信史料则是张德坚所编纂的《贼情汇纂》。张德坚原是湖北巡抚衙门的一名巡捕，出于职业敏感，每每将有关太平军的资料详细记载，汇编成册以供当时的军政上司参考。但上司们于此多不甚措意，直到遇到曾国藩，才真正受到重视。曾国藩将缴获的太平军大批文书与他的资料比对后，发现其资料相当准确，遂给以薪资和经费，于武昌设立采编所，搜集整理太平军方面的情报。以张德坚为总纂，集中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书生从事这件事，其中多数人曾与太平军有过实际接触。太平军再陷武昌后，这批人转移至长沙。从咸丰三年至六年，他们通过审讯俘虏，询问被裹胁后逃脱的民众与太平军活动地区的百姓，分析缴获的大量敌方文献，编辑整理出了这部几十万字的情报总汇，详细记录了太平天国的领袖、将领、人员构成、官制、军制、宗教礼仪、文书制度、给养来源与行军作战方式等系统资料。由于是供给湘军作战的情报，所以与一般炫耀武功、贬低诬蔑敌手的清方官书不同，其可信程度极高。简又文先生称之为“清军官书中之最有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者”。13可惜此书资料截止于天京事变之前，缺少太平天国中后期史料。
另一部可资凭信的史料就是著名近代史大家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郭先生广搜史料，选材精当，参订互证，钩玄提要，为太平天国作了一部日志体的长编纪事，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嘉惠学林，功莫大哉。罗家伦先生称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是将来写太平天国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据书”。14简又文亦称其书为“极便利极有用之研究工具书”，甚至以之为可以直接引用的“权威之作”。15
再有就是太平军后期主帅李秀成及其他诸王被俘后的供辞，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所言为第一手史料。再就是敌对双方大量文献档案、战争亲历者的各种笔记、回忆等等，辅之以后人较为严肃之著作。总之，以当事人之言证当时之事，尽可能揭示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是本书撰写之宗旨，故无论于曾国藩方面，还是太平军方面，都要以第一手材料说话立论，这是笔者采撷史料的基本原则。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4)
接下来介绍曾国藩与大清国的对头、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其人。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秀全是其“得道”后的自号。“全”字拆分后为“人王”，加上他小名中的“秀”字，合为新名，寓天命在身之义。洪氏是宋代自中原迁居于广东的客家人，洪父名洪镜扬，世业农，居于广东花县的官禄村，与元配王氏，继配李氏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长女名洪辛英，季子便是洪仁坤（秀全），行四。次女名洪宣娇，即后来嫁给西王萧朝贵者。一说洪秀全为李氏所生，与两兄为异母兄弟。16洪父在当地声望甚高，是村中长老，洪秀全幼时，则“品行躁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17
洪火秀7岁开蒙，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自13岁起，开始应童子试，据说县试时成绩不错，唯独过不了府试这一关。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后来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之影响。道光十六年春，他在广州（花县隶于广州府）参加府试时，曾遇到过两个在路边传教之人，其中一个名梁发（又名梁阿发）者，塞给他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他当时一心扑在科举上，略微翻阅便置诸脑后了。
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再试，又都名落孙山。屡试屡挫，洪秀全从13岁考到31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虚耗殆尽，却仍未能获取秀才的功名，他也由此步入了老童生行列。应试而外，洪火秀所能做的就是坐馆当塾师，挣些糊口之资。以他自幼争强好胜的个性，屡试不售，肯定对其精神与自尊是重大的打击。在道光十七年那次失败后，急火攻心的他，病倒了。他的病，从幻视幻听、狂躁不安与谵语等症状看，应该是中医所说的癫狂，即因情志郁结而导致的神思错乱。
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最初，见多人对彼欢迎招致。初以为此乃死亡之征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知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其时彼之长兄二人扶其坐于榻上，秀全言毕即闭目，全身无气力，不能自主。在场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两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时间竟失去知觉，不知身外各人言动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但其灵魂似为一种特别能力所附丽，以故彼不特有一种奇异的经验，而且事后尚可记忆清楚。
其始，当秀全闭目时，忽见一龙一虎一鸡走入室内。未几又见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音与，抬）一美丽肩舆至，并请其乘坐，乃共舁之而去。秀全骤受此荣宠不胜惊异，不知如何是好。
