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再做个采样。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反正她还昏迷不醒。”

几分钟后，我缓过来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上，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而且，是一个单间。

多夫，那个医生，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观察我的温度计，手里拿着笔记本。

“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醒醒，然后详细说说情况。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

我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不要冰糕。”

“什么，冰糕！你没事吧？”

“行了，看来这不是幻觉。我真的回家了。”

医生笑了，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

“看到了吧，嗯？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至于你嘛，你把发生的事都抛到脑后，好吗？保证？”

我向他保证。我目送他离开，又满心忧虑了。我心想，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呢。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所以，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配方，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的每一样东西。研究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是复杂得很。有时候，某些成分被找到了，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但在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于是绞尽脑汁，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也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早就该放弃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负责“行业对外关系”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以物资的力量——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没任何收获。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很奇怪的是，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常规成分”也找不到。事情变得让人灰心。看来，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那个混蛋说他们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看来并非诳语。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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