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杨惠珊说：“在制作过程中只要听到一点极细的响声就会心跳，因为这是断裂的警报。琉璃都会断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她的使命，便是创造美好，守候断裂。永远的创造，永远的守候，没有休止。就像那件汉代琉璃断裂在她的手上那样，她的作品也会在后代手上断裂，那么，想必也会有人手捧美丽的断片摹然憬悟的吧！

垂钓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魁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之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摘鱼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老师

我是一九五七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词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个胜利年……”

没过多久，其它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当时全民都在炼钢。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但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

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是一位女老师，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长，却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这位老师在步态举止上的反动影子。正面相遇时，我们叫一声“老师好”，她立即回礼，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比其他老师回礼时看我们的时间要长。我们的目光立即躲开，心想这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长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外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报纸社论为主，英文以政治口号为主，而通过“课外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住他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中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多搜寻到一个，多一分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收藏。穆尼老师终生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为了备课，备好一节节的中学语文课；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二次罢了，而老师的遗言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长者

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

这个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抛，抓阄。丁抓到了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到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

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

“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

“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

“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才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

“你是说，连中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合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平生又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

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她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六只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我和李惠民住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西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只羊勉强分开。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小河沟。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让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难。”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

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

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沓毛边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我眼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

许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女儿！”

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

“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她问。

“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

“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

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

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分。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是一种什么缘分，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的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默默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

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

“谁？”

“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

“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让带书吗？”她又问。

“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分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直到二十年后，上海有剧作家在编剧之余突然构想起我的这段行踪，情节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担任了上海某写作组的组长，好像一个人在荒山中指挥着远处的斗争。我听到后总是大笑，说我的问题比他们想的严重得多。试想，我躲在国民党首脑的读书室里，与一个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蒋经国总不忘“先生”尊称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态已近似“落草”。写作组总有白纸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这段“落草”的经历又怎么能说得清？

但是，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上海有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

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

“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

“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

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分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分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陶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

那两辆翻了的车，也只是部分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的曲信光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

是的，连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的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魁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漩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伙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锋、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何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它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头一动，想吐露一点心中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陶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此文经王元化先生­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关于友情

严重的友情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你们年轻，奋斗吧，追求吧，去创造什么事业吧，但请记住，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如此说来，友情确实重要，但又怎么说得上“严重”呢？

严重的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一切的真伪。

如果，我们长期所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和罪，而是出于友情本身的悖论，我们将如何面对？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也有拼死不愿崩坍的，当周围的一切高度都被海水卷走后，它们还以孤峭的残柱挺立在汪洋之间，成为墨尔本海岸的一大景观。这些残柱宛若悲剧英雄的形态，旅游者们称它们为“十二门徒”，远远看去确实很像，长风残照下一个个独立在大海中，宣告着门徒们对师道的忠诚，对友情的挚守，宣告着一切崩坍总有例外，实在让人感动。但这些门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个夜晚在激浪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冲走一个，再冲走一个。在它们近旁，已有很多逐一被冲走的先例。我看着这些残柱，心想人世间最具有造型意义的友情佳话，会不会也只是一种苍茫大海间临时的孤傲？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平淡，不一定能遇到友情全方位崩坍的机遇，因此完全无法验证立足的友情地基是否坚实。不知道它有岩脉连着地壳，还是仅仅泥垒沙积？有时也想，既然没有海浪，那么不坚实的友情地基也就不存在危险，何苦对它过于挑剔？但立即否定了这种宽容，因为这块自己多年选择的友情地基，正是自身­精­神的寄托所在，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不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警惕了。友情的话题虽然处处可以听到，但它的实质­性­含义却让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视，不敢细谈。相识的人们聚会，最轻松的说法是“叙叙友情”，其实到时候谁也不会真的叙什么友情，大多也就是回忆一下过去，胡聊一些家常罢了，友情如此艰深，哪能随便叙得了的？

友情的某些真相，即便随口谈起，也会把善良人吓一跳。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这样记述柔石：“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这位柔石，是一位不怕死的人，他对自己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并无惊疑，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这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叛卖友情比牺牲生命更不可想象。我想，只要他们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类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可进入“君子”的范畴。倒过来，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小事一桩，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糟践朋友，我真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远难于修复了。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为此，我在前两年读到一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论述时眼睛一亮，他论及中国现代一位重要政治家，说再过多少年，这位政治家至今无法被人们原谅的严重错误也许会被历史学家们原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原谅他的，可能只有一点：作为男人，他对不起很多朋友。

不必到今后，这话今天来说也已经有广泛感应。这位气吞山河的政治家居然没有想过，再惊人的功业也不足以成为当众背弃一位老友的理由，除非这位老友实在不堪到了非被背弃不可的地步。他伟大到已经不在乎友情，但显而易见，他错了。

他身边，一位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的政治家却受到人们更多的怀念，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位政治家有时比较把友情当一回事。怀念他的人并不认识他，但友情是人世间最敏感的部位，再远的事情一旦与友情相连，即能触及万众痛痒。千年前的一次小小的卖友举动，如果留下了文字记录，也会引起千年后的痛苦和愤怒，更不要说当代人了。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记得八九年前我写过一篇《上海人》的文章，分析了上海人的生态和心态特征，一时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也有不少外地读者来信，说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上海人对友情的奇怪态度。其中有一位说，据他观察，上海人是最喜欢哄聚在一起又最不讲友情的一群；还有一位读者说，上海人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上海人不懂朋友的深义，因此没有真正的朋友。对这些读者来信我没有理会，因为我的朋友虽然各地都有，但较多的还是上海人，我一时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体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才恍然大悟。在友情上发生的事件，是很难说得清又很不愿意说的，因此我直到今天没有对此事发表片言只语的声辩，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上海人某一阶层的群体心理素质产生了另一种评价。

所不同的只是，我突然理解了许多在友情问题上欲哭无泪的诉苦者，而在以前，我总是劝他们别误会，别过激，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

“您简直无法相信，当我专程到北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追查谣言的根源，结果是，全部谣言出自每星期与我见面吃饭的三个朋友！”

我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另一位诉说者又来了：“他到处说，长期以来，他每星期要与我通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次只是为了真理，不能不揭露我的所谓历史问题……”

我又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又有一位在说：“他被撤职后，景况凄凉，我出于朋友之谊，用自己的钱，还掉了他在单位的欠款，当时他几次要向我下跪，都被我拉住。才几天，知道是他在伤害我，我几乎不信……”

我还是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我最不理解的不是那些诬陷我的人，而是我遭诬陷后那些老朋友们的态度，他们明知全是诬陷，只要出来说一句话，对我是巨大的帮助，对他们又毫无损害，但一连好几个月，他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当事情过去之后，他们又都冒出来了，对吗？”我问。

“正是，冒出得既及时又整齐。”他说。

我只能又一次，凄然一笑，轻轻点头。……

有一批优秀的律师是我这方面的老师。他们经常向我讲述手上正在承办的各种案子，这些案子，在法律上都能明白裁决，但在友情上留下的谜团却显得越来越怪异，连这些智慧的律师也只能徒叹奈何。

律师们告诉我，很多被告和原告都是朋友，而且一度还称得上是生死莫逆、荣辱与共的朋友，当原告不得不要对老友起诉的时候，图的往往不是法律上的输赢而是友情上的是非，但友情上的是非怎能靠法庭来裁决？

律师们还告诉我，也有一些原告，在法律上是胜者，在友情上却是豺狼。例如已有不止一位原告利用友情，先在几位合作的朋友间骗得单独的名义，然后再利用法律，置合作者于非法地位。

律师们说，这些案子使我们痛苦，因为法律常常无法保护君子而惩罚小人，尤其在君子重情而轻法、小人玩情而懂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我们律师也是人，常常在官司过后，成了我们的失败了的对手的朋友。

律师们的这些话，我有能力感应，这都应感谢几年前的那次友情事件。现在回想，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仍然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地朋友来朋友去，人生中会加添着多少虚假和脆弱。经过几度洗刷，我结实了。

乍一看，我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友情的­阴­暗面，其实并不。我曾在­阴­暗面中困惑过，痛苦过，但后来终于明白，友情的来去是一个探测仪，告知你与原先进入的那个层面的真实关系。如果在一个领域，一群朋友突然没有理由地冷眼相对，栽赃构陷，那就意味着你可以离开了。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临时给你的笑脸只是索取和探询，等探询明白，彼此无法调和，你的存在只能给这个村寨带来不安宁，而你住在这个村寨中也非常不安全，那就应该上路。昨日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黄昏的牛粪火中，繁星在天，眼前隐约有一条出山的路。不必告别，不要留话，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快步离开要紧。

高山流水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它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缥缈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注视了整整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好像死者与挽联撰写者是当代知音，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但我们对此又不能生气，如果死者另有知音名单，为什么不在临死前郑重留下呢？可见对大多数人来说，直到生命结束都说不清楚明确的友情序列，任何人都可以来临时扮演一下。几十年的生命都在寻找友情，难道一个也找不到？找到了，而且很多，但一个个到头来都对不上口径，全部是错位了的友情。

无所求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太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友情？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这话很漂亮，但我们应该注意此间有一处致命的模糊：一般一讲事业似乎总与理想、奋斗连在一起，其实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哪有这般庄严？习惯于庄严的长辈们喜欢用大词，他们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什么“舞蹈事业”、“煤炭事业”、“财会事业”，都算事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依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防范破碎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团伙式交往虽然没有这么严重，却也具备某些特征。今天决定合力炒作这件事，明天决定联手灭掉哪个人，看似叱咤风云，实际上互相裹卷而已，说不上是谁的独立意志，因此也不存在多少真实的友情成分。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吗？“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使我们那么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上，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太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邪恶的侵入。邪恶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这种情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交错了朋友。不是错在一次两次的失约、失信上，而是错在人之为人的本质上。本质相反而又成了朋友，那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结束这种本来就不应建立的友谊，要么渐渐改变自己的本质。可惜的是，很多善良的人选择的是后者。我曾调查过数量不小的犯罪记录，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犯罪，都是从交错朋友开始的。他们在铁窗里的忏悔，更多的不是属于刑事，而是属于友情方面。其实，这样的忏悔又岂止在大墙之内？

邪恶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很难躲避得开。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第一特征是毫无戒心，一见倾心，不再遗忘；第二特征是彼此可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那种杂乱的组接系统成了一种隐­性­嗜好，不见得有多少实利目的却能在关键时刻左右行止。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一泻千里？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间肯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容忍了邪恶。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邪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牴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心理陷阱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住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那么，就让我试试看，说说遭致高贵灵魂之间友情破碎的两个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

先说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出太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义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再说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学会珍惜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实利­性­的义务，加添了太多计谋­性­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清晰。

怎样清晰呢？我的看法大致如下——

一，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

二，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因此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友情：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兔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

三，宽泛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全部履历的光明面。它的宽度与人生的喜乐程度成正比。但不管多宽，都要警惕邪恶，防范虚伪，反对背叛；

四，严格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寻找的­精­神小村落，寻找途中没有任何实利­性­的路标。在没有寻找到的时候只能继续寻找，而不能随脚停驻。因此我们不宜轻言“知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安于宽泛意义上的友情，反而彼此比较自在；

五，一旦获得严格意义的友情，应该以生命来濡养。但不能因珍贵而密藏于排他的­阴­影处，而应该敞晾于博爱的阳光下，以防心理暗箱作祟。

就写这几条吧，文章也可以结束了，但笔底似乎还有一些意绪没有吐尽。是什么呢？

想来想去，还是寻找的困难。密密层层的“朋友”，组合成友情的沙漠，不要说严格意义上的，就连宽泛意义上的友情，要想真实而纯净，找起来又谈何容易。然而，你在如饥似渴寻找的对象，很可能正与你擦肩而过，你没有在意，或无法辨认。也许过了很久才会摹然憬悟，但一切都晚了。

我们的­精­神小村落，究竟在哪里？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然后对视良久，终于紧紧拥抱的蚂蚁？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

有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

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关于名誉

好人自杀

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好人自杀。

好人自杀，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国际的作家、艺术家也走这条路，是出于对生命的特殊感悟，虽然高贵却毕竟罕见，不宜作为普遍现象来讨论。我感兴趣的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普通好人的自杀原因。

只要稍稍闭眼一想，有一个原因就会立即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毫无争议地占据主要地位，那就是：为了名誉。

