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大萧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值得追问的是，应当说，美国在这次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说不尖锐，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到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土壤。1933年初，曾经创造了“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叹道：“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罗斯福就职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连一向处世乐观的罗斯福，眼见马里兰银行倒闭时也惊呼道：“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

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塞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做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1933年1月发出12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的警告。在面对普遍­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们称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激进甚至暴力的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000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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