彼等未几即到一华丽而光明之地。两旁聚集有无数高贵的男女敬礼而欢迎秀全。下轿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谓之曰：“污秽的人啊！何以自暴自弃与那些人亲近，以致惹得满身肮脏呢？如今我必得要把你洗净了。”洗毕。秀全进一大宫殿，同行者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其中有许多古先圣贤。在宫中，彼等以刀剖开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伤口即时复合，全无痂痕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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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5)
宫内四壁均有木牌，上刻劝善教德之言，秀全一一读之。彼等旋复进一大殿，其美丽与华贵，不可言喻。上有一老人，披金发，衣皂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一覩秀全，老人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恶者则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言毕，老人即授秀全宝剑一柄，用以铲除魔鬼，但令其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给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再赐以金黄|色的美果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美。秀全既受此帝皇的徽讠志，即时开始劝告同在各人敬拜高坐宝座之老人。有人听罢即回答云：“我们对老人确未尽本份了。”另有人说：“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且与朋友们饮酒寻乐罢。”秀全见各人心肠如此冷硬，乃继续劝导，以致下泪。老人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着工作啊！如遇有种种困难，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转向座中年长有德之辈言：“秀全真堪任此职。”随即带引秀全出殿，命其自上俯视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心邪行乖的。”秀全俯览全世，芸芸众生，一切苦痛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秀全神游既醒，仍受奇梦之影响，自觉头发直竖。忽然间，怒从心起，自忘身体软弱，穿衣起床，走出卧室，诣其父处，鞠躬长揖云：“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其父见其自卧室出来，又闻其言如此，以喜以惧，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连续卧病四十日。在异象中又常见一中年人，秀全呼之曰长兄。此人教其如何勖作（勉力工作），并带其遨游遐迩以追寻邪神，并扶助其杀死及灭除之。秀全又闻皂袍之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
秀全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铲妖，铲妖，铲呀！铲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当我的宝剑一斫的。”其父甚以其病状为可虑，以为其咎乃在于堪舆师（风水先生）误择不吉利的坟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于是延请巫道法师回家作法逐鬼。但秀全言：“这些妖魔怎能反对我呢？我必要杀死他们！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在幻想中，彼追赶鬼妖。鬼妖形影似是变化无穷，有时如飞鸟，有时如猛狮。为操必胜之权计，彼每操老人所赐之印绶以抵挡之。一见此印，妖魔即尽行飞遁，彼之幻想又觉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处必与群妖战而无不毁灭之。每有成功，即便欢笑曰：“他们挡不住我。”
彼又常常自唱旧歌一段，其辞云：“有德青年浪游河海，救其朋友杀其仇人。”劝告人之时，彼辄涕泪而言：“你们没有心肝敬拜父老，你们同妖魔交相好。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秀全之两兄，更常紧闭其室门而严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及其战斗跳动，唱歌，教人至疲困之时，则复卧床上。俟彼入睡时，多人乃来看视之，未几全邑人皆知其为疯子。彼常自言已被封为中国之皇帝。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但如有人呼其为疯子者，彼则笑而答云：“你才是真的疯狂了，还叫我疯子吗？”凡品行不端之人来看彼者，彼均申斥之，并呼之为鬼魔。彼镇日惟唱歌、教人、斥责，均诚恳之至。在卧病中彼作了一首诗，原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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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6)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秀全之亲属以其病状请教于几位医生，医生开方投药以治之，但均无效。一日，其父发现有一小纸塞在门柱之缝隙中，纸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彼持此纸遍示家人，均不解此七字之意义。自此之后，秀全身体即日渐康健。许多友人及亲戚等均来探视之，欲亲聆其自述卧病时之经验。秀全将所记得之特殊梦境一一为之详述，毫不隐匿。亲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异，但其时人皆以为并非实际经验也。18
