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这种心态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剧。他对学生说，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吗？他由此得出结论：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然赋予我的一切权利。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这真是一门深刻的大课了。环顾我们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视青春，或炫耀强壮；有的中年人或揽镜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讳年龄，或倚老卖老……实在都有点可怜，都应该来听听莫里老人的最后课程。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莫里老人虽然参透了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恭恭敬敬地体验，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备课。体验什么呢？体验死亡的来临。他知道这是人生课程中躲避不开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前却无法预先备课。就在临终前的几天，他告诉学生，做了一个梦，在过一座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觉到我已经能够去了，你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学生安慰性地点头，但老人知道学生一定理解不深，因为还缺少体验，于是接下来的话又是醍醐灌顶：如果早知道面对死亡可以这样平静，我们就能应付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学生问。
“——与生活讲和。”
一个平静而有震撼力的结论。
在死亡面前真正懂得了与生活讲和，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现场。莫里老人说，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那么，就在自然的怀抱里讲和吧。
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莫里的境界时时让人家喜悦。那天莫里设想着几天后死亡火化时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
然后他设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学生有空时能去去墓地，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学生说：“我会去，但到时候听不见你的说话了。”
莫里笑了，说：“到时候，你说，我听。”
山坡上，池塘边，一个美丽的墓地。课程在继续，老师闭眼静躺，学生来了，老师早就嘱咐过说：“你说，我听。说说你遇到的一切麻烦问题，我已作过提示，答案由你自己去寻找，这是课外作业。”
境界，让死亡也充满韵味。
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文化的误导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
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潢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里老人想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
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躲不开还在躲，那就是虚伪。
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但是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准则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胡乱参照他人，来代替自己的选择。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
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
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行为；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这样的自我不再物化，不再忙着从外部世界争夺利益向自身搬运，而只会反过来，把自身向外敞开，在自己对他人的关爱中来建立生命的价值。这样，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成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既然物质的需要微不足道，那么对他人的关爱和奉献就成了验证自身生命价值的迫切需要。生命如果没有价值，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这种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有没有使很多其他生命因你而安全，而高兴，而解困。莫里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我忍不住摘录了莫里老人的这么多话，我想人们如果联想到这些话字字句句出自一个靠着重力敲打才能呼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会同样珍惜。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学生米奇听的，米奇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目的是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点慌乱，因为他毕业后狠命追求的东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摈弃的，而老人在努力呼吁的东西，自己却一直漠然。老人发现了学生的神情，因此讲课变成了劝告：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看了学生一眼，问：“我就要死了，是吗？”学生点头。他又问：“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呢？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根本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旨。
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什么叫做活着？答曰：“一个能够救助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过程。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地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
终身的教师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他的有些感受，是讲课前刚刚才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本文是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写的序）
绑匪的纸条
我是长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订报刊杂志，订了也没法看。说来惭愧，我读的报纸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选择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材料必须出自于正规的司法机关，二是必须真人真事，如实报道，不能有文学描写。一般所谓的“法制文学”，我还来不及去看。
读这些刑侦报道，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几乎成了习惯。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堕，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历来我接触最多的是文艺作品，而当今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是虚假而又令人厌倦；这些刑案报道正恰相反，既真实又有吸引力。这种巨大的逆反带给我一种兴奋，有时甚至还想推荐给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读几篇。
当然，我读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在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绝的怪异世界，而是处处与我们的身边相连。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关及正常部位的痛痒，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会写成“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见不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原因是他与“文化”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文化”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为“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曰“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我知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太大，再说下去这篇短文就难以结束了。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藏垢纳污。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智能的梦魇
“构思过度”对创作是一种危害，营养过度对健康是一种摧残，而江河湖泊水质中的营养过度，实际上是一种污染。智能也是一样，过分地运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就会导向灾难。
前一篇文章提到一个绑票杀人的大学教师，从案情看，似乎不必先把“性本恶”的帽子加到他头上。
事情的起点竟然是一次愉快的嬉戏。这位教师从老家回单位的半道上看到河堤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就凑了过去，后来其他孩子陆续走了，他还在与一个七岁的孩子玩着左转右转的游戏，十分开心。没想到孩子转晕了，一头栽进河堤边的污水沟里，摔落了几颗牙齿，满脸是血。这位教师紧张又慌乱，担心孩子的家长加罪于自己，只能用手去捂孩子血淋淋的嘴，这一捂他的手就没有放下来……
不知犯罪心理学家是如何论述胆怯和疯狂之间的关系的，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极端却总是相辅相成、互相转换。一切疯狂背后总隐藏着胆怯，而极度的胆怯又会转化为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导致多大的疯狂，在事过之后大多还是会良知复苏的，尽管这种复苏有时已经于事无补。
也有一种东西能阻止良知的复苏，那就是全然失控的智能梦游。智能梦游一旦开始就进入自己狭小的逻辑坑道，坑道外的风景看不到，逻辑外的道义也喊不醒，只知下一步接着这一步，着魔一样走下去。任何复苏都需要惊醒、打断、脱离，布莱希特为了防止戏剧观众进入迷迷糊糊的梦游状态就用过这种办法，以求观众能获得理性复苏，但生活中缺少布莱希特，很难把梦游者惊醒、打断、脱离。这个罪犯（叙述至此我们已经无法再称他为教师了）正是进入了这种状态。也许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应解释为杀人而只是把一个半死的孩子稍稍往前推了一步，也许暗喜自己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也许对自己害怕的孩子家长还心存恼怒，他居然顺着邪恶的惯性投入了盘算，而一进入盘算，他的兴奋机制就被调动起来了。他想，我既然已经化繁为简，为何不进一步化害为利呢？脑子一转，他便制造了孩子还活着而只是被绑架的假象，向孩子的家长进行敲诈。一想到这场假绑票的种种技术性环节，种种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战术，他的大脑神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其它问题什么也想不到了。
绑票本是一场极为复杂的智能角逐，何况是假绑票，此人在这场角逐中机敏得像泥鳅一样，以一种梦游者才有的敏感快速作出多种反应，但反应再快也没有醒过。最后，当警方严阵以待的时候，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大学讲台上悠然讲了八年课，直至最后落网。在这八年中他醒过没有？不得而知，但即使醒过也来不及了。
梦魇，也可称之为“鬼打墙”。世上许多聪明人一意孤行地犯罪，除了最根本的道德人格原因外，还和那堵“墙”的出现有关，那堵“墙”就是智能。智能使他们产生一种依靠感和隐蔽感，像一个瞎子摸着一道墙根朝前走，不见旁岔，也不知退路。智能害人，莫此为甚。
那么，在这处处讲究智能的世界里，该如何来识别和对待各种各样的聪明人呢？
我想，一个人最值得珍视的是仁慈的天性，这远比聪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应该通过艰苦修炼来叩击良知；如果连良知也叩击不出来，那就要以长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规矩；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愚钝和木讷了；如果他居然颇具智能，又很有决断，那就需要警觉，因为这样的人时时有可能进入一种可怖的梦魇，并把这种梦魇带给别人。应该发现这样的人，并且尽量将他们安置在高人手下，成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避免让他们独自在空旷寂静的地方，作出关及他人命运的行为选择。这也是为他们好。
文化敏感带
我已就绑匪的一张纸条，写了两篇文章。刚刚搁笔，又产生了一个联想，再续一篇。但要说的话，与绑匪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我们已经分析过，那张纸条上寥寥十九个字，足可证明绑匪的文化水平很高。我把“文化水平很高”这样的评语加给一个绑匪，相信会引起文化界不少朋友的不悦。他们会说：“这算什么文化水平？至多是技术性的文化细节罢了。文化的力量，在于整体组合，在于价值选择，在于人文方向！”
朋友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恕我直言，他们这是面对一个凶恶的绑匪，力图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才被激发起来的。在平日，他们大多也会把技术性的文化细节和整体性的文化定位混为一谈。
这便是这篇文章的话题。我至今说不明白为什么技术性的文化细节会在中国文化中取得如此优越的地位，并成为一个“文化敏感带”。大概是历代统治者故意要用这种方法把一个个文化人都变成呆子和傻子吧，因为只有把大脑消耗在疯狂的记忆过程和重复的匠艺操作中，才会从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创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统治者们实施这一阴谋的可靠证据。
照理，这一切早就应该过去了。不要说现今已经到了电脑时代，即便再早几十年，出版事业已经畅达，工具书随手可得，中国文化人早就该转换自己的敏感系统，去想一点真正有意思的大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想借用一些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实例程度最轻，基本上属于正常范畴，但也已经让人有点消受不住。有一年，我们聘请几个退休教授，对目前正在开课的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评分。没想到几轮下来，评分结果和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正恰相反，于是便急急调查。通过调查终于明白，原来有两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师讲课时对某些词语读音的标准与否，当作了评分的主要标准。评分表后面加了一份长长的附录，全是一个个发音的正误对比。然而问题是，发音很标准的几位青年教师，讲课质量之差，几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讲的边缘，这次却得了高分；相反，几位公认的优秀青年教师，由于普通话不太标准，评分极惨。
“身为教师，发音的标准至关重要！”这是退休教授的意见，好像并不错，但事实上已造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颠倒。
这是一件小事，但这种以技术性细节颠倒整体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个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种违背人类良知的文化观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对，而如果用错了一个典故，则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后者，因此只对后者敏感。
第二个实例特殊一点，就发生在前几年。一个戏曲作者，认为导演把他的剧本改坏了，要在报刊上予以揭露，构成了一个事件。揭露了什么呢？试举一例：戏曲作者原来写的一句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听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戏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样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一遇到技术性的细节问题就会变得如此夸张和作态？好像在这些琐屑不堪的问题上埋藏着一个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荣，因此非如此高声表白不可。平仄问题，即使在诗词写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个大诗人都会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况，现在戏曲剧场连最起码的观众数字都维持不了，怎么会有观众因一两个字的平仄问题而怒视作者？而这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但是，这种荒诞之极的想象居然可以当作真事公开发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事件哄闹起来。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这一部位已经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离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控制。
第三个实例比较有名，却与以上情景一脉相承。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北京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在睡梦中吟得一首诗，然而很快有人指出，这首诗是古人吟过的，于是一时成为文坛笑话，嬉笑怒骂，播扬广远。
我想为这位作家辩护几句。这位作家显然不想故意剽窃，因为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剽窃一首随手可以查到的古诗。他的差错出在记忆的模糊上：诗句入梦，但这首诗是书中读来的还是自己吟出来的，有点闹不清了。这种情况在创造性族群的记忆机制中经常发生，不足为奇，何况这位作家并不以古典诗词为研究专业。他写混了，别人幽默地指正一下即可，顺便调侃几句也无妨，无论如何是小事一桩。谁料想，在很多人眼中，这件事其大无比，其臭无比，简直可以抵消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创造。这过分了。
对此我可以提供一个参照例证。一位剧作家，从小熟读中外名剧，能成段成段地背诵，长大后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构思着一个又一个戏剧片断，有一次他把新写的一场戏给我们传阅，我们立即发现其中一段酷似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某剧，一经指出，他惊诧不已，然后大声嘲笑自己：“搞混了，分不清脑子里那些台词的来源了！”我们深知他的为人，当然相信他，何况他特地让我们这些非常熟悉西方戏剧史的朋友传阅，绝无剽窃嫌疑。大段的剧本尚且如此，其它细节当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对记忆问题多说几句。把记忆当作学问，这在古代，是文化传播事业落后的一个标志，而在现代，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现在连中小学教师都已经警觉起来，正在尽力扭转，可惜我们不少文化人还在本末倒置。其实，即便是记忆性的文化族群，他们真正能记住的文史细节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个曾在文史中沉潜多年的人，据我的经验，即便平时认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笔下也会发现夹杂着不少记忆上的差错，还得从工具书上逐字校核，因此，说是记忆，其实与直接记忆的关系也不大，只是记得翻哪部工具书罢了。而在这方面，据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当属报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辈职业校对员，但总不能说，这些职业校对员有资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对者了。
第四个实例牵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认识。他为别人的一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评论者撰文指出，这篇序言中有很多语法错误，口气比较严厉。严厉当然会产生回应，事情立即变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有语法错误，指出来既有利于读者也有利于作家，本来语气严厉一点也不妨，但我稍稍有点惊讶的是，这篇序言我读过，为什么当时没有感到有语法上的障碍？待我带着这个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评文章一一对照，终于明白了真相。批评者有很好的语法和修辞学方面的造诣，他所指出的语言构成方式确实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只能说是用语粗疏而不能说是语法错误，而对有些作家来说，用语粗疏可能是故意的。在书面语言的严谨中加添一点口头语言的随意，有时反而能调节文本的规整语态，走向生动。当然，这种随意性如果明显地侵凌了语法，还是应该知道收敛和整理才好。可见，这本是作家和语法学者们协调商量的问题，但经起哄者们一炒作，情况就变得有点怪异。我从一篇评述这个事件的文章中读到的指向，已成为“作家的文字资格”、“名人的认错态度”等等不留余地的恶性事端了，幸好这位作家没有再去理会。这件事，说到底，仍然是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它一被点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视线，并烧燎到人格部位。这个程序，一再重复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让人惊心。
说了这些实例之后我想归结一下。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鲁迅说，一个中国孩子，要学会几千个基本汉字，再学会把笔画繁多的难字准确地填到一个个方格中去，得花费一二十年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鲁迅的计算把这笔账做下去：这个人需要背熟历代诗词，通晓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细节更麻烦，这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没有三四十年出不来。当然会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就喝酒去了；像那个绑匪，学会了一笔好古文就谋财害命去了。坚持下来的总该有资格谈文化、写文章了吧，那也应该是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规教育。不知这么一笔年龄账，会给我们什么启发？