为了名誉，这么多善良无辜的躯体居然愿意撕裂自己、殒灭自己，结束自己的存在状态，细细想来，实在让人震颤。有时在电视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动物在海滩边上或密林深处自杀，已经使我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何况我们说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杀的一定是邪恶，但好人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要去怕邪恶？可见还有一种比邪恶更为恐怖的力量横亘其间。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杀留下的遗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们未成年时从书上读到这个遗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对一些闲言碎语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声抗辩，不就结了？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知道，人世间有一种东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缩消长，你如去对抗，则往往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样强大而恒久，几乎能够决定你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那就是所谓名誉。对于闲言碎语，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视，但对它，阮玲玉只能瑟瑟发抖。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誉可畏。人言是纯粹的客体，名誉却可以笼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说名誉可畏，就会分不清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它成了一种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在阮玲玉自杀四十余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家乡的一位女青年在边疆农场受到严重毁谤，而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反毁谤机制，丧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击训练中把枪口指向了毁谤者。她成了杀人犯而理所当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举动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杀。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后，她在狱中收到了难以计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时人们刚从“文革”浩劫的­阴­影里走出，对于人身毁谤、名誉侵害，有普遍的切肤之痛。无论是她还是同情者，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远眺或俯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近距离的刺痛往往不适合文学情怀，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你看，就在我写前面几段文字的时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颗高贵的灵魂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而殒灭了，那是日本继黑泽明之后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斗士，他与妻子­宮­本信子拍摄的电影强烈地抨击时弊，揭露黑社会，并号召人们与之斗争，因此引起黑社会各暴力团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胁恐吓、袭击­骚­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屈服。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样遇到了以追踪偷摄为业的“狗仔队”，一家杂志刊登了他与一位年轻女职员一起走路和交谈的照片，并借此说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伊丹原定就此发表声明，不知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自杀，他在遗书上写道：“新闻界各位，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除此别无他法。请诸位今后多多关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亲和演员。”在放着这份遗书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仍显示着宫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爱妻的照片写遗书的。

为什么面对暴力团伙能够如此坚强的硬汉子，会在捕风捉影的照片和谣传前消灭自己？因为暴力袭击不仅无法损害他的名誉反而会使他大大增光，而那个看来十分无稽的谣传却是一切仇恨他和热爱他的人都会密切关注的，在这种关注中，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职员，都不具备让人信服的辟谣身份，不管怎么说都尴尬，而除了他们三人，又有谁能说话？按照我以一个男人立场的猜测，伊丹自杀未必全然为了自己单方面的名誉，他太爱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个被人指点、嘲笑而有口难辩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个名誉的救生圈抛给她。

那家杂志在伊丹死后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只好发表声明，一是对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称本杂志没有违反新闻法。是的，这未必构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动了社会神经网络中有关名誉的按钮，其恶果远远超过了那些暴力团伙。在名誉问题上，越高贵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伤害他们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毕竟是一种极端形态。在尚未抵达这条边界线之前，天地间又有多少人为了名誉在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徘徊海滨、饮泣山角，或者血脉贲张、怒火填膺、亲族支离、老友反目？

名誉，婷婷袅袅地飘浮在世间上空的名誉二字，给人类带来过多少心灵的重压！

双刃剑

针对名誉的重压，有些放达潇洒之士提出了一张消散的方剂，曰：“名誉值几个钱？你为别人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把名誉扔开，什么也不要在乎！”

这种声音，带着一种可爱的悍气和赖气，对于即将寻短见的人无异是一声重喝，容易使他们摹然止步，霍然惊醒；对于那些满脑子愁云惨雾的人也会有快速的疗效，使他们突然轻松起来。但是如果细细品咂，又觉得不是味道，其间疑惑甚多。

突然轻松起来了的人们走向何方？他们也许会立即联想到一部电视剧中某个角­色­的台词：“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视名誉当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弃社会名誉来换取自身轻松，就难免会进入一种“失重”状态，飘到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誉，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码的­精­神前提，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跌跌撞撞。置身于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就像在黑夜里误入中世纪一个破残的乞丐城堡，哪一级石阶都踩不着实，哪一个转弯都鬼影幢幢，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其实，人类最初需要名誉，正是为了摆脱黑暗和无序。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起到协调关系、统一观念、整顿秩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权利，一种在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之外的­精­神权利，而且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也要借助于它。

这种­精­神权利，由民众执掌；其执行方式，只是对荣耀感或耻辱感的激发而已，别无其它手段。但它的强度，有时超乎想象。去年在台湾，经常在电视里看到黑社会各级帮派头目向警方登记的报道。其中有些老人已与帮派脱离多年，即便不登记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满脸无奈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实在受不了周围人群对自己的鄙夷，仅仅对自己倒也罢了，但连儿子、孙子的名誉也受到污染，因此宁肯拼着老脸在电视上清洗一次。

然而必须看到，名誉的裁断一旦产生，便是一把寒光逼人的双刃剑，正面功能和负面功能同淬一身。

好的一面，它使无数丑类恶行聚焦示众，使不同的道德等级各自归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四方濡养，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怀疑的目光；但是，这种威力的发挥却严重地缺少查访核实机制，只靠口口相传来完成，因此必然夹杂着大量的夸张、错位和颠倒。这种情况常常使好人惊心、君子皱眉、坏人暗喜、小人活跃。

我不相信人类到哪一天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麻烦。这是名誉的灰­色­传播本质决定的，再激愤也没有用。能够看到这一点，心也就宽了。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终于领悟，在这个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名誉，而在于要哪种名誉。

名誉的等级

在名誉问题上我们最容易进入的误区是超敏感度的全方位把守。

好些年前我在学校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处理过学生宿舍的打架事件和教师之间的积年陈怨，有机会冷静地观察了这类矛盾的爆发和延续过程。总的说来，无论学生还是教师之间的恶­性­冲突，起因都很小，小到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都觉得有涉名誉，一下子怒不可遏，过后还越想越气，无法罢休。然而有趣的是，把学生宿舍的冲突说给教师听，教师淡然一笑，觉得那是孩子们的无聊游戏；把教师间陈年烂芝麻的争斗说给学生们听，学生更是不屑，觉得那是迂腐老人在无事生非。他们作为旁观者都非常清醒，作为当局者却完全迷失，这种近乎荒诞的强烈对比说明，人们在名誉的争夺中最容易降低自己的生命方位，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很低的方位上争夺名誉，其实是在争夺不名誉。记得在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少人喜欢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竟然有那么多出身成分已经很“革命”了的人还要一个劲地硬说自己的父母亲是乞丐，而且几乎都被地主的狗咬过。但奇怪的是，如果他们的父母亲突然来到同事们面前，他们又会觉得太土气、太寒酸而百般掩饰，把父母亲说成是“乡下亲戚”。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很矛盾的名誉，实际上都因为等级大低而成了不名誉。

我们一生都在不同的名誉等级里打转，要始终清晰地分辨出它们的轻重主次还真不容易。

据我视野所及，古今中外公认不名誉的行为大致有以下四项——

一，违背全人类的生存原则，伤害无辜，欺凌众生，参与黑帮，投靠法西斯，协助侵略者，成了汉­奸­或其他什么­奸­；

二，触犯普通刑法，如偷盗、诈骗、贪污之类；

三，出卖朋友、背叛友情、忘恩负义——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发生，因此也最具有广泛敏感度的不名誉行为；

四，因嫉贤妒能而造谣诽谤、制造事端。

世上的坏事多得很，但有些坏事，哪怕是带有拳脚气的坏事，名誉上的损耗并不大，而只要牵涉到以上四项，名誉的裂缝就难于弥补了。此间差别，关及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些微妙颤动，深可玩味。

同样，若要找出不受时空限制的名誉原则，大致也只有以下四项而已——

一，对人类的由衷慈爱——有了这一项，人们可以原谅当事人的其他缺点；

二，在一时不被人们理解而遭受攻击的时候，继续为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

三，面对世间邪恶，敢于抗争；

四，勇于维护群体的体面和尊严。

其他名誉，大多由这几项派生出来，如果全然无关，就不必过于在意了。

我知道作这种一二三四的罗列在散文写作中十分犯忌，但不这样又难以说明，在名誉上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并不太多。

举例李清照

从名誉罗网中挣身而出的过程，很可能贯穿人的一生。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全然挣脱，其中包括一些极其杰出的人物。这实在是有关生命本质的一系列悲剧故事。

我深知只有具体地体验了这种故事才能真正领悟有关名誉的种种涵义，因此必须选一个这样的人来举例，选来选去选中了李清照——一个清纯绝俗到似乎不应该有名誉问题的人。女诗人风华绝代又与世无争，成天独个儿伫立于西风黄花之中，又不招谁惹谁，会遇到一些什么名誉问题呢？正是这种疑问，触及了人生与名誉之间的险恶玄秘。

那末，就说她吧。

李清照是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开始目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的。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她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祐党人”有牵连，罢职远徙。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有另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而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诗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

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名誉的，但实际上他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仅仅三天，家产被查封，亲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层­阴­影，人们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而百口莫辩。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涩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俩在青州十余年的购书、猜句、罚茶的风雅生活，正是在暂离升沉荣辱漩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驱赶，非把你从安宁自足的景况中驱赶出来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遇到的名誉问题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关及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事情的起因发生于赵明诚重病期间，曾有一位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给这位病榻上的文物鉴赏家看过，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传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但她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器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是希望有机会把这些古董全部献给朝廷。她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来延愈加萎弱，我却愿意把全部古董献给宋廷，这是一切稍有势利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这实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来的表白方式，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遗藏来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从海路追踪。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疏通和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那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于是，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很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在自己著作里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可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不顾一切地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张汝舟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但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她在九天后出狱。出狱后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都讳避了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名誉就怎么也表述不清吧？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剧的读者，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这是一种虚假吗？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虽然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因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其实，可以让人们作类似体验的典型还有很多，例如拿欧洲的小说家笛福、思想家伏尔泰、戏剧家维迦的坎坷经历来解析名誉问题也会很深刻，但我最终还是选中了李清照，因为她是中国人，又是弱女子，当然，更因为她是中国古代第一女诗人。

什么最珍贵

李清照的遭遇说明，我们一生最花力气维护并始终为之奋斗、为之苦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靠谁来挖掘和鉴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评论者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对那些与人为善、公正贤达的评论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为例，尽管自宋以来有那么多评论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毁谤，却也总有一些人为她辩诬，这些人学问高，声望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士秅、俞正燮、李慈铭等大学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毁损李清照的名誉造的谣。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获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为她作这种辩护，将作何想。名誉好像是挽回了，但这是真的名誉吗？

因此，一切受到名誉侵扰的人应该明白，现在你在苦恼的事情，绝大多数无足轻重。这一点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连那么多极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没有看破。但是，不看破毕竟是在犯傻，时间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抗拒，珍贵的生命怎能流失在无谓的自惊自吓之中。

那么，要不要动一点脑筋，来预见一下今后的名誉坐标呢？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必要。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在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话：

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

这话好像说得太硬了一点，但世间很多罪恶都从追求本来并不拥有的名誉开始，倒是确实的。

有时也需要追求。那就是在被诬陷和起哄闹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应快速脱离简单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高度。这种追求放弃了反击、声辩和恢复名誉的权利，因此看起来不像追求，而实际上却在默默追求那种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既然是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去追求呢？为的是让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损耗，尽早获得安顿。因此，损害别人名誉的人常常在发出一片喧嚣后找不到预期中的回应，是对方害怕了吗？可能­性­很小。喧嚣者们此时应该慌张地憬悟一点什么，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誉背后，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名誉。他们或许也想对这种背后的名誉做点什么，没想到刚刚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个无法喧嚣的领地。

荒芜的高处

最后，想顺便谈谈已经取得名誉的人的心态问题。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对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画脚的对象？其实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应该存在委屈心理。

并不是说，名人应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处处赔笑地过日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可能对事业有重大创造、对社会有像样贡献，而没有创造和贡献，何以还算作名人？因此，名人们总是进退维谷。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Chu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坚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去关注这种声音。不想在喝彩中的获益，就不必为叫骂去支付。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泰戈尔说：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遍身之地。”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高峰对大地而言是一种景观，对自己而言却是一种牺牲。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你看连银髯飘飘的泰戈尔都有点懊悔了。

关于谣言

好几位读我专栏的朋友问，下一篇写什么，我说关于语言，他们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绝。由此我产生警惕：人们受谣言的伤害太严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谣言的诸般罪恶，也只不过在愤恨中加添愤恨，恐惧中加添恐惧罢了，怒火熊熊，­阴­气森森，何苦来着？按照我往常写作的习惯，还总会引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例证，但一部中国历史，受谣言播弄的影响过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们编集的《古史龟鉴系列》，《谄谀》、《赃贿》、《谗诬》、《诓诈》各一大册，其中除《赃贿》外，别的三册都与谣言紧密相关，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现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剧的产生，都与“谎报军情”有关，而“谎报军情”也就是造谣。显而易见，即便试图略作揭露和控诉，这篇文章就永远也写不完。

