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自己的眼泪把支票上的童超的签名浸得深蓝浅蓝的，盯着这个名字，我问：“童超，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童超说：“因为我觉得值得。我这么做并不是在讨好你。要是现在我不帮助你，我觉得那对不起我自己。”我问他：“童超，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帮助我是不是因为你还爱着我？”童超说：“我不能和你再说这些问题了。我把这200万给你，也不是想说明什么爱或者不爱这样的问题。你不用想你要怎么报答我，也不要去想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件我愿意做的事情，我对自己有一个交代。”我说：“童超，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他说：“殷拂，别这么想，你不欠我什么，我借钱给你也不是想让你觉得对我有所亏欠。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我记得当年我在追求你的时候曾经对自己说过，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有名有利的，我要成为你的骄傲；要是那样你还是不在乎我的话，我就要成为你的遗憾，让你一直一直后悔，让你一想到我你就后悔，一直后悔到你老、到你死。很好笑是不是？这些我没有告诉你。现在想起来，这些念头也真是年少无知。要是喜欢一个人，没有得到这个人的重视，也不至于就要用自己未来的成就来诅咒她啊。那哪是个男人呢？以前我听见那首歌唱道‘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心里就说，哼，没有人希望别人比自己过得好。不过现在的心态是真的平和了，我知道每个人过得好不好这是无法比较的，我惟愿你能过得好，自己满意开心，那就很好了，真的。”童超让我看到，曾经深情的爱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能力，而世上的人以这样巨大的爱力去追逐金钱，于是人们可能成功地拥有了金钱；于是，金钱的能力笼罩一切——但是，人们还是怀念爱情，至少，怀念那最初开始的爱情。我点头。除了点头，我真的无话可说。——谢谢、道歉，我都说不出口。我只能沉默。我相信童超懂得我的沉默。我们是那样的懂得对方，但是，我们不属于对方。童超说：“等一下还有一个客户要来找我，我不能多陪你了。你也赶快去见裴俊吧。等你方便的时候再和我联系，好吗？”我记得英国诗人戴维·盖斯科因在《结局接近开始》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一些男人在码头上卸下了大海。”我想，我见到了这样举重若轻的男人。——他就是童超。从童超的办公室里出来，我很贪婪地呼吸着这里久违的空气。抬头看天，天空灰蒙蒙的，还有风沙，据说那就是沙尘暴吧，呼啸着遮掩了这个城市的绝代风华。但我怎么就这么适应和想念这个地方呢，连空气和沙尘暴都那么让我愿意沉浸其中。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里的故事和故人吗？重新回到北京，本能地觉得在北京的尘嚣找不到蓝天。她的空气质量当然无法和澳大利亚的那种没有污染的清澈来较量，就像积淀在这个城市里的几千年的帝王文化和澳洲那200年的殖民文化没有可比­性­一样。悬浮了那么多的历史的这个城市，没有理由要求她透明。而且，我们这么多蝼蚁一样的小人物还在不断用自己的经历在填充着她已经很拥挤的空气，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她什么，我们甚至不该拿她和任何东西去比较——因为她由来已久的宽容——没有什么比宽容更博大和伟大的了。一个城市如此，一个人也如此。这个宽容的城市因为有了一些宽容的人而更加宽容、更加可爱。我给裴俊打了手机。他那里还是自动留言。我就对秘书台的小姐留言说请转告机主，我已经回到中国，我在家里等他。我坐在出租车上，怀揣着童超给我的支票。觉得这刚回到中国的一切有些像一场梦。它们真实得让人要去怀疑它的真实。童超曾经让我觉得他已经给我和他的关系打上了一个死结，他的客观和刻薄让我怎么想都觉得尊严扫地，但是，我这次重新面对他的时候，才知道了他，才知道我不如他了解我和他，才知道我在他心底里的分量。尽管这种分量永远都不能逆转我们之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他让我一叶知秋地懂得了男人如他，有多么可爱。我怎么能够觉得我不欠童超的呢？我知道，置毁誉于不顾的人，才能得到自由。我办不到，我也情愿这样地没有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一直生活着，爱也被爱过……眼泪又出来了，心里想到了一首诗：“天天天蓝，天天天蓝，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一(1)

