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焦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的研究。

道家黄老之学虽然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没有脱离现实不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其实就是以道家黄老之学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解释儒家的纲常名教从而以此来证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为名教的合理化、优越化提供一种新论证清除经学中那些烦琐臆说之风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现实重新探索大汉人的各种价值观念以便全力恢复儒学中的礼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济世之学重建大汉王朝。

当初儒学为了影响和指导国策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创建了新儒学继而帮助孝武皇帝建下了盖世功勋帮助大汉开疆拓土威临天下。

今天走入歧途和衰落的经学同样为了中兴大汉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价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利用三百年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改良儒学再次创建新儒学从而帮助大汉走向中兴走向强大。

当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权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纵横四海的国策做基础结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

今天大汉从废墟中站起来需要统一天下需要中兴社稷因此需要皇权和相权的有效制衡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与民修养的国策做基础需要大将军和长公主联手镇制长安扶持道家黄老学说迫使经学不得不接受儒道相融的事实积极援道入儒从而创造一种符合当前国策需要有助于大汉崛起的新儒学。

焦龙沉默良久他万万没想到焦玮的儒道相融之策竟然是这么个办法竟然把自己和长公主推到了最前面。

自己如果和长公主联手长安的局势就很难说了门阀世家、官僚士人们会低头吗？小天子能顺利平定南方叛逆会顺利主掌权柄吗？

“你凭什么认定门阀世家和官僚士人会低头接受儒道相融之策？”

“因为我决定劝说长公主和陛下动第三次党锢。”焦玮笑着说道。

“你说什么？”焦龙骇然心惊“你说什么？你要动第三次党锢？”

“在屠杀和党锢之间你选择哪一种？”焦玮说道“大将军我觉得飞燕兄的话说得对不能再杀了再杀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些人的权势太大了人也太多了盘根错节杀不完的越杀越多。既然堵不住了那就只好用疏导的办法。”

“这也叫疏导？”焦龙气苦怒声问道。

“大将军你要知道长公主和你都决心退出朝堂而我们的中兴策略又必须长久坚持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焦玮平静地说道“这些人不愿合作那就让他们滚回老家。凭我们现在选拔人才的办法朝廷不愁招揽不到贤良之士。其实看看几十年前的两次党锢之祸就知道了你要是来真的让这些人退出朝堂他们还不愿意拍ρi股走人很多人都会选择妥协留下来。有多少士人愿意舍弃荣华富贵？这个办法不但可以让士人分裂还能让很大一部分愿意为社稷出力的士人愿意改良儒学的士人们纷纷上位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继而大家齐心协力共创新儒学共建新大汉。”

焦龙目瞪口呆地望着焦玮脑中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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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计字数。

《黄帝四经》：从古到今人们历来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

但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很多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人们现了《黄帝四经》：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们才现了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子之学也不同于老庄之学也解释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

“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张释之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淮。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

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试图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经学外还致力复兴先秦诸子学他们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

扬雄也是力推古文经学同时他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另外扬雄还试图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儒家正统学说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

两汉之际的道学：严遵的《老子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灾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名教本于自然。

这是西晋大儒王弼的玄学政治哲学思想。王弼的祖父是王凯族叔祖父就是王粲。王弼把“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名教本于自然”的认识论推向社会政治提出了“政治无为”之论意思是说居于最高统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预或阻挠做到“无为”和“不言”。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不言”也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不去做那些伤害“自然”的事不说那些违背“仁义”的话简言之称作“君道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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