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挤一车。他说：“这要超载，明显违规，我能做吗？他们还怨我说‘上海人真死（板）’。五一开始实行新的交通安全法，违规处罚很严，酒后开车两次被查到，就要终身取消开车资格，不能跟法规去碰撞呀。”他带着委屈的情绪，但没有上海人轻视外地人的口气。他还说：“其实上海的出租车行业的文明程度，已可以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只是车子不如他们档次高。” 他似乎很自豪，是为自己，为行业，也为上海。我说，是交警管得严吧？他说：“都严，他们对我们严，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交警来处理你违章，得先敬礼；如果不敬，我们可以投诉；先敬礼这样的小节，看似无关紧要，若被投诉三次，就得脱下警服。”
出租车司机的话说明，在上海，司机遵守法规，交警就无权管；交警触犯规章，也要受到公众包括出租车司机的监督；交警和司机，其实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同样在受到法规的约束，同样可以相互监督对方。交警管理交通，目的不在于管，而是在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和交通畅通。有报刊介绍，在美国，交警不仅是管违章违规，也不仅是处理时态度文明有教养，更多的是服务，见司机开车发生故障或陷于险境、困境，都会热心地想方设法帮助。而美国的开车人，交警、司机、行人的关系很友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美国亲见过这样一幕：两辆汽车相撞，驾车的都是妇女，都未受伤，两车都有破损，但还能勉强开动。她俩把车子弄到岔路上，心平气和商量解决问题，交换了驾驶执照号码，弄清了事故过程，约定时间解决，三分钟后就各自开车走了，连警察都未到场。事故发生后，她们首先做的是不妨碍别人通行，再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事故，节约了别人的时间也节省了自己的时间。我们国内，国民的交通遵守法规意识确实很淡薄，驾车违规己屡见不鲜，在马路上所遇见的两车相撞，就不是这么简单，这就有许多问题，值得与美国国民比较而作深思。
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交警、司机、行人三者都超出管与被管的意识，都具有为自己和为他人交通安全而养成的遵守法规的习惯，交通安全管理就进入了自由王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达到相当文明的程度。
一家著名文摘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一股骑自行车、摩托车汇成的车流行到十字路口时，绿灯转成了黄灯，大批人照样冲向前闯过去，独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女青年煞住车等待绿灯。作者赞扬这个决不随大流的女孩，还推而广之扩大外延，提倡人在社会生活中要有点慎独精神。其实，这位作者并没有真正读懂“慎独”。
慎独，儒家《中庸》中的含义是，不管有无他人在旁，都要严于律已，一丝不苟，坚持道德操守，曾国藩书“慎独”自勉，也是这个意思；又，在简帛《五行》中，则是指在群体意识中慎重地对待个人意识。这位作者提倡的大概是《中庸》中的意思。但那女孩的品行，其实用《中庸》中“慎独”的含义并不贴切：交通规则明明存在，明明有红绿灯警示，也在众目之中，她只是公众场合守了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矩，就作为慎独精神来提倡，把慎独标准就降低了；当然，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矩，大批人不遵守，只有她一人遵守，也着实令人悲哀。我以为这正折射了国民法纪意识滑坡到了惊人的程度啊！
有一次我在江南某城市坐出租车，与一位骑摩托车的交警同时遇到红灯停下，当红灯倒计时跳到还剩三秒钟时，那交通警就发动了明晃晃挂着“交通管理”牌子的摩托车，还有一秒钟时他就开车率先冲了出去。这看似“打擦边球”，实际上也是闯红灯，也许是他潜意识中就存在一种执法者的优越感、豁免权，这种意识是极顽固也极可怕的。当然这在交警队伍里也许只是极少数，但执法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如此，给广大市民的交通法规意识的树立，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可想而知吗？
那些闯红灯的和准闯红灯的，反映出当代国民身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万事缺乏耐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重视眼前、小局及个人利益，于是习惯短期行为，违规违法操作；于是欲望和虚荣膨胀，追求浮夸；于是以草率马虎替代严肃认真，以主观盲目替代客观科学……这种浮躁心态，在国民身上已十分严重，连有些党政领导、执法人员也常存在，而且已不仅是表现在闯红灯上。驾驶员开车在其他方面犯规，如车子或执照被扣，很少有人不找有面子的熟人或熟识的交警转弯打招呼说情；这个扣车扣照的甲交警给面子熟人或另外的乙交警，从轻或者不处罚；下回甲交警有了有面子的熟人或者有亲友违章开车被扣，找乙交警，自然也就能有面子得便利。据我平日坐出租车、公务车、私家车司机交谈，感觉到似乎很少有司机在交警中没熟人或者没有路子通到交警的，人情、面子背后是靠什么维系？这恐怕不难猜测。
如果一个地区的交通管理法规被这种重重叠叠的人情网络笼罩着，驾驶人员有恃无恐，还以有面子自豪炫耀，交通违章违规便会越发泛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现象存在，无论交通管理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管理，要建立健全的法制，还得跋山涉水，路途还遥远着呢。
我的理解，交通法规的本质精神都是红灯、绿灯，即有行有止（其中包括快慢有度）。止的目的，是为行，是行的保证；你止，是为别人顺利、安全地行；别人止，同样是为你顺利、安全地行。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人生的全过程，不也都是该这样吗？
不知我们的国民意识中何时也能安上红绿灯？
非为褒贬说孙觌
孙觌，宋代人，字仲益，号鸿庆居士，是今江苏武进礼嘉镇人。官至吏、户二部尚书。
不久前有个文友写了篇关于孙觌的文章，质疑宋代大儒朱熹。他不迷信神化圣贤，勇于挑战的胆识令我敬服。我也续他话题，再拓开作些小议。
朱熹写过一篇《记孙觌事》，仅二百字。其文曰：“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是金人逼要降表，钦宗无奈，下诏命孙觌起草，朱熹说，钦宗实是“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即心里却希望孙觌不服从，好既不交降表又能过关。孙觌偏 “不复辞（不推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朱熹的观点，向金人递降表，不是钦宗之过，而是孙觌之罪。
奇了，钦宗下诏却希望孙觌拒不奉诏，朱熹是怎么知道的？难道那时他正陪伴着钦宗？钦宗为过关耍两面派的心计，难道私下跟他朱熹商量的？或者就是他朱熹为钦宗出的计谋？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是否有杜撰或者是有意编造之嫌？总之这是为钦宗开脱，拍钦宗的马屁。当时的观念可能认为不奉诏不是抗旨吗？假如钦宗下诏令起草降表的不是孙觌而是他朱熹，他会凭揣摩钦宗心理而不奉诏吗？
对于历史上抗击外族入侵，究竟是爱国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涉及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价，虽已有人在探讨，但尚未有定论。若以这观点为准认为投降不是卖国，我不赞成。我质疑朱熹之文，并非为孙觌辩解，即使给孙觌判罪，也只能凭事实证据，决不能稍有不实之辞，当定则定，当否则否。按正统的历史观看，孙觌起草降表，虽是奉诏，当然也应属失节。他也确是主和派，也确实有过私念。主战与主和是否可一概而论看*国与卖国对立？是否也有对大宋命运的不同思考属不同政见的成分？这需史学家们用更科学更客观的分析。但他曾受蔡京之子、投降派蔡攸的赏识和力荐，也有文字攻击过岳飞，诋毁过李纲，连入《宋史》列传的资格都未有。作为政坛人物，基本上应该否定。
不过，孙觌除了从政，还有作为文人的才华。他精通多种文体，当时便被认为“才华横溢”、“咳吐成珠”，其著作《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内简尺牍》十卷，均被编入《四库全书》；宋残刻本《孙尚书大全集》五十卷，及明钞《南兰陵孙尚书大全》七十卷，均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张继的《枫桥夜泊》，成为流传古今的名作，自从欧阳修提出了 “三更不是打钟时” 的疑问，曾经议论颇多。后孙觌又有《过枫桥寺》诗：“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孙觌诗即证明了张继所写是实，于是也广为人知。他的著作至今仍在流传：近十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出版的《宋诗三百首》等四种诗选收录了他的诗作。孙觌的书法造诣也颇深，《宋元尺牍》、《三希堂法帖》均收辑了其墨迹，镇江焦山尚存其所书《吸江亭诗》石刻也是他的手迹……孙觌诗歌与书法的成就，似又应得到肯定。
其实，我们回眸历史人物，如果仅仅为肯定或否定他本人，就太狭隘太肤浅了；该是通过审视，使真相更清楚、是非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认识更升华、于今更有用。只顾考证，温古不求知新，不求有利于我们认识新事物的创意、新意，是陈腐的学风。更有一种论史者，一发现当地有哪个历史名人就大惊小怪，就帮其摺掉毛边说光边，拼命做“艺术加工”，竭力美化、神化——把他们美神了，跟他们拉扯上关系，似乎就能给我们当地人脸上也贴着了金撑了腰，实在是阿Q有点想也姓赵的光。想想也难怪，晚清八旗子弟依仗先祖荣光作精神支撑呢，小农民以攀附为满足的心理随时前进也该有点现代特征的表现嘛！安徽亳州和涡阳不是也为争老子的出生地而闹得不可开交吗？新近常州有人突然“发现”好几个震古铄今的特大历史文化名人竟是出生于常州。我初听说倒也心一喜眼一亮，仿佛自己身上也多沾几分仙气，脸上也能多添几分佛光；然而再想想心里又总有点不踏实，总怕哪天那些特大名人有史记载的真正的出生地发觉我们在“争”他们的老祖宗，会与我们打起笔墨官司，而我们又拿不出硬邦邦的证据，反而要被人家脸上刮掉一层皮。亦如孙觌，或可算武进地区历史上所出最大的官，作为武进人的我，起初听说他，还真有点自豪和激动；稍稍查阅了点史料，觉得自己也幼稚了浅薄了，也觉得这种心理有点可怜兮兮，不由脸红心跳。如果为了刻意美化他而违背历史事实和混淆是非功过大做文章，总觉得太荒唐了一点；如若为抬高他把他说成是苏东坡的私生子，也似乎太庸俗太低档了吧？常州人要占苏子佛光，难道甘愿当其私生子？常州女人难道以与苏东坡私通为荣？我若是孙氏族人，自当会感到是本族的耻辱。
我这人生来面嫩胆怯，不善于想象，不会像电脑制作腾云驾雾那般制造这样的奇特“发现”，更不善于用此“研究成果”或讨好什么人，或为自己强壮行色，总怕遇到内行被戳穿西洋景。
吊兰的品格
从无娇媚色，只开小白花，
身虽居高位，始终心向下。
这是我有感于观吊兰即兴凑的顺口溜。
吊兰原本产于南非，品种很多，叶子有纯绿的、银边的、金边的、宽叶的……不同品种，但都有个共同的特性：不心安理得挂吊得高高在上，不满足于那一小盆泥土，千方百计新生出一个又一个植株，由长长的走茎挂着；其植株不等落到泥土里，便先生出许多根来，竭尽全力伸向大地。其实，走茎枝条生得再长，主人也不会让植株的根儿接触到地上泥土，只会将它们剪下栽到新的盆中另外培植。然而它们的心始终向下，一代又一代，本性丝毫不变，决不“乐不思蜀”，更不居高为荣为傲，从不放弃过回归大地的努力。
我们现在所见的“吊兰”，都是盆栽的，人为吊着的，我以为“吊”不会是它原本野生时的状态，不该是它本有的特点，它自己不会把自己吊在高处。它野生时，若生长悬崖的，或许会挂下几个植株，可算有那么一点“吊”的意思；生长在斜坡、平原的，便可能像榕树独木能成林一般，自母株分生出许多子株，再落地派生，一棵定能蔓生成一片绿原。其名称“吊兰”实在不算恰当，是否应当称“呣子兰”才更科学更合适些？
吊兰向往回归大地的品性，一代又一代遗传，始终不因环境变换而有丝毫改变。人们常常称颂兰花冰清玉洁，称颂它甘居深谷隐其清幽淡雅芳香的品位，是为以兰喻人。也确有人职位再高，始终心系人民疾苦，生活依旧俭朴，时时为大众操劳。但也确有那么一些人，一担任点什么职务就觉得自己是一座泰山，头便昂起，眼睛真就“一览众山小”了，就只顾享受符合规定和不合规定的待遇，再也看不到基层老百姓的疾苦；更有一些人，原本在非官场的单位工作，对官场一些不良风气义愤填膺，抨击的言辞慷慨激昂，一副为民请命的正义面孔；然而一有机会进得行政机关，还未有资格掌握实权，便自觉得身子高大起来，上班总想千方百计脱离班车，想到轿车里占个位置；吃了几次稍上档次的酒宴，哪天出差人家在小饭店招待吃便饭就不习惯心里不舒坦;办公用品要讲究，各种待遇要攀比，没到那位置那级别，眼睛却先往高里瞄，看到人家多得了利益就心不平，不衡量自己对社会付出了多少，不想想为人民做了多少，仿佛天生是人民欠了他们的。自己本无权力，却把责任、应完成的办事程序当做权力硬是抬自己身价，为自己强争几分利益；得了点什么芝麻绿豆虚衔，便是头重脚轻起来，自己认不得自己了，稳不住自己，像气球充了气，身子膨胀了，却是轻飘了，巴望飞得越高、离地越远越好，用时髦话说，是丧失了自我。或许，这正说明他们原本就是毛泽东所说所取笑的墙上芦苇，根基浅薄，空腹里缺了一颗良心。这些人比比吊兰，品位自见高下。
“病梅”新说
虽有冰肌玉骨誉，
仍遭扭曲折枝运，
能入华堂作装点，
病姿一半缘品性。
——这是我为自画梅花题的一首不讲格律的小诗。
自古以来，梅花一直倍受文人雅士青睐，无数次进入了诗文画图，被称为冰肌玉骨，其精神屡受赞颂，文人们从其不畏严寒能斗雪怒放孤傲高洁的品性中，引申出各自的感受，寻找到不同的精神和感情寄托，成就了多少锦文华章和书画佳作。苏轼称其“寒心未肯随春态”，赞其孤傲高洁而不愿随春风弄姿作态。陆游酷爱梅花，既作了诗，也填了词，其诗《落梅》称梅是“花中气节最高坠”，开时不畏严寒，落时不恋春光；另一首诗《梅花绝句》曰“一对梅花一放翁”，希望终身以梅为伴。毛泽东写《卜算子·咏梅》心境与陆游不同，一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笑傲姿态……这些都是“梅花赞”，是指的自然生长的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龚自珍的小品《病梅馆记》则是“梅花怨”。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突出遭遇的不幸，借梅花的品格自抒胸臆，显然是悲怆情绪，是怨。这些都是以梅自喻。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到龚自珍写《病梅馆记》，才跳出对梅花一味赞佩的窠臼，站在客观的立场为梅鸣不平，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扭曲，提倡个性自由解放的*精神，第一次进入了文化批判的境界。
固然，病梅是因为受“鬻梅者”扭曲，然则也有梅树自身的品性因素。试想：如果有人要将其盆栽、扭曲，梅花真的是冰肌玉骨，真如陈毅诗中所赞“不屈服”，坚决不适应，也就不会有盆栽病梅一说。譬如冬虫夏草，就只适应养成它独特品性的自然环境，掌握基因理论的现代人千方百计人工培育，至今未成。梅花能离开天然环境适应盆栽，能适应被“斫直、删枝”。长在高贵的紫砂花盆里，枝杆成了弯弯曲曲、歪歪斜斜，便有人觅了，身价高了。觅者，非王公、贵族、官宦、豪富，即文人雅士。有人觅了，它便可离开那“驿外断桥边”，不再“寂寞开无主”，不再受冰雪严寒的折磨；而是进得花厅、华堂，陈列于雕案镂几之上，承受宠爱；犹如女子，裹成三寸金莲，才配出入于闺阁绣楼。
恐怕人们只知称赞柳树随处而生，没有发现梅花也有“灵活性”。既有冰肌玉骨美誉，又有进入华堂的资格，忍受那么一点被扭曲时的痛苦——习惯了便不再觉得，换得座上宾的舒适位置，何乐而不为呢？或者常常痛苦却又始终舍不得放弃那份优待。所以梅花的高洁也是有限的。这就如一些知识分子，虽有良知，套了一个什么委员、代表、理事、主席的虚衔，有了一点儿什么优待，往往逢场便做出温和微笑，或唱几句空洞委婉赞歌取悦于人耳，咽下自己真实的声音，只留着到几个朋友中慷慨激昂宣泄一番，似乎也大义凛然，便算风骨依然了。当然，还有那些明明是无风无骨的贱草艳花，偏要搔首弄姿，拼命往那华堂里钻，卑劣地中伤、排斥别人者。比起他们来，病梅只是曲了点，倒还不算过于下贱。
曲，是中国封建专制驯育的一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审美取向。表达意见兜圈子讲方法，写文章讲含蓄，画画形象以曲为美……中国古代的诗歌，就是文人不敢直言看法、情绪转借其隐晦曲折地抒发和宣泄的一种方式，律诗限制思想、情绪表达，还不仅仅因为音韵平仄谱格，也还因为文人为文曲折、含蓄的习惯。
文人也真可悲，自己心态被扭曲，还要用曲的方法对付或者要求别人。为什么会有病梅？自然生长的梅花枝杆正直挺拔，“文人画士”便觉得不美，要以经扭曲的病梅为美，不爱画天然真实的梅，偏爱画姿态人为做作的梅。中国画不仅画梅，画任何树木花草，都要以主观感觉将其变弯曲变歪斜做改造，陈毅赞的“青松挺且直”，到国画家笔下便又变得蜷曲，如虬如蛇。所以中国画画的就不是事物的本来的真实自然的面目，像西方人油画中一排排直挺挺的白杨、白桦树，中国国画画家是绝对不肯画的。无论诗文还是画，都是中国文人受扭曲的心理借其表达的方式，并且去驯化别人，造就为“重价”育病梅的“鬻梅者”，也训育出喜欢病梅的王公、贵族、豪富，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循环，使国民普遍都有“弯弯绕”的特性。对此，西方人是绝不可理解的。
这幅画配的原是“国画”，报纸编辑要求我变变画风，要我带点漫画味，不要跟一般画家同样面貌。于是此画强化了三点：一、扭曲和折枝的病姿；二、是人为的用绳索紧缚；三、讲究的盆和花几是突出进华堂、花厅，包含了前因与后果及目的。这就叫构思，我以为是思想，也是艺术。我想时下大量中国画如果能注重构思，有了深刻的思想和灵魂，人们欣赏、品味的东西可以更多更丰富些。
为“窝里斗”寻根
业余时作画，有感而画斗鸡，亦题小诗一首：
为吃豢养谷，乐于笼中囚，
同是被主宰，何苦窝里斗！
中国文人历来就有借物喻世的传统。我画斗鸡，也是想借以说一点“窝里斗”世态。
