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先考入了顺庆县高等小学堂就读。

这所学校是由嘉湖书院改办的。

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

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0)

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时，成都正处在剧变中，银元局、铜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展，商业也较繁荣，涌进了不少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荷枪实弹的新军和警察，在人群中穿来闯去；古老的滑竿、轿子和新式的东洋车(人力车)满街奔跑；沿街叫卖的报童，不停地呼喊着：“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报》?”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十分新奇。

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朱德不顾旅途的疲劳，就上了大街。

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全部内容能背下来。

回到小店，他经过反复比较，决心投考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给家里能减去许多负担。

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还真考上了。

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谁知家里人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下，坚决不同意他去上武备学堂。

后来，经过刘寿川先生的劝说与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这是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

体育学堂里设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术、修身、图画、体­操­、器械等课程。

朱德对每一种都学得十分认真刻苦，总共13门功课，他考试的总计分为1070分，平均每门成绩82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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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1)

在学习中，他特别赞同学堂的“学生一律剪掉辫子”的规定。

那时，清政府仍然把剪辫子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违法行为，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

学堂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要求学生把剪下的辫子缝在瓜皮帽上，戴在头上仍像是长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可是，每当上体­操­或­操­练时，学生们一摘掉那顶瓜皮小帽，个个都是光头一个。

每当这时，朱德摸着光头，觉得一身轻快，练起单杠、双杠、木马、徒手体­操­来，分外­干­净利索、灵活、准确。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

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秘密活动，他们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朱德突然发觉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透顶的腐败朝廷。

读完《民报》后，朱德总是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

他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想像的情况。

后来他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他同自己联系，但毫无结果。

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是叛逆，抓住了就得坐牢，甚至杀头。

所以，只能够秘密活动。

朱德在体育学堂学习的一年中，一直同刘寿川先生保持着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通过刘先生的牵线搭桥，他在成都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来自仪陇的同乡敬、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交往更为密切，情同手足，无话不说，学习中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

假日里聚会在一起，谈论毕业后的打算和抱负，谈论救国之道，而谈论最多的还是怎么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使父老乡亲们再不受穷。

刘寿川回到仪陇县任试学(督学)，他了解到在成都读书的仪陇籍学生，有毕业后回仪陇办学校，报效家乡的志愿。

他决心在仪陇筹办一所高等小学堂，给朱德、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个仪陇籍的学生写信，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共同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

四个人接到信后，欣然同意，尤其是朱德最合心愿。

在他的心目中，教师是崇高职业，自己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主张：何况这又在家乡教书，离家很近，还可照看父母；特别是为了读书欠下的两百多块大洋的债，自己应该挣钱还账。

事实上，这笔钱，直到他以后在滇军当上旅长后才还清。

1908年初，朱德和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位好友应刘寿川之邀，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朱德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其他几位朋友分别担任文科或理科的教员。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就建在原来官府里办的金票书院里。

金票书院就在城内，它是依着山势修建的三座院落，前院是­操­场，中院是教室，后院为宿舍，环境幽美，绿树成荫，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原来为一班举人、秀才所把持，现在虽然改成了新学，他们仍然想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极力反对朱德等一批新来的教师。

这时，朱德又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和反对。

朱德从成都回到仪陇后，先去高等小学堂报了到，然后回到马鞍场去看望父母。

那天，家里比过年还热闹，亲友们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都来道贺。

家里杀­鸡­、宰鸭、做豆腐，来招待朱德和亲友们，席间，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他的情况：“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

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2)

朱德没有正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嘛!”

亲友们紧追不放，总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

朱德脑壳里转了再三，觉得还是如实告诉亲人们为好，实话实说吧：“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大家一听是当老师，还是教什么体育的，似懂非懂，也不便再问。

屋里鸦雀无声。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生来就是个急­性­子，急忙追问：“你再讲讲，你在县里­干­啥子?”“当体育教习!”

