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车上找毛巾，我告诉她不用了。

“脏水，一会儿还得再泡一次。”

她瞪大眼睛，但我保证她想破脑袋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晚上回家告诉你。”我悄悄说，好像自己真的有什么秘密行动，有一点兴奋劲，寻找海盗财宝的感觉。

我跟着老先生来到离市场不远的钟表小屋。小木门上刷的红油漆剥落得差不多了，上半截嵌着块大玻璃。玻璃不擦­干­净的坏处是，它脏得不仅是它本身，还会把它背后大大小小的表盘一起弄脏，有人要是透过它看星星，就会激动地发现大片未知的­祼­眼星云。门上落了锁，老先生早就从腰上取下的钥匙就是为它准备的。店面真的不大，又摆满了各种滴滴答答的小玩意，给人留的空间没多少。

他走进去，我刚要跟着进去看个究竟，他又ρi股朝后倒退着出来了，手里拖着个折叠自行车，然后关门落锁。

他把自行车展开，看看我，问：“我带你还是……你带我？”

“我们去哪儿？”我问。

他不回答，自言自语地说：“我带你吧，你那棵树挡视线。”

这辆车后座低矮，我必须努力蜷着腿，上面的树又兜风，我得费劲与沉重的上半身抗衡，让自己不那么早就摔出去。

“你要是不舒服就站起来。”他说。

这样我尝试着在行驶中慢慢起立，成为他招摇的旗子，手扶在他肩头，每次转弯都能感觉到他肩头两块骨头的运作。这样的力量切实可见，我却不知道它将把我带向何方。一个星系的旋转动力那么神秘，我却觉得能预见它的未来。这是个奇妙的反差。

此前我见过一种艺术照片，把一部电影的镜头压缩在一张图上，整个故事的­色­彩就一目了然。而我们路过的街被速度拉长压缩成光影片段，行人是一段他们衣服颜­色­的长条，店面是红、绿、黑的各种线条，路边石是绵延不断的长长灰­色­。老先生骑起车来飞快，让我惊奇。

一个颠簸之后我们的速度被一道长斜坡加快，有点陡，急速下坠的不安恐惧让我胆战心惊，我紧紧抓住了他的肩头。风的力道让我觉得自己马上可以成为风筝，只要他还用一根线拴在我腰上。老先生双臂交叉在胸前，右手伸过来按在左肩，我的左手在那里；左手用同样的姿势拉住我右手。他不想我飞出去。但这会让我惊恐：他究竟在用那只手­操­纵方向？短小的自行车把上一只手也没有，他放任车子自由地带着我们滑行，在急速下降的下坡路上，两只脚也放纵了脚蹬，它被飞速的花盘带动起来，在一双凭空想象出的脚的踏动下剧烈转动着，我的尖叫和链条的叮咣响声被它听作赞美。

下坡并没有持续很久。实际上由于速度太快，我们用了短短几十秒就把它跑完了，但仍在前进，速度渐渐慢下来。老先生的手从肩头松开，终于重新回到它最安全的地方去了，它们紧握车把，捏住了刹车，我差点没一头栽到前面。我们终于到了。

老先生带着我走进一扇大门，由于楼梯道异常狭小，大部分光都挤不进去。我跟在后面，注意着头顶的空间，它随时会无端衰减。我也在慢慢适应黑暗的环境，很快周围的一切清晰可见了，墙壁上的脚印和煤气广告，歪七扭八的黄粉笔字迹，楼梯窗户的残旧木框等。我能听到一户人家案板上菜刀的节奏，洗衣板发出的唰唰响声。我们继续往高处走，安静的楼梯被两个小孩变成了动态，他们尖声叫喊着追逐而下，遇到了我们稍微停一停，楼梯太窄，我的样子太奇怪。

“谁啊？”他们问。

他们看清了蓝围裙老先生，就不再管他，仔细瞧着我。

“你们好。”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棵树。”

“一棵树！”他们重复着，尖叫着从我身边跑下去，“来了一棵树！”

