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宾馆时又经过喝过茶的这家小店。年轻店主看到我们拎着塑料袋，知道我们已在别的店买了东西，照样亲和地招呼我们再进去坐坐，又给我们沏茶。我们买的石雕、印料石，他用放大镜逐件细看，作了公正客观评说。他对每件的估价，竟和我们所买的价格不相上下；他毫无半点嫉妒情绪，心气十分平和，真令人佩服。我们不由再次浏览他店里的石雕艺术品。有几件石料石色不错，雕刻的艺术形象充满神采和谐趣，按质论价还算合理，我和另一位同道就各买了一件。这两件的价值，可远超过我们在其他店所买的总价值；然而，我感到钱花得值，买到了一份极好的心情，愿。
自武夷山回来，我反复回味了那年轻店主关于地段、位置的看法，也反复回味了那黄澄澄的工夫茶。他经商是一种无为的态度，是一种平静的心情，是他的诚实与真诚让我信赖。我们的先辈倡导以“诚信” 经商，有“童叟无欺”的守则，也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这是商业文化精神。而当前常见的却是欺诈蒙骗、坑害顾客，攻击诋毁同行的例子也举不胜举。其实，坑蒙拐骗都是暂时得逞，终究要自食其果。我居所附近一条街上，每年有几十家店面易主，尤其是那些饮食店，大都是因为起初生意不兴旺来客少，为怕亏本就暗中抬价宰客，或者以变质食物充数，越是宰客上门的就越少，竟有一家餐饮店一年三易店主。有些人无限制地重蹈覆辙，始终不觉悟，智商竟这么低劣。早在提倡重视商业文化建设，也喊“文明经商”，却在浅薄地放纵利欲，浮躁地追逐金钱，这正是文化精神的失落。
都说茶道是一种文化，许多人追逐时尚喝工夫茶。其实，文化是形而上的精神，《红楼梦》中品茗就体现着审美价值。鲁迅说饮茶要练出“特别感觉”，有学者立有“廉、美、和、敬” 的四字“茶德”。茶文化是人们在饮茶中培养和体现的品位、修养、境界；而有些人只是附庸风雅，只在乎工夫茶的表演过程，只满足于文化形式和表象模仿。有多少人品茗时精神世界能真正进入称得上“廉、美、和、敬”的文化的境界呢？又如武夷山那些街上，几乎家家店中央都摆有茶桌，都是为顾客备的，看似一道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景。但我们所到的十余家各类店，大多数店主注意力只在我们是否购物，而淡忘了茶桌。唯有那位年轻店主，用真诚的态度和平静的心气，使工夫茶出神入化，使卖与买升华到了精神的层面。人们推崇儒商，年轻的店主未有关于书本学问的谈吐，但身上却让我感觉到一种“儒”气。我从他那工夫茶里，真正品尝出传统文化的优秀和魅力。
重建雷峰塔镇谁（1）
雷峰塔在杭州西湖边，原是“西湖十景”之一。
据俞平伯考证，雷峰塔建于北宋开宝五年，有三个名称，各有来历：一是黄妃塔，据说吴越王钱俶之妃黄氏因奉藏佛螺髻发及佛经而筹建；二是雷峰塔，因《西湖游览志》中提到南屏山支脉“旧名中峰，郡人雷氏就居之，故名雷峰”；三是叫西关砖塔，是塔以砖石为芯，外有木构檐廊。三个塔名中，“旧名中峰，郡人雷就居之”其实最勉强也最不足道，倒变得最有名，民间流传了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及康熙皇帝南巡时题下“雷峰夕照”四字，则是其名扬天下的两大原因。
塔是佛教的产物，是用于藏舍利子经文的，故谓“佛塔”，俗称“宝塔”，也称“浮屠”。留在历代人头脑中的雷峰塔，其实早已离开它实用的本意而精神化了。从清代陈遇乾所著弹词《义妖传》，到冯梦龙白话小说《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及久演不衰的戏剧《白蛇传》，是代表民间的愿望，雷峰塔则是以恶压善的象征而受到憎恶。康熙却与民间的感情相反，对其大加欣赏和美化。于是官宦豪绅、文人雅士，便也觉得“雷峰夕照”是天下绝色美景。对待雷峰塔，显然有贵族的和平民的两种态度两种感情。
雷峰塔破残的砖石塔芯，在1924年9月25日轰然倒塌。为之，鲁迅先生写了杂文名篇《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听祖母讲白娘子的传说，从小就对白娘子被镇在雷峰塔充满同情，他在文中说：“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这不只是代表他个人好恶：“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是与“普天之下的人民”愿望相一致的。
这其实不仅仅是人民对白娘子一个人的同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爱情故事，许多是对传统观念的叛逆和批判。这种批判，当代好些创作者——尤其是戏剧作者，往往浅薄、笼统、概念地称为“封建思想道德”；其实，同是封建思想道德，不同的故事都各有不同的独特思想内涵：有的是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的是批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有的是批判欺贫爱富，有的是批判以仙、凡界限扼杀人性人欲……《白蛇传》则是一反妖孽凶恶的概念，将“妖”人性化，而法海作为宗教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大众对佛教干涉和扼杀人性、人欲的憎恶，这是否与西方16世纪反宗教禁欲主义的文艺复兴人本思想有相似之外呢？该属一种人性回归，属*、自由思想的萌芽吧？雷峰塔的倒塌，不再仅仅是作为一座具体的物质的佛塔，而是一种精神“塔”，是压迫和扼杀人性人欲反自由的封建观念城堡，“倒”，是广大人民的愿望，也是时代前进的必然。
然而七十八年后的2002年10月25日，雷峰塔又重新建造起来。2005年中秋我去杭州，见到了新塔。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重建：是佛教寺院藏经文、藏舍利子的需要吗？现在有那么多经文需要重造新塔来收藏吗？即使藏经藏舍利子的佛塔，建塔的资金，要么是僧人化缘，要么是王公贵族中善男信女捐助，都应与佛教精神关联；现在重建的资金又是何来？
据了解，为庆祝塔的建成，曾举办了一场《雷峰夕照》音乐大典，看来是为重现“雷峰夕照”、补全西湖十景。
重建雷峰塔镇谁（2）
西湖风光的确美不胜收，然而康熙南巡至杭州，题写四字匾额，也只是即兴凑合而已，哪会经过严密推敲。他游览雷峰塔时如果不是傍晚是早晨，岂不就题写“雷峰春晓”了？游苏堤不是早晨而正是傍晚，题写的岂不该是 “苏堤夕照”了？
“雷峰夕照”四个字其实极其空洞，没有具体审美内容。再说，雷峰塔早在明嘉靖年间遭到雷击着火，烧掉了外壳木构部分，康熙题写时，只存有破残的砖砌塔芯了。那残存砖塔照片我看过，实在是破败不堪，像只剥了皮的老鼠，非常难看。我一直好生奇怪，康熙怎么会觉得它是美景而大加赞赏呢？
“雷峰夕照”分明是觉得它美在夕照里，难道别的风景没有经夕照的时刻吗？“保俶夕照”、“六和夕照”、“灵隐夕照”，都不如它美吗？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人信它是美景？是因为康熙题额，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便信奉；文人雅士信奉，当今有谁不信奉就不“文”不“雅”，就不上那个档次了。两千年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人人都得信仰而不能怀疑，也就不用思考，以孔、孟的脑袋为大家的脑袋；“*”中大家的脑袋也被一个脑袋替代；至今有为数不少的“文化人士”，不仅思想奴化，连感觉也被封建帝王*而奴化了，以盲目的迷信替代自己的真实感觉，竟还以为有感觉，岂不可哀！
当了皇帝、大臣就总想附庸风雅，到处挥毫留墨，盼能立碑铭文万世流芳。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早就挖苦过，“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鲁迅批得是何等辛辣入骨。这种病至今似乎仍在流传。决策的领导及文化、建筑等一干专家们，该不会是没读过鲁迅先生关于雷峰塔的两篇著名杂文吧，是忘记了，还是故意不屑理会？忘记的，属于愚昧；故意不理会的，便有些像穿“新装”的皇帝，不知道害羞。如今重造雷锋塔，连同周围配套园林，花费资金决非小数。其精神意义，在笔者看来，是对康熙偶发大兴的顶礼膜拜，又恰恰镇到了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头上——即镇到了民众的灵魂上——这竟是鲁迅先生出生的浙江老乡做的。这好像象征着当代某种思想文化的总体倾向。今天重读先生这两篇杂文，才觉得真正理解到其中一些精神，心头受到了强烈震撼，面对当前一些事实，不由产生哀叹！
如今营造古迹成风，无论造塔还是别的什么，理由其实迟早总可看出对不对头。不对头的，不是认识问题，便是动机问题。动机有什么问题？有工程兴建就有权力使用啊……
关于“活法”的疑惑（1）
“换一种活法”，是近几年一句十分时髦也十分流行的“经典语言”。可我一直稀里糊涂没有弄清它的含义。这个时代新的口号新的提法，从官方到民间，一批又一批不断涌现，实在难以一一记住，仅有的时间、精力、智力，更来不及去逐一“解密”、“破译”。然而，这些时髦的流行语言偏偏有时要冷不丁狠狠地刺一下你的神经。我有一次就被“活法”呛了一下。这得从名画家w先生说起。
这位w先生是西北某大城市画院的院长。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知道他的，有一次吃晚饭时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于他的专题片。他画国画人物，是中国画线条加素描式的明暗效果，人物造型很准确，形象雄健厚重，是西方造型观念与传统水墨结合的中国画，近似老一辈巨匠蒋兆和先生的画风，所取题材注重思想、感情，很有视觉冲击力。那之后不久，又看到他在《美术》杂志上发表的具有史诗性品质的画作，题材重大，是那么有精神震撼力。过了不久他竟不远千里来到常州，由常州一位画家转送我一本他所画十二位伟人像的挂历，有他亲笔签名。当时我觉得，他创作态度严肃，作品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人物画中罕见的黄钟大吕之作，很敬佩他。然而，以画换取金钱的风气日盛，他名声渐大，便渐渐少见他重大的严肃题材创作，而屡见他仅仅靠笔墨技巧大量换取金钱的应酬之作。我原认为他可能成为建立殊勋的巨匠，可以推动民族绘画创作的发展；他却为钱而放弃了神圣事业的努力，于是功亏一篑了，我感到十分惋惜。一次出席某前辈画家纪念活动暨国画理论研讨会，我对本市一位从西画转向国画的画家谈起这事，这位画家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说：“他可以达到的历史地位是被金钱淹没的。”我以为这概括得很精辟。而在另一次文学作者小型聚会时，我又提到这事，一位中年女作家却为他辩护：“各有各的活法嘛，他愿意那样活，也无可非议。”把“活法” 两字硬推到我面前，便逼着我要寻找它的诠释。
“各有各的活法”，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存位置和生活方式，似乎体现着个人自由生存的权利，似乎有公民意识和人性化特征，充分地包容了个性。
然而，人类群体生存的社会，制度再先进再文明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行为，也必须受法律的、纪律的约束，以及道德和正义原则的规范。“活法”是个极其笼统的概念，有千万种动机千万种性质：如果有人怀有专业才能，因为人才竞争机制不完善而受到压制、排斥，所得又是不公待遇，另找别的单位，或者干脆自己独立办起一个企业或一份事业，这“换活法”，确是无可厚非。如果一个有专业技能的人因羡慕行政官员权力可以有隐性收入，而放弃专长用各种手段挤进党政机关，这样的“换活法”，难道也该包容也认为可以理解吗？不久前常州电视台“警方传真”中举到这样一件案例，几个外地人来常州打工，觉得太苦太累工资低，便合伙去盗窃电话线，也说是“换一种活法”；有些人好逸恶劳不愿从事正当职业，或贩毒，或聚赌，或女子卖淫，是否也是一种活法？……“活法”究竟包容量有多大，谁作过解释？谁作过界定？
w先生卖画成为富翁是一种“活法”，可这种活法性质究竟如何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活法”的疑惑（2）
画家卖画，当然自古有之、中外有之。历代大量画家均无铁饭碗，基本生活是靠卖画，那卖画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w先生是官办画院的院长，卖画是否正当？
体制完备的官办画院，历史上宋徽宗赵佶时期有过，但那种画院是培养画家的美术教育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美术学院。官办画院养着专业画家，便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首创了（有些朝代宫廷中皇帝供养过一些专为皇家服务的御用的画师，但只限于宫廷，人数极少）。官办了各级画院，破天荒为画家们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官养画家的数量比历代皇家御用的多千倍万倍。建国初建画院，是因为画家是属意识形态战线的一支队伍，是承担着“反映工农兵火热生活”、“反映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的任务，享受工资待遇，应当努力去创作讴歌时代的作品。虽然这种任务用现在的眼光看，有政治成分，有“左”的倾向，但那是画家享受人民给的待遇，必须以绘画创作为人民服务的劳动作回报，从按劳分配角度衡量，还是公平的、合情合理的。现在清除了“左”的创作遗毒，却走向另一极端，连作品关于思想、情操为灵魂的要求也丢弃了，画家应坚持的神圣职责也丢弃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时期，官办画院竟从省普及到市，再延伸到县、区，遍地开花，完全是违背科学规律而“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有些地方官员以为画既可附庸风雅又可当金钱财富，把画院作为他们觅取名画家墨迹的服务站。这种铁饭碗体制的官办地方画院，在有严重缺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着金钱诱惑，一心想的是牟利，心思大多用于走偏门搞炒作，怎么可能产生真正的优秀艺术品？怎么可能产生真有艺术造诣的画家？三年前那次纪念前辈画家的艺术研讨会上，原在《文艺报》供职的一位美术理论家在会上发言就明说，这种设立官办画院是不合理的。就如W先生，供职于国家设的画院，有头衔套花环，铁饭碗定职称拿高工资享受优厚的待遇，有财政供给买笔墨纸砚及其他画具，按理生在福中该知福，创作出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张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作品，为和谐社会的文明建设尽责，以回报社会，回报纳税人的供养。w先生却不，因为作画卖钱可以鼓自己口袋。他有熟练的笔墨技巧，画得非常快，一两个那种略带变形夸张的穿长衫人物只用几根瘦线，再横Сhā几根树枝，加大块浓浓淡淡的墨泼出树叶和大石块，这种是百分之百的应酬画，幅幅内容大同小异，实际上是不用脑子的重复制造，一张四尺宣横幅，不知是否需要半小时。如此粗略估计，他一天可画几十幅。曾几次被常州有实力的人物请来，谁知究竟留下了多少幅？我去他所在的城市采风，曾见一些景点有他的画明码标价出售，一幅四尺的标一万八千元；留在常州的一幅是多少钱无法确知。2003年上半年，有老板经朋友介绍找我咨询，有w先生一幅四尺宣纸的画，他想买，对方开价五万元，问我值不值得买。由此可见，w先生从常州带走的人民币绝不是个小数。应酬画经炒作疯狂抬高价格，生存的社会土壤就是“雅贿” 的盛行，实际上既是依靠官场*发财，也是为官员*推波助澜。他这样做，艺术家的良心呢？做人的良知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关于“活法”的疑惑（3）
强调“活法”者似乎认为是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观念，殊不知，真正现代文明的观念应注重于文明的特质。20世纪杰出的哲学、伦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最杰出的成就，就是著述了《正义论》，强调以“正义的原则处理分享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利益时产生相互冲突的要求”，即要维护公平分配。首先，w先生享受国家优厚待遇以应酬之作换取大量金钱，难道符合社会公平合理分配的原则？符合正义的原则？这与官员掌握权力获得隐性收入甚至受贿又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呢？只不过是因为比干部受贿多了一件“艺术”的美丽外衣，思想浅薄的人们不会对其作认真辨析罢了。这，不是我们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吗？
二是不用构思创作只要花一会儿工夫信笔涂鸦一幅画就出价逾万元，这又符合何种价值规律？这种“劳动”、“智慧”，除了在强化盲目崇拜和加大贫富差距，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究竟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三是退一万步说，即使承认其以画换取重金暴富合理，是否具有公民守法意识自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呢？