朱德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父亲紧紧追问着。

面对着父亲一连串的盘问，朱德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沉默了片刻，觉得还得耐心地向父母和亲朋好友说清楚。

他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

回到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

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素来脾气暴躁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地­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为的啥子哟!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免得再挨饿，再受气!你可好，说得那么轻巧，当啥子体育教习。

跑呀，跳呀，哪个不会?是人都会，还要得着你教。

你的书统统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统统白流了!”

平时爱发脾气但话不多的父亲，今天是发了大脾气，讲了一大篇多年来压在心底的话。

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直到朱德离开马鞍场时还没回来。

一桌饭菜摆着，大家不欢而散。

母亲既疼爱儿子，也想着全家。

她很想劝劝儿子去县府里说说情，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搬了一把矮竹椅，独自坐在屋里的小角落里，默默地用衣襟擦着泪水。

第二天，朱德告别母亲和家人去大看望大伯。

没料到父亲也在，是昨天生气后跑来的。

他又耐心地向父亲和大伯作解释，说：“世道在变化，一天一个样子。

就是不废除科举，穷人家的子弟考上了秀才，又能怎样?没钱没势的人家，是进不了官府做事的。

做官要花钱去买，我们花不起这种钱，也决不能去做这种贪官，­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两位老人沉默了，父亲也再没有像昨天那样发火。

因为，昨天夜里，两个老兄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过了：孩子读书回来能做官吗?不能做官，又能­干­啥子?指望他为朱家做啥子?每年能挣来多少钱?……每道题都解不开。

但有一点似乎想清楚了：朱家无权无势。

那只好认命，命里注定你是四两，你不会有半斤。

这也算是点自我安慰。

何况，孩子回到县上还有一份事做，好歹有碗饭吃，还能挣几个钱，也该满足了。

听朱德这么一解释，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穷志不穷，穷也得有骨气。

当个老师总比贪官强百倍。

当老师是行善，贪官是作恶。

想来想去还是支持朱德去当老师，去行善事。

朱德终于说服了家人。

第三天当他离开大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时，只有伯父一人去送他，送了一程又一程，走了好几里路。

最后，还是朱德再三劝说下，伯父才停下了脚步。

他眼里噙着泪花，很动感情地说：“乡下人晓得的事不多，不晓得的事，过些时日也会慢慢明白过来。

你就放心地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把学堂的娃儿们都教好。

常捎信回来就是了!”

朱德非常感激伯父对他的理解与支持。

他热泪盈眶地对老人说：“放心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3)

伯父站在琳琅山的路口，一直望着远去的朱德，好久，好久，才转身走回大。

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

这时，正处在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

仪陇虽然是一座偏僻的山城也不例外，废科举办新学的强劲东风吹到了仪陇。

朱德同刘寿川、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决心推行新教育，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

他们宣传新学，革除旧科目，设立新课程，提出学生好好学新课，认真参加体育锻炼。

此举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开学时，只招收到12名学生。

这一下，保守势力便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保守势力把这首打油诗在全城张贴，对朱德等进行恶意中伤。

他们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朱德出身寒门，更成了众矢之的。

因为朱德除了教授体育外，还兼管着学堂里的庶务，这是个管钱管物的差事。

不少保守势力的人物，对这个位置垂涎三尺。

所以，对朱更加嫉恨，总是百计千方地诋毁他。

在上体育课时，为了­操­练方便，朱德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短褂、短裤。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遭到了来自校内校外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

一时间，谣言四起，恶毒中伤，说什么“新学有损国粹”，说什么“体育是畏亵的课程”，骂学堂里的新教师是“假洋鬼子”。

闹得小小仪陇满城风雨，一张张状纸飞向县衙，守旧派状告朱德等煽动学生剪辫子，犯了“反叛朝廷罪”；教“学生脱去长衫，穿短袄，犯了‘流氓罪’”；还诬陷朱德兼管庶务，犯有“贪污罪”。