都说中国人智商很高，一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能赢；三个中国人对付三个日本人，却又必输，为何？中国人团队精神差，会窝里斗，早被洋人当做话柄。中国各阶层人中，哪个窝里斗最厉害、最高明？因何会有这种特性？
当代中国，窝里斗最厉害最高明者恐怕该算知识分子。
固然，凡政治运动大都先拿知识分子开刀，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最惨。然而，动手把一批知识分子推下井、再下石的，大都还是另一批知识分子。近十几年一批批书刊中，记述了多少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啊！就说1957年反右派吧，文化部、中国文联等最高层有官衔的作家艺术家们，除了康濯那样的极少数“顽固分子”，多数是不仅只求自己不成为被揪对象，还看着“组织上”眼色行事，上面指向谁就响应揪谁。最令人伤心的是，那些令人崇敬的文学巨人、艺术大师、大理论家，居然也或赤膊上阵做打手，或不动声色暗中出冷拳。至于“*”中就更别说了，写《海瑞罢官》的吴晗遭整，最后下场很惨，但被姚文元批判之前，他揪别人也毫不手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也是窝里斗的“精英”。要不，怎会有“文人相轻”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真复杂”之说！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品性，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孕育成的。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儒学独尊，罢黜百家，中国知识分子中，无各种门类科技工作者，只有儒生。儒家学说到底就是“做官学”。儒生的唯一出路是做官，说为治国，其实首先是为“就业”，为找雪中炭；然后还盼锦上花，更求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做不到官或被官场淘汰出局，便别无他能，连生计都难寻，于是就有了孔乙己，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就会有“穷秀才”，有欺贫爱富的故事。一道“龙门”，要过的人实在太多，必然要争；进了官场，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也都需费尽心机防人挤；要想升迁就得挤别人。这就养成互相明争暗斗的习性。
当今知识分子虽已有大量科技人员，那种容易被仕途吸引的遗传基因尚未根本改变，仍不乏宁愿舍弃已有的一技之长而往官场里钻的。即使不能钻进官场，全力讨好当权者求得依附，也能多得一份荣誉和奖励，多添一份实利和虚名。为了“一把谷”，就得甩掉公平之心，处心积虑压掉竞争者。于是知识分子就给知识分子制造悲剧。这些年曾号召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往往仅是时髦的口号。其实知识和人才受尊重的保证，不是号召，而是一种真正科学地体现知识价值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和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
依附性和排他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特征。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表现的这种习性不断影响其他阶层，便蔓延成一种国民劣根性。民间就有俗话形象地概括：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扛水吃……看看，一个和尚挑的是两桶水，两个和尚扛，每人就只有半桶水，人均就只有挑水和尚的四分之一了；三个和尚竟然连水都没有吃了，原因少不了窝里斗，都是为了自己多吃一把谷，害得大家（包括自己）都少吃甚至没有吃，岂不悲哉加悲哉！这比喻虽然朴素，却形象、深刻，把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刻画到了骨头里。中国人虽忌医却不讳疾，自我诊断水平还是一流，也真该说智商是极高，只是手电筒只照别人，“医生是不给自己看病的”。
西方人“窝里斗”似乎不热门、精通。西方历史上思想界一直是活跃自由的，没有像儒学这样独尊的“学说”统治；知识群体就包括了自然科学，就业和建树不只是做官，可以各有各的选择，不用挤独木桥，因而就一直有坚持独立人格独立见解的彼岸群体。在中国，职务与权力优越性还明显突出时，光靠教化，可能使极少数知识分子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和正义，但很难使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趋附权力。一旦社会竞争机制真正公平，分配制度真正合理，为个人利益互相争夺、排斥的意识便会淡化，意志就容易在正义的旗帜下凝聚统一。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有凝聚力，也就是已看准了自身的弱点，仅仅号召，会有明显成效吗？
窝里斗的特性其实是可悲的。当时昧了良心，获得的那点虚衔实利，不过是过眼烟云，丑化自己的形象，贬低了自己的人格，过后总要被历史的镜子照清楚，犹如文化界那些巨人、大师们反右时鲜为人知的表现，至今也公开见诸于书刊了；我们周围有些人，虽不一定有资格上那类书刊，那点功名利禄瞬息而过之后，回顾自己一生，或许会在良心上不断遗憾、悔恨折磨中度过余年，除非良知早已彻底死亡。
摸摸“大象”李敖（1）
——权答网友janery所出试题
网友janery于2004年7月4日在本人论坛发表的帖子：
水响老师，您对李敖有何评价？
看了你的主页，知道您比李敖小三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李敖可以说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性学家……也是公认的文学怪才,不知您对他如何评价？
现在，他还在凤凰卫视作为嘉宾办了个“李敖有话说”的节目，大都有意出国民党和现执政党领导人的历史丑闻和评论一些时事,您有何看法？
我的回答：
我书柜里有他一百四十万字的《李敖精品文集》，却只读了十多篇；香港凤凰网正开着的 “李敖有话说”专栏，我也仅偶尔读了二十来篇，总共读了不到四十篇，仅此而已。我所读的与他的全部著作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对他所知也就极少，根本不可能有研究，本不该乱加评说。你在我的文学论坛向我提出要我谈对李敖的看法，其实是将了我的军——虽然不是你的本意。但既然你问了我，出于礼貌我该有点交代，只能硬硬头皮当个“瞎子”摸摸李敖这头“大象”。
李敖写过一百多本书，其中九十六本被台湾当局查禁，是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最多的一位。读了他几十篇文章，得知是因为他写文章骂当权者，激怒了当局。也正如有关介绍他的文章说：“他秉持一贯理念痛批政客而卓有成效”，“长年来真言不讳，著名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有逃过”。
他批政坛人物批政党，无论对于他们的历史还是现实作为，主要是通过重新查证核实还真面目的方式。那所引大量的资料，不知他是怎样能够从浩瀚的大洋中捞针般一点一点查到的，他神奇的查证能力和掌握运用这些资料的超常智力，让我惊奇、佩服。
李敖文章嬉笑怒骂，文笔犀利，语言机智辛辣，总带着激昂的情绪，真如匕首、投枪，斗争坚决、毫不犹豫。即使坐牢也不改其品性，也可以说是硬骨头。
不过，我作为一名读者，对读过的他那些文章有些不满足和难认同之处：
他评说时政的文章具有攻击性（也可以说有战斗性），引证丰富翔实，但大都是就事论事翻翻事实的烧饼，仅出对方洋相而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仅是直感，是微观的视角，抨击的对象和肯定的对象评说都是绝对化极端化。他的才华只在于多奇思妙想，少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缺少理论分析；少见公正客观全面历史的评价，缺少文化根源的追溯和文化比较分析；少见理性的创见和新见，升华不了也深刻不了；知识博而不渊，不是具有对当代人认识世界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家，比柏杨的文章品位要低得多。
“李敖有话说” 中有篇《鲁迅，文法上的过去式》，认为鲁迅现在已失去价值。他说 ：“我曾经讲过你在鲁迅全集里面看不到他赞成*，也看不到他支持议会政治……所以我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很有问题的。”在李敖看来，一定要在文中明确喊“*” 的口号、挂上*的招牌才是赞成*。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什么要纪念那五位青年作家？他们不是为*奋斗而被杀害的吗？小说《药》，不是因为“华老栓”们对“夏瑜”们为实现*奋斗献出生命的麻木而呐喊吗？小说《祥林嫂》、《伤逝》，不是在呼唤女权及指导正确的女权观吗？……这些，不都是鲁迅为*投付的感情做出的努力吗？李敖还说：“我认为他的头脑不是很好的，甚至他中文都不能说是很好的，因为鲁迅的中文写得别别扭扭，一方面从文言文里面转出来，一方面从日本的文法里面转出来……”李敖与王朔是同样的错误认识，王朔取笑“鲁迅文中‘的、得、地’ 都分不清”，我曾针对王朔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鲁迅是提倡并通过文学实践的，那时正是汉语文言文及古代白话文向现代白话文转化的“过渡时期”，现代白话文真正完成完整的规范，恐怕该到新中国建立后。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语言的奠基者之一。我们不能说我们读过现代的《接受美学》、《正义论》、《百年孤独》，鲁迅没有读过，知识就不如我们。
摸摸“大象”李敖（2）
李敖在认识上浮躁、简单化，却还狂傲。
李敖的思想的盲目性，还表现在他对女性及感情的态度。他的《精品集》“婚姻与情话” 辑中有一篇《本姑娘也点一个》，开头就说“有人以为历来女人不论在床上床下，一直压在男人下面，这是不正确的”。 又说“到了18世纪以后，女权运动逐步形成，于是女人开始夺权”，“不幸的是，女人在争平等时，常常得意忘形，为打倒‘大男人主义’ 而沦为‘大女人主义’，她争平等，却不与人平等相处，最要命的，她又想压人，以‘行同男人’ 的愚蠢来压男人。” 他举了两个与男人争强女性的例子，证实了以上的观点，依我看简直是胡言乱语，对于男权和女权的现状一无认识。封建社会也有悍妇、泼妇，也是女权问题吗？李敖根本不懂理论分析，说的不比目不识丁者高明。“李敖有话说” 中还有一篇《限时分手最浪漫》，说“为什么非要等到两个人感情渐行渐远以后再分手呢？那个时候就没有趣味了，男女之间感情最好的状态底下，最好的情况之下分开，那是真的懂得爱情的哲学”。还说“男女关系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情况，说那种爱得你死我活，白头偕老的人，事实上那是一种自欺欺人，不可能的事情”。按照李敖这种爱情哲学，一是人在感情最好的时候就该承受撕心裂肺分离之痛的惩罚，二是人人可以无限制弃旧换新，恩爱一生白头偕老是错误的。照他话做，这世界的人不是变得像野生动物一样？这实际上是无爱哲学，也是纵欲哲学，对年轻人对社会有极大的危害。
李敖一生写这么多文章，当然与他有超常的智力有关。但他的另一擅长是查资料抄资料，从我读的几十篇文章中看到的，为引证抄进的资料所占比例相当大，他有一篇《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纯写蒋介石与黄金荣的关系，是大段大段的“引”，却不注原出处；有一大段是以第一人称写“我”在黄金荣身边怎样参与筹备祝寿仪式怎样接待蒋介石的，我读了感觉那个“我”就是李敖，可那是1947年，李敖才十二岁呀。李敖 “引” 人家的回忆文章，不仅出处都忘了说明，竟连引文与自己写的文字都不分清！也难怪，要写这么多书这么多文，哪来得及呀。这篇文中，李敖自己的话，不知是否有五分之一。其实此类情况，在我所读过的李敖文中，可以说大多数是存在的。这可能是李敖著述多的重要诀窍。
在李敖眼中，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一个政体是好的，没有相对先进文明与相对封建专制的差异，他想要骂的个个全是疤，他想肯定的个个全是花。我也想找到他一点确有高屋建瓴思考的文章，在他的《精品文集》称为“黑夜的思索” 的一辑里读了几篇，都没有读到他真正称得上思索的成分，很是遗憾。
李敖知识很广博，但我的印象，往往是拼命吞吃一切可以吞吃的历史人文知识和现实的表象，贪多嚼不碎，装在胃里发胀，等不及消化，便带点胃酸重新从口里呕吐出来，吐成了他的一篇篇文章。
李敖生于1935年，我生于1939年, 他大我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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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拆、保是与非（1）
江苏常州市的寨桥镇中横跨采菱港水道的老石桥数年前拆除了，听说当时有过非议。时隔几年的不久前，又有人提到此事，作为批评当地政府不重视历史人文古迹的一例。这也许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出乎有责任感。其实我对那座老桥所怀的感情也很深。我老伴是寨桥镇人，年轻时去岳父家必要从那桥上走过，趟数难以计算。后来写小说，常常是因那里的人和事触发灵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影厂电视部和上海电视台先后摄制根据我小说改编的《造屋风波》和《新楼后边是老屋》两部电视剧，我都建议在寨桥一带选取了大部分外景，都有那座老环洞石桥的镜头。拆除老石桥的是与非，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值得认真深入探讨。
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方便交通，是极其简单浅显的道理。但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高高隆起层层石级的老式环洞石桥，显然就不能供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汽车通行，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社会生活的需要；雨季河水上涨时，老寨桥狭窄的桥洞限制了水的流速，使两边水位落差过大，阻碍运输船只通行，多次造成事故。而现代交通需要的，是引桥长、坡度小、又宽又平坦的新型桥梁。拆去老石桥，是交通发展的需要。
有人会说这桥历史悠久，有古迹文物价值。说句实话，我不太赞成把古的东西一律当成珍宝当做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人类就是在不断摒弃旧的事物而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寨桥只是清道光二十一年造的，传说明朝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曾在附近圩里安营扎寨，因之称做寨桥。这也不过是传说，其实也是穿凿附会，又有什么文化价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桥每个乡镇都有几座，哪座城市没有几十座，哪一座没有一点类似这样的传说，如果都保存了，我们现在的村镇建设和交通又如何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又怎么实现？
据说，江苏某市市区改造时要拆一座老桥的石料全部卖给无锡，有人认为卖掉就是“败家子”行为。这我也难以苟同。无锡来买古石桥拆下的石料移建到他们那里，如果因无锡有规模较大的古园林和仿古影视基地，有相匹配的环境，它外形的古朴美才能协调体现，也才能发挥它交通以外的观赏和布景作用，才有现实的存在价值。周庄、同里、乌镇等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完整的江南古镇的典型风貌，是个水乡古镇风情“博物馆”，如果移建到那里，也无不可；而这个市的所辖地区早先保护古迹意识淡漠，大量拆旧，已没有周庄、同里那样的完好古镇，也没了无锡那样的规模园林和仿古影视基地，石料不卖，留着做什么？移地重建？移到何处？建了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个市的市区有座老石桥，旁边紧挨着已经另造了宽阔的平桥，四周已都是现代面貌的高楼大厦，却偏偏还留着它，孤零零匍匐在那市区主要马路旁，那景象好像一个一身西装革履的人留着前清的辫子，显得怪模怪样的。那老桥既无利于交通，也有碍观感，留着究竟有何意义？
这种一概反对拆旧的“义愤”，一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认为卖给无锡就是败家，似乎无锡就变成了日本、美国；自己做不到的，也决不让别人做到；自己没有的，也巴望别人没有。这种“热爱”地方的心理，是把一个地区当成一个个体农民心中的小家，是封建诸侯割据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没有团结协作的精神，也是在各种大小不同范围常犯窝里斗的根源。
古迹拆、保是与非（2）
当然，我不是说有价值的文物古迹不要保护。保护与否，必须先作价值认定。这种认定，不应只是凭“很有历史价值”、“很有研究价值”、“很有保存价值”的概念，这是抽象空洞的，要有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实际内容。所谓“价值”，我以为应当体现在，一是有利于对历史文化本质的认识，温故对于知新有作用；二是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过影响，留下思想精神财富，仍有*精华可以借鉴的；三是对于某一历史时期起物质佐证作用，且在整个国内己经不多的；四是确有独特艺术价值可供大众欣赏的。