其时，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连皮毛都谈不上。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认真研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1843年，病愈后的洪秀全到莲花村的亲戚李家坐馆，其中表兄弟李某偶然在他的书笥中发现了此书，借去一阅，还书时称此书内容奇特，大异于中国经书。“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而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是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有此觉悟，秀全如梦才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19于是，洪秀全与那个李某，依照小册子所言，自行洗礼，皈依上帝，成为最初拜上帝教之信徒。莲花村村塾散馆后，洪氏回到家，即开始在亲戚中宣传其新的宗教觉悟，最先被发展入教的两人，一为其表弟冯云山，一为其从弟洪仁玕。
曾有很长时期，洪秀全被列入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人物，是不是这样呢？读者看了上述史料，不难自己做出判断。科举制度下面，能够脱颖而出，置身于仕途者终究是少数，多数落第者大都以教书坐馆度过一生，这在过去是件很寻常的事情。譬如曾国藩之父赴考十七次才考上秀才；又如与洪秀全同县的骆秉章，也是40岁上，才考中进士；之前都与洪一样是坐馆为生的老童生。洪秀全自幼便有领袖欲，向往做人上人，不过四次府试不售，竟积郁成疾，只能说明其志大才疏，个性敏感脆弱。至于他将其疯癫时的梦境，附会于基督教义，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拜上帝教，怕也绝不能看做是寻求到了什么真理。
历史上，小知识分子因抱负不伸，积郁成恨，一变而为反社会分子者屡见不鲜。如唐末之黄巢，家世贩私盐，富于赀。“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王）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20又如宋代之张元、吴昊，“张累举进士，不第。吴亦久困屋场，无以自伸。”21后二人投奔西夏李元昊，为之出谋划策，草创制度，致西夏强盛，遂成北宋之大患。再如明末河南杞县举人李信、卢氏县举人牛金星，均为不得志之人，适值李自成进军河南，遂投奔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民心，积久而成大业。22显然，洪秀全也是这一流人物，其出人头地的努力一再碰壁，引起了他的憎恨并将这种憎恨投向摈其于门外的体制。譬如他第三次府试落第后，病幻中所见孔子受罚于天父的梦境，他后来极端的反孔行径，都可以映射出他因失意于科举而滋生的愤懑心理。但此时他对由科举而置身显扬，犹未死心，遂于六年后再赴府试，再落第，由此激起他与现制度不共戴天之仇恨。其从弟洪仁玕后来供述：“彼自十二三岁至三十一岁，每场（县考）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殊此科（道光二十三年第四次赴考，笔者从简又文说）揭榜不售，心中忧愤，在归舟中吟诗云：‘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23洪秀全在诗中用了《易经》乾卦中的典故。乾卦九四：或跃在渊；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后一卦象，比喻成就帝业，故做皇帝被称作龙飞九五，或称帝王为九五之尊。诗中寓意至为明显：我虽暂时潜伏于深潭之中，可一旦风云际会，我会一飞冲天，底定乾坤。无独有偶，当年的黄巢也有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两相比较，同样透着一种杀气与霸气。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7)
又据其族人洪显初医生说：“彼自第四次落第回家后，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弃掷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24对出人头地的极度渴望，躁急与神经质的个性，报复这个埋没了他的社会的心理，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造反。后来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批判满清政权的：“（天王）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与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25但我们看到，其批判乃对满族的妖魔化，仍不脱种族主义与夷夏之辨的窠臼，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性。
洪秀全与其信徒，既失意于科举，又出于独尊天主，反对一切偶像崇拜的信念，故无论是民间供奉的诸多神祇，还是士大夫信仰的孔夫子，在他们那里一概在排斥之列。孔子为历代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是传统“师道”的集中体现者，上自太学国子监，下至遍布各地的村塾、家塾，有老师与学生的地方，无不供奉孔夫子的牌位。洪秀全等人不敬孔子，甚至将他们所在学馆的孔子牌位除去，在学生家长们看来，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无疑是离经叛道，为防孩子们学坏，自然不会再用这样的先生授读。于是，他们都失了业。道光二十四年春，迫于生计，洪、冯等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一为谋生，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远比开化地区更易于他们传教。
起初，他们选择了本省连山县八排、南江排等猺人聚居区，似乎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十多年前（道光十二年），八排猺曾经起事响应湖南江华、广西贺县的猺人起义，与官府对抗了###个月，在广东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瑞宾也因镇压不力被朝廷革职治罪，最后还是靠招抚才平息了叛乱。26其时，秀全已经20岁，对此事当能记忆犹新。猺人有对抗官府之传统，洪秀全既有造反之心，当然会选择他认为最有可能响应自己的地方。但到了那里之后他才发现，在言语不通的猺区，别说传教，连日常对话都难以沟通。27无奈之下，洪、冯改投已迁居到广西桂平府贵县赐谷村的外家王氏（即洪秀全母亲的娘家）。王家很欢迎亲戚们的到来，可并不富裕的家境，难以长期负担他们的食宿，于是洪秀全决定回乡另谋发展。当时其表侄王为正被人诬陷，羁押于县衙，王家托其代为营救。洪遂要冯云山等先行回粤，自己留下来帮王家打官司。洪代王家写的申辩诉状递上去不久，王为正即于中秋被释回家，王家人感于他的帮助，遂加入其新教。其间，他还写诗痛骂了当地人为一对殉情男女建造的神庙，引起了当地人的反对，于是在十月初离开王家，经桂平还乡。28