即使以上三点全部豁免，不违反任何法规，也不属有违道德，但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还有境界、品位高低之分，有高尚与低俗、伟大与渺小之分。我们无权去干涉后者，但我们应当对其作出分辨和评判，有所倡导，有所鄙视。郑板桥也卖画，是因其“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没了“工资奖金”，以卖画为生；也按画幅大小，标价收润笔银两，但“他乐于帮助穷人，书画所卖得的银两往往随手而尽，最后在贫困中逝世”。还有如当代山东艺术学院青年画家蔡玉水，以十年时间埋头创作了一高4米、长60米的巨幅水墨组画《中华百年祭》，凝练而又典型地表现了由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铁蹄下的孩子、人证等内容，画了近四百个人物，展示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百多年的苦难，有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许多参观者被感染得泪流满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热爱绘画艺术，是因为我能不断追求和发现真善美，我热爱教师工作，是因为我每天都面对一双纯洁的眼睛”，w先生现在的换了的“活法”，难道可以与郑板桥、蔡玉水的“活法”画上等号？
在当代流行的“活法”， 究竟有几人去细究和分辨、判别过它的具体含义？当代人喜欢追逐时髦新鲜，也就有人不断创造新的说法、提法，这似乎已成为漫及全民族已经形成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是自我愚化，混淆是非荣辱，在污染国民灵魂，腐蚀着民族的脊梁。
“换一种活法”，是否应配上另一句现代港台电视剧中人物为坚持自己选择常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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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不染”、“别样红”（1）
荷花有“君子花”的美名，因有“仙姿丽质”，被文人雅士们认为有纯洁高雅的品格，还被佛教认为是报身佛所居之“净土”。荷花入诗文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诗经》中就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花）”的佳句，屈原的《离骚》中也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浪漫想象。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以诗咏荷花者比比皆是，有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等一流的大诗人；以后到宋代，用诗文赞颂荷花者，有苏轼、欧阳修、柳永、晏殊、黄庭坚、秦观、杨万里等文学大家。其中则以宋代杨万里的七绝《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和周敦颐文《爱莲说》最为有名，对于后世人认识的影响也最大。
周敦颐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杨万里的“映日荷花别样红”句，以其独特而又耀眼的光芒，使历代赞颂荷花的其他诗文黯然失色；凡读书识字者几乎无不知晓，还被广为引用，对后世人思维的影响无可估量。例如，许多国画家，其中有潘天寿那样的国画大师画荷花，画面都写上“映日荷花别样红”句点题。我原也是钦佩赞叹了几十年，并且在口头上引用过。五年前忽然心生疑惑了。
固然，杨万里“别样红”的“别样”确实能给人特别新鲜的感觉和特别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很纳闷：这“别样红”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红？按词义说，“别样红”，并不是指定的某一种红，其含义很广，可包涵千种万种红；但也可以说什么红都没指，这就有耍花腔之嫌了。这荷花“别样红”是因为“映日”，那么我又想不通了，不由得又要钻一钻牛角尖，试问：红色的芍药、牡丹、桃花、月季、郁金香等“映日”，是否也“别样红”呢？再说，这种“别样红”，潘天寿先生等画家又是通过何种敷色技巧在画上表现出的呢？我看潘老先生也是没有用心想过怎样表现别样红，不过是凭概念盲从地贴标签罢了。当然，这种贴标签式地套用古诗词，不是潘老先生发明，是中国的无思考概念化的绘画传统。
周敦颐的“出污泥而不染”流传更广，其意是比喻为人——尤其是为官的高洁品性，其用心无可非议。但是比得似乎也不甚恰当。所贬谪的污泥，恰恰是沃土，饱含着养料，莲藕赖其生长，荷花赖其开放。再则，与荷花同样生长水下的污泥里的植物，如荸荠、慈姑、红菱，是否都被染了？自然界植物生长靠泥土，而且泥土越是肥沃便越“污”，改革开放之前的历代农民，罱出河底污泥，挖草塘用草、泥相拌腐烂发酵，积聚人粪和猪粪，用这些自然肥料沃田，稻麦蔬菜也是出自污泥嘛。哪种植物不是长在“污泥”里的？哪种植物又不是一经洗涤便洁净的？哪种植物是出污泥会染的呢？“染”与“不染”的区别，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是杜撰的空洞概念。
真要辨清荷花出污泥染还是不染，如果按当代人掌握科学规律论，不仅不是不染，而是极容易染。2003年8月4日《新民晚报》载文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多，莲藕在污染的环境里生长，能吸收、转移和富集铁、锰、锌、铅、镉等多种金属元素，其中镉的毒性较大。莲藕不还在“吸毒” 吗？
当然，我们不能超越历史要求宋代的周敦颐能懂得现代科学。但他是理学开山祖师，哲学家，思维应该是严密的，对事物的性质判断，竟未用哲学的头脑思考分析，未达到他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扎实程度，就难免令人大惑不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荷花“不染”、“别样红”（2）
按宋代那个历史时期人类的认识水平，周、杨的名句也许确实应算非常出色的。我这些观点，当然会令一些朋友不以为然，认为“不能把科学常识硬套艺术想象，科学规律与艺术规律是两码事”。说老实话，这话我还真不大弄得懂。我对周敦颐、杨万里两位的名句的质疑虽是用科学规律，但终究说了具体理由。既然不能硬套；那么那些朋友是否能以艺术规律来帮我解惑呢？艺术规律中哪一条？艺术理论上怎么分析欣赏让人信服？什么道理也不说，只用一句“不能把科学常识硬套艺术想象”的空洞大概念来反驳，我会感到仅用空洞概念压人，终难心悦诚服。如若那样，艺术本身便没了规律，也没了具体标准，张万里、李万里、王万里提出无论什么红，张敦颐、李敦颐、王敦颐提出无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都可与周、杨同样是出色艺术比拟艺术想象了，衡量标准在哪？ 也要以理服人才是。
其实我并不是要批周敦颐、杨万里的名句，我知道它们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铁铸铜浇的。我确实不自量力。
我真正困惑的是，为什么国人一代又一代一直奉其为经典广为引用，为什么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影响竟这么大？国民似乎天生就喜欢这样套用“经典”，如“*”时期，会上讲话或报上文章，或引用马、列、毛语录，或摘抄毛泽东诗词和古诗，似乎就添了“文采”。这种引用大都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时髦的装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恐怕没有几个人是真诚地理解体会了它们的真意并且融进自己的思想、心灵。这种不求甚解盲目信奉和引用，闹出口头念 “宜将剩勇追穷‘冠’”的笑话来，就不足为怪了。在口头或文中常提“出污泥而不染”者，不知有几人真正深切地体验它的艺术魅力而受到陶冶，心灵真的受到了它的触动，当真身体力行“不染”了呢？对生活中真正的不染者，内心究竟有几分敬仰呢？会不会有许多人，一边为“出污泥而不染”一说理直气壮辩护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心里认为那种不染者是傻瓜、不合时呢？
不久前《报刊文摘》有文说，美国布·艾维斯、日本大藏一郎等多个国家的学者，都觉得“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可笑；阿根廷学者安·西雪丽亚挖苦中国学者：“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估计下一阶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 这种讽刺和鄙夷已到十分辛辣的程度，笔者作为中国人的一员而感到羞耻。那些外国学者取笑中国学界，可能还不知，这种引文癖作为一种遗传基因普遍存在于国民身上。借名句作装点的传统，也是一种八股气，至今仍普遍存在于诗文创作、公文撰写、新闻写作、领导讲话之中，使国人弱化了可以用来研究、思考、创造的智力，养成了思维的惰性和盲目性啊！这源于中国学界儒家仰古仰圣，只学不疑的治学传统，骨子里是一种奴性学风，也是一种虚荣的资本。一是想借古人压人，二是做资本卖弄“换取无知者的尊敬”。这种风气，早已结成了精神茧壳，将国民意识与独立健全的人格、先进文明的公民意识隔离。我与人谈话涉及典故，常常因为别人知道我却不知而脸红心跳，说明我身上也是有那种遗传的。如今想想，还真觉得自己傻得可笑。笑过自己，便凑小诗一首表示觉悟：
莲藕植污泥，乃赖沃土生。
离土身洗净，可成盘中珍。
诸物同如此，何来不染经？
莫迷古人说，言当出己心。
再拾让座老话题
关于公共汽车上让座的话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直至今天，文艺和新闻已提过无数次，已成为从一个角度记录国民素质衍变的历史，前段明亮、洁净，后段便渐渐灰暗甚至污浊了。我近两年也曾从不同角度写过两篇与让座相关的文字。前几天乘了趟公交车，忍不住又要重提这老话题。
我和老伴乘2路公交车去城市南郊，有座。右边再稍后一点有一位戴眼镜的女子，大约三十岁上下——因为与我同住一个新村，面熟。起点站，上车乘客都有座，但也没了空位。不久停靠一站，只上来一位看上去有八十来岁的老人，抖抖巍巍的，行动迟缓艰难，见没有空座位，只好一手吊住拉手艰难地站着。坐着的，仅我和老伴是六十多的老人，其余都是中、青、少年。单单一个八旬老翁站着，真是令人揪心的场面。我目光朝四处扫射看谁会给老翁让座，且特别留意那位同新村的女子。老翁就在她左前方，她目光根本无法避开他，却只当看不见。其他乘客这时眼睛也似乎都一时失明了。如遇刹车，老翁定会摔倒，后果不可设想。我这个老人便站起来让更老的老人了——其实我常这样，难得出门乘车还总能遇到这样可以“学雷锋”的机会。我抬起身的那瞬间，我身后座位上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已站起身给老翁让了座。我行动不如男孩那么敏捷，惭愧。
车停过一站，又开动时，那位我同新村的女子手机响了，她与对方通话时猛地发现：“呵，我乘过头了……”呵，老翁上车时她本就该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却还热恋着那座位，这下她要回头走一站路了，真像冥冥之中有上帝盯着她、有意惩罚她。我这时真有点“幸灾乐祸”，忍不住向我老伴评说了她，声音很高，有意要让周围人听到，企盼能唤醒人们的良知。
再到下一站，有个年轻孕妇上车，近前车门座位上坐着一位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男孩，原先未给老翁让座，这回见孕妇上车便马上起身，我确信是我“多管闲事”的评说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一缕阳光刚显现，就立即被一朵乌云遮没：那个孕妇坐下，竟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舌头打个小滚的“谢谢”都舍得不说。我想，那让座的青年或少年心里肯定在怨我，觉得上了我宣传的当。呵，我的呼吁、呐喊是这样地不堪一击。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世间好比一个黑暗的大厅，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良知是点亮的烛光。而在这里竟是绝大多数蜡烛的烛光都熄灭了，都在麻木地维护黑暗。幸好有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和那个少年，虽稍迟了些但还终于点亮他们的烛火。也许因为他们是孩子，纯真的童心尚未被污染。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是否还会一直保持着呢？像那个年轻女子，戴着金丝眼镜，长相有模有样，竟是如此地麻木不仁如此冷酷！那年轻孕妇，是那样地毫无教养！在我看来，不让座和接受让座无表示，都是本质的“一斑”，都足以窥全豹。我若是用人单位的头儿，单凭应聘者这一表现，就有足够的理由不录用，而不论他们其他方面条件有多好。不过我没有用*力，用人单位的头又不一定会有我这样要求，所以那些人说不定偏偏就能稳稳享有各自的良好待遇。
这种良知枯萎，无论在让座还是在其他方面，似乎已是普遍现象；而我们在总结估价时，往往还总习惯于用“个别”、“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框框不知还要套用到何年何月。面对这种“精神文明”的严重问题，我们应当震惊。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怎样不满足于口号或者表面形式，而真花气力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呢。过去公交车有售票员，还兼提醒乘客给老弱病残让座，车上还印有给老弱病残让座的宣传文字或专座；现在换上投币箱和刷卡机，司售人员也就纯粹只管收钱不管公德了。可不可以说先进科技往往吞噬了公德？因为“重视”敬老，才有了敬老节，可是现今这种节日形式，与真正的敬老意识和日常敬老的行为之间，究竟又有多少关系呢？倘若要我向外国人称“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称“中华民族有尊老爱幼的优秀传统”，实在要脸红心跳舌头僵硬。
我们国民的素质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愈来愈大。我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美国有位社会学家说过：21世纪社会发展的竞争主要是人的素质的竞争，而人的素质决定于教育的科学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一位常去国外的作者在我此文后边写的回复有这样一段话：“深感中国人的现代化首先要在修养和素质上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上比高，否则只能是越富越会到处出丑。”忧患之心，溢于言表啊。
别把神圣当肉卖
去年中秋过后应友人邀请去杭州，友人驱车陪我去游灵隐寺，因见刻有“灵隐禅寺”嵌金大字匾额的门楼在加建不锈钢栏杆，是为拦住游客收门票敛财，顿时生反感，于是没有进去。回来还写了篇《走过灵隐寺》。这年初夏时，参加《武进文化》编辑部组织作者采风的活动，又去杭州，游览的景点中偏偏又安排了灵隐寺。上次未曾进去；这次，大门前不锈钢栏杆早已安装好，集体活动，导游给买了门票，也只能入乡随俗，和大伙儿一起进去了。
以飞来峰为主的殿外园林景区，古木绿阴包藏着不少关于佛教的古迹，不少佛像雕刻艺术。地陪导游带我们匆匆游了这些景点，便把我们带进一处新造的仿古园林建筑，里边摆满玻璃货柜，全是与信佛、拜佛有关的物品：如各种型号的线香，各种挂在人胸前的佛像挂件，香炉、蜡烛……实际上就是个专卖商店。地陪导游说，刻有佛像的各式吉祥小挂件、镀金卡，都是经过寺里高僧念经开过光的，护身很灵验。我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小挂件、镀金卡，那些高僧该日夜不睡连续开光是否来得及？即使来得及，该是多辛苦呀！
店里拥满了游客——此时大半游客身份似乎已一下子转换成香客了，纷纷涌到玻璃柜前选购，许多人出门时手里握了大把的线香。早在车往灵隐寺行驶的路上，杭州地陪女导游就向大家“导游”，说灵隐寺的佛非常灵验，尽心指导大家，第一要拜如来佛，如来什么都管，可求升官，也可求发财，让人感觉如来佛就像现在的一把手，所有大权一把抓；若要求婚姻、子孙，得拜观音菩萨；求健康长寿，得拜药师佛；求高考录取，得拜文殊菩萨……导游把游览导成了入寺院进香。
进寺院大门票在旅游费用中集体买了，要进大殿烧香拜佛，大殿前边拦了一道黄墙，还得买门票。那道墙虽然盖着瓦脊是黄的与寺院殿堂同色同格似可融为一体，有左右两个门，右为进口，左为出口，右边门内有票房售票窗，给人的感觉，是为卖票收钱建造的。这融为一体，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寺院的性质，它不是修行的佛门圣地，而是经营单位。要进大殿得个人掏三十元钱了。好不容易到杭州一游，到了大殿前，为省三十元钱不进大殿的恐怕为数很少。这环环相扣，恐怕早在寺院的算计之中。