譬如常州市区前北岸的赵翼故居，我以为不仅应当保留，还应修复，当然要说出点具体理由：一是赵翼史学上的地位极高，其考史名著《廿二史札记》闻名中外，1910年日本史学界以投票方式选举“中国史学十杰”。他与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同列其中，日本京都大学还开设了《廿二史札记》课程；赵翼治史是因“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为探索治“今病” 的“古方”，至今仍可作为镜鉴。二是赵翼的诗歌不沉溺于个人忧乐得失，具有批判精神，能从宏观角度对事物作哲学的思辨，不满足于感，而潜心于悟，有博大的胸怀，是高于常人的诗歌境界。他的诗及论诗所创理论，对当时诗歌乃至对当代诗歌创作都有指导意义，他的千古绝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句，至今整个中国几乎无人不晓，文学巨匠茅盾都感其诗意而亲笔书录它，自勉也勉人，被应用率有谁能超过？而且还将被后世广为应用。常州所出的历史文化名人，有几个学术上能达到他这种地位？又有几个的作品思想能像他这样还在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远远不止常州人的？他的故居有五进，虽头进、五进早己拆毁，大部分还是存在着，虽已破旧，是修复工程而非无根基新建。修复后可以陈列赵翼著作及有关史料，光大其思想和精神。有些领导对赵翼这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故居倒不问不顾，却给一些尚未经历史鉴定、筛选的当代名人建了纪念性建筑，例如屠一道根雕馆等，还设了专门机构配了人员编制，财政长期拨款负担。这就有弃黄钟而保瓦缶之嫌，完全搞颠倒了。
当代城镇建设中，古旧建筑有该保的，也有该拆的；如真要正确把握，要真正对历史对现实对子孙负责，要少受批评指责，还是先把方案公开托出，让市民（包括专家）展开讨论；也不妨在市报划出一点版面，让有识之士充分发表意见，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作了科学的分析后再作决策。这就要决策层有这个胸怀和气度。掌握了修建真伪古迹的权力，千万别只顾豁免当今的检验。如果有人是扛重视历史文物古迹的招牌，心里却在拨着另一种算盘的，真正的什么价值压根儿不会在乎，征求意见的事是绝不愿做的，或者做也只是形式，这才是最可怕的。不过终究难免历史的审鉴甚至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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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形象解读
2003年11月参加党派活动去徐州考察汉文化遗迹，返程时因寻访虞姬墓，途经以灵璧石闻名的安徽灵璧县，县城中立着一尊钟馗塑像。塑像坐墩上赫然刻着“钟馗，唐时灵璧人……”。钟馗出生在灵璧？我大感意外和疑惑。
钟馗的来历，真正可靠可以作为史料的文字极为少见，仅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简单记述：相传唐明皇于病时梦见一大鬼捉一小鬼啖之。上问之，自称钟馗，终南人，生前曾应武举未中，死后决心消灭天下妖孽。明皇醒后，命画工吴道子绘成图像。其实沈括也没有可靠依据，也说这是“俗传”。当然后来也还有更详细更形象的描述，什么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什么本该中状元而因相貌奇丑落榜，便撞死殿外……有一系列故事情节细节及人物名字，那是民间传说中不断丰富出来的。多种传说，都说他是终南人，终南在陕西，查不到他是灵璧人的文字记载。当今灵璧县将他当做灵璧人并为他塑像，似乎是一种新的创作，是挂钟馗的招牌。若从正面理解，也许可能因为太崇敬他了，在借他张扬浩然正气；若从反面审视，是拉大旗做虎皮，与当前流行的名为发掘地方文化实为夸大和虚构，有制造“文化” 的虚假之嫌。究竟如何，不敢断言，但愿是属于前者。
钟馗虽是传说中人物，是正义的代表，在中国比包公还要深入人心。人们意识里，把包公当做人而不是神，是清官的典范、公正执法的楷模。人们也盼望遇上包公这样的清官，但毕竟与个人关系并不直接不贴近，谁也不会企盼过世九百多年的包公来帮助解决现实的不公。民间把钟馗却当做神，是希望靠他的神力伸张正义，直接为自己驱邪除恶保平安。虽然也有人把钟馗作为坚持严明法纪张扬正气精神的象征，然而多数人还是迷信他的神力。不过，这与迷信寺庙中的佛、道观中的仙又有区别。迷信寺庙的佛和道观的神仙的，以为对他们磕头越多烧香越多捐助越多，得到的保佑甚至获得的非分利益就越多。这种迷信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而历来迷信钟馗，却都是把钟馗看成铁面无私、一身正气，是廉洁公正的形象，不会萌生向他行贿求他满足非分之欲、庇护恶行的幻想。
我少年学画时就开始画钟馗，从那时起就有人求我画，或家里有什么不安不顺，或家里并无事只为保平安。后来我改行爬格子，还不断有亲戚、熟人叫我画。我这几十年，所画的钟馗画像已不下百幅。说老实话，我画钟馗笔墨技巧并不怎样，也不是迷信自己画的钟馗有什么“神力”，更不借有人索要而乘机欺蒙牟取什么利益；我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讲代价。这是因为总觉得求者怀的是正当的企望，我给他们画，至少能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精神安慰，对他们起点望梅止渴的作用；再则，所画的每幅钟馗像上总要题写“浩然正气”、“除邪惩恶”、 “正气凌邪” 等字，将钟馗当做人，作为现实人生中为人的表率，加深人们对正义、正气的印象。所做这些有多少作用，当然难说，但终究表达了我的一点愿望。
民间迷信钟馗，是把他当做正义的维护者，可以折射出人们对正义的向往，是迷信中健康的倾向。然而，国民这种伸张正义的向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作为神的钟馗身上，是将钟馗当做上帝；这种心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盼望出清官；不是将钟馗作为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楷模、榜样，不是自己主动地也效仿钟馗精神身体力行，不是成为坚持正气的一员，缺乏正确的公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意识，总盼望天上掉下馅饼来，总甘愿把命运交给救世主，是一种不依附不行的天性。依附总是没有自己的方向，正是*事业的发展和捍卫自身*艰难的根源。
感受主席台
能上主席台就座是一种地位和荣耀的体现，这几乎成为当代国民的共识，成为一种已经普遍形成的观念。
作为家乡中学校友，参加了两次校庆，回想校庆大会主席台排座，觉得颇有些值得品味的东西。
头次是1992年的五十周年校庆。那次庆典的大会，主席台上坐的大体是三种人，一种是学校创办人沈九如先生的亲属、历任老校长和现任校长，一种是县里分管教育的领导、教育局领导及乡镇党政领导，还有一种就是历届校友代表。当时我不够资格上主席台，是坐在下面的。主席台上是否有校友中成了教授或者全国劳模的，似乎不甚突出，没给我留下明确的印象。
母校原是只有初中，后又添了高中，再后来又分成初中和高中两校。2002年10月，两校联合举办了建校六十周年庆典。我预先专门要了个车去宜兴丁山，挑了一对大花瓶做贺礼直接送到学校，具体负责校庆事务的一位副校长接待我时闲谈说道：“这回校庆主席台上排位置是个难题。” 在我听来，这似暗示我要有上不了主席台的思想准备。按照当今惯例，行政厅级以上，职称教授以上，一般要受特别抬举。我已经于1995年评上正高级职称，已具有那种惯例的资格，该属于坐主席台的上宾；只是我三个月前又已离岗退休了，自认应打点折扣，不坐主席台倒也释然。然而校庆那天，倒又出我意料，被报到名字要上主席台就座。我是作为专业上有成绩的对象。这次光临的领导，比十年前那次级别高得多，也多得多，我能上主席台，倒是确确实实感受到，校组织者眼里知识与人才的分量加重了。校庆纪念册里，逐一介绍从母校走出去而有成就的校友，排列顺序是按毕业时间，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潘震宙比我晚一届，就排在我后边，这里体现了平等。
我还是觉得校庆设主席台排座这种形式不可取——当然不针对母校这次校庆，而是指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主席台排座风气。
平时从电视或新闻图片上看到，西方国家开会，或是谁要讲话谁走上讲台，讲台上没有凳子可坐，讲完就得走下讲台；或者是像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问题那样，围成圆桌，不分主次。这就在会议这种形式上消除了等级。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实行共和，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致力于消除封建等级观念，记得新中国建立后，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学校还是乡村、城市党政开大会，主席台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执行主席即司仪，一个是轮到讲话的人。
后来不知怎的台上座位越排越多，多到满台都是 “主席”，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台上坐几排“主席”，前与后、中与边，论资排辈，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总有这个心里不舒服那个不满意。坐在台上就比坐台下的高一等，前排、后排又分等，主席台成了划分级别的一种程式，强化着人们的等级意识，这难免会使人联想到水泊梁山忠义堂交椅排老几。“五四”要批判的等级观念，不知怎的如今又会找到主席台这种好似现代的形式延续甚至发扬光大。现在在恢复的，是不是正属当年千万革命志士要消灭并甘愿因之流血牺牲的东西？
坐上校庆主席台，也促使我思索了有关校庆的意义。
其实，校庆的意义应当是很明确的，是通过回顾建校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使办学的方向更正确、措施更科学。而学校真正的成绩，主要应不是眼前的升学率，应是从学校走出踏上了社会取得成就的人才，应看出了多少社会的栋梁。哈佛大学没有彰扬升学率却是世界顶尖的名校，主要靠所出有杰出成就的人才和科研成果。校庆应当着重介绍所出人才，既要突出社会精英，也要突出校友中踏踏实实作为的普通劳动者，介绍他们的成长过程，宣传他们的作为，褒扬他们的人生境界，除了印上校庆纪念册，还应陈列在学校廊下最显眼的地方，让参加校庆的校友有一个参观的过程，也让在校学生日后常见。这就突出了校庆该突出的主题，也才有该有的实效。有了这样的表彰形式，就不必到主席台上去排位置。
这种主席台，本是供“主席” 在台上主持会议，或者让发言者讲话的，不讲话坐在上边有什么意思。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干部，若把上主席台就座当一回事，便是要凌驾于民众之上，又怎会有公仆心态走进民众。渴望坐主席台是为维护那么一点优越感，将光荣异化为虚荣，是一种扭曲的心理，似乎有点可怜。其实，一次短暂的会议，过后谁还会记得台上坐过哪些人？计较能不能坐主席台，是重形式重虚荣轻实效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是我们精神走向文明进步背着的一个沉重包袱。我在职时，也坐过主席台，也不止一次两次，也有过那种从台上鸟瞰台下的荣耀感，有过希望台下人留意自己的心理，因为自认没有硬性乌纱帽不是党政要员，尽管只有些文艺组织的类官职虚衔，偶尔也会留意自己座位该排在谁的前边，现在想想，自己这心理也实在浅薄，也实在可怜。
学校是百年树人的地方，主席台排座的做法能否首先从学校革除，让学生的心灵远离等级观念的影响，塑造出真正具有包括平等意识的健康灵魂，让他们踏上社会后能以平等的心态担任职务、对待民众，不再做那种恋权恋利恋虚荣恋地位的“官”，为这个民族消灭封建等级做出努力。
走过灵隐寺
最早知道灵隐寺，是儿时听大人们讲到《济公传》。后来看到文字资料介绍得知，它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所以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清康熙南巡时，曾登上寺后的北高峰峰顶览胜，他看到山下云林漠漠，整座寺宇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十分幽静，于是就赐名灵隐寺为“云林禅寺”。灵隐寺在我心目中，是与济公活佛“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惩恶扬善的佛性融为一体的。只是我一直未有机会前往寻访。
2005年中秋时节，受文友邀请，才下决心去了一趟杭州。到名茶西湖龙井的原产地梅家坞，用过农家餐，喝过龙井茶，便驱车前往灵隐。
司机停车说到了，我大为突兀：眼前是一片闹市，各种大小商店和摊位杂乱铺陈，目光扫了一周没有看到寺院，经司机手指，才发现寺院大门被建筑脚手架和塑料布遮掩着，正在施工装修。老天，这哪是当年印度僧人慧理看到的“山峰奇秀”、“仙灵所隐”之处呀？哪里还是云林漠漠、十分幽静的“云林禅寺”呀？看到一些游客从建筑工地旁边临时安排的通道磕磕绊绊往寺里去游览，我心里像塞进了一堆芒刺。
在我的印象中，无论佛家建造寺院还是道家建造道观，原本大都要选在幽深僻静的山林，那是为远避尘世，晨钟悠悠、暮鼓沉沉、木鱼清亮、梵音依依、香烟袅袅，身入其中，益于万念归一、心神入定而静心修行。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等，都也因之修炼出一代又一代得道高僧而成为佛教圣地。宋徽宗赵佶以“深山藏古寺”为题考画家，便经典地道出古寺藏于深山的规律。而眼前，灵隐寺已被包围在红尘之中。山门外，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几个僧人无所事事地闲逛或面对面站着闲谈。因气候反常，这中秋时节天气还奇热，穿短袖短裙竟还随时可能汗流浃背，不时有祼露着大半胸背和大腿的女子，从这几位僧人身边擦过，艳色分明在不断刺激他们眼球，脂香也会不断冲进他们的鼻孔；还有那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五味飘香的荤素食品，都在熏染他们。这就不由使我想起那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歌曲《小和尚下山》，不由心生疑惑：他们每天面对这么多俗世浮华和这么多可爱的五色“老虎”，还能六根清净静心入禅修行吗？僧侣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有多少能在参悟佛经，还会有多少能得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得道高僧或学识渊博的禅师呢？
灵隐名刹的幽静环境维持了近千年，就在最近这二三十年突变成这样，是城市急速向外膨胀的结果。不知城市的决策层在这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看待灵隐寺存在的价值的？是把它当做佛教圣地希望其弘扬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时期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失去精神力量的抽象的文物古迹为保护而保护，还是作为一种可供旅游赚钱的工具？……
正在施工的山门，我原以为古建筑损坏需要修缮，走近了透过临时拦隔围栏看到的，并不是修缮，而是增添配置不锈钢栏杆隔成的卡子口，是用于拦住游人收、查门票的。那玻璃杯粗细雪光锃亮的不锈钢管栏杆，嵌在那古色古香的寺院山门前，就像给僧人脖子系上根鲜红的金利来领带，是那般突兀、滑稽、可笑。我随后去的新建雷峰塔园林进口，也是这样。管理这些名胜的人竟是如此的美学水平如此的审美眼光！无人对这提出异议，文化名城杭州仅是如此的文化水平？
那不锈钢管栏杆配到灵隐寺山门前，不仅是破坏了名刹的外观，更是改变了它的性质。寺院是佛门圣地，当是禁忌物欲，善男信女随缘捐助钱财原是用于寺院修缮维护。佛门应是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一是从精神上普度，引导众生向善；二是帮助物质上有急难者（行善，兴办慈善事业，东西方宗教几乎完全一致的）。在旧社会，逢腊月初八，常州天宁寺总是煮大量“腊八粥”布施，也该算是物质的善举，自古不乏寺院收留落难文人或义士的例子……这些便是散放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光芒。山门前一配上不锈钢栅栏，完全变成商业性质、经营场所，变成了换取金钱的资本，与众生的关系变成了买与卖，彻底摧毁了神圣的宗教精神。在我心目中，出过济公活佛这样的名刹，竟与周围弥漫铜臭的环境相融相混而浑然一体了，落到了这一步，真不知佛教的神圣究竟还能以何种方式存在？佛法究竟又怎能广大？文化的灵魂又如何显示？……
其实，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又岂止一个杭州灵隐寺！
眼前那配置不锈钢栏杆的山门，在我心目中犹如一只巨大金属钱币的方孔，让我十分反感。我毅然对友人和司机说：“我们别进去了，走！”
我走过灵隐寺，没进去。
再说外行、内行
记得1957年反右派运动，“右派”有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有力”反击，便是“外行就能领导内行”！这两种观点在当时，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那时的“外行”，不是我上一篇《官本位与奴性遗传》中所指的具体的领导干部，而是将其上纲上线到“党的领导”，由具体上升为抽象，由微观上升为宏观，由方法论的分歧上升到政治敌对，这不能说偷换概念，至少是转移了概念，是无限上纲。
无论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还是“外行就要领导内行”，似乎都不正确也不科学，都有片面性，都是绝对化。
内行当领导，有能领导好内行的，也有领导不好内行的。按理说，内行当领导，与专业人员容易沟通，容易把握专业在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容易了解专业人员的甘苦。我们平时逢事先听说调一个知识分子到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门当领导，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门的专业人员便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心会与知识分子贴近。其实这往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都并不是这样。在职务还是由上级任命的干部制度下，知识分子一当领导，极容易变化。知识会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思想、观念、意识、人格、看问题的角度，却可能会官员化，会持官本位的立场。正如当前官场流行的一句话“ρi股指挥脑袋”，大都会个人得失为第一；上司意志为先，是非曲直、正义公道为后；也就往往把同行当做拦路障碍或当垫脚石。譬如文艺界，建国五十五年来，好些专家做了官当了内行领导，在政治运动到来时，不照样颠倒黑白，把同行整得死去活来？丁玲、刘绍棠不都是遭当官的同行落井下石九死一生吗？中国本来就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因科举争自己的前程，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一遇名利诱惑这种排他性就会恶性发作，同行就要遭殃。