那么，只好把书盖住，闭眼梳理自己的感觉。

设定几个叙述台阶，力求平静。

从焦灼到平静

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诸子那里，原来两千多年前这些麻袍飘飘的智者已经在为谣言大费脑筋了。一代代下来，谣言研究渐次被纳人人­性­论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一旦纳入，这些领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体验的­精­神暗窖而顿显丰盈。

研究的目光必须扫及世俗情绪之外的领域。世俗情绪总是憎恶谣言的，研究者说，且慢，先看看大范围里的谣言。即便把谣言贬缩为谎言，在谎言中再缩小到故意的说谎，也不全是邪恶的。

细想起来确实如此。艺术虚构也是一种故意的谎言，一位古代欧洲学者甚至说，戏剧就是把谎说圆了的艺术，观众乐于受骗。一位近代学者补充道，那是一种不具有现实伤害­性­的谎言，但也有人反驳，完全没有现实伤害­性­何来社会批判力？

军事上的谎言世所公认，“兵不厌诈”。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探测那些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伤残或遭灭顶之灾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终结果仍与人间道义有关。连那位认为世间没有谣言便毫无生趣的相场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谣言的主要结果是使许多人做了坏事，它久而久之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消灭世间犯罪，却总要发现犯罪、控制犯罪、审判犯罪、惩处犯罪。

那么，下面所说的谣言，就是进入我们包围圈的那一种了，不妨简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恶­性­谣。

造谣的人们

谣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谣和传谣两段。我们先说造谣。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一种。

在这种造谣机制的起点上，常常有以下几种人物。

一，怒气冲冲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脸­色­很正，声调很高，初一看是一个血气方刚、义正词严的社会批判家，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能与造谣连在一起，更何况他们对谣言的批判也同样猛烈，但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造谣者。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挟带着自以为正确的强硬社会观念，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宣讲，因此在造谣活动中发挥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实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听到一家企业的前任领导在大声地批判现任领导班子的劣迹：“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但有人当官不到半年就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三个人的孩子在考美国人的托福，请问，他们到底要托谁的福？”

发言者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恩怨我们暂且搁置不论，至少据我事后了解，他所说的“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实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实的，几句话中两处造了谣。但这种造谣被裹卷在一种浩荡的批判声势中，让人不易觉察，最多只觉得用词过于激烈。会有人看出他是极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谣者。

再举一个例子。

我在做教师的时候，一直听到学生风气败坏，居然在集体宿舍中同居，为此学校曾严加处分，大家都赞成。后来我担任了这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又要讨论新的处分决定了，想到最后在这份决定上签字的应该是我，便留心多问了一句：“对这事，有敢于承担责任的证人吗？”

当即有两位­干­部说，他们去检查宿舍，就看见这两个学生大白天躺在一个被窝里。

我一听就忿然，因为我们的每一间学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这怎么可以容忍？但毕竟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说：“在座诸位都是结过婚的，因此请原谅我要问得细致一点……”

层层盘问的结果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学生宿舍没有留给客人坐的凳子，这个男生的女友来了，便双双靠墙坐在床上谈话，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个被窝”，却是一个衣冠楚楚、靠墙而坐的被窝。

从这件事联想到，常常把老先生们气得胡子发抖的所谓“世风日下”，其间至少一部分只是谣传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说那两个见证的­干­部在故意造谣，他们本来就认为男女学生谈恋爱已经不对，拥被而坐当然更应该阻止。可惜这一切被一种燃遍处处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温处理，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具有明显伤害­性­的谣言。差一点，我在那份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好险！

问题是这种险情处处都有。大凡一种偏执的社会观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强度的敏感寻找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为造谣留出了地位。有时，社会观念变了，但有些人的“淬火”习惯没有变，即便在纠正以前错误时也用夸张的手法，听到风就是雨，永远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围有大量的“反动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来，又总有人喜欢揭露自己周围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网分子”，大多是不问年龄、不问证据、不间当年的清查结论和基本政治常识，一味怒气满面、义愤填膺。为此我曾给自己一个学生的单位领导写过信，说清算一算吧，谣传说他当造反派头头那年，他才十三岁；我也曾专程到北方，为我的一位同学解过围，说我以一个现任学校领导的身份郑重证明，这位剧作家没有像谣传中说的那样在“文革”中打过人。后来，这方面的谣传一度又绕到我自己身上。这种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却谁也不承认是恶意，有时甚至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为民除害，刚正不阿，在我们中国特别有空间。

二，躲躲闪闪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与前一种相反，毫无跋扈之气，常露温煦之­色­，从不锐利攻陷，也不轻易论断。他们心中，至多只起一点不平衡的温怒，或一点朦朦胧胧的欲望，但一经盘算，如果展现这种愠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们只不过在需要时略作引导罢了。说他们­阴­险，他们又不作什么坏事，但低调的生态却使他们成了舆论中举重若轻的灰­色­支点。

还是举例。

优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过一次不小的困扰，他的两篇重要论文被谣传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产品”，结果在科研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中一再受到质疑。但直到两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郑重发表而自动辟谣，还是闹不清当初谣言的起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经有一位同事在某个场合说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这位同事在感叹学外语的重要­性­，责怪自己学迟了。他说，原先读周先生的论文还半懂不懂，学了日文读了日本学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这种感觉真是愉快。

当时在场的人就问：周先生论文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一样？这位同事宽厚地说：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搞学术研究哪能天天标新立异？然后不断赞叹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没有仔细调查，无法肯定这番谈话便是周先生两年困扰的直接起因，但仅仅这几句话，已经大致具备了构建一个谣言的基本条件。只不过如要追究，他的话句句稳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到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厂长，最近你没有批评过王处长吧？”

厂长想了想，摇头否认。

“我说呢，王处长是厂长一手提拔的，怎么会说这种话？这么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负义。一定有人嫉妒，用谣言挑拨你们的关系。既然是谣言，我也不传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堂堂一个厂长当然不便问谣言是怎么说的。他更难以明白，刚才听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谣言。这个语言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谣言连辟谣也无从辟起，那就成了一种最柔韧的隐­性­谣言，很难不听，又很难摆脱得了。

请再看两段。

“现在文化界都在盛传，您老写的那个剧本，被导演改得剩不下几句了。我想您老的写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这位导演也不会如此大胆吧？”

“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赖。

四，唯唯诺诺的造谣者。

这样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说什么话，不多说话怎么也成为造谣者？我想只要喜欢看相声的观众立即就能领悟。

第一种情况是知情者。造谣的人在边上滔滔不绝，他明知实情却巍然不动。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间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谣言得以成立。这还不算最糟的，我们甚至还能见到这些人微微点头、声声叹息。记得在某次政治灾难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谣言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种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身。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谣身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操­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子打成了企图暴动的反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交加之下始终矢口否认，虽然头破血流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出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见证人，并没有政治压力加身。他们的沉默和点头，一半由于对造谣者不愿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对被害者或许也心存芥蒂，当然还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么也没说，可以不负责任。事实上，他们也以特殊方式参加了造谣。

第二种情况是不知情者。他们的责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经验证的谣言前频频点头、声声叹息，也为谣言的出笼调适了气温。一句假话未必能成为谣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乱飞，正需要这种气温。造谣者和听谣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毫无障碍的，“单口无凭”的疑惑时时会在听谣者心中产生，在这种时候，对谣言进行唯唯诺诺的附和，便成了其他听谣者拆除障碍和疑惑的重要推动力。

这样的情景往往出现在某个热闹的饭局之中，一人造谣，两人点头，三人发挥，四人调笑，一个谣言不仅加速完满而且全然可信，这种可信其实也就是互信，连最初的那个造谣者也会庆幸自己的胡言乱语居然侥幸命中。这样的“多口谣言”当然要比“单口谣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与原创者毫无区别，谣言是他们的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对艺术弊多利少，对谣言却威力无穷。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一段话：

有时撒谎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声调的高低，或者是在说话时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这些都比直截了当地撒谎坏得多，恶得多。

他看出来了，造谣的水平不能以语言的多寡来衡量。唯唯诺诺是一种软­性­态度，但这种软­性­能使谣言变得强硬。

以上四种造谣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交叉重叠、彼此融合。我把他们全都划拨在恶意不明显的一类中，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相信自己的谣言，都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

这就牵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内心希望事情应该这样，当这种希望的强度渐渐加大，构成心理暗示，那就不仅可以随口吐出，而且连自己也渐渐相信了。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同样的道理，一个一生充满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忆起往事来也总是夹带着大量不确实的成分，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静的暮年重新塑造历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谣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无视他们的道义缺损，但我们从前确实太看重谣言在道义上的原因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文化界曾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师的回忆录的真伪问题讨论很久，我在初读该书时就觉得有点疑惑，心想我们这些人年岁还不算太大，但要写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时的对话已不大可能，这部回忆录怎么像写小说一样，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对话和生活细节一一写出，而且各种人的对话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种语气？后来有一些学者分析说，此书的真实­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为此，很多文章已笔代怒气。

但是，我心中又产生了第二个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着格子板才能勉强写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这份假­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所回忆的文化大师遗泽处处，众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难免暴露？当我与一位前去专访过的记者长谈后作出了一种猜测：作者在长期的孤独中可能在进行着某种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臆想，待到双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渐渐强悍，他可能已经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实之间的差别。这种情景，我经常在那些曾经有上佳的记忆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具体、更完整，他们每天都在加添，却很难说有造谣的故意。

经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们一般内心孤傲，很难与外界真正沟通却又对外界十分敏感，习惯于猜度和演义，一有触因就超常发挥，在兴奋或气愤中输出臆想。因此，这里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都很正常。

有些职业也会加剧这种症状，例如戏剧编剧的职业就是如此。小说家虽然也虚构，但戏剧编剧需要构想全部情境的具体实现，缺少小说家所把持的自身间离。结果，时间一长，年纪一大，便越来越习惯于用戏剧­性­的夸张来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个个人物，越来越喜欢用戏剧­性­的冲突来描绘自己身边并不严重的对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个个不愉快的事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提醒受害者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职业，予以原谅。这些编剧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实生活中进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谣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组合体。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两方面分开来看，不要一味寻找恶人而看不到病毒。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轻重而已。说到底，我们与谣言的对峙，也就是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对峙。

群鸦蔽天

不管怎么说，谣言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们的观察点，需要从制造业转到传销业上来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也看见过这样一些人，喜欢说假话却总也传不出去，刚作第一度传播就弹了回来给自己享用，好不丧气。是不是他们智商太低，编造能力太差？也不。历来很多­精­细而聪明的编造怎么也传不出去，而那些破绽百出的胡言乱语却轰传一时，而且轰传者中不乏聪明人，这是为什么？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轰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

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从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先生的话来补充：“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些谣言能契合人们的等待，使他们趋之若鹜呢？

我想了一想，觉得主要有三个特点：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下分述之。

似显似隐。

这是谣言对人们的第一诱惑。所谓显，是指大家为之瞩目因此也显得比较重要的物象，但它竟然还有那么多隐晦、暧昧的部位，这不能不刺激人们的探询欲望。例如，一位颇有声誉的官员可能产生婚变；一部大家都喜爱的作品可能会遇到著作权的麻烦；一个公认的漂亮姑娘也许发生了丑闻；一项造福于大众的科研项目说不定是一个骗局……这样的谣言只要一露头，就会烈火­干­柴，立即烟雾腾腾。

这是由显到隐的吸引力。反过来，也可以由隐到显，一个妓汝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一颗纽扣连接着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世；一座荒村古庙的地窖里，埋藏着一个已逝政权的大半财富……这样的消息刚刚传出，很多人的判断机制立即就瘫痪了。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

r=i×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所针对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暧昧­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当然此间所说的重要是相对的，如前所说，即便一个公司里哪个女职员长得漂亮一点，她在那里也就具有了重要­性­。含糊也相对，可以是国际谍情，也可以是秋波一闪。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无不带有隐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似爱似恨。

对于重要而含糊的谣传对象，传播者的心情非常复杂。带着纯粹的仇恨所展开的谣传也是有的，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批判方式，与一般的谣传有所不同。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似假似真。

容易传播的谣言还需要一种似假似真的品相。假的部分，为含糊和暧昧留出了余地，为情绪投入让出了空间；真的部分，为求真的欲望找到了许诺，为进一步传递提供了拐杖。显而易见，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真的部分。

