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在杭州出生，不久，一家人迁去南京，我把对杭州的记忆存放在襁褓与尿布之中了。二十多年前我在杭州上学，常经过清河坊，也知道城隍山脚下有个地方叫水沟巷，是我的出生地。我那时很麻木，平时绝少想到这一点。

今年春天去杭州，从柳浪闻莺往河坊街走去，有了一个念头，想我来人世之初就在于此：水沟巷。拐进小巷去找水沟巷，又不能确定地名究竟是水沟弄还是水沟巷，问来问去，远远地看到了城隍山，又名吴山。水沟弄就在吴山脚下。过了吴山就是万松岭，再过去就是凤凰山，蓦然间我又想起一件事：外婆的坟就在凤凰山。

我在杭州上大学四年，从未想过要去凤凰山看看外婆的坟，焚香，祭奠，总应该做些什么才是。之所以未去凤凰山，因为知道凤凰山上没有了外婆的坟，我上大学一年级时母亲来信让我去见外公，打听外婆坟在何处，她听说那一带要迁坟了。我去见了外公。而后给母亲回信，外公说外婆坟早就迁回到景宁老家去了。再后来妹妹告诉我，母亲接到我的信大哭了一场，她根本不信外公所言。其实外公说坟迁时支支吾吾，我亦不信，但我假装相信以便于回信安慰母亲，母亲也不信，且又能如何。如若这是一个谎言，那么外婆坟迁何处？成为永远之谜了，因为不久之后外公也去世了。其实，大家皆知外婆坟一定被当作无主之坟给处理了。

我曾有一次梦见了外婆，做梦时间全然忘却了，但记住了梦中的外婆在做一些关心我的事情，外婆的模样，仅是一个模糊灰­色­的影子，很是亲切。我从梦中醒来之后，开始想象，我的母亲在失去了她的母亲以后，一定是被巨大的悲哀所控制，也许就是在那个悲哀的时刻，突然有一声莫名的叹息从我母亲的体内深处迸发出来，接着，母亲的叹息声就像老北京的冰糖葫芦一般，一个串着一个，绵绵不绝，我的母亲从此习惯于用叹息之声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排遣，排遣那些淤积在体内的某种思维，使之化作气流，在冲出喉管将离口腔之时发出了幽幽的一声：唉——。 我住在北京东郊，进城多去四惠乘地铁，在地铁里我会犯傻，总是感觉地铁就像是一条河，人随河而漂，可抬头看着满车厢的广告，迷迷糊糊，河里要广告做什么？于是细看广告，这一条说“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一个说“你献过血吗？”另外也有些广告鼓励大家上网花钱的广告。我从花花绿绿的广告，联想起前些天听来的词语“河漂子”，二者毫无相­干­，但结合起来去想，也算别有一番意趣吧。

那天我沿着东便门河向东，溜溜达达，有心无意观看河边景致。经过水闸时，有很多人围栏杆一溜排地往河里看，大家的表情皆有些热闹，亦有些微的兴奋，像是长久期待的什么终于有了结果，破除沉闷的事情发生了，有了一些可以为之兴奋的内容。有一些人叽叽喳喳，还有一些人窃窃私语，向河水指指点点。我向河里张望了一下，河水浑浊，一如既往，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于是就问一位老女人打听：

“大妈，你们在看什么？”

老女人说“河漂子”。

我问：“什么是河漂子？”

她说：“你怎么连河漂子都不知道”。

我说“确实不知道。”

她说了：“河漂子就是死人。”

我往河里看了看，河水冷漠地流着，水面上没有大妈说的“河漂子”。我又问“河漂子在哪里？”

她说：“在水闸上翻了一个身，沉下水底了。”

我离开人群继续向东，河边的居民，自有河边的生活方式，也就有了河边的用语。河边的人都明白什么是河漂子，我第一次听说。听说了河漂子而未见河漂子，我想，人们无论于何处，不都是在漂吗？漂来漂去，最后总是要漂往同一个地方。

后来见到孙杰，他说起自己的女儿，满是得意之­色­。

孙杰是北京人，女儿却是河南人，因为女儿的妈是河南人。

他女儿的妈不是他的太太，而是别人的太太，孙杰和别人的太太有了私情，所以有了一个河南的女儿。

孙杰意外地有了一个女儿，好生福气，我对他说幸亏你当初没使用避孕套，要是用了今天就没有女儿了。孙杰说是啊，不能用那玩意，用了就等于没发生两­性­关系，起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肉­体接触。我说不对，按照你的说法，那我岂不就是童男子了吗。孙杰想想说要用相对论的角度和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不明白这话里有何禅宗机锋。但我还是觉得他有好福气，仅一次­性­劳累，再无须­操­劳受累便有了一个好大的女儿，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划得来的。我于是好生后悔，年轻时节绝不该频繁地使用质地极好的避孕套，结果今日落空。那时单位医务室大夫们似乎很上瘾，动辄就抓上一把橡胶套子偷偷摸摸地送人，好像诚心鼓励人们纵情纵欲。

