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县太爷升堂审案的县衙门在战火中化作了灰烬，这意味着古镇作为一县之首府的气数已尽。人民政府于公元1954年把县机关搬到了另一个镇。古镇就此结束了作为县城的历史。如果要给老县城开个追悼会，悼词该这样写：她诞生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历经唐、吴越、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曾经阔过，但终究衰落。曾是全县政治经济和地理上的中心，又因闭塞而被边缘化。最终因年老­色­衰（城墙坍塌）、脉络不畅（水路阻滞、公路崎岖、铁路不通）、患心脏病（县衙被毁）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1132岁。

古镇是否是县城，对镇上的老百姓来说也无所谓，该吃饭的还是吃饭，该喝粥的照旧喝粥。直到几十年后，新县城撤县设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市区的繁华越发显得老县城闭塞落后，卖掉古镇的一个大宅院也换不来市区的一个车库，镇上的居民始如梦方醒有了切肤之痛。当然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镇政府成了古镇的最高权力机关。昔日祝和斋曾主政的镇政府大院始终没变，只是名称在变，本来叫镇公所，解放后变为初级社、高级社，到后来又变为人民公社。

古镇人民政府贺永昌副书记的案头摆放着一封信，就是祝和斋写给地委而后又退回来的那一封。他抽着烟，心里盘算该如何处置这事。信他已仔细看过，满纸的狡辩，为自己鸣冤叫屈。上级的批示却有些模棱两可，什么“酌情处理”，叫人摸不透是褒还是贬。可他想从中作些文章，“酌情”可由办理人说了算，“处理”是必须的。他想你祝和斋还想为自己翻案？太天真了。你是孙猴子总逃不过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你平反了那我岂不是错了？没这么便宜的事，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要不然下一步你还不闹得沸反盈天。不过这事还得借助于申彦书记之手。

镇里一把手申彦书记的办公室比贺永昌的要考究得多。办公桌是用厚重的红木制成，幽幽地发出暗红­色­的光，木质的清香很远就能闻到。座椅是一把老式太师椅，做工考究，雕刻­精­美，它的高大宽阔让坐在上面的人平添几分显赫和尊荣，就是牵一条狗坐上去也让人感觉威严得不敢仰视。贺永昌每次进来总要向宝座望上几眼。可是早先被祝和斋占据，现在申书记又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

申书记四十来岁，比较讲究仪表和衣着，三七开的西洋发梳理的一丝不乱，脚上的皮鞋和身上的呢绒大衣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年轻时读书不少，是­干­部队伍中少数几个有学问的人，学富五车必然才高八斗。在他看来，做个小镇的一把手就像是庞统做县令——大材小用，小试牛刀而已。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治大国如烹小鲜”那般举重若轻，但当个县长，治理个把小县是绰绰有余的。

贺永昌进来，递上那封信的同时也丢出一支香烟，说：“申书记，祝和斋的信你看过没有？问题严重得很呢？”

申书记划着一根火柴，低头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一口，随即两道白烟从鼻孔中喷出。他拿烟的姿势也跟贺永昌不同。贺永昌跟别的烟鬼们拿烟，都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抓。而申彦不，他是用中指和食指尖轻轻地一夹，平添几分优雅。他伸手向前面的木凳一指，示意贺永昌坐下，漫不经心地回答：“看是看了，他也就是为自己叫屈，­肉­痛那几块断砖碎瓦，也没什么，泥鳅掀不起大浪。”

贺永昌不情不愿地坐下。那条凳子太小，跟太师椅不成比例。两人如此坐着往好处想，是小学生正在挨老师训斥，往坏处想，那是犯罪分子在接受审讯。贺永昌就是看不惯他的那种派头，一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样子，自恃喝过一些墨水就目空一切，似乎古镇除了他都是傻子，世人皆醉唯他独醒。

贺永昌现在有求于他，也就顾不得这些。他说：“我看这事得往高处看，并不是保护文物那么简单，这是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的疯狂进攻，是被打倒的地主剥削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向革命阵线反攻倒算。”

“有这么严重吗？”申彦不屑地望他一眼。他最看不惯贺永昌总拿着­鸡­毛当令箭，屁大的事也要上纲上线，太没有政策水平。他背地里就跟人讲，老贺这种大老粗只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打打杀杀弄得­鸡­犬不宁，只施苛政不用仁政，没看过书，不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实足一个土八路，土老冒，做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还算凑合。

贺永昌意识到，要说服申彦，光讲些大道理没用，一定要把事情跟他个人的切身利益挂上钩才有效。他说：“申书记，这是谁是谁非的问题。如果他是对的，那反右运动不就错了？我们不就冤枉他了？如果我们镇政府搞错了，那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你可是镇里所有事情的把关人，不等于说你搞错了吗？你说对不对？”

“唔，照你这么说来，也有道理。政府怎么会错呢。”申彦想犯不着为这种小事跟老贺唱对台戏，还抹黑了自己的政绩。就算冤枉了祝和斋又怎么了？小小一个中学教员！反右是近期最重要的阶级斗争，连钱伟长、费孝通、刘海粟这样的大人物都可以成为右派，他一个中学教员当右派一点也没委屈他。平日两人里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但在对付祝和斋的事情上，申彦经贺永昌的提醒，双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那你看怎么办？”申书记问。

“我看应该让他去农场待几年，给他点教训。”贺永昌见申彦已被说服，便开出了他的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