当然，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还是要学，有名的古诗还是要背，顺便学点平仄也不坏，语法上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国文化的荣辱边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它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们学问不深，知识不广，却也懂得要为它失落多年的高贵内质招魂，而不能听任它继续沦于琐碎和庸常。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文化再经过几年调教，吓得作家们再也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艺术家们躲进书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又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了，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会是谁呢？
这样的男人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谈谈对当时轰动上海的三个女贪污犯案件的看法，他们准备在杂志扉页“名人谈法”的专栏刊登。我一听就惭愧，当时还在担任学院院长，忙得连报纸也少看，居然不知道这些案件，便请这位先生先给我介绍一下。
原来，三个女贪污犯的案情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单位里的财务出纳员，事发之前都品行端正。她们各自爱上了一个男子，男子借各种理由花她们的钱，她们为了爱，为了面子，自己省吃俭用，把父母的积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满无底洞，便开始一笔笔地贪污公款。及至案发，由于贪污数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几个男子，却因为只花钱而不问钱的由来，无法定为贪污犯，只能以“窝藏”、“诈骗”之类的罪名轻判，关押一段时间便无事。
这几个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财务出纳员却故意不问钱的由来。有的还不断欺骗女友，说自己拿不出人民币只因为手头只有外币……法律杂志的负责人开始还彬彬有礼，但在叙述这些案情时声音越来越高，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对这几个男子的愤然，而我，则早已怒火中烧。
我问，你们刊物是否允许我，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提一些疑问向法律界朋友请教？他点了点头说：“请。”
记得当时我已无法坐着说话，站起身来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个个断句。
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连“凶恶”这个词都配不上，因为凶恶者大多数还有点硬气，他们居然连偷盗的勇气都没有，躲在女友柔弱的身体背后宰割女友！他们只有滑腻腻、阴嗖嗖的邪气……
我说，我的呼吁可能已经救不了这几个可怜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与法律专家讨教，能不能给那几个真正的骗子更加严厉的处罚？我说，是的，按照法律，他们只能被轻判，但他们在监狱里，估计其他罪犯也看不起他们。我甚至很不应该地说，我希望其他罪犯能举起男人的拳头，打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男人是什么。
除了这最后一句，前面这些意思，那家法律杂志都刊登了。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同样愤怒的人很多。好几个年轻的私营业主向法院打听，能不能成倍，甚至十倍地偿还这几个女孩子的贪污款，把她们的罪行减轻？有人问他们，是否看中了她们作为女人的德行，想把她们救出来做妻子？私营业主们回答：“不，只想让她们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不都是那样的！”
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后上海又出现了一个男人出卖女友的事件，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却也传播一时，而传播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起了这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已成为一种性别耻辱的标志。
作为后起之秀的那个男人，曾请他的一个不讲原则的朋友四处解释，试图挽回名誉，没想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扭过脸去。“连自己的女朋友还要出卖的男人，还说什么！”如此众口一词，我真为上海高兴。
女记者陆萍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一天她去采访一个犯人座谈会，刚刚结束，就有一位不认识的警察悄悄告诉她，前面将下楼梯的犯人就是三个欺骗女友的坏蛋之一。陆萍立即跳了起来，叫住他，盯住他游移的目光，整整十秒钟，然后，强压心头的怒火，问了他几句，最后，厌烦得根本不想再看他了。
感谢陆萍，在报道中记述了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女贪污犯，她从一次次申诉、复审中终于保住了生命，然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梦幻人生
发生一个无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与夜的交异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
女犯在监狱里写诗，可见心情不错，而那几个男人当然早已出狱。但我还是忍不住，仍然想谈谈那种男人。
除了上述恶性案件，那种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都如此惹人厌烦。我见过不少有这类气息的男青年，而且似乎有一种趋势，这样的男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并不太坏，多数麻烦都出在恋爱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专门让女孩子们上当的存在。
我想应该先为这样的男人画一幅粗糙的图像。
他们总的说来都长得比较漂亮，有一种城市化的风度翩翩。读书成绩不错，聪明，谈吐举止有点品位，讲究细节。他们不是一见女孩子就狂轰烂炸、死缠硬磨的那一类人，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爱理不理、懒洋洋的神态，这反而会引起女孩子们的加倍注意，而且，不少女孩子把他们与“白马王子”这几个可笑的字连起来了。女孩子们也明白“白马王子”只是一种说笑，但这种说笑因与某种尚未摆脱的童话心态连在一起，在观察男青年时起着一种模糊的暗示作用。
这个暗示会产生误导。“王子”这个概念与“骑士”不同，需要呈现出某种未曾彻底完成“心理断奶”的弱势，而这恰恰是这种男人的特点。他们从小受到溺爱，被种种方便所惯坏，至今还在生活上时时暴露需要被照顾的破绽；他们善于申诉，使每个女孩子听了一阵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姐姐对一个弟弟的怜惜之情，尽管她们的年岁不比他们大；他们在业务上一般不错，甚至还比较出色，这给了女孩子们一种安全感，期望他们今后有良好的前途；他们不讳避自己的一般缺点，如懒惰、任性之类，这又使女孩子们觉得诚实，而且更容易亲近。以上种种，都不是这种男人故意设计的，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经历所决定，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如果仅仅是上述特征，还属于正常范畴，但这样的男人显然已经暴露出一个重大的毛病，那就是缺少责任感。他们颀长的身材中少一条敢于为他人和女友担待的脊梁，他们机智的谈吐中少一种敢于决断、敢于负责的声腔。
很多女孩子觉得责任感不太重要，男人没有责任感反而给了女方一种权利。其实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没有责任感更可怕的呢？与没有责任感的男人谈恋爱，就像与朝雾和晚霞厮磨，再美好也没有着落。如果要我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向这样的男人讲几句话，那么我会建议他们，暂停恋爱，先去锻炼责任感，做什么都成，只要找到自己的主心骨，然后学会照顾别人，保护别人，那就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种锻炼，实在很难进入像样的恋爱过程。
这种缺少责任感的男人如果再增加一项缺点，事情就开始变得严重。这项缺点就是吹。
有责任感的男人有时也会吹，问题还不至于太大，因为责任感对他们产生一种内控力，如缰绳在手，撒野一阵还得回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吹就不得了，尽管他们声音未必很大，用词未必很狂，但从任何一点出发都是不归路，越往前走越是风沙蔽天。
他们的吹，有一套大同小异的公式。一般总是从平静地睥睨天下，淡淡地鄙夷名人开头，然后明确暗示自己已达到的水平，以及在将来三年（不会一年，也不会五年，只会三年）内必然会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很少不与国际相连；接下来，一定会提到“怀才不遇”，一半是因为年纪太轻，一半是因为环境不好，只得暂时受压，难于施展，说到这一部分时比较具体，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情节，也有一些对既成流言的解释；最后，顺便倾诉自己遇到的最大麻烦——追求自己的女孩子太多，而自己则要求太高，因此很难处理。说到此处他们的语气诚恳而含蓄，又频频摇头，声声叹息，很让人同情。
听了这番话，半数女孩子礼貌地离开了，她们说不清离开的原因，只受到某种直觉的驱使，感到这里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自己没有精力奉陪；但也有半数女孩子粘着了，眼前跳动的希望加上自己内心的虚荣，使她们快速地投身到这种话语系统。至此，吹，成了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事情。当然随之发生的情况并没有验证所吹的一切，唯一的弥补方法是更加信心十足地吹下去，而且年轻人生活丰富，要撷取一点零碎证据并不困难。即将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啦，敢于与某名人进行学术论争啦，名字已经进入某个关键人物的玻璃台板底下啦，多国外宾专程来访啦，全世界进入同一领域的包括他只有三个人啦，如此等等，反正只须有一点蛛丝马迹，稍稍改变一下事情的性质就仿佛依稀地全部成立。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吹，已升格为骗。
在这过程中又有一些女孩子迷途知返。此时，除了部分同气相求的“异性战友”，只有最老实又略带一点精神偏执的女孩子死心塌地，继续追随。但即使如此，这些男人也不为这些女孩子负责，只有索取，只有指挥，只有欺骗。对别人不负责已经要不得，对爱慕自己的女孩子不负责，则实在是一种根本性的坑害。社会上对那些只从女友身上牟利，却从不对女友负责的男人，称之为“吃软饭的人”加以鄙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吃软饭”，表面上风流倜傥，其实是由堂堂男性在扮演一种心理宠妾，是践踏双方尊严的性别灾难。
为此，我们有责任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们劝告几句——
这样的男人因你们而存在。他们在你们面前作狡作态，作威作福，但说到底，他们是你们培养的，因你们的天真，因你们的虚荣，因你们的善良，因你们的愚昧。
从今以后，请不要嘲笑那些敢于直截了当向你们求爱的人，不要讥讽那些莽撞地给你们做了很多事情而又没有做漂亮的人，你们可以不接受他们的爱，却不妨建立友谊。但是，请不要过于在意那个矜持角落里似笑非笑的面影。如果这些似笑非笑的面影已经走近，那么希望你们在一些基本界限上不要糊涂：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了的男人，没有理由装扮成一座有待开发的矿藏要你们去卫护，没有理由不吐露负责的言词而只会申诉，没有理由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而要你们去照顾，没有理由不动用自己的钱款而要你们去支付。
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的男人，再多情也不应该把女友的耳畔当作他们唯一的讲台，男人的讲台理应在更大的空间。你们也许十分满足这种耳畔小话，以为是爱巢风景，但等着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既做不了巢顶的茅草，也做不了巢壁的芦秆，更不要说做砖瓦梁柱了。既然如此，何不趁早，让他们的声音从耳畔移开，从小巢释出，到旷野云天间去试炼一番？
你们离别父母的呵护、老师的指点不久，以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就已经能对种种大事作出判断，其实多半是幻想。对于情感上的事，你们羞于启齿又毫无经验，因此所作的判断更加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恶果，往往要以漫长的岁月来承受。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种隐秘的危险让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分担。虽然是谈恋爱，也尽快结束耳畔小语的粘滞状态，把时间放长，把空间放宽，让彼此的生命先在大地山河间折腾几年。自己的生命质量能达到什么水平，对方的生命质量能出现什么状态，都有待于充分展开、仔细打量。一丛未成熟的僵果，岂能有收获的期待？
——你们若能这样，那么，那群男人中说不定还真能挖掘出几个男子汉。
大桥的寓言
这实在像一则寓言，但居然是真的。
从天津到山海关铁路上的一四二号大桥，是一座既有历史价值，又保持着现实功能的备用铁路大桥，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一大群人开着大吊车、举着气割机前来拆卸，一派热气腾腾的施工景象。人多力量大，没过多久，第三孔右侧横梁已经拆落在地。
这天正好有一位管铁路的干部乘汽车经过这里，偶然看到这个拆卸现场心里有点纳闷：这等大事我怎么一点不知道？打电话到单位一问，别人也茫然不知。于是派人去追查，追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一个无业游民已经以大无畏的主人翁气概，把这座铁路大桥当作废钢铁卖掉了！
这个无业游民，在百无聊赖中想赚点钱用用，听说国内钢材走俏，就到处找钢材，一不小心看到了这座铁路大桥。要打这么大的主意简直难于上青天，但他眼珠一转却看到了一条可钻的缝隙。简单说来，他找到一家与法院有瓜葛的小公司，又找到一家与铁路局有瓜葛的小公司，都对两边说，对方要拆卖一座报废的铁路大桥，寻求合作，报酬可观。两方都被对方公司的背景所迷惑，深信不疑，出具证明，加盖公章，而游走其间的指挥者就是这个无业游民。
本来，他是想多少骗到一点预付的钢材款就溜之大吉的，根本没想过真的去拆桥。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失算了，大家都在等钢材，理所当然地快速向大桥扑去。这个骗子被捕后在审问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察问他为什么笑，他说：“真没想到那伙傻子居然真去把桥拆了！”
我想，当警察走后，他在拘留室里也许还会把自己嘲笑一通：“真没想到这个傻子闹了半天连一分钱也没骗到！”
人们容易发现一目了然的小偷小盗，而对于一个分解开来的巨大骗局，却很难在各个局部上发现，反而会在实利的诱惑下八方用力，把荒唐推向更大的荒唐。
利用这种心理防范的盲区，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成一两件大事。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只有防止被分解，才能防止被盗卖。明乎此，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最强调的只有一点：整体，整体！这也是他们战胜鸡鸣狗盗之徒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样的明白人永远太少。因而不能不担心：实实在在的一座铁路大桥尚且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差一点被拆卖掉，那么，其它许多隐蔽乃至无形的文明成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我们大家都会把拆卸现场当作景观欣赏，欣赏那些吊车、气割机和如蚁的人群，有谁会产生怀疑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的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去做化学鉴定的时候，当有人借口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很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
真实老被嗤笑，因此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
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氢弹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权先生的介绍，我还不知道“文革”中发生过氢弹部件失窃案。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与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苏联专家笔记失窃案非常相像，这种相像发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它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里边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如此大事，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国务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领导，而事件的性质又理所当然地指向政治间谍案。国务院总理给的最后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无所获。
火烧眉毛之际，人们只好请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边的名探郭应峰先生。
郭应峰取过全部调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中整整八小时，当他走出这间静室后就宣布：这是一个很小的偷盗案件，作案者就是那个放过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装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过演员；她偷错了，这台仪器对她来说还不如一块废铁。
他的分析很细密，这里无法细介绍，最简单的推断线索大体是：两个保安用这个手提包、上这趟火车，都是监时决定的，因此只能是惯偷偶尔发现行李架上的手提包与自己的包一样，调换了。如果有什么政治预谋，根本来不及这样做。那只换下来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乡镇妇女喜欢用的一种护肤油脂，联系到说话带有女腔，又如此善于装扮，便得出了这个结论。
郭应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当地偷盗犯中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名女贼，果然很快找到线索，最后破案，事情正是一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人干的，只不过好发觉偷来的铁匣子无用，已经随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园的荷花池里了。警察立即找到那个荷花池，一捞便着。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又是一个让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结局。
滑稽在何处？滑稽在预期重量和实际重量的严重失衡上。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堆庞然大物，吸足了气，提足了劲，狠命一举，没想到这堆庞然大物原来只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氢气球，反而让人仰天摔倒。据康德说，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这件事想到许多历史事件。我们的历史观，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断组合成的，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严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么多必然性呢？实在深可怀疑。许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的起点。无视这种情况，只选那些合乎主观心意的材料来装配历史，装配出来的只能是假历史。
你看眼前这个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逻辑来判断，有一千一万个说不通：严守密防的氢弹部件被盗，居然是小偷偷错了；小偷没有用别的办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员的近距离注视下换走的；这个小偷又居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惊动国家高层的氢弹部件，此刻居然以废铁的身份躺在公园的荷花池里……每一点，都像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胡乱编造，但真实，却轻快地越过每一个疑点站到了我们眼前。幸亏这件事情最后有一个躺在荷花池里的铁匣子，如果没有，前面的种种疑点都会被“争议”，最终成为一个“无头案”，人们的注意力仍会集中在神通广大的外国情报机构身上。历史，因拒绝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读的可能；人类，因自以为是的逻辑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如果承认世间有不少大事是一种偶然组合，那么，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就没事可干了。因为谁都看到，这些评论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实况一一推上他们铺设的必然性轨道，别人读起来很顺溜，唯独在被评论者心中是风马牛。按照这些评论家的意见，这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贼，一定是美国情报局安Сhā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而太原人民公园那个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条秘密地道与台湾海峡相连。——这不是笑话，请看历史上那么多荒诞不经的冤案，不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至于日常报刊间的随意攻难，虽然说不上什么冤案，基本的制造过程也与此相类。必然来、必然去，最后必然出一个大荒诞。
郭应峰先生他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番活儿。也幸好有他们这样的人，敢于让世界留下一点真实，敢于在“文革”Ｇao潮中把一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结在一个琐碎的滑稽中。须知，在那个时候，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元帅，根本没有去碰过一下类似“铁匣子”这样的东西，也已经按照必然性逻辑而分析成了“内奸”。
郭应峰先生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里整整八小时，我非常关注这个情节。评论家们谈必然性，听众越多越好，声音越响亮越好，因为最粗糙的逻辑和最世俗的声势历来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颠倒，也总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完成它的“雄辩”。但是郭应峰先生要的不是这个，他由实证而发现了偶然，许许多多偶然点的组接，脆若游丝，稍一用力就会绷断，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轻轻梳理。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关键之处比绣花女的针尖还要精细入微，容不得一丝噪音，因此只能安静得鸟尽人灭、天老地荒一般。此间情景，近似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郭应峰先生“格”了八小时，就理出头绪来了。
好多事，坏就坏在热闹，坏在人声嘈杂、香烟缭绕的会议桌旁，坏在随声附和或齐声嘲笑的勃勃兴致上。
一个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更需要长时间单独的安静，难怪佛学大师过一段时间总要在深山孤室里“闭关”。我们的人生太喧闹，浑浑噩噩间，往往连一个难题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着众多难题胡乱度日。
试着破解一个两个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关到静室里几小时，再说。