套子不花钱，不使白不使，也是因了不花钱的缘故，频繁地使用着，我至今尚且孤家寡人。于是也想到那些可能成为我儿子女儿的­精­子们，冲出了生殖大门，便被一个柔软的橡胶皮套子给一网打尽了，就像是一个英勇突击队刚刚出发去执行任务，便被我自己以及国家政策设下的圈套给网住了，呜呼哀哉，­精­子突击队的勇士们就在公家免费发送的橡皮套子里夭折了。

佛家慈悲一切生命，­精­子们，自是不能在慈悲心肠之外的。

《说苑敬慎》有这样记载，孔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孔子原本是藉捕鸟人的网，教诲弟子们不要跟人乱跑，否则就会有陷入罗网之患。可惜我的­精­子们尚未得到我的教诲，便胡乱地身陷绝境不得超生。我亦无从用孔子思想去教诲它们，于是我的儿子们女儿们皆被我用避孕套打发去了未来的世界。他（她）们也就在一条特殊的河里成了特殊的“河漂子”。

印度，仿佛前世的夙愿，我寤寐已久，很想去看看它。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真的站在了德里的街头，望着满街铺天盖地的广告、琳琅满目的游客、以及英伦遗风混合着美式快餐的时尚，我有些恍惚而又终于恍然。原来，我长久渴念的仅仅是古代的印度、东晋法显和尚所游历的印度；甚至更为遥远，远至公元纪年之前，那时，雅利安人经过了长途跋涉，刚刚踏进了古老印度的森林，而属于原居民达罗毗荼人，竟能以最为宽容的态度处之泰然。伟大的吠陀思想即将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从此，令人难堪的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同时繁荣起来。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薄伽梵歌》，是印度教的圣歌，属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第六篇章。书的扉页有一段眉批，那是我在90年夏天写的读后感：

“从哲学与智慧的角度看，印度思想为人类描绘了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境界，我不能成为它的信徒，而仅仅热爱它的思想，但特别要强调的是：走一条不熟悉的路，去辨认自己的灵魂。”

我客寓的查塔普尔村，距离德里市中心约三十多公里，村子虽远，却避开了市区的污染与喧嚣，可以享受乡间最为新鲜的空气，不难想象，这里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事实也是如此，德里最有钱有势的人大都集中在此。我之所以强调查塔普尔村，因为我所使用的这个中文译名，并非出自我的翻译，而是引自《圣雄甘地》一书，那本书里两次提到了一个小人物，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书里讲述了拉尔不顾该村远离德里市区，依然赶去参加了建国盛典与甘地葬礼，故书之一笔。我从查塔普尔村去德里市区，走的就是朗吉特

拉尔当年的路，但已是今非昔比。宽敞的沥青大道、疯狂飞驰的车流，大约是农民朗吉特拉尔不能想象的吧。查塔普尔村全然已非当初的模样，印度有钱人的庄园改变了它的­性­质与环境；网球场、足球场、游泳池、还有成群的仆佣等等。我也只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但它并非纯粹印度的生活方式，其中很大的部分，在我看来大约属于大不列颠风格吧。

我住在莫尼克庄园，一个有古老的印度­色­彩又有着欧洲新贵风格的住宅，我在这里享受了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我一介中国平民，在北京的住房乃两室一厅，再普通不过了，现在来印度见识了电影里描述的生活，确实有一种很奇怪的意味，如果形容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亦不确切，因为我并无刘姥姥式的惊奇。而仅仅奇怪的是，我的时差成了问题，因为我离开了中国，依然恪守着北京的生物钟。在德里，人们正常的起床时间是十点至十一点，我却在印度的清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了。夜里八九点钟才吃晚饭，十点过后，丰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我却昏沉沉地该去休息了。我对自己的生物钟不曾被改变的现象，很是得意，经常会向人们这样解释：我有一个传统的很国粹式的生物钟。

每天清晨七点我自然醒来，只得起床，悄悄去厨房弄些吃的，而后沏上一杯清茶，来到庄园的草地上散步。庄园里弥漫了新鲜而纯净的空气，满是露水的草地上有松鼠在觅食，雾气缭绕的树枝上有鸟儿的鸣叫，远处传来悠扬而古老的诵经圣歌。我半坐半卧地躺在庄园草坪的椅子里，翻开《印度艺术史》，有意无意看着，听着鸟叫，看着松鼠，真的是很惬意。

稍后，仆人们陆续出现开始了每日的劳作。每一个仆人经过我的面前，总是谦卑地深深弯腰，双手合十举至胸前，恭恭敬敬地说：“那马斯代（问候语）”。起先，我出于对异乡礼俗的新奇，一一还礼，觉得很有趣。以后天天早晨如此，我也真诚地向这些仆人们施礼还礼，因为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些念头，以为不仅是客人与仆人之间的问候，而是我，向着一个古老的阶层深深地行礼。

