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继续说：“哪晓得好景不长，在回程的路上，遇着国民党抓壮丁，把我抓去当兵去了。我们班那个班长，特别欺负人，听讲我是瑶人，一天到夜拿我来当苦力，我受不得那个气，就把班长打了一顿，逃跑了。一路往家乡逃，在半路上，遇着飞人马戏团招人，我就去报名参加马戏团，专门表演空中飞人的节目。团里本来有个演员表演的，因为我练过轻功，表演不要保护网，更加卖座，工钱也比别个拿得多。原来那个演员忌恨我，就在我表演的时候，暗地里拿弹弓­射­中了我，让我从空中摔了下来。好在我在空中翻了几翻，减慢了速度，才没摔死，但也跌成了重伤。

那时国民党有部队在缅甸和日本人打仗，马戏团要去慰问国军，我有伤走不动，就落户到了地方上，在一家地主屋里当长工。有一天和另外一个长工上山砍柴火，刚下过雨，那个长工一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跌得半死，我就用草药把他救活了。东家见我有这个本事，就收我为义子……”

安小全问：“什么喊义子？”

父亲说：“义子就是把我当成他的仔，因为他没得后代。不久我就和你妈妈结了婚，在圩镇上开了一所济生堂，专职行医了。

刚刚解放，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因为屋里的衣车头出了毛病，我又正好要进城去采购药品，就用油布把衣车头包好，带进城来修理。那时进城还不通汽车，我自己养了一匹马，是骑马进城的，那马的名字喊草上飞。因为路远，所以要在城里过一夜，第二天才能回去。哪晓得那天夜晚，土匪暴动，烧了乡公所，杀了几个共产党的­干­部。于是解放军去剿匪，并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暗藏的土匪。镇上就有人诬告我，说我头一天带了一部电台去联络，其实就是那个衣车头。所以我就被当成土匪抓了起来。并判了死刑。正好这时中央人民政府下了文件，杀人要有证据。政府通过调查，发现我是被冤枉的，就宣判我无罪释放了。我回到乡下，觉得乡下没得前途，就自愿留在劳改农场当保健医生，一边跟人学西医。学了一段时间，就在城里自己开起诊所来了。如果讲我有什么历史污点，也就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了几天兵，坐了半年牢。现在红卫兵来抄我的家，造反派不准我看病了，要我去扫厕所，都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我的历史，等他们调查清楚了，我相信我是没得事的。”

父亲说这话，并不是没有思想基础，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亲眼看到了妓院、赌馆、毒品在神州大地的绝迹。解放牌汽车问世，长江大桥通车，万吨远洋巨轮下水，万吨水压机诞生，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些振奋人心的事情，都是在解放后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出来的呀。所以他58年参加单位，那时各人自报工艺，要多少工资，先自报，再由领导定额。

当时安医师已经是水伯娘山市著名的医生了，但他自报工资只报了一百二十元，而别人都报了两百元以上，安医师因此受到了卫生局长的表扬，两个后来一直是好朋友。有人问安医师为什么只报一百二十元，他说到了共产主义，连吃饭都不要钱了，还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可见他对共产党是多么的敬仰。

安小全听了父亲讲述的家史，对父亲才算有了一定的了解，压抑的心情也舒缓了许多。但政治运动是谁也抗拒不了的。他听从了父亲的劝告，马上收拾好一屋的东西，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无留恋地搬到后妈屋里去住了，从此结束了在医院宿舍的生活，前后也就是两年的时间吧。

后来他才知道，红卫兵之所以来抄安小全的房间，是因为父亲的朋友帮他后妈的屋子加高扩宽后，安医师下班回来，连夜搞卫生，清理建筑垃圾。同时在露天的自来水龙头下，安放一块青石板，好放桶打水。

谁知住在公房三楼的一个造反派，却诬告安医师在埋藏“变天账”，到医院去告密。医院造反派的头头中，有一个就是安医师的徒弟，他不好意思出面去处理，就通知红卫兵来抄家，结果青石板被撬起来，变天账没挖到，只挖出了一颗烂衣扣。

不过红卫兵还是有“收获”的，就是收缴到安医师打造给儿子习武的那把钢剑。这不是安医师要反革命暴动的证据是什么！于是，安医师在整个文革十年中，不断受到批斗，就是由这把钢剑而起，太可悲、太滑稽、太可笑了。

后来文革中，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老人到安家拜访，后妈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安医师的师兄，后妈告诉他安医师正关在“牛棚”里，他就赶紧走了。

那时安小全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躲在湖心亭的小丛林里习武练功。有一天早晨，来了一个老人，说他的功夫练得不错，他主动提出要教他一路雨伞功，安小全就答应了。

老人教了安小全四个早晨的雨伞功，动作不多，36个，安小全记­性­好，很快就学会了。老人对他说，你学会了，可以告诉你父亲，但不能传给别人，之后就不辞而别，安小全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父亲从牛棚被解放出来，他跟父亲谈及这件事。父亲叫他练一遍来给他看，父亲看后惊讶地说：“这是我师兄练的雨伞功啊！”

安医师的师兄是怎样找到安家的，他又是怎样知道安小全是安医师的儿子，后来又到哪去了，便成了一个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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