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安小全来上班，发现门市部多了一个新面孔，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很胖，双下巴。别人的眉毛是横起长的，她的眉毛是竖起长的。不看她的眉毛人显得很和善，看了眉毛显得很凶。下巴突出，所以嘴­唇­合不拢，露出一口大金牙，原来她是张三的老婆阎婆惜，诨名叫做“地包天”。

她调来了，刘唐调走了，这是上午的事情。后来安小全才知道，张三和刘唐是街坊、邻居，两家为着子女的事，闹过架，动过武，结了仇。现在俩人在一起做事，说得好听是不方便开展工作，其实就是张三把手里小小的权力，化作大大的威力，把刘唐挤走了。

朱武是专职修钟的，现在阎婆惜也是专职修钟的，必须错开，一班一个。于是张三把门市部的人分散，由张三、吴用、朱武、安小全为一班；阎婆惜、公孙胜、宋江为一班。

不管是宋江、安小全反对把师徒俩拆开，还是吴用、朱武不愿和张三上一班，都无济于事。

这样的班次排得很微妙，张三、阎婆惜是所谓的革命群众，吴用、会孙胜是基本群众，宋江、朱武、安小全属于21种人，是改造、专政的对象。人员班次变动后，就成了张三、吴用监管朱武、安小全。阎婆惜、公孙胜监管宋江，可谓用心良苦。

安小全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混日子，受的冲击少，还体会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只是不能跟师傅在一个班，学技术只有加班加点了。

这一天张三休息，老规矩由吴用顶替营业员，没有顾客的时候，吴用就骂起人来：“讨X嫌，把地包天调起来，本来老子守夜不着扛被窝的，现在次次要扛来扛去，好麻烦。”

朱武说：“门市部不是有被窝，你爱得扛。”

吴用道：“莫在瞎掰，女人家盖过了男人家又拿来盖，要你霉起一辈子翻不得身。”

朱武说：“你介信这号名堂，我没得那么好的神气。”

吴用道：“等下她来了那号东西，搞到被窝上你讲霉不霉呀。”

朱武说：“我们一个遇不到，就你遇得到，你总是走桃花运。”

吴用道：“还走桃花运，有血光之灾啵。”

安小全进厂两年了，就跟阮大郎讲的话，开始古灵­精­怪啦，他Сhā嘴说：“地包天好肥哦，她吃了什么呀，女人家也抽烟。”

朱武说：“嘿，大眼鼓，就有这么怪，猴驼瘦起和个猴子，地包天肥起像头猪，瞄得准矮起个种子，他老婆又是个无常鬼。”

吴用道：“对啊，你老婆那么爱­干­净，你又是个邋遢鬼。”

朱武说：“连我也喊邋遢，世界上没得人­干­净了。你想也想得到嘛，有我老婆在，我邋遢得去哪里。”

吴用道：“美国佬，还是你命好，明晚夜又轮到我守夜了。”

朱武问：“今晚夜是哪一个？”

吴用道：“还有哪个，猴驼啊，这个野仔来了好X多名堂，我们大眼鼓守夜守得好好的，又要轮着来。”

朱武说：“你们是红五类，他师徒俩个和我是黑五类，给大眼鼓守夜，你们放心？”

吴用道：“什么X红五类、黑五类，既然不放心，你莫喊黑五类守啊，这不是矛你的X盾了。”

安小全说：“那我巴不得，哈哈。”

吴用道：“还是你守好，早晨一起来，卫生、烧茶样样搞好了，听讲你在厂里宿舍睡？”

安小全说：“哪还有房子，我在宿舍的楼梯底下睡，比狗窝还不如，热得我二跳四。”

朱武叹了口气，“大眼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安小全说：“热点还无所谓，那个死上海佬，半夜三更起来解手，怕鬼不敢下楼，一泡大便屙在楼梯口，臭得你个喊X抓天。”