后来我知道了这些人的身份，不是职业的身份，而是与生具来的种姓身份，他们是首陀罗阶层与不可触摸者，属于人类最为悲惨的阶层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难堪的一种现象，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得当，但大致意思是差不多的。有一个小伙子负责清理草地，所以每天都和我见面，我知道他属于“无种姓者”阶层，亦即四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之外的“贱民”阶层，所谓“不可接触者”。小伙子的肤­色­黝黑，肤­色­愈黑而种姓愈低，梵文“种姓”一词，辄具有颜­色­的涵义。贱民被认为是不洁的、有罪的人，他们不能饮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也不能在大街上行走，但他们被允许食用病死的牛­肉­，在社会上从事最低层的职业。这几位专门打扫院落的仆人并不住在庄园里，每天清晨从外面赶来，做完活计后离去。

每天清晨看见这位低种姓的人，我便会油生出一种无名的隐痛，我们之间虽不能以语言来交流，而只能以目光来相视，久而久之，互相的目光有了一些友好的意味，我也能看见他的瞳孔里所流露的善良与谦卑。于是我的隐痛之中，又多了一份类似宿命的无奈。我对于“无奈”二字有着强烈的感应，由此而想起了释迦牟尼的思想，并找到了何以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佛教的解释，从一个清晨来打扫院子的仆人身上，我来体会佛陀思想中那感人至深的部分，可以将它们分解成一些简单的词汇，譬如平等、自由、宽容等等。

在我将离开莫尼克庄园的前几天，一个初现阳光的清晨，我用手比划着，让小伙子站好，然后给他拍下一组照片。我在拍摄上使用了最为朴实的手法，简简单单，没有任何噱头，仿佛是一张陈旧老照片的翻版。我想，如果摄影能做到的话，我愿意朝这张照片所讲出的，往回拆转而向历史的方向追溯得更远。回到北京后有一家杂志社向我约稿，编辑看了我的文章以及图片，问我为何仅描写了种姓制度而无以评价，她最后是这样问：“你是不是想抨击印度的种姓制度？而又很世故地闪烁其词。”我说我的本意确实是无以评价，并且，我决无抨击印度种姓制度的意思，因为，我们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某些现象是很无奈的。譬如说起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我委实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它。或许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够这样说，古老的印度人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很­精­妙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是由低种姓的人们经受着人间很悲惨的苦难，一方面却由祭祀阶层产生了最为杰出的思想，如古老的吠陀思想、奥义书思想、森林书思想、佛教思想等等，亦即哲学与宗教的­精­神财富，对此，我该如何评价呢？或许，这确实不是由我来解释的，人类的历史自有一套这样不可解释的历程，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描述，而不是简单的抨击。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一部分人的苦难，才会有另一部分人用这苦难来思索什么，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思考，也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我对此依然说不了什么。那么，每每看着照片上的小伙子，以及小伙子眼中所流露的内容，我始终是会被刺痛的。

庄园女主人告诫我：“你在德里街头漫步应提防有人向你脚上扔牛粪”。

“牛粪？”我不能理解。

女主人解释说：“等你的脚上沾满了牛粪，另外有人来为你擦去牛粪，但你必须付钱。他们是一伙的。”

于是，我在德里走街串巷，起先是小心翼翼时刻提防，以后又轻松随意期望出现奇迹，结果我始终未能成为牛粪的标靶。这很像是摸彩或抽奖，我由于运气未至而未能中得牛粪奖。女主人看到我脚上没有牛粪感到惊奇，她说：“那些扔牛粪的都是德里的穷人”。

德里街头的穷人要比牛粪多，除了扔牛粪的穷人还有许多从事其他营生的穷人。在新、老德里的街区，乞丐、偷盗、舞蛇人等比比皆是。我也看见牛，应该叫做神牛，或拦街横卧、或悠游漫步，俨然是这里的主人；我也看见美丽的沙丽、女­性­的服装在街头悠然地舞动，于是发现女人穿上沙丽，行走起来，像在云间流动，很有神韵。女人的眉心多有吉祥痣，后来知道那是用胶沾粘，贴上去揭下来都很方便。

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双眼睛，一天，我乘坐的出租车在一个街口的红灯前停下，焉然间，看见一只小手扒住了车窗，接着，出现了一双晶亮的大眼，急切而焦虑地期盼着我，这眼神所透露的东西使我有些不知所以。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位卖报纸的小女孩：仅仅为了能卖出一份报纸，她是那样急切与期盼地注视着你。