而先行一步的冯云山却并未回乡，他遇到了几个在紫荆山烧炭的旧相识，遂随之一同进山，起先为人打短工，后来在一富户曾玉珍家谋得一份塾师的职业。生活安定下来后，冯在烧炭工人中从事传教，孜孜不倦，几年下来，从教者甚多，连他居停的主人家也入了教。拜上帝教这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扩大影响，发展信徒上，冯云山成就最大，洪秀全于此可说是因人成事者。洪回家后才知道冯云山并未返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得重操旧业，坐馆课徒以维持生活。闲暇时，他苦思冥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教义。两年内，他写了若干篇传教用的小册子，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其内容则摭拾一些基督教的皮毛，随意发挥而成，主旨无非是宣传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反对上帝以外的一切偶像崇拜，而世人均是上帝之子，互为兄弟姊妹，拜上帝者升天堂，不拜上帝者下地狱之类。洪秀全此时并未读过《圣经》，更没有基督徒的基本训练，他的理论，全来自于对一本二手小册子（即《劝世良言》）的附会揣摩。29而且他偏好用韵语形式表述自己的思想，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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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8)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30
这些看上去像诗，不如说更像是顺口溜的东西，言辞鄙俚不堪，甚至不知所云。不知这是否是大病后遗症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所致，如此文笔修辞，也难怪他屡试不第了。
道光二十七年春，洪秀全与洪仁玕赴广州，慕名访晤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31在此时，他们才真正读到了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与新约，由此才对基督教之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及所从事的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寄宿于礼拜堂中一个月，因旅费告罄，告辞还乡。罗孝全负有传教任务，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派两位教徒随之还乡，以考察其品行。不久，两人又偕秀全重回广州教堂，继续教理的研究，而洪仁玕则一去不返。这次，秀全似有意受洗，加入教会，据说洪为罗氏的助手黄氏兄弟所妒忌，暗中唆使他向罗孝全要求尽快施洗并给以生活补贴，洪秀全着了道，果然向罗提出了要求，罗牧师误会他是个贪利之徒，印象大坏，不仅当面拒绝了他，而且迟迟不予施洗，放弃了发展他为教徒的想法。32洪秀全讨了个没趣，又没钱维持城市生活，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故于六月离开广州，再赴广西去找冯云山。其实，以秀全之个性及其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不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的普通教徒，他的那套以天父次子自居和造反打江山的理念也不可能为正规教会所接受，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七月，洪秀全历经艰险，重返贵县赐谷村王家，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马上赶了过去，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见到了暌违两年的冯云山。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多时间，这位表亲竟然使拜上帝在这一带成了气候。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其中有卢某、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等。萧妻名杨云娇，自丁酉年（道光十七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彼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即桂平县）、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有势力及有秀才举人之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会。有势力者如韦正（即韦昌辉）及其多数族人，举人胡某带其徒一体加入。33
洪秀全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他在曾家住了一个多月，每日与冯云山等一起会见那些当地的信徒，将他两年来研究教义的心得抄送给他们，发展更多的人入教。但他们也心生警惕，树大招风，拜上帝教的声势越来越大，必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他们决定选择更为隐秘与险固的地点藏身。于是在九月初，从黄泥冲曾家转移至高坑冲卢六家居住。此时，洪秀全听说象州有座甘王庙，甚为当地人敬畏，于是率冯云山等人赶到那里，撕毁了州官所献的锦袍，题诗于壁，历数甘王十大罪状，捣毁了庙中供奉的偶像。“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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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9)