再说外行当领导，有不能领导内行的，也有能领导好内行的。建国初期有位将军到“三线”某基地去当政委，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读政治部主任事先为他写好的讲稿，读了一小会便突然把稿子一丢说：“这上面有好些字不认识，念不了。”然后他又说，“你们看，我讲话得别人给写稿子，写了潦草字我还认不得。这搞三线建设，不是靠我这样没文化的，要知识、技术，要靠你们，你们得好好学习，不断提高！”这样勇于承认自己有所短的领导，有自知之明，没有虚荣，有对事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仅没有失面子，相反更令人敬仰。这样的外行，就未必不能领导好内行。还如刘备，文不行，武不能，是“外行”；然而其高明在于识己识人识才，三顾茅庐，成为礼贤下士的千古典范。这连诸葛亮都不如。
其实，并不只是外行和内行两种人，还有不同程度的半内行、假内行。外行和内行都比较容易区别，半内行和假内行就很难被大众辨识清楚。譬如有的人在文化部门当领导时间长了，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无论书画、摄影、戏剧、曲艺、博物就全都懂了，就敢于居高临下发表意见，一次一位领导批评一幅白描人物画说：“这线条不够飘逸。”这还真像内行的语言，纯外行可说不出来。然而在真内行看来，又是十足的外行话。国画线条，本身就分工笔和写意两大类，而传统工笔线条，按描写物像外形特征要求有十余种描法，就如山水画描写各种山石结构有十余种皴法，虽属程式，却仍有相对的多样性；写意画线条用笔融进了画家主观意气情态，有洒脱，有泼辣，有刚健，有凝重，也有古拙……飘逸不过是其中之一。用什么样线条表现，首先是应决定于画作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形象的特征，作者的情态应是与画作思想感情融为一体的。艺术本身应是百花齐放，若线条一律飘逸，还谈什么艺术的个性艺术风格呢？国画大师黄永玉的工笔人物线条工细，连环画大师贺友直的经典作品《山乡巨变》线条短促而有节奏，都是既不飘逸也不洒脱。掌握了一鳞半爪的名词术语或者稍知常识，离达到内行的程度，其实还有很大距离。而酷似内行的外行，有的是因为浮躁而满足于浅薄，有的是出于某种私念故意要充内行。试想，这样的“内行”能尊重艺术规律使艺术向高境界发展吗？
半内行和假内行实际还是外行，造成的失误往往比纯外行还大。要命的是，大多数人常会把半内行当内行还大加赞赏，往往对真内行倒反而不以为然。这正也反映了当前国民变得普遍浮躁浅薄，其中包括不少高学历的做文化、教育、新闻、科研工作的，是缘于潜意识受官本位影响，迷信和崇拜的病毒感染愈加严重，实在是奴性的泛化。
总之，无论内行、外行还是半内行，若是出以公心，有真正的事业心，真有把事业办好的心愿和责任，并有自审的意识和*精神，始终自觉保持自知之明，尊重专业科学规律，就都能领导好内行。有了那样的个人素质，是内行当然会更加有利些。而这种素质，不是仅靠个人自觉靠宣传教育可以达到的，需要配套科学而又严密的干部选拔制度、考核制度、问责制度，还需使法规能得到严格执行。否则，讨论外行领导好还是内行领导好，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松鹤真是长寿
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花鸟画家，没有画过松鹤的恐怕极少。当代一位被称为工笔花鸟画大家的，也画过一幅松鹤图，长长的横幅画面，从右至左多只丹顶鹤和一排松树，其实无新意缺内涵，还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其嫡传弟子也是当代工笔花鸟名家，也画了“松鹤同春”……
在历代诗文、寿联中可屡见“松龄鹤寿”这四个字，于是画家们也画松与鹤“表现”长寿的“立意”。所有松鹤图，均是松伴鹤、鹤倚松。然而在自然界，松多生于高山，喜欢干旱；而鹤的生活习性喜在平原，在湖边、沼泽地、芦苇滩；有谁见过鹤栖于松上或立于松旁？其实诗文、联句中“松龄鹤寿”、“松鹤同春”，并不见得有松鹤同在一处的意思；将松与鹤画在一起，是画家硬搞“拉郎配”。
松鹤图算不算艺术作品？如算，它具有艺术的哪些要素？它算不算创作？若也算，又是如何体现其原创性的？“松龄鹤寿”，算是表达了一种意思吧，不过不是通过艺术构思、表现艺术形象流露出来的，而是靠拼凑加附会贴标签贴上去的，而且是抄袭前人、别人，至多是移移位置、变变姿势而已。你画我画大家画，无数次重复，谈何原创？值得惊奇的是，唯独国画艺术有不必原创的“特权”。这源于儒家文化的正宗血统。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里一直是绝对经典、绝对神圣，读书人只需重复接受、理解，不能批评、突破、超越，就形成了独特的好重复轻创造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炒冷饭的心理定势、思维方法和治学价值取向。一个人一世只画梅、兰、竹、菊，或只画虎，或只画马，或……都可以成大名，其实都只是重复，也不过是布局、姿势、笔墨等形式的变化，不用通过艺术构思表现思想内容或情感趣味。更奇特的是，中国画临摹就不被认为是抄袭和剽窃。恽南田临摹王石谷的山水，照样被当做稀世珍宝。后人临摹前人，堂而皇之在落款中附记说明，似是理所应当。
中国画大都脱离生活，抽掉了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构思等诸多要素，形式和内容重复，照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生存条件。这靠两种迷信：一种是迷信画家的名气，认为名气越大画越值钱。买名家画的大都是富翁，他们是把画当做风雅的招牌或金银珠宝来储存的，画好在哪里，往往不懂也不愿弄懂，于是炒作扬名成风，于是便落笔生金。第二种是靠画面取吉兆，松鹤图题“松龄鹤寿”就是，还有画牡丹题“富贵图”、画鲤鱼题“年年有余”……这些实际上都带有原始图腾崇拜的品质。中国画靠这两种迷信，长期难见真正的发展。
原本中国画并不直接表现大众生活，是它的致命伤，然而称之谓品位高雅的，是文人玩赏的自娱艺术，画面气息起码还流露着文人的气质修养；而当今画家，又有多少具有画外的文化修养？画作还有多少“文人画”的气质？花鸟不似自然环境中的花和鸟，山水也不是自然的而是概念设计出来的山和水，几乎成了只有笔墨加上概念搭建的躯壳，有些人其实缺乏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扎实的积累和修养，违背生活，走旁门左道，把笔墨和形象搞得怪模怪样，还标榜为“表现自我”、“抽象”，就算“创新”了，说成风格、特色；圈子里人互相抬举吹捧，尽说些绘画“鸟语”，别说大众也难懂得，恐怕就连他们自己是否懂也是疑问。我年轻时还算做过专业美术工作，都看不出他们的“作品”有多少可供悟的意和可感的情。一幅画卖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也未听哪位高明的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在中国就这么有趣，有人相信这种画值钱，有人需要吉兆画满足欲望，而且这种求画风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厉害百倍千倍。呵呵，现在当画家的，不乘机涂涂画画换进大把银子，岂不就成了傻瓜？何必花工夫去增加什么思想文化修养？何必还要费心去严肃地思考什么现实问题承担什么责任？岂不迂腐到家了！社会上为追求一己或小集团利益，挂着“改革”、“创新”的牌子，以不合理代替合理，侵害公众和长远利益的例子都屡见不鲜；我若至今也是画画的，干吗要守这条清规！
再说松鹤图吧，那些想活百岁的“寿星”家里挂了它，真能长寿吗？这类吉兆画求之挂之，是寄希望于迷信，盼望天上掉馅饼式的收获，淡化做实际努力的意识，是一种唯心的文化传统、一种愚昧的民族特性。
此图我临摹于二十多年前，说明我曾经也未能免俗；当然如今再不会愚昧地制造那种延续愚昧的“画作”。
然而，那种愚昧十分顽劣，觉醒真难。今后肯定还会有人画松鹤图。松鹤图的寿真长啊！
想起竹篮（1）
竹篮，也许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工具，也许是先民们还未使用货币以物易物时代就是市上主要物品之一。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生产和生活都无法离开它。
我生活在苏南水乡。这里多有竹园、竹林、竹海，有竹为料。乡间有好多人家房前屋后有竹园，村村都有会劈竹成篾做篮的手艺的人，小镇也有专做竹器的作坊，人们用竹篮自然更加普遍。新时期前，我见惯各种竹篮，大的有装秧苗、菜蔬、山芋、鱼儿等的苗篮，容量相当于箩，是用绳系着的，成对作挑运用；有江竹篮，容量小于苗篮，但还较大，是用篾做了绞丝篮绊，可以手提也可以臂挽；这两种竹篮都因为要装重物，编织用的篾便粗壮毛糙，不讲究好看，显得粗气。还有一种叫洞头篮，形状偏讲究，口大底小，口是圆的，底是六角形，所用的篾劈得很细抽刮得很光洁，编织形成的篮孔也都是六角形，比较精致美观，当地人称孔为“洞”，也许是因为篮孔好看，所以称为洞头篮。它比江竹篮小，不过它本身也有大小不同的型号，这要编竹手艺好的人才能做。
竹篮，乡村人用篮，主要是为生产劳作，装喂猪牛羊的野草，装菜蔬，装田里刨出的山芋、芋头，装捕到的鱼和虾……
小镇人每天早上提着空竹篮东街到西街悠然地走一圈，到沿街摆的蔬菜摊、鱼虾摊，到肉店、豆腐店，回来时荤荤素素装了一篮子。镇上人用篮子主要是为生活享受，拎着篮子上街买菜，是“街上人”的特征——当然多为家庭主妇，用的大多是那种做工讲究的洞头篮。当地有俗话说：“三世修（修行）个街旮旯，七世修个城旮旯。”是说用篮子干活的乡下人要变成拎篮子买菜的镇上人，得修上三世；要变成城里人得修七世，成了镇上人便犹如成了仙，提篮子干活和拎篮子买菜有着等级差异。
我出生和读书及早期工作都在小镇，上世纪70年代末因工作调动，到城里安家落了户，看来我早已“修了七世”。从老母到妻子，都还是拎竹篮到菜市场买菜的。用的篮，多是乡下亲友送来的。初住到城里，乡下有位亲戚来串门，就带来一大一小两只新的洞头篮，篾是青青的，不仅做工特别考究，还用桐油涂得亮光光的，按当地风俗，送篮不能空着，得装着东西，那一只小篮装了几十个鸡蛋，大篮里装了一只母鸡，这便有了吉兆，有了精神含义。
乡村房前屋后有竹园的农民，大多会劈篾编篮编畚箕、鱼篓之类的竹具，取自家之料，做了自用。其中自有手艺好的，在农闲时还编上一批，作为副业，挑到街上去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我家乡小镇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农民挑了几十只竹篮上集市卖，为了兜售，向人们宣传他的篮质量好，谎称早上一到这儿就卖掉十来只。哪知流动巡查的税务员正好站在旁边，便拿出随身带的税票，叫他按卖出的十只篮子纳税……当地原有句讥笑的套话：“吹牛不用交税”，这事后来被人总结为：“看，这吹牛不是照样要纳税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早上买肉都得在食品公司开门前先排队，开始以先来后到排成长条队伍，后来人们实践出智慧，改用各自的篮子排队，人便可以先离开去做别的事。因为人不在而篮被调换到后位置的事也常常发生，也总少不了一场争吵，有时甚至还拉拉扯扯推推搡搡。
想起竹篮（2）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做“贼”。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我母亲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结伴，半夜各带着一只大江竹篮，去镇外集体的田里去偷了两次紫云英（当地叫“红草”），第一次偷了满满一篮，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因为无粮多吃了绿色菜蔬得了脸发青发紫的“青紫病”，饥饿难熬的我们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红草”，吃得还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享受。第二次母亲提篮再与人结伴去偷时，没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装满一篮红草时被发现了，她们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丢弃装着红草的竹篮。母亲逃回家冲进门后，惊惶地把大门关上，背靠门板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喘，脸色惨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记忆里。平时拎篮上街买菜的“街上人”，竟拎篮去偷红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别。母亲拎的那篮子，装着的实是她对全家人的爱呵。
第二年，食品依旧紧缺，样样是昂贵的黑市价，二十一岁的我虽是当了教师，月工资仅三十元，一斤胡萝卜黑市价竟要卖一元八角，那点钱怎够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要我用一个月工资做本钱，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鱼的远房舅舅收点鲫鱼到镇上来卖，想赚点钱。星期天，我和十八岁的弟弟各拎一只大江竹篮起黑早出发，到那儿顺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鱼，装了两篮，各人臂挽一篮往回走。那时这种贩卖是“投机倒把”，犯禁，我们在篮上盖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尽量避着人们的眼睛。才走了一里多路，一个驾牛耕田的中年汉子突然放下犁蹿过来拦住我们，强行揭开我弟弟拎的那只篮上盖的旧衣裳，凶狠地说我们是投机倒把，强夺我弟弟拎的一篮鱼说要去大队部。我弟弟幼时生过脑炎，智力不如常人，小学都没能念毕业，左臂也落下残疾，却容易激动，拼命拉住篮绊破口骂：“操你娘，怪你什么事？日你娘……”那汉子黑脸、鹰目、连腮胡子，身强力壮，一股横蛮的气势；我也是文弱书生，兄弟俩绝对敌不过他，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缓和冲突，我狠狠打了弟弟两个耳光，呵斥他不该骂人，连连对那人说对不起。幸好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帮我们说话，那汉子才勉强让一步说：“我要吃活鲫鱼！”我就给了他两条大鲫鱼，才算了事。臂挽两篮鱼到家，篮绊粗硬的篾把我俩臂弯都勒出了一道道带血印的凹糟，但这只是皮肉痛；弟弟被我打的左边脸颊那红红的手印，是心头的痛。
那回，那年轻人与我们同路上小镇，路上告诉我，中年汉子与他是同村，其实当过长工，是贫农，也没犯过什么大错，仅是为人强横，土改时划定成分，村干部歪曲政策，竟把他硬划为“坏分子”。那时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称做“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他受冤头上戴着政治黑帽子，遭遇了不公，却还借政治气候欺侮我们，实在也是鲁迅笔下的悲剧型性格，令人感到悲哀。
这些与竹篮相干的痛，深深植根于我心底，至今触摸不得。
近二十年，竹篮渐渐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消失了。如今买菜或者买早点，没人再拎竹篮，每买一样，店主、摊主都会给用塑料薄膜方便袋装上。老伴去一趟菜市场，总要带回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大小不同的塑料方便袋。我过去不上菜场，没留意这些生活细节，今年开始与老伴每天早上一同外出散步，顺便买早点买菜，那铺天盖地的塑料方便袋，那家里每天都增添许多会污染环境的无机垃圾，开始刺激我神经：人类在为地球环境日益污染而忧虑，政府在为日益增多的白色垃圾处理而犯愁，人们也知道塑料制品对健康有害，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把竹篮找回来拎着上菜场呢？我家储藏室还有一大一小两只洞头竹篮，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乡下亲戚送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点没损坏。我找出篮子送到老伴面前说，今后上菜场就拎着它，也减少家里垃圾。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说是你一个人拎篮能减少多少垃圾呀——她显然已被这个时代的风气同化了。经我坚持，她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去买菜却还是常常忘记带上篮子。唉，当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不是道理所能轻易使其改变的。我想，也不必强迫她一下接受，以后就多陪她去买菜，篮子由我带上吧。
按理说，竹篮是古老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手工制作的用具，代表着陈旧落后；塑料方便袋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体现着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两种东西对于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却恰恰相反，竹篮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使人们保持文明生活习惯；塑料袋却在制造污染，造成|人们不文明的作风。现代的物质并不全等于文明，犹如塑料袋；古老的物品未必都没有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竹篮便是。这道理很浅显明了，重拾竹篮其实不是难事，可是为什么想到而又愿做的人这么少呢？我想，这也许就是理论界常说的集体无意识吧？好无奈。