解放初期，中国人称苏联人为“老大哥”，文革前称上海人也是“老大哥”。上海为了支援内地建设，调了很多师傅来支边，安小全厂里也来了不少上海师傅。

吴用笑道：“好，好过你去熏板鸭。大眼鼓，重新回来守夜嘛。”

安小全说：“我哪不想呢，猴驼要给你守才得呀。”

朱武Сhā嘴说：“老狐狸，神仙怕脑后风，老公怕枕头风，你这么怕守夜，只有在地包天身上下功夫，枕头风一吹，猴驼包你松口。”

吴用道：“你诡计多端，你来。”

朱武说：“你油嘴滑舌，地包天喜欢你。”

有顾客上门修表，吴用接待顾客去了。

安小全坐着想心事，自从医院搬出来，他在家里住了一个冬天，天一热，兄弟多，房子小，地方就显得窄了，安小全只好另找地方安身。

厂里本来宿舍就紧张，一个房睡你十几个人，哪还有一个狗崽子的立锥之地。安小全东找西找，只有宿舍楼梯底可以安块床板，就去找厂头头解决。头头一看楼梯底又黑又潮又臭又脏，也就答应了。过了好多年安小全才得知，造反派头头之所以答应他，并不是因为楼梯底下臭，是因为可以形成一个反面教材。你们看，革命派可以住房间，狗崽子就要他睡楼梯底！

安小全在楼梯底睡，热还不算，关键是一个月的24块钱守夜费没有了。他的工资，一分不少交回了家，一个大男人，出门连两分钱的冰­棒­都买不起，实在难过。和尚卖狗­肉­，看在钱份上，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回来守夜才行。

刚才朱武叫吴用做阎婆惜的工作，回去吹枕头风，这是一方面，还有不有其它方法，连张三一起触动一下，两面夹攻，把握更大。

正在这时，朱武修好的钟叮叮叮地闹了起来。一个钟刚闹完，另一个钟又闹起来了，安小全灵机一动，有了。

晚上九点了，还不见张三来守夜，吴用骂道：“耶嘿，这个X猴驼，莫过还要碰完了丁拐才来，他妈的。”

朱武笑道：“地包天还没抽风，他哪下得马呢，你们先走嘛，我这个钟明天急要的，装好再走。”

所谓急要，就是那时戴表人多，修表人少。钟表坏了拿来修理，最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取到货。但一些边远山区、部队、矿区来的顾客，进城一趟不容易，时间也不多，要求照顾，今天拿来修，明天就来取，多付一点修理费，就叫“急要”。

吴用说：“那你在等他，我们先走了，大眼鼓，走！”

安小全和吴用出了门，各奔东西。

安小全正走着，就见张三驼着个背，手里抓着两个糖包子，边吃边匆匆赶路。

张三也看到了安小全，赶紧把另一个包子也咬了一口。俩人碰面，问：“就下班了，哪个在看铺子？”

安小全说：“九点十五分了还不走，朱师傅在赶急要钟。”

张三因为迟到了，想讨好一下安小全，“吃包子没。”

安小全说：“我夜晚吃不惯东西的。”

即使想吃，那两个包子都咬过了，叫别人怎么吃。安小全觉得好笑，也不跟他多说，走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来政治学习。文革了，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所以晚上学了，早上还要学。师傅们来敲大门，张三才起床开门。

阎婆惜问：“你昨晚夜几点钟才睡，现在还不起。”

“哎哟、哎哟”，张三呻吟着，“莫讲了，我一夜没睡，血压高了，头痛、头痛。”

阎婆惜问：“好好的怎么又血压高了呢？”

张三骂道：“这些鬼钟，一个钟头闹一次，一个钟头闹一次，吵得我一夜没合眼，心火躁。”

吴用故意大惊小怪，“大眼鼓，快点、快点，帮主任去厂里开张记账单，给主任看病去。”

张三为了在众人面前表示他敌我分明，忙说：“不着、不着，我自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