此时，拜上帝活动虽然蓬勃发展，但其真实性质只有极少数骨干知晓，存在着公开与隐秘两种运作。据李秀成后来回忆，在公开场合，洪只是“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敬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敬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而洪秀全之外，“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之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35但在当时，并无这些封号，洪秀全也尚未称王，远近信徒只知道有个天父派到人间来的洪先生而已。我们再来看其入教与祭拜仪式。
凡有人皈依教道而愿入会为教徒者，即施以洗礼，不问其预备或学道日期之长短也。洗礼仪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适于中国人之观感也。有一张忏悔状，上写明求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乃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任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净内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宥。受洗礼之教徒即领受各种祈祷文，于早晚进膳时念之。……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新年或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牲品献祭，祭毕，与祭者同食之。……祈祷时，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阳光入室之处，众闭目，一人代众祈祷。36
显然，洪秀全把他在广州教堂中观察到的基督教洗礼及礼拜仪式，加以改造，制定了自己的仪轨。但他诱人敬拜上帝的说辞，可说是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如此荒诞之教义，何以竟能迷惑万千信徒呢？
这就不能不提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了。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祇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0)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功、中功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有了适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大清帝国的衰败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够逞雄一时的最根本条件。大清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在接下来的嘉庆、道光两朝就走了下坡路。乾隆禅位伊始，鄂豫川陕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朝廷以举国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扑灭了这次###。而南方各省之天地会、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1)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懦而隐忍，无敢先动者；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机）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40
这段话揭示了嘉道以来，政治腐败的最根本表现——官吏的不作为。所谓“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对话。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曰：富裕他们。冉有再问百姓富起来后又怎么办，孔子答曰：教化他们。41古代称府县两级为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这称呼隐含着一种责任，即为官者要向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致富，富裕之后则要施以教化，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官员一旦只知谋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于不顾，任其饥寒交迫，自生自灭，甚至有冤屈者无处说理，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势必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巴不得通过一场大乱改变自己贫寒无助的地位，人心思乱；社会之不公发展到这个程度，政权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员们仍会层层欺瞒，粉饰太平，甚至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看小乱是如何酿成大乱的。朝廷之风气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忧在籍，曾在家乡帮办团练的龙启瑞42曾如此描述过道光末年的几位广西巡抚：“金田会匪，芽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龙自称）做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抚某公”、“继之者”、“又继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郑祖琛，时相指的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首辅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禄位的佞臣，那么郑祖琛既是同类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位巡抚佞佛，讲求慈悲心肠，所以报经他审结的案子，宁宽毋严，许多人犯轻易逃脱了惩罚。