老先生一句话也不说，快步往前走，我赶紧跟上，忘记爬了有几层楼，我们开始数走廊上间错开的模样相似的门，在一扇只有他能认得出的门前停下来。

“我家。”他说。

这扇门后，他家有着和钟表店相似的狭小，我想他是个习惯了狭小的人。

小房间遍布着小玩意：表，表壳，表芯，各种小螺丝，一张小床和一个小衣柜，似乎连充斥最后空间的机油味都变得谨小慎微。如果跟随他走了进去，会发现就连脚需要蹚到的地方都邋邋遢遢散落着看不懂的齿簧，惊叫着连滚带逃钻进床下。

“你先坐。”他安排我坐在床上，自己拿起桌上的茶杯，端在手里，好像又忘了什么似的四处环顾。

“是要倒水吗？不用了，我不喝。”

“那好，我也忘了热水瓶放在哪儿了。”

他把茶杯放回去，拉开抽屉开始稀里哗啦翻找。我就在床上坐下——ρi股刚落座就感到不对劲，那是个陷坑，发出嘎啦响声，我陷在里面了。

“对不起，我把你的床坐坏了！”我一边道歉一边挥舞着手脚爬起来，脸上发烫。

“没关系，它就是那个样子，我忘了提醒你。”他连头都没回，正忙着把一些小玩意放进胸前围裙的口袋里，我看见他面前的桌子上站着一只灰白­色­的鸟，在一片钟表零件中间很显眼。

“那只鸟是什么？”我问。

“鸟，杜鹃，小杜鹃。”那个瘦小的背影回答。

“杜鹃……不是花吗？”

他终于转过身了，我没再敢坐回床上，就呆站着，他不得不仰望我。

“杜鹃也是一种鸟。”

“我不懂花鸟，说起来惭愧，我还是个卖花的呢。”

“歇好了我们就回去。”他冷冷地说，围裙口袋鼓囊囊的。

在这之前我应该好好再看看这座村子。

这庞大又沉默的傍晚的慵懒，街道上窗户反­射­的光，鸽子扰动的光，除了一处下水道堵塞，没有任何大事发生的和平的街道。再离远一些，如果能从更高的地方往下看，村子就是星球上的一片藓，城市就是增生的骨刺。

傍晚时分我从一处僻静的小门踏进了它的地下部分——一座村庄犹如一棵树，或遥远大洋上的漂浮冰山，隐藏在下的部分要比显露出来的大得多。自从成为一棵树的从属，我才认识到根的重要，竭力支撑着表面的光鲜，承受更多痛苦。我让我的树受委屈了，它的根在我身上长不大，而且一个人的营养远远不及土壤。

我走进村子的地下，带着手电筒、刘阿姨的手机、老先生的工具包，一窥根的究竟。本来我是不用下来的，我不方便移动。但地下的情况有些不可以预料，路径复杂交错，很容易迷路。于是我身上装了老先生的监视模块，在他那里我是一只棋盘上的小铁皮人，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转个身，小人儿就跟着转个身，我永远也无法走出那个布满格子的棋盘。这样他就能随时观察我的位置，我需要在他的指挥下摸索着达到我们那所房子的正下方。我们真是疯了。

下水系统，村子又临近大海，地下通道很潮湿，有一股霉类或菌类繁衍时独特的味道。下面本来有照明，因为不是例行维护时间，灯光被关掉了，我只好小心打着手电前进。入口在东边，刘阿姨家在东南角，我只要尽量挑往南边的路就行了，应该不会很远。

小提琴的四根弦让我产生同样的幻想。我知道其实它们几乎位于同一个平面，但那平面如同夜晚仰望星空时的幻想天球，我坚持认为它们实则距离遥远，就像参宿四与参宿七的距离要用光年计算。如果扭动这弦头的“轴”，整个空间就会产生某种深刻的变化，仅从外表无法一查端倪，只有无比熟知这四根弦的道也都黑黢黢，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不敢轻易用手电去照，而它们被我甩在身后，我就更加不安。

我开始变得有点气愤不平，因为这件事看起来对我一点儿好处也没有。这很有效，我是说一旦我生气、发怒，害怕的感觉就会消退。人的情绪圆桌就只能容纳这么点东西，别的情绪进来了，就要把恐惧挤掉。

第一个电话打进来时我的手电刚好照到一对发亮的眼睛，手一软差点把工具包给摔在地上。是只老鼠，它看到我转身就跑，我盯着它消失的地方看了好久。

“有点偏，得往东边来。”

“我一直沿着进来的路走的，一个弯也没拐。”

“那就是路本身不正，可能是东北西南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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