乱世流浪女
我对近年来逐渐公开的“文革”时期刑事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期历来被密密层层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实当时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破读那段历史的另一条途径。
例如，作为几起盗窃案主角而一度震惊全国的女青年宋莲萍，就会让人产生很多感慨。
宋莲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临行前与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也不去内蒙古了，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这个起点，就让我十分同情。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光从这一点，我就把她的个人悲剧看成社会悲剧。不让她读完中学倒也罢了，又不让她留在父母身边，如此年少却非要去内蒙古落户不可，这种先离散教学、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Ｇao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幸亏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才没有被抓起来。可是，举目无亲地长途跋涉在贫困的大地上，她毕竟饿坏了。
当她流浪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已饿得气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艺高强，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莲萍看见。宋莲萍要拜师学艺，遭到老僧拒绝，她便以自杀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乱世学武艺，显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老僧、小庙、一个干杂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别人太多的注意，比较安全。就这样她整整学了两年，两年后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细一查，自己多年积蓄的钱也不见了，只得长叹一声。
老僧在长叹中产生了隐忧。她敢于拿走师傅的钱，那也就有可能拿别人的钱，而她已经学了两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点发紧，因为他最明白，宋莲萍已学到什么水平。老僧觉得不应该给人世欠下一笔孽债，于是天天苦恼。一年后，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徒弟，年龄多少，外貌如何，什么时候不辞而别，临走时“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证明她也许心术不正”，但她的武艺“已学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当时的警方显然没有太留意老僧的遗言，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能不对老僧肃然起敬。他用词那么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对徒弟的武艺也只说“已学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确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艺绝对不能与“心术不正”连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间。
从老僧的这份遗言，我们深为宋莲萍可惜，她舍弃了一位多么不该舍弃的师傅！现在分析她拿走师傅积蓄不辞而别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点：－，年纪太轻，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庙极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经学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闯荡世界了；三，生在最贫苦的年月，她对经济价值的概念近乎无知，把师傅那笔不大的积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师傅已年迈得不久人世，不想让那些钱落人他人之手。
于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艺，又有钱财，她认为无所畏惧了。这与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里知道，生在当时，武艺并没有正当用处，而师傅的那点钱，真正用起来才发觉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俭用地过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穷水尽。
在还有最后一点钱的时候，她都没有下决心在社会上偷盗，可见在她本性深处，还有隐潜的行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实在身无分文了，便决定以武艺自救。她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在铁路运输线上偷盗货车的办法。不对行人拦路抢劫，更不上门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而当时铁路上的货车，所运的都是国营企业的大宗物资，挖一点小零碎下来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觉得有太大罪过。这是在没有法制的年代，一个女孩子凭自己的良知傻想出来的一条是非界限。
与现在的车匪路霸相比，她在货车上偷盗的数量确实很小。开始是偷了两纸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边一双双叫卖，按当时的物价，每双也就是几角钱吧。比较大的一次，是从货车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可不算个小数字了。
也许在那个时代，飞车偷盗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她才出手几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缉对象。这一追缉，她的惊世骇俗的武艺就表现出来了。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如此神奇的本事出自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似乎故意在逗着玩，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了警方。有关部门于是下令，在九条铁路干线的几十趟列车上布下天罗地网，捉拿来莲萍。但是，好像谁也不是她的对手，经过几个回合，那些高大而强健的警察们叹息道：“从来没有看到和想到，世界上竟有反应如此敏捷的角色！”
最终，她还是没有被捉到。不知在第几次纵身逃逸时，一个神枪手击中了她。
她的死亡，离她决心飞车偷盗，仅仅一个月。她的罪行，她的武艺，都发生在这一个月中。仅仅一个月的调皮捣蛋就震惊全国，震惊的不是她的罪行而是她的武艺，这也实在让人眼睛一亮的了。
当警方领略了她的武艺，再想起她师傅的遗言，说她“已学到一定程度”，不能不重新仰望起那位高僧来。“一定程度”已经这样子了，高僧本人会是怎样的呢？嘿，穷乡僻壤的破落小庙，真不可小瞧了。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是女主角宋莲萍。这位中学教师的女儿，这位“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位孤苦伶仃靠自己闯荡世界的可怜姑娘，怎么会用两年时间就学成如此高强的本领？在一个没有舞蹈的年月她无处展现自己的生命节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飞驰的列车。说她是盗贼，也可以，但我却总是于心不忍。首先，是谁偷盗了她的青春，偷盗了她求学的机会，偷盗了她的伦理亲情？她为了糊口，确实偷盗过一些塑料拖鞋、国产手表之类，但她从未损害过任何个人。她有死罪吗？既然没有，那又是谁，偷盗了她的生命？当然，我不是指那个应命而来的神枪手。
她若生得早一点，可能是名震远近的荒江女侠；她若生得晚一点，也可能是哪项国际比赛中的女子冠军。只可惜，她生在不该有如此出色的身手的年代。一切出色都是一种危险，出色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就一定会蜕变成一种过失，甚至过错。那么，倒过来的道理便是：很多过失和过错，其实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出色。
今天细想起来，宋莲萍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是：从出走到死亡，每走一步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商量。她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公安机关的档案里当时记录的宋莲萍的外貌：高挑身材，鹅蛋型脸，弯眉挺鼻，非常漂亮。
如果活到今天，也就是四十余岁吧。
她的可怜的父母亲，应该还健在。
褪色的疑问
“文革”旧案中，有一个叫刘学保的假英雄特别让人恶心。他在二十余年后受到法律的严惩，证明岁月悠悠，公理自在。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雄，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也已进入中年，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英雄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雄立即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它可能。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整体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邪恶甚嚣尘上，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中国人无数次地遇到过某种观念需要寻找证据的情况，越是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越是需要寻找，到后来寻找变成了呼唤，呼唤变成了引诱，引诱变成了培植。
如果从大背景上看刘学保的案件，那简直就是“文革”思维的一个拙劣造型。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试问，中国人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温饱都成问题，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阶级敌人；再问，有阶级敌人也很正常，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答曰阶级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城市乡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没准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个，由此非大张旗鼓不行；提问者还是不解，说姑且是这样吧，但这些阶级敌人又没有掌握政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剑拔弩张吗？答曰阶级敌人已经混到我们巡逻的队伍中来了，而且正要拿炸药炸大桥，千钧一发，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于是，刘学保应运而生。他完全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主题，越奇异反而越风靡。
然而，即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学保的案件也显得触目惊心。因为它已不属于当时传染全国的群体性痴迷，而是在黑夜荒野，两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生死玄秘。刘学保为了个人名声，不惜以别人的鲜血来证明血腥的必要，实在令人发指。
群体性痴迷所造成的大量丑剧，都以各自不同的等级而成了历史的教训，但是，越来越提高的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不能让血腥罪恶躲藏在一般丑剧中。虽然时隔久远，也应该凭着全人类公认的罪和非罪的界限，去抓住有血债的杀人犯。
于是，刘学保终于被“请”回来了。是法制之手，把他从没有法制的二十几年前“请”了回来。
法制能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明化。在这个案件中，其它一切都可忽略不计，关键在于，他是不是一个杀人犯。已有大量嫌疑的问号在触摸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还要经过缜密的侦查。一旦成立，那么，他必须受到制裁，而那个所谓的“阶级敌人”则是一个蒙冤二十余年的被害人，除了平反昭雪，被害人的亲属子女应该拥有充分的法律权利。
——这条思路足以证明，中国人在清理往昔政治灾难的过程中，又在理性意义上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法律需要证据，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
复查人员几经思考，开始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之前。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那么，再逐个找回他们，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之前，此事当然很难，但没有想到，人们对一个虚假的事件很难淡忘，点点滴滴，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步，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好在当年对“英雄”的采访连篇累牍，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搏斗过程”的材料也在，为模拟试验的可靠性提供了切实保证。同样这座铁桥，同样大小的炸药包，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同样的搏斗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结论终于出来了：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不可能这么站，不可能这么走，不可能这么伤，不可能这么死——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英雄”，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
第三步，审讯。这不复杂，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立即漏洞百出，继续盘问下去，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终于见底。
刘学保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现在还在监狱里。铁窗锁住的，是“文革”精神的象征体：虚假的英雄，颠倒的罪名，堂皇的谋杀，疯狂的鼓噪。
是该锁住，而且锁住个无期，不可减免。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大桥上的那支复查队伍，特别是其中那几个年岁不轻的人。他们当年竟敢在一片社会性狂热中对一个“英雄”提出几条根本性的疑问，这就了不起，他们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想而知。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会有那么好的记性，居然在二十几年之后要他们把那中断了的勘察继续下去。
既然历史那么有心，他们也要对得起历史。那么大年纪，每天爬上爬下、左比右画、苦苦回忆、细细分析，好像在修复一个远年的故事，其实呢，他们是在修复历史的尊严。
驶往未来的列车，将从这座勘察清楚了的铁桥上通过。
含冤葬身于铁桥边的那位老人，应该可以闭眼了。
膨胀的雪球
本文要讲的事件发生在江西某地，一个简陋小厂的热处理班长，成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消息刊于报纸，人们虽然兴奋却没有太大的惊讶，因为这位热处理班长早已是位“科技明星”，曾受中国科学院邀请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材料学术会议，在会上舌战外国专家、荣获金质奖章、拒绝高薪聘请，这一些都在报刊和演讲会上宣传过，而且他确实也已因此而荣升为市科委副主任和政协委员。
一天，一位技术人员在市总工会门口的宣传栏前停步观看这位科技明星的先进事迹展览，看见照片上获国际材料学术会议金质奖的那篇论文的英文标题虽然很小却还能辨认，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居然是：nanhaicountry：theroadtowardspros-perity，一个有关我国南海地区发展的报道，由此提出了质疑。凡假事只要遭到任何一个认真的质疑，好像冰河裂开了第一道口子，接下去再也无法收拾了。经层层调查，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全是假的，于是，“科技明星”所任职务也随之全部撤消，他立即成为新闻媒体的众矢之的。
骂他骗子已经没有太大意思，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一个巨大谎言的构建过程。
我注意到，最要命的就是那个起点。那年，此人由于没有文凭不能参加职称考核，得知只要有像样的论文就可以破格，一气之下便伪称自己的论文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还说有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这是一个小小的甚至有点玩笑性质的谎言，但一旦开头就收不住了——
既然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这个国际会议仿佛应该在美国开，他就必须到美国去了；尽管他只是掩人耳目地到了兰州几天，但既然说是去了美国，总要让论文得个奖吧；既然得奖干脆就得个金奖，好在祖母临死时留下了一个小金片；这终究有很多的漏洞，于是又不得不赶紧伪造一些中国教授联名推荐他的书信；推荐的目标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诺贝尔奖……
我在读有关这事的一篇调查报告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之后的“中邪”，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南道，只得步步向前走。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欺骗事件中，首先是当事人受到了“蛊惑”，一头扎进去无法后退。对此我们不妨花点精力仔细分析一下。开始他只是想，各行各业都在评技术职称，我只想评个最普通的技术职称罢了，竟然还要有“像样的论文”，什么叫“像样的论文”？谁说了算？我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总可以了吧？——这种顶牛式的心理，哪儿都可能产生，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太贫困、太需要科学了，一听中国科学院那还了得？他情急之中口气稍稍大了一点，这一大就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灾难。
如果一开始受到申斥、受到怀疑，什么事也不会有，但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辨，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这位热处理技工。我仔细地分析了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坏，谎言构建起来之后也没有乘机做什么坏事，谋什么财物，相反，倒是为补漏花费了不少冤枉钱，而他的经济情况一直很不好。直到谎言揭穿，他仍然生活在贫寒之中。揭穿之后很多报刊嘲笑他，但我认为这些报刊不应如此轻松，当年一有风声就把他推上危险高坡的，还不是报刊？报刊对他，应有巨大的亏欠。
报刊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只求轰动，不求实证。这是当代很多报刊的共同毛病。一有新奇的消息，就急匆匆地赶发出来，一阵爆炒，然后紧紧追随。在我看来，这是谎言发生机制和扩张机制的关键。这件事的最后揭穿，居然也不是记者，这实在是一种职业性的失职。
由此联想，待些年来，我曾近距离地目睹过很多谎言的扩张过程。都或多或少与传媒有关。前些年，有人转告我一家报纸的报道，一个中年作者刚发表一个作品，就受到海外五所大学的联合邀请，他正在准备演讲稿云云。我当时一听就为这位老兄着急，心想你说一所大学邀请，旁人还能马虎过去，怎么扩充到了五所？大话由媒体说，收场还得靠自己，这个场怎么收？世界上的大学校长都是很高傲的，他们很少联手做一件什么事，据我本人对海外的了解，好像不大可能出现五所大学联合邀请一个人讲学的事，哪怕他是一代宗师，或退休总统。幸好这位先生聪明，没再就这件事弥补和延伸。更惨的是一些老人，不小心进入了谎言系统，传媒一加播扬，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当众继续把谎说圆，只得随口乱说，实在让人同情。例如我曾见到两个老人，开始只是出于一点小小的虚荣，编造了一个创作上的谎言，后来就越吹越大，也越来越说不明白了，让听的人都为他们着急。记得我当时就托人转告那些报刊，饶了这两位老人家吧，但报刊不依，仍然以声援的方法捉弄他们，直到最后不得不“大音希声”。
我想，天底下最劳累的事情之一，就是编造谎言。因此谎言揭穿，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从报道看，江西这位当事人终于败露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当地领导紧急传唤他回来。在一间会议室，他刚进门，领导就问了一句：“你到过美国吗？”他连停顿也没有，立即急不可待地说：“假的，我全是假的！”然后和盘托出。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全身放松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慢慢地站立起来。
我猜，他当时心中想的一定是：好了，这次可怕的“热处理”总算完工了。
街道已经不是昨日的模样，他摇摇晃晃，回家了。
心中的恶狼
在各种凶杀案中，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种？我认为是没有具体理由的那一种。有理由，就有逻辑，伤害具有针对性，人们也有可能提防；如果没有理由，只能听天由命，谁都手足无措了。
其实，没有具体理由的犯罪，总还是有心理理由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关注人类的心理黑箱，说不定什么时候，那里会蹿出来一条恶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云南省通海县县城的一个歌舞厅里，一个握着长剑的青年男子见人就刺，不到半小时就刺死四人，刺伤多人，他边刺边大声吼叫：“我孙玉峰曾经是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事业的成功，对社会有益，我事业失败，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那么，他有什么事业呢？这完全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读过一些江湖武侠故事的农村无赖子的狂想。他偶尔进县城，见路上没什么人理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每走到人群之时，竟然当我是死人，视如无物，阴恻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么理他，于是他断言“天下人人可杀”。
看来，他走向罪恶的心理程序，是从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觉开始的。总觉得自己十分重要，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人们实在没有注意他的理由。我估计他曾多次自我卖弄，一再招惹别人，甚至恨不能把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人引出来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一架，可惜连这也没有发生。他的招惹因形态卑下，别人只须眼角一扫就会立即厌恶地转过头去不再理会。这种极度的孤独和无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没有特定的对象，只能拿起长剑，朝那些活得最快乐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认知范围，他选择了歌舞厅。