谣言中的真，既可以是本质­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具有本质真实的谣言，即便表现形态再怪诞，历史也不会对它们投之以鄙夷。如果水平较高，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近乎于文艺创作，只不过文艺创作是坦示自身的假定结构的，取得了人类早已签署的契约，而作为民间谣言则毫无规范可言，有时也会产生诸多的负面效果。至于技术­性­的真实则正好相反，倒往往是为了掩盖本质上的虚假面层层加添上去的包装。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掺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说是半真半假，实际上成分的相差可以十分悬殊。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这事是他家的隔壁邻居亲耳听到告诉我表妹的”：“李总这样的人物总算有头脑的吧，他也说这事可信”……诸如此类，缥缥缈缈的一点旁证，比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容易让人点头。

——就这样，谣言的翅膀在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中舞动起来了，刹那间已经群鸦蔽天。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造谣者和传谣者过些天重新听到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往往使他们误会成从另一条渠道过来的援军。这真叫做人多力量大，每一个人的奉献使谣言快速地变了形。对此，马丁·路德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谣言就像雪球，滚的时间越长就越大。”

对于这个比喻，我想了很久。

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出路何在

写到这里，未免长叹一声。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人­性­使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说谎和传谣，而且一生又必然受到无数谣言的伤害，对此我们难道只能徒叹奈何了？

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法则：“何以息谤？曰无辩。”面对气势汹汹的谣言，不争辩，不理会，时间一长，它也就息止了。

这个法则确实灵验，因为一般的谣言具有时效­性­，如果你并未重要到横贯历史，那么人们对与你有关的谣言的兴趣也迟早会消退。如去争辩，反而会调动起谣言的反攻机制，拖延它的消退期限。而且你是一个人，谣言的传播者则是一大帮，真的争辩起来胜负难卜。只有当事情过去之后，你就有可能用别的多种方式辟谣了，人心软弱，大家也会像当初轻易相信谣言一样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相信。

但是，这一切只是在说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是以沉默的方式自保，谣言的雪球还会四处乱滚，谣传的群鸦还会遮天盖日。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居然悠然不语，岂能心安理得？

由此，我们必须领受比沉默法则更高的法则。

我试过。对于针对自己的谣言，我们缺少辩驳的说服力，但对于针对别人的谣言，这种说服力并没有丧失。所谓别人，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熟识的人。朋友受诬而不挺身而出，自然是天理不容；如果是并非朋友的他人受诬，你有反证的能力而袖手旁观，那就为混乱的世界加添了混乱，如上文所说，你也成了造谣的参与者；即便是针对敌人的谣言，也不应该随意放行，更不要以谣言来报复谣言。我曾目睹过一起冤案的控诉现场，一个受害者在声泪俱下的叙述中不小心加入了不确实的成分，另一个更大的受害者当即反对，说：“我们已知道谎言的罪恶，再也不要向它求援！”

乍一看，说几句真话还要什么勇气呢，照实说就是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人­性­的弱点、历史的沉淀、社会的定势、功利的需求，常常使谎言和谣言虽然名声不佳却有条条暗丝护佑，仅仅一句真话出口就会爆断很多暗丝，扰乱不少人固有的生态。正是这种艰难，才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千古魁力，才有鲁迅­精­神的永久­性­光辉。巴金老人重新倡导讲真话，有人提出异议，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当然不等于，但真话的对立面是谎话而不是真理，你不能在真与假的唯一­性­选择面前“王顾左右而言它”，何况在真假尚未辨清的时候哪里谈得上真理？近几十年来，我们喊过多少真理，又讲过多少假话！我看，还是应该先像那个小孩一样告诉皇帝没有穿衣服，然后再与他慢慢讨论诸如服装美学的“真理”不迟。其实前者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会让皇帝出丑，所以敢于道破的只有小孩一人而已。

我们未必有小孩这样的勇敢，但也不妨在谣言的雪球下滑时做一枚石子，阻挡一下它的滚势；或者在谣言的群鸦乱飞时做一个稻草人，­骚­扰一下它们的阵容。为的是，保住一片不大的雪地和蓝天。

至于更大的天地，似乎也可以有点信心。说来好笑，我的这个信心最早产生于董乐山先生好几年前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了一个著名造谣者的故事。这个造谣者就是美国专栏作家瓦尔特·温契尔，在整整几十年间，他既在报纸写文章，又在电台做广播，成天揭发名人隐私，散布流言蜚语，而他的读者和听众居然多达五千万，即三分之二美国成年人。这真可以算得上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罕见的一位造谣大师了。一派胡言乱语一旦借助传媒竟然会引起三分之二成年人的兴趣，这实在让人悲观。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恶­性­谣言也大多是与传媒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国民对白纸黑字更有一种原始的崇拜，后果自然更为严重。

但是，奇迹出现了。五千万人听着他，却未必相信他；相信的，也未必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全美国来给他送葬的只有一个人。我不忍心对一位死者幸灾乐祸，但毕竟对谣言的问题产生了某种乐观。

居然，送葬的只有一个人！

这位造谣大师的没落晚景，固然与他自己无法预料的臭名昭著有关，但也有一个技术原因：电视的普及。电视需要有新的专栏主持人，更重要的是，电视节目的主要魅力在于纪实­性­直观，要通过电视镜头造谣，总比用笔和嘴困难得多。新的传媒方式培养了广大观众的实证意识，人们再也不习惯放弃镜头图像而听哪个人信口雌黄了。

当然，人类不可能就此告别谣言。即便是活生生的图像，也有欺人的时候。人类成熟到哪一步，谣言也会狡猾到哪一步，它与人类一起成长。我们即使能死死捍卫住已知的真实，也仍然会惊恐地看到大量真假难辨的物象出现在四周。因此，我们不得不时时向世界投­射­怀疑的目光。

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

我们小学的课文里曾有一篇高尔基的作品，说这支队伍的领路人叫丹柯，在人们受到谣言蛊惑而混乱的时候，他挖出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大家的道路。与其被谣言压死，不如发出光亮把谣言驱逐；众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你，你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谣言；传谣者都是可怜人，他们能接受谣言，也能接受光亮；光亮是什么？是那颗真正为众人负责的心——说这番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当时拿着书，泪光闪闪。她现在应该白发苍苍了。

被无数丹柯带领到了文明开阔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免除过谣言的侵害。有时甚至会出现几亿人全被谣言笼罩的局面，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毕竟还是有光亮的聚集，还是有一次次的走出。

这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还会走下去。人类还会遭遇到足以激发更恐怖的谣言的诱因。连地球的命运尚且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我们安能在一时平静中沾沾自喜？至少需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群落，像思想者的雕塑，像佛陀的造像，像坐在牛车上的孔夫子，像乱发蓬松的爱因斯坦，让行走着的人群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慌乱中仍然心存一种信赖，信赖他们明净而忧郁的眼神。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关于嫉妒

源远流长

谈嫉炉，不忍心过于严厉。

它当然不是一个好词，但为什么古往今来一切大作家都喜欢侍弄它？它或许还牵连着某种让人难于割舍的美？

奥赛罗在嫉妒，林黛玉在嫉妒，周公瑾在嫉妒，甚至连神话故事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天神也在嫉妒。嫉妒使他们苦恼、失态、疯狂、自残，又使他们变得真切而凄楚，决绝而苍凉，不能不引起人们加倍的关怀和同情。

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学中，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提炼得越纯粹就越难与读者沟通，而只要出现诸如嫉妒这样的毛病，立即就进入了正常人群的心理感知系统，开始与读者产生实质­性­的联系。

与其他毛病相比，嫉妒的价值非同一般。它比一般的­性­格特征严重，严重到足以推进人格的挣扎、事件的突变，但它又不强悍到可以混淆善恶的基本界限；嫉妒具有很大的吸附­性­，既可以附着于伟大的灵魂、高贵的躯体，也可以附着于躲闪的心机、卑琐的­阴­谋，几乎可以覆盖文学中的一切人物；更何况一切被它覆盖的人物不管是好是坏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它的存在，焦灼在隐秘中，愤怒在压抑中，觊觎在微笑中，大有文学的用武之地。

然而，这一切都不应仅仅看成是作家们的技巧­性­选择。文学与嫉妒的因缘，来自于人类与嫉妒的因缘。就像我们无法轻易地嘲笑奥赛罗与林黛玉，我们也无法断然宣称自己是一个从不嫉妒的人。面对嫉妒，谁也难以充当一位居高临下的医生。这是我们城堡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染病，已有不少人因它而疯，因它而死，只是还留下了不少病情较轻的人。就像古代欧洲某些城堡被病疫笼罩的情景，轻病人侍候着重病人，活着的埋葬着已死的，城门已闻，道路已断，指望不了外来的救星。

我读过那些古代欧洲城堡的记载，肆虐的病毒似乎已经胜利，一天天过去，又一个黄昏来临，能在街上轻松行走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人类的尊严终于在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怨恨后点燃火花，连那些挣扎在病榻上的人们也盘算起抗拒的可能。终于，胜负的平衡器产生了微妙的倾斜，不知从哪一个黎明开始，街上有了纷杂的脚步声。

嫉妒的本­性­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一个人落于凡尘，就产生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强者，也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弱者。彻底的强者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要彻底，他的头顶必须没有天空的笼罩，他的身边必须没有空气的摩擦，他该站在哪里？彻底的弱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有高度就有更低的尺寸，一有分量就有更轻的事物，他要弱得彻底，只能无形无质，那又弱在何处？

所以，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强势体验，需要有别人的弱势来对照，弱势体验，则需要寻找强势的背景。据我看，就多数人而言，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会场和各种仪式中，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曲终人散之后，个人独处之时，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都已回家，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和防范，嫉妒便由此而生。

这是一种隐隐然的心理失落。人们在儿童时就已经开始承受，家长和教师也习惯于利用它来刺激儿童，儿童大多没有消解的办法，只能以直捷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一次次的反应使他们懂得，多数反应既无必要又无作用，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认真，自然地获得了自我消解的功能。麻烦的是，直至年长，有一些心理失落仍然消解不了，变成了天天啃噬内心的隐疾。因此，嫉妒的严重­性­，不在于它的一时爆发，而在于它的长期保留。

记得早年读过一首儿童诗，句子已记不太准，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满街都是新鞋，

我是多么寒伦。

缠着妈妈一路哭闹，

直到突然看到，

一位失去了腿的人。

这首小诗曾经使我领悟到人世间的许多大道理，而就它的本体而言，却是描述了一种嫉妒的消解过程。

但是，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对手呢：他老在自己眼前晃动，什么都高出自己一筹，好不容易到了势均力敌的当口，定睛一看又成了他的下手，躲他进他不再想他，绕了九九八十一个弯，猛然抬头，他又笑眯眯地出现在前方。

那是一双永远穿着新鞋子的强健腿脚，选择的路向与自己处处巧合。它带领着我又阻挡着我，陪伴着我又遮盖着我，是同道战友，又是冤家对头。差不多的兴趣，差不多的格调，差不多的频率，差不多的追求，这是互相合作的条件，又是互相否定的渊源。

前不久翻到过一本叫做《文人相轻》的书，搜集了古今中外一对对著名文化人相互斗法、两败俱伤的伤心事件，读了颇多感慨。他们结仇的全部原因，在于他们太相像。

这些文化人大多名重一代、气韵高华，有足够的胸怀藏古涵今，也有充分的能力判断对手的文化品位，却为什么气恼了糊涂了？我想主要是发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近距离的遮蔽。

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自己最想达到的目标，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这就忍不住要用口和笔来诅咒、来批判了。但又不能明火执仗，只能转来转去，东躲西藏。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就是嫉妒的证据。

例如一般的批判再严厉也总是有的放矢的，倘若批判者缺少对问题的具体指向，而快速地把兴趣转向了人，转向了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心理趋向、名誉地位，那么，就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动用的主要是理­性­，倘若批判者感情用事，厌恶的程度与批判的内容不成比例，那么，也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总是越明确越好，倘若批判的语气有点暧昧，批判的素材半明半暗，而且经常说明自己不是出于嫉妒，那么，也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例如一般的批判不会纠缠不休，讲清道理也就罢了，哪能一直关爱下去？倘若对批判对象铆上了劲，一见这个名字就目光炯炯，那么，也可以不必在嫉妒之外找更多的原因。

——不是嫉妒就无法解释这一切，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嫉妒存身处的诸多路标。

只是为了心头那一点点嫉妒，人们竟然要动那么多脑筋，而且隐晦曲折，用心良苦。嫉妒，支付那么高的成本，实在是人类心头最奢侈的供奉。

嫉妒之苦

嫉妒之苦，主要苦在自己。

早有高人指出，对被妒者来说，嫉妒是对一种价值的侧面肯定，是另一种方式的赞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损害。

