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透明，政务公开，这已经是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业已明确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但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远不是按照某些规定，按部就班地将信息该透明的透明，该公开的公开那样简单。行政机构运作的政务信息，有的涉及相当复杂的专门化问题，有的与其他事物有着复杂的关联，有的既涉及政策的制定也涉及政策的执行过程。因此，只有单方面的简单信息披露，而没有相关的互动程序，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会处在云里雾里的状态。以这次广州劳动保险金问题而论，有关的文件已经是明文公布的，征收的具体规定和方式也是公开的。仅仅从狭义信息公开的角度来说，应该也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在这些明显信息的背后，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公开和澄清的信息，比如相关费用征收的法律依据，许可证发放及其前置条件的法律依据，这项费用和另一项费用的关系，是否重复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加以澄清的。可以说，没有这样多次互动的过程，真正的信息透明就不可能实现。

这样多次往复的信息互动过程，还在于能够去掉那些妨碍信息透明的因素，使得信息的披露更直截了当，使得隐瞒信息更加困难。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官话和套话的盛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在两会上，哪怕涉及的是很实质­性­的问题，各种云里雾里、言不及义的官腔套话也屡见不鲜，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往往就被这些没有什么信息量的官话套话浪费掉了。因此可以说，官话和套话是阻碍信息透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直接的互动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掉这个因素。有关报道说，在2007年1月26日举行的重庆市民代表座谈会上，重庆市教委一名副主任在回答一位市民代表关于如何堵住买卖生源漏洞的质疑时，曾经被80岁高龄的政协委员雷亨顺中途抢白：“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晓得还是不晓得，具体该怎么办？”对于重庆雷委员的中途抢白，重庆教委这位副主任说：“我没分管职业教育这一块，所以不太清楚情况。但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教委也先后查处了不少违规……”当被要求举出几个例子时，副主任显得十分为难：“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举不出来。”可见，抢白之后，问题才没有被回避掉。

由此可见，明确信息透明是一个博弈过程。这样的博弈过程有时甚至要包括施加压力等因素。

其实，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就是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质询过程。质询是国家代议机关对国家行政等机关进行监督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有关规则还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或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如有相应数量的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如果有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问题在于，这样一项程序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没有被有效使用。质询案立案条件过高，会议议程难以确保足够时间以保证质询的进行，以及包括相关机构和“两会”代表本人对质询存在的误解，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此，在相关的改革中，应当将健全质询制度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首先是应当将质询常规化，看做是代议机构常规化议程的一部分，而不应当将其看做是一个让被质询者出丑，是与谁过不去的事情。质询也不意味着被质询者的工作出现了严重问题，更不意味着犯了严重错误。其次是降低质询的门槛，降低质询案的立案条件，使一些需要质询的议题能够方便地进入日程。再次，是完善质询的程序，程序要能够保障质询者和被质询者之间的问答，对其中的一些需要进行辩论的问题，应当设立辩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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