应该说，这个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别人，却不躲开、不道歉，反而觉得别人对不起他，甚至越来越义愤填膺，这是为什么？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问我：“某某人，我完全不认识，他在五年前一边剽窃我的作品发表，一边写文章骂我，这样做我还能理解，贼喊捉贼嘛！我不理解的是，五年来我对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对我的批判却接连不断，而且口气越来越凶，这是为什么？”
我想了一想，说：“问题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开始，他一边剽窃你又一边骂你，是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但你居然对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反应，使他感觉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彻底的自卑，并由自卑变成愤怒。”
“不是欺软怕硬？”他问。
“不是。欺软怕硬只是表象，”我说：“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软，但已超出了软的底线，是一种不可理解之软，而不可理解之软其实就是一种超强度的硬，因此引发了他极度的不自信。”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深奥。
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频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儿挑动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一个同学，来自农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学瞧不起，成天找机会作态，连夜间上厕所时穿的拖鞋都坚持用木拖板，响彻楼层，还声言是“保持贫农本色”。这样的人，“文革”一来，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开会斗争教师，适逢他外出，回来后听说，深感失落，居然决定一个人拉一名教师出来游街，补补“风头”。他来到集中关押教师的地方，吆喝几声，教师们诚惶诚恐，唯独余上沅教授不惊不怒，平静如水。这个同学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惧，然后火气上扬，独独把余上沅教授拉出来，由他一个人押着，在校园里游街，招摇过市。作为这次恶性事件的代价，这个同学在十年之后被审查了很长时间。
这个同学犯了错误，但我们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实并不坏，此前此后也没有做过其它更坏的事，那次冲动，完全是他长久来煎熬于内心的过度自卑和过度自重的突然迸发，迸发的直接起因是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据报载，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阳工学院一个姓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长期以来觉得老师和同学处处看不起他，在交纳课程重修费的时候，突然举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开发票的女教师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监狱里清醒了一阵之后才沉痛地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觉得别人有意和我过不去，现在想想并没有什么根据，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其实都挺好的。”他还说，他并不是针对那位被刺的女教师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觉得过不去，也会举刀。
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心理病灶的夸张性诱发，他心中的恶狼放出来了。这只心中的恶狼也会吃人，既吞噬了别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联想开去，那个在美国爱荷华用手枪刺杀了多名物理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卢刚，也进入了类似的心理程序，当然后果更加严重，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卢刚是博士研究生，洛阳的那位是硕士研究生，云南那个叫孙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庄里也足可自命为一个孤独的哲人了。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间第一等的坏事：杀人。因此，我们切莫轻视了这只心中的恶狼。
据我看，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培育出一只恶狼出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有过一段奋斗史，使他们超出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这种经历带来一种力图排除一切阻力的行为惯性。他们已经把世界看得很小，以为再努力几步就能抵达某种极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碍看得很大，以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们的起点比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时又十分自卑，永远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天都虎视眈眈，疑神疑鬼，总觉得随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颠覆；
第三，他们从来执著于成败的界限而无所谓善恶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绝用恶的方式来争取成功。善良对于他们，从未有过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们永远逼视着高于或有可能高于自己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对于那些以平静的生态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辽阔的“泛嫉恨”，最后甚至嫉恨整个文明世界。
有了这四个共同点，只要出现了燠热的温度，便立即可以在心头听到恶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恶狼今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世界性灾难。因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个人不再受到群体意志的严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儿层出不穷，而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又如此激烈，处处隐藏着危险的触发点，因此，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骇人听闻、又没有理由的凶杀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国监狱里接受马拉松式审判的智能杀手卡钦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每次想起总要为人类的前途增加忧虑。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由于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过着极端孤独的生活，却又渴望着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一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社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新闻掩盖了他，他会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恶。为了让社会更关注自己，他居然会给受害者写信，说自己“夜以继日制造炸弹是多么辛苦”，而且还寄长篇文章《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给报社要求发表，声言如蒙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不管这个案子多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卡钦斯基在极端孤独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择手段行恶的基本特征，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让我们警觉，心中的恶狼对人类的残害会达到什么地步。
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他们的行为终点当然已属于警方的事，但行为的起始和中段却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时时有可能走向终点。像往常一样对这种邪恶现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显然已经不是办法，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有谁去招惹了才会引起他们的行恶，我们不去招惹，他们仍然会找上门来，将巨大的罪恶向着完全无关的人群泼洒。在他们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安全。
因此，对付这些人心中的恶狼，只能是全人类的集体行为。在社会上普及心理咨询和缓释机制，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复我心中的圣典：大规模地激发善和爱。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如果这是个人成名的方式，那么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从上述几个杀人犯的心理轨迹来看，他们在竞争之初可能还与改进自己的某种生存环境有关，但竞争到后来完全进入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层面，只想成名扬名，而没有其它更多的实利追求了。连制造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钦斯基，最后居然也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国云南的那个杀人犯孙玉峰，他刺杀了那么多无辜者，最终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庭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人大吃一惊：“把我的经历编成一本书。”可见他实在太想成名了，而这个农村无赖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书籍。但他的全部经历，满打满算，至多只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无意思，怎么撑得成一本书？
卡钦斯基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杀人，孙玉峰为了在一本书中成名而大量杀人，文化对于邪恶世界的诱惑会大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终于领悟，为什么文化界会发生那么多争名夺利、诬陷造谣的阴暗事件，原来已有不少卡钦斯基和孙玉峰混迹其中了。我想我们今后都不必大惊小怪了，更让人惊恐的狼嗥虎啸，也有可能光顾这个斯文的天地。以后的日子比较严峻。
想要让文化去阻止他们？不，他们正惦念着文化呢！
真正急于做的，是高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建。
只有这团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间的狼群阻退。千万不能让这团火熄灭了，无论如何应该到四处捡拾柴枝维持着，直到霞光初现。
为自己减刑
一位朋友几年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应邀到监狱为犯人们演讲，没有见到他，就请监狱长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平日都忙，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
几年后我接到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嘿，我出来了！”我一听是他，便问：“外语学好了吗？”他说：“我带出来一部六十万字的译稿，准备出版。”
他是刑满释放的，但我相信他是为自己大大地减了刑。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写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时度日如年，而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轻松愉快地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我却由此想到，很多人正恰与我的这位朋友相反，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不肯自我减刑、自我赦免。
我见到过一位年轻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招呼，受理不理地售票，时不时抬手看着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看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他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作棋谱和外语呢，满心欢喜地把自己释放出来。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那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忿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到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呆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圆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而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银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
灯下回信
秋雨按：上海《青年报》有一个“青苹果热线”栏目，一度邀请我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们的各种来信。报社转来的信件，多数是中学生写的，这让我想起，我从初中开始读报，读的也就是这份《青年报》，而且，我也是在这份报纸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因此备感亲切。我乐于做这个栏目的主持人，也与此有关。我给青年读者们的回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该报集中发表，此后收到的来信就更多了。以前大家是写给报社，由报社转给我，后来则成沓成沓地寄到我的单位来了。我当然不可能一一作答，有时随手翻阅，也会顺便回几封。有几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写来的，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大，我就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写回信。
以下摘录的来信和回信，有些在《青年报》刊载过，有些则是首次发表。删去了每封信首尾的礼貌性、说明性词句，来信者的署名，遵照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写这些回信，大多在半夜，因此有了这个总题。
一
来信
余教授：
学生爱上自己的老师只是从书中看到的特别多，而我也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竞会落入这个俗套。
他是体育老师，年轻帅气，操一口正宗的北京话。他的课上得很棒，还常和我们一块儿玩耍，幽默可亲。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得很深，几乎天天都会想起他，有时一个人坐着发呆——整整一下午。向别
人谈起，得到的只是对那一份不成熟感情的嘲笑。于是只能自己救自己：给他写些永远也寄不出的信；在日记上记下心灵的点点滴滴；心里实在乱七八糟了，就干脆坐在黑暗中，放些很纯粹的音乐，让那超负荷的心灵尽情发泄。常常因此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我真的好无助，欲哭也无泪。
真不该那么早就尝试爱的感觉，特别是陷入这种暗恋兼单相思的痛苦。幻想和压抑都不能让我轻松好受些，难道必须任时间来冲淡一切吗？
依叶
回信
依叶：
很抱歉，我先要给你泼一瓢凉水：你现在所陷入的状态，既不美好，也不深刻，很多少男少女都经历过，属于青春期的一种浮浅躁动，一般很快会过去，算不了什么事。
不要再写那些信和日记了，更不要在黑暗中边听音乐边胡思乱想了，因为你目前所经历的不是爱，只是一个傻孩子对异性的过分关注，事情做得越多就越傻，形式感越强则更傻。爱情，以两颗成熟心灵的交流为起点。体育老师什么也不知道，根本没有与你产生过这方面的交流；如果他知道了，请想一想，他怎么会爱上一个不好好学习、又没有长大的女孩子呢？在你这一方面，你其实连自己也不了解，怎么可能了解一个大人？
打一个比方，你想游泳，但游泳池还在远方，你看见脚下有一个小泥潭，以为是游泳池，一脚踏进去了。
我看还是赶快跳出这个小泥潭，狠狠嘲笑一下自己，从明天起，好好上课，包括专心地上好体育课。二十年后，你再遇到体育老师，当众告诉他，当年我还给你写过很多没寄出的信，大伙必定笑作一团，包括你自己。
余秋雨
二
来信
余教授：
我在高中一年级时就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现在已经恋爱了一年多时间。在我们班级，差不多的情况还有四对。
但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对此一直反对，说我们这样做影响学习，还会带来不良风气，因此每次开会都批评，搞得我们烦透了。
恋爱是不良风气吗？我们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写爱情的作品，懂得了要用斗争来保卫爱情，你支持我们吗？
陈晓铜
回信
晓铜：
爱情非常珍贵，不仅值得用斗争来保卫，而且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值得。
在这茫茫人世间，一定有一个生命特别适合你，她已经来到世间，等着你。为了找到她，你会经历很多事情，周游很多地方，终于如电光一闪，充分成熟的你找到了充分成熟的她，然后互相托付漫长的生命。
但我不相信，她，正恰就降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同一个班级，降落在高中一年级。那么巧，那么准，又那么早。而且，同样的巧事还发生了四对！
当然，勉强说来，你们的交往也可算作初恋，但初恋毕竟是一个人的重大事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第二次初恋，你们大家难道就这么随意地集体打发了？
今后有人问起你们的初恋，如果你们齐声回答是高中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别人听了一定会大叫：不算，不算，把公式化的儿戏来蒙人，真乏味！
我的这封回信也许会引起你的女友生气，好像我故意在拆散你们。其实，未经艰苦寻找的草率结合，对她也是不尊重。她和你一样，都有寻求深刻爱情的权利。
如果经历了人生坎坷，尝过了世间甘苦，突然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高中时的女同学，一谈之下情投意合，二谈之下心心相印，那就谁也不会反对你们的恋爱了。
余秋雨
三
来信
余教授：
进入高中以来，我无数次地哭泣过，为我的形象、我的学业、我的人缘、我的环境。我是个多余的人，就好像在黑暗中被别人遗弃了。我本以为读了高中会出现转机，可多少次的失败使希望和信心荡然无存。我也知道谁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而我是根本就无法成功！没有秀美的容颜、没有聪颖的天资、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骄人的学业、没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没有和睦温馨的家庭……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根本没有资本去改变不公的命运。看到别人幸福的微笑，我好羡慕；面对自己前途的渺茫，我又急又无能为力。说句老实话，我想过死，之所以没有那么做，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我真想有一天能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看看：“我也是好样的”。可是，会有那一天吗？
荷东
回信
荷东：
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境由心造”，优美的意境是如此，懊丧的困境有时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早晨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玩具，下午爸爸妈妈临时有事不带他到公园去玩了，他就会觉得日月蒙尘、天地无光。等到长大后一想，这算什么事呢！
其实你所遇到的困境也是如此，把自以为突不破的困难一个个收拢起来吓唬自己，把自己吓得垂头丧气。
你吓唬自己的方法，是先设想一个成功者的范本，然后一条条地与自己比，把自己比得一无是处。按照你的这种对比方法，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站得住了。泰山会叹息：“我比世界屋脊矮了那么许多”；黄河会自卑：“在辽阔的太平洋面前，我只是一道浊流”……
退一万步说，如果你确实处处不如人，遇到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困难，那也应该发挥生命的主动性，改变这种情况。你还那么年轻，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创造，一切不利因素都有可能转变成有利因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迎接困难的，看到了一个个困难，心里就特别踏实，因为这才像活着。如果一时找不到困难，这倒反而心里发虚，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即便遇到乍一看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咬着牙齿一个个克服，这才是一个强者的生活。如果一切都已安排得顺顺当当、完美无缺，还要我们做什么？我曾在一本书上说过，人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这是对那些身残、年迈或真正陷入绝境的人说的，像你这样，何止是“一线希望”！建议你读一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
必须向你指出的是，你的问题出在一个根本观念上。你很看不起普通人的生活，认为那种生活是“一无所有”，让你与普通人一样，你觉得是“不公的命运”。请你到大街上看看，再注意一下长辈亲属、隔壁邻居，究竟多少人，兼有“秀美的容颜”、“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骄人的学业”？难道命运对他们都“不公”？那么命运又对谁“公”了？把别人都没有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算“公”吗？你如此地看不起周围的普通人，却希望他们来“真正关心”你，这“公”吗？
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只希望你及早丢弃，早一点明白：以平常态，做普通人，是最有滋味的人生。
余秋雨
四
来信
余教授：
刚刚结束了初中生活，现在的我心头空荡荡的。对初中生活断断续续的回忆只有那阳光不再灿烂的感觉。有人说过：“初中时，孩子们的心灵是纯真的、友善的。”那我敢断言，我的同学们都是“早熟”的，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学习委员在班主任面前打小报告，排挤他人以谋得班长的宝座；英语正副课代表则不择手段在英语老师那儿争宠；就连我这个小老百姓，也不顾一切地要冲进班级前十名……说句真心话，我从未受过这个集体，一丝一毫。
现在进了高中，会不会冷漠有加？成熟真的那么可怕吗？
周霁云
回信
霁云：
虽然我没有到过你初中的班级，但我可以断言，你把同学们的问题看严重了。你一定会说我不了解情况，那你不妨再去问一问其他大人，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这个同学向老师说点班级的事，你认为是“打小报告”；那个同学与老师亲热一点，你认为是“争宠”；某同学做了班长，你认为这个位置是“宝座”，别人没做是因为受了“排挤”……我不知道现在初中班级里一门课的课代表还分正副，但你都把它们看作了官职，因此把自己说成是“小小老百姓”。你用如此政治化、斗争化、权术化的眼光观察了自己班级之后，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