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嫉妒者自身。且把这种损害作三个方面的描述。

一，自设战场，自惊自吓。

嫉妒者总是在强者中寻找对象，他们不会盯住一个来日无多的老者，也不会在乎一个穷落潦倒的才子、身陷囹圄的义士，而总是与正处最佳创造状态的生命体过不去，这不能不使他们长时间陷于自我惊吓之中。对方的每一个成绩，都被看成是针对自己的拳脚，成绩不断则拳脚不断，因此只能时时圆睁着张皇失措的双眼，不等多久已感到遍体鳞伤。这种自设战场、自布硝烟的情景有时已近乎自虐狂，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是欺骗和伪造。

多年前我见过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满脸悲壮地告诉我，他的论敌是谁，把我吓了一跳。因为那位论敌是我敬重的一位学者，他的每篇文章我都看过，怎么料到居然在后院还与一个孩子摆了一场秘密的擂台战？为了回答我疑惑的眼神，年轻人还详述了他们之间的三场论战，只不过在他看来，那位学者对付他时全是指桑骂槐。可惜结果不出我所料，那位学者从来没听到过年轻人的名字。

更多的嫉妒者并无如此一厢情愿的战斗感受，却也习惯于把嫉妒者的行为向自己拉近，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远远看到一串辣椒就浑身冒汗。然而被妒者不是一串辣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行为方式牵涉各个方面，除了专业之外还有居家生活、友情交往、运动娱乐，而且每一个方面都有联系，嫉妒者口中不说却在心中承受着一种全方位的折磨，折磨得芒刺遍身，又不愿自拔。一个对象尚且如此，如果有几个嫉妒对象，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没法过还得过，嫉妒者经常把自己看成鄙视显贵的勇士，傲岸而又疲惫。他们似乎有所等待，等待着被妒者的失败，但他们不知，被妒者实际上并没有进入过战场，因此也不存在他们想象中的失败。更何况，一种全方位的日常生态怎会失败？因此，等待来的仍然是心灵磨难。

二，自述自困，自聋自哑。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好端端一个文化人失去了文化可信­性­，局部地成了聋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嫉妒者也会知道某位被妒者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成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是自身感受系统错乱的开始。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封杀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命终结。

曾经读过一位中年作家的坦诚自白，说自己因为出于对年轻一辈作家的嫉妒，拒绝读他们的作品，家庭餐桌上子女们谈得越多的年轻作家越是不读，好像在对谁赌气，对青年作家？对子女？其实是对自己，整个儿与自己过不去。这位中年作家坦然解剖自己的诚恳十分令人感动，他描述的心理症结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们的文学艺术其实并不荒凉，但每有佳作总会遇到矜持的壁障、冰冷的箭镞，结果只能是荒凉，而这位中年作家告诉我们，首要的荒凉，在嫉妒者心上。

常听人说，某某人的东西我是不看的。是厌恶吗？未必。我们连希特勒的文告也不拒读，连浓妆艳抹的丑角也不拒看，为什么独独要拒绝某个人你并未了解的作品？我想这种拒绝的原因多半也是嫉妒，而拒绝的结果则是自己的闭目塞听。

三，自轻自贱，自贬自罚。

嫉妒好像是在自我提升，实为自我沉降，有时会把自己沉降得不伦不类，十分可笑。

当一位嫉妒的女­性­在用十分偏激的语气嘲弄一位女明星相貌的时候，她竟然忘了，就在这一刻，自己的相貌作为一种有趣的对照体，成了人们默默观照的对象；一位评论者撰文用夸张的语句贬损一位作家的文采词章，他也忘了，此时此刻，自己同样是用文笔在写作，自己的语句与他引述进来加以批判的语句共处一页，白纸黑字狭路相逢，高下优劣不言而喻。一个人一旦陷入嫉妒就成了半个傻子，频频地用伶牙俐齿来自我作践，一次次打自己的耳光还觉得红光满面，真是可怜。

还有更蹊跷的事情出现。某个嫉妒者与女友出游，可以欣赏女友对山水胜迹的赞美，可以首肯女友对古代名诗的吟咏，却无法容忍女友对当代某位年轻诗人的崇拜。他会期期艾艾地犹豫片刻，然后评论起这位年轻诗人在外貌、作风上的种种遗憾，声调越来越激烈，没准回去后还写出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难怪有些批评文章总是闪耀着一种不知原因的愤恨。这真是何苦来着，难道他把远在天边的年轻诗人当作了潜在的情敌？难道他真觉得自己可以与身边人佩服的各种成功者一决高下？不管哪一种构想，都因为过度的自作多情而遭致了自轻自贱。

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物一起妒心，便不自觉地进入任何嫉妒者都避讳不了的话语公式，声气眉眼与街坊二大妈没有太大差别。二分传言裹着三分酸气，剩下的五分，用轻蔑来掩盖羡慕。此时在众人眼中，这位很有身份的人物立刻成了一个庸俗的角­色­，不需别人评判，自己就完成了一种­精­神惩罚。

暂且就说这一些吧。你看，自设战场、自惊自吓、自述自困、自聋自哑、自轻自贱、自贬自罚……就这么像玩文字游戏一样随便说说，便可知道嫉妒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心理灾难！

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谁？

我的回答是：嫉妒的人。

随着这个回答还想介绍两位先哲的话。德谟克利特说，嫉妒的人是他自己的敌人；爱比克泰德说，嫉妒是幸运的敌人。

嫉妒之恶

嫉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这里所说的他人，不止是某几个具体的被妒者。因为嫉妒足以在社会上形成无确定对象的巨大传染­性­，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互爱互融关系，随时都在受到它的严重残害。

在正常情况下还好一些，虽然人人都有可能嫉妒，但由于嫉妒的内容和程度都不一样，彼此处于支离状态，构不成合力，而且由于旁观者清，互相之间还会劝解调适，归于平和；在不正常情况下，嫉妒心理与颠覆意识相混杂，与社会情绪相交叉，与政治灾难相呼应，一切煮成了一锅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冲击一切名人，一切高收入的人，便是这种情景。冲击的人群中夹杂着大量早就妒心萌动的同行，他们引路破门，吆喝抄家，翻箱倒柜，做着平日在幻想中频频做过的事情。打钢琴家的双手，把老教授考倒，给名人们训课，这些行为难道真的在“批判”什么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根深蒂固的嫉妒在作祟，但在那时却与一种浩大的社会观念连在一起了，与上层政治需要呼应起来了，卑琐的私欲被镀上了金光，使无知者趋之若鹜。至此，嫉妒已发酵成一种群体­性­的大恶，旗幡飘飘竟达十年之久。

其实，这种恶­性­爆发的病根极为深广。极权主义下的平均、中庸、共贫、互贬，养成了一般民众对杰出物象的超常关注和超常警惕。这种心理习惯在本世纪经历了长久的“大一统”、“大锅饭”之后更成为一种天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时期。几乎每一个改革探索者都遇到过嫉妒的侵扰，更不要说其中的成功者了。人们很容易对高出自己视线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别人快速成功的背后寻找投机取巧的秘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文学艺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对备尝辛酸的文学艺术家也习惯于冷眼审视，有人甚至在传媒上公然宣称，文学艺术家在传媒上占据过多大的篇幅，就有理由让他们承受同样的荆棘。凡有对他们的抨击，社会上总有不少人欢呼雀跃，大家都把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一个作家、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作了美国总统，好像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全都落实在对他们的严密审视上，而所谓审视也不是针对他们真正遇到的艺术障碍，大多集中在捕风捉影的人品攻陷上。由此想到，真不知当初脾气暴躁的贝多芬和海明威在年轻时如果遇到这般审视将会如何，社会很容易因他们的失态而一笔把他们抹去，抹去了他们的人类，是否会因此而走向平等和洁净？

救助弱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仁慈口号，而在这个口号背后，无数有着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广受嫉妒的灵魂，在无助地挣扎。谁都认为他们有名望有势力，但他们却一批批喑哑了、消失了。直到死后才不被嫉妒，于是死亡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最大的救助。暂时不愿死亡的，则渐渐学会了生存的谋略，懂得了装愚守拙，默念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为上也就一味地谦之让之、避之退之、观之望之、哼之哈之……这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千万不要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们可能才高八斗、力敌千钧，但深知一旦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与他们相对照，那些弱者，却因嫉妒而同病相怜、一呼百应，结果，因嫉妒而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现，“强者”和“弱者”，应该颠倒了读，反转了看。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减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发问，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滞后于西方世界，难道果真国中无人？人是有的，但除非早年执掌极权，或长期默处一隅，否则迟早会被削平。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关于善良

这些年来，偶尔会遇到一些读者要我签名，刚动笔，他们往往又会小声加上一个额外要求，要我写一句警句或座右铭。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皱着眉头想好一会儿：哪一句好呢？既要适合我这么一个已经公开写过很多话而不想重复的人，又要适合眼前这位完全不相识的读者，真是为难。后来终于豁然开朗，心想为什么不写那两个随着年岁感触越来越深的字呢？

于是我写下了：善良。

读者一看，笑着说声谢谢，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遗憾。善良，居然是这么普通的两个字，别人看了还以为是让他警惕自己心头的不善良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不断写下去，而且与此相应，凡有演讲总不离这个话题，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复，不厌其烦。

我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继续做下去，把这两个字念叨到生命的尽头。善良，善良，善良……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人们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饥似渴、望穿秋水；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它又被大家遗忘，就像遗忘掉小学的老师、早年的邻居，遗忘得合情合理、无怨无悔。

有时又会突然想起，在街市，在书房，在宗教场所，甚至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旷野。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笔来专门讨论，又觉得它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正儿八经地讨论又常常会使原本轻松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什么，善良？不就是说好人么，我们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但什么是好人？为什么是好人？

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家长能明确回答。等到这些孩子终于也进入暮年，昏花的老眼还在怔怔地寻找答案。

街市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暴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衣的暴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宾诺莎发出挑战，更遑论我们？

我仍然凝视着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论，只提供情景。情景大多比理论雄辩，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说起这里我又产生了有关街市的一个回忆。

十几年前，为了一种戏剧观点的分歧，一位外地学者和一位本地学者在我们学院对门的街道口友好地辩论，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学者的观点的，当时正站在他们中间，准备等他们说完之后做一番申述。但就在这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中央，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那位外地学者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扶了起来，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帮忙，等我们扶着这位­妇­女一步步走到街边，我看见，那位本地学者正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划着火柴在点烟，眼神定定地构想着新的辩论词句。

“还好，看来没有大伤。”外地学者拍打着自己衣服走回原地。

“关于淡化情节的问题……”本地学者立即就把中断的辩论接上了。

就在这一刻，我的心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人品与观念不能等量齐观，但无法阻止自己的耳朵在此后倾听那位外地学者的声音时感到的舒服。我还是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却体会到了一种舒服的不同意，就像同时体会到了一种不太舒服的同意。不久北京一家杂志要我为这场延续多年的争论作总结，我的观点也就由一端而趋向于平正。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天的舒服终究是舒服，那天的不舒服终究是不舒服。

一场学术对峙的关键情节突发于街市瞬间，看似匪夷所思，却居然是事实。可惜，我们常常陷落在观念和理论里，很少遇到这种街市情景。这次遇到，纯属偶然。

书房

也会在书房里想起善良的问题。

抬头仰望书架最高处，那些创建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圣哲都留下了有关善的箴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德漠克里特把善良看成|人类原始伦理学的起点，而中国的孔子、孟子则把“仁”、“与人为善”作为全部学说的核心。几千年过去了，罗素通览了全人类的生存实践后仍然以这样一句话做概括：“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没有人反对这些论述，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响亮，甚至在文化话语中也越来越黯淡。打眼看去，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也有一些流传民间的劝善文本如《太上感应篇》、《劝积­阴­德文》等，主流文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自身确实也形不成文化品级。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艺作品，这本是人类灵魂的温床，却也老是讳言万千灵魂应该有的归向。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恶的差别，而那种把所谓道义沦丧的责任全都推在现代派身上的传统立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请看那几部经典­性­的话本小说，一旦被改编成制作­精­良的电视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长都感到有点为难，不知该不该让孩子们沉浸其间。都知道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作，艺术表现上确有不少高明之处，但从头至尾却充斥着过度的机谋和残忍。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邪恶，滥杀无辜简直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忠孝节义的旗帜下一片刀光剑影，浩荡大气的代价是尸横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马蹄下的几茎枯草；百姓的生存权利，是漩涡边的几个泡沫。由于缺少­精­神指向，艺术结构也只能流于虎头蛇尾，一开头总是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机谋和残忍的全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谋下去，残忍下去，但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地鲜血、一阵哀叹中潦草收场。