他们妄图用这三条罪状置朱德于死地而后快。

知县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封闭了学堂，把朱德等教师带回县衙。

知县摆出县太爷的架势，劈头问道：“朱建德，你可知罪?”这时，朱德已改名为朱建德。

“皇上废科举，办新学。

县府将书院改为学堂。

我等响应号召，在新学教书，何罪之有?”“大胆。

唆使学生脱长衫，穿短袄，伤风败俗，难道不是事实?”知县一看朱德不但不低头认罪，竟敢顶撞他，气得拍了桌子。

“上体育课，穿着长袍、马褂怎么­操­练?”朱德反问了一句。

“胆敢狡辩!你掌管庶务，有无多报少领、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朱德听到这里，气得直咬牙。

他大声答道：“庶务账目一清二楚，一切开支有据可查，按时公布。

朱建德做事光明磊落，走得正，行得端，不怕任何人检查。”

知县在众目睽睽下，被朱德反驳地张口结舌。

这时，突然有人来报：“大人，衙门口聚集了许多人，他们要求释放……”知县清楚这件事本来就理屈，现在又怕事态扩大，只得把朱德等新派老师当天释放回去，学堂立刻复课。

保守派的势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样一来，支持新派老师的人越来越多，报名上新学堂的学生，一下增加到七八十人。

但是，新旧两派的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保守势力鼓动流氓，雇用打手来对付新派老师。

他们故意把粪尿倒在学堂门口，在街头巷尾殴打学生。

朱德与保守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为了不让学生受到伤害，便教学生学习武术，防身自卫。

一天，朱德得到可靠消息说，保守派雇用的几个流氓埋伏在学堂附近，等待学生放学回家时，准备在半路上下毒手。

他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拿着棍­棒­，跟在放学回家的学生的后面，以备万一。

果然不出所料，正当流氓下手之际，朱德带着学生赶到，经过一阵棍­棒­和拳脚的较量，抓住了几个流氓，其余都逃散了。

后来，把他们扭送到县府，那些家伙为了保全自己，只好把出钱雇他们的人供了出来。

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2)

朱德又联合学生家长逼着县府把流氓的供词公布于众，彻底揭露了保守派收买流氓殴打学生破坏办新学的­阴­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保守派不甘心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继续玩弄卑鄙的手段。

一天，茶房的工友招呼大家去打开水，一个学生不依次排队打，在锅台旁推来挤去的打闹中摔倒了。

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

保守派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诬蔑说是“小工打学生”，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吵闹不休。

朱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再三向大家说明真相。

可是，那些保守派仍不罢休，又进一步去鼓动学生家长。

朱德为工友免受皮­肉­之苦，让他连夜出走，远避他乡。

保守派乘机把攻击矛头指向朱德，说是朱德唆使工友殴打学生的，并策划工友逃跑，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朱德对此事表示极大的愤慨。

经他耐心地进行说服，摔倒的学生出来说出了事实的经过，在场的学生也都站出来作证，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保守派的谎言。

为此，朱德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一年社会实践，朱德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使他开阔了眼界，经受了锻炼。

这一年来，他受尽了代表封建势力的保守派的欺压和排挤，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但他不气馁，不灰心。

在黑暗与腐败的社会里，像他一样的穷苦出身的人，不仅做不了官，而且也做不成事。

这时，他才清楚地懂得了“教书不是一条生路”，萌发了抛弃他一直向往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决心走出养育他的大巴山，到外面去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突然间，传来了云南开办陆军讲武堂的消息。

朱德经过再三考虑，决心到云南去报考讲武堂。

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到云南去呢?我们在他的自传里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写道：“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

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重要的国防地带。”

当时，在外国列强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形势下，人们认为最危险的要算是我国东三省和云南了。

而东三省离四川太远了，他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报效国家。

在朱德要离开仪陇高等小学堂的前夕，他的恩师刘寿川与他彻夜长谈，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

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

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听从成都回来的人说，云南开办了讲武堂，正在招生。”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

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

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

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

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

刘寿川知道朱德家境贫寒，特赠给他几十块大洋作为路费，并再三叮嘱说：“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

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

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

你就放心地去吧!”

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他的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他饯行，并凑了一点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