霁云，读了你的信，我先是好笑，然后心情沉重。我一直在猜想，究竟是什么途径，把阴暗的政治权谋思维灌进了你如此幼小的心灵，使你如此敏感和恐惧。我真希望哪位老师能在初中学生中作一些调查，分析一下他们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原因。看了哪几本普及政治权术的书？或是看了哪几部反映宫廷斗争的电视剧？我早就听几位中学教师告诉我，报刊间那些转弯抹角攻击人、挖苦人的小杂文，因篇幅短小、行文有趣，对初中学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从你信中看，影响之大已超过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杂文所能发挥的能力了。
也许你在旁听长辈言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些观念的？那真是长辈们的不幸，他们在无意之中把自己曾经身受的灾难遗传给了下一代。
现在的任务，是清除这些观念性的毒害。你初中的同学其实都不邪恶，你初中的班级也不是一个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中有阴影，但更有阳光，阴影只是阳光的附属品。你的年轻的生命，理应与阳光连在一起，理应与快乐、友情、欢笑连在一起。老谋深算式的冷眼，不仅不应属于你的年龄，也不应属于一个健康社会的一切年龄。
你说：“我从未爱过这个集体，一丝一毫”，这太不好了。生命能量的传递是互相的，你连一丝一毫的爱也不给这个集体，其实也就是在否定和拒绝别人给你的爱，哪怕一丝一毫。你认为你的冷漠是有原因的，但我要告诉你，正是你的冷漠，构成了你感到自己遭受冷漠的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了。即使周围真有冰霜，你只要愿意释放出生命的热量，也能溶化它们；倘若不能融化，你的口鼻间也会冒出一团团洁白的热气，把远远近近的伙伴们招引。
余秋雨
五
来信
余教授：
期中考试前，我的一位好友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考试时，照顾一下，好吗？我只求你这一次！真的，初中时我是绝不会想到进了中专会这么惨的……”她平时待人很好，与我特别知心，就像个老大姐，而且学习也挺努力的。可就是成绩差极了，上学期的所有课程都是补考才勉强通过的。所以，我答应了，她连声道谢。
考试时，我全力以赴，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可做完题后时间已所剩无几，加上老师监考很紧，坐在后面的她也没有出过声，所以除了数学考试外我都没有“帮上忙”。
分数出来后，我的成绩不错，而她除了数学外其它全不及格，想起她临考前对我说的话，我心中全无半点喜悦之情，我辜负了她！我甚至恨自己为什么要考得那么好，我无颜再面对她。我怎么才能修复与她的友情呢？
蔡霞
回信
蔡霞：
友情是可贵的，但以不做坏事为前提。作弊是一种坏事，因为它制造了一种虚假，既欺骗了老师，也欺骗了你们自己。而友情一旦与虚假与欺骗相组合，就立即变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也许你会认为我说重了，但我确实要郑重地劝告你：在你今后的一生中，什么时候人情关系如果盖过了基本的是非关系，那么，迟早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友情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更麻烦的是，作弊与其它坏事还不同，你与她两人谁也不愿说破，但她会担心你是否有某种暗示，如果没有这种担心了，又会觉得欠了你的情，这就进入了友情关系中最忌讳的部位——超敏感度的隐性观察。许多大人联手做坏事，最后都闹得尔虞我诈，都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延伸。因此，说来说去，是朋友，就不能联手做坏事。
你这次没有时间作弊，太好了。如果她因此而恨你，你可以向她解释一下，但千万不要解释成没有时间，而应该着重向她说明，一两个虚假的成绩什么用处也没有，等于是欠债，一定要加倍偿还，何苦呢？你还可以答应她，今后在课余时间帮她温课。如果你这样说了，她还不能原谅你，那你们的友情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更大的可能是，她没有记恨你，你也帮她温了课，但她的成绩仍然不好。这也不要紧，友情不是以成绩好坏来划分的，她今后不能继续深造，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继续成为好朋友。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朋友，都与学业无关。
余秋雨
六
来信
余教授：
我高中毕业后，只因几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在家复习，准备明年再考。问题是，我的女友考上了，而且是一所重点大学。请你告诉我，我是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还是主动切断这种关系，让她在大学里获得自由？如果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请问，我明年是不是必须报考她所在的那所大学？
秦西岳
回信
西岳：
真正的爱情与是否考上大学关系不大。但是，我建议你与女友的关系要冷一冷。这不是很矛盾吗？不。我的理由是，如果爱情真正到了一定的火候，就不会再存在是否继续保持关系的问题了，但你却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可见你们的爱情火候未到。火候未到的爱情要经历校门内外、年级上下等等分离性因素，确实有点累，不如冷一冷，过一段时间再看。
至于你明年是否一定要去报考她所在的那所大学，我也认为不必如此强求。你说她考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从语气判断，你今年报考的并不是重点大学，却也未能如愿；如果只经过短短一年时间的复习，你又强迫自己大幅度提升报考等级，其中又有爱情的因素加添在里边，你的压力太重了。万一考不上她那所学校呢？你与她的关系中一定会出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因素。你对这种尴尬因素不会没有预感，因此压力更重。
我的建议是双重减压：先减爱情的压，再减考大学的压。你只承认，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考上了大学，今后彼此的关系如何发展，顺其自然；明年你会再考一次大学，考自己喜欢而又比较有把握的专业，不求重点，也不求一定要和什么人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松下一口气来，复习功课的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我不认识你，却对你的私事说这么多斩钉截铁的话，其实是十分冒险的，你完全可以不加理会。但我希望你记住一个原则：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余秋雨
七
来信
余教授：
我在二十三岁时就担任了车间主任，由于年龄优势，还差一点被选作了副厂长。但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在技术方面而不在管理方面，因此几经申请，终于辞职，专心去做技术工作了。
让我伤心的是，刚刚辞职，平日与我亲密无间的三个好朋友拍着我的肩说：“可惜！可惜！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谁知他们以后确实开始对我冷淡，有时简直是冷若冰霜。
到这时我才懂得，他们当初与我交朋友，其实是更看重我的仕途。仕途一断，友情贬值。但回想起来，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愉快，我现在再也找不到这种愉快了。有时我也会一个人暗想，为了不使朋友们失望，我还是去做车间主任或副厂长，巴？但又觉得不是味道。想请你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礼明
回信
礼明：
不要害怕朋友们的失望，也不要害怕朋友们因失望而远去。我们不可能让一切朋友都满足，故意扭曲了自己而使朋友们满意，这就是虚假，而虚假又怎么能培植友情？
请允许我讲一段自己的往事。
好些年前，在南方，一位与我交往了很多次的朋友，突然放低了声音对我说：“请代我向老人家问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如此恭敬的态度来问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名不见经传，这位朋友也从来没有见过。但又想大概是人家特别讲究这方面的礼节吧，于是就对他深表感谢，同时也问候了他的父母。没想到接下去他又说：“从报纸上看，他最近在北方几个油田视察吧？”
我突然傻住，又蓦然惊觉。他上了一种谣传的当，把一位与我的名字很接近的中央领导人，当作了我的父辈。
我连忙说明真相，而且急不择言地告诉他，在我们家乡，上下两辈人的名字，中问那个字不可能一样。他尴尬地笑着，频频点头，眼神间露出一种被欺骗的忿然，而且好像是我欺骗了他。
当然，这份友情也就在他的深深失望中结束了。
在功利社会中，多数朋友间是各有期待的，但大家都不把这种期待点明，成天在嘻嘻哈哈中互相偷窥，真是劳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朋友突然点破，明白表示失望，然后离去，这是一种结束虚假的可喜举动，会使双方都感到轻松。
不计功利的朋友也会有，但不多，需要长期寻找。我们不能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一般性的交往。
你的那几个朋友既然已经明确表示出他们与你交往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你已经无法满足，那就中断那份友谊吧。一般性的友好交往还可以保持，没有必要反目成仇。千万不要为了不使朋友失望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因为这是为虚假增添虚假，变成了两重虚假，比以前的单层虚假更要不得了。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你们年轻，不要走这条路。
余秋雨
八
来信
余教授：
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外资企业里上班，按社会上的一般标准，一切还算不错。但是，时间一长，我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平庸。按照我的工作表现，如果没有太特殊的情况，我会长久平稳地一年年被聘，成天与各种资料和数据打交道，多少年后我也可能升一级，做个小小的部门主管，继续一天天上班，做着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事情。
难道，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经常谈论、时时企盼的“成功”？
在战争的年代，指挥一场胜仗是成功；在饥寒的岁月，保证一家人或更多的人的温饱是成功；在现代，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一个地区度过危机是成功；作为一个企业家，创造令人瞩目的财富是成功……而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挨边，什么都作不了主，什么成绩也算不到我一个人头上，我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单位里争权夺利而取得胜利，那么，成功的概念何从建立？我觉得你在各方面都相当成功。你是怎么寻找成功的机会，积累成功的果实，抵拒平庸的消耗的？给我一点启发吧，哪怕片言只语。
焦一泉
回信
一泉：
我不知道你们在大学里是如何谈论和企盼成功的，在我接触的年轻人中，对成功这个概念往往有两度夸张——
第一度夸张，把成功看得很大，几乎看成了足以留诸史册的惊人功业，这有几个人担当得起呢？至少在我，连想也不敢想；
第二度夸张，把成功看得很险，几乎与失败处于千钧一发之间，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成功就是一个窝囊废。
把这两度夸张加在一起，结果非常可怕：既然成功的要求如此之高，成功者的数量也就很少；既然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失败者；但谁又愿意成为失败者呢？因此为了争取成功必定需要经过残酷的争斗，争斗到最后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如果成功必然导致如此可怕的图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它呢？
我们不妨让成功这个概念低调一点，软化一点，泛化一点。几位医生开刀前都点名要这位护士消毒器具，这位护士是成功的。年迈的丈夫临终前紧握着妻子的手，这位妻子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并不与失败近距离对峙，而是完全能够与其他成功和睦相处。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你每天平平常常地上班，不能说是不成功。例如，如果你们企业里某个业务关节只有你才能快速地处理妥帖，如果同事们想到你时都轻松愉快，如果亲戚朋友遇到麻烦问题时总是喜欢与你商量，如果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回来时总是首先与你打电话，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者，而且是多方面的成功，令人羡慕。
至于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说出来你也许会不相信，那就是尽量少考虑这个问题。老是考虑成功，就会害怕失败，那就反而很难做成事情。例如我在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早已成了教授之后，才开始学写第一篇散文，与低年级学生一起起步，成为一名“散文新秀”，如果太多地考虑成败，那就肯定不敢这样做。
尽量少考虑成败，那么，多考虑什么呢？我主张多考虑世间的是非和善恶，以便拨乱反正、止恶扬善。可惜现在从中学生开始，整天都在追求成功，研究抵达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却很少花精力辨是非、分善恶，这实在让人焦虑。不少年轻人为了成功，不惜与罪恶联手，便是深刻的教训。
为此，我觉得你也不妨降低对成功和失败的过度敏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弘扬高贵的互助互爱精神，使大家的内心多一些善良，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仁慈。在这方面，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可做，除了上班之外，忙都忙不过来。如果忘记了善良和仁慈，只知一味地与别人争夺成功，那才叫真正的平庸。成不成属于术，善不善属于道，我们岂能求术而舍道？
你知道，这已涉及到终极关怀的问题，涉及到人文领域的中心部位，即人之何以为人的那个部位了。
余秋雨
九
来信
余教授：
我气量不算太小，但遇到了一件实在恼火的事情。
大学毕业时，我与另外两位女同学一起被招聘到这个单位。开始三人很亲热，谁知一年后我因工作上的成绩接连两次加薪，引起了她们两位的嫉恨，麻烦事就频频发生了。
先是到处传言，说我工作上的成绩有虚假成分。我开始听到这个传言时完全不知道是她们散布的，还向她们倾诉。她们说，也听到了，但每次都予以反驳，还劝我今后谨慎，注意“盛极必衰”。然而渐渐，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这个传言是她们散布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她们是我的朋友，又是同一个专业，不会乱讲，因此使传言显得很有说服力。
过了不久，传言的内容变了。因为我的工作成绩是否虚假是有确实证明的，而且每天都在证明，很难以传言来否定，于是传言的方向转向我的历史，主要是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个“恋爱狂”，有好几个男同学受过我的骗，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种种暗示，让人掩口而笑。讲大学时候的事，只能由她们所为，她们实际上是不加掩饰地与我对仗了，但我不知如何对付她们，不知何以洗刷，何以自辩。
近半年来，她们又进了一步，不再传言了，而总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反复讽刺“我们单位有名的先进人物”，甚至在企业内部刊物上写文章，用挑拨离间的语气讨论“先进与民心”的关系，谁都知道在说我。我从一个被阴暗角落里的传言伤害的人，变成了一个在正式场合“有争议的人物”。
她们这么做，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应该怎么做？理直气壮地当众训斥她们一顿？想过，但可以预想，到时候她们的话可能听起来比我更理直气壮。找领导反映？领导也就是劝慰几句罢了，她们又没有违反单位纪律，能有什么效果？干脆到法院打官司？这就需要搜集足够的证据，但对传言，任何证据都是不过硬的，至于发言，更抓不到切实的把柄。总之，我一筹莫展。
我读过您的不少文章，知道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有过深入的思考。为此想请教，面对我的处境，该怎么办？
褚景丽
回信
景丽：
初读来信，我曾怀疑你是否因过敏而夸大了事实，但再读两遍，我大致上相信了。因为你所叙述的程序，符合嫉妒者的行为轨迹。中国社会上的很多灾难，就是循着这种轨迹越来越恶化的。
当然，由于我没有调查，这封回信还难以轻断具体的是非曲直，我下面要说的只是：如果你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应该怎么办。作为一种“假定性”的探讨，如何？
首先是基本不理。这不是胆小，不是躲避，而是拒绝进入她们的行为轨迹。如果在具体问题上与她们一一辩论，虽然可能洗刷掉某些诬陷，但从大的方向看，是顺着她们的思路在走了。你现在的成绩，你以前的历史，本来是没有任何理由成为辩论对象的，如果逐个辩论开了，等于在你自家的家园里开辟战场，即使小赢也是大输。借用战争术语，可谓在战术上偶有所获，在战略上误入歧途。
你一定会问，如果不理，别人相信了她们的传言怎么办？请放心，只要你没有出来和她们干仗起来，很少有人会完全相信单方面的谣传。即便相信了，对你的实际损害其实不大，像“文革”时期那样凭着几句谣传施行政治暴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更何况，你每天创造的成绩，你诚恳的笑容，你坦然的步态，都在默默之中为你正名。不正名也不要紧，一个人在名誉上保留一点冤屈的斑点，就像在食物中保留一点没有营养的纤维素，森林中保留一点恶兽毒菌，反而是健康、大气的标志。你又不想做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要过于在乎周围对你的看法，而周围其实也不会一直保持着对你的强烈兴趣。即便是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是也有许多人指着他们的背脊说三道四？他们好像也不在乎，依然是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相比之下，我们遇到的事情真算不上什么。
其次，你要以适当的方式，宣布与她们友谊的中止。这倒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因为她们的谣传之所以有某种蛊惑力，而你又特别生气，都与她们曾是你的朋友有关，一旦明确中止，事情就会结束夹缠状态，变得比较简单。这种中止，光写一封信不行，还要让周围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记，不要把这种中止的宣告，变成态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显得很平静，中止友谊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越平静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体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驳，又变成了一场辩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不可取的态度是，既满腔愤怒，又黏黏糊糊。说来说去还是朋友，她们那边说对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这边说是朋友不应该造谣生事，旁人听了就会想，既然是朋友间的嗦事，谁也不想管。其实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老挂着
“朋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间的是非，又玷污了人世间的友情，变成了一本越缠越乱的糊涂账。许多老朋友终究成了骂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烂污状态的仇人，都与这种错误程序有关。相比之下，较好的做法是不谈是非，先结束友谊。在友谊结束前谈是非，用的是内部坐标，其实此时的“内部”已不存在；在友谊结束后谈是非，用的是社会坐标，比较敞亮和公开。就友谊而言，及时地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彼此双方清理了友谊系统，而且也在一个范围内为友谊这个命题恢复了名誉。
最后一点，如果你与她们中止友谊后，她们仍不知收敛，继续造谣生事，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诉诸法律。法律在名誉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则很大，不宜轻用。既然她们是你大学里的同学，你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把有关情况告诉大学里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判断。他们也许会出来调解，那也好，使他们增加对事情的了解。这或许是能对她们产生某种心理钳制作用的因素，因为她们既然利用老同学的关系造谣，也就不会不在乎其他老同学的看法。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包括你的恋爱史，老同学们都是知道的。老同学们当然构不成对她们的实际处罚，但一种背景性的心理气场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道义法庭，毕竟会起一点正面作用。如果她们不是你的老同学，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当年她们与你之间共同的其他朋友，来起类似于上述老同学的作用了。当然，这一办法，非到忍无可忍时不要轻易采取。
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基本不理。没有这一条，其它两条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态来面对身边的人际关系，是根本。我估计你会说：“道理都对，但我身处一个不大的单位，任何一种荒唐的谣传都会形成巨大的气压，很难忍受。”是很难忍受，但强健的心志，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一方面，我大言不惭地希望你学学我。这些年来我受谣传包围的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你吧？散布你的谣传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谣传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较有名，会到处写文章，又会天南海北到处游说，比你的那两个老朋友厉害多了。我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还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闭目塞听。对此我可以教你一种心理疏离方法，你不妨一试。在谣传最为严重的时候，设想自己升腾到一个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与自己有关，回身俯视原处，只见谣言如何步步追逼着这个名字，煞是好玩。俯视一阵之后你就发现，真正可怜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们非常劳累、步步为营，而且前途黯淡。因为谣言的每一步不仅会露出漏洞，而且会暴露造谣者自己，必须从两方面堵漏，但按照规律，除非他们立刻停止，否则总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我曾用这个方法观察过昔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开始只不过用耳语方式对别人说说我的作品而已，后来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别人对耳语产生警惕，他们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个昔日友人对大多数读者总还是不太习惯，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寻找背弃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个什么历史问题；终于道听途说地找到一个，于是到处播扬。但广大读者比较现实，没有剧作家的想象力，很难相信一位经历“文革”后多年清查而担任高校校长的人，居然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式的逃犯，而他的两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读者的漠然使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有空闲时也暗暗为他们设想一些办法，心里却很轻松，要不然，这些年怎么会有心绪写那么多文章！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来宽解你。我想你的那两位老同学也找不出更多办法来对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来观察，就像看公园角落里对着残局发怔的棋手。
