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箱­操­作的关键是权力运作的不公开不透明，这已经是用不着论证的共识。现在许多人也都会说这句话：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然而这个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要真正起作用却并不容易。

在上海社保案中，权力的不透明和暗箱­操­作，也是必有的内容。于是，人们也就将反*的希望寄托在权力运作的透明和公开化上，或者用更标准的话说是政务公开。

然而，一则消息让这样的思路变得不怎么流畅。

2004年5月1日前后，上海和全国各大媒体差不多同时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上海打造透明政府，政府15个部门开始信息公开。根据这则新闻，新一届上海市政府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其根本出发点是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手中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报道说，在*上海市委的直接部署下，在广泛听取并采纳市人大、市政协以及各方建议意见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月20日发布了第19号令，决定从该年5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报道说， “透明政府”计划，将成为新一届上海市政府“自我加压、自我革命”的切入点。实行信息公开化的部门，均是被称作公权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而且，再往前追溯，上海市又是我国第一个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地方政府，其时间是2003年6月3日。而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宗旨，也无疑是为了促进政务公开和信息披露。

再查上海社保案的进程。2002年3月，张荣坤以32亿元拿下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费经营权；2003年又以50亿元买下嘉金高速公路25年经营权，这条路通向上海F1方程式赛车场；在此前后两三年中，张荣坤接连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到2005年6月，福禧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总投资超过100亿元；2004年张荣坤的福禧投资跻身上海电气改制，最终出资96亿元持有815%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福禧投资还是2005年3月成立的上海电气集团的战略投资者，出资额为5亿元。上海社保案败露之后，我们都知道张荣坤这一系列的投资或资本运作行为，大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也就是说，上百亿的社保基金，就是在这期间，即在上海大力推进构建透明政府期间被挪用的。

把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也许多少令人有些尴尬。信息公开也无法解决暗箱­操­作和*的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近几年来，政务公开在我国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比如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这些进展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即使是暂时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的措施，尤其是制度­性­措施，更应该坚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重程序的思维。但同样明显，正如上海社保案所表明的，目前已有的信息公开化措施，对于制止实质­性­的暗箱­操­作和*，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阳光如何穿透严实而坚固的暗箱？河北省邯郸市的政务公开试点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在邯郸试点中，至少有如下几点是特别需要给予重视的。

第一，明确权力的边界，列出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责任。在邯郸市的权力清理中，共取消市政府本级和市直70个单位的行政权力266项，占总数的10%。最终进入新政府权力清单的包括384项行政许可权、420项非行政许可权、521项行政处罚权、25项征税权、18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权。在权力清理的基础上编制了《邯郸市人民政府行政职权目录》。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权力是有限而明确的，是可以用数量来表达的，比如市长手中公开行使的权力有92项，此外还有10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公开行政权力。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建立有限政府必须从明确有限权力开始。而过去的权力处于无法监督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是模糊而无限的。甚至常有以父母官自居的官员不无自豪地标榜自己“大事小情都得管”。其次，确定权力的依据是法律。在清理权力的过程中，有关部门至少查阅了4000部法律法规。在取消的266项权力中，有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的是与相关法律抵触的，而确定保留的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这样就使权力行使的过程成为运用法律法规的过程。再次，权力的行使人，以及与权力相联系的职责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谁拥有和行使这项权力，谁就要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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