44上峰如此，各级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宽纵，必然助长地方恶势力的气焰与扩张。而老百姓在难以得到官府保护的局面下，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屈服与依附于恶势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当地士绅阶层倡导下武装起来，建立团练，守望相助，保家卫乡。团练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为劣绅或恶势力控制，则会成为横霸一方，与官府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接替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也曾在家书中论及广西民乱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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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2)
其地土广，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扰，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桀黠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蛊惑招诱，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盖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而俱为讳饰之。……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袒梦白（即郑祖琛，梦白是其字），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员的姑息养奸，导致广西各类非政府组织与武装蜂起。“窜扰无定，击散复聚”者，为流贼；“招纳亡命负隅抗拒”者，为土贼；“创立堂号，阳若乡团，而阴为贼盗”者，为堂匪；46此外还有天地会等会党、横行于江河水道劫掠财物的“艇贼”；等等。总的可以归纳为三大势力：团练、土匪与会党。拜上帝会亦可以归入会党一类，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为信仰基础，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传最广的会党要数天地会。其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为云霄县）高溪的僧人，俗名郑开，僧名万提喜，又号洪二和尚。47会党对百姓的吸引力在于，“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48这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为了自保，必然会寻求有组织的保护。会党的创立者的目的则大不相同，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与勇敢分子，其中，借机敛财者有之，愚弄会众自我神化者有之，聚众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会党往往成为他们追求财富、地位与权势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凭借会党的力量，从事偷盗、抢劫、走私、窝娼聚赌、绑票勒赎等违法勾当，堕落成为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的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49譬如天地会的创始人万提喜，就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会党首领的归纳，也十分切合拜上帝会的实际。它起初也行事诡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动后面，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众敛财；它以禁欲主义约束会众，其领袖却广置妾媵以满足自身的淫欲。还在金田大山中时，据被清军俘获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会首们（当时洪杨等尚未建号称王，故被会众称为“头子”）“俱着黄衣，每人ℚi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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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3)
嘉道以降，天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拥有丰富复杂的仪式与暗号系统，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的渊薮。广西的天地会组织，多由客家人建立传播，它的可怕之处即在于，任何一个天地会党徒，都可以凭借其独有的仪式与暗语，在其居留处发展新成员，建立分支，如同癌组织，在整个肌体中随机转移，四处繁殖。