弄清吉尼斯与基尼斯
原先概略地知道吉尼斯纪录大全，总觉得那与我们这里的生活很遥远，没去细究它的意义和价值。近几年忽然听说当地也有上了吉尼斯纪录的了，忽儿是谁做了一支特大毛笔，忽儿又是谁制作特大的钟，忽儿又是谁的盆景艺术……据说有的品种上过还不止一次。当地媒体对此也十分热心，好像上了纪录大全就是得道成仙或者修炼成佛，不遗余力颂扬、溢美。有的竟被抬到九霄云上，被封为“大家”、“大师”，于是也就有一批瞪大眼球的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这倒逼着我这个孤陋寡闻者去瞻仰一番神圣的吉尼斯，该有眼识一识进入纪录的“泰山”们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1954年英国诺里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罗斯共同汇编整理出的首版。该书由吉尼斯酿酒厂出版，“起初，其目的只是为酒馆内闲聊的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谈资。” 后来明确为记录世界之最。而近年当地振聋发聩的，原来还并不是英国吉尼斯，而是基尼斯。
基尼斯虽是舶来品式的名称，却是我们国内的土产，是上海大世界1992年才创办的。“基”与“吉”，一字之异，又是谐音。吉尼斯是公认的“世界纪录大全”，而这里又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似乎上海“大世界” 也成了“世界”，高！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确是聪明，打洋牌子混水摸鱼可是绝招，既然国民爱认洋招牌甘当洋盘，有鱼不摸白不摸。现在流行夸大和假冒伪劣，文学艺术“各种”大赛、各种“典籍”、各种“名人传略” 多如牛毛，哪怕是一个县级单位办的，搞个“组委会”也是“全国”、“中华”、“当代”、“世纪”、“国际”、“世界” 的招牌；也有时真的借国家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全国某协会、学会的名，参赛参展的虽然跨三四省却只是四五个地级市的作品，征集范围、参赛人的层次跟真正的全国差之十万八千里。这个上海大世界“创”出个“基尼斯”目的究竟是什么？记什么呢？也记世界之最？
2002年2月10日《天津日报》的《基尼斯在中国记录了什么》一文说，即使“在国外，吉尼斯也是一个娱乐性、休闲性十足的机构，而不是严肃的、具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吉尼斯记录的主要是以数字即以量为标准，记下世界任何绝无仅有的事物，最高的和最矮的成年人，一个母亲一胎生孩子最多又全部成活，一个人体重没人超过，一个人一次喝啤酒数量最多，甚至接吻或更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它不是什么学术机构，不是以质的水平来衡量的，做吉尼斯工作的人不用多少知识学问，只需能弄清数目就行。上海大世界建于1917年，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有如现在风行的娱乐中心、夜总会，现在依然是家娱乐公司，又会有怎样的权威性呢？
有报道说，“基尼斯在中国越来越娱乐化和商业化了”；《收费的大世界基尼斯》一文说，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他们报纸提供的资料（收费标准）是：“个人申报为2000元，事业单位申报为10000元，企业申报为30000元。”有一所小学“获得”了大世界基尼斯的绳网跳绳之最，开始时要交30000元，学校没钱，最后是乡里帮助找企业赞助，讨价还价交了20000元。
也正如我原本就搞不清基尼斯和吉尼斯一样，有些人“挑战极限”想申报吉尼斯，竟误把基尼斯当“真佛”。基尼斯也就满足有些人这种心理，自称为英国吉尼斯在中国的代理，北京张迪申报飞行器蹦极第一人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上海大世界汇了吉尼斯的申报费，领到的却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张迪便告上北京西城区法院，最终大世界基尼斯退还了申报费——这算不算有假冒和诈骗性质？同类例子还不止这一件。英国吉尼斯创建50年来，中国共有48项进入它的纪录。大世界基尼斯创建仅12年，认定的“之最” 就有 1400多个，也真是广采博纳，多多益善。是呀，哪家商店不巴望顾客越多越好呢？
即使是《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录分门别类，记下奇趣，也仅为博人一乐，大都是客观的事物，并非注重人的主观意图追求的事物。吉尼斯纪录中有个人把钉子钉在头上22年，是人的主观行为，但不是号召人家去挑战的。到了我们中国，就变得滑稽了，变成了“挑战极限”、“为国争光”、“长中国人志气” 了。我们这个民族为数不少的人，继承和发扬阿Q精神胜利法真是出神入化，总能找到现代的堂皇理由表现。中国再搞个《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便使挑战极限冲刺纪录更加推而广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福建有四个来自浙江的姑娘为创纪录，在一间48平方米的屋内与2001条蛇同居3600小时；重庆一家鞋业公司花40个工作日制作一只巨型皮鞋申报吉尼斯未成，遇上保养麻烦，擦一次鞋油要5个人干三四个小时；南方有人用30张牛皮制了一双重达吨的“鞋王”……这样的“挑战”和“创纪录”，鼓起了盲目求第一之风，这里建什么第一塔，那里塑最大的佛像……为“之最”花费大量资金人力，到处这样挑战下去，究竟是能壮国威、省威、市威、人威，还是引人笑话让人看做愚昧呢？究竟对社会对民生有益还是有害呢？如果任其“挑战” 下去，与民族劣根性浮夸联姻，到处追求“之最”，就难免要给人民带来可怕的危害。
无论英国吉尼斯还是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和水平证明，授予出名家、大师来。世界科学巨人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思想巨人*、恩格斯，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罗丹、毕加索、列宾、凡高、塞尚等，文学巨人伏尔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有谁是被吉尼斯认可了记录了的呢？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家鲁迅、茅盾、胡适、老舍、徐悲鸿、齐白石、吴冠中、蒋兆和、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茅以升，又有谁是因为被吉尼斯或者基尼斯记录了得到肯定和认可的？我们的国民，我们的有些领导、有些媒体，自己不懂，不该盲目迷信，更不该推波助澜，遇上入吉尼斯、基尼斯纪录者时，别犯当代国人普遍会犯的浅薄浮躁的通病，在对其敬佩对其喝彩捧场之前，该先花一点点工夫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免得反而被无知者愚弄而与之同样被耻笑为无知。尤其是传媒，一个市级报刊记者文中就能随便给人封个“大师”，那大师也就真的不值几文钱了；如果一个人张口闭口自称大师，那这种大师便比白痴聪明不了多少。如果读过本文依旧故我，那就是一点不知道羞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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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与奴性遗传
邻省有个世人鲜知的峡谷和原始森林开发为旅游景点，请了江南c市一些旅行社老总去“踩线”，要求给开一条旅游线路。
设宴招待c市客人时，县长亲自到场敬酒。这个县的旅游局局长向客人介绍说，县长十分重视旅游工作，又是这方面的内行、专家，景点开发许多配套设施都是照县长亲自设想建的。县长很有领导风度，谦虚地说：“内行、专家谈不上，只是多走了些地方见的多了些，还要请客人们多提意见和建议。”c市客人中还真有提意见建议的，说景区建了些休闲小屋和服务设施都是西式的，与原始野味的风光特色不大协调。县长脸上顿时掠过一丝窘色，旅游局长慌忙“护驾”， 说现代与原始对比更有特色嘛。
无独有偶，江苏武进春秋时期的古淹城遗址保护、开发，也有过类似例子。七八年前，分管的领导过去并不熟悉文化，起初务虚还召开过一次专业人员座谈会，到具体方案制订、实施，便省略了专业人员意见，不再经无利益相关的专业人员集体讨论决定，只听来投标施工的“专家”的，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春秋古淹城遗址，竟然用水泥塑出“千年古树”，还造了铁索桥供游人晃荡戏耍；还让私人在土城墙上建了七八间水泥板铺底小木屋，原说是供游人野餐烧烤，后来便成了说不清搞什么名堂的场所；古城河里满是玻璃钢动物卡通造型游艇。我想，这样的“奇迹”，公社化时的生产队老队长恐怕也不会指挥出来，却一时成了武进向外展示文化面貌的固体形象。武进历史上产生过有名的散文流派——阳湖派，难道如今就只有如此文化水准了？我作为武进文化界人士中一员，也感到面红心跳。
以上两例，反映了当代相当一部分领导的意识：一当上领导，分管哪行就自然懂哪行，就成了哪行的内行、专家，就能不用听取专业人员意见而毫无顾忌地指挥和决策。这种意识，是官本位意识的现代特征之一，是新发展。
这类例子在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人最容易犯的认识错误，就是不认为自己所知之外还有浩瀚的知识海洋，容易犯马赫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没有感觉到的事物就不存在”的经验主义，也就容易犯古代夜郎国王的错误。前两年，关于淹城开发，有位职务相当高的领导作指示说：“淹城有三道护城河嘛，不能搞漂流吗？”淹城地处苏南平原地区。这位领导连漂流需在山区溪流必须有水位落差这最基本常识都没有，照样毫无顾忌地作指示。有些当领导的偏就不愿弄清这些，而宁可盲目当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甘愿出丑当笑料。我所知的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多年前有一次，我与一位领导同桌吃饭，向他提到不能违背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规定精神，这位领导却说 “依了佛法蚂蚁不能踏煞”。看看，在他头脑中，不仅没有专业人员意见的位置，就连法规和不直接管他升迁的上级行政部门意见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这已不再仅仅是官本位意识，也已包含了天高皇帝远的诸侯意识，有这种意识，法制健全何其难呵。
其实这类领导的盲目自信，也是跟长期受着奴性哺育有一定关系。譬如像前例邻省那个县长，就有那个旅游局长那样的下级在灌输他的内行意识，将他缺点吹捧为优点，将他笨拙无知美化为高明，为其掩盖所短所丑。而许多下级和下级的下级，见领导有缺点失误，即使不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缄口不言；假如有个领导在作报告时将“破绽” 说成“破定” ，一千个听众恐怕不会有一个人当场指出，连会后帮他纠正的人也没有。这是典型的“尊者讳” 精神枷锁的束缚，是我们民族的特性之一。下级会的是本能地随时为上司慢性“语言按摩”，特别聪明的下级更善于找准上司“|茓位”给“语言针灸”而快速见效。“高，实在是高” 和“皇上圣明” 的现代化表现，其实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这当然是干部制度决定的，命运、利益掌握在上司手里，精神深处积厚奴性遗传基因，便会一代又一代延续。
本文指的，还不是那种以权谋私故意颠倒黑白弄虚作假的一种，还是指有事业心和腾飞理想的，他们中有的个人品德还是好的，只是思想方法给他们的腾飞理想造成阻力和牵绊，老是浪费人力、财力、物力、时间。好在我们制度优越，“学费”不用他们自己交，有财政为他们买单。淹城遗址头次开发，也做了一件好事，是把城内农户搬迁出来，这笔所花资金是值得的；然而，其余各种项目所投的资金，又有几项不是白费的呢？
其实，真正高明的领导，其高明应该是领导艺术，而不是自己去直接替代专业智慧，应是善于充分发挥专业人员才智，合理地综合采纳，科学地应用于决策。不过，那就得首先要将干部由上级任命转变为由人民推选，让干部命运掌握在民众手中而不是上级官员手中，才能改变下级阿谀上级的奴性习惯，上级才能清醒，下级才能注重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张启事的再启示
二十七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集体改稿，我与三十余名作者住在后宰门出版社招待所。那时的招待所很简朴，六到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凑巧著名作家陆文夫也在为别人的儿童文学改稿，我与他同住一室。一层楼只有一个公用卫生间、盥洗室。作者大都既是烟鬼又是茶客，每日积下的烟蒂废茶叶，都往那可同时供多人使用的长条的尿槽里倾倒，尿槽的漏水孔每天都被堵塞，尿和着冲洗的水常常漫溢出槽。
于是，招待所管理人员便在尿槽上边墙上贴了张启事：“请勿将烟头茶叶倒在尿槽内。”
然而，人们的烟头、废茶叶还是照样往小便槽内倒，于是墙面又换贴上一张启事：“严禁将茶叶烟头倒在槽内，违者罚款五元。”人们竟不怕罚款藐视“严禁”，烟头、废茶叶依然往尿槽里倒。
后来，也不知是谁脑子开了窍，在尿槽的一头放了一只字纸篓，墙面换上了这样的启事：“请将茶叶烟头倒在篓内。”终于，从此没人再往小便槽内倾倒废茶叶、烟头了。
这事当时我就曾发过感慨,也写过一篇两三百字的小文章；今天再提它，感想、感悟与当年不完全一样了：第一张启事是发号召，第二张是强制措施，第三张则是作提示。前两张是管人，是阻止人的行为，把责任推给人；后一张是因势利导解决问题，是自己承担责任。在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后，采取切实解决办法。前两张反映的是权力意识，也就是官僚意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需要作科学研究判断的问题概念化，粗枝大叶甚至简单粗暴地以权、以管、以堵对付；后一种是公仆意识，是服务的态度，是疏。堵与疏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民族早在氏族社会就已有突出的范例：
相传部族联盟领袖唐尧命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修筑堤坝围堵洪，但屡被大水冲垮，鲧被唐尧处死。舜继尧为部落的联盟领袖，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的教训，“因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行规律，“疏川导滞”，让洪水和积涝流入大海，成功地消除了洪灾。更有战国时秦国的李冰，造都江堰，还能化水患为水利，引洪水用于农田灌溉，造就了天府之国。
这都是大家熟知的典故。可有多少人真的觉悟了其中的道理了吗？真正能以之形成意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社会管理了吗？
现实的管理，普遍地照样常犯重堵轻疏、只堵不疏的毛病，当今有些污浊的风气在全社会弥漫，正是这样造成的。这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遗传的官本位意识起主导作用有关。这种遗传基因，差不多存在于每一个国民的精神深处。因为堵就是管，管就是权，体现在表层，是可以少费神而获取物质利益、物欲满足；体现在深层，可以获得主宰的*，得到凌驾于人之上的满足，有所谓的精神享受。
我们常说的“管理”两字，我以为包含“管”和“理”不同的含义：“管”是按照法纪和制度办理，也可以理解为指挥、限制、惩处；“理”是寻求协调、和谐。“管”和“理”，与“堵”和“疏”精神很是相似。因为两千多年来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管”和“堵”意识偏重，就往往离开法律和章程的规范，成了某些个人的权力；就会舍弃甚至违背根本目的，而转化为个人物质利益或精神满足的手段。“疏”和“理”是服务，需排除个人私欲私念，有真正受人民委托办事的公仆态度，从大局公共的利益出发，从尽可能完美与和谐的目的出发，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寻找科学的规律，做复杂细致的工作，化不利为有利。
然而，愿意潜心于“理”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不仅仅当官者如此，普通国民也普遍有这种要管人用权的欲望，有限制、指挥、主宰别人的潜质。在当今，人们很善于把自己的职责、服务的责任异化成权力。你官员有官员的权，可以化服务为关卡，雁过拔毛；我医生也有我医生的权，可以化*方、动手术的人道主义工作职责为谋取额外好处的手段；他教师也有他教师的权，神圣的灵魂工程师可以将辅导差生、发展少先队员、上课指定回答问题、安排座位都化为取利的窍门；甚至机关食堂卖菜的也有“权”……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在县级机关食堂吃饭，那领取饭菜的窗洞里，手握长柄铁勺的厨师给人打菜时，总是先探头看一下外边买菜人的脸，再决定这勺子打菜的数量该多还是该少，如果红烧肉，是多给瘦肉还是多给肥肉；还有抢手的品种不多时可留给熟人、有职务的人。有一次，有个局长的孩子带钢精锅去买熟菜，食堂烧饭师傅从洞口一探看，就问：“你爸在家吧？”孩子回答说在，他就往那钢精锅里打得比给别人的双倍还多，收四张一角的菜票，又找给两张两角的，并对孩子说：“你跟你爸说一声，我晚上要找他呢。”显然，这长柄勺子也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如同局里的公章或局长的签字，也可以以权易权使用。这个例子，在今天看来小得如同沙粒尘埃，但说明了权力意识渗透的程度。这种善于将底层服务职责化成权力使用的意识，放大了就是特权意识，甚至是专制意识和*意识……
