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5月:以色列建国五十年大庆。
1998年10月23日:WYE RIVER 协议,“恐怖分子反对和平解决”。作为对巴勒斯坦方面出动警力弹压恐怖活动的回报,他们从西约旦地区复得13%的土地。
1998年12月
我“装备”的几个网点并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我的目的在于把第二个数据服务机构落地,以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技术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收获不大。我Сhā上一脚的这几个破村子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报路过。不过有一个好处,我的程序奇迹般地抹掉了所有我的被捕记录,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受到注意。剩下的只是那些通过传真或者信函发送给叙利亚秘密警察的文件了。年初那段时间的报告已经足够引发他们的妄想症状了。有关杀害阿布-夏杜夫的指控,对巴勒斯坦人有限的信任度,加上他们对不可控因素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他们最终对我发布了通缉令。法利蒂得知消息后,破口大骂。他异常激动地嚷嚷:
“在哪儿呢这头固执的蠢驴?真主作证,我要拆了她的骨头!叙利亚人控告她从事反叙活动,这会我可没办法救她了。”
他的副手问他:“你呢,你相信她有可能是个反叙利亚分子吗?”
法利蒂不再提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她就是有点疯病罢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补上一句:“事实上是,她‘和一切理性过不去’。”
我本来可以及时离开叙利亚的,但我当时没有去见法利蒂,所以根本不知道通缉令这回事。我当时选择回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几个游击队员给我讲述了这一幕。法利蒂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她和所有的理性过不去”,成了那几个月里最时髦的玩笑话。
当时回到基地之后,我没有料到要和头头们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重访一次上回被捕的那个村子。
“这完全不可理喻!”
我的惊呼让指挥官很不高兴。
“你说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你上次安装的程序不能运作了。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原因呢?也许是他们的硬盘满了,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破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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