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述了欧洲中心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近年来,少部分学者宣称西方兴起的标准理论——*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韦伯主义(Weberiani*)等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他们都认为,纯粹的西方是靠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的禀赋和特性创造了现在的成就,这种观点假定欧洲是基于一种刚性的内在逻辑自主地发展。因此,这种理论认为,近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被描述为西方的兴起和胜利。重要的是,欧洲中心论已经获得了新的生机,或者是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1998年戴维·兰德斯(D*id Landes)[ 当代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其《国富国穷》是当代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作品。——译者]的《国富国穷》的出版,该书显然是蹈循了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的《西方的胜利》一书。兰德斯的著作对近来一些反欧洲中心论的分析发起了猛烈的贬损和抨击,尽管这种分析是睿智和独到的,尤其值得阅读。兰德斯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有助于将*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韦伯主义之间旧的争论,转变为新的“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的争论。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正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所在。由于旧的争论可以说无需争辩,现在所有这些方法论似乎都只是关于同一欧洲中心主题的细小变异(见下部分内容)。本书加入了这种新的争论,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
然而,本书中使用的“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的框架过于简化,它本身就算不上一个论题。假如不能确定两种密切相关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那主要是因为——可以这么说——并不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欧洲中心论”范式。事实上,那种假设大多数学者都在努力捍卫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必胜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一些人赞同欧洲中心论(例如兰德斯和罗伯茨),但很多人并非如此。不过,我认为欧洲中心论融合了西方兴起论的所有主流观点,即使这种看法大多体现在个别学者身上(见以下内容)。因此,通过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诸多观点来阐述我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反驳欧洲中心论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即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一直是被动的旁观者,是牺牲品,或是西方权力的承受者,因而东方从世界发展史中被边缘化也是合理的。尽管本书在许多方面都与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名著《千年纪》不同,但我赞成其观点:
从世界历史意义上来说,边缘地区有时需要比中心地区更多的关注。本书的部分使命就在于恢复那些被遗忘的,包括那些常常被当作边缘而忽略的地区,作为低等的被边缘化的民族,以及那些被贬为小角色的诸多个体(的历史面貌)。
或者从更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就像杜波依斯(W.?E.?B. Du Bois)[ 美国著名民权领袖、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1868—1963),20世纪泛非运动著名领导人。——译者] 在其著作《世界历史中的非洲》前言中所述那样:
(人们)不断致力于通过从世界历史上忽略非洲的做法来使黑人奴隶合理化,所以今天几乎普遍认为,撇开黑人的历史也是真实的……因此,我试图在本书中提醒读者……非洲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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