总说旅游体现着一种文化。这里看起来似有浓得呛人鼻眼的“文化”味，但不是健康的文明的先进的文化。我深深记得，新中国建成后，多少批入学读书的人从课本上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使广大人民精神陷于愚昧甘愿接受统治承受压迫。那时的宗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统治服务的。我至今仍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文化批判精神和思想进步意义。不过，我也一直认为，宗教可以有利于人的道德建设，譬如佛教，教义并非宣扬有神论、宣扬迷信。教义精神，提倡净化自身灵魂、克制欲望、遏制恶行、慈悲为怀。那是要教人觉悟向善，教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信佛，是对自身的要求，是信自己能成佛，这个“佛”是自身的觉悟。无论东方的佛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基本精神都是革自己的命，是自我反省、自我完善。原本从佛教还创造出一些有关神鬼的说法，如有六道轮回、十殿阎王等因果报应说，本是唯心的，反科学的。但是就导向而言，还是为戒恶向善，人们怕死后入地狱，怕受十殿阎罗酷刑惩罚而收敛恶行，盼能进天堂而行善举，不能不说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起着作用。由于宗教不断催生大量善男信女，于是社会上就有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意识，于是就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全和谐环境，然而这毕竟是迷信，是愚昧。当上世纪初科学和*在中国落户，鲁迅先生就以其精神作为透视镜，刻画了不朽的文学形象祥林嫂，呼唤人们的麻木精神从神权束缚下挣脱出来。然而这种挣脱后，需要以科学和*精神，需要以文明进步思想，来替代神权对于道德的规范和对人的教化。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将是一纸空文”。道德建设更是有真正信仰才有实效。而后来这种新的道德建设，有过一种信仰强大到如神权那样令几乎全民族敬服的力量吗？是否已经是“一纸空文”了？
现在旅游或采风，无论到何地，大都有寺庙的景点；导游进寺庙解说，无一不说那里的菩萨灵验，能保佑你有福有寿、平安顺利、升官发财、喜得贵子。封建时代神权论是抑恶扬善，是要人自律遏制欲念；而当今这种宣传，就其品质而论，比封建时代的神权论还有害，更低级、更庸俗，完全背弃了自律要求；更荒唐更可笑的是，把菩萨衍化为以神权做交易的大贪官形象，实质在宣扬。不论你是昧了良心掠夺的贪官还是奸商，只要烧香捐助多，都会有求必应，会得到保佑，作恶不受惩罚，继续升官，发更大的财，在骨子里是鼓励、怂恿作恶。这与佛教的教义精神完全对立，是丑化、亵渎佛教。导游的解说，强烈地体现着一种旅游文化，但这是十足的糟粕文化、垃圾文化；而且“喉舌”们也常常为之大肆宣传，推波助澜。这对树立良好道德风尚极为不利，对照“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封建文化毫无阻挡、堂而皇之的复辟，并有铺天盖地之势。
这能单怪导游们的解说宣传吗？恐怕不能。这决定于一些地方政府开发旅游的指导思想，有些领导把旅游带动其他行业消费创造经济效益，异化为直接以旅游景点门票敛财，这是极其简单极其肤浅极其低档的认识。于是不惜纵容将宗教寺观、革命家和文学伟人纪念馆等精神文化圣地都变成摇钱树、聚宝盆，把神圣的精神当肉卖，而且为能吸引游客，希望把它们吹得越神化越好，头脑里全然没有半点考虑到精神污染和道德消解。有些庸僧违背佛教教义精神而皈依金钱，有些“文人”为旅游景点编写解说词时，也跟屁虫似的，卖力地迎合那些没有思想的领导们的“意图”，背叛文化的先进性，背叛现代文明，不惜宣扬鬼神搞迷信进行蛊惑，或者拉封建帝王的大旗当招牌。小小的导游仅仅是小和尚念经而已，哪可能有那么强的辨析能力。这种“文化”，可以说已到了泛滥的程度，有谁在负责认真审视、管理、矫正不良导向呢？
这是上当吗？
2006年5月去北京，上翠微商场过天桥见一位乞讨的老太太，我下意识掏零钱，把一张二十元纸币误当一元的投进了她面前的盆子，老伴发觉提醒我，我稍一怔，觉得既然投下就算了，没再找小面额钱调换。晚上有人请客吃饭，讲到这事，主人连讲了几件给乞讨人零钱的事例，说那些乞讨不是真正可怜的乞丐，他曾经上过当。
这种“上当”，近几年我多次听到有人愤愤地说起，似乎是吸取了教训，觉悟了。可是这种“觉悟”的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呢？
现在遍布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乞讨者，大都是贫困落后地区来的，确有一些是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中年人，也确有受父母暗中指挥的孩子，甚至也确有带强迫性的……然而，也确实真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有家庭极度贫困的在校学生，也有凭音乐一技之长在街头演奏或演唱的，也有因天灾人祸一时处于绝境的……我们遇上的乞讨者，是否真有难，无法判断又不能去调查，难道就不舍出那点小钱，就放弃了对其中真正有急难者帮助的机会？一次次掏出零钱，即使其中有相当的次数不是给真正急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又有多大损失呢？
有人说这会培养懒汉，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有一定劳动力却在乞讨，也会有多种原因，有的可能确是遭了天灾人祸，有的却因贫困到发达地区谋生而一时无法找到工作……是出于无奈。他们严冬得终日立在风雪里，炎夏整天站在烈日下，晚上睡在雨篷下、桥洞里，饱受风霜雨雪和烈日酷暑相摧以及蚊叮虫咬之苦，还得常常遭人白眼，随时会遭驱赶，人格受着屈辱……我们住楼房、吃鱼肉、穿时装、寒暑有空调、休闲有电视，能够体会到他们那种生活的滋味、那种人生的艰辛吗？愿意也像他们那样付出吗？他们至少比去当扒手、盗窃犯知羞耻守法纪。我们捐款到老少边穷地区“扶贫”，难道只“扶”老弱病残不扶中年贫困户吗？也许，这些乞讨者中也会有积蓄邮汇回老家，甚至还可能有人富有起来，但也是极少数。但与许多昧着良心坑蒙拐骗掠夺人们血汗钱的比起来，跟贪污受贿比起来又如何呢？我们对后两者倒往往是无限容忍、麻木适应，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却是怕上当，善恶标准是否混乱了？我们是否正在丧失平民立场，思辨力退化了，灵魂生病了。
前年曾在《报刊文摘》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一个小城从外乡来了两个乞丐，大家习惯地给零钱接济他们；几年之后这两个乞丐变富有了，还在乞讨，人们鄙夷他们并把他们赶走；小镇没了乞丐，人们慈善的心无法表达，精神失衡，就又去把他俩找了回来。
由此可见，不同文化孕育的两种为善出发点。美国人接受基督精神，认为人有原罪，怀忏悔心理，不图报偿，是为灵魂自救，是自我人格完善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行善积德”，积德是与六道轮回结合的，或死后能上天堂，或来世还能投人胎更加辉煌；或“为子孙后代拥根”，于是就有“上辈子积了德”、“前世修来的”、“祖坟上冒青烟”等说法，行善是为了未来有所得。必须承认，这种“行善积德”成为一种信仰，两千多年来确实对中华民族道德大厦起了无可估量的支撑作用。我承认，也有为善不图报的感人事例，但这种事例在国民中所占比例究竟有多大呢？人家的比例又是多大？我们不能老习惯于这种思维方法：把中国首富与美国中产阶级比较来证明中国人比美国富有。
固然，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也提倡不期回报的境界；可是，因为佛教只有宗教职业者和迷信者，少有真正信仰教义的教徒群体，真正的信仰者远远敌不过因果报应的迷信力量，因而教义只能在经书上，只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概念里，没有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念，未能对中国社会道德建设起过主导作用。中国人行善受因果报应心理的支配，限制了恶行，但也不自觉地注重行善之后的功利，也就会计较付出代价效果的大小。
美国人行善是他们的精神需求，是他们需要乞丐，而不是乞丐需要他们。我们能像他们那样吗？也许有人会，但比例不会太大，就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行善是自我需要的那种境界。如果我们舍得一元两元、三毛五毛，因为经常舍，就是人的善心在一次一次萌动而产生行善的饥渴，同时一次一次行小善，也就会如获得小饮般的自我安慰，是获得幸福。
当今社会许多人的意识在受金钱物质利益主宰，往往不需积德不用行善，通过不善手段也能获得更多，所以连“行善积德”的信念也从意识里淘汰出局，产生“上当论”是必然的了。我们在怕“上当”的心理支配下，便会扼杀善心的萌动，为善的意识必会退化。
想想“上当论”，觉得令人好笑。给乞丐一元两元钱，毫不会使自己受损害，倒会顾忌上当。而那些年地方集资，多少人被高额利息吸引，捧出多年积蓄几万、几十万元，直落得追讨无门，那是多大损失啊。曾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到小区里搞变戏法，让钱能快速生钱，也有人竟到银行取了五万、十万交给骗子，结果血本无归。类似的例子电视、报刊报道一次又一次，这才是伤筋动骨的上当，却依然有人前仆后继，这就是江南民间俗话所讥笑的：“痧药瓶（微型药瓶）盖得铁紧，吃食缸（装吃食的大缸）开得蛮大”，也就是“肉头”的品性。这是我们国民身上一种较为严重的遗传病：总想不花力气得意外之财。
当今许多女子追求健美常护肤美容，只是外表的美，还未到求生理上机体健康的层次。美国人却超越了这两个层次，把行善当做自我需要，当做一种精神健康、灵魂美丽；他们也信仰宗教，可那只是为自我忏悔、感恩和对他人祝愿，而不是向上帝祈求满足私欲。我们能不承认这是文明程度和民族素质的明显差异吗？该不该以羞愧之心作深刻反省呢？
观动物表演（1）
——安吉采风小记之三
安吉竹博览园、中南百草原的不俗格调，显示了一种文化修养与气质的审美眼光、审美趣味。我很赞赏，钦佩策划、设计者的创意。
然而，这两个新星式高雅的名园，却各有一处动物表演的场所。
在竹博园，那玻璃钢架大棚下水泥阶梯看台，面对那钢架高密板搭建的三间平顶房，房前一排钢管架上，栖息着七八只鹦鹉。
那些鹦鹉品种不同、大小不一，羽毛颜色不同，脚都被铁链拴着系在铁架上。驯鸟的工作人员先让两只绿色鹦鹉学说了几句人语，再解开两只纯白色个子大如鸡的鹦鹉表现了滚球行走、滑滑梯等节目，最后让一只绿色鹦鹉停在手臂上，谁拿出十元的纸币举起，它会飞过去衔上栖息在谁肩上，由另一位工作人员举相机照一张立即可取的人鸟合影，说是鹦鹉和谁合影会给谁带来好运。其中有个游客掏出十元举起，鹦鹉飞过来衔了竟栖在他头顶上，工作人员便乘机发挥说栖在头上极难得，是更加幸运。有人拿出五元的，鹦鹉却不飞来衔。有人说鹦鹉也识钞票面额，五元嫌少。让游客花十元钱让它衔了停在肩上拍张照，寻求一种乐趣，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说什么“幸运”甚至“更幸运”，却是宣扬迷信，而且是极幼稚的迷信，客观上起着愚化国民的作用。
自古有许多关于鹦鹉和八哥学说人语的故事。事实上，它们的“口技”是一种条件反射、机械模仿而已。这种仿效行为在科学上也叫效鸣。由于鸟类没有发达的大脑皮层，因而它们没有思想和意识，不可能懂得人类语言的含义。英国曾经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鹦鹉学话比赛，其中有一只不起眼的非洲灰鹦鹉得了冠军，当时揭开装有这只鹦鹉的鸟笼罩时，灰鹦鹉瞧了瞧四周，叫道：“哇噻！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鹦鹉！”全场哄动。几天后，兴奋的主人请了许多贵宾到家中庆贺，笼罩一打开：“哇噻！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鹦鹉！”全场哗然。弄得主人十分狼狈。所以会有“鹦鹉学舌”这个成语。有些小说中，描写鹦鹉有意帮善良主人掩护，故意出贪官、恶人洋相，以及会认识五元面值比十元小而嫌少，其实都不科学、不真实、不可能。相信它停到头上便“更幸运”，是愚昧。
不仅是中华竹博园，中南百草原也看到了动物表演。
动物演出场地又是满目钢管架和水泥阶梯，有一个巨大的有三层楼高的圆形钢丝笼子，是动物表演的“舞台”；还有好几个比人略高的铁笼，关着狗熊、猴子、老虎、狮子。演出开始是先由一大一小两只猴子进来骑自行车表演，各骑一辆，沿笼子内边缘绕圈。小猴子蹬得很卖力，骑得很快，不折不扣沿着边沿转大圈；大猴子却偷懒，慢吞吞的，只有到近观众一边时才沿笼子边缘骑，到往后半边时就抄近直线，只骑半个圆。驯兽员发现了扬鞭相催，它便快蹬几下；驯兽员一转身，又偷懒放慢抄近。接着两只黑熊上场，也是一大一小，也各骑一辆为它们特制的自行车，竟与两只猴子一样，小熊也很卖力地蹬着骑满圈，大熊却慢吞吞偷懒只骑半圈……令人惊奇的不是它们骑自行车的技术，而是会偷懒。它们学会了人类的自私，养成了人类的陋习。
随后是老虎狮子出场表演，大约各有近十头，好大的阵势。第一个节目，是叫所有狮虎排成队竖起身子后脚立地前脚举起搭到大铁笼铁丝网上，表示对观众的欢迎。其实它们并不知有什么“欢迎”的意思，是被逼这样做。有一只狮子不情愿做，驯兽员挥动细金属杆催它，它竟狠狠回头朝他怒吼了一声表示反抗。之后有几只狮、虎分别演了滚球、钻圈等好几个节目。难度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节目，一个是一位小伙子把二三百斤重的狮子扛在肩上走动，另一个是一位驯兽员把一只狮子的嘴掰开把头伸了进去。演出完毕，还让两只老虎留在表演场地，打开笼门让观众进去与老虎合影，每张十元……
观动物表演（2）
驯兽表演对观众是有吸引力的。只是我观看后总觉得不是滋味。
动物表现场所的钢筋水泥搭建，与竹博园、百草原的整体环境的格调是那么不协调，犹如美玉上有一点瑕疵，美女脸上添了个疖子。
驯兽表演原是马戏团的专业，西方国家也曾盛行。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已属于历史传统；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于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的认识，应有新的定位。我们应当尊重自然规律，与野生动物共同平等和谐地生存。国家在积极提倡保护生态，动物保护部门即使圈养了一些野生动物，宗旨是在避免灭种而保护繁殖，给它们营造适应野外生存的环境，最终放归大自然。在一些发达国家，动物受法律保护，几乎与人有同等的生存权利。这样的驯兽表演，以现代文明观念比照，显示着人类的霸道与残忍。动物表演的节目，是驯兽师用带电的鞭子征服逼迫出来的。记得童年时就见耍猴人牵猴子在街头表演，猴子拗强时，耍猴人便用鞭子狠抽，抽得猴子蹦跳躲避“吱吱”惨叫，真令人再不忍看下去。那头狮子的“欢迎”动作，便也是受鞭子相逼才勉强做出的。那驯兽员把头伸进狮子张开的大口，表演很惊险。然而，同样的节目在国内就发生过驯兽员被咬死的事故，百草原这个驯兽员也有生命危险，这是对人的残忍。都应看做不人道。
这种驯兽表演，带着强烈的刺激性，刺激观众的神经，可能使人们见多不惊不怪，追求刺激的心理越来越强，直至麻木。事事求极限，欲望无节制，近似疯狂，如酒宴爱吃活杀眼睛蛇、现烫活猴脑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病症。驯兽惊险表演就可能使这种病症雪上加霜。
人利用动物表现，依靠“利诱”，动物表演个节目，就给它点吃的，人与动物就发生了交换关系。动物原是在大自然中依仗本能付出劳动觅食，是主动的、自由的，该是没有偷懒的品性；人与它们一交换，它们就变得自私起来、狡猾起来，如骑自行车的大猴子和大黑熊学会偷懒，这就是人用利益扭曲和异化了动物的本性，把人自私的恶念传授给了野生动物。
鞭子使野兽养成奴性，食诱使它们学会自私。实在不是文明之举。
当然，不可否认，动物园中笼养、圈养一点各种动物，对于少年儿童增长动物学知识、培养他们的爱心有一定好处；不过每种有一两只即可，不必像百草原这样光狮虎就有十多只。驯练警犬与驯练军马让它们为人类做些有益的工作，也未尝不可，它们与警员及战士的关系，不是强迫，而是一种默契，都会建立一种深厚的感情。这就有个度的问题，需要文明的理念去把握。
竹博园与百草原总体上品位较高，却有动物表演和“野人”表演这样不协调的疵点，增添这些表演项目，是为了收点小钱，得不偿失，令人惋惜。也是由于这个时代浅近经济利益的影响力太巨大，再有品位的人意识里都往往会被渗透，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真是防不胜防啊！
弥勒与联句
佛教寺院大都塑有背布袋的弥勒佛像，在天王殿朝南居中坐着。他肥头大耳，那满脸笑容和那挺起的大肚子，那是最可爱最可亲的典型形象，就因他笑得那么甜，人们也叫他嘻嘻佛。
苏州寒山寺的嘻嘻佛两旁柱子上有副对联，上联“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有这副对联或有与这副对联大同小异对联的寺庙，全国还有多处，联句是谁所撰，已难以考证。据说有的寺庙还以苏东坡的“大智若愚”做横批。这对联和横批，名气大得几乎无人不知，“大智若愚”都已成为成语。
佛教教义核心是劝人为善。只要看看各寺院庙宇的香火，就可见中国“信”佛教的人之众多，而其中真信教义修炼自身者有几何呢？其实大都迷信佛能保佑能赐福，甚至将菩萨当成贪官，认为只要多叩头下拜、多进香火、多捐助，就会多得关照多受庇护，将佛教庸俗化，其实是污辱“佛格”。所以佛教真正的教义，中国人接受的不多。倒是弥勒佛和这对联这横批，被无数的人作为人生准则、修炼标准，对中国人精神的影响，广泛而又深刻的程度简直无法估量。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这联句和横批是修养的最高境界，以其为标准要求自己和评判别人。
