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āv Maga,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āv 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ā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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