难得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当代影视作品，如《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颂扬人类的至善至爱，但我们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觉得那只不过是浅薄的人情感染。就算人家浅薄吧，可我们深刻了那么久也没有深刻出几个像样的东西来。偏偏还要一次次地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我们最缺少的东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得出结论。但是，这个文化课题却不应该被社会改革家所讳避，否则一切社会进步都有根本­性­的疑问。事实上他们中确实也有人对之沉思良久，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苦恼，以“泛爱众而亲仁”为起点的儒家学说，为什么没有为中国留下太多博爱的实践成果？他认为问题在于传统礼教强调“爱有差等”，把爱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森严、由亲及疏的强制­性­伦理体系中，情感投向越来越狭小，至多也是狭义的博爱而已。及至近代学人为了摈弃这种礼教而引进生存竞争的合理个人主义，并不能在博爱的问题上弥补缺损。

其实，学理的力量毕竟微弱，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曾经读到过一位盲诗人悄悄吟咏的几句诗：

杀人盈野复盈城，

谁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举国皆沉醉，

何处千秋翰墨林？

这位盲诗人就是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早早地双目失明，身体瘦弱，对他所熟悉的历史只能徒叹奈何，连叹息的声音也是那么喑哑而轻微。历史要求双目炯炯，要求粗壮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对陈寅恪先生的声音简直不屑一听。既然如此，历史学家只能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不愿睁开，直到他默默地离开世界。

历史的这种要求也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希望成为强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历来把温情主义、柔软心肠作为嘲笑的对象。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长大，就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点点洗刷­干­净。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无表情地像江湖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泪，哪一扇门户都拒绝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恶煞更让人疑惑，陌生人平白无故的笑容必然换来警惕的眼神。

在他们近旁，民间书肆上的景象更让人寻味。《厚黑学》旧版新版一编再编，《驭人术》、《制胜术》、《糊涂学》、《诡辩学》、《计谋学》铺天盖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的标记。偶尔看到几个书名似乎与善良有关，买回去一读却是在娓娓论述如何通过宽容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有时也讲爱心，但散发爱心的理由也在于回报。据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有原因和目的，爱是策略和手段，爱是一座桥，爱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庄园。

到底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得不讲目的，不问理由，不求回报，不看脸­色­，不耍手段，不论亲疏，不划界限，不计安危，不管形态？我们的书房不应对此轻率地关门。

寺庙

也许寺庙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与寺庙关系密切。儿时在乡间与寺庙的因缘已在文章中写过，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脚下，上大学靠近静安寺，后来又长期依傍着龙华寺，至于四处旅行，更无法割舍各个寺庙。永远是香火鼎盛，经诵悠扬，一脚踏入便是庄严佛门，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当今的多数朝佛者了，他们来到寺庙，大多是来祈求。祈求世间和平、众生安康吗？不，他们的目的非常具体，只求自己和亲属招财、晋升、出国、祛病、免灾。他们与其他朝佛者争抢着香台和蒲团，试图把有限的福分从别人手里争抢过来。他们抬头仰视佛像，一个劲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记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一位到处拜佛的长辈亲戚：“您确实相信菩萨能洞察一切？”

他说：“当然。”

我说：“那菩萨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气？”

他惊慌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又问：“菩萨应该是公正的吧？”

他说：“唔。”

我说：“如果菩萨对寺庙外面天天忙于劳作的众生不理不睬，只照顾几个有空来拜了几拜的人，那怎么说得上公正？”

玩笑归玩笑，但人们对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误会确实太大了，大到真会让这些宗教的创始人惊诧莫名。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又都裹卷到了利己主义的漩涡里。前两年有人告诉我，他们单位有人在传扬一种新的宗教派别，几位同事刚一参加就宣称，他们正在修炼金刚不坏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们一群。当时我就想，他们这个宗教派别虽然也不做什么坏事，但教徒们内心企盼的却是世界末日，这在总体上是个恶念。这样的恶念硬要与信仰联在一起，真是罪过。

多年来每次参与人山人海的佛教盛会，心里总产生深深的忧虑。这么多长途而来的朝拜者，带着现实生活中的苦厄困顿来到这里，很想获得一种­精­神救助，结果他们带走的并不是­精­神，而只是一些私利的安慰。文化人对之大多不屑一顾，而文化本身又张罗不起这样盛大的仪式，这两厢失落实在让人感叹。

真不妨暂时搁置一下玄奥的理义，只让人们懂得，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为原则是护生，是利他。

一般人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自我，即所谓“我执”。如果一切以我为中心，必然漠视众生，斤斤计较，仇仇相报，这便是种种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张从“我执”中解脱出来，走向喜乐圆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并不寻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体结果。这一点与西方宗教十分接近，诚如列夫·托尔斯泰在阐述西方宗教­精­神时所说：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佛教中说得更为透彻。佛教把善看成一种经验实证，不像形而上的本体论那样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经》中有一则“箭喻经”，说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请教世间种种根本原理，佛陀说：你到这里来，是以为我会向你讲述这些原理吗？如果有一个人中了毒箭，痛苦难忍，我们难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寻找原因，调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制作材料吗？没等调查完，这人早就死了！

佛经中的这段话，使我回想起经历过的一件事。做学生时到乡间劳动，一位同学看到河边一个老太太艰于行走，差点失脚落水，便去搀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责，因为这个老太太的阶级成分是地主。这件事情后来还作为一个教训上了简报，说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需要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当时同学们就纳闷：如果早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是地主，难道一群年轻人就应该笑嘻嘻地看着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调查回来再去搀扶，那还来得及吗？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已很荒唐，但人们只觉得荒唐在阶级斗争，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种自以为严谨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数百人在街头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观的丑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与不拔箭而要调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阶级成分，一脉相承。

如果一味地为善寻找原因和理由，寻找到最后一定会冥想出一种能够下达行善命令、统计行善记录、执掌行善回报的神灵。为了使回报预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轮回。许多普通信徒就是这样来看佛教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总觉得神的眼睛处处在盯着自己，于是检点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档案页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历，以便使后辈和下世获益。这就成了他们行善的原因和理由。这种想法无疑在历来的善恶争逐中起到过良好的作用，但与佛教的本义却相去甚远。正宗的佛教并不热心编制神话故事，它在神学层面上一直没有发达起来，它在道义行为上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这正是它在宗教领域里显得特别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世间行为；慈悲就慈悲，这是一种不求因果的人间情怀。

佛教不讲行善的具体原因，却讲整体原因。这种整体原因，也就是所谓“缘起”。“缘起”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指具体爱憎之缘，而是指茫茫万象之缘。宇宙万象，世间万象，都是一种“因缘和合”，因此或兴或衰、或生或灭，都有远远近近的原因。《杂阿含经》所说的“有因有缘集世间”，就说明了这种世间组合的有序­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与整体世间有关了，做一件善事就为世间积贮一种力，做一件恶事也为世间积贮一种力，这在佛教中被称为“业力”。种种业力组合成世间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个生命环境的改善和圆满。这也就成了人们行善的整体原因。既然行善是为了改善世间的生命环境，那么善中之善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救护生命，即所谓“护生”。至此，佛教显现出一种惊人的恢宏，不为小缘只为大缘，不为自我只为整体，善良得盖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苍苍，被佛学大师准确地名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此种境界，实在让人感动。

这种感动，不仅对于佛教，我在研习其它宗教经典时也曾一再产生，这里仅以佛教为例罢了。由此我想，人类在善良的问题上其实是有过大构建、大作为的，后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种­精­神倒退。我们可以疏离佛教，批评佛教，却无法漠视它雄伟­精­致的­精­神构建。

­精­神无形无质，没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为社会事功的暂时附从，而应该是一座独立的圣殿。只有在这样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弥久弥新的地位。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们或迟或早总会对­精­神构建产生某种企盼。即便他们未必信奉哪种宗教，耳边也时时会有晨钟暮鼓在鸣响。

旷野

街市和寺庙里拥挤着人群，书房里拥挤着书籍，为了摆脱拥挤，我们来到旷野。

拥挤是一种生命的奢侈，在奢侈中很难懂得珍惜。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也许他很少来到旷野。不是田园别墅、远郊牧场，而是渺无人烟的真正旷野，一眼望去，平沙漠漠，地老天荒。

真正的旷野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根小草都吝啬着自己踪影。对人群来说它是一种陌生，但对地球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被人类垦殖的地盘实在只是一种狭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旷野。

这种漫无边际的旷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间立即又变成一粒尘埃。宇宙的无限空旷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越想象越觉得即便是点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迹。点点滴滴的生命居然能发育成长得像模像样，真不知该如何来欢呼，如何来呵护，如何来珍爱。

前年夏天与贾平凹先生同去新疆，我到喀什他到沙漠然后再会合。一见面他就说：“我被震动了。”他说的是沙漠里的胡杨树。“没有滴水它居然能活上一千年，终于枯死后又挺挺地站立一千年，倒下后不散架不朽腐又是一千年！”

这是一种生命的震动，震动于它的顽强，又震动于它的孤独。正因为孤独，它才比较完整地证明了生命是什么。但这种证明也是自生自灭的，除非有另一具生命偶尔经过。佛教把生命分为无情和有情两种，无情是胡杨树，有情是贾平凹。有情的生命害怕自己迷失，总要定期到旷野里走走，去寻找和聆听那三千年的证言。

由此又想到历代的佛教旅行家。他们长年累月跋涉于旷野，说是去取经，而最大的经典便是有关生命的证言。我想在茫茫旷野里，他们对惜生护生、善良慈悲的体验比哪儿都要强烈。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另一个生命聚集地走去，把散落各地的生命联结起来，一起投向“同体大悲”。无论是法显、玄奘还是鉴真，居然都以柔弱的躯体把生命群落之间的万水千山一一打通，实在是一种至情至爱的­精­神实践。早年读谭嗣同的《仁学》，见他把“仁”的第一义定之为“通”，通中外、通上下、通人我，不甚明了，而当我追寻了佛教旅行家的足迹，便大致有所领悟。只有通，才有一种博大的仁爱；仁爱而不博大，就算不得真正的仁爱。

但是，当旅行家们为了关爱生命而在旷野间跋涉的时候，又必须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还在祈祷生命，这种发生在旷野里的故事大多随风飘散、亘古不知，而偶有传闻则总会把忙于世俗的众生惊醒。前些年上海旅行家余纯顺在独身徒步行走了整整八年之后葬身罗布泊，消息传来，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无形杠杆立即架设起来了，杠杆的一端是一个孤独的生命，另一端则是这个星球上最密集的生命聚合地之一——上海。冷漠的上海人被这条杠杆轻轻一撬竟然深切感应，一个小小的遗物展览成天人如潮涌。当时我站在一边曾经困惑：按照这座城市历来极其讲究实利估算的思维逻辑，余纯顺没有做出任何实利贡献，展览中的零星物件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他们这是怎么了，一时间全都变得痴痴迷迷？我想这只能归因于生命信号的深层秘密。

前不久在报章间读到一则神奇的新闻，说一支探险队专程经过罗布泊余纯顺的墓边，居然发现余纯顺的遗体已经失踪。探险队员们觉得不可思议：余纯顺一无财物，何方神圣会对他几乎被高温烤焦了的遗体发生兴趣？如果是盗贼，那他们也必定是敢于九死一生的勇敢探险家，但又怎么运出遗体呢？天底下最神秘的事情总与生命和旷野有关。我们对生命知之甚少，对旷野所知更微，在近乎无知的情况下，怎能把谜底一一猜测出来？猜测遗体为什么会失踪，就像猜测法显为什么能通过，玄奘为什么能回来，胡杨树为什么能挺拔三千年。难怪连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说，只要深入地探视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情怀；科学家至多能证明它们怎么样，但却很难解答为什么会这么样，剩下的只有惊叹和敬畏。

敬畏生命必然慈悲。试想我们天天嫉妒和轻视的对象，也同样是天地间奇迹般的造化，居然与我们存活于同时同地，又同路同行，实在是太大的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这种说法不仅毫不夸张，在我看来还说得不够。请看辽阔的旷野连一点生命的踪迹都找不到，等一只飞鸟都要等上多少年，而要在宇宙间寻找生命，一开口就是多少光年，以光的速度搜索千年万年还未曾搜索到一点依稀的痕迹，我们只修个区区百年竟然能遇到与我们­精­确对应的生灵同船共欢？万般珍惜还来不及呢，怎舍得互相糟践！为了阻止糟践，我们有时也要高声断喝，甚至施行惩罚，但这全然是出于对生命群体的慈悲。