联句的精神，与文人历来信奉孔子“和为贵”一脉相承，在当今又有了新的时髦说法，即是“宽容”，正在新一代中流行着。而这“和”、“宽容”往往是抽象的绝对的，抽掉了是与非、善与恶的本质内容。孔子虽也说“君子和而不同”，似有是非有观点的，但也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只是我坚持我的对，你错了与我无关，这叫“独善其身”，也叫“慎独”，并不包含坚持真理批判错误的责任感。这“高境界”，就是对“天下难容之事”、“世间可笑之人”视若无睹，只是“容”和“笑”，只是“若愚”也即是装傻。你自私、损人、污蔑、造谣、诓骗、奸佞，甚至你杀人、放火、偷盗、贪污、受贿、*，一概不关我的事，只要我自己不做坏事。对一切坏人坏事采取不问也就是纵容的态度。“宽容”，就是放纵小过滋长成大罪。持这种处世态度的，又可分两种人，一种是虔诚信奉“嘻嘻佛精神”，是迂腐；另一种是回避矛盾，以这种精神做幌子保护自己，是自私。
“大智”们还真滑稽：对“天下难容之事”却能容，对“世间可笑之人”，却只是笑；而谁要学点鲁迅、海瑞，对是非认真点，作点透视和分析，加以评说和批判，他们便就看不惯了，认为是你多管闲事，是挑人毛病，是突出自己，是不容许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自由，认为你浅薄、没修养、境界低，倒要亮出反对观点甚至鄙视你。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反对鲁迅，相反他们还可能是鲁迅的崇拜者；但崇拜的是书上的鲁迅，却反对生活中学点鲁迅精神鲁迅作风的人。在他们眼里，鲁迅作风在书里很神圣很崇高；到了生活中到了他们身边就变得特别讨厌特别值得鄙夷。
可能有人会作这样的辩解：对联并不是对坏人坏事纵容，其中的“笑”不就是好笑、讥笑吗？就算当年撰写此联句者真是这想法，也是与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极其相似。那些私欲膨胀心术不正行为不轨者，还不是你笑你的，我做我的，甚至还反过来笑你大愚呢。
这些“大智”者的修养、境界影响力真是巨大，竟在不断训育一批又一批国人，直至当今，信徒几乎发展到整个国民，而且个个身体力行，修炼成了“正果”。“容”和“笑”的精神，软化、销蚀了国民维护正义和坚持真理的意志，其特效远胜过19世纪初的鸦片。要不，单位无论领导还是群众有错，怎会都少见有人直言指出？怎会形成差不多全社会的批评缺位和道德的滑坡？怎会造成一个女人在车上被一个歹徒*一车人都不上前营救的悲哀情景？……这究竟是“大智”还是愚蠢、麻木、自私？
社会风气到当前这种地步，真该给广大修炼者都记上特等“功”；更该给这种精神的倡导者，颁发一枚勋章。不过，这倡导者并不是弥勒佛，弥勒佛笑脸是欢迎你向善；他背后还有韦驮菩萨横眉冷对，手执金刚杵，是专门惩恶的；弥勒佛的“大腹能容”、“慈颜常笑” 含义是被对联歪曲的。相反，隋唐以来农民难忍残酷压迫，曾多次以“弥勒降生”为号召聚众起义，弥勒曾多次被作为反抗恶势力的旗帜呢。得勋章的，该是那副著名联句的撰写者，似乎还有那个提倡“大智惹愚”主张以麻木伪装的苏学士。
本文提倡批评甚至批判，跟“*”提倡的“斗争哲学”、“大批判”是两回事。那是与和为贵相对立的另一极端，是*的需要，大都也是混淆是非、不分善恶、颠倒黑白。辨是非、分善恶的批评、批判，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也是根本的要求。
弥勒是被对联、横批歪曲了。我为弥勒正名，也凑顺口溜四句：
大腹岂容难容事，
慈颜只迎向善人。
弥勒不是保护伞，
惩恶也属有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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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汾河痛惜水（1）
一
2007年5月下旬，终于有了第一次去山西旅游的机会。旅行社安排的景点是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然而最令我神往的，却是汾河。
汾河是山西境内最大的河流，就是山西的代表，有了它的“流水哗啦啦” 才有驰名中外的汾酒。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一首有浓浓的山西风味的歌，浸透了我的心，多年来我无数次轻轻哼过或默唱过。根据山西作家赵树理小说改编的电影《小二黑结婚》，有Сhā曲《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这“清粼粼的水”应当也是山西的，我相信汾河水就是这样，在我头脑中，汾河水便更加美好。
在童年时，第一次在家乡小镇小学操场上看露天电影，影片是《吕梁英雄》，吕梁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印象是那么深。以后渐渐知道那吕梁山在山西，知道了上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知道了长篇小说《晋阳秋》，知道了山西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
山西的作家，最令我敬仰的是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福贵》中浓浓的平民感情，令我感动；那“土得掉渣”却又时时闪现智慧火花的语言，使我心悦诚服承认他是一代语言艺术大师；而小说中福贵的形象，不仅仅是表现旧中国农民的生活困苦这样浅表的含义，更是写农民在贫困时无尊严无脊梁可言。“生存是第一要素”，揭示了人性的最基本特征。我想，福贵这一文学形象应当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是不朽的。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主人公冯幺爸，高晓声小说中的李顺大和陈奂生，上世纪80年代初都曾红极一时，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到福贵那种软弱的影子。何士光和高晓声即使都不是受福贵这个形象的启发，而以“土地承包责任”用经济带动思想解放的大变革背景作启示，赵树理写《福贵》比后两位写的农民形象早了将近四十年，而且还没有明显的思想运动启示。我认为，赵树理当是鲁迅之后刻画农民形象的第一高手。他开创了有名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有着明显的山西乡土特征。还依稀记得，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刊名，也曾经名叫《汾河》，我曾以为，山西乡土特征就是以汾河流域为代表。
山西作家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那么可亲，汾河在我心中一直很美，甚至有几分神圣。黄昏到太原下飞机，坐接机的汽车前往宾馆的路上，就忍不住向司机打听我的旅游路线是不是会经过汾河？司机说它流经太原，可以见到。第二天去五台山出太原市，并没见经过汾河。到最后一天去乔家大院，换导游也换车了。我又问导游。她依然说会见到。
我迫不及待盼着见到汾河，盼着见到它清粼粼、哗啦啦的流水，渴望伫立在河岸上的杏花丛中，凝眸望着清澈的河水不断欢快地流过的水波与浪花，静静地倾听那流水奏出的美妙乐曲；或脱下鞋袜赤脚浸到清凉的河水里，边任凭洗濯，边纵情高唱 “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歌……
二
一早换车出发时，我又主动问新换的女导游是否经过汾河，她还说能。可是车出了太原又开了好一会，一直没见到什么河，导游也没提起；在祁县快接近乔家大院时过一座大桥，看到了一条大河，大约有近一二百米宽，我忍不住问，是不是汾河？导游说是。这瞬间，我的思维一下子冻结了：汾河令我魂牵梦绕近四十年，展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条干涸的河床，满布坎坎坷坷黄土，稀稀拉拉长着一些杂草，一片荒芜景象。好有一比，想象的是美若天仙的少女，而见到的却是形如僵尸的丑陋老妇，心中一张美图顿时被扯得粉碎。我的心被那坎坷黄土硌得疼痛不已。
寻找汾河痛惜水（2）
我还不敢肯定这所见到的确是汾河。在山西旅游这几天，多次向两位导游三位司机问起汾河，他们像是知道，回答却并不太在意，我觉得有应付成分，缺少了可靠性。临近返程时，特地买了一张山西地图，图上字小而我视力不济，回家后用放大镜才得查看。图上汾河确实流经太原市区，而太原至祁县中间也有一条河，是流进汾河的支流，没标河名。或许我见到的正是这支流。汾河水流是靠上游源头和多条大小支流的水汇成的，这一两百米宽的河道该是一条主要支流，它干涸，汾河便断了一大水源；汾河其他支流又将如何？汾河的水又将是何种状况？
我在互联网中找了山西的网友询问，并搜索了关于介绍汾河近况的文字。山西人原称汾河是“母亲河”，然而这二三十年来，山西人是怎样对待这母亲河的呢？新华社记者刘诗平写了《汾河水源，有个黑色的源头》的文章，2004年3月1日《山西日报》刊登了王俊斌写的文章《综治一年，汾河水质缘何污染依旧》……既说明汾河在被污染，也说明治污无力没有效果，还说明上游开垦土地过多水土流失，水源萎缩。新近有位山西的文友在互联网上告诉我，有些地段已经干枯断流了。
三
我生在江南水乡。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里之内必有河塘，眼睛似无法适应没有水的景色。去山西旅游，从“三晋”的晋中往北，到五台山再到云冈石窟；又从晋中往晋南方向，去祁县、平遥；不同的路线，经山区也经平原，行程有将近千里，有时竟是行一二百里不见一点水面，偶尔见到的几处，大都是小块的。农民浇地喝水，是靠打井；有大片、大片的土山、田地是灰黄|色的，偶有绿色植物稀稀疏疏，像癞痢的头。这里的水该是多么宝贵啊。早年听人说在沙漠曾发生过一两黄金买不到一壶水的故事，我眼前看到这些，就油然有了那种水比黄金宝贵的感觉。
没有空气和水，任何生物都不能生存，水是命根子，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连弱智者都不应该不懂。山西水很少，千百年来一直流淌的汾河，怎么就被糟蹋成这样呢？是因为实现现代化？是因为发展经济？……拼命追求GPD，认为是经济发展了，津津乐道地报道，往脸上贴金，却掩盖了两笔账：这经济发展所得到的财富，一是有多少原本是天然资源消耗换来的？二是有多少是牺牲了环境为代价的？除去这两笔账，真正靠人的智慧创造的有益财富，其价值还有多少？单就对汾河水资源来说，不知是否有人算这样一笔账：千百年来汾河的自然水流量，它的水资源原是年复一年可无限次再使用，每年对全流域百姓的生产、生活所起作用体现的价值，该值多少人民币？而汾河还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是黄河的第二大水源；它遭污染水流量减少，加重黄河断流危机，造成的损失又是多少人民币？如果要再恢复到“汾河流水哗啦啦”那种自然状态，得花费多大代价？用山西省全省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是太多还是嫌少？
汾河（还有境内其他河流）水枯水污了，该供给黄河的水源断了，工矿企业生产及城市生活用水，用巨大投资搞了个引黄大工程，反而向黄河索取，这是什么样的思维？这是挖肉补疮的颠倒做法。从长远看呢，黄河被全流域各省这样无节制掠夺，还能维持多久呢？还能供我们的子、孙，子子孙孙……维持几代？迟早会因河流的血抽干断水或被毒化而遭灭顶之灾？
寻找汾河痛惜水（3）
我在八年前曾听环保局一位干部说过这样的话：环境受到的破坏，假如要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二十年来赚得的钱一分没花全部投上都不够。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倒掉了珍贵的貂皮袍换了件时髦的牛仔服。地方各级都把GDP（主要是数字）增长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此来说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政府的政绩， GDP真实价值又是什么？围绕数字增长一次一次下指标逼迫投入“做大做强”，明显带有“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气势。1958年大跃进仅仅一年，给民族造成一场大的灾难。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在犯大跃进的错误？
四
网上看到这样一段报道：“汾河公园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大型城市生态景观公园，首期工程建于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总投资亿元，是具有中国北方园林风格和太原汾河地域文化的山水园，全长6公里，宽500米，占地300公顷，形成了130万平方米水面和130万平方米绿地，是太原市目前最大、最集中的公共绿地游乐场所。同时也是太原城区汾河段蓄水美化工程，人工复式河槽由中隔墙分成东西两渠，东侧清水渠，宽220米，由四道橡胶坝分为三级蓄水湖面；西侧浑水渠宽80米，排泄上游洪水和水库灌溉输水。东西两岸各布置一条箱形排污暗涵，接纳城市排污管道和边山支沟来水，送至下游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呵，这也算是改善汾河生态环境吗？整个汾河全长710公里，6公里一段仅118分之1，花费亿元，全流域整治该投入多少亿？这笔账并不难算。如果是用这等天文数字投资治理，又何苦要让污染源排放破坏呢？排污企业纳税究竟能有多少？
其实这些都是极浅显极明确的常识，非常奇怪，各级当政者偏就乐此不疲，企业无论有没有污染，能耗多大，都不在意，视而不见；那些企业主，无论排放的污染使当地农民农副业生产受多大损失，无论居民健康受到多大损害，他们都毫无良心不安，可以说是狠毒残忍，一个民族怎会有这么多人昧着良心借“发展经济”做幌子贪婪地掠夺而残害大众生命。
其实高层也早看到造成后果的严重性，2003年10月中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精神无疑是对原本狂热追求GDP数字的一种矫正，是航船的舵拨正航向。岂知，许多地方官员却只把“科学发展观”当圣经念，快四年过去了，不仅在实践中决策方向思维方法没有半点转变，反而更加地不科学，污染更加泛滥。
当然这不仅仅是指汾河的水源遭破坏，已是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普遍性人造灾害。不久前世界银行公布，中国每年有七十五万人因污染而早逝，这是一个多么震惊的数字啊。我们的立法怎么啦？杀一个人要判极刑，这么多人生命遭危害，怎么竟是没有人要为之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不明白，这样的地方官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究竟是什么含义，是没弄懂呢，还是懂是懂了就是不愿照做？没懂，那是水平太“那个”了，这样的干部究竟是靠什么在决策一方？懂了，却偏不照做，这莫不是有些地方领导故意违抗党中央战略？
舆论习惯把这归咎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这是真正的本质和根源吗？许多地方的公仆们对企业排放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查、不管、不罚、不禁，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私下里早被企业主用金钱迷了心窍？企业要想不付出大代价治污，不是靠不断往那些掌权的私人口袋里装好处，能吗？即使环保部门有人坚持原则想管，如果更大的权力也与企业主“结亲”了，环保部门又能怎样？不如不管不问，既不得罪上头，多少也得点好处。说污染是因为片面追求GDP造成的，是避重就轻，是不是客观上是掩盖权力寻租的*事实？大凡社会问题的严重存在，根子恐怕很少不是因为*。只讨论如何就问题解决表面问题，是只吃止痛片不治病根。
五
想起一位著名笑星——记不清是赵本山还是侯耀文，在央视表现过这样一个节目：他穿着西装革履上场，西装露出洁白、挺括的衬衣领子、衣袖，还有新的领带。他问台下观众知道长城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他脱去西装，那衬衣除领子和袖口洁白挺括，其余都破烂不堪。他说长城的真正面貌就是这件脱去西装见的破衬衣。说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西装里露出的衬衫领子、袖口和领带。
汾河太原段有六公里已花巨资建设成景观区，据说很美，设立了“汾河园林区”网站。看似太原市民当然多了个休闲的去处；但它更重要的意义，恐怕是作为治理汾河的政绩，让上级领导和外地人看的。汾河仿佛也与长城相似，可见到的只是经过修缮的“八达岭”、“老龙头”。其实两者本质完全不一样。长城绝大部分地段损毁，是因年代久远自然风化，对当今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没有直接影响；而汾河遭污染是当代人为造成，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不仅直接对当代人有极大危害，也遗害子孙后代。
有报道声称“汾河二期美化工程”已启动。这“美化”两字，我感觉像让人吞吃的苍蝇。一方面在糟蹋整个河流的自然生态，一方面又在花巨资做表面文章，雕饰美化局部做政绩掩饰生态破坏的真相，这似乎不仅仅是对待汾河，已经是这个时代施政的一种带有普遍性“艺术”。封建帝王、官僚那套文过饰非的作风，似在我们许多“公仆”身上有着遗传基因，他们都能无师自通，且能创造性地竞赛，这种作风，不知何时才会收敛。我更为许多当政者不尊重科学的野蛮行为而含泪！
汾河还能恢复到当初那种原貌吗？我企盼再赴山西真的见到它。
竹博园和百草原
到安吉采风，观赏了中国竹博览园、中南百草原的两个景区，留下深刻印象。