一斜斜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一离离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啦从我踏上澳洲的第一刻起，我就知道这块土地不是我的家园。再明亮的阳光、再透彻的空气也无法涤荡我的慌张。一个人，就这么诚惶诚恐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是啊，你远离了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的过去，远离了那些你愿意被纠缠和不愿意被纠缠的人们，远离了那种被人监视被人控制被人管理的状态。这时，你明白了，其实，你早已经习惯了从前的那种生活，你愿意被那种氛围包围着，你需要它们就像鱼儿需要水一样。我下了飞机就想迫切地重新再上飞机回中国去。我相信很多出国的人都和我有同感。别看他在Email里把国外描述得多么人间天堂，那是他在抒情呢，幻想呢，说梦话呢，那绝对是在盗版别人的生活状态；等他什么时候和你说实话的时候你再好好听听，这东西的正版原声可是太不如盗版拷贝的了。在中国的时候，我工作，我喜欢跟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们说：“好啊，我今天心情好，今天就和你一起吃饭啊。你知道吗，陪你吃饭是给你面子呢”；我随意刷着金卡去买我喜欢的名牌，而不去计较它到底花去了我账上的多少钱；我瞧不起那些在北京的秀水街和上海的襄阳路上去淘了假名牌、然后还要去挤公共汽车的女人。在中国的时候，我玩票一样地写作，我最喜欢的词语是“爱”、“美丽”、“伤感”、“梦”、“幸福”、“幻想”和“眼泪”。在中国，我常常很小资地把自己装成一个伪愤青，看周围的人因为各种的不容易和不如意而成为了一个个真愤青。我学着说着愤青的语言，和他们做同类，可心里洋洋自得地知道，他们和我，岂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呢？到了澳洲以后，我要天天自己给自己做饭，要留心看看KMART和COLES的每周传单，这样好用最便宜的价钱买下我所需要的东西。我申请了一个PHD的学生身份，它给我带来的最大实惠就是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来读一些闲书，而且，在坐火车、坐汽车的时候还有折扣。有时候我也去唐人的教会转一转，因为那里还有点人气，而我想呼吸一点有人气的空气。写作占用我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开始写恐怖小说、科幻小说，在一切假想的空间里，我变成了我的孤独王。我常常用歌德的话来安慰自己说：“在沉默中培养才华，在世界潮流中锻炼品格(Talent is built in the silence,character in the stream of the world)。”——不这么掩耳盗铃，我怎么可以对自己有的交代呢？我写作时频繁使用的词汇变成了“郁闷”、“孤独”、“悲凉”、“无望”以及“boring(厌烦)”、“suffering(痛苦)”、“fussy(神经质)”。我已经不用写什么眼泪了，它天天不请自来地和我做伴……在中国的时候，看到那些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的男人们，我想象着他们的慷慨、大方、潇洒、以及一切挖空心思地和我套瓷的终极目的无非就是要我上床，我鄙视他们；我说我不要虚荣，我要的是真的爱啊。在澳洲，我看够了那些辛苦、穷酸、猥琐的中国男人在我身边讨好献媚。这些雄­性­标志的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们追起女­性­来可真是张牙舞爪、拳打脚踢，毫不保留地暴露原始的人­性­。七情我不敢说，六欲绝对是够鲜明了，而且好兔尽吃窝边草。你想啊，机会也不多，就看到窝边的那点青草，你不吃就是白不吃的啊。当然，我也明白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的澳洲身份。我心里说我可以帮你们解决身份，但是，你们可以给我什么？你们连在这个土地上最起码的生根的问题都要我来帮助，还有什么爱是可以给我的吗？还有多余的虚荣可以给我吗？裴俊，童超，亚历山大·周，夏竞，韩飒，这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我和他们之间的那些过去，映衬在澳洲的背景之下，都让我倍觉忧伤。我在澳洲的辛苦，他们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无暇去关注了。生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也许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但是，他们情愿再去改造其他的比我更年轻、更漂亮、也更简单的女人——或许，一直以来，我想要的东西太多，所以，他们没有人可以承载。为什么我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呢？难道只要一个全心全意对我真好的男人就很过分吗？我在澳大利亚见过韩飒一次，当时他是随团到澳洲进行一些商务考察。说考察是好听的了，其实无非就是拿着国家的钱让这些领导­干­部见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面。我知道这些人出国之后最感兴趣的都是些什么。带他们去看脱衣舞表演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让我来领队了，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带他们一行人等去逛casino(赌场)。那些人在casino里面也多少试了试身手，不论最后输了多少，反正一直到离开，他们的眼睛里都放着绿光，狼一样的绿光，真是很让人难忘啊。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一(2)