如果看烦了，那就走开。因为她们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与你既有关又无关，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敌吧，由她们一步步厮磨去。也像读小说，警官老盯着冉阿让，挺紧张，又挺好看。
观赏时间一长，我们也会对棋手产生由衷的同情。好可恨的这盘残局，害得棋手们耗掉那么多光阴。小说中，警官也比冉阿让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临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觉，明天，最好不要再到这里来。《悲惨世界》，也该早点读完。
说到底，一切都会过去。
那么，永远不要为自己而过于生气。
余秋雨
十
来信
余教授：
我学的是国际财经，却喜爱文学艺术。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尽力抽时间观赏电影、戏剧、舞蹈，平时也听音乐、看小说。由于专业课程的负担很重，我没有可能花时间好好消化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学讨论、找老师请教，因此老是觉得没有完成欣赏过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有点遗憾。唯一找到的弥补办法，是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翻看一些文艺报刊，希望那儿能有一些文章帮助我。但是，多翻看几次，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生了。凡是我觉得好的作品，报刊上总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东西，却历来找不到批评。我看了两部美国写人性的电影，热泪盈眶，但报刊门对这两部电影好话不多，讽刺有加。我最喜欢的两位中国导演，从偶尔翻到的外国报纸看，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们的报刊几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传的电影，我和同学们都毫无观赏兴趣。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报刊评选全国最差演员和作家，把我很喜欢的那几位全都评进去了。
我周围的同学，平日骂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滥成灾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有观众，却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上市，兴高采烈地获奖，对这种情况，报刊间几乎不予批评。相反，哪个演员有了一点道听途说的传闻，各种报刊不容辞白、不作调查就一起上阵，用最严厉的词句齐声责斥。
以前，我一直以为可能我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文化判断能力有问题，但时间一长，又觉得并非完全如此。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杨澜对您的采访，才知道您的许多看法与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强了自信。您说，为什么我们报刊间的文艺批评会变成这个样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说明，您在报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总的来说不能算是文艺批评。要不然，真正的文艺批评家要提抗议了。
我看产生这类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一些年龄比你略大几岁的大学毕业生，厌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正统教育规程，在这些正统教育规程中，教师对中外文艺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种沉闷状态一定会引发反叛，当大学生在临近毕业时发现自己居然能对著名作品发表否定意见并说得头头是道，深感痛快。肯定的语言方式早被老师用完了，再用就傻，于是自然而然呼应成一个以苛评为业的年轻群落。这对社会文化思维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长的群落已疲于发言，更不愿作吃力不讨好的总体研究，于是，话语重心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现大量否定意见的情况。坚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评庸俗又容易带上官气，都是年轻人所不屑为；
二，社会上言路初开，报刊繁多，竞争激烈，不少报刊为了吸弓赎者必须寻找刺激性的话题。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经济性的刺激势必扰乱市场，剩下有三个领域，司法领域、体育领域和文化领域还有可能产生刺激性。司法领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实情节和宣判结果，缺少评论空间；体育领域比分明确、胜败公平，靠评论来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领域则有可能。于是，你所说的种种愚人节般的游戏就在文化领域频频出现了。总的说来，这是报刊为了增加发行量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业本身的软性状况而容易被搓捏，无可奈何，不足为怪，但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实在堪忧；
三，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一直轻于建设，重于破坏，轻于创造，重于评论。而事实上，最被轻视的最烦难，最被重视的最轻松，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后者，即最被重视又最轻松的一途：破坏和评论。破坏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声势夺人；评论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居高临下。例如在我自己培养的学生中，哪一个要认真地写出几个高质量的电影剧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艰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个晚上写一篇批判某位名导演的文章，就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已取得了与这位导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正是这种错觉，引诱了我们文化领域某些部位的超常发育、某些部位的日渐萎缩。在此需要再一次说明，超常发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机制，由于激愤的呵斥和琐碎的议论充斥报刊，连这种机制也萎缩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报刊间的这种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进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塞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道，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乱越标志着根本性变革的临近。会出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出现，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乱，是大作品出现前的混乱。这种混乱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乱。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十一
来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到您时，常常会表达出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同学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些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种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王丽宙
回信
丽富：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时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因此而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做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
三，为什么我们欧美学术界的同道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美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矩？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处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
余秋雨
十二
来信
余教授：
读了您的《遥远的绝响》，我深感共鸣。
世俗太污浊了，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大的耻辱。魏晋名士的高责，正在于他们抵抗流俗，保持着纯洁的孤独。宁肯独自打铁，宁肯单车漫游，宁肯呜啸山林，宁肯放声大哭，却不肯降低自己、贬损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们的生态方式、心理走势和生死意向，写得那么简洁、明白而富有诗意，令人陶醉。
其实我一直在这样做。我不喜欢热闹，历来惯于独行。我静静地想着自己崇拜的那个角落，却不会去争夺。夜晚，我会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让月光照着我买来的一小丛文竹，凝视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这种意境真好，由此，更厌烦街市间的车来人往了。
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过于清高，拒人于千里之外。清高就清高吧，拒人就拒人吧，我不在乎。不清高，不拒人，哪还有我？
我的这些想法与做法，你赞成吗？我从不以这样的问题问人，今天特殊，轻声动问《遥远的绝响》的作者。不答也可，就像那啸。
赵钦素
回信
钦素：
我不赞成你的心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要回啸了，请你聆听。
古人所说的同流合污，并不是指与世俗社会的沟通。世俗社会就像大海，有污浊、有杂质、有凶险，但正是它的容量，它的运动状态，使它产生巨大的能量，给地球上的生命以多方面的关顾。你有一个纯净无波的小池塘，但对不起，它无论如何无法构成对大海的对峙和反拨。
魏晋名士的魁力，不在于离群索居、傲视众生。这事说来话长，此处不作评论，但有一点可能是定律：任何傲视众生的人都谈不上魅力，魁力在于交流，在于发射，在于广泛地被接受。未曾交流、不被接受的魁力，不叫魁力。
我希望你能与世俗社会和解，不要始终对门外板着脸，门外的风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丑陋。
月亮升起了，何必只凭蜡烛，去长久凝视昏暗中的文竹？这实在有点单调，一再重复又有点做作。夜间最美的是什么？依我看，除了月亮，就是万家灯火。
余秋雨
十三
无来信，只回答一篇发表了几十遍的文章。
xx先生：您好！
最近，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又读到了您写我和妻子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仅就我注意所及，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大概至少已经发表几十遍了吧？
您的文章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全为我们说好话，口气十分善意，这是应该感谢的。但这些事，我们作为当事人怎么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虽有影子却又大相径庭，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估计你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据上海另一家杂志的编辑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您的这篇稿子，曾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您核实材料的来源，您说是在某个城市的大街上遇到我，我站在路边对您说的，而且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请您同时发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排斥您遇到了一个骗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与照片上的“我”非常相像。
不管怎么说，xx先生，说好话也要讲究真实。不真实的好话与不真实的坏话，在社会功能上是一样的。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成为我国正派传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被说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对“坏话”发火，时间一长终究会明白，不真实的好话会给自己和社会导致严重的恶果，有时虽然是小事也会打开自轻自贱的裂口。例如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说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产生过国际影响，问其理由，说是我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曾把这几部著作当作主要礼品赠送给欧洲某协会。但我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翻译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点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团一时找不到合适礼品，胡乱赠送罢了，外国人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我当即要求把这样的“不真实的好话”改掉，因为这种吹嘘反而会让人家轻视我们，效果比骂我还坏。这就像在原先光洁的脸面上突然生出来一个大水泡，把真实的容貌破坏了。这个水泡可能很亮，但我们的脸宁肯丑一点，也不要它。而且，从整体而言，大量不真实的传递只能加剧文化信号的无序和错乱，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吃的亏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所写全部属实，有没有必要把某对夫妻的生活琐事几十遍地发表，去浪费读者那么多时间？即便是稍稍出了一点名的文化人，他们可以面对社会的是他们的专业成绩，而不是其它。我能给予社会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给予社会的是表演艺术，至于我们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万户都有的私事更有价值。一个人有了一点专业成绩如果就想换得别人对自己更大生活领域的关注，在我看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矫情，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就很难再过得真实而平静。
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世事繁杂，广大民众的集体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们的媒体空间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让它们浪费在平庸的泥淖中，于心何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闲得发慌的小报，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伪装悠闲。且不说国计民生的种种大难题，即便是文明素质的消长、文化生态的进退，都还没有腾出篇幅来细细商量，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白纸黑字去让大家关心“张家长、李家短”的啰嗦事？我这些年对报刊间不少与自己有关的谣传和攻击一概不予辩驳，就是生怕浪费广大读者珍贵的注意力。试想，自己家里有点噪音还怕干扰隔壁邻居呢，哪里忍心拿着与人家毫无干系的琐事，却频频叩击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神经？
我和妻子虽然都不认识您，但从文章中看出您的善意，估计能听得进我们的劝告，所以写了这封信。冒犯了。
即颂
笔安
余秋雨
十四
来信
余教授：
日前在报上读到著名记者朱伟伦先生有关你在西安两场学术演讲的报道，朱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我和同学们还年轻，没有资格说“平生”之
类，却也被你的口才所折服。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演讲后半部分的当场问答，不管听讲者提出的问题多么艰深和古怪，您几乎不作思考，立即找到破解的路途，千脆利落的语言每次都激起全场数千人的掌声和笑声。
回到宿舍，所有的同学都在谈论你的演讲，大家都说，报刊上那些经常纠缠着你、要与你辩论的人，如果有机会听你一次演讲，一定会打消念头。但也有同学觉得可惜了，认为你应该在报刊上有声有色地展开一场场精彩的辩论，这会给我们层次不高的媒体语言增加很多活力。
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在电视里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国际的大专院校辩论赛，你都担任评委，而且每次都由你担任主要讲评，与此同时，传媒间总有人用故意的恶语来引逗你与他们辩论，这有点好笑，就像一场球赛正忙着，突然从栏杆外钻进来两个小朋友一定要拉出主裁判来与他们比赛一样。我觉得，你在电视里娓娓评述着辩论双方的误区和差错，剖析着辩论的诀窍，其实也是在反讽和开导着那些招惹你的人，是吗？
也许我看多了武侠小说，特别欣赏那些武艺高强而又不轻易出手的人，他们对冲到自己眼前的对手反而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心。我觉得你也有这种风范。
我不解的是，如果你不参加辩论，那么藏在身上的辩论本领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作为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学一点这方面的技巧？如果有必要，你能向我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吗？
刘启佳
回信
启佳：
感谢你对我演讲的美言。
辩论如果仅仅是一种自我防身的本领，那就把它看小了。男儿立世，只为自己，即便百般武艺也一文不值。
像你一样，我也钦佩很多武林高手在心态上的大气，但我自己还没有学好，需要继续努力。我很明白，一位声乐大师不会与歌舞厅小姐一比歌喉，一位将军不会在与邻居的打斗中展现战略战术。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武功超群的朋友走在街上，遇到横冲直撞的小伙子们总是躲避和退让，生怕自己失手伤了人。
我不与媒体间的攻难者辩论，主要是考虑到问题本身的无聊，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辩论水平太高，怕失手伤人。当然有时作为休息时的娱乐，也会诊察一下那些文章的毛病所在，为它们设计几个修改方案，看它们能不能因此变得硬扎一点。有时反过来，也会构想一下如何把这些文章置于逻辑上的死地，像下盲棋一样，但从来没有技痒，因为我有一条最严格的人生界限：绝不与无聊打交道，哪怕与无聊辩论。
与谬误辩论，很可能获得真理；与无聊辩论，只可能一起无聊。
余秋雨
十五
来信
余教授：
这两年“理解万岁”的口号，不怎么叫了，但我仍然觉得，人生在世最大的快慰是被人理解，而最大的悲哀是不被人理解。
也许我这个人不容易与别人沟通，每做一件新鲜一点的事，别人总不理解，有时明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别人也还是不理解。而我，又没有心情和机会，向别人解释清楚。
生活在不理解我的环境里，就像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里，连喊叫几声也听不到回声，真是寂寞。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寻找理解者？
卜伊奇
回信
伊奇：
恕我直言，你上了一种可称之为“弱者文化”的当，把理解看得太重要了。
除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究竟能达到什么理解程度也很值得怀疑。
我的意见是——
真正的善良是不计回报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报。阳光普照山河，并不需要获得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也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余秋雨
掩卷沉思
小引
我读书，多半在深夜。四周都已沉睡，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吨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藤葛飘飘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前不久与一群香港朋友一起，读到一家杂志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批判文章，口气非常严厉，但香港朋友们说，是不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他们不是怀疑他在炒作，而是觉得一旦有阴影出现，这位作家就立即显得立体，显得真实，甚至产生了藤葛缠绕般的风韵，而藤葛缠绕的总是大树。他们认为每一个聪明的现代人都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个作家有某种故意的嫌疑。我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立即给这位作家写信，祝贺他，说你真是荣幸，接着，又将我遇到的一些难办小事，向他请教。不久我收到了他以大树的风姿写来的回信，真可谓高屋建瓴、气度华贵。
这个感觉，我在读《学者追忆丛书》时又重新产生。
这套书收集了人们回忆世纪初一群中国学者的各种文章，归还给这些学者以真实的生态，读起来很有味道。夏晓虹主编，陈平原写总序，我感谢他们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读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很重要的前辈学者。
很显然，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懂得学者和他们的学问，哪怕有些作者还是学者的朋友。有一些，简直是以俗人的立场来看一个精雅天地，读后让人哑然失笑。对学者不恭的言词也时时见到，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记忆失误。这一些，丛书的编者都没有删掉，一是因为这些文章中常常保留着学者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二是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那么，这些无法与学者们对位的文章，是否会损害学者们的形象呢？不会。时间过去那么久，历史已经筛选过了一切，文化的品格等级早已显现，对那些文章的定位，时间早已完成。有的文章，连遣字造句都停留在一个陈旧、低俗的方位上，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品级。
这就像前不久出了好几本鲁迅在世时报刊间批判鲁迅的文章汇编，读者读了，并没有因此损害鲁迅在心中的形象。相反，人们反而为鲁迅的喜怒哀乐找到了逻辑，鲁迅变得更可理解了。陈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那些文章的作者今天看来确实是没有资格批鲁迅的，就像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哪位桥梁专家和外科医生。但这样的书还应该出，鲁迅有了真实的环境，这像鱼有了水，活了。