竹博园生长着三百八十四种中外竹子，其中有许多奇异的品种，有传说与观音有关的紫竹，与湘妃有关的斑竹，有黄|色竿子一节上镶一翠绿色纹的“金镶玉”，有绿色竿一节上镶一条黄|色纹的“玉镶金”，有竹节像龟甲的“龟甲竹”，有两棵像麻花一样绞着长的“夫妻竹”，有竿子连曲两个直角的曲竹，有孝顺竹、京竹、石竹、凤尾竹、高节竹、茶秆竹、黄菲竹……有的高耸入云，有的席地丛生，有的叶大可包粽子，有的叶小得如葵花籽；还有的竟会秋天出笋……这些，既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也可展现植物魅力体现一种美学价值。
园中另一大部分是有关竹子的文化，进园门迎面便是整棵竹子编织的巨型孔雀，长与高都超过八米，且翅下及尾部竹子都是鲜活的，长着细密竹叶，远看犹如孔雀羽翎绒毛；绿竹丛中偶有全部用竹子搭建的小屋，造型十分别致，或供游人小憩，或做小卖商店。还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竹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历代人们用竹制作的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陈列着用竹制的各种工艺品和艺术品，有数以千计，有的编织，有的雕刻，有的巨大，有的细小，有的粗犷，有的精致。我惊叹的并非用细篾编织出的《清明上河图》，而是那用短细篾串连成的防汗内衣和那些神态生动的竹根雕人物。这里满目清新高雅，强烈地闪烁着人类灿烂的智慧之光，流淌着艺术家们的情感及展示着他们的审美理想。
竹，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美学观念是虚心、有节、清高的象征，东坡诗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人仅瘦，无竹人便俗”，郑板桥画竹咏竹称其“坚劲”、顽强、坚定，更有对联称其“未曾出土先有节，高至凌云仍虚心”……都是将竹子人格化。尽管这些比拟我并不全赞同，但终究说明竹与文化的血肉关系。整个园中满眼绿竹喷翠，处处曲径通幽。人在其中徜徉，穿茂密竹林簇拥的夹道，坐“潇湘馆”的竹榻，过长长的竹廊，真有难得的一份闲适、雅逸、悠然。
登上园中四层的塔形瞭望楼凭栏鸟瞰，园内一处处浓密的竹林尽收眼底，青波翠涛，直向远处延伸，连接着山野自然生长的一望无际的竹海，苍茫浩瀚。极目远眺，顿觉心胸豁然，豪气油然而生，似乎领悟了几分王之涣、崔灏、李白等登楼的情怀。难怪这里曾云集全国关于竹艺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召开了第一届竹工艺大师的评审会议。
竹博园虽“博”，毕竟是单一的竹子。百草原便是广纳千万种植物，有木有草有竹，分生态植物观赏区、野生动物繁殖区、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黄浦江源湿地等多个区域，比竹博园大得多，也许有四五里直径。这里有河塘有湖泊，有小山丘，虽是人工设计加工建设，构思却轻人造建筑装点，而以自然地形为基础，少有明显人为痕迹，重植物布局，重与自然地形结合，有大自然山水之灵秀，还少了纯自然山水中芜杂之物、刺目之景。那河塘里清澈的水中倒映着两岸茂密浓绿的树林及镶配的碧云天，那挺拔高耸直向云霄的美国松相拥的林*上，那小湖泊中间洲头栖息和在水中悠游的野生天鹅、野鸭，那小河里在河滩水边小憩的鳄鱼，那湖边“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放白荻花，那一路红花、黄花相间怒放的美人蕉，那无数点缀于道旁的花儿，那盛开的木芙蓉，那绵延数百米金黄|色与朱红相间的银杏和枫树……虽都有设计加工成分，却不像当前城市风行的那种花园明显的布排雕饰做作痕迹，人一进入神经便会油然放松，心境便不由被其浸润，变得旷达、雅逸、舒爽。尤其是那金色银杏叶和红色枫叶，从逆光角度观看，因叶子密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程度的透明感，显得异常鲜艳、绚丽且层次非常丰富，真令人陶醉……就有同道赞叹道：“就该待整整一天，时而悠悠漫步，时而品茗闲话，方便尽兴品味。”
这种设计建设，跳出了一般重建造的平庸与俗套，手笔大，品位高，景色雅；又富有科技、文化内涵，充分显示了其独特魅力。园名加“中华”，门口挂着“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营地”、“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百强”……这些，并非完全像时下有些地方没有分寸地拉大旗扛招牌吹虚名。内容确系全国独家创意，确实也引得了全国瞩目，接纳了一批又一批全国性的文化、学术、科研、教育等活动的代表，迎送了一批又一批外省乃至外国游客。我们进园门那一会，门前停车场停着的大型客车排列在两边望不到头，足有百辆之多，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大巴停车场面。这百草原，不仅体现了旅游胜景的审美价值，更具当代科学发展与人文建设的认识价值，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百科全书，既与当前社会生产实践和科学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产生健康、积极的直接影响。
竹博园和百草原的设计、建设，都是利用自然地形以植物为主，建筑极少，我看不足其总面积百分之一，既体现了设计者的水平，也体现了决策者的文化修养与品位。其实安吉只是个县，竟有如此的高手。
造园建景，是当前是一股潮、一窝蜂，袭卷全国各地，大都是为浅近功利，掘地九尺寻找“文化内涵”，有的是历史旧事，有的是低档“民间传说”，有的是把别地的历史名人往自己这里拉；更有无依据地编造出来的虚假“典故”，大量建造不伦不类的所谓“古建筑”：鲁迅两次撰文批判的杭州西湖雷峰塔，就因康熙题过“雷峰夕照”而重造；西安有人将宫廷*宣扬为“缠绵悱恻的爱情”，而要“修复”大明宫遗址；河南项城市近年竟为窃国大盗袁世凯修缮故居，要使其“跃入华中旅游圈”……各地类似例子举不胜举，以这些为“内涵”为“魂”，压根儿不辨是否与当今人们的精神、思想有什么关系和作用，不分辨是*性精华还是封建性糟粕，崇古、仰古是为造景引人来旅游赚钱，客观上起着推崇帝王官僚、美化封建统治的作用，而建筑只求豪华庞大，犹如暴富俗妇珠光宝器浓装艳抹……这些对当代人的精神影响能积极吗？与建竹博园、百草原的出发点、品位及价值相比，大有高下。
有比较才有鉴别。真美与造作，高雅与庸俗，通过比较，会使双方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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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竹说虚心
文人爱竹，历代描写竹的诗文真是不计其数。清代戴熙诗称竹是“心虚根柢固，指日定干霄”，邓拓诗曰“最是虚心留劲节”……以竹比喻虚心的应用，到当代几乎遍及全民族所有识字的人。无疑是因为竹子竿和枝中间均是空的。毛泽东引用的一副对联，却称竹笋就是“腹中空”，其实是无心。“无”，不等于“虚”。无心、空心是具体的，物化的；虚心是抽象的，精神的。竹的空心与人的态度虚心，是否该算不同的含义呢？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还有，称竹“留劲节”，其实就是生物特征有节，比拟人的气节或者说高风亮节，也是以外像比做精神，也显得生硬。当然被比喻的事物不可能完全与比喻对象一样，也就是所谓“比喻总是跛足的”；但不是没有恰当与不恰当的区别。我以为应当看是否与物性基本特征的相同或相似。特征又分外象和精神：“梅花香自苦寒来”是说明一种规律，是以精神比精神；“虎背熊腰” 则是以外象比喻外象。以物性本质特征相似的比喻，既是形象的，也是严谨的科学的。传统文人似乎就习惯于离开物性特征，以外象比喻不相关的精神，是否可以说是主观强加给客观，是唯心主义？
我对历代文人给竹子戴的桂冠实难认同，也凑上四句七言韵文唱个反调：
自古赢得文人爱，
常入华章受溢美，
空腹本非栋梁材，
虚心之说实附会。
以上是个人看法，不一定求得认同，仅借此引开关于虚心的话题。
我早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庆生伢的财运》后记中说过，为人虚心无疑是必要的，若不虚心，会丧失从别人那里获得新知、真知的机会。在未知面前，应当自感不足，应当若渴求知；在真理面前，应当恭敬服从、接受，应当获知则喜。对于反面意见，对于他人的批评、指责，应当首先用大脑认真作一番过滤，凡是正确的，不论对方是何种身份、地位，哪怕是学生、下级、小辈，都该坦然、诚恳、乐意接受，“弟子不必不如师”嘛，应当有不耻下问的精神。
虚心还有个同义词“谦虚”，两者都与“骄傲” 反义：虚心表现在对待别人意见的态度，谦虚则是自己对别人表达主观意见的方式。然而，将虚心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便走向反面，成为斩杀正确意见甚至真理的利刀。中国人历来认为谦虚、虚心为有修养，责骄傲为恶习为修养差。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对错误的批评或误解作解释和分辩，大都会被指责为不虚心。直抒己见者，动辄被扣上“骄傲”的帽子，往往抑制了真诚和坦率，扼杀了创见，排斥了真理。“虚心”常常被心胸狭窄、心理阴暗者利用，作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异己的法宝；尤其是掌握在有些领导手里，往往就成了只照下级不照自己的手电筒，成为法海惩治白娘子的莲花钵。因而屡有确实怀真才实学者，因为“不虚心”、“骄傲”而失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甚至遭遇命运的大起大落。1957年反右派，被打成“右派”的，有相当数量的是既有才能又敢直言者，就有是“由骄傲发展到极点” 的说法。马寅初便是极端“不虚心”极端“骄傲”的典型。
于是，人们便把真知灼见封闭于胸，明明知、会、能，也要先“我不行”、“我不会”地“谦虚”一番。这几乎已成为这个民族普遍存在的共性，实在是对人的扭曲。把虚心片面化绝对化，与国人好走极端的思想方法、习惯于浅薄地看形式看表面有关。于是，虚心和谦虚就成了虚伪，又反过来成了掩盖真实思想的面具，被人们当做避免“骄傲”石块砸头的安全帽。人人有这层伪装，人与人谈何思想沟通、赤诚相见，要建立真正的情谊谈何容易。寻根溯源，是封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关系，是尊者讳，造成卑不能对尊直言，直言就是犯上，就会涉及个人利害。这种关系，便铸成了卑者含蓄、谦逊的特性。尊者中还有尊卑，尊者对更尊者当然也要“虚心”，然而对卑者便不用虚心。虚心其实是封建统治者或者类封建统治者用来压制下属的紧箍咒，以维护自己地位、面子。人的精神上有这道紧箍咒，发扬*精神广开言路又何其难呵。
而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里，虚心、谦虚，恰恰是无能或丧失自信的表现，会被人轻视和淘汰。这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酿出的不同的民族精神。
“骄傲”与“自满”并不是必成因果。骄傲可以是对自己才华、能力的自信，只要是通过清醒思辨衡量确实长于别人，便无可指责；盲目的不符合实际的骄傲，才会自满。非盲目的骄傲与自信，能坚持正义和真理，不一定能使人停止、落后；为避骄傲帽子而虚与委蛇，虚心和谦虚就变成虚伪，也不一定会使人进步。看人者不应满足于用概念套表象的感觉，当分辨实质；被人看者不论骄傲还是虚心，应先有自知之明，从实际出发。真正要提倡的，既不是骄傲，也不是虚心，应当是坦诚和实事求是。
江南的船（1）
一
江南，总与“水乡”合称。称水乡，是因为河道、港汊、沟浜、湖泊多，大小池塘多，还有田地都种水稻称为水田，一年四季雨水多，是水滋润出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苏诗人沙白在诗中描述在水田间小路上走，谓“踏平蛙鼓”，因为水田是蛙的世界，人们的脚步声叫青蛙们噤声，我早年就曾无数次在夏天行走于田间小路，无数次“踏平”过“蛙鼓”。
我生活在江南地区最典型的水乡——苏南平原，这里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中有大运河穿过，还散落着多个大小湖泊，河道港汊密如蛛网，小塘小沟多如繁星。几乎所有城市、集镇、村庄都傍水而兴建成的。自古以来，河道是江南的主要交通线，交通工具是船。
古往今来，与船相关的历史典故和名人诗文不计其数。苏南中部有一处春秋时期的古淹城遗址，是三城三河，从河底挖掘出来的独木舟看，这一带早在三千年前的先民就刳木为舟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春秋时江南是吴国的领地，当时吴国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据《水战兵法内经》记载，吴国最大的兵船“大翼”宽有一丈二尺、长有十丈，冲锋用的船“突昌”还有上下两层楼；曾在太湖与越国有过水战。自隋开始运河船运漕米，必经苏南。“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在苏州。韩世宗用船水战击败金兀术的黄天荡也在苏南。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和茅盾《春蚕》都把船与江南农民的命运联系得那么紧密……整个苏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由船装载着前进、成长的。船，是民族的摇篮。
二
传统意义上苏南的船，都是靠人力行驶的木船。最小的是放鸭船，宽约二尺，长不满七尺，两头狭小，像把梭子，只能载一个人。放鸭人把一群数百或上千只鸭子放到河塘或湖边，让鸭子们寻找小鱼小虾和螺蛳等活食。放鸭人手握一竿长竹篙，站在小船上，随着在水里觅食的鸭群慢慢前行；那长篙细瘦的梢头系着一把像传说中济公活佛摇的那种破芭蕉扇，飘荡着，用来引着或赶着鸭群，那是向鸭子发号施令的指挥棒，因而当地人也称放鸭人为“鸭司令”；竹篙粗壮的另一头则可作为撑篙Сhā到河底，把小船撑向前行或者转方向。放完一处河塘，“鸭司令”一人就能把船从河里拖上来扛着走，到另一河塘滑放到水面。撑那种“微型船”，需有杂技演员那种平衡功夫和灵活性；平常人操弄，无疑极容易船翻身而人变“馄饨”下汤锅。少年时看“鸭司令”撑船在水上轻盈灵活漂动，就像一条在水面蹿跃的大白鱼，真羡慕，心痒痒的真想也去潇洒一回，只是没有那股勇气。
比放鸭船稍大一些的是罱泥船，船头船艄区别不大，中间有约四尺见方二尺多深的一个无盖船舱，是没有篷盖的“赤膊船”，村村都有几只。平时不用，就拖搁在谷场边，用桐油涂抹一遍防木头蛀腐，再用稻草盖着。每到冬季农闲，农民要积春天给麦苗上的肥料，把船放到河塘里，两个人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艄，面对面站着，各握一把罱。罱，由罱头和罱篙合成，罱头有竹篾做的，也有木骨架用粗麻布蒙成的，形状都像巨大的对合蚌壳；罱篙一长粗一短瘦，撬动两片罱，开开合合，把河底污泥夹着拎上，连泥带水“吐”到船舱里。罱满舱，撑到事先在近河塘田边挖好的一个坑边，用大的长柄木勺将烂河泥往上豁到坑里，让它过冬自然风干，春天再散到田里给麦田施肥料。冷天塘里鱼大都藏身水底，罱头夹泥，常夹到鲫鱼、鳜鱼、乌鱼，吐到舱里鱼在河泥面上叭叭直跳，罱泥人便有意外所获的欣喜。船舱罱满河泥加了载重，船身下陷，船沿只高出水面两三寸，撑船技术不高，也容易翻船。罱泥船当然也派其他用场，如到镇上或城里装粪给庄稼上肥，也用它装粮食运到镇上去交公粮；或是到就近湖里去捞水草运回来喂猪或者放在坑里烂了当肥料……
江南的船（2）
水乡有许多靠水吃饭的渔民。传统的渔民居无定所，以船为家，也用船捕捞。那船都很小，与罱泥船差不多大，中段加了竹篾编织成席的篷盖，用桐油涂过，卷成筒状，能挡风雨（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乌篷船。乌篷船把篷盖油成黑色，只限于绍兴一带）。有的是用撒网捕鱼，也有的是专门放笼张虾子。张虾笼子是篾编的，搪瓷粗细的筒形，两段一尺长对接成弯头，笼口有倒逆篾刺，放少许食物引诱，虾子易进难出。一只船上有一二百只虾笼，用绳子串系着，傍晚保持一定距离一只一只沉到水里，第二天一早拉绳子收上来取虾；白天笼子排堆在船艄，堆得高高的，远远看去整个船就像只大蜗牛，那是它承载着艰辛生活，是那么沉重。还有一种渔船，是用鱼鹰捕鱼，两边船帮都横装有一排甘蔗粗细不到一尺长等距离的木棍，每边十来根，就像蜈蚣的足伸展着，是供鱼鹰栖息的。鱼鹰下水捕鱼的景象真令人兴奋，它们一只只扎进水里，不一会哗地蹿出水面，便叼上了活蹦鲜跳的鱼儿；它们还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有时遇上六斤的大鱼，一只鱼鹰逮不了，会几只合力对付把鱼扛到船边让渔夫用网兜捞上船。它们带钩的长嘴可以张得很大，长长的脖子也有惊人的弹性，一二斤的鱼都可以吞下肚，渔夫在它们脖子上系一根细麻绳，三二两大的鱼就卡住了，只能到船上吐出来“交公” 。渔父靠它们捕鱼谋生，当然得也让它们饱肚子，有一天傍晚我见到一只鱼鹰船停靠在小镇码头，渔翁在端着半篓子小鱼喂鱼鹰。这情景一直深印在脑海里，我有过美术创作经历，曾酝酿构思过想创作这样一幅渔翁喂鱼鹰的油画，题目为《恤》，想来它可以令人产生对社会生活有更宽泛的比喻和联想，或许可以产生某种启示。一直未能画成。
渔船四处流动，到哪儿捕捞就在哪儿靠岸歇宿。烧饭用的是宜兴烧制的粗陶质小缸状的小行灶。舱上铺的木板，是晚上一家几口挤在一起睡的“通铺”。新中国建立前后渔民生活很苦，我儿时多次见过，渔船上六七八岁的孩子冬天上身穿大人的破棉袄，棉衣偏长齐膝盖，里边什么内衣也没有，下身光着，还打着赤脚。我看了仿佛是我自己在经受那种寒冷，心儿不由颤抖，身子不由也打寒战。而他们却还无忧无虑地玩耍，似在宣称，生命的顽强是劣境磨砺出来的。
三
