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十户人家，那里就有一个市场……在适当的季节，人们用他们拥有的东西去交换他们所没有的，他们依据对方所表现出的迫切­性­或迟疑，做出判断来提高或降低价格，从而最终赚取少量的利润。这当然也是世界上一种通常的形式。

与欧洲中心论将中国政府描述成东方专制国家形成对比的是，埃里克·琼斯告诉我们：

政府放弃了其以劳役和实物税收方式分配和再分配土地的职能，而代之以货币税收。这种不­干­预的政策促进了私人土地市场的发育……国家既不能撤销那些它发现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经济交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使皇帝和官员们不能榨取各种交易收入。政府或“食俸者”都不能从所有的收益中课税……这样做将会摧毁人们提供这种交易品的动机。

王国斌（R. Bin Wong）[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著有《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等。——译者]也注意到，中国政府“认为低税收可以给人民带来兴旺，并且因为百姓的兴旺对于维持一个强大的政权至关重要，所以税率非常低。”实际上，由中央政府强制征收的税收负担是非常低的——可能占国民收入的6%左右。尽管欧洲中心论者把中国经济描述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本体系，但事实上宋朝的商业不仅高度发达，而且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商业部门。同样重要的是，对商人的征税也比农村生产者要低很多。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也非常有意义，很多报告都证实了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不受政府的约束。

宋朝高度商业化的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城市的崛起。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 [ 日本经济史学家，著有《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译者]指出，由于可得到的宋朝时期的数据资料很不均衡，所以对城市人口规模的估计十分困难。估计鄞县的城市人口约为13%，涉县是7%，丹徒县高达37%。即使如此，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因系估计差异很大）。

货币经济发展与其他的关键创新密切相关：印刷术和造纸业（它们的起源在第6和第8章述及）。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印刷的广泛使用，是中国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纸被巧妙地用于各种用途，特别是在盔甲（一种不生锈的坚固产品）、墙纸、服装、卫生纸、风筝、棉纸以及其他很多方面。对书籍的大量需求也刺激了中国的造纸业。在京都开封以及后来在杭州的太学院从事着大规模的出版印刷。不过，书的制作和销售并不局限于政府——它们也由私人经营。

农业或“绿­色­”革命

中国在公元6世纪时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第9章有更详细的论述）。正如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 当代英国学者，著有《中国的天才》一书。——译者]所指出的：

说中国处于今天美国、西欧的地位，而欧洲处于（今天）摩洛哥的地位一点也不夸张。18世纪前欧洲原始的、惨淡的农业，与公元前4世纪以后先进的中国农业是简直没有可比­性­的。

事实上，就连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宋朝时期中国农业的优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达到12世纪时中国的水平”。中国农民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享有更高的收益率。此外，中国的农业在接下来的7个多世纪里仍然让人敬佩（参见下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开始推行的著名的“青苗法”。政府激励农民投资农业，并以十分优惠的利息率提供贷款。“或许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农民们意识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好处，愿意去接受实验并提高其自身的能动­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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