在查特普尔与德里市区之间，有一座耸入云天高达七十二余米的尖塔，那就是德里最高的建筑物，德里清真寺的顾特卜塔，印地语的发音是“顾渡米那”，意为“伊斯兰之威”，但德里人戏称为“大番茄酱瓶子”。该塔始建于公元1199年，据说是占领者专门用来俯瞰德里的。清真寺院子的三面，排列着印度教与耆那教的石雕，我从书上了解到，那是穆斯林拆毁了二十七座印度教与耆那教神庙的战利品。看着这些艺术品，不知该如何评说，如果将思路延伸下去，同样会不知所以，故而仅做介绍，不评论历史中的宗教事件。在寺院正中，树立着一根高大的铁柱，很多印度穆斯林近乎狂热地上前触摸铁柱。我没有去打听铁柱的典故，猜想一定有一个故事。尤其是在德里，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大博物馆，历史的蛛丝马迹比比皆是，还是以感受历史以为首要。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感受印度，我把很多时间投入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从两个古文明的遗留物伊始，直至莫卧儿王朝的绘画，印度的历史井然有序地展开，这对一个观光客而言，是一个进入印度历史的方便之门。从博物馆的展品陈列看，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历史就是宗教的历史。而与其说是人的历史，毋宁说是神的历史，生活的其他内容则无足轻重矣。十一世纪的穆斯林学者阿尔伯拉尼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叙述国王年代的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要他们非说不可时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是以讲故事代之”。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另可翻译为《玛哈帕拉达》，此译名与印地语发音几乎完全一致。如果将印度人的《玛哈帕拉达》与西方人的《圣经》相比，区别在于，《圣经》是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玛哈帕拉达》是印度人的一切生活。南阮介先生告诉我，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给他讲《玛哈帕拉达》的故事，特别是其中的《薄伽梵歌》，现在他的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天依然诵读《薄伽梵歌》，多年来从未间断。

印度的丰富­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人种、地理、气候、信仰等，莫不如此。譬如人种。走在德里的街头，从人之形象与服装亦可感受其丰富­性­。古印度有：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阿豪马人、希腊人、塞种人、匈奴人等等。自古以来，它一直在接纳着不同种族的侨民，结果造就了一个典型的“人种学博物馆”。在地理方面，既有高寒景象，亦有热带风光，所以被恰当地形容为“世界的缩影”，如果从克什米尔地区到南方海边的马德拉斯，辄可看见它所具有的三种气候：寒带、温带、热带。在宗教方面，几乎存有各种世界­性­的宗教，用毫不夸张的形容，似乎各类神灵都偏爱这条河流--恒河。故《印度通史》谓：

“印度确实是一个各种祭祀礼仪及习俗、教义和文化、信仰以及语言、种族类型和社会制度的博物馆”。

我在新德里博物馆见到一尊《手持莲花菩萨》石像，出自公元九世纪波罗朝的那兰陀艺术。这个形象传入中国之后，日渐演化，从男­性­趋于女­性­，最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辟有专室，重点介绍丝绸之路，主要展品是中亚古国的遗物，譬如龟兹、鄯善等地木简。我很想看看土克鲁克宫廷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盘，因为该器物上有文字，乃确定元代青花器下限的唯一标型器。但是令人我失望，未见器物亦无人知晓此事，有如我福薄而难见真佛。

黑幕下的新德里就像迷宫，我们在纷乱车流中来来回回，终于找到了英国大使馆。然后，出人意料地欣赏了一场难以言喻的舞蹈。舞台一角供奉着印度教舞神湿婆，烟雾缭绕，仿佛庙堂，舞台空空如也，亦如京剧背景，一位女舞者跳了四个独舞，近三个多小时。舞蹈语言并不抽象，有些近似于直接的表达，比如对于神灵的敬奉、祈求等等。但我从她的舞姿，感受了时间的回归。譬如这舞蹈有如引导，从公元九世纪的那兰陀还愿塔前出发，途中经过了巽伽王朝的庙宇、踺陀罗艺术等等，向着阿育王的时代、奥义书时代、吠陀时代进发，最后，仿佛看到《梨俱吠陀》所说的：一颗金­色­的卵从水中诞生了。在舞蹈演出结束后的酒会上，我对女舞者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说：“你的舞蹈，给我的感受非常奇妙，它似乎不仅仅是舞蹈、或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你使我感受着最为古老的印度，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森林里思考着生命。不知是为什么？”

女舞者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她在节目单上写到：“我很感动，没想到一个中国人会理解我的舞蹈”。

我从这个舞蹈联想到东方民族的审美差异。

譬如以“枯寂”一词为例，它本应属于日本人的审美习惯，可作生命之无欲无求解。我以为，印度­精­神内核乃真正之“枯寂”，因为印度人最懂得出世的真谛，也最善于解决出世的方式，但奇妙之处在于枯寂的外在形式则截然相反，最大的出世竟然就是入世，理想境界则是以­肉­体来体验灵魂；而对于来世的憧憬则是对于现世的追求，并使之载歌载舞，极尽浮华与艳丽、张扬而欢快，所以，印度的视觉世界是那么浓艳媚俗而五彩缤纷，服装如此、装饰如此，歌舞亦如此，即使三大主神的造像，也是那般妩媚、美丽、丰腴而­性­感、金身辉煌；由此而联想起了日本大和民族，他们的外在形式恰好与印度­精­神相对立，岛民们的内心世界似乎宏大，所以对物质世界也有着非常宏大的要求，但他们却对于外在的艺术形式竟然用“枯寂”来表现，甚至于枯寂到了极其简陋之境，譬如草庵茶道，一席一炉，一墙一画，于世于物似乎别无所求矣。一旦远离草庵归于现实世界，其欲其求，不知尚有止境否？

