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学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融铸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阴­阳家等各派之长。（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庄之学这一点非常重要。）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并将老子玄远的“道”加以挥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但摒弃了老子消极遁世的内容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要强行­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展。在政治思想上黄老之学以道家为本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认为“无为”不仅是一种高的统治之术更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这种“无为”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为”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由此可见两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两者应该如何融合？在什么地方融合才能有助于社稷的振兴中兴大业的成功？对于今日朝廷来说朝廷的需要中兴大业的需要就是两者应该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么？

大汉律法的绝对威严令行禁止。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nAd1(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

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nAd2(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主张的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作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来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人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nAd3(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陵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看书”网竞技/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焦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焦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