前些天又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升空，去寻找太空间的反物质和暗物质。课题非常艰深，发­射­的时间又是中国的清晨，但老老少少都早早起床，坐在电视机前仔细观看。只听一位科学家在说，太阳迟早要膨胀，势必把地球也裹挟在里边，因此人类总得搬家，能够搬到哪里现在还一无所知。

如此说来，人类也就是宇宙间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宇宙是我们的旷野，我们是宇宙间的法显和玄奘，或者是个余纯顺，但我们的身影比蚁蝼还要细微万倍。曾听到过《出埃及记》那悲怆的歌声，简薄的行囊，粗粝的衣履，苍凉的目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在这样的长途间，我们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关爱，还能做什么呢？

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爱。

我们因此而还能跋涉，因此而还有喜乐，因此而还叫人类。

既叹行路难，又作逍遥游；身寄星云，爱及八荒；虽然微若蚁蝼，却也圆融安详——能够如此，善的境界也就成了美的境界。

关于年龄

人生况味

在十几年前写的一本学术著作中，我曾把“开掘人生况味”作为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个重点，而在诸般况味中，年龄况味又处于独特的地位。

说起来这好像是一般常识，但还是遇到了有趣的驳难。

有人说，人生是为“事业”而存在的，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况味”可言。他们最常用的论据是前苏联的一本流行小说，主人公在被迫或主动地失去了人生的许多常情常态后，说过一段有关人生的格言，他认为人们如果不为“事业”而牺牲，到临死就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在我看来，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在兵荒马乱中历尽艰险，致病致残，最后还能获得心理调适，十分不易，但人们不应以这样的特例来否定常态。常态往往比特例更难对付，因此也可能更深刻。这就像在饮食中，不能因为接触过了大辛大辣就否定寻常口味，而要把寻常口味调理好，则是天下一切大厨面临的难题。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人生的过程少不了要参与外在的事功，但再显赫的事功也不能导致本末倒置。莱辛说，一位女皇真正动人之处，是她隐约在堂皇政务后那个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身份。莱辛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直取这种身份。狄德罗则说，一位老人巨大的历史功绩，在审美价值上还不及他与夫人临终前的默默拥抱。其实岂止在艺术中，在普遍的人际交往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个自觉自明的人，也就是把握住了人生本味的人。

因此，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这儿正好引用古罗马西塞罗的一段话：

一生的进程是确定的，自然的道路是唯一的，而且是单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被赋予了适当的特点：童年的孱弱、青年的剽悍、中年的持重、老年的成熟，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按照各自特­性­属于相应的生命时期。

真正的人生大题目就在这里。

为了解释人生况味，我曾在那本学术著作中简略地提到过一些与年龄有关的故事，十几年过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也已大大加深，因此这些故事也就有了重新阐述的可能。

一个美国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一位学社会学的女学生，大学毕业后做了一次有趣的社会测试，调查老人的社会境遇。她化装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走在街头，走入商店，走进会场，仔细观察人们对自己的态度，一一记录下来；第二天，她卸除化装，露出自己年轻美丽的本来面目，再到昨天去过的那些地方，重新走一次，进行对比。

对比有点可怕。她终于明白平日街头遇到的那么多微笑大多是冲着她的年轻美丽而来，而当她装扮成了老­妇­人，微笑的世界轰然消失。老­妇­人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药店，这总该是一个最需要医药援助的形象吧，但药店的那个男营业员神情漠然。男营业员的殷勤，十分夸张地出现于第二天。老­妇­人还摸进了一个“老人问题研讨会”，发言者的观点且不去说它，就连会场的服务生，也只瞟了她一眼，懒得把别人面前都有的茶水端来。

实例非常丰富，写一篇论文早已绰绰有余，但她的情感受不住了。那天，她依然是老­妇­人装扮，经受种种冷遇后十分疲惫，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休息，沮丧地打量着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长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与她的装扮年龄差不多的老汉。老汉凑过来说话，没谈几句，已开始暗示：实在太寂寞了，有没有可能一起过日子……

怕老汉得知真相后伤心，她找了个借口离开长椅，向不远处的海滩走去。海滩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见到老­妇­人，就像一群小鸟一般飞来，齐声喊着“老­奶­­奶­”，拉着她在沙滩上坐下，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这篇报道说，就在这时，这位已经搞不清自己是什么年龄的社会学研究者，终于流下了热泪。

读了这篇报道，我想了很久。

我猜想不少作家如果要写这个题材，一定会非常生动地写出装扮前后的种种有趣细节。用第一人称写，感觉也许更好。社会学者对某些艺术细节总是不太在意的，例如那篇报道中曾经提到，她在装扮老­妇­人时困难的不是衣着面容，而是身材。她好像是找了一幅长布把自己的身材捆紧后才勉强解决问题的，其实此间可描写的内容甚多，越琐碎越有味。至于她在大街上的遭遇，艺术的眼光与社会学的眼光也是有差异的，作家们也许会让她见到几个平日的熟人，她故意地去招惹他们看能不能认出来，结果识破了朋友们的很多真相；更聪明一点的作家则会让她走着走着果真转化成了老­妇­人的心态，到卸了装都转不回来，即使转回来了还有大量的残留……如此等等，都可想象。

但是，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在于街心花园的长椅，小孩嬉戏的海滩。

先说长椅。两个老人，一男一女，一真一假，并肩而坐。肩与肩之间，隔着人生的万水千山。他快速地点燃起了感情，除了寂寞之外，还有原因，我猜是由于她那年轻的眼神。他对这种眼神没有怀疑，因为老人的回忆都是年轻的，但是，年岁毕竟使回忆变成了飘忽不定的梦幻，当梦幻突然成真，他岂有不想一把抓住的道理？

他很莽撞，连她的情况都来不及细问。他早已懂得，年老是一个差不多的命题，不问也大同小异，这位老­妇­人孤身一人悲怆独坐，已经坦示他想知道的基本隐秘。有人说，老人动情，就像老宅起火，火势快速，难以扑救。话虽戏谑，却有至理。

这场大火腾起于街心公园的长椅上，行­色­匆匆的路人谁也没有看到。大家都遗弃了这个角落，遗弃得无情无义，却又合情合理。那些忙碌的街道是城市的动脉，不能不投入生命的搏斗。忙碌者都是老人们的子弟，是老人们把他们放置到战场上的，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群。他们的肩上有太多的重担，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催逼，如果都把他们驱赶到老人膝下来奉承照拂，社会的活力从何生发？街心公园的长椅，这批去了那批来，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中心，因此，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她借口离去了，最好不要说是去洗手间，免得老人频频张望、苦苦等待。不管什么借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一场大火变成了一堆灰烬，保留着余温，保留着边上的空位。

再说海滩。她刚刚告别老人，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孩子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假老人，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紧紧拥抱。她流泪了，我想主要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但这眼泪也可能包含着艰涩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视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药店的营业员还是“老人问题研讨会”的服务生，他们也都曾经是天真无邪的海滩少年，而且迟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麻利地斩断了人生的前因和后果，变得如此势利和浅薄？如果这个困惑确实产生了，那么，她会长久地注视着孩子们的小脸出神，这些小脸上的天真无邪居然都是短暂的？她又会回想起刚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为以前的行为忏悔？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人与人之间已无所谓单纯的清浊、强弱、枯荣，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自然过程，渐次分担着不同的基调，每一个基调间互为因果又互相惩罚，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断断续续组接成所谓人生。

这位年轻的社会调查者辛辛苦苦地装扮出行是为了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但有了长椅和海滩，社会学也就上升到了哲学和美学。

且把长椅和海滩提炼一下，让它们有点象征意义，那么，也就出现了与寻常街市既相延续、又相背逆的方位。人们如果不是因年龄所迫，偶尔走出街市，在长椅上坐坐，在海滩上走走，就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自觉者和苦恼者。街市间也有自觉和苦恼，但那是具体的、局部的。真正的大自觉和大苦恼，应该产生于黄昏的长椅，冬日的海滩。这些人应该正当中年，有足够的空间回顾和前瞻。

一个法国故事

说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国的一个戏剧故事，与前面所说的美国故事不一样，是虚构的。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法国现代作家让·阿努伊，写作时间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尔最满意的一出悲剧，因为它成功地表现了冲突双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无简单的善恶利钝可言。善恶利钝可以趋之避之，而各执理由的正当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却是一种无法逃遁的必然。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写了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之间各执理由的冲突，国家伦理的代表是国王克瑞翁，血缘伦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国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国罪，不准下葬；姑娘是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国王未过门的儿媳­妇­，她当然要为哥哥下葬，于是产生一系列的悲剧。悲剧到最后，不仅这位姑娘在监禁中自尽，而且国王的儿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尽，国王的妻子因痛失爱子而自尽。满台尸体，怪谁呢？怪国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国家伦理的起码原则而已，否则怎么称得上国王？怪那位可怜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尽一个妹妹的责任罢了，否则怎么对得起天伦亲缘？

这种悲剧也可称之为“无责任者悲剧”，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善恶悲剧相比，高了好几个美学等级。大善大恶未必经常遇到，而“无责任者悲剧”则与人人有关。

但是，虽然《安提戈涅》抵达了这个等级，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观念却明显地带有罕见­性­。国王、王后、王子、叛国罪之类，与国家伦理、血缘伦理拌和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缺少与广大民众的亲和­性­。这正是两千多年后阿努伊要对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所在。

以现代观念改编旧剧的做法并不少见，但像阿努伊那样取得国际间广泛好评的改编却不多。那么，阿努伊究竟是怎样动手的呢？我看主要是两点——

第一，把国王和姑娘这两个人，从身份定位转化成­性­格定位。主要不再是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的冲突，而是随波逐流和敢作敢为这两种­性­格特征的冲突。随波逐流的是国王，敢作敢为的是姑娘。国王本不想做国王，万不得已做了，又无可奈何地每天做着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于执掌自己的命运和意志，选择明确，敢作敢为。他们两人有很长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做人；

第二，把这两种­性­格特征，又归之于年龄原因。敢作敢为的姑娘几乎还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连去埋葬哥哥尸体的铲子都是儿童的玩具铲子；相反，随波逐流的国王则是中年人，说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随波逐流的千百条理由。说出了那么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无聊和悲哀，因此争论归争论，还是要悄悄对自己的年轻侍从说：“小家伙，永远别长大！”

于是，阿努伊就在这个故事中探讨起人生的常规走向来了。都曾经敢作敢为，但又都会告别少年，渐渐地随波逐流。你身上还剩下几分“姑娘”？已滋长多少“国王”？每个人天天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比例衡定。

不能光从字面上看，一定是敢作敢为好，随波逐流坏。如果这样简单，一切又都回到了浅薄。这里出现了新的两难：两边仍然都有理由，两边仍然都是片面。能把敢作敢为和随波逐流两者合在一起取个中间数吗？不能，因为这不是静态片断而是动态过程，动态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拉动的，就像拔河比赛，无法调和。

结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笔下那样，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着呵欠起身，敢作敢为，稚气可掬，又处处碰壁；终于随着岁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气，圆熟通达，随波逐流，事事妥协……一个古典悲剧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现代悲剧，一个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剧。

整整两千多年，好不容易绕到了本世纪却绕出了如此朴拙的年龄问题，一个在前人看来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多宏大的题材为之黯然失­色­，那么多慷慨的陈词为之风流云散，剩下的只是本真。但是，惟有这个本真，人类找到了在苍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从万人垂泪的大悲剧中回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边回家。

有关年龄的话题，直接反映了自然规律对人类生命的严格控制，人类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体上无可奈何。但是，有时人类也会以­精­神的逻辑嘲谑一下这种自然规律。这样的嘲谑在文艺作品中不少，此处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俄国故事

这个故事写一对中年人的一见钟情，有点像后来风行一时的《廊桥遗梦》，但《廊桥遗梦》以过浓的表层情感掩盖了可能包含的内层嘲谑。那个俄国（应该说“前苏联”吧）故事却很平静：一个早离了婚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年龄仿佛的独身女子产生了心灵感应，但这个独身女子其实是有丈夫的，那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醉鬼。由于这个醉鬼的隐约存在，男女双方都受到了一种爱情之外的道德约束，未能继续靠近。