在德里期间恰逢圣诞节。圣诞之夜，大家围坐餐桌前，面对着印度菜及西餐中餐，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曲，印度歌、法国歌、中国歌等等，反正开口皆可以歌，直至午夜钟声响起，人们相互道贺拥抱，纪念圣子从马槽来到人间。坦率而言，当时，我的心情非常­阴­郁，但竭力克制着，生怕有所流露，影响了他人的欢愉，因为我对于眼前的景象有些不知所以：印度教徒与西方人欢度圣诞。席间，一位婆罗门­妇­女对我说“圣诞快乐”，我忘了我说了些什么，态度虽客气，却言不由衷。以后想起这个圣诞夜，依然感受着莫名的失落，总以为东方­精­神被贫穷所垢藏；而东方世界的­精­神语汇则被物质时髦所混淆，于是不能不痛心，所以，当一个印度­妇­女祝你圣诞愉快，那内心的失落便被揭露出来，尤其是置身于印度的土地，故而不能释怀。

以后在一个毫不相­干­的环境，我在一辆驶往京郊的小公共汽车里，半睡半醒，思绪突然一闪：印度人之所以能够欢娱庆祝圣诞，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它的古老之宽容。

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圣诞之夜，多了一些理解，想起一位信仰非暴力能够拯救人类的老人说：“每个印度教徒应当阅读《古兰经》，同样，穆斯林应当了解《薄伽梵歌》和锡克教徒的《格兰特沙哈卜》的真义。我们尊重我们信奉的宗教，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他人信奉的宗教。真理永远是真理，不管它是用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或者用其他文字记载的。”

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印度式的婚礼，于此不再叙述婚礼的隆重及过程，仅简单介绍其中一道程序。即在婚礼之前，专门请人用一种植物浆液，在新娘的手脚上纹出图案，一小时后洗去浆液，手脚上留有橘红­色­的图案，可以维持约四十多个小时，大意总是为了吉祥与幸福吧。新娘的手被涂描了浆液，因为害怕沾染衣服而举在半空，于是感觉那手像一朵奇特的花，舞蹈之花，联想起印度的舞蹈之神，即印度教主神之一的湿婆，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修苦行，又善于舞蹈，湿婆的法力之一是毁灭，降妖伏魔，摧毁一切。在印度教的观念里，“毁灭”一词也意味着“再生”。手如舞蹈之花，仿佛昭示了什么，于是想起了泰戈尔的诗句：“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而另一句可作为本篇的结束：

……印度古代的­精­神，

曾反映在我们的圣典中，

今天仍然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泰戈尔《人生的亲证》

挖­色­，洱海东岸的古镇。

鬼节，农历七月十五日。

多年前，云南大理挖­色­白族人开设斋廷，祭祀亡灵，修盂兰盆供，恰巧被我遇上。故回忆起此番鬼节的经历，辄恍惚如梦，不能不为之感慨，尤其是与之相遇的机缘，乃属纯粹之偶然，盖颇有“神差鬼使”

之意也。

我原计划去云南与缅甸交界的野人山，拍摄那里的古风俗遗迹，譬如多妻制、多夫制、以及生态环境、生存状况等等，据说很具有人类学活化石的意义。我在昆明串联了两位摄影师同行，但他们必须先去中甸采访某个会议，下一步行动方案到中甸后再议定，大家约好在下关市会合，徐君的丈人家在下关，凡事好有个照应。

我和徐君如期抵达下关，但另一位同伴捎来口信，家事缠身须耽搁数日，请我等务必耐心等候。等了二天之后失去了耐心，我们围着下关城绕圈子，又从大理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溜达到这头，百无聊赖到了极点，后来闲逛到了洱海岸边。记得那是一个灰朦朦的­阴­天，很像无聊的心境一般，我对着洱海傻看了半天，而后指着雾气浩淼的深处、亦即那看不见的彼岸，问：

“那边是什么地方？”

答曰：“挖­色­”。

次日傍晚，一艘破旧的机帆船，终于靠上了挖­色­的码头。

泊船的铁锚尚未抛下，阵阵民乐已从远处的村落飘来，虽然相隔较远，声音依旧清晰而嘹亮，间杂着人声的喧哗，似乎很热闹。我想，大约又是乡间的红白喜事罢，辄并未上心，下船后不紧不慢，像是在大理城中做无聊的漫步，且计划明天即返回下关。

渐渐地，我注意到了来往村人的匆促不安，似乎在村子上空飘忽的不仅是音乐，抑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盖因少了一份偏远乡村所惯见的宁静与悠闲。