广西之乱，起于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会党雷再浩之乱及继之而起的李沅发之乱。新宁密迩广西，故得到广西各地会党的响应，战火在湘桂边界蔓延了数年。会党之乱甫平，匪患又起，而当地的土客之争进一步加剧了###的形势，后来竟发展到邀集土匪参与土客族群械斗，数年之间，处处烽烟，官府穷于应付。大批客家人为求自保，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当时官府的注意力在会党、土匪身上，故其活动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拜上帝会遂得以在###中悄然发展。即使有当地的士绅向官府举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桂平县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率本地团练抓了冯，交保正押解赴官，途中为拜上帝会成员曾亚孙、卢六等聚众抢回。十二月，王作新等具状呈控于县，却遭知县王烈的批驳，不予受理。王作新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捕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由巡检司押送冯、卢赴县，洪秀全、曾玉珍被释。这一次，王作新提供了证据——传教的妖书，说他们“阳为拜教，阴谋图叛”。51据说王还向县官行了贿，冯、卢遂被收监羁押，而卢六不久瘐死狱中。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奏准许可中国人信仰及传播基督教，于是返回广东，打算向总督衙门申诉，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冯、卢二人。不巧的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已于十日前离任赴京了。52这期间，拜上帝会亦积极开展营救，除筹集数百串钱用以运动官府外，还向浔州府上诉呈递了该会十诫文书，以证明其为信教劝善之组织。而王作新等亦向府台衙门呈控，知府顾元恺将案子批回县里重审，新任县令贾柱遂以无业游荡为名，将冯云山递解回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说动了两名解差，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跟随他赴紫荆山入伙。回去后，冯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去了广东，于是也匆匆赶往广东，其时洪已自广东折回，两人于途中错过。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得知冯云山获释后赶去广东找他，于是再返花县与冯会合。适值洪父去世，洪居丧至来年五月，两人才相偕返回广西。这一去一来，两人足足有一年半时间未能主持会务，群龙无首，人心动摇之际，紫荆山发生了许多怪事，有两位骨干乘时崛起，成为拜上帝会的中流砥柱。
杨秀清（1823～1856），也是从广东花县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伶仃孤苦，困厄难堪。”53又据地方志记载，杨为人“夙有异志，贫甚，以烧炭为生，而庐中常款接侠徒，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道上，时引声而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慨。……秀清性机警，喜用权智，自谓梦中能知未来事。一日语人曰：‘吾昨梦见某地有金。’闻者如言往，果得金，惊为神异，其实秀清预藏也。又尝诇人阴私，摘发之，自云从梦中窥见，其谲如此。”54如果志书所言不虚，则杨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洪秀全所谓梦游天堂，受命下凡传教之事心知肚明，拜上帝的作用在于诳骗百姓，为己所用。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杨本人也是个中高手，唯惜他见不及此，落了后手，教主与创始人的地位已被洪、冯占据，他只能隐忍一时，伺机而动。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4)
而危机同时也就是机会，秀全二月末赴广东，十日之后，“天父皇上帝”便忽然下凡，托体于杨秀清。据说附体时杨的表现是一下子成了聋哑人，近两个月内不能言语，此后便能源源不断地传达上帝的旨意。据太平天国后来的官书《天情道理书》记载，天父下凡的原因是，世人不听天王（指洪秀全）的话，仍不知敬拜天父，叛逆天父（似指王秀才向官府控告拜上帝会为邪教一事），天父本拟大降瘟疫以惩罚世人，可一念慈悲，不忍凡间人民遭难，“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东王赎病之时，寝不安枕，食不甘味，不辞劳瘁，艰苦备尝，甚至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总欲救得天下万郭人民永远得生。故我兄弟姊妹，今日之救得生，得享天福者，皆赖东王赎病之大功劳也。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55后来太平天国专门将天父初次下凡的三月三日，定为“爷降节”，可见这次天父附体，对于稳固危机中的会众之重要性。
无独有偶，另一个有心人不甘居后，九月九日，会内骨干萧朝贵，也客串了一回天兄耶稣附体下凡的活剧。萧朝贵（？～1852），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也是穷小子，“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56后移居桂平紫荆山平隘山，亦从事伐木烧炭。萧与杨秀清比邻而居，两人年岁相当，交情至好，萧妻杨云娇为秀清族妹，三人都是拜上帝会的骨干。据《贼情汇纂》记述，萧“面貌凶恶，性情猛悍”。57李秀成则称其“勇敢刚强，冲锋第一”。58据郭廷以先生分析，萧朝贵此番耶稣附体，很可能出于鼓励与坚定会众的信心，盖当时拜上帝会因毁桂平县神像，会众与官府派来缉捕人犯的兵士发生冲突。59是时，洪、冯尚未返回，而在此紧要关头，杨秀清为何将机会让与萧朝贵，殊不可解。以笔者揣测，“天父下凡”大大提升了杨在会众中的威信与地位，萧遂私下提出分一杯羹，否则便要揭破骗局，杨无奈而将机会出让。前面提到过，萧妻杨云娇精于装神弄鬼，故“下凡”云云，骗得了会众，骗不了他们夫妻，很可能杨的天父附体的把戏，灵感还是得自其族妹呢。
当然，还会有人看穿这套把戏，既然有利可图，自然也会跟进。一时间，紫荆山会众中附体下凡的事情不断，有的甚至与杨、萧唱反调，出现了分裂的苗头。洪秀全等回来后，会众将诸多下凡附体者的言辞呈其评判真伪，洪判定杨、萧为真，一方面是肯定他们在危急关头稳定大局的作用，且二人是会中的实力派，在紫荆山炭工中威信高，有大批追随者，而炭工是拜上帝会的中坚；另一方面也有利用下凡事件神化自己学说的用意。但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赋予二人上帝与耶稣代言人的神圣地位，会在日后的权力行使上，给他造成多大的威胁。