我们现在不少传记，把传主周围的琐屑污浊全都洗涤了，只留下学术活动和重大斗争。其实，即便是伟大的传主，最缠绕他生活和心理的往往也是琐屑的事情。为此，我觉得读这样的回忆汇编，比读那些过于光鲜的传记更有意思。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真为这些学者可惜。我永远尊敬他们，没有任何撕破心中偶像的反叛欲望，只是觉得天地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一个经过太多卫护、太多过滤的环境，他们过早地被“脱氧”了。
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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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游戏还是战斗
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我一见书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两年出版此书，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下。那时，离法西斯灭亡已经没有几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从游戏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人。
他临死时，嘴角可曾浮起过微笑？
但是，连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经把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游戏，为什么还会那么英勇？
这是出于我们对游戏的误解，已经误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们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学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写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国戏剧发生学的重建上。这种重建是针对“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等等凛然框架而言的，在当时风险很大，连能否出版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因为由巫觋的扮演来说明戏剧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文章可做。但越写越感到避不开“游戏说”了，中国戏剧为什么比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晚产生那么久，也可以从游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我又明白，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一个概念的引人，如果仅仅把康德、斯宾塞、席勒有关游戏的论述与中国戏剧史上已有的文字资料连结起来，那只是搭建积木而已，算不上像样的文化行为。因此，我在带着一系列疑问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投人对边远地区现存原始演剧方式的长时间考察，考察报告的英文本后来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不少外国学者正是读了这篇考察报告后前来我国进人这一问题调查的。至此，我对游戏这个美学和人类学的命题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这些材料大多无法作年代论定，对中国戏剧文化史的修改仍无太大的实际补益。
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研讨会上就游戏学说多讲了几句，报纸上立即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是游戏还是战斗》，副标题点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气，没说批判，只说是“商榷”。至于文章内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当时我还年轻，很想反驳，因为多数读者不可能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争议的人”，这一头衔在当时麻烦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驳，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大概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吧，我干脆养成了对一切商榷都不予回应的习惯，省了很多心。只不过有时闲下来无事，嘴里也会嘟哝出一句“是游戏还是战斗”，学着哈姆莱特给自己开个玩笑。
不管是我还是当年的批判者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连战斗也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争夺荣誉的竞赛游戏；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游戏学者是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读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哝“是游戏还是战斗”时，不会完全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了。
赫伊津哈把游戏看作是“先于文化的文化现象”。他以很大篇幅论述了游戏与典仪的关系，游戏的自愿原则和公平原则——即我们首先从鲁迅那里听到过的“费厄泼赖”，只不过他把“费厄泼赖”看成是把游戏做下去的基本前提。他又探讨了在十九世纪人类文化创造中游戏意识减少的原因，这使我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前途表现出很大的不安，因此全书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安，足以引导人们进人具有宗教意义的鸿蒙思考。此书最大的吸引力也在这里。
——读《游戏的人》
现代阐释
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徐城北先生在大连棒极岛的海边游泳。水有些冷了，我们不敢游远，就站在近岸的海水中说话，他突然谈到了正在写的《梅兰芳百年祭》。开始我不太在意，以为那只不过是在他一本本专著后面再增加一本罢了，但听着听着，觉得应该对眼前这位戴着眼镜、不断用泳巾擦着背脊的中年男子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另有一番认识了，而且，我也因此对他今后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建议。
以后几天，天气转凉，不能下水了，我经常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我想，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渴望现代化的国度里，拥抱传统和反叛传统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欲望各自都能找到一系列理由，因此我们周围一再地出现情绪性的对峙：或者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主张弘扬和振兴；或者把它们看成是旧时代的遗形，反对沉溺与把玩。后来这种对峙中间又出现了不少中介形态和暧昧形态，琳琅满目，然而遗憾的是，一直难于看到有人去做这样一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为古典艺术提供切实的现代阐释。
当然，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存、注释、讲解、评论，而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某个人种曾经有过的美学尊严，而这种美学尊严又恰恰可以塑造未来。这种现代阐释反对无根的创造，却也拒绝国粹派的墨守成规，阐释的主要方式不是疲塌的讲稿，而是惊人的创建，阐述者不是几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炽热的时代。这么说，还是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定义这里所说的现代阐释，我心中想到的范例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些人。他们沉醉于古希腊艺术，细作考证、悉心研究，从中伸发出震动整个欧洲的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格局并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是如此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明光耀百世；而他们所做的，正是为古典艺术提供现代阐释。
另一个例证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他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竟然是慢悠悠地讲了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几位日本诗僧。这个演讲当时连翻译都很困难，听众也颇感陌生，但川端康成的感觉基点是现代国际，因此人们还是找到了接受这种陌生的台阶和扶手。终于，从这个奇特的演讲，国际文学界从根子上了解了日本和川端康成。
相比之下，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无论是作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颂扬，还是作就事论事的考证和研究，或者作大而无当的空论和概括，都是一些外围工作，而在主体工程开始前的外围工作，大多是一种没有坐标的零散行为。参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夸张成至关重要，其实呢，肯定谁也不会重要，因为主体工程根本还没有起来。
现代阐释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远距离贴近，是现代人对古典艺术家提供一种诚恳的理解，一种严格的取舍，一种小心翼翼的艰难谈判，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判断，结果使古典艺术有可能真正楔入现代，也使现代有可能不再晃荡，而是从那些经得住时间冲刷的远年风姿中，领悟自身的渊源和未来。
我与城北兄年岁相仿。那天在海边，我们都说，海是真好，可惜我们已经不再有年轻时的体力和豪情，游不到山那边了，但既然已经辛辛苦苦地走到了海边，那就跳下去游一阵吧。
人到中年，越来越明白的不是自己想做什么，而是自己已经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想做又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告诉别人，看看有谁能做。依我看，在中国，那么久远的传统要获得现代生命，不能依靠学术讨论，而要等待作品。我国在学术讨论上的习惯、功力、怪圈，以及人们对学术讨论的成见，使得一切重要事情都要以避免讨论开头，而都会以一些切实的成果了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几部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而又能深深感动世界上其它文化族群的佳作呢？我想现代阐释，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读《梅兰芳百年祭》
倾听祖先
“倾听我们祖先的脚步声”，我很偶然地从俞大纲先生生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句漂亮的话，不禁怦然心动。这句话，是俞先生从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那儿听来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地点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担任翻译的是葛兰姆的学生、当时还只有二十余岁的年轻小伙子林怀民。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年逾八旬的葛兰姆老太太一身银袍，气度不凡，像一位圣洁的希腊祭司，林怀民则白衣玄裤，一副纯中国打扮，恭敬地站在边上。
其实林怀民早就领悟了，他已在此前成立了一个现代舞蹈团叫云门舞集，“云门”是记载中黄帝时代的舞蹈，什么样子早已杏无线索，但这两个字实在是既缥缈又庄严，把我们先民达到过的艺术境界渲染到了极致。林怀民用了它，这两个字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宣言，从此，一群黑发黄肤的现代舞者祈祷般地抬起头来，在森远的云天中寻找祖先的脚步声了。
云门在艺术上特别令人振奋之处是大踏步跨过层层叠叠的传统程式，用最质朴、最强烈的现代方式交付给祖先真切的形体和灵魂。这是一次艺术上的“渡海”，彼岸就是贯通古今的真人。云门拒绝对祖先的外层摹仿，相信只有舞者活生生的生命才能体验和复原祖先的生命。云门更不屑借祖先之口来述说现代观念，相信在艺术上搭建哪怕是最新锐的观念也是一种琐碎的行为。云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在古代话题下的生命释放，一种把祖先和我们混成一体的文化力度。外国人固然也会为某种优美的东方传统艺术叫好，但与他们对云门的由衷欢呼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我认为，云门的道路为下世纪东方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
如果说，就上海文化艺术界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云门的演出，那么就我个人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很多年了，我不断从港台朋友和外国艺术家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而他和他的舞员们又都读过我的几乎全部散文，因此真可谓一见如故了。我们这次谈得很多，但我想最深的交往还是作品本身。感谢他如此堂皇地表达了我隐潜心底的艺术理想，使我能够再一次从身边烦嚣中腾身而出，跟着他去倾听祖先的脚步声。
瘦瘦的林怀民忧郁地坐在我的面前，巨大的国际声誉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一丝一毫得意的痕迹。他和他的舞员们始终过着一种清苦的生活，而一到舞台上却充分呈现了东方人从精神到形体的强劲和富足。我想，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踏出第一个高贵的舞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读《云门舞集》
从对抗到对话
一九九六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一个现代艺术工作室，以挪威奥斯陆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主任米丘先生的名字命名。其实米丘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自己的海外游子介人，正是这座城市原有的秉性。据当代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培尔·霍伍得拿克先生论断：“米丘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么，只说一个米丘，也可证明我们与国际现代艺术重新接通了血脉。
但是，我们欢迎米直，意义不止于此。米丘带来了现代艺术，更带来了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即使对现代艺术领域之外的人们也有广泛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米直的文化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对抗走向对话。
一切恶性对抗并非来自某些人本性的好斗，而是来自于某些人的自我粘滞、自我限制、自我固守。过去有不少论者总是强调现代艺术的反叛性和对抗性，把一切现代艺术家看成是金刚怒目式的狂悖者，实在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倒是那些极端保守而又貌似斯文的圈子粘滞过甚，最后成为恶性对抗的策源地。这些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们虽然衣履不整、发式怪异，却大多相安无事地各自劳作着，而那些刺耳的争吵声，大多出自某个喜欢拿着自己的规范去命令别人的陈旧群落。由粘滞而偏激，以偏激求粘滞，是这个群落的思想行为特征，看似十分矛盾，实则互为表里。
因为粘滞，一切专业分工、流派定位成为不可逾越的阵地，人们为种种界限而敏感地生存，既警惕有人越界而入，又警惕有人越界而出，即便在界内，又何尝有一刻安心，结果难免把从业同行逐个当作了或隐或显的对头；
因为粘滞，对于不同的观众也心存敌意。自命从事现代艺术便铁板起脸，鄙视大众、拒绝社会，自命投身流行艺术则无视传统、嘲笑经典。这种刺猬般的态度表现在艺术上更是处处碰撞，追求深刻便撕破外相，追求形式则排斥意义，总之翻来覆去都离不开对抗；
因为粘滞，对东西方文化精神的选择更是偏执，未曾深人任何一个方面却能极言优劣，刻意褒贬，既夸张了全球性的文明对抗，又夸张了作为一个背负着历史的现代人的内心对抗。
对于以上种种，米丘先生全都提出了否定。他不接受一切粘滞的归属，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开拓得很广，现代油画、抽象水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文化策划、艺术管理，一一介入。他软化、甚至取消了其间的种种界限，因此也就软化、甚至取消了对抗。他也不认为艺术的思考性和流行性不可互容，相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努力在两端之间寻找与广大观众对话的空间。他的作品并不通俗，常常剔除了易读符号而通达原始情结和整体意绪，但正因为这样，他以真诚的空白为观众提供了参与的可能。他以自己对社会的广泛参与，换来观众对艺术的广泛参与，而一切参与都是深刻的对话。
把这种对话扩而大之，也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对话。东方的神韵、西方的技法曾使他的作品享誉欧洲。而再往前走一步，他把中介的责任从作品而交给整个生命，他把自己充分西方化又充分中国化，让自己的血肉之躯肩负起了东西方文化使者的重任。正是这一点，使米丘从一个自由活泼的艺术智者跃升为一种大气磅祌的文化现象。
总之，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把一切对抗化解为对话，化解的现场就在自己的笔端，自己的心底，自己的脚下。化解的动力，是他曾目睹过恶性对抗的无形战场，他深知这样的战场每天都在斫伤着文化的创造力，所伤着人类的高贵和尊严。于是，他背井离乡，品尝孤独，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山林里苦苦思索，在遥远的街市间频频询问。他很快领悟到，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实在是现代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课题，为此更应该努力对话。文化艺术使对话温馨，世纪之交使对话平等。多少年了，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时刻。因此，就在米丘的匆匆行色间，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汇集到了一起，两种尊严全都化作会心的微笑，笑得那么轻松和健康，那么具有形式感。
在我看来，现代艺术的解放意义，便在这种健康的文化态度里。
——读《米丘作品》
无执的人
按说，在绘画领域兼擅油画和水墨已是相当难得，但我分明又看到了他所制作的胶彩、纸刻、版画、雕塑、书法和篆刻，而且每项都有出色成就。
我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声彩，他的一本厚厚的文集又出现在我的案头。文集专收评论，范围十分广泛，绘画艺术自不必说，连东西方的宗教、美学。园林、语言、饮食，也都一一被他娓娓谈论着。后来又渐渐知道，他还堂而皇之地涉足过诗、小说、剧本、散文，搞过翻译，有的在东南亚文学史上还很有地位。
从本性而言，艺术不应该被肢解为畛域森严的技术性职业。艺术是人类殷切企盼健全的梦，它以不断战胜狭隘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点。艺术的灵魂，首先体现为一种充分释放、自由创造、积极赋型的人格素质。这种素质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底潜藏，因而每个正常人都有机会成为各种艺术深浅不同的接受者和共鸣者；照理大家也有可能成为兴致广泛的创造者的，但终于遇到了约束和分割，艺术创造的职能只集中到了一批称之为艺术家的特殊人物身上，而且他们也被要求以终身的专一来琢磨一个行当。为此，历来总有一些艺术大师为自己置身的门类性局限而深深苦恼。
分门别类的创作方式已经造就了不少伟大的艺术家，但是，这又何妨有一批特别洒脱的艺术家频频跨疆越界，投入一种更超迈放达的创造呢？西方艺术史是留下过像达·芬奇、狄德罗、萨特这样一些名字的。我不喜欢仅仅称赞他们“多才多艺”，或许歌德的一段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
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统一体。艺术必须向人的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丰富的统一，单一的杂多。（《收藏家及其伙伴们》第五封信）
歌德还认为，人靠智慧划分出种种界限，又靠着爱来超越这些界限，然后协调两者而通向美。
在东方，素称拘谨的中国古代文人在艺术门类的跨越上却也十分自由。同一个人，能作诗填词，写一笔漂亮的散文，书法艺术也拿得出手，为配书法还刻得几方印章，画山水花卉竟又完全上得了品格，操琴度曲同样在行——这在中国古代文化界简直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一切像模像样的文人大体都是如此。他们未必苦苦思索过艺术门类间的分合关系，而只是把这一切当作一种完整的文化人格素养自然延伸、自行完善。其中，那些具有澄澈的宗教体验的艺术家如王维、苏东坡乃至现代的苏曼殊、丰子恺他们则更进一步，把艺术活动当作他们的精神觉悟方式，只求舒心达意，绝不画地为牢。在他们那里，没有疆域的身心与没有疆域的艺术对应互融，水天一色。这种境界，实在足以使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们惭愧。
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地，他以自己的身心浓缩了这种交汇。相比之下，他的精神基座无疑更倚重于参禅悟道，他静坐茹素，欲羡弘一法师，每一步都指向着梵行高远；另一方面，他请悉西方，对许多现代西方艺术家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他的几项重大荣誉都从欧洲获得，但他没有把自己全然销熔于西方的精神漩涡，谁也无法把他钩连到欧美哪一个艺术源派。他在归属感上显然超越了粘滞，抵达了一种真正的“无执”状态。
这种“无执”既飘逸又凝重。只因他已把自己锻铸成一尊“四面佛”，因而世界也从四面向他合围。比之于单纯的西方艺术家或单纯的东方艺术家，他理应获得数倍的感受，发现数倍的美，但他没有因此而晕眩，成为一个手忙脚乱的吐纳者，而是返身蒲团，闭目冥思，层层剥除自己身上的障碍，以精赤的单纯开创出了一个内心的无限，松松爽爽地投入逍遥游。他不再庄严地负载要“表现”什么或“表达”什么的责任性重荷，只是让空澄的心灵与浩森的宇宙进行着不断的“能量交换”。仙的作品，便是从这种交换中蒸腾出来的烟云霞霓。
——读《陈瑞献选集》
绝境回来
名扬国际的小画家胡怡闻病危的消息，把整个上海都吓了一跳。
她是我同学的女儿，几乎是所有孩子和家长羡慕的对象。
但是，似乎生命之神反对宠爱，执意要把她塑造得更加坚实，便狠狠心把她投入了一条粗砺恐怖的生命畏途之中让她自个儿去挣扎。她突然生病，病得那么蹊跷又病得那么严重，柔婉的生命一直被逼到最后的防线之前，在她周围，几乎全社会都在呼唤和营救。
终于，她挣扎过来了，艰难而又必然地拿起了画笔。那枝画笔，已不是先前那枝伴随着无数欢声笑语的魔棒，而是一枝熔铸着有关人类生命大恐怖和大安详的拐杖。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她重新站立之初的生命记录，这份记录属于她，又属于无数生命，属于那些未必生重病、未必会画画的生命。
我们的艺术显然长久地误会了大气磅祌，以为巨大的篇幅、堂皇的排场就是，以为漫长的历史、壮观的场面就是，以为山顶的远眺、海边的沉思就是。其实，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
于是，开始有了生命的气势。
——《胡怡闻病后画展》
更谦虚一点
复旦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趁假期长途旅行，远至西藏，一路上写了不少充满文化激|情的散文，其中一部分，现正放在我的案头。
他们实在是值得羡慕的一群，那么年轻就走了那么远的路，居然不是为了打仗，为了逃难，为了流放，为了“上山下乡”，而纯粹是为了考察。中国兵荒马乱了多少个世纪，这种放任于山水之间的青年旅行者，实在是久违了。有了他们，这块土地简直有点奢侈了，这真叫人愉快。
由于他们，一种比较地道的文化审视态度出现了。这种审视态度，并不仅仅是动用文史知识来诠释景物，也不仅仅是面对景物而浮想联翩，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充满着无数问号、极有感觉弹性的文化软体，与自然和历史周旋。
在他们的游记中我也发现了一些毛病。我对此略有担忧：这些毛病是不是我早先的一些散文传染给他们的呢？如果是，应该及早由我本人来指出。