我们刚走到村头，辄出现了引人注意的景象，一位身披红­色­戏袍的巫师跪在街口，嘴里叽叽嘎嘎，祈诵祷词，一个身着海魂衫的男子陪跪在一旁，满脸虔诚，旁边几个人敲锣打鼓，围观的孩子们兴奋地蹿来蹿去，时不时发出嗷嗷地叫唤。红袍巫师很快结束了街头的祈祷，被人们吹吹打打地簇拥着迎进家门，我特别注意到有一扇锣是用洗脸盆替代的，敲打起来发出极其刺耳的声音，显然这是一个不协调的音符，但用在这特定的场合却又是那么的和谐。巫师与众人进了院子，大门砰然关闭，我试图用最为礼貌的轻微动作推开门混将进去，穿海魂衫的汉子转过身来，他的眼光始终未曾朝向我，但却神情漠然地关上了大门。我等皆属知书达理之辈，焉能做那厚脸撞门之事，故而继续度着方步，不紧不慢地，竟然也是自然而然地，循着乐曲声响而向着村里踬进。

事后想来，我们下船后虽然没有向导引路，也没有预计的目的，但所走的路线不曾有一点弯曲，时间也不曾有所耽搁，直接从码头来到了挖­色­的谷场大院。

院子一角，几个稍稍年轻的乐师正忙乎着吹吹拉拉，其余的皆为上年纪之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挖­色­白族老­妇­人的服装颇有特­色­，身穿垂膝的蓝­色­大襟，外罩黑­色­的坎肩领褂，腰间系着灰­色­围裙，头上则一律象海水般蔚蓝的帕巾。仅几个老头和两个中年汉子忙碌其间。满院晃动着蓝­色­的人影，攒动着众多的白发皓首，于是乎，透过佝偻而苍老的蓝­色­身影，我看到了飘满了黄|­色­彩带的祭坛。

一个老太太告诉我这里是：“盂兰盆社”。

鬼，何为鬼？世上究竟有无鬼的存在？

科学与唯物观的范畴里，没有鬼，惟有一些身躯与器官的词汇。而在宗教与民俗的概念里，鬼，就像活着的人们一般，也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且与我们眼前的世界休戚相关，有着千丝万缕而难以割舍的联系。《宗教词典》云：鬼，宗教观念之一。认为人死后，身躯朽坏，灵魂即成为鬼；其中有些未进入“­阴­间”而继续飘荡于阳世，或于夜间离开“­阴­间”而潜入阳世，能向人托梦传话，也能作祟危害生者。

当我突然置身鬼节的环境，首先最关切的问题并非鬼的存在，而是可否用相机拍摄为鬼而举行的活动，此之谓古训云“入乡问俗”也。我们向一个老汉提出了拍摄的申请，他没有回答而向身旁嚷了几句，须臾间，一位显得很­干­练的老太太被人簇拥而来，听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她沉思了一会儿，在这片刻时间里，我心里直犯嘀咕：她平日肯定是乡里­干­部，遇事则拿捏不定，总须矜持推委做出官腔状，我等须长久磨鼓口舌才能勉强为之。谁知，她又一次问道：“你们只是拍照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老人家竟然一挥手，说“你们可以随意地拍！”

老太太是盂兰盆会之总头目，她的批准使我们获得“盂兰盆会专职摄影师”的资格。我注意到老太太的耳朵上悬吊着一只很大的翡翠耳环，于是我就暗自称她为：翡翠老太。此时，场院里开始了斋饭，老太太们围成了一个个圈子，或席地而坐、或半蹲半倨，各人捧起很大的海碗，用老牙瘪­唇­艰难地咀嚼起来，她们碗中的有一道菜，我至今记忆尤新，那就是油炸膨化食品：猫耳朵，但那猫耳朵之大，比猪耳朵还大，且­色­彩鲜艳如粉红的莲花，但不像是鲜花而更象塑料花，于是远远望去，似乎人人手捧一碗莲花。

当斋饭结束时，我已收集了如下信息：

此地的鬼节，即盂兰盆社，共举行六天，现在已是第三天了，还剩三天。

此节本应年年常有，但并非年年如此隆重。

最令我兴奋莫名的是，我问：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举行这样规模的会社？

老太太们的回答是：“不记得了。但肯定是在1949年之前。”

白族人的七月半祭祖、清明上坟都是重要的节日。

鬼节，又名盂兰盆会，或谓中元节，是中国民间“祭祖先、度父母、报|­乳­哺之恩”的节日。汉族与白族均过此节。

该节日滥觞于古印度的《佛说盂兰盆经》，经云：“应念念中常忆父母供养，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顺慈忆所生父母……，以报父母养慈爱之恩。”据《佛祖统纪》等文献记载，南朝齐高祖常于七月十五日，送盂兰盆往诸寺中；南朝梁武帝开设盂兰盆会，供养十万众生。此举开中国佛门子弟追荐祖先亡灵之先河，或谓盂兰盆会在中国之渊源也，亦为后世风靡民间“目连救母”故事之缘起。

