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420)，江南田赋问题严重，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各府，总督税粮。深入民间调查积欠田赋成因，革除多种积弊。创“平米法”，使豪强不能拖欠；颁铁斛，使粮长不能大斛入、小斛出。改革征粮办法，整顿漕运和盐课，疏浚吴淞江，又设济农仓防灾，置赡盐仓救灶户。与况钟一道，奏请减轻苏州等地的官田税额。巡抚江南二十年，著有《双崖集》。其名，四百年来江苏武进芙蓉一带几乎­妇­孺皆知。

据清代所修的《芙蓉乡志》记载及民间口传，嘉靖年间，芙蓉镇一带是“十万八千芙蓉圩”（十万八千亩芙蓉低洼田地），每逢暴雨季节，便被淹成灾，闹得乡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周忱曾亲自观测流经芙蓉洼地的大舜河上、下游地形水情，带领百姓给芙蓉洼地四周加固圩堤，上修石臼湖口东坝，下疏通长江的黄泥港，根治了芙蓉水患，使百姓不再受涝灾之苦。在他过世后，谥文襄公，芙蓉乡民深感他的恩德，为纪念他，特地建了“文襄公祠”，也俗称“周文襄公庙”；所在村子还有一座小庙，和“周文襄公庙”合称“双庙”，便得名“双庙村”，在公社化的年代称为双庙大队。三十多年前，为想写周忱的故事，我曾去过芙蓉乡双庙大队采风。

原文襄公祠内大厅正中立有周忱塑像。建祠时还立了一条规矩：以后芙蓉圩若因失修再有水患，地方士绅有为修堤治水出钱出粮出力作贡献者，过世后乡人也为他在周忱塑像两侧神坛上加一块牌位，并附记简要事迹，也受永久纪念和敬仰。这就鼓舞后人都学周忱为民造福建功立德，崇尚成风，效周忱立德者不断。自明代到解放后，祠内两侧神坛上先贤牌位已有百余，周忱的崇高­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是真正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襄公祠一直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却被拆毁，房屋当做大队办公地，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建设的损失。

周忱巡抚江南，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明史》中说：“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可见江南各地为他建的祠有多处，是念他政绩卓著，为他树碑立传。“*”时曾批判过树碑立传。其实，树碑立传有该批的，也有不该批的，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是要看是否确有政绩，且这政绩是否被百姓公认为善举；二是要看这个碑由谁树、传由谁立。

关于政绩，有些人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搞的规划越宏大、建的工程越多就政绩越大，就越能树碑立传，其实是南辕北辙。有的是为政绩而求政绩，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有的是将其作为职务升迁的台阶、“电梯”甚至“直升机”……后者这样的出发点，大都急功近利，容易重形式而轻实际作用，容易浮夸，越搞欲望越膨胀规模越大，只重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就很难真正对百姓有益；或者眼前看似有“益”，而日后要被证实对子孙有大害；更有甚者，明明扰民、害民，竟还要巧妙裹上“为民”，甚至更美丽的包装……有的是创造建大工程的机会好*一把，侵吞纳税人的钱。这些当政者可以依仗权力不顾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谏言，强行实施。

然而，任何人从政掌权时间再长也不过几十年，卸任后就由不得自己装饰美容，最终又都必须接受历史公正的检验，只能任人民评说了，“政绩”就有可能成为耻辱和罪孽的铁桩。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中，已经不乏碑毁声名狼藉之例，那便丢了面子、脏了形象、臭了名声。到那时，那些曾经的主政者如果活着，又会是怎样面对，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当然，另一种政绩就如周忱治芙蓉圩的水患。之前早有李冰父子筑都江堰，还有苏东坡疏浚西湖和收养弃儿数十人、呼吁制止杀婴风。新中国建立至今，从中央到地方，为人民竭尽才智鞠躬尽瘁的­干­部不计其数……无论古今，这些从政者，总是力排私念私欲，谋事唯民生是为，压根儿没有要给自己创什么政绩的动机，只想做点善事为百姓造点福。这种作为，往往还要有违上司意志，受许多委屈。苏轼处处为民造福却屡遭贬谪。周忱“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不坐轿子，不摆排场，“见者不知其为巡抚也”，是标准的公仆形象，却因革除粮税积弊得罪地方豪绅几遭造恶状受弹劾。他们都无一己功利私念，绝非怀半点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心，终究被一代又一代人民装在心里。民心作证，周忱最终获得朝廷“*”，“文襄公祠”不是皇帝敕造，也不是哪级政府下令嘉奖的产物，而是百姓感于他恩德自发建造的。文襄公祠香火延续了四百余年，《明史》上为他立了传，永世纪念他。当时诬陷他的那些人，如户部郭资、给中事李素、豪绅尹崇礼、彭守学等，恶行也都实记在《明史》周忱传里，恶人倒也“青史留名”了。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荀慧生把艺术风格、流派形成的规律概括为：故为之，则无为；不为之，则有为。政绩，树碑立传与之同理。真正的碑，是人民的口碑、心碑，自己竖碑立不牢，人民、历史给树给立，才能长久甚至永恒。愿“执政为民”真正深入­干­部之心，那些心系人民的­干­部中能涌现一批又一批比周忱还要优秀的公仆。也愿民心能为他们树碑立传世代传颂。

本文原是我对当政者的一种希望，一种提醒。我也知道，讲的这些道理再对再正确，力量也微乎其微！光靠讲道理使当政者自觉做苏轼、周忱，自然也会有，但比例不会大，只是一种“典型”罢了。

要从根本上治绝那种为政绩发烧的疯病，还是要靠*选拔­干­部，靠完善的*监督机制。有了好的机制，也许我这文章就多余了。

红灯·绿灯

五一假期我去了一趟上海。

晚上八点多钟，我从外滩乘出租车回下榻的宾馆，年轻的司机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是外地人吧？” 我说是。他便跟我搭话，说刚才有一拨人要坐他车，也是外地来旅游的，有三个大人和三个十岁上下的孩子，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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