当今各行各业都挖空心思创造将服务将职责化为权力谋个人利益的奇迹，可以说是一种全社会风气*，令人丧气。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那些医生、教师、甚至厨师的*，都是首先由官场权力*引发而蔓延的，官场权力膨胀，人们利益受到侵害，觉得不公，产生不平衡心理，于是从自己的职业中寻找补偿，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谁不这样便成了大家讥笑的傻瓜、肉头——当然道德情操高尚者可以坚持操守，然而如今人们的道德堤防受到金钱物质的强烈冲击，能坚持者实在是凤毛麟角，生存十分艰难。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关于堵与疏的觉悟，当然需要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改善，但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用科学*方法选举产生，并建立严密的民众监督机制，否则有*的可能性的人实在太普遍了，*随时都会萌生、蔓延。
“牵牛花”性格
昂首自视高，全凭攀附招，
一朝失依靠，伏地也是草。
读了这首小打油诗，恐怕首先要想到官场。官场为什么会有 “牵牛花”品性的人？这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铸模铸出的“铸件”。
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就是选拔当官的，是由上级物色选用、提拔。被选拔的对象是儒生，虽然饱读诗书，腹有“治国平天下”的经纶，当官对其中绝大多数来说，不仅是就业出路、生存的保证，也是为了飞黄腾达，做人上人，能锦衣玉食，能光宗耀祖，实际上个人出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隋文帝创建科举选士制度，愿望是为选“文才”；然而科考取士其实是少数主考官说了算，考试舞弊也是历朝不绝，仍是由上司主宰。科举及第后，官职要往上升，更要上级决定。于是，儒生们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有权选拔“人才”的上司身上，上司就是他们的靠山，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这不仅仅存在于意识，也深埋于潜意识，成为他们遇事选择的本能反应。在他们当官后所有的作为中，不断要面临道义和上司意志的矛盾，时时面临抉择，一些有良知者也许会费心机使两者尽可能统一，但为数不少的人只会选择上司意志，而视道义如粪土。因为他们的终身职业就是做官，不牢牢攀住上司，就不能升迁，或者会降职，甚至有可能丢饭碗。所以除按上级意志办事外，还要私下对上级搞感情投资；作感情投资需要资本，这就不能不另开财路，不能不受贿索贿。
靠攀附在官场一帆风顺者，大都是有两重性格、两种形象：一是对上司，是阴柔，是绵羊；一是对下级对黎民百姓，是阳刚，是猛虎。当然，他们在上司面前做绵羊，精神总是受压抑的，就必须要找平衡，要找宣泄的出口，因为有权决定下级和黎民的命运，就可以无顾忌地显示其威严，除了利益需要，也是为精神满足。久而久之，他们的精力和心力，便不再用于增长真正的才干，不再用于真正符合民众利益的建树，而是去用于如何精通如何迎合上司的心理。
自以为怀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文人，一直怀有一个美好的向往：遇上伯乐。他们也许并没有细想过这些问题：
一是究竟有几个真有慧眼识 “千里马”的“伯乐”？
二是有伯乐慧眼的，是不是就一定也有爱惜良马之心？庞涓识孙膑之才，则是妒嫉和陷害孙膑；曹操识杨修之才，却要忌而杀之，这说明，单有慧眼无爱才之心，对人才危害更大。
三是又有谁来识别真正的“伯乐”？谁能给“伯乐”以选定千里马的权力？伯乐被任用、授权，还需有“超伯乐”。谁当“超伯乐”？被称为伯乐的孙阳，是因受到楚王赏识，才有权力有机会施展才能。封建君主都会像楚王那样识别和任用真正的伯乐吗？
所以无论千里马还是“伯乐”，都必须先抬头仰望上司，因而“伯乐”也难免要生攀附之念，也会丧失部分本性而异化而带有牵牛花的品性。
即使真正被称为伯乐的孙阳和他所选的千里马，也都是为楚王所用，与大众利益无干。这种选拔机制，不仅真正的优秀人才要能脱颖而出极为艰难，选出了人才也难坚持为黎民办事。封建社会官员是终身职业，也就是“终身制”，他们必须死死攀住上司，一旦失去官职，便几乎无能力再在别的方面显示自己的价值，大多要被公众冷落。
有牵牛花品性的人，至今为数仍不少，不仅官场，文化界、商界、实业界都有。我不知有哪个界别完全没有。难怪中国共产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废除干部终身制。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废除终身制。对于究竟怎样是终身制，似乎一直设有明确的具体标准，概念一直比较模糊。一个人从学校一毕业就进机关当干部，升科长、处长、局长，到五十五岁或六十岁卸职退居二线或退休，终身以当干部为业、谋生，这难道不是终身制？打破终身制难道就是规定年龄退二线或退休，仅是限制任职到生命终止？其实真正应该包括的是你当了几年干部当得不够出色，就该离干部队伍去干别的行当，不能一直赖在干部队伍里，应当是铁打的机关流水的干部，不断筛选、淘汰。真要废除终身制，就得变由上而下为由下而上，实行干部任用的*制，由人民群众选择自己信任的能直立的“成材木”。被人民*推举出来的人选，才能真正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否则会遭到人民的罢免。当干部还不仅仅是要能上能下，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便是“能此能彼”，担任行政职务者都不以当官为终身职业，另有自己立身的专业才能，任期满了不当干部，也能当货真价实的教授、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律师……以专业才能为社会做贡献创业绩。这种干部才能不仰上司鼻息，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近几年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正不断采取措施，譬如提拔任用干部公示征求意见制度，在向尽量体现民意的方向努力。但公示制是否就真正能按民意决定，至今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是否有明显进展？仍有待审察。我们应当期待建立和完备一个新的、科学的、*的、干部选拔制度。我们也应当有充分信心，因为*毕竟是当今人类群体生存的最合理方式，也是当代世界的主流！
新“长衫主顾”和“短衣帮”（1）
这些年常有亲友为子女工作找我帮忙，认为我在当地有点知名度，会有面子。不久前又有好友的孩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没门没路，病急乱投医，来找我。我非常为难，每逢这事头皮便发麻。其实这个时代，哪还多少人把你这丁点虚名当回事。
近几年，毕业生出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有的大学本科毕业两年未能求得就业岗位，大专院校毕业成“滞销商品”；而另一方面，技校生却供不应求，例如有个民营企业主，生产出口的轴承，设计达到外商供货要求而制造工艺过不了关，要招用一线生产的技术工却难寻觅，有岗位无人能上。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我们的社会选择和录用人才过于强调学历，是造成这一失衡局面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代年后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学生和家长头脑中没有高下，我初中毕业时，有位同学录取在南京二九二技工学校，很受人羡慕，那时录取技工学校也是成绩较优秀的学生。“*”结束之后这二十多年，我们的政策规定，中专毕业就算有学历，就由国家统配，性质是“国家干部”；而同级的技工学校毕业，就不算有学历，就业不包分配，只能做招工对象，人员性质也只能是职工。这就使大中专院校与技工、职业学校形成明显的等级差别。后来进行了改革，用人通过“市场”渠道，大中专毕业生是通过人才市场就业，技校生是通过劳务市场就业，这种改革只是改了形式和名称，没有改变等级性质。学历、身份等级刺激学校追求升学率，也刺激家长、学生的就业追求，历经二十多年，造成“儒生”过多“龙门”过挤的局面。
我以为，这种差别形成的观念，与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精神上非常相似。大专院校毕业当干部——无论行政干部还是专业干部，原本是由人事局管，都是坐办公室，管人、管事、管钱或者管技术，是“劳心者”，是“治人”的，也就是“人上人”；技校毕业招工就业，是劳动局管，是到生产、服务第一线动手干活，即使有技术的也是操作工，便是“劳力者”，是“治于人者”。 如今公务员招考，一个录取名额要有百人甚至千人参加考试拼搏，因为公务员有权管人管钱管物管技术，可以享受制度规定的优于职工的待遇，还享受地区、部门不断临时“自主”增添“规定”的优厚收入，还可有灰色收益甚至……还是终身职业铁饭碗。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科举取士。从未有文章论及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怀报国之志、爱民之心。而这种考试，正缺失了究竟为何从政这最重要的一环，造成似乎还是为了 “黄金屋”、“千盅粟”、“颜如玉”。
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需要有高技术的从事操作制造的劳动者，而因为技校是培养“劳力者”的，学业成绩好（考分高）的学生绝不愿进，进者则是中、高考“淘汰”下来的“落榜生”，培养的人数又比大中专院校少得多，其中真正有高素质能掌握高技术制造工艺者的比例也就更少，就难以满足高科技生产的需要。也造成我国高新产品设计过硬而工艺往往不过关的窘况。
新“长衫主顾”和“短衣帮”（2）
当前，具体动手操作的技工存在短缺，技工学校毕业生供不应求情况十分突出：以2004年为例，江苏常州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只有八百名，而社会对该校毕业生需要却高达两千多；江苏无锡新区七百多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技工缺口达上万人；苏州高新区和工业园区四百多家企业需要中等职业类毕业生约三万人，而整个苏州这类学校每年毕业生不到五千人，缺口达两万五千人。昆山有家企业甚至愿出二十八万年薪聘高级电焊工。
当然，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掌握着专业知识。多数是只有专业知识而缺乏生产技能，动手能力差，大量的专业知识用不到对口的岗位上。这不仅造成|人才浪费，还不断加大就业压力。于是专门使用干部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便一再膨胀，兼当“人才仓库”，让相当数量无所事事而又有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的“人才” ，让他们捧着铁饭碗优裕地“储存”着，财政支出使一部分人安逸地捧着铁饭碗，在这个群体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些真正的能者，大都会去“下海”闯天下；而向往铁饭碗的“士”们，专业上真有才能的会有多少呢？
怀当“劳心者”心理的，不仅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竟还传染给了技校毕业生及其家长。我有位熟人，孩子在中学时学业成绩较差，上了技工学校，毕业时找工作，做父亲的帮他找到了一家坐落在乡镇年销售额达一二十亿元的民营企业，他却提出要能到这家企业设在城市里的办事处坐办公室，不想下车间当操作工，而当父亲的也希望他先到车间过渡半年调到城里办事处。可见这种等级意识在国人头脑里是何等之广之深啊！这难道还不可哀吗？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
当今企业大都已私有化或股份制，老板用的人，必须完全要能为他创造付出工资多倍的效益，要想轻易在企业坐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老板决不会养闲人。想当干部坐办公室，眼睛大都盯着财政养着的行政、事业单位。然而财政毕竟包养不下所有院校毕业生，不少怀揣本科文凭又当不了干部的，没有到第一线当动手的高技术劳动者的能力，精神还不肯脱下那件破长衫，还要显示身份高于“短衣帮”，不甘心去当劳力者，于是就孕育了一批新长衫主顾——“穷秀才”甚至“孔乙己”。而大批未来的“长衫主顾”还在现在的中小学中一批一批继续孕育。
这种观念，还在促使人事*。当公务员要考试，这招考也可能产生*环节且先不论。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不用考试，有些当官的要安排自己的子女、亲戚，或者行贿者子女，一次又一次借各种理由向编制委员会打报告要求增编，几道关口互相配合默契，增加的编制，自然层层管事者有份；有了编制，可安排亲属（有的竟将初中都未毕业的子女安排进入文化事业单位，变成干部性质），也可以化成利益。近几年多次听一些进了事业单位的当事人说，安排那份工作花了血本，有的花五六万元，有的花十来万。事业编制一增再增，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养了大量闲人，因人事安排引发*也更严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强调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笔者以为是正确的。当然，“生产劳动”都应当包含当时的科技进步程度。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召唤的，应是大量现代“长衫主顾”和“短衣帮”合成的“应知应会”的新型劳动者，他们应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动手能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民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普及的，他们的大学培养的，大都既是科学人才又是技术能手，是劳动者，博士生导师也是既用脑又动手的双重劳动者。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何在办教育中体现，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们已经真正弄明白。我们的教育急需消除大专院校与职教的等级差别，令人困惑的是，中高等职校近几年还大量“升格”为“学院”，是职教继续转化向正规大专院校投降呢，还是正规大专院校在向培养生产实践技能的方向靠拢呢？
我们的教育，需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观念的控制。不过这首先得从用人制度科学化、*化开始，这对教育起着导向作用。
浅尝“饮食文化”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底蕴之深厚丰富，也许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不说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吃民间食谱难以数计；单就正宗的菜系、菜谱，菜肴品种也简直是浩瀚的汪洋。传统的，单就一个赫赫有名的满汉全席，光是菜单品种便足以令人咋舌；若是每道菜的做法、味道特色、历史上因它发生过的轶事、传说，著述成书，恐怕千万字也难以穷尽。“食不嫌精，烩不厌细”据说是孔老夫子说的，该是中国饮食上升到文化层面最早的经典论述了。中国文学艺术历来也不乏对吃文化的精心描写，绘画有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文学有曹雪芹的《红楼梦》；上世纪80年代初陆文夫写了专门说吃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后来又冒出许多关于“饮食文化”的专门著作，还创作出好几部表现“饮食文化”的电视连续剧，最突出的是《神厨》，把做菜的厨子写得神化，把一道道“名莱”也写得神乎其神。我想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
中国“饮食文化”的“灿烂”，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其实，一是皇帝老子追求极度享受老想着吃珍馐美味，“启发”下属们去寻觅和“创造”；二是地方豪绅要讨好官员，官员要讨好上司、皇帝，主动发挥“智慧”竭尽全力觅厨师“创造”美食，到清朝登峰造极，皇帝一人用膳菜肴品种数量都用礼法作了规定，一顿达百样之多，明确体现了等级和奢侈的本质。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的“灿烂”的部分，恰恰是封建糟粕，或许可说是朱门酒肉臭中孕育出来的。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熟悉名菜了解菜系菜谱的，一般也只有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官僚和巨富。有个固定的概念：“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占绝大多数的寻常百姓常常食不果腹，能不成“路有冻死骨”便是有幸，哪有心思和实力去研究美食？对那种“美食”可能了解可能享受吗？即使创造些风味小吃，哪能在美食家们的眼里排上号呢！也许，有些名菜是无名厨师的智慧产生的，就算也是劳动人民吧，可是菜一旦出名便成名厨，说不定就能当上御厨，弄个四品、五品的顶戴，也便成了统治阶级的成员。总之，饮食文化最“灿烂”的部分，正是劳动人民深恶痛绝的。
其实，自古代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中几人知道“饮食文化”这名词？到了这新时期，“左”的思想禁锢一打开，解放思想缺少一个鉴别过程，连封建性糟粕和资本主义早期腐朽的思想文化，都得以大摇大摆重新占领文化阵地，而且还得到了通行无阻的金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于是，突然间冒出一批“学者”，天才地发现和入地三丈挖出一批“文化”来，什么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甚至还从有些项中再分出许多支脉来；创造出新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社区文化”……于是，社会上无论哪个阶层口称“文化”的越来越多。然而，有多少人认真想过文化两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文化，是对人类生存行为生存方式的认识和总结，其中有*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就需要鉴别和筛选。口头上说的以上各种“文化”，只是形而下的文化形式，是口号，是不分辨其灵魂的空洞概念。自“五四”开始，有西方思想文化作比照，中国有人有了自觉审视传统文化的意识，有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意识。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积累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五四” 对其的审视鉴别才开了个头，如今却连文化先知们做的那点儿，也差不多都被文化“还乡团”反攻倒算光了。