到了晚上，韩飒语焉不详地问我：“晚上你有什么安排？”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说。我回答说，是有安排。他问我，是很重要的事情吗？不能换一个时间吗？我摇摇头。我非常清楚这个时候他想和我做些什么，­干­柴嘛，烈火嘛，烧吧，­干­吧­干­吧，投入火热的生活吧——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吗？谁也不是善男信女——他一定以为这也是我期待的。我不能说谎，我不能不承认我真的也很期待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和他之间发生些这样的事情，我喜欢这样美好的事情。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不喜欢爱、被爱，Zuo爱。但是，那天我就是坚决地跟他说不可以，尽管我心里真的很期待、很愿意。后来，我们之间随便说了些寒暄的话题。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混生活呗，人在哪里活着不都一样，就那么点事情，吃喝拉撒睡。有的人贪一点，就还要一点什么理想啊，事业啊，成就感啊，其实也都说穿了，还不都是一个钱字。在国外的人，就更在乎这些了。韩飒就问我有没有自己的公司。我说当然有了。在这里还有什么比注册一个空头公司更简单的事情呢？他说：“那就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合着来做点事情。到时候，你找好项目，我可以给你投资。”我像听故事一样地听他说这些话，事后很久也都在玩味着这些话里的潜台词。大约我在他心里依然是那个用十年、甚至还会用几个十年来暗恋他的女人，而我对他的依恋，和权势无关，和金钱无关。所以，他可以信任地把权势和金钱这样隆重的主题托付给我，而我呢——我以当年的痴情来当他现在的帮凶。我终于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展下去。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我不想害人害己。作为一个女人，活到今天这个份上，自己最知道自己的不容易。既然没有人疼爱，那么便自爱。可是端详自爱这个词语，再回首看看和他一起走过的道路，觉得一切无不都在描绘着一些个莫大的讽刺，处处都是刺，根根扎人疼。在国外生活得久了的人，胆子都没有国内的人大。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国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在国内的中国人，可能接了地气、有底气，“爆发”出来的居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可能被驯化了不少、也水土不服，“消亡”沉沦掉的居多。所以，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祖国大地上，动不动就可以听说一个什么靠煨着“毛氏靓汤”的人成为“上海首富”，或者说一个叫杨什么的大胖子拿着点郁金香的种子就可以开始圈地叫做“荷兰村”；但在国外，挣点钱的中国人多不容易啊，开个中餐馆，开个小杂货铺，开个没有本钱的贸易公司，开工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收工的时候太阳更早一些时候下了班；或者，就是看着帝国主义的老板们的脸­色­，等待每两周的时候有个结算，能够拿到一点为生的可怜的薪水……而且，他们的每分钱都还要算计着怎么最大可能的逃税，心力交瘁啊!谁还敢去赌什么未来？全都指着下一代去出人头地了。我在网上逗留的时候，总也是很关心中国的时局和政局——心里有个小小的结，就是想从文字的平静中看到韩飒的平安。纵使从政的人大多走的都是同样的道路，栽的也都是同样的跟头，但我还是希望韩飒是平安的。首先，他最好不要滋事，不要犯事；另外，他万一真的犯了什么事，也愿他能有一些侥幸，毕竟天底下也不是每一个恶都一定有恶来报的。人若纯真向善不可以思维如我这般荒唐，但我毕竟是对他不舍的。“一日夫妻百日恩”了，好歹他也给了我一日夫妻的福气了。何况，我在裴俊和童超的身上，也切肤地感受到了做人和做事的风险。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但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他每天的生活都是如履薄冰，随便一件什么事情，就有可能颠覆掉他全部的努力、财富和心血。我不能再次接受韩飒，就是因为我正好被裴俊的一些事情纠缠着。我在和裴俊分手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要是你倾家荡产了，我会回来。要是你病入膏肓了，我会回来。”——这不是宣誓，也不是标榜，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不过，老天真要是想考验我们的诚实程度，他硬是要让这些假设来兑现的时候，他和我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说谎的人。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二(1)

当夜涌进街道从屋顶漏下我的心长出了翅膀飞进中国的蓝花园爬上希腊神殿的白柱子摇着摇着头上Сhā着紫簪和黄花脚踏得湿草地青亮青亮我的心多轻快笑着当这城市静静地睡去记得很久前看过一个故事，说，玫瑰是能唱歌的。把玫瑰浸入液态氮中，她的每一片花瓣就会迅速地变成玻璃一样坚硬而脆弱，这个时候，轻轻摇动一下，玫瑰就可以唱歌了——虽然那只是单调地、叮当做响。然后，当液态的气体迅速地挥发之后，它的每一片花瓣会迅速的枯萎、凋落。那个故事里，有一朵玫瑰为了向心爱的人唱出心里的歌，最后通过那样的方法达到了愿望，凋谢了最后一片花瓣换来了情人的眼泪。在那个故事里，我记住了，玫瑰是可以唱歌的，至少我知道，如果我来世做了一朵玫瑰花，在负责美丽的时候，我还要唱歌，为了那个我值得用萎谢的一生去换来一段让他觉得动听的歌声的男人。一个相信玫瑰的歌唱的女人，不可能不相信爱情。只要她还有生命。她的生命是为爱情成长的。以前我常常向往着要找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可心可爱的去处，可以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一起厮守；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生一窝孩子，像驯养小动物一样地抚育他们长大。