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案的被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在上海原有的100亿元社保基金中，有32亿元被监管官员挪用，私自拆借给私营企业用于高速公路等行业的投资和收购。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社保案的浮出水面，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受到刑事、党纪政纪处分。

上海社保案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几十亿元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上海社保案最让人关注之处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而上海历来被看做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唯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这当中过去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有企业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5年，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涉案数额巨大的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几名被告人共挪用社保基金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2年9月，因诈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2000万元，原海南达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泉润被判处死刑；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票，被廊坊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至于与之关系密切的一般公众更是连知情的可能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整个链条中涉及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等众多方面，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2006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他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2006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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