我童年生活在一个叫儒林的小镇。小镇东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道，水面只有三丈来宽，因为通往外地，两头无尽，镇上人就叫它“大河”。解放前，儒林小镇就靠这条水道，用船把稻米、生猪、瓜果运往城市，把城里的“洋”布、“洋” 油、百货、杂货等工业品运到小镇来。那时运输的都是“班船”，要比罱泥船大许多，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载重该有十吨以上，是靠人摇橹、拉纤、挂帆航行；底舱装货，舱面上载客，客大都是跟货同行的货主，也有少数外出念中学的学生或教书、做工的。到沪宁线上的常州有一百里，需要一昼夜。
那时人们似乎谁都没嫌班船慢，意识里这个速度就算快了，班船本来还称“快船”呢。新中国建立初期，我读小学，学校门就对着大河，每天上学放学，都看到船来船往。我从课本上和年画上见到世界上有一种叫轮船和兵舰的图画，刀口一样的船头，是机器开动的，非常快，那是“洋船”，在我心中犹如神船，但认为那在很遥远的外国，至少在四百里外的上海才有，很难见到。它们却强烈地诱惑着我，我曾从作业本上撕下纸照着画了贴在家里墙上，寄托心中向往。
江南的船（3）
1951年秋天，我念四年级时，有一天下课，突然听到外边有“突突突”的机器声，同学们都很惊奇，一齐涌出校门涌到大河边。见到一艘轮船由北向南从我们面前驶过，前边的“龙头”船略小，墨绿色，上有龟背壳似的帆布篷盖，船头就像过去图上见的像把刀将水劈开，后边拖着一艘有客舱的拖船，“叭叭叭叭叭……”引擎的响声很大，在河中产生回响，开得真快，比平时见的快船还快好几倍，冲起两道水浪像涨潮般卷着一路冲击两岸，似在一路高亢地呼唤，在唤醒这片相对闭塞中的闲适地域。那时小镇人们每听到飞机轰鸣声都是很稀罕的，几乎全都会涌出来朝天上看飞机，那是小镇人一种兴味，一种乐趣。抗战时日本人修过一条小镇通县城的简易公路，通过军车；也来过汽艇，那在小镇人心目中是恐怖的，谁也不敢去看。抗战胜利后，又被两边田主人垦路还田，公路变成乡村便道。小镇人观看从天空飞过的飞机，是那么遥远，不清晰不具体。有史以来我第一次自在地看见机器开动的“洋船”，这么近，看得这么清楚，对它的神奇感受得那么真切，好激动啊，真向往到那船上去坐一坐。过后听说，这是常州往这小镇开通轮船航班了，每天一班，载客，也带货。从此小镇生活就有了机器加入。这对于儒林人，不再是茅盾小说《春蚕》中内河里那种小火轮对农船的冲击，不再是老通宝那样对小火轮的畏惧和无奈，而是得以享受欧洲工业革命成果带来的方便，是新奇、高兴、欢迎。
大概是第二年，上级又从无锡调来一批戽水船帮农民灌溉：比班船还大些的木船上安装着机器、水泵。水泵，两头装着一尺直径的大铁管，一头浸在河里吸水，一头是向上往河岸上田里喷水，显示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强大力量。有时要开船移地方，戽水的管子换个方向朝船后，开动机器喷水，也会像轮船那样前行，只是比轮船慢些。
轮船让人们知道了班船的缓慢，帮人们节约了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行路时间。戽水船灌溉抗旱，为农民解除了车水蹬得脚底肿成馒头状的劳苦。小镇及周围乡村原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存状态，开始被这两种船带进了现代工业社会。机械替代人力的开始，体现着新兴和发展。童年的我，形象地认识了机器——科技的力量。
后来读初中，在物理课本上学到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常识，抑制不住对科技的好奇心，找来破旧“美孚”煤油箱的铁皮，用做银匠的父亲制作金银首饰的工具，做成一只不到一尺长的小轮船船体，用那时与墨水瓶一样大小的铁皮墨汁“瓶”做成烧蒸汽的微型“锅炉”，做两根铅笔粗细的弯曲铁皮管子装上通到船尾，灌了水的“锅炉”下用一盏小小豆油灯加热，让它产生蒸汽，通过管子向船尾水面喷汽使船前行，原理当然是对的；可是那船壳的接口和管子通进“锅炉”处需要密封，我没有办法焊接，是用蜡烛熔化涂在缝口，船体倒是勉强可以不进水了，那管子与“锅炉”的接口也用蜡烛封的，下边一加热，蜡便全化了。制作没有成功，后来想起那时真幼稚可笑。但可见科技对人的诱惑力是何等强大。这种诱惑，产生了两种结果，一种是享受它的成功，一种是激起创造和实践的冲动。
江南的船（4）
四
初中毕业那年我去苏州报考南京师范学院五年制美术专科，得经过常州，去常州才第一次坐上轮船。坐在有玻璃窗明亮而又宽敞的客舱里，随轮船在机器轰鸣中前行，走向外部世界，走向人生远大目标，心情非常激动，有一种豪迈感，也带着对陌生世界的猜测和惶惑……之后我到百里外去读师范，结婚后去岳父家，便一次又一次地坐内河小火轮了。
不过，那以后好些年乡村依旧还在使普遍用木制的各种船只。
我岳父家同在苏南，那一带临近滆湖边，港汊密集，更兴用船，农家除了摇船运肥、运粮、运芦苇，还摇着船赶集、走亲戚、嫁娶迎亲送亲。那都是罱泥船。妻子的堂哥娶亲，新娘就是用木船迎来的，两只小木船，坐着一身红绸袄裤顶着红巾的新娘和穿得满身新的送亲亲友，装着红漆的官箱，红漆的脚盆、马桶和各种崭新的日用器皿，还有各种颜色和花样的被子……小木船，满载的是鲜亮的颜色，满载着笑颜，满载着喜气。
长子颖墨一岁那年春节，我们带他去我岳父家拜年，又要拜望八里外的另一家亲戚，是爱人的堂哥摇着小木船送我们去的。坐在敞口船舱里，小船随着摇橹而左右悠悠晃动，听着潺潺的水声和咿呀的橹声，颖墨在他妈妈怀里甜甜地睡熟了。船儿先后穿过了三座环洞石桥，那会儿才真正品到“摇呀摇，摇到外婆桥”的真味。我始终以为，这儿歌就是发源于我们苏南。那八里水路，沿河岸长着各种杂树，那季节大都是落尽叶子的祼枝，树干树枝生长千姿百态，生动极了，那变化绝不是那些山水画家笔下的概念化树木可比的。那时我还在迷着画画，出门随身带速写本，缓慢的船速，我用线条勾画下了许多我认为姿态优美、奇特的树。
摇船赶集、走亲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当今城市人来看，是充满诗意。上世纪50年代沙白就曾有诗句说：“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我觉得，这和他的“踏平蛙鼓”，都是对江南水乡最形象、最经典、最有概括力的注释，是最美的最有诗意的描写。
然而农村人觉得，这只是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
五
我也当过“船老大”。
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全国清查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非常时期，刚满三十岁的我被当做“反革命骨干”从供职的常州押回原先执教的小镇接受隔离“清查”。回小镇也是坐的轮船，我带着捆扎好的被褥铺盖，被人看管着，只能规规矩矩坐在船舱一角，不再可以随意说话、走动。那时的客舱对我来说，其实已经等于移动的囚室，我没有心绪再去感觉到它前行的速度。
经受过各种拷问被关了二百多天后，我被押送到乡下交给贫下中农监督劳动。一次，所在的生产队要到市里粮食加工厂装运酒糟回来做猪饲料，竟叫我也随船外出。那时生产队已经用水泥制造农船，我起黑早跟随三个社员开了一只五吨位的水泥船，披着星星出发，扬帆而行。每有桥，就得落帆倒桅，那是力气活。这些贫下中农们，阶级立场并不坚定，政活觉悟并不高，处处照顾我这个“骨干分子”，重活都不让我干。掌舵决定航向，在内河里容易撞上桥墩或别的船。最长的一段水路是在湖中，到驶上湖面时，不用再怕碰撞，风帆可以长扬，他们让我当“老大”，让我一手掌舵一手牵着帆绳——其实是老大坐在我身边时时提醒我，教我。那时我心情也渐渐舒展开来，那高扬的帆仿佛成了我的羽翼，我像在蓝天展翅翱翔的鸥鸟，也像在水中悠游的鱼儿，受监督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就不相信我是坏人，那时普通农民良知竟能不被政治迷信淹没，这让我深深感受到那种纯朴和善良，令人终生难忘。如今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还会那样纯朴有那样的良知吗？
江南的船（5）
行完湖面进入内河时，已近中午，该做午饭了。船上带着像缸模样的行灶，也带着米和油盐，却没带菜蔬。行至一处河岸，见河滩上人家种的青菜、菠菜，船就悄悄靠近岸，两个人快手快脚拔几棵大青菜和一大捧菠菜……我这才知道，他们开船远行从来不带菜蔬，行船的没有一个不做这种“小偷”。他们做时都是乐呵呵的。只有没见过世面的我心里有些紧张。
六
渐渐地，水泥船替代木船；渐渐地，农船后边装上十二匹马力的柴油机加挂桨。机器大幅提高农船的速度，运输活多起来，譬如为造房的人家或单位基建运送建筑材料，帮花木场运送苗木，帮乡镇工厂运送原料、燃料……农船的商业性成分逐渐增加。
机器让农船产生了新的辉煌。可是，这种辉煌只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国内汽车工业和江南的公路发展，就像一个孩子执笔在纸上任意乱画线那么飞快。公路与电子数字化相结合，高速化、等级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密集，江南水乡交通再也不是以水上为主，更不再是“一把橹”；水乡的船即使有机器装备着，也渐渐失去能量，而陆续退到配角地位。如今若想感受当年橹摇木船那种诗意，想一睹一坐，只有到周庄、同里、沙家浜那样的游览景点才有可能了。其实，那些景点的橹摇小木船，舱里不分隔，是通长的，两边是长条坐木凳，也是现在按载游客的要求设计的，彻底商业化了，与当年的水乡人劳作生活融为一体的农船，也不是一回事一个味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滆湖中，多出了两种船，一种是在湖中心造的大型水泥船，一般是十来米宽、二十多米长，有上下两层楼，装潢都像陆上酒店一样讲究。说是船，其实不能移动，一艘艘船就是一家家四面环水的饭店，专门供应湖中鲜活的鱼、虾、蟹，吸引城乡新贵去这安静处休闲享受。据说光滆湖中这样的楼“船”已有四五百只。去吃湖鲜，得坐汽艇。于是湖边好多农户抓住了商机，私人购买快艇做接送客人的生意，这便是第二种船。去年中秋后我与三位文友驱车去湖边散心，湖边的一位亲戚招待我们，特地租了一只快艇让我们上湖面兜风，一直穿过那些散落在湖面的“楼船”群，到近湖对岸的一家属于邻县的 “楼船”，品尝了一顿鲜活的鱼、虾、蟹。坐在那快艇上破浪疾驰，那速度是当年小火轮远不能比的，头发被行风猛吹得忽忽乱飘，有飞的感觉，又如骑着骏马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或许也如飙车，有极度快意，但也感到有一点张扬和疯狂。
现代交通工具速度越来越快，人们都能很快适应并且越来越不满足，与原先那种坐在小木船里摇呀摇的悠然感觉，已大相径庭。现代的人们虽然有时也会对那摇呀摇的小木船有兴趣，那不过是一时的猎奇心理，犹如去坐少数民族的竹筏、吃手抓饭；现代文人们也会写点文字去怀恋它，诗化它，然而再也不会愿意将它容纳在自己日常生活里。
事实上，水乡的人们再也不会回到“进庄出庄一把橹”的生活环境中去。随着现代科技带来的高速度、快节奏，现代人缘于适应，甚至求更快，而孕育了浮躁、急躁、烦躁的心气，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譬如开车超速、抢道、闯红灯，排队买票要Сhā队，上公交车挤着抢座……高速度本该为人所用所掌握，我们却失去了掌控它的能力，精神被注入了狂热的汁素，被它的诱惑所控制。现代水乡人，不知何时能在享受高速度时，又能具有坐橹摇小木船那样一份平静的心境。
漫话猴子
猴年伊始，报社的朋友建议我找点关于猴子的话题说说，我答应了。说什么？可不是说“猴年大吉”。十二生肖不管哪个当年都是“大吉”，“大吉”似乎有点廉价了，爱听“大吉”，实属一种对虚幻的迷恋，其中也许既包含着一点阿Q精神，是彻底的唯心，要再说，自己也就变得既无知又无聊了。我还是想说点实在话。
猴子，许多方面像人。动物学家用猴子做了多种实验，借以验证人类的认识规律，其中就有这样一例：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上头有一串香蕉，实验人员装了一个自动装置，若是侦测到有一只猴子要去拿香蕉，外边马上就会有水喷向笼子，五只猴子便都会被淋湿。每只猴子都去尝试，发现都是如此，于是猴子们达成一个共识：拿香蕉会有水喷出来。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换掉，换进一只A猴， 新来的A看到香蕉想要去拿，其他四只旧猴子认为A去拿香蕉会害它们被水淋，就将A狠揍了一顿加以制止。A尝试了几次，被打得满头是包，还是没有拿到香蕉，当然这五只猴子也没有被水喷到。实验人员再把一只旧猴子换掉，换新猴子B， B看到香蕉也要去拿，也被其他四只猴子揍了一顿……这样一只一只地换，所有的旧猴子都换成新猴子了，都不敢去动那香蕉，但又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去动香蕉便会被海揍一顿。
这项实验的例子，被上海师大教育技术系应用，作为师资的培训教材，是以其说明 “传统” 形成的规律，即人类的传统也是这样形成的。
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课《猴子捞月亮》，据说教学时提炼的主题思想是：猴子误认为月亮掉在水里了，是猴子不动脑子，教育孩子们遇事要动脑子。
我过去没有留意和深究这童话的寓意，只觉得作为童话，很有童趣，体现着纯真美、灵动美，也符合猴子的特性。近年在互联网《小学语文网》上，竟看到有人写了《猴子捞月亮续篇》，说什么没动脑子捞月亮成了猴子家族的奇耻大辱，捞月亮的小猴子成了老猴子，还带着儿孙们到那井边进行传统教育，要猴子猴孙们永远不忘记这耻辱。真是狗尾续貂，十分幼稚、拙劣。这促使我回头用心品味童话《猴子捞月亮》，忽然觉得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课文教学，提炼的那个“不动脑子” 的主题显然是错误的。小猴子发现月亮“掉在水里”，说明它留心而不是漠不关心，其心可爱，正是动脑的表现；猴子群体合力去捞，捞来捞去捞不着，最终发现月亮在天上，应当理解为有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认识过程，是科学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生动的；犹如一个婴儿看见烛火闪烁，觉得好玩用手去抓，被火烫了痛了，以后他就决不再去抓。小猴子的好奇和有心，群猴合力的群体精神，探索实践的主动性，都是值得肯定，是属于现代人类已经开始退化了却是应有的特性，值得重新提倡。
“不动脑子” 的结论，就如上面所说的传统，几十年前这样教学，几十年后还是这样教学，后边的教学是继承前辈的传统，只是继承，少见生疑与审察，人云亦云、一窝蜂。《猴子捞月亮》是经典童话，盲目的教学的传统更加“经典”。
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往往就是这样：一直遵循的，却不去弄明白为什么要遵循，不辨清遵循了究竟有益还是有害，不细究是短益长害、小益大害还是短害长益、小害大益。这就陷于了盲目肤浅，也就养成思维的惰性，只适应于接受现成的东西，懒得用心去科学地思辨。即使有先知先觉者打破僵化了的传统，即使人们心理上也认可了，对于接受新的东西也懒得用自己的大脑思辨，依然盲目。传统越久远的民族，思想往往越浅薄。譬如，我们常说我们这地方历史很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并引以为豪；可是这文化底蕴深厚就一定值得自豪吗？它对现实于当今人的生活，对时代前进社会发展文明的进步，究竟有何作用？譬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常常骄傲地说，我们这里历史上出了多少状元多少进士，甚至还在以新的方式为他们树碑立传；可是这些进士、状元中一个个对历史对人民起过哪些作用？是有功还是有罪？对当今究竟有什么意义？今天反复张扬他们，是不是可能继续不知不觉向后辈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不是客观上起着重新肯定科举制度强调应试教育的作用……关于这些实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少人想过？到底有多少人说得清？
对于五只猴子的实验，上海师大教案上有个精辟的结论：任何理念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去反省它就将失去价值。这结论是睿智的发现，我赞同，但我也要补充：不仅失去价值，而且还会成为认识真知的障碍。上海师大的教案还由之认为，“中国教育的传统太强大了，因此中国的教改太难了。”是啊，形式翻新已翻得人眼花缭乱，实质究竟改变了多少？其实这种“太难”，又岂止教育！
教“子”何方
浏览“海内留青第一家”徐秉方的作品集，见一件他自己创作画稿自雕刻的《教子图》：一簇披挂的竹子枝叶下，一只公鸡在教两只小鸡啄虫。我竟被那个“教”字触动，联想一些并不密切相关的问题。鸡的“教子” 只是教觅食；而人呢，就不仅仅是这个层次。
*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指思想道德教育，是塑人树人的失误。道德严重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理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思想道德教育除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着手，报刊杂志和书籍出版品种比“*”前增加了数以百倍乃至千倍，又有电视、网络的普及，形式、办法、渠道比原本不知多了多少。而且政令、舆论强调了一次又一次，采取的措施一条又一条，按理措施够多的了，若说不重视，可是太冤枉了。然而，从建国初期开始的“忆苦思甜”式的 “学雷锋”式思想教育一成不变，不仅 “小和尚” 早就连经都不念了，即使作这类报告的和在报刊上写、编这类文章的，讲的人和写的人自己又相信这有几分效果？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思想觉悟、道德面貌、价值观念、人生态度，都越来越使人难以理解。