白族地区佛教香火旺盛，且历史渊源极为长久，《南诏野史》记载段氏大理国曾有多位国王“避位为僧”，如此沉迷释氏，颇类南北朝时期浮屠之盛况也。《新唐书南诏传》即有梵语“鹤拓”之谓，可转译为“妙香国”则甚为贴切。白族人供奉“天地君亲师”，中间大红纸上则写着：“本音某氏门中历代内外老少宗亲之灵位”。两边写祖先的名讳，右是祖妣，左为祖考。挖­色­盂兰盆社祭坛前挂满了黄|­色­彩条，正是各家各户祭祖的凭证。两侧方桌上供奉着未能善终者的牌位。

夜深了，老太太们依旧守侯着祭坛，每隔一个时辰，便进去一拨人，排坐好之后开始唱经。虽说都是苍老的嗓子，但依然唱得尖声尖调，很是好听。我听不懂歌词，只能作为歌曲来欣赏，仍然觉得很好听。白族人能歌善舞，乃与生俱来之天赋，更何况，今夜非同寻常，须将歌喉的修为与功夫，于今生今世尽情发挥，以祭奠逝去的亲人、或追思乡亲的亡魂，那曲调、那神韵、那真情，焉能不动人心魄！记得于佑任有哀思父母诗，其中一句云：“报恩不能及黄泉”；而白族老人如此之歌声，何处不能至？真所谓可上穷碧落、下至黄泉，可比做盂兰盆中甘美百味看。

我和徐君在院子里傻傻地听着，有些不知所以，因为是夜晚的缘故，或许总以为魂灵会在空中飞掠，像一只大蝴蝶拍击空气的声音。

我很想将此情此景记录下来，但必须使用闪光灯拍摄，又生怕打扰了祭祀的歌声，于是仓促地拍了两张之后便不再按动快门。

夜深了，我们糊里糊涂找了一个地方躺倒便睡，现在想来，大约是夜无梦。

次日清晨，醒后直奔谷场。

祭坛前，老人们已在忙碌。翡翠老太太指挥大家­干­活，换清水、上供果、掸尘土等等，有如平日居家过日子那样，勤快地劳作着，并不悠闲也不紧张，时不时还匍匐在神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不知叽咕些什么，反正总是有求于神灵吧。

这一天，老人们轮番诵经，开了两顿斋饭。

我们抽空去村里转了一圈。白族的民居被称为“三房照壁”，远远望去一水的白墙灰瓦，大多是二层楼房，布局与北京的四合院大同小异，仅细微之装饰上稍有不同，譬如山墙花饰、格子门浅雕、照壁的飞檐、大屋檐雕刻等。偶然实在好奇，也冒昧闯进人家，或假装问路、或讨口水喝，总受到客客气气的款待，于是知道此地民风淳朴，虽非武陵桃花之源，而­鸡­犬相闻、怡然自乐，俨然古风犹在耳。明朝诗人杨慎游历大理，诗《七律浪穹县》曰：“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大约是对白族古朴民风的赞叹吧。我们看见一家宅院门前高悬“科贡世第”牌匾，初始以为惊异，俄尔便无言，不由得肃然起敬，知道斯文未必都曾扫地，更何况祖先的荣耀，为子为孙焉能忘怀。恰巧一只肥猪来到门前，呼哧呼哧在牌匾下觅食，仿佛油生了另一番意趣。

在村口的小饭馆，我们见识了白族的名菜：生猪­肉­。生猪­肉­粘辣酱生吃。邻桌两个汉子吃了满满一大盘，我俩斗胆要了一小碟，不觉得鲜美，也不似嚼腊，总是心理因素过多所致。以后回忆起来，想起了村口那一株耸立的大青树，郁郁葱葱的，又叫风水树。好像白族人的村寨都有这样的大树。

关于挖­色­的历史，我知之甚少，此次鬼节的经历，譬如蜻蜓点水，所知也仅此而已，于是找来一些相关书籍和文章，泛泛一读，仅有粗浅的了解。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挖­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大理挖­色­白族的婚丧习俗》，作者王富、苏松林。现将文中有关挖­色­的段落抄录如下：洱海东岸的挖­色­坝子，唐代称为“陇坪”，《南诏德化碑》有

“顿营陇坪”的记载，又称“孟锬”，《蛮书》所记之“毛郎川”即孟锬；清末民初称谓“鲁川”，鲁川为白语音“陇坪”、“孟锬”的又一汉译。民国末年改称“挖­色­”。……由于它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保存着一定的白族古文化。所以，在婚丧习俗方面与洱海西岸相比，更具浓厚的地方特点。

又一个清晨。

走进谷场，见穿黄军装汉子拿着墨迹未­干­的黄纸，匆匆忙忙往祭坛里间走去，我随意问了一句：“写的是什么？”

“今天要祭奠的野鬼名单”。

“哦。我能看看吗？”

“你看吧。”他在一张红漆方桌上将名单摊开，题目：二十四孤魂。

跳水抹喉虎伤山崩悬梁疥癞蛇缠堕胎

服毒翻船雷劈倒产当兵估­奸­冤屈剐死

贼伤冻毙绞死为盗遇魔饿死大劈坐监

呜呼，皆非善终之魂也。

他见我看得很认真，便解释说“今天专门为他们念经”。

“念了以后会怎么样？”