这样的故事非常一般，没有什么特­色­，让人微微震颤的是它的超常平静。男女主角其实早已作出判断，对方是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但他们只表达了这个判断，并没有多大激动。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好像早就料到，唯一最适合自己的人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出现。也就是说，必然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和地方。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由此可见，仅年龄一端，人生的况味也可品咂得难以言表。我认为很多作家躲开这个问题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害怕。这个井口看似平常，但伸头一看却深不可测。­阴­冷的水气带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异，更要命的是，晃荡的井水居然还照出了自己的面影。有多少人愿意长久地逼视那个变了形的自己呢？只能赶快走开。井口外面的话题很多，转移注意并不困难。

想出这个井口的比喻我把自己也吓着了。是啊，人生的许多问题是不能太往深里想的，从小村里的老人们就最怕我们到井边去，怕我们受凉中邪，更怕我们掉进去，现在进一步明白，即便人不掉进去，思想掉进去也很难挣扎出来。你看，把年龄问题稍稍想深一点就会引发出对人的生命程序的整体嘲谑，甚至扩大至对爱情、婚姻的整体嘲谑，这又如何了得！相对论可以一论再论，哥德巴赫猜想可以一猜再猜，但人生的问题却只可作泛论而不能作深究。永远的启蒙调教，永远的浅尝辄止。正由于此，我虽然至今重视人生况味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但又明白不能把这件事做得过分。对人生的过度深究会造成|人们群体­性­的“反刍效应”和“恶心效应”，从心理上加剧人类遇到的危机。

因此，只能回归泛论。

青年：歌颂的陷阱

泛论年龄，出发点只是经验。经验应该具有说服力的吧？其实未必。人类的很多经验是屈从于常规说法的，一旦超出于常规说法连自己都疑惑起来。然而，人生是我们都在经历的，年龄是我们自己的年龄，即便对于我们尚未抵达的年龄阶段至少也有足够的观察经验，我们如果在人生年龄问题上也放弃了独立的发言权，那还会有什么其它属于自己的声音投向这个世界？

为此，我要延续上文已经开始的话题，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反复歌颂一片布满陷阱的土地，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恶作剧，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残酷的后果仍不知收敛。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不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和­阴­险的政客故意设置的计谋，他们对青年的歌颂是以怂恿的方式达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们以歌颂来缅怀已逝的岁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它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的，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即从最小的事例来看，社会上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浩浩荡荡，为什么真正像样的演员总是寥若晨星，而绝大多数不管怎么训练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溯源，大多是一开始学僵了、学疲了，再也扭不过来。写作也是一样，世间能动笔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脑子也都管用，为什么多数人笔耕一辈子都跳不出那个不高的等级呢？原因也是一开头进错了门，拜错了师，走岔了道，怎么也绕不回去了。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时代种下的。种下的时分，耳边一片赞扬声。

这还只是在说技能，如果要说到品德，改易更难。一个人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在我的记忆中，认真指出青年时代险恶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只有二百多字的短文《伤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见到过的事例，却仍然让大家十分震惊。王安石认为，天下是会出现几个真正杰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们，也未必能成为人才，沦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况更是不言而喻。王安石用旁观者的平静笔触，勾勒了一个天才少年沧于平庸的过程，平庸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为少年和青年说点扫兴话、警惕话的人实在太少了。永远在歌颂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就这样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里去了，送到什么里程就不再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他们刚刚放下历史课本，又何曾体察过历史苍凉的内涵？他们随口谈论社会，又何曾了解过民众的质朴需求？他们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过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历史使命压在他们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对他们一边加压一边怂恿，只能使他们变成一堆扭曲的形体和尖利的声音，这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应该先埋头创建一点什么，然后让见多识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来批评，接下来再由青年人凭着自己的创建感受来反批评，提出新一代的新观念。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程序倒了过来，很多没有任何创建经历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评者，而有了阅历的成年人则唯唯诺诺，不说长短，只知低头劳作。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评论者多而建设者少，一度曾经出现过全国高喊“不破不立”的口号、相信“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况。这种排斥建设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随意和痛快，对大量害怕辛劳的青年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一切事业都弊多利少。这就像航海，航海家们当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气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积极的评论，但不少年轻的放言者根本还没有能力这么做，他们只是远远地站在岸上，凭着对惊险童话故事的记忆，大声呵斥这条船可能有海盗嫌疑，嘲笑着船体的形状和船长的身材。岸上的闲杂人等最乐于听的是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的结果十分可怕。中国的情况历来是几百年的破坏只换来几年的建设，而刚刚有点建设又很快换来新一轮声­色­俱厉的破坏。总认为建设者的方向需要有人来拨正，建设者的本人也应受到监督，这没错，但人们怎么也不明白，那些没有洒过一滴汗珠的年轻人何从取得了拨正资格和监督资格？如果说要建立一种机制，那也是一项建设，与建设的过程密不可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观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画家、音乐家、作家受到了各种低层次评论的纠缠，立场总是站在文化创造者一边。因为我深知一个庞大民族在混乱多少年后终于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度艰难，而在经济建设的社会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点文化建设的更加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年长怂恿者总喜欢说：“真理在年轻人手里。”理由呢？没有说，但我猜测他们是故意偷换了一种逻辑。保卫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说成是真理。在我看来，青年人居高临下地说东道西，不要说真理，连什么理论和流派都说不上，他们只是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已摆脱教师和课本而独立存在。但是一切过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不自信，一切严重的攻陷都直通于自身的虚弱，当这样的规律逐一显现，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从自卫­性­的敏感走向了沮丧、孤傲和狂暴，甚至与周围人群建立了恶­性­对抗关系，这便进入了躲在一个个小陷阱后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间，很难再拔得出来。一群本来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这样失踪于文明领地的边缘地带，实在让人伤心。他们现在已谈不上可爱，但在他们还不失可爱的时分，有太多的人用歌颂毒害了他们，怂恿了他们，唆使了他们。

其实他们已从反面证明，青年时代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我想一切还是从真诚的谦虚开始。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精­彩彩、复复杂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什么也不懂，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建设一点什么，已是万幸。如果刻苦数年，居然从脚下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试想区区五尺之躯，接通于千年之前，接通于万里之外，正是这种接通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哪能舍得骤然变脸，扯断这些接通，不分青红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来？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中年：当家的滋味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作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挥很多其它生命，又要为这些生命负责。当家，使你对自身行为强化为更明确的逻辑关系，让潜在的因果变成一种公开的许诺。当家，使你从自惭自羞的状态中腾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众多目光的追随和期待。当家，使你在没有退路中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牺牲、风险和奉献。

当家体验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对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近切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中年女子当过了家庭主­妇­再当一个社会上的大家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大气，洗刷掉因生活琐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当家体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于责任心，在于一种使你的爱人和你周围人产生安全感、信任感的稳定风范。

见过大量智商并不低的朋友，他们的言论往往失之于偏激和天真，他们的情绪常常受控于一些经不起深究的谣传，他们的主张大多只能图个耳目痛快而无法付之于实施，他们的判断更是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心态相距遥遥，对于他们，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怜惜之情：请他们当一次家，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也许就好了。这些毛病，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还有情可原，而出现在中年人身上，感觉很是不妙。因为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力，剥夺了他们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可能。人生的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节尚未灌浆、抽穗，让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人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不少老式读书人每每要求前辈学者对于早年形成的观点从一而终，否则就会因为他们尊敬的偶像不坚定而苦恼万分。我想这样的老式读书人一定没有当家体验，因此也没有进入过­精­神上的中年。一个人在二十几岁养撞发表的学术观点，居然要他以一辈子的岁月去苦苦守节？除非这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社会，除非这个社会里只是一个简陋的是非选择题。其实即便社会停滞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滞。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老年：如诗的年岁

终于到了老年。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一见面都说“不老，不老”，这真让老人委屈。

随之而来，人们喜欢用其它年龄阶段的标准来要求老人，扬其之短避其之长，似褒实贬。对于纷扰复杂的现代事务，即使是寻常家务事吧，不少家庭为了避免中年层次的多重纠纷，也要老人决断和把关，每每把老人说成是全家脑子最清楚的人，无可替代；时间一长，连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觉得全家越来越离不开他，哪怕是儿辈作息，孙辈隐私，稍有不知便大发雷霆。我有一个青年朋友为了表达对父母真诚的孝敬，在事业有成之后，不仅把老人接来同住，而且事无巨细一一禀报，听取指令，营造出一种传统家庭的伦理气氛。但这样还不到一年，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个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说恋爱约会，就连与同­性­友人较长时间的叙谈也会造成两位老人的寝食不安。两代人的关系，因不必要的交错渗透而变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传统源远流长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硬把老人拉入主体结构的悲喜剧随处可见。大家几乎公认，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残忍的例子是电影界，只要有稍为重大的仪式，代表中国电影界上场的居然都是离开影坛达四十年之久的龙钟老人。不是表彰他们四十年前的辛劳，而是请他们代表当代，这实在是对他们的糟践。这些老人本来应该是坐在舒适的居所里，偶尔打开电视稍稍地看几眼这种仪式就足够了，他们有这种资格，早已不必再麻烦他们粉墨登场。同样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怀民先生的“云门舞集”在当今亚洲舞蹈界的领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异议，说我如此评价一个中年舞蹈家，把我国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儿摆？对此我没有回答，但在心里却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经这么年迈，何苦再推着他们到中心舞台上扬臂抬腿，去与中年人争胜？请放了他们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线的习惯，对很多老年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里起劲地排名争胜了，当然往往是越排越气，越争越恨，结果使整个晚年变得牢­骚­满腹、怒气冲冲。他们有时忍不住也会破门而出，大声发言，中国社会对于白发老人的颤声控诉一般是不会予以反驳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曾经据理力争过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让着，不置一词，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半生不熟的怪异事件，不明不白地拥塞在当代文化的缝隙间。

其实，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件，所受的诬陷全然由于年龄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于这种年龄差距被对方反复强调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颤巍巍、气咻咻地一起上阵，怒目而视，顿使形势十分紧张。正不知所措之际，突然收到了年龄比对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黄佐临先生写自医院的一封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听到了一片苍老的叫骂声，却没见到我答辩，便推断我遇到了年龄上的麻烦。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龄才能有效地帮我，便向护士要过纸笔抖抖索索地写起信来。也许他还担心自己一个人的高龄还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龄包围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师萧伯纳。

他在信中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英国留学的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便到自己的老师萧伯纳家里去告别。坐在萧伯纳的壁炉前，猛然看到壁炉上刻着三行字——

他们骂了，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黄佐临先生在信中对我说，萧伯纳真不在乎别人骂吗？那倒不见得，如果真不在乎，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句子刻在壁炉上？但他故意镌刻，时时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状态确实要比别人健康一点。

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天，我没有吃饭，一个人长久地坐在龙华公园中出神。再淡的口气在特定情境下也会变得很浓，当时老人这番话的实际浓度简直无与伦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处境了，一味想着高龄的特殊魅力。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他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谈老年，最后避不开死亡的问题。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此处不作评述，我感兴趣的只是，有没有可能让死亡也走向诗化？

年迈的曹禺照着镜子说，上帝先让人们丑陋，然后使他们不再惧怕死亡。这种说法非常机智，却过于悲凉，悲凉中又带着潇洒。

见一位老人以杂文的方式发表遗嘱，说自己死后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厕所里，把骨灰向着抽水马桶倾倒，一按水阀，三声大笑。这是另一种潇洒，潇洒得过于彻底。

我喜欢罗素的一个比喻，仅仅一个比喻就把死亡的诗化意义挖掘出来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价的宽慰。

罗素说，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中游是中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真是说得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另一个把大海与死亡连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国一位叫舒瓦茨的社会学教授在自己临死前讲给自己的学生听的。舒瓦茨说——

海洋里的一朵浪花，漂流了无数个春秋，突然发现快要撞击到海岸。它知道末日来临，神情黯然。但它看到身边的一朵大浪花面对末日依然兴高采烈，便十分奇怪。

大浪花告诉它：记住，你不是浪花，你本来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浪花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虚幻，唯一真实的只是涌出无数浪花、又涌灭无数浪花的大海。这个寓言，意味深长。

死亡既是如此，由此回过头去审视老年，能不诗意沛然？

这是一个终于告别了黄土峡谷、拦洪堤坝、功过恩怨、险情奇景的年岁，潮润的海风已弥漫于口鼻之间。

涛声隐隐，群鸥翱翔。

一个真正诗化了的年岁。

最后的课程

他果然出现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人群中稍稍愿意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过于浅陋，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与生活讲和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

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着病危老师­祼­露的背，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再来一下重的！”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

他几乎是逼视着自己的肌体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步步为营，逐段摧毁，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然而莫里老人是怎样面对的呢？

他说，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觉得也终于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体的机会，而以前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对于别人的照顾，开始他觉得不便，特别是那种作为一位绅士最不愿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顾，但很快又释然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