前年秋天，有一次我与一批人在一起吃饭，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男子，在拨弄一只新买的手机玩耍炫耀。那手机是高档的型号吃香的款式，得五千多元。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换手机，每次更换都是最新款、最高档次、功能最多且是在价格最高的，累计花掉已超过两万元，然而他并不富有。在他看来，他是代表新潮、时髦、现代、洋派。那回见他拨弄手机，我忍不住说，这样赶时髦换手机花这么多钱不值得。他回我竟有一套理论，说我消费观念陈旧过时；另外还有个同盟军声援他反驳我。也巧，我刚看过一张《报刊文摘》有篇介绍美国人怎样消费的文章，还正在我随身带的公文包里，便随即取出来念了一遍：圣诞节前，美国各商场都降价三天，大多数家庭都全家出动排队买廉价物品；美国人不追求手机的款式，认为手机仅是为通话方便，那种面包式大哥大至今仍有许多人在使用；有的夫妻进商场分开寻找商品要联系，为省话费，只用对讲机……美国人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生活却注意节俭精当，不为虚荣花钱。我念了报纸，那两位便没词了。没词说明他们认输了，当然，认输还不等于他们从此观念转变虚荣消除。不过这可以说明，比用李素丽、徐虎为例的传统说教说服力强得多。
因此我想：我们能不能打破本土视野局限，从发达国家寻找思想道德教育的参照系呢？譬如有文介绍，德国公务员收入完全可以买汽车，但一般还是不买，即使买了，平时停在车库里，上班坐公交车、地铁；假日才开着车子一家子到野外去度假。他们不坐小车就没有失身份、没地位的心理，相反认为作为公民应有自觉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责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职时，也因为节约开支，而私人活动用旧的简易轿车，只住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发达国家的公民，以行为准则体现精神文明的程度与物质的文明是同步，他们的荣与辱、尊与卑，是以他人、以群体、以国家、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点。我们许多人以穿名牌服装、坐高档轿车、用手机新款式为荣，明明是虚荣，是以一己私利私欲为基点。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04年10月16日，世界最大的信用卡组织威士(VISA)发布的最新调查统计显示，中国人出国刷卡消费的金额却是全球最高的，国人盲目奢侈的挥霍，已受世界侧目。摆排场，装气派，实质是封建的农民式消费观，是自身人格没有力量撑起尊严，只能借助物质的装点与粉饰，是浅薄、幼稚的表现，与农民建房的攀比，及封建帝王建造宫殿摆仪仗的攀比，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还有人竟比养的“金丝鸟”漂亮为荣，是封建妾文化复辟。是否将封建腐朽与现代文明搞颠倒了？把荣与辱搞颠倒了？这个时代，封建的本质往往竟能找到最先进最时髦的“理论”做外衣，真是一种奇特创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学习西方，大量“舶来”，早已不必节制；而对于西方思想文化，虽也有关于吸收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的提法，也承认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可实际上究竟在这方面采取了多少有效措施花了多少工夫呢？《报刊文摘》在做，基本上每期有一两篇介绍发达国家国民思想素质和行为规范的文章，只是还太少，难成气候。既然大量国民相信西方迷信“现代”生活，误把追求时髦奢华满足虚荣当做学了先进国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路，可不可以因势利导，让国人知道西方人究竟是怎样生活怎样做有教养的人的，用各种举措和方法，造成一种社会氛围，使大家都明确现代文明社会真正的荣与辱。事实上，我们忽视积极主动地对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有鉴别吸收，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糟粕却在无阻碍地大量涌进来，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警醒？
从果子狸获罪说起
2004年进入12月，卫生部门曾再次敲响了严防SARS的警钟。
回想2003年春天SARS流行，全世界人心惶惶。人们对它的惊慌程度，远胜过对洪水猛兽。我们国内医学专家查明，是一种叫果子狸的野生动物携带冠状病毒，于是果子狸便被称为冠状病毒的“宿主”、“元凶”。给人类造成这么大的灾难，真是滔天大罪。有地方大批大批宰杀果子狸，一只不留。
当时看到这样的报道，便生疑问：果子狸是野生动物，有抗SARS病毒的天然免疫力，其中有一部分带有SARS病毒，是它们的罪过吗？是人类不管好自己的嘴，却去屠杀它们吃它们才传染的，怎么只怪到它们带有病毒，而不责问人类自身呢？
我曾在一篇《浅尝“饮食文化”》中说过，中国传统饮食的表现特征是“创造性”，敢于不断寻找发现美味佳肴，善于不断发明各种烧法和吃法。其实，有的并不完全因为真想品其味美，而是求虚幻的心理满足，更有的是为寻求刺激。大体有这样几种性质：
一种是，哪个物种稀少就偏要吃哪种，花高价钱在所不惜，如长江鲥鱼、中华鲟稀少，就偏要寻找着吃，价格便十倍百倍地长，越稀罕越昂贵还越有人要吃，或越要觅来给上司吃。像中华鲟、鲥鱼这样的珍稀物种，已有人工培育养殖的，然而人们普遍会认为人工养殖的不稀罕，依旧有羡慕吃野生的心理，仿佛吃过了就高人一等，仿佛能增寿十年或得道成仙。这就是不顾物种灭绝的“美食”心理。人们将果子狸列入食谱，好像还是这新时期新开发的佳肴资源，似乎也应是吃新奇心理的成果。
另一种是，追求吃的猎奇性和刺激性，喜欢吃有剧毒的眼睛蛇和河豚等。明明因吃河豚死人的事件屡有发生，明明有规定禁止吃河豚，但爱吃、想吃、要吃、寻吃的人不仅历久不断，还越来越多。这是自身为吃而冒险，从冒险中求得优越感。我十多年前第一次“有幸”被人请去长江边吃河豚，同去的有两位是副厅级领导干部。烧好的河豚端上桌子，厨师站在桌子边自己先吃几口表示无碍，大家还是迟迟不敢下筷。我忽然想，在场只有我一个是无职无权的普通专业人员，小老百姓一个，其他人职位都比我高得多，这时刻都同样要接受生死考验，生命价值已经完全等同，我应当不比他们怯懦才对，也就下筷子了。实事求是地说，我就没觉得味儿美到什么令人兴奋的程度，倒是吞咽那满是砂粒般毛刺的肚皮时简直是折磨。其实也常有厨师先尝就被毒死的，事后细思量，为了我们吃河豚而厨师先用生命为我们冒险，很不人道；再说我那种勇气，实在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翻版，值得自我嘲笑。
还有一种，寻求更加刺激的吃法是演示残忍。我在上篇中说到的那位乡镇的头儿，要厨师抓着鲜活的、身子搅动的眼镜蛇到酒席台边，当场用剪刀剖开蛇腹，取出血淋淋的蛇胆放进他酒杯，他连酒带蛇胆和血一口吞下；更有甚者，旧社会就有将活生生的猴子牵到餐桌边，当场用锤子敲开猴子头顶骨，人们在猴子的惨叫声中用小勺挖出还有生命的猴脑髓到火锅里烫了吃，边吃边听猴子惨叫；当今又有人在效仿……这已不仅是封建统治者享受美味的猎奇欲望，是在以杀戮生命获取*，与那种杀人魔王吃人心、人肝的变态心理有什么本质区别？
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首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友善程度。博爱、友善是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儒家文化有许多应当舍弃剔除的糟粕，但提倡“仁”，即仁慈、仁爱，教人善良有爱心，是无可非议的。佛教文化，提倡戒杀生，虽然强调得有点绝对化，但基本精神还是提倡慈悲，提倡为善，是力戒残忍和野蛮。如今“仁”却在国民的灵魂里日趋枯萎，信“佛”的大都只是迷信佛的法力庇护自私和欲望，真信佛教义的不多。我们在大力提倡先进文化，可是对于哪些是先进文化，哪些是落后文化，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分辨工作呢？若是该继承的精华不思继承，该批判淘汰的糟粕却在被创造性弘扬，是否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堕落？
从寻找冠状病毒源认定果子狸为“宿主”，我们的医学科研工作者确实作出了贡献。然而将果子狸定为“元凶”，这就违背了科学精神，极不公正。果子狸无论是主观意识还是本能，都没有向人类行凶。这个“元凶” 的结论把人的责任转嫁到果子狸身上，对决策者有误导作用。人吃果子狸会惹出SARS之灾，与*、注射毒品染上性病、艾滋病，我辨不出有多大区别。我们对*和注射毒品开始采取强制措施了，可对好吃带来的各种严重危害警惕了吗？意识到客观上在继续纵容奢侈、*与残忍了吗？为什么不能给吃立个法规划个界限违者必遭严惩呢？
2004年春见有报道，钟南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呼吁，食客即使“不怕死”，也应为全社会着想而禁吃果子狸。省卫生厅公布举报电话，有效举报出售六只以上果子狸者奖励三百元。已开始注意管食客们的嘴了，然而还只是卫生部门，处罚还太温和，没有从文化层面对食客那种变态心理进行深刻批判，更没有严厉惩罚，更没有制定严格法规对食客惩处，因而还会有别的动物成为果子狸第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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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新妆（1）
——“古琴台三章”之一
古琴台，又名伯牙台，这是为纪念俞伯牙弹琴遇知音钟子期而建。现存的琴台，位于汉阳龟山西麓，月湖东畔。
我第一次到古琴台是1980年初秋。依稀记得，那时只有一座仅三四米见方的石台，有经雕刻的石栏围着，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重建的，倒也似乎有几分沧桑感；四周尽是自然状态的野外泥地和树木花草，环境一点没有人为雕饰。我当时也未发什么思古之幽情，未因俞伯牙相遇知音钟子期的典故而生什么人生感慨，未萌生要写点文字的念头。如今回顾，觉得自己木讷、愚钝，是个缺乏情趣的人。
去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去游长江三峡，顺便游览了武汉的一些名胜古迹，又重访了古琴台。
二十五年后重见的，不再仅仅是那个石砌琴台，不再有那片自然生长的树林，不再有那种天然野外气息，围绕那个不足二十平米的石台，已经新建了一组“古”建筑群，庭院、园林、花坛、茶室，有用蜡像图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的 “蜡像馆”，有刻有道光皇帝御书的“印心石屋”照壁，有汉白玉石的俞伯牙坐着弹琴的雕像，还有《琴台知音》石雕等，变得好气派。
那《琴台知音》很刺眼：三个石雕人物，一个是俞伯牙，一个钟子期，还有一个抱琴的琴童，俞伯牙和钟子期相对弓背拱手作揖，两人都似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而唯一的文字“依据”冯梦龙《警世通言》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所说，钟子期不过“虚度二十有七”，俞伯牙也不过“年长一旬”。《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小说，固然不能作为史实，毕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接受了的，除此未见拿出二人年龄的其他文字依据。这雕塑作者总不至于有特权不要依据任意决定他俩年龄吧？那雕塑的艺术造型，突破写实，带半抽象成分，身形各部轮廓都是方柱直线，是用现代意识造型表现古代人物，没有半点传统艺术的印痕。不知那雕塑作者是怎么会构思设计出这样一种场景的。冯梦龙小说中写的，他俩仅见过一次，初见时 “上大夫”俞伯牙还瞧不起钟子期呢，会这样虚恭敬这样作态一股酸气吗？从这雕塑看到的，作者不是准确地艺术地表现两个人物形象，而是不负责任地任意地表现自己，是借俞伯牙、钟子期石像附上自己的魂。幸好俞、钟二人都是男性，如若是其中有一女性，作者是否会夸张自己的意念，将其雕塑成巩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样低胸大波凸显*呢？
更令人愕然的是，在古琴台建筑群后院，还建了个茅草盖顶的古琴台凉亭，说是提供给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场所，显然是把“知音”的含义应用于男女相爱。这样设计，不就是为了要吸引情侣们来买门票“谈情说爱”吗？所来“情侣”关系正当还是不正当，是否称得知音，就无人管及了。知音相会难道得有个像当今流行的按摩、足疗那样的专门场所？“知音”这个中国文人视为“神圣”的词儿，竟被用到了如此庸俗的程度！
从武汉回来后又听说，“古琴台”景点里又添了一种椅子，游客一坐上去就有《高山流水》的琴声播放，一站起就停播，真是有趣；游客要坐，每位得付五元。这种游戏形式娱乐导向的设施，去坐着听《高山流水》的人，心情哪能浸入乐曲那种的意境？难怪有人撰文称：“忽然想起一幅漫画，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诙谐者在她的嘴角上添了两弯胡须，她浑然不知，依然扣着手，含了那经典的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琴台新妆（2）
据冯梦龙著述，钟子期是汉阳县新农乡马安山人氏。在马安山，与钟子期有关的古迹，有冯梦龙小说中所说的上贤村，有钟子期墓、钟子期故里，有伯牙摔琴之地得名的碎琴山和琴断口等。不过碎琴山和断琴口也只能是传说而没有着实依据。“知音”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俞伯牙弹琴遇钟子期也属偶然，当时根本不可能特地建个琴台弹琴。一千多年之后的宋代为纪念他们才建琴台，是在碎琴山，而不是现在的龟山，其实与俞、钟二人也没有直接关系。建个台纪念倒也罢了，如今建这么多精致的亭、台、厅、堂、回廊，硬是把这个“知音”贵族化、奢侈化，以砍柴为业的钟子期如地下有灵，岂不是要哭笑不得？再说，这些新建的虽是“民族风格”，大抵与明清建筑相似，加上现代施工方法和全新面貌，仿而不古，已离俞伯牙弹琴遇知音本身典故十万八千里了；加上那供情侣幽会的凉亭和那能放琴曲的椅子，刻意媚俗，把清贫的文人打扮成放浪的纨绔子弟，把持重的淑女打扮成娇艳的*。有位游者面对这些，撰文说：“突然想哭”。
这样的“古琴台”有什么文化？究竟能让游人感受什么呢？
武汉龟山下建琴台，已不在宋时琴台原址。是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开始建的，有了几百年，留有清汪中代笔撰写的《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等文字记载，并不是俞、钟二人的历史，是与毕沅有关的古迹；后来还曾几经建和毁，现存琴台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近两年对琴台意淫式的“打造”，多少还找到了一点儿阿Q也“姓赵”的理由。冯梦龙小说中明明说，俞伯牙是楚国郢都人，弹琴遇到钟子期，是在“泊于山崖之下，行至汉阳江口” 。有些地方古时明明不在楚国而在吴地，并不靠山也不临江，凭原有民间所称带着“伯牙”、“知音”的桥与坊，其实也早就毁了，并无史实可考。如今也在千方百计把俞伯牙、钟子期硬往那里一拉，说伯牙弹琴遇子期就在那里；也给两位塑像、造坊，加以张扬；仿佛给地方上贴了金，可对地方文化究竟能有什么真正的益处呢？总觉得这心态有点可怜！好在武汉的古琴台这位“赵太爷”还不会去打耳光。不过，被有思想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窃笑却是难免的。
如此开发“文化”，恐怕已成为各地的通病。这是因为其中好些人觅的，有的是以“扩大知名度”为理由夸大虚名，有的是以“开发旅游”为名往孔方兄的方孔里钻，有的是因为有“开发”、“打造”私人钱袋就能更鼓起来，有的是这三者都为。“文化”实在是被弓虽暴得变成了只有容颜没有灵魂的“性”奴，做了掩饰青楼贱名的美丽招牌。
各地都有这样屡毁屡建的古迹。这令我忽然悟到，古代历朝有地方官热衷于重修古迹，尤其如黄鹤楼、古琴台、岳阳楼、滕王阁等，这类工程只为满足帝王和士大夫阶级游乐，不过是借一些有名文人游玩后写几首诗为由，不仅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与对历史前进作出贡献的名人故居也有本质区别。即使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写过诗，那些诗在书上让后人欣赏就足够了，有必要一代又一代人花费巨资去重新修建吗？兴建和重建古迹时，是否想到还有百姓饥寒交迫比这重要？另外，还有许多是因为有工程开工就有银子进私人口袋，单晚清假借工程骗取库银中饱私囊的例子就不计其数。这是一种诀窍，其实这也是一种国粹般传统，不仅得到了继承，也得到发扬光大。明明是公开的秘密，却屡禁难绝，往往竟还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为什么？！
琴台“钟情”者
——“古琴台三章”之二
有一篇《古琴台背后的思考》的文章，其中的“思考”，很值得思考。