在匪盗如毛，遍地烽烟的广西，如同浪涛下面的潜流，拜上帝会长期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发展顺利。但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局面，随着地方上日益加剧的“土来之争”而终止。土来之争又称土客之争。“土”者，土著也，即世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客”者，客家人也，即历代为逃避战乱，由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外来族群。客家人因不断迁徙，总处在被排斥甚至充斥敌意的环境中，故而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犷悍不羁的性格，抱团之外，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祖先的方言与习俗，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凝聚力，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犹如欧洲的犹太人一样，被当地人视作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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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5)
“客（家）人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人，想做绅士，想做大婆（女绅）；小小学徒，想做老板，想做财主，甚至想做伟人，想做领袖；智识阶层更不用说。”60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加上冒险、肯干的赋性，使客家人每迁至一地，大都比当地人更易发达与成功。数代之后，客家人往往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成为富裕族群，进而买地占田，与土著发生利益冲突，并逐步演变成为土客之间的族群械斗。拜上帝会的主体是客家人，因而终不免卷入当地的土客之争。
当是时，盗贼日益增多，且结队成群，势甚猖獗。四出劫掠村镇墟市。官兵奉命剿捕，甚为棘手，然而贼匪虽聚散无常，漂流靡定，官兵亦常奏功。贼匪多由广东或邻省而来，即广西人所称为客家者。广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强大。本地人与客家人之感情甚坏，互相仇视，一有事端发生，仇怨更深。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子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允退让与本地人。县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状词无数，不能审判曲直，县官似乎是畏难故意推宕不理此纠纷。据说县官暗中却怂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对付客家人。无论此事确否，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占上风，因其人好勇斗狠，成为习惯，而且大概兼有贼匪加入作战。但本地人愈战愈强，经验愈富，又因其人数较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故许多客家人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
直至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发生关系。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61
一些重要人物，就是为了对抗本地人的仇视与压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著名者如石达开与韦昌辉。石达开（1831～1864），父石昌奎，祖辈乃由广东和平县迁居广西的客家人，母为僮族人。石家是当地的富户，故石达开粗通文字，但因父母早亡而肄业。石达开后来被俘后的供述中称：“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共六人聚众起事。”62石达开从贵县带去的人大多为银矿矿工，精于开挖隧道与爆破技术，成为日后太平军中攻城拔寨的生力军。
韦昌辉（1826～1856），原名韦正，僮族人，广西浔州桂平县金田村人。韦家“素业质库（即典当铺），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3韦家虽富，可世代业农，没有功名，故为当地之强宗豪右嫉视与欺负。“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即花钱捐了个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使）大黄江巡检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韦）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64其家遂成为拜上帝会的大本营与兵器制作据点。金田背山面河，又有山路、水路与平南、象州、永安、武宣、贵县、修仁诸县相通，易守难攻，韦氏又是当地的大族，故被选为起事的大本营。
《曾国藩评传》曾剃头(16)
客家人因系外来迁住人口，要苦干几代，方可能用积累下的资产购置田产，有田产才能向官府纳税完粮，这是客家人在当地落籍的基本前提。而非落籍二十年以上者，无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得不到功名。65这样，当地的士绅阶层均为土著，而由士绅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无疑是敌视客家人的。客家人为求自保，必得托庇一个能够包容与保护自家的组织，拜上帝会适时而起，自然会成为客家人投奔的对象。如此，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与当地团练组织相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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