我在十年前批评一部当时特别走红的长篇小说时说过：“往往满口文化的人恰恰不懂文化。文化说得比任何时期多，形式搞得比任何时候热闹，文化意识恰恰比任何时候都淡薄，相反封建糟粕受弘扬，优秀的精华被冷落。譬如说饮食文化，越谈得多，越弘扬，越造成酒宴菜谱的无节制升级，越走向极端贵族化极端奢侈，从思想角度看，助长吃喝风的蔓延，鼓励*的肆虐；从形式上看，制造繁琐，耗费时间、精力，降低工作效率；从资财角度看，大量浪费钱财物质，无限制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从营养角度看，违背人体需求的合理营养配制，有害健康；从心理角度看，由于什么名菜、宫廷菜、某皇帝称赞过的特色菜等有根据甚至无根据的宣扬，使盲目迷信的心理更加严重，使民族向愚昧倒退……”可悲的是，有些掌权的，一边不断被发现有高血脂、脂肪肝，一边还照样天天离不开酒宴，追求吃高级吃珍奇，于是新酒店不断冒出，越造越豪华。酒店为赚钱，不断创造新的名菜特色菜，越来越多，据说至今每桌价格标准，“三五千元寻常事，上万已经不稀奇”。其实如今真正高档的宴会，传统的名菜已经不多，大都是新创造的了，可还挂着传统饮食文化的招牌，大概算是“发扬光大”了。干部因为迷恋吃而恶病聚生的例子屡见不鲜。*年前，本地区有位乡镇领导嗜吃出了名，吃到胃生恶病，四十出头年纪就去见了*，光医药费就花了一百多万——那时，可是个吓人的数目。后任感叹说：他看病花去建一座小学的钱啊！……可是，迷恋“美食”的人并未引以为戒就此觉悟，还在顽固地重蹈覆辙，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舍命而吃，岂不可笑可悲？
如果我们也以朱门酒肉臭为荣、为乐，那就真的太可悲也太可怕了！
也许我愚钝，不知饮食文化这“瑰宝”对当代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究竟有何作用，真盼有学者能帮我开窍！
粗品端午文化
2005年端午节前后，媒体关于端午节话题空前多。
凤凰网有文说，端午节已成为商家们的抢钱良机，却忘了文化底蕴。不少食品商和星级酒店乘时推出了售价高昂的“鱼翅粽”、“鲍鱼粽”，令粽子这一传统食品开始慢慢“变味”。还说，南京某中学发生了这样的事：“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三十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明显地说明端午传统文化内涵在失落。
中国许多文化人着急了。连韩国人也着急了，为抢救这个传统文化“宝贵财富”，2004年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没有成功。《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6月11日，中韩两国学者将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希望联合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情态，我总感到有点可笑。
端午节文化内容，最主要的是为纪念屈原。屈原作为伟大的诗人，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使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离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他作为政治家，主张“举贤授能”，不分贵贱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主张“循绳墨而不颇”，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他忧国忧民，以人民的疾苦为念……他的这些品质和态度，是历代从政者应当具备的。他确实值得万世敬仰和怀念。
按理说，屈原作为从政者的楷模，我们今天的公仆们还真该好好学他。只是当今近距离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事迹和精神，各种媒体都一遍又一遍不遗余力宣传，许多公仆们究竟又认真学习了没有呢？身体力行了有多少呢？学习屈原的这些精神和品质并且有效地继承、发扬，靠一个端午节，又有多少效果？
历来都认为屈原是爱国者，有“宁死不屈的精神”，主张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原本长期以来也认为是，如今却开始有点懵懂，有点生疑了：其一，屈原悲愤投江，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封建诸侯分治形成的楚国灭亡是该还是不该？其二，历代有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而秦灭楚国前，楚国君主昏庸、奸佞弄权、国弱民怨，这个统治是否还该维护？其三，屈原投江，对拯救楚国究竟有什么作用呢？他这是否是为一种虚幻的信念葬送自己生命？是否是“不成功，便成仁”？是否是封建时代提倡的不在乎结果的殉道精神？即使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在当时是可贵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文明提倡人本、人道、*，曾被长期颂扬的不能获得任何现实效果的殉道精神，在今天是否还值得提倡？
再则，关于屈原投江自尽，《史记·屈原列传》有记载，但确定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是据七百五十年后的南梁《续齐谐记》和九百年后的《隋书·地理志》记载，其实也只能属传说。
历来普通老百姓过端午，到底有多少人心里想着纪念屈原呢？我从记事起所过的端午节，人们注重的还是包粽子煮鸡蛋鸭蛋，中午美餐一顿，是好不容易过一次让自己开心的节日，除了上学时逢端午学校老师会提一下屈原，绝大多数人似乎都不在想着他、纪念他。门上挂菖蒲、艾棵辟邪，因为菖蒲像剑，妖孽恶鬼不敢进门了；艾棵有药味，可杀蛇虫——也是邪鬼恶魔；正午喝雄黄酒或给小孩眉心涂点雄黄酒，说是能挡邪气晦气；还有人认为端午画的钟馗特别灵验……对这些作本质审视，属于迷信、落后、愚昧，使国民心理上把自己祸福托付给幻想的神力。
还有人撰文说，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健身，也是传统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之一。这真是掘地三尺找“文化”，我觉得有点好笑。古代人就靠端午那天打扫和用艾点燃烟熏，能解决全年卫生防疫问题吗？当代人的卫生设施和卫生习惯，健身条件和防疫措施，已胜过端午节那点儿的举措千百倍，借端午节来倡导全民打扫卫生、防疫，岂不是提倡舍弃飞机、火车去坐牛车、人力独轮车？
南京师范大学有位民俗学教授却说：“我们对自己传统的节日保护得不够，宣传得不够，尤其是对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得不够。”这位教授想以宣传来“保护”传统节日“弘扬”其文化内涵，真是天真得令人笑得喷饭。如今的宣传都是现代手段，大力宣传的许多内容，都比端午的文化与现实与时代联系紧密得多重要得多，宣传学习雷锋不说，学习徐虎、李素丽、孔繁森，又究竟有多大实际效果，这位教授似乎一点感受不到。传统节日原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其兴与衰以及其内涵的变化，都是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客观情况决定，这是客观规律，古代是没有当代这样多宣传工具，也没有这样的宣传意识，不是靠刻意宣传继承弘扬的，研究民俗学的学者总不至于连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吧？
当前国民对传统节日淡漠，对舶来的节日热衷，其都有忽视文化内涵只重形式的浅薄倾向，但这是大环境造成的。我们先要分清哪些真该继承而又可以有效弘扬。如果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被舍弃有什么不好？研究民俗的“学者”、“教授”们，咱国家制度优越，你们有高职称高工资，要么在书斋里安心整理、搜集那些 “宝贵资料”，要么改变一种思维方式，多做些对传统文化性质的审视、分辨和鉴别工作，别再从概念出发肤浅地吹奏传统文化一律要继承弘扬的喇叭了，若要立宏图大志为继承弘扬传统端午节文化内涵宣传，那犹如想象自己的双手好当翅膀能够飞上月球，不是寻求文明先进，而是迷恋愚昧。
本文开始所提及的南京某中学学生关于屈原所闹笑话的报道，显然并不真实，是“创作”出来的，十足的相声演员的台词，也可见，那些为继承弘扬端午文化内涵的人们在用一种极其油滑的技巧，因而也是一种商人做虚伪广告的心态。
至于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成功了，又有何实际意义，难道仅为了以精神胜利法获得满足？
读懂原形塑形象（1）
——国画《公朴讲演图》创作过程
李公朴先生被称为伟大的*战士，是江苏武进人。
2002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同盟武进总支为纪念他，用红木板做成高一百二十公分、宽八十公分的大型Сhā屏，请盟员、雕刻家徐秉言镌刻一帧李公朴先生的红木浅刻像，赠送给坐落在武进的李公朴故居永久保存。这得有适合浅刻的公朴先生国画像，需先约请画人物的国画家专门创作。谁知创作这画稿竟会选定我。我与公朴先生同县，既觉得义不容辞，又感到几分畏难：年轻时从事过国画人物创作，改行搞文学已经三十余年，虽业余时间偶尔还以玩笔墨为乐趣，极少再去碰难度特大的人物画，怕不能胜任；然而我粗读过介绍李公朴先生生平事迹的书本，初步研究过他关于*的著作，写过一篇万余字的文章，对他深怀敬仰之情，又觉得不该放弃这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
创作画稿，首先必须画得像公朴先生。好在有一本介绍公朴先生生平事迹的画册，有百幅先生在各个时期的照片，可以参考。我找徐秉言一起翻看画册，想选定一幅适宜改画成国画的照片。画册封面那张是公朴先生坐在藤椅上的，是抗战初期“七君子之狱”，他在被关押时照的，大半身像, 泰然自若，可以说是以一种平静中显现无畏的神态；身穿棉袍，衣褶线条变化多，便于表现国画笔墨味和浅刻的刀味。当时我们都认为符合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形和神的双重要求，便选定了这一张照片改画成国画。
不久我参加一个会议，谈及这事，有人认为，李公朴是社会活动家，性情豪爽，应该画有动感的公朴，还建议以他骑在马上的那张照片改画。关于“有动感的公朴”的意见，对画稿创作有一定启发。但画骑马表现公朴“好动” ，意见似乎简单化了一点，并不能概括和包涵公朴作为*斗士的主要性格特征；我便重新酝酿画稿的构思。要准确、典型、深刻地表现公朴的思想性格特征，就必须先再读李公朴，读懂他，理解他、认识他，找出他一生中最突出的闪光点。
在研究李公朴先生关于*的论述时，他的*思想使我真正从内心承认了他的伟大。他一生最令人瞩目的业绩是为实现*做矢志不移的奋斗，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是*思想，他的生命就是为*献出的，足以彪炳千秋，会得到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公认和敬仰。我心中几乎是将“李公朴”与“*” 这个词儿完全等同的。重新考虑画稿时，猛地意识到，以画作为公朴造像，不仅形态要有动感，更必须突出为*奋斗的精神。这样的要求，画册中百张照片是没有一幅能达到的，这就不得不改变以照片改画的初衷，而干脆脱开照片设计造型纯粹创作。
李公朴为*奋斗，是致力于提高国民关于*的觉悟，即“新民”，是以办社会教育实践的，即创办业余学校、刊物、图书馆、出版社的方式唤醒民众，经过思考、比较、选择，这些作为中，唯有他作讲演才既能表现他行动外像，又能突出他为*奋斗的精神面貌。我便边构思边勾画了一张小草图，曰《公朴讲演图》，画的是李公朴穿着长衫，左手捏着一叠讲稿，右臂往前一挥，五指随挥动自然张开，是在当众做关于*的讲演。
读懂原形塑形象（2）
小草图画好，便先放在一边——我的体会，无论早年画画还是搞文字创作，初稿完成时总难以发现不足,往往还容易自我陶醉，感觉会在经一阶段创作而产生一定程度的疲劳和麻木；过一段时间,再看便会发现有许多不足不完善之处，做修改会使作品明显提高一步，于是初稿、二稿大都要搁置一段时间再修改，谓之“冷处理”。隔了半个多月，我再看初稿，便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塑造李公朴的形象，不应画他穿长衫。李公朴画册上的近百张照片中，虽然也有几张是穿着长衫或棉袍的，但只占极少数；长衫具有本土特征，是前清服装的延续，带有封建思想文化的痕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以“长衫顾主”自居“优越”于“短衣帮”的，长衫实际上有象征意义且得到广泛认可。公朴先生生活中可以穿长衫，但作为艺术形象，穿长衫就有悖于表现他的思想、性格；他是在美国留学，考察和总结了西方*的经验、教训，回国按本国的实际从事*教育的，历史照片中他大多数是穿西装或西式的大衣、茄克、军装等。事实上他那个时代服饰是明显反映着观念的，他穿西服包含着他对封建旧观念的反叛，具有*精神的标志性。于是，我决定改画他穿西装。
其二，原小草图上，公朴的右手一挥，手指自然地展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够明确，没有特定性。公朴先生为*呐喊，每次讲演，都会有丰富复杂的感情，或流露或暴发，我觉得画稿表现的，应当是他对于*在中国的实现怀着坚定的信念，以及他为*事业奋斗不畏艰险的意志和决心，于是我决定将他挥出的右手画成紧握拳头。然而画握拳又容易落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画概念化的窠臼，拳伸得过于向前则像“坚决打击敌人”，右臂勾起过于收近则又像入党宣誓，我在这两者之间的画面空间中寻找了自认为恰当的定位，还选择了拳头转动的特定角度。
第二幅小草图又完成了，我便征求了徐秉言的意见。他觉得画的公朴的拳头和捏讲稿的手，外形都还是凭头脑想象的，虽然像，还是概念的，刻画不细。确实，真人握的拳头，每个手指都有它特定的形状变化和复杂的皱纹线条，且有各种角度的不同形态。为刻画好公朴的双手，我当下请徐秉言当模特，左手捏稿纸、右手握拳头演示出讲演的姿势，我即细细观察写生记录下来。
第三张小草图产生后，又有人提意见说，还是该画李公朴穿长衫，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这种意见我不能苟同。固然，许多早期革命家穿过长衫，那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礼帽、长衫、皮鞋加一条围巾，仿佛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打扮，是历史由封建王朝向共和转型的时期，这种打扮凝聚着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新旧交替的特征。中国人穿长衫虽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但那只能越来越代表陈旧和落后。而当今造型艺术，塑造建国前的革命家、先进知识分子，自1911年至1949年前后近四十年中的，都是一律那样打扮，都是长衫围巾，是肤浅的概念化，缺少历史常识。而不求甚解和概念化，可能正是当前艺术界浅薄和浮躁的特出表现之一。听到这意见后，正巧著名留青竹刻家徐秉方来访。他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还强调说：“别说公朴先生常穿西装，即使他一张穿西装的照片也没有，按照他的经历和思想、性格，创作画稿也应当画他穿西装。”其实徐秉方是说要认识和抓住艺术形象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本质，首先要刻画的是精神和灵魂，这就是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集中、更生动、更深刻，更带普遍性。
第三张小草图又经过若干天“冷处理”，在照着定好尺寸的大宣纸上勾画国画大样底稿时，我又忽然意识到，穿西装的李公朴身上应该有中国本土的根，但又不能添加完全传统的物件而变得不伦不类，便将他西装里的马夹改成绒线背心。我以为绒线背心在人们的感觉里是现代的，但又并不明显“洋化”，能被人们认可为中国特征。
后来，正式的国画，先后画了五张，才定下稿。我年久不事人物画，技法荒疏，仍难免留有缺憾，但我也已经尽力了；再说要尽量体现西装的挺刮，用笔就必须工整严谨，不宜泼辣洒脱，不可能有恣意纵横的气势和水墨淋漓的韵致，这也是遵循艺术形式服从思想内容需要的原则。
这些，其实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经历的过程，即应先读懂所要表现的对象，严密构思。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一些人物画大师的名作，如蒋兆和的《流民图》、王式廓的《血衣》、石鲁的《转战陕北》、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构思提炼过程，都要比我画《公朴讲演图》更加艰苦复杂深入得多。这是提炼，是为尽可能蓄聚更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向观赏者传递思想、交流感情，艺术的语言也就尽在其中。画作刻画历史人物，无论苏东坡、辛弃疾，还是李白、李清照、林则徐，都必须先对他们作较为全面的了解，最好有所研究，找准他们各自独有的性格特征，提炼思想精神内涵。否则就只有肤浅、概念的外像，是图解式的，仅是卖弄笔墨技巧而已；所画人物没有思想、情感，也就是没有灵魂，其实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创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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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大明宫真是“奇迹”（1）