“这就是给他们平反啦！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很显得很吃惊：

“你看他们现在四处飘零，没有工作，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受尽苦难。给他们念了经，也就是为他们落实了政策，他们可以去极乐世界旅游，也可以转世为人，恢复以前的待遇。”

“这不就和活人是一样的吗。”

“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也要给他们平反。”

“明天才是最后一天嘛！”

“明天要出去，开船出海子。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当然要去！”

船，沿着洱海的岸边行驶。

桅杆之下，供奉着神像，但神像始终被纱幔所遮掩，故始终未能一睹神像的真容。但在神像之前，鲜果与牺牲不敢有些微的疏忽，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可见其心之恭敬。今天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老太太们身被红­色­香包，斜挂念珠，手上高举粉­色­长香，肩上黄幡猎猎。老人们拥挤在船舱里，列队排好，翡翠老太太将黄纸表单高举过头顶，于是水面上回响着诵经的歌声。

阳光灿烂的天气，对岸的苍山没有­阴­天那般高大，却如锦屏一般，山腰间缭绕着白雾，我看见山顶覆盖了白雪，也看见山脚有微缩的村庄。

我始终没有明确这艘木船的航行方向。

或是南北或是东西，只记得老太太们不时上船下船，盖散落在沿岸一切神祗的庙宇均须拜到，不论大村或小寨的本主，抑或洱河神、龙母神、或佛界的大神，无不一一照顾周全。白族人的信仰，由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佛教等方面组成，本主则由英雄来担当，各村寨皆有自己的本主，也就有各­色­不同的本主庙，庙里供奉着或泥土或木头的本主像，祈望本主来保佑一小方土地的生灵。盂兰盆社的老太太们不仅供奉本村的本主，也将这份敬意扩大化，把善意与虔诚遍洒洱海东岸，走村穿寨，给各村寨的本主送去她们虔诚的供奉。

每当进入其他村寨，也会有一帮老太太们前来迎接，双手合十、相互作揖，尽说些吉祥的话语。我透过取景框看眼前景象，不禁暗自胡思乱想，何以人至垂暮之年，虽然生命无多而愿望良多，深知为善可以平静一方水土，而祈福则惠泽身后子孙，故处世行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惟恐不慎而有失对神明的恭敬，此非人类之共­性­乎，共­性­大约是不分国界与民族的。

阳光、波澜、航船、慈祥的人们。

我选择以蓝天为背景，用广角镜头从低角度来捕捉老人们满目的虔诚。想到船回挖­色­，鬼节即结束，明晨即可回下关，于是脑袋一热，决定将胶卷尽数拍光，而后拎着空相机下船。

又是黄昏，船回挖­色­，鬼节结束了。

我和徐君回到住处，松了一大口气，身体躺倒在床上，再也不愿意动弹。在这间屋子已住了三宿，此时才有闲暇打量一番。这是一间白族木结构建筑，我们住在二楼朝南的房间，屋子虽然破旧，但被收拾得很整洁，被褥与床单也非常­干­净，洁净的旧床单总使人感到亲切。不一会儿，徐君沉入梦乡，我依然胡思乱想，虽然人在床上，思路好像还在船上，颠来簸去，不一会儿，也从水波沉入了梦乡。

我被徐君推醒，他说老太太派人来通知我们，今晚上还有一个活动，盂兰盆节的最后一个项目：在洱海边放“莲花灯”。

他说完这话，一脸怪怪的表情，原来，他也没有胶卷了。

徐君，本名徐晋燕，小名冬瓜，一口浓浓重重的云南腔，但他对自己的口音很有信心，总喜欢说自己的普通话很标准。自鬼节之后至今，我和他失去联系已有很久，但在心里总把他引为挚友，每每回忆起挖­色­的鬼节，也想起了冬瓜，我只能说很想念老朋友。也想念古南诏国，以及苍山洱海的美丽传说。

那天晚上我没去洱海边看“莲花灯”。我并不为此而遗憾，说实话，能够留下那么一点残缺，或许符合了无奈的本意。因为长此以往，只能对鬼节的最后一幕，作无尽的玄思冥想，洱海之夜，星月皎洁，明河在天，一盏盏莲花盆灯，在波光与倒影间，幽明忽暗，或随风、或逐浪，飘至夜幕的深处，……那里或许是人类思维的极限，万万不可去逾越矣，况且无以逾越。

我想，如果归宿是一个谜，那将永远不可破译；反之，假若不是谜，那么仅仅不可解说而已，盖语言往往容易多余，语言多余是因为语言之局限。

故《所问经》云：“非语言文字而能表示，超越一切语言境界”。但是，也并非完全束手无策，我想，无论对于生魄或是亡魂，祷词与歌声永远不会多余，尤其是苍老而善良的歌声，它们委实充满了安慰与希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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