该文作者从《荀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援引，掘地九尺找“证据”说明古琴台文化底蕴深厚。他感叹说，“倒是一些外国朋友慕名而来，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些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旅游者，来（武）汉时常常点名要游古琴台”，“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知音文化，忽略了保护、宣传、推荐味道最绵长、品位最独特的文化精品招牌”，说是可以“打造”武汉的“文化精品招牌”。看来，琴台现在的那番“打造”，就是像《思考》这类的文章鼓动出来的。
写这类文章的“文人”，在当代中国各地都有，都在一窝蜂呼吁要为本地“打造文化品牌”，似乎已经形成一股风潮，文章一样的做法、一样的立意、一样的目的，好像又一种现代八股文。
当然，这样为“文化”呼吁的“文人”，有的是盲目的，没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我就曾有过这样盲目性的教训，早在十余年前，作为地方的政协委员，曾受文化界人士鼓动，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言献策，在政协大会上作过发言，满怀热忱、慷慨激昂地就当地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春秋古城池遗址，提出了一套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案，点燃了全体政协委员和党政领导的热情，于是启动了开发；本市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政协委员一席话 政府投资五百万》一文，强调了我发言的作用；后来，我那讲稿还被当做“经典”论文受到文友们赞赏。到正式开发，其实不会按我提供的思路走，弄得不伦不类、怪模怪样，早早地犯了文化开发没文化的毛病。我觉悟了，可是已经晚了，在内心留下永久的愧疚与不安。
然而这十多年来，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重蹈我的旧辙。其中有些人，对古代典籍中所述一知半解甚至似懂非懂，却能从故纸堆里寻找到最经典、最权威的资料贴到自己脸上身上，堂而皇之摆出“学富五车”的架势，有着比古代文人更善于讨好权贵的艺术。他们看是向领导提意见和建议，实质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阿谀，迎合了有些领导追求虚荣和面子做表面文章的心理，也为有些官员的贪念找到了“金矿”。既有“学问”，又为领导献了“良策”，自会得到回报，会得个“委员”、“代表”的桂冠，或能戴顶名誉性的“副会长”、“副主席”的乌纱，甚至有的还能沾上个行政官员的副职。
当前有个热用的时髦名词：“打造”，我看到、听了神经就紧张，它总让我联想起1958年依附着狂热和浮夸魔性的大跃进。这些年各地“打造”的 “业绩”，是否都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多少经得起检验的？又有多少是不该打造的？糟蹋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和土地资源？是否会给后世造福还是留有祸患？这些，稍有思维能力和良知的人都能看清楚，并且深怀忧虑。有些“文人”却还在为这种“打造”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怂恿对文化的践踏，鼓动糟蹋资源挥霍财富和资源。我不由想起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所画《不倒翁》的题诗：“折扇乌纱俨然官，不倒本是泥半团。倘若将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真想借用最后一句送给这类文人。
那些“文人”真善于寻找许多历史典故来显示有文化。其实有时历史典故罗列得多的，恰恰更说明没有文化。一个没有读多少孔子、孙子，也没读过多少韩愈、苏轼者，并不等于一点没有文化；一个能摆出许多孔子曰、孙子曰、韩愈说、东坡说的人，并不等于就有文化。有个人写了一个反映春秋时代故事的剧本，剧中人物说了孔子、孙子的好些名言，竟还引了韩愈的话，去说服别人；韩愈比剧中人物晚了一千多年呢，岂不比“关公战秦琼”还要荒谬。这才是真正的没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人有文化，并不是指所知的现成知识，而是指学养，指认识、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是指睿智，是指知所以然，还应包括具有好的品性。许多“文人”将文化符号、标记无知地拼凑，煽动“开发”、“打造”；有些主持者是被其催生成为荒谬制造者的典范，却还以穿“新衣”的心态而自豪，倒真是新“裁缝”和新“皇帝”的黄金搭配。有位年轻文学爱好者最近与我交谈说：“现在是‘学者资料化，文人娱乐化’。”当然这是指一种倾向而不是指全部，我以为很经典，因为这种倾向已经相当严重。“资料化”是说自己的发现和创见缺位，而依赖和贩卖现成知识；“娱乐化”是舍弃承担道义舍弃追求真理淡化人文意识，而纯粹追求逗笑娱人，或满足于自我心情的调节的顾影自怜、自我欣赏、自我哀叹。那些为“文化开发”疾呼的“文人”，是资料化和娱乐化兼而有之，还多了点含蓄的媚骨。
哲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透视镜和望远镜，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人类认识自身的能力，比古时不知要深入多少合理多少正确多少；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流入，有了科学的方法论与*精神，便有了文化比较、文化鉴别、文化筛选；当产生了文化*性精华和文化糟粕的优劣标准后，一切都必须以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我们“文人”之外的民众，也有责任啊，我们许多人仿佛天生追求真理的意识淡薄，似乎思考的能力天生差，思维仿佛骨子里无法摆脱奴性。我们甘愿肤浅、愚钝、麻木，对这一切缺乏辨析能力而聋子看笑般容忍着、认可；痴痴地看那身“新衣”缄口无言甚至视若无睹；当历史重新经过积淀，后人会是怎样地讥笑我们无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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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知音文化”（1）
——“古琴台三章”之三
《古琴台背后的思考》作者还创造了一个名词：“知音文化”，竟还提倡弘扬，很是好笑。
“知音”两字被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引用了两千多年，传播之深远无可估量。可不知引用者都是怎么理解的。我也用了多次，自问未有一次真正用心体味过它的真义，思维有惰性。
知音，原意很清楚：俞伯牙弹琴抒怀，钟子期听懂了琴声中的音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是懂音律知曲意。在俞伯牙看来，可以以琴音对话者实在难得，便认定钟子期为知音。这种知音，先决条件是双方音乐艺术造诣、修养都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否则便是对牛弹琴。
“知音”的一个近义词是“知己”。人们把“知音”与“知己” 等同，其义得到引申，不必再与琴音有关。后来“知音”、“知己” 又一并被引进男女之情，最早恐怕应是西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因琴音相知，可能是由之推开其应用的文人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中，也有“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这就开始走向大众化了；进而，又从相知相惜的爱情引向婚外感情。上世纪80年代描写蔡锷与小凤仙一段故事的电影取名《知音》，把“知音”、“知己”更加世俗化了。今天这个时代，关于男女之情观念更开放，于是“红颜知己”应用被广泛化，“蓝颜知己”也被发明出来，便是泛世俗化了。
自古说“知音难觅”，也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真正知音、知己的人比例很小，当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可举的例子还是不少。他们成为知音或知己的缘由应是千差万别的，身份、学识、思想、道德、修养都会有差异。因此知音、知己便有了千差万别的内涵，有着无穷玄奥。有的是因孤独寂寞，有了知音、知心，便排除了孤单，就有了个人友谊，有了情感的滋润；有的是为寻求志同道合者，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后者应胜于前者，然而仍有品位、境界高下之分，如刘、关、张结义，有一致的宏图，有志向，是为匡扶汉室。而*与恩格斯，瞿秋白与鲁迅，胸怀国家、民众甚至整个人类，有努力求索产生的创见新见，这样的知音、知己最神圣最崇高；当然他们也因之结下友谊，有感情带来的幸福；所开的知己之花，结的可是为国家前途为民众福祉为人类进步之果，是真正值得敬仰值得效仿的。蔡锷和小凤仙，似乎也应属于后者；只惜是，人们的兴趣往往重其男女婚外情义，而轻其相知的正义内涵。
我们通常把知音、知己看做褒义视为美好，其实这两个概念，并不含是非无褒贬美丑。除了包含上边所说的不同境界不同层次，还该包含那些“反面”人物间的交往，如一个*倒台的朝代，有为之顽固抵抗或复辟的“忠臣”之间死心塌地的结盟，他们往往也是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甚至还应包含那些兔死狐悲的恶人……
摔琴谢知音两千年来倍受称颂，成千古绝响。我以为可欣赏，但不必效仿。俞伯牙弹琴达到那种高超的程度，进入极高的境界，仅仅为求一知音；钟子期死了，他就摔琴谢知音，一生练琴就为弹给一人听，那琴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艺术素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说，有雅俗之分；阳春白雪多为士大夫阶层欣赏，与广大人民群众无缘，也就有“曲高和寡”之说。陈毅曾诗云“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大众只能欣赏下里巴人——通俗艺术。艺术真理应是，高雅的内容与大众所能接受的形式相结合，雅俗共赏，才能最大地实现其审美价值。
咀嚼“知音文化”（2）
俞伯牙只求一人欣赏，岂不狭隘、偏执？那种人生究竟是为大众为国家还是为自己？究竟有多少价值？值得我们去效仿吗？有人曾与我争论说俞伯牙摔琴是千古绝响，似很神圣；我总觉得是一代又一代文人迷恋的一种幻象，又有几人真正身体力行效仿过？
其实，“知音”之说影响这么广泛，主要不是靠典籍记载的史实，而是靠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小说，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多数人信的，恐怕只是冯梦龙的虚构故事。
另有个“士为知己者死”，我以为也需要重新认识。“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聂政、荆轲、豫让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不惜生命、刚烈永诀，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有文说“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价值”，后来也成历代中国人提倡的交友最高境界、效仿的典范。在今天看来，“士为知己者死”仅为“知遇之恩”，并不要求区分知遇者的人品高下志向优劣，仅服从于个人感情，属小义，而不强调服从大义；再说，即使为大义，也要有作用于大局的改善，而不仅仅为杀身成仁；否则，那也是不珍惜生命，是类似于愚忠的愚义。我若有知己，绝对不赞同他为我去死；否则，我便是对他没有友情，也没有人道。“女为悦己者容”就更加狭隘、浅薄甚至有点轻贱了。
一个人向往有知音、知己，无论是为大志还是为个人精神、情感需要，都无可非议。但对觅知音、求知己，我不愿认同；知音与知己不应是觅得的求得的，该是自然的相遇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就是个“逢”。盼是愿望，相遇相知是平等的；求、觅，是行动，是一方主动一方被动，就有不平等成分。
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说，说明知己的可贵和难得，但也把“知己”概念绝对化狭义化了。我早年对知己却没有体会也没有明确向往，后来从文，开始研究社会研究人，注重追求真理、探索人生、审视历史、鉴别文化，自觉得常有感悟、发现、新见，便有收获的喜悦。与人交谈、做讲座，或写成文字，让人倾听和阅读，希望得到认可、赞同，希望得到感情的交流、思想的共鸣，是自我精神需要；这种交流与共鸣是听众和读者的呼应，他们不是为了当我知音、知己，是对我所讲所表露的思想、情感作出的自然反应。我做讲座和写文注重雅俗共赏，希望能让多层次听众和读者接受。各种层次各种观点的人理解、认可和收获的程度，可能也有千差万别。有人能理解我百分之六十、七十，就该引以为知音了；若有能理解我百分之八十的，那是我特大的幸运；我不妄想别人百分之百地理解和认可，那是不可能的。认可、赞同我百之或四十或三十或二十或十的，甚至只有五或四或三或二或一者，也都值得我珍视；我不能因为有了百分之八十理解我的知音，就不在乎理解百分之五十以下相对大量的听众和读者，他们都是我不同程度的知音，或者说是有我知音的成分。为守住一两个知音而忽视多位读者，我的思考和发现也就丧失了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我是绝不会“焚稿谢知音”的。
反之，我也愿当“钟子期”努力理解别人，如遇我可听懂的而又欣赏的“高山流水”，对方又有一定品位一定修养，我也情愿成为其知己，愿意投以真诚。
咀嚼“知音文化”（3）
我还以为，知音与知己并不完全可画等号，“音”该是知识才能学识，“己”该理解为包括整个人的思想、精神与情感。知识、才能，与修养、品性还是两回事。我曾在《牵牛花性格》一文中说过，知才、识才，并不一定爱才，庞涓识孙膑之才，应算是知其音者，却要陷害孙膑；曹操知杨修之才，也可谓知其音，却要杀杨修。知音只能解释为懂得和理解，并不等于知心；知心还要有双方真情的投注，要情深意笃，惺惺惜惺惺，互相勉励、共同长进，不讳短护短，能赤诚相见，达到高度信任。要达到胸襟相同情操相近，这确实难了。我虽非大才，知我七分对我只有三分感情倒有四分妒意者不是不可能有，知我三分却对我有七分感情毫无妒忌者也会有，在我看来后者应比前者可贵。我盼有与我互为相知八分以上的知音，又互相投入全部信任和情谊，是可以交心的知己意相合、心相印、情相投，达到相互知心的程度，不轻易受谗言挑拨而生疑。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深爱美丽忠贞的妻子黛丝德莫娜，然而听信了部下谗言，竟杀死了她……其实这说明他对妻子品行并不真了解，没有达到知心和信任的程度，也可以说，他对妻子黛丝德莫娜的那份爱，实质很浅薄。朋友关系，也应与这同理。我曾几次被别人蓄意挑拨歪曲事实，被“朋友”当仇敌，那是对方对我没有真正信任，不想想我可不可能是那种人，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不想想传话者是什么动机，所传是否有所篡改歪曲压根儿颠倒了黑白……这种轻信，其实是低估我的人品，有时很伤人心。
知音，可推而广之为知才。冯梦龙在小说中还说道：“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嗜，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很值得玩味。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会说的人多，能这样坚持这份信念者真少啊！这也说明遇上真正的相知之难。我当然期盼还能遇上知己、类知己，那是会很幸福，也会万分珍惜；即便今生不能遇上，至少我还有尽自己人格和智慧探索所得的点滴思想光亮，当代有许多不同程度知我者（盼望后世还有），我也就感到有安慰了。求能知心，确实更难。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似乎没有说明这些内在规律。
国民崇拜“知音”两千多年了，尽管有多少权威经典记述过它，其实只是个空泛的概念，我不会再迷信它，更不赞成乱提那种无知的“知音文化”。 《思考》作者创造的“知音文化”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懂文化是什么。而当代一种很严重的流行病，就是善于给什么都加上“文化”的冠冕，于是，满世界都是文化招牌、文化口号、文化名称、文化概念；而这些喊口号、取名称、扛招牌、提概念者，却往往压根儿不懂具体的文化内核、文化灵魂、文化品质、文化是非。文化在被当烂膏药到处乱贴。
当然我也承认，国人那种千年信仰是巨大的磐石，绝非我这一篇短文便可撼动的，我只是斗胆首先做个这种信仰叛逆者，从信仰走向理性，走向科学的思辨。我并不仅仅为校正“知音”的含义，而是在于提议摆脱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我相信，多少会有些人真正知我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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