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个因素构成了上海社保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上海社保案如此，只要考察一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权力使用的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波及多方面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非规则化使用，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时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土地协议转让与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价差一项，国库每年损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2006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比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房地产的*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从一些相关案例可以看出，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或不表态（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

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因房地产中的权钱交易而落马的原青岛市崂山区区委书记王雁就说过这样的话：“表面上看，土地开发程序极为复杂，先由开发商给区长写用地申请，区长把用地申请通过分管区长批到国土局，局长再安排土地科填写审批表，经科长、局长层层签名再报到区里，缺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但实际上都是各个环节的一把手说了算。”“我是全区的一把手，自然说一不二。”比如，青岛有家房地产公司实力不强，看中了崂山区一块土地。总经理李某多次找王雁“做工作”。结果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过程中，王雁明知违背土地法相关规定，仍在对方没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利用区委书记职权，安排国土资源局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并大笔一挥减免了16亿元费用。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前几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有人将其归结为主张和反对改革的争论，但其实，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应该由直接持有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但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订、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不走。这样一来，大量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