我要告诉他们，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拥挤、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笔多描述一点自然景物本身，就会更大气，走在这样一条奇异的路上，我们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惊讶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读书人。
我还要告诉其他更多的读者，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Сhā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读《寻找太阳城》
人类两大动作
《华尔街日报》评论布尔斯廷的两部学术著作《发现者》和《创造者》“富有戏剧性”，这倒使我这个戏剧专业出身的人仔细想了一想。
想的结果是，不错，可以看成是戏剧。主角只有一个，人类；全剧只完成了两个动作，发现、创造。
布尔斯廷用如此简洁的方式来提炼世界历史，实在是器宇恢弘。全书史料丰富，大多数史料都包含着人情味极强的情节性，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读完之后才明白，原来人类的光明面、人类的文明事业，确实都包容在发现和创造这两件事里面了。人类当然也于了不少坏事和丑事，作者不予理会，不是他学历不够，或疏忽大意，而是只想呈现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元素，以便把那些非人性的作为比照得琐碎可笑。无地自容。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喜乐之情的选择，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
这种历史态度，不仅与实证主义史学判然有别，而且也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我猜想布尔斯廷一定受到过年鉴学派整体史学观的积极影响，读他的书总能联想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话：“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神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只要嗅到了从人类血肉之躯发出的气息，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能想到比利时历史学家佩伦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古董鉴赏家，我就会把目光盯住那些陈旧的细节不放，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与年鉴学派史学家相比，布尔斯廷有更多的文学气息，所以人们也喜欢把他归人文学派史学家的范畴。这里所说的文学派，当然不是指文笔和想象，而是指对人类抱有更大的慈爱，对历史采取更大的取舍，慈爱和取舍又都不违背历史的本真。以此为基础，再来发挥叙述的情节性和感染力，也就蔚为壮观了。
——读《发现者》、《创造者》
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我记忆中，“中国”这个词在西周就出现了，内涵却一直在变化。秦汉以后，历朝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
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一七九三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除了洋人的偏见，你们自己也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吧？其中哪一些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进？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是啊，我们，我们的血液里有多少是稳定的遗传，今后还会遗传多久？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极其老迈而又受尽欺侮的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有没有可能再变得年轻？从漫画走进油画或其他什么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涩。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人有关自己的思考了吧？但愿如此。
———读《中国人》丛书
明天的功课
读这样的书，我又变成了一个学生，不断地为自己的空缺而惶恐。
并没有老师在催逼，事情的紧迫性在于：其一，这些学问早已不仅仅是科技知识，而分明是一种谁也躲不开的文明形态，自以为在从事文明工作的人焉能讳避？其二，这种文明形态已经大规模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扩展的速度极其惊人，过不了多久必成八方包围之势，时不我待。由此我常常想起上一个世纪下半叶，无论是我家乡的浙东学派还是我妻子家乡的桐城学派都还余绪未尽，蕴藏着不少深厚的学人，但由于他们中很多人拒绝新世纪的文明冲激，终于孤寂潦倒，烟消云散。
当然，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会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这个部分不会很大，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给予过高的期许，以为可以进人永恒的层面。很多劳作，连“过眼烟云”也说不上，因为烟云总有不少人看见，而有些劳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没有其他人“过眼”。我们的文化讨论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学者范型做坐标，说了千百个应该不应该，其实许多公认的应该，也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而变成低效和无效的文化陈迹，由应该而沦为不应该。那些争执，风声雨声，你来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点精力放在学习上，认真准备一点明天的功课。
作者尼格洛·庞帝是第一流的未来学家，是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权威，以这样的身份来写入门性的普及读物有点让人诧异。其实，这样做，既可保证一门新学科在人门当口上的初始准确性和结构弹性，也可显现这门新学科在本质上的普及性。因而，大权威在谦恭地“礼贤下士”之时，正表现出他最傲然的学科自信。
——读《数字化生存》
文化陌生人
在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物拍卖会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一角，泥土色的便衫清瘦的脸，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却又能引起最有经验的拍卖对手的警惕。果然，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时刻，他缓缓地举起了手。第二天报纸报道，某件重要文物被一位不知名的人拿下了。这位不知名的人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文物，放进一个手提的旧布包，选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通道，慢悠悠地离去。不多久，他已坐在房间里，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着文物出神。他的思绪飘在遥远的年代，爱怜万分地盘旋在艺术家的手指和心灵中间。多年下来，历史、文化、书画、器物已与他魂魄与共，他的眼睛已能发现那些最让人震颤的细节，他会暗自狂喜，也会深长叹息。他愿意关紧房门，在物我两忘中为艺术输送进自己的血液，然后，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一些人，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响了，传来他低缓的声音。
他年轻时也上山下乡，来到边疆，来到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沙漠深处。后来又孤独地流浪万里，直到改革开放，他时来运转，成功地创办了企业，先在国内，后在欧洲。但是，正当他的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心底的文化欲望再也压抑不住了，毅然关闭了旗下的全部企业，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文物字画鉴赏生涯。
我到过他家，发现书画器物在他那里，不是财富更不是奴隶，而是客人。小心翼翼地善待这些贵客，亲自写文章揭示它们的价值，也允许客人们走动，而不严锁密守，在他看来，让它们流散在无知的瓦砾中是一种埋没，让它们紧闭在私人的暗仓中也是一种埋没。
一年又一年，他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又出版了专著，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言权，已不在一个专家之下。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报刊，都在期待和争夺他的文章，而他对于文坛，却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像他这样身处文坛之外的“文化陌生人”越来越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上指名道姓地写过，一位公司董事长写的散文集，水平绝不低于获奖散文作家，几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史研究高度，会使大学教师汗颜，甚至几位高层经济官员在西方音乐戏剧上的鉴赏力，也不在专业批评家之下。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企图混迹文坛，加入某个协会，参加某次座谈，或得个什么大奖。这对至今还自以为是的文坛，不知意味着什么？
就我的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坛对他陌生，他对文坛也陌生。他经常惊讶而气忿地向我提出种种有关文坛的问题，有时也准备写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陷无聊。对他这么一个要么中止、要么高效的人来说，太知道无聊是什么。我劝他，文坛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这与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没有关系。你还是沉浸到汉唐遗韵、明清风采中去吧，过一阵，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么好消息，我再告诉你。
——读《亦孚藏品》
世纪之辩
本世纪很不平静，战乱多，变革多，因此辩论也多。有不少辩论，在驱除谬误、开发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辩论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早就设定结局的批判，一种居高临下的宣讲，一种不要仲裁也无法仲裁的混战。
在无序的环境中，那些自以为最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谎言和恶语，使人们更害怕辩论。“何以息谤？”曰“无辩”。但在无数善良人的讷言无辩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理性被蒙尘。
即便是许多正派的学者，由于缺少正常辩论的训练，立论时也很少考虑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种思路，只能正面阐述，无法应付驳难，甚至一遇到驳难就以为有人作梗，顿起意气，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种科学而正常的辩论演示，这种演示中，有平均的机会，有公正的裁判。辩题的观点和立场只作为一种抽签而得的话题，围绕着话题而衍发出来的逻辑力量、心理素质、平等意识、共处观念、临危风度、应时智慧等等，却是更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居然有亿万电视观众在观看这么一种辩论，不是像中国先秦纵横家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雄辩家那样具有深刻的哲学目的，而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公平地在对手面前阐述自己观点的程序和方法，这是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难于想象的。
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认识的教授要去参加一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教授夫人一听“答辩”两字就大惊失色，因为这位教授就是因为当初多“辩”了几句而蒙罪数十年之久的。夫人大声叮嘱：“千万别再去辩了！千万别再去辩了！”
教授夫人的喊声犹在耳侧，而今天，有没有能力参与正常的辩论，已成为判别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标志。
时间过得真快。
——读《世纪之辩》
秋千架（代后记）
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四年，忙了两年，近三个月，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五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嗬，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朦胧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的。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望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十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前不久召开全国图书订货会，我的这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这一来，书稿的传递更需要封闭式地一环扣一环，不能有闪失。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还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手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种，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院和剧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话。她没有进人权力结构，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对她的意见永远只有一条：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传这个意见的任何人都没有统计过她的工作量，更没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居然活生生把一个最辛劳的人谣传成懒人，而巳还百口莫辩。她从来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声辩，在实在气忿的时候，最重的一句话也无非是：“真想换个地方。”
北京一个重要的文艺团体几年来一直等着把她调过去。上海市的一位领导曾几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以她命名、由她领衔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剧团。全国各地喜欢她艺术的企业家们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广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还年轻，何苦成为某种不良心理气氛的牺牲品？”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效果。她对家乡有一种神秘的皈依意识，我说不清是积极还是消极，反正是把我感动了。
记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时，我邀国际知名的大导演马科到合肥排《红楼梦》。照妻子的说法，家乡越是遭灾越要表现出文化上的平静和大气。我们一大群人从那时起就在努力构建着黄佐临先生企盼了几十年的戏曲音乐剧雏型，虽然当时灾情严重，生活非常艰难，天天有停电、断餐之虞，大家却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讨，创作气氛如火如茶。马兰除了排戏，一有空就上街为灾民募捐。马科导演有一天上街，发现这个情景，追踪几日，终于对我说：“抗洪救灾是大事，但像她这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无法想象的，我看着都痛心，适可而止吧！”但就在马科导演跟我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赈灾汇演，她一身白衣蓝裤赶到了，全场掌声未息，她就含泪开口：“我的家乡受灾了！”接下来的镜头表明，她的这种语言方式，感动了台下无数熟悉她的北京观众，那天她为家乡募到的救灾款，数字不小。马科导演对着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导演费都捐掉了，劳累几月，分文未取。
妻子对家乡的感情之深，有时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电视，她平日感兴趣的是国际新闻，拉宾、萨达姆、索罗斯什么的，但国内新闻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报道，总会怔怔地等一会儿，等播音员说出罪犯来自何处。如果不是安徽，她会舒一口气，站起来，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这个毛病，因此只要电视里报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会大声嚷嚷：“看，浙江，我家乡的！”她笑了，说：“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还是安徽多一点，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立即说：“我们浙江才凶呢，千岛湖事件……”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头都洗不干净了。”
去年，有一家当地亏损企业请她参加一场义务演出，她想既是“当地”又是“亏损”，义不容辞，答应得比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还快，而且郑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从来不要我陪她演出，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礼堂门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条红布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某某先生文艺晚会。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即打听某某先生是谁。别人告诉她，这是外省某企业的一位干部，那家企业兼并了本省的这家企业，被兼并的企业用一台晚会欢迎他。演出已经开始，妻子所在剧院一个上了年岁的高个儿男演员，正在使劲演唱。妻子一见，怆然停步，再也迈不动腿了。
她在自言自语：“兼并就兼并吧，两边都是国营企业，两边都是国家干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专门为某个个人开个晚会吗？国家领导人来也没有拉过这样的横幅啊！”
那位被欢迎的外省企业于部年纪不大，一心只想见到他崇拜的艺术家，连忙赶到场外，反复邀请入座。她客气地与他握手，又抬头看了一眼那条横幅，说：“真抱歉，今天我们自己省里有点事。”
据说，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难。
越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越觉得家乡需要重振内在的文化素质。对于中国科技大学存在于合肥，她一提起就兴奋，朱清时校长希望聘请我担任兼职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进黄梅戏艺术的重要性，因为毕竟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剧种，只是这几年由于在艺术上过于保守、在内容上过于杂乱而急速下滑。她对国际间的艺术趋向并不陌生，深知只有为这个剧种重新呼唤来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才有出路。为此，她投注了整整几年时间进行观摩和寻访，其中包括寻访愿意到安徽来奋斗一场的海内外艺术家。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厅的支持，《秋千架》开始排演。
在排演的过程中，她一再对我说，最大的担忧，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对你们剧院的演员没信心？”我问。
“不是，”她说，“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见本地某些以内耗为专业的评论者，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一出来他们一定写文章嘲弄，万一外来艺术家看到这种文章，以为我们本地人都是这种水平，那多丢人！”
“嘲弄建设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时候请人把这种嘲弄文章收集齐，印在全国巡回演出的说明书里，这说明书也就有了史料价值，多有意思！”
“会不会注明是本地的报纸刊登的？”她问。
“当然，”我说，“什么报纸，几月几日，什么署名，都注明。”
“这岂不是又在出我们的丑了！”她有点难过。
在机场告别时，我看着她说：“两千多里地的长途汽车，颈椎、腰椎怎么办？”
她笑了，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正好因用脑过度而成了傻子，两人天天面对面。”我说。
“我不走|茓，没有钱，你被盗版，也没有钱，你没有官位，我也没有官位，两个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时代，那才叫纯粹。”她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演戏的事太烦太苦，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见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批判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荡在秋千上。
说不定确实会遇上挺大的麻烦。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阳下了。
那就趁现在还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记吧。昨天与她商量过，这本新书的扉页，就印我们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为我刻的图章。对于照片，她倒没什么异议，只希望印单色；对于图章，则求我让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说没时间了，而且我敢担保，多数读者只会为她的篆刻水平而惊讶。何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对外国现代音乐和中国古代篆刻的见识，这在国外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次终于由我来提供一个小小的证据。她说：“真的篆刻家该笑我了。”我说：“反正业余，无所谓，我写一幅业余的书法作为书名，与你陪绑。”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想到她还没有睡过，立即打她的手机，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南京的录音己完成，正在向连云港赶，现正坐在苏北洪泽镇的一家路边小店吃晚饭，司机丢了什么东西，返回去找了，估计至少要等两个多小时。她说小店不大干净，但菜很新鲜，要我放心，早点休息。
于是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作为新书的后记。
写完，我想，司机早该回来了，妻子正坐在长途汽车上。此时已是深夜，汽车上的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不能再打手机。她现在，一定揉一揉颈椎、腰椎，然后抱着小小的化妆包，摇摇晃晃地开始打盹。我远远看去，还是无法读解这种不为名、不为利而又不断重复的艰难行程。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于北京。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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