“大明宫遗址将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进行修复，预计资金投入为13亿至15亿元，资金主要是用于大量征地，因为目前这些地面全部属于当地百姓，需要进行事后补偿及妥善安置……”这是《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0月25日报道的。可这竟“是同年10月25日在网上‘收获’骂声最多的新闻之一”。网友普遍表示：“那么多薄弱的社会构架需要资金支持，那么多等待共同富裕的社会弱势需要政府关爱，应当把这部分钱用于现实社会建设或者增加百姓福利。”
那些网友也真是，凭那点儿理由也想反对吗？对人家伟大决策理解透了吗？当年的大明宫不也是有人决策拍板建的？
当年李渊初建唐朝时，长安城内只有太极宫，还是隋朝旧有的，起初权且以此为“办公”地。天下归他李家了，李渊能不想另辟新的豪华富丽宫殿，以尽享人间富贵荣华吗？但由于李世民和许多大臣劝谏，只得作罢。李渊做太上皇，为不能建奢华宫殿郁郁成病，李世民终究还是拗不过他，只好尽孝为他兴建，又曾遭到窦太后反对；可反对又有什么用，还是建了。如今测定，宫区的面积有平方公里，据说是北京故宫的三倍。光征用土地和安置搬迁就需资金13～15亿元，先修复含元殿前200米宽的石铺御道就投入2亿，又“修复”宫城8274米，再在“御道两边各留100米将建造与历史风格相协调的传统建筑”，需投入的资金就更不得了，如果还要“修复”宫殿，投入的数字当然就更大啦。当时李渊、李世民建大明宫，是建“首脑机关驻地”，还有“办公”的实用理由。如今这“修复”工程，既不需帝王至高无上的名义，又不需宫廷的“实用”理由，可见决策者胆量、气魄可比李世民要大呢，真令人佩服得该先目瞪口呆后五体投地！
要佩服的，还有一些政协委员，提案说：“一个承载着大唐辉煌的宫殿群落，一片演绎着血雨腥风和缠绵悱恻爱情故事的宏伟建筑”，“漫步大唐帝国的心脏，我们极力触摸他那潇洒浪漫的脉搏”，真是如痴如醉的诗化感叹；“眼前突兀其来如山的垃圾，却在我们惆怅的心情之上蒙上了一层无奈，我们分明听到大唐在无声地哭泣，历史在哭泣，而这哭泣声中还夹杂着一声声呐喊”，简直是声泪俱下。对大唐帝王宫廷内男女情事和争权夺利的封建统治者们竟如此情深！那封建帝王宫阙内“血雨腥风和缠绵悱恻爱情故事”、“潇洒浪漫的脉搏”，是那么至高无上的神圣！是啊，添置航空母舰保卫海疆、当今九亿农村人口的生存又算什么！平民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又算得了什么！如此卖力而又庸俗荒唐的呐喊，倒叫人怀疑，是否是那大明宫中缠绵悱恻*者的后裔。
少年时学中国历史，说到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这类古迹，说是封建帝王追求奢华生活耗尽国库和民脂民膏，让百姓承受多少劳役之苦，是封建帝王的罪恶的见证；而文博界却另有高见，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是“劳动人民智慧创造的”，与历史学家立场完全对立。历史学家竟没人与文博界争辩，都闷声了服输了。这就是说封建帝王给了古代劳动人民显示智慧创造艺术的机会，他们搜刮奴役百姓该是有功，他们应当奢侈，应当摆排场，应当*，似乎还应当给他们立上功德碑呢。我一直不知究竟该信谁。
“修复”大明宫真是“奇迹”（2）
在文博“专家”嘴里，文物古迹都有深奥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这个“价值”如何体现？价值观有怎样的具体标尺和实际意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好像一直秘而不宣，是自己也说不出只是吓唬外行呢，还是天机不可泄露呢？笔者原本以为，文物古迹只有作为历史是非的见证，对人们精神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从思想角度有益今人，能分辨出*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原以为，不作此分辨只喊空洞的“价值”，便容易强化人们的封建意识和盲目迷信；原以为，像颐和园这样古迹的存在，是可让国人想起慈禧移用北洋水师经费修建园子的荒唐，觉悟到*治国的必要；原以为，圆明园的破残遗迹存在，最大价值是让国人不要忘记羸弱而遭八国联军入侵的耻辱……对照文博学者的高见，我的这些认识看来是有问题了。
据称：大明宫遗址修复工程“建成后占地规模、历史地位及欣赏价值与圆明园相当”。可我不知这“历史地位”是用哪杆秤或哪种标尺衡量出来的，“欣赏价值”，又是什么含义，怎样判断的。难道有圆明园那种作为受列强蹂躏留下耻辱激励民族觉醒自强的价值？抑或认为重新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就与之有同等价值？
难怪如今大张帝王威风的电视剧可以如此畅通无阻地大量生产和播放，难怪各地都在挖掘“历史”用各种手段竭力放大作宣传，难怪国民头脑里还在普遍对帝王对清官崇敬有加；还是皇帝神圣至高无上啊！我糊涂了：当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帝制，把袁世凯恢复帝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还有必要吗？是否统统都是错了？
修复大明宫遗址，或许还有个实用性理由：开发旅游资源增加经济收入。西安古城古迹在全国数一数二，外地去旅游的团为控制价格都只可能安排部分景点，再新建几个景点就一定能增加经济收入吗？用于“修复”大明宫遗址究竟该花多少钱？该不会有占用北洋水师的经费修颐和园那样，得花一两艘航空母舰的钱吧？花了能收得回吗？再则，那修的建筑还是不是文物古迹呢？
*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重大决策，原来的“五年计划”改为了“五年规划”，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转向发展经济同时建设和谐，公平的社会；那些修复大明宫遗址的决策者的气魄与开发旅游开财源的“好心”，思想观念是跟不上五中全会精神呢，还是其实心里不愿意真正实施*中央的战略决策呢？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切尔·佩塞特就秦始皇陵发表的观点说，“挖掘有时就意味着破坏”，这是从科学角度对保护遗址的结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除非是遭遇到一定自然灾害、盗墓或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考古学家才被允许对这类地点进行保护性发掘。但没有说可以以“修复”名义重建。不知是哪级机构权力这么大，可以批准发掘大明宫遗址，还批准“修复”毁掉遗址原貌，看样子是米切尔·佩塞特有问题了，《文物保护法》也该修改了。但愿这该不会是想抓个大项目的权力，大家都可以借点东风吧——这是公开的秘密，是当前一股大潮，在四处涌动。当然，还有些地方制订要“开发”兴建的规划“文化”景观，连“历史”、“文化”影子都没有，也在做巨额投资，魄力就更大了。
有人撰文在互联网上批评这事，标题为《用修复大明宫来意淫“盛世唐朝”？》。这“意淫”两字用得太狠了点吧？改为“帝王情结”是不是文雅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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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时髦
我住常州的市区北端，坐车去市南端的湖塘桥，穿过市区，一路总能见许许多多的“城”。什么“商城”、“电脑城”、“装饰城”、“家具城”、“针纺城”、“影城”、“娱乐城”、“鞋城”、“陶瓷城”……连餐饮业的火锅店也称“火锅城”，不一而足。一个中等市，有几百个“城”，甚至一个集镇上也有好几个“城”。足见“城”在现代商界受宠爱的程度。它在现代商人头脑中是气派、规模的象征。
城，在《辞海》里第一解释为“旧时在都邑四周用做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廓’。”第二解释是“唐边戍名”，即边关屯兵把守处 。第三解释是“修筑城墙”，即筑城的行为 。第一、第二是作为名词，第三则是动宾结构的词语。三条解释，是同一种性质，城是古代用于战争防御的建筑。孟子的“三里之城，七里之廓”、“城非不坚也，池非不深也”，道明了城的战争防御功能。
城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发祥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就形成了许多奴隶主城邦，就有了城的形态。城，是首先因为人类聚居达到相当规模的区域，先民们的农、牧、工（手工）、商（产品交换和交易）聚集的场所而成市井，也自然成为一级统治中心，为抗御入侵者而建城墙、开城河而成为城，有城有河，故也称“城池”。
与“城”联系紧密还有个“市”。市，在《辞海》上解释：一是“集中买卖的场所”，二是“交易”，三是“购买”，四是“城市”……其实“城”和“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城的本质特征是封闭的，城门为关隘，有卒把守，白天进出需经盘查，晚上紧闭断绝通行。于是会有“城关”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说。城，既保护了“市”，也使“市”受到限制、禁锢。所以，城是封建保守的一种外在形态，而且最突出最典型。钱钟书先生著《围城》，也是将“城”比做禁锢的。欧洲有古城堡，也是封闭的。“城市”这个说法是不是中国特色呢？笔者未作考证。另有“都市”、“都会”的说法，起码是少了“城”的限制，含义不尽相同。当然，如果我们仍用“城市”这个名称，一般来说似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妥，在人们的头脑中，这里的“城”的概念似乎淡化了，似偏重于“市”。不过，现代社会发展，正是要使“市”摆脱 “城”的束缚，还是用“都市”、“都会”更恰当些。
现在许多商家却在迷恋着城，什么商业场所都爱用“城”冠名，变成时髦，形成了一种风气。我以为，这可以反映出那些商家存在一种浮夸的心理，他们是想用夸大的名号支撑自己的规模和气派。其实这滥用的“城”是因为并不细想它的含义，盲目而又浅薄。他们的“城”，比古时候真正的城规模小了不知多少，客观上相反大大缩小了“城”的概念；主观上的夸大，造成实际上的缩小。那些什么火锅店之类的称“城”，真是微型城、袖珍城，更使人感到肉麻。
事实上现代大小城市的发展，都是以突破城而实现的。然而，人们一方面在竭力追求现代、喊着“开放”，一方面又拼命迷恋古老和禁锢，造成对立观念在同一人头脑中的存在，那古老封闭“城”紧紧围着的“开放”，能“放”得“开”吗？——真是好滑稽。依我看，行业集中交易的场所，还是该用现代、开放而又科学的名称：“商店”、“销售部”、“市场”、“自选市场”、“超级市场”、“商场”、“卖场”……
现代商家店铺冠名追求时髦竭力夸大的，当然还不仅仅表现在“城”，还有什么“中心”、“总汇”等。“中心”是如何体现的？“总汇”又是如何 “汇”的？能说得清吗？还有，现在经商，一动就是公司，动辄就是总经理，酷似“*”中的背包“司令部”及“领导”三五人的“司令”，虚夸的级别、头衔越抬越高，是虚荣的膨胀，难免让人觉得好笑。其实这种虚夸的风气，又何止商家，几乎漫及社会各个领域，行政机关级别名称也是，实际上的股级抬成“科”，科级抬成“处”，县变成“市”，专科学校甚至中等专业学校快速提升为“学院”，动辄冠以“高级”……这种现象几乎在各个时期不断掀起热潮！这是一种奇怪的国民心理，是一种精神痼疾。精神深处有了这种痼疾，实事求是何等难呵！有了它，便总有可能再兴起盲目浮夸的狂涛，再出现类似大跃进中“稻麦亩产三万斤”、“全民大炼钢铁”的“壮举”，再给民族、人民、历史造成惊人损失，要过后才被证实却再也无法弥补！事实上，如今到处在无节制搞政绩工程，无节制建高楼、高速、花园式城市，无节制重造“古迹”……城市间互相攀比，这能说没有为虚荣和面子而刮浮夸风的成分吗？我总觉得这可能会有令人痛心的后果。
为夹竹桃抱屈
我喜欢夹竹桃。
年轻时学画及改行爬格子后业余涂鸦，曾几次画过它，也曾经栽种过。现今居所附近新村里有一条小道，两边长满夹竹桃，晚饭后还常去那里散步。
夹竹桃的叶片像竹叶，也似柳叶，四季常青，花冠有粉红、深红，也有白色、黄|色，有特殊香气，花期是六至十月。它可以入药，性苦寒，具有显著的强心、利尿、发汗、催吐和镇痛作用，也还可用于治疗心脏病、心力衰竭等诸症。它尤其有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的能力，能净化空气、保护环境，被称为“环保卫士”。夹竹桃即使全身落满了灰尘，仍能旺盛生长，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为夹竹桃抱屈。
长期以来，我每见它，为之抱屈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历代文人对竹子、桃花还有荷花百般垂青宠爱有加，颂扬竹子、赞美桃花的诗文数以千百。夹竹桃枝叶有竹的清丽，有君子的文雅；而每开花时枝头千朵万朵，又红花灼灼，热烈、灿烂；或白花皑皑，洁净、晶莹……似桃花且胜桃花，又富有诗人的浪漫激|情；不说它的药用价值，但说它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要吸收毒物，自身要承受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对于现代人更具有现实的乃至长远的意义，难道比竹子与桃花逊色？无论古代文人还是现代作家，却少有人关注它并向它投付情感；更不公平的是，荷花娇柔脆弱，靠污泥生长，竟受“出污泥而不染” 溢美。夹竹桃净化空气、保护环境，自身承受真正的污染，接受考验做出牺牲，却难得诗文对其精神褒扬和对其贡献的肯定，多次查阅，只发现两首诗，一首是明代唐顺之的七律《过夹竹桃》，另一首是明人王世懋的五律《咏夹竹桃》，少得可怜，也鲜为人知。文人们厚此薄彼，似乎不大公道！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传统文人天生有迷信前辈名人的习性？前辈名人们爱竹、爱桃花、爱荷花，抒之于诗文，后辈文人便也爱之、宠之效仿前辈感情以诗文表达；否则，你连前辈大名人欣赏的东西都不会欣赏，岂不是没了眼光、低了档次、少了品位。其实，千百赞竹子、叹桃花的诗文，大都还是那点大同小异的意思，有几篇能超越、出新意、有新见的？十有*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假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中也有人为夹竹桃吟过诗作过文，难说后来不也被广泛引用，不也跟出百十篇。文人这种习性，是否也是当今国民盲目迷信追逐时髦简单效仿的根源？谁的名大就崇拜谁，压根儿不认真辨析其对社会的真正意义和对历史的真正价值，正是国民普遍具有的习性。譬如，热衷迷于实际浅薄的歌星以及同类的热点人物，而冷落那些真正用超常智慧长期默默无闻创造奇迹为人类作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着迷于借助舆论搞迷信搞出来的而实际上画作缺乏灵魂的“名画家”、“国画大师”（有位名画家自嘲说过，自己这么有名，是“一靠官僚，二靠奸商”，迷他者依旧无数）；而像蒋兆和那样的杰出画家，国画笔墨技法出新又以历史使命感创作出史诗性杰作国画长卷《流民图》，却受着大家的冷落；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有真才实学真正埋头做奉献的，倒被荣誉鲜花遗忘；头上戴满桂冠、花环的，往往却是弄虚作假浮夸玩花架子而又善于阿谀逢迎者，甚至是*分子……于是，许多国民也就养成了一窝蜂、随大流的特性；热衷于锦上添花，总冷淡雪中送炭。说尖刻点：是浮躁、浅薄、不负责任！这造成是非观、价值观的混乱。
近几年有个时髦话说法：“跟着感觉走”。其实国民——包括新“文人”，不仅个人感觉盲目缺乏理性思辨，往往自己的“感觉”——其实是跟着流行走，借别人的感觉替代自己感觉，是十足的跟屁虫，还意识不到，还挺“自尊”、“自信”地坚持强调着这种“感觉”，这样的思维，怎能向科学、客观、公平靠近。
好在总是还有一些像夹竹桃的人，笑对颠倒是非的“文人” 们，笑对名利的钻营者，淡看得失，甘守寂寞，坚持着发现、创造，坚持着奉献在先，以创造为自豪，以为他人造福为快乐，人生有着高尚的苦乐观。这正是我们的民族急待找回的精神。
我要褒扬夹竹桃，于是凑韵文四句：
不求三春展娇容，
甘将毒质吸腹中，
全力净化一方天，
为保万物共争荣。
石雕店的工夫茶
久闻福建是有名的青田石、寿山石的产地，石雕艺术之精湛也颇负盛名。不久前去福建武夷山考察，下榻的宾馆附近有好多家出售艺术品的店铺。返程那天下午自由安排，我便约了三位同伴专门去逛这石雕艺术品商店，想为家里“玩具” 柜里添一点花色品种。
宾馆对门就是一家石雕店，单间门面。店主是个文雅的小伙子，见我们进去便微笑相迎。我们说只是看看。他笑着说：“看看吧，没关系。”我们从石雕艺术品陈列橱里挑入眼的一件件拿起看上面贴的价格标签，有五六百元的，有一两千元的。他在一旁诚实地说：“其实要是真买不用这么多钱。” 店中央摆着一张一个特大树根做的根雕茶桌，有一套紫砂茶具。我们没有流露买的意思。他却说不买不要紧，招呼我们坐下喝茶。我想，也许是因为店里原没顾客实在冷清，留我们几个坐一会也给他店里增一点人气，这种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用金属小壶煮水，认真按工夫茶程序沏茶，茶叶是这当地有名的铁观音，一人一小盅，香气弥漫，味儿醇厚。他竟用这么好的茶招待我们，并不主动介绍商品，更不兜售。我们问他关于青田石、寿山石的一些常识，他一一作了回答，还说是自己不会雕刻，货是从福州进的，店开了才一年，还是初入门。我说你这店靠近宾馆，地段位置很好，对经营有利。他却说：“生意跟地段位置没多大关系，这里石雕店有多家，住宾馆的外地旅客，不会因为我店近就在这儿买，总要到所有的石雕店都转一遍比较比较才会出手。生意，还是一要靠石质和雕刻艺术水平，二要靠价格公道。” 我们站起身要去别的店，他很自然地微笑着说：“去转转，买了东西回头再来喝茶。”
我们又看了五六家石雕店，都比那头家大，石雕品种也多。看到了不少上品，只是价格都超过了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便买了些中档以下的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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