到了澳洲以后，我发现如果论自然环境的话，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的理想的了——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郊区，宁静，平和，闲适，适合养老，适合家居，适合温情。我最终选择了住在澳大利亚一个不著名的城市,一条不显眼的街道，一幢被绿树红花包围的楼房。这里每天早上可以听见鸟的鸣叫，听见叶子被风摇曳的声音；可以看见一季一季的鲜花不被呵护也照样灿烂绽放，看阳光一点点渗进屋里，如同一个检阅的长官。到澳洲来的第二个月，我买了一辆不张扬的澳洲自产的Holden车，握着右座的方向盘，靠左行驶在没有人迹的市区里。在这个有77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里，只有区区不到2000万人散落着、生活着、繁衍着；在这里的路上，见不到人烟就像见不到风沙一样。——一切固有的原则连同记忆都被颠覆了，连交通规则都那么和中国逆反着不一样。慢慢习惯下来，我在澳洲开始了自己的新的人生。就好像重新来活过一遍那样，一切变得从容简单，除了有年龄在为我的历史垫底以外，我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需要被唤醒的过去。我甚至不用电话和EMAIL和国内联系。有什么是必须要听的呢？又有什么是非说不可的呢？有什么人是一定不能舍得的呢？——把生离当成死别的时候，一切都淡然得如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澳洲的空气清澈得有这样给人洗脑的功效，就好像电影《东邪西毒》里的那坛醉生梦死的酒。我已经快忘记了我曾经在中国有过什么样的欢乐喜悲。我在澳洲留守的状态，就好像一个出家的人或者一个逃亡的人，为了不能启齿的原因，她知道他必须适应他那将要永远挥别故土的宿命。这样过了半年。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裴俊的一个EMAIL。他在EMAIL里说：“你走了，才知道你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你走了以后，情况改变了很多。也许你选择离开是对的。你从来是一个聪明的女子，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有预见­性­的。我一贯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在我处境不佳的时候也懒得和人交道。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声音。给我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吧。”我一看到这个EMAIL，就立即拨叫了裴俊的手机。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麻烦了。以他的骄傲和自信，他不会这样低调而又放下身段来和任何人说话。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话。但是，电话接通之后我被告知，这个电话已经被转移到了移动小秘书台上了。接听的是一个声音很发嗲的声讯小姐，问我贵姓，有什么留言。我说，我姓殷，你让机主把电话打开，我要和他说话。那声讯小姐追问说，那请问小姐您的全名？我最不愿意和这些机械的职业的声音说话，我说，不要问我的名字了，我是澳洲打来的国际长途。那声讯小姐还不依不饶地说，可是机主要求要留下您的全名啊。我顿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是他老婆。”说完，我挂断了电话。挂了电话以后我才开始回味自己说过的话，我怎么就这么脱口而出地说我是他老婆呢？我怎么竟然还会认为自己是他老婆呢？我兀自地摇了摇头，没有答案。等了两分钟之后，我重新拨了裴俊的电话。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了他的声音。我说了句“你好，是我”之后，竟然就开始流泪了。不是哭——没有哭声，呜咽都没有，就是流泪——那种特殊的水爬了我一脸的，像蜘蛛结网一样的。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二(2)

他的声音，把我半年的沉静一下子就绞空了。就好像这半年不存在一样。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在“苏丝黄”酒吧里一样。我说：“我看到你的EMAIL了。所以给你电话。”他问我：“要是没有这个EMAIL，你是不是会永远都不理我啊？”我回避了他的提问，直接问他：“说说看，最近你怎么了？”他说：“还好啊，没有什么啊。”我说：“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你先告诉我，是生意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些想念你了。”我问：“你说的是真话吗？”他说：“真的是很惦记你。想着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人到那么远，一定很难吧？”我说：“难过也要过啊，这不也过来了吗？不是还有你留给我的一些钱来垫底吗，起码不用担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了，我也知足了。”他说：“我很想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问：“那你的潜台词是说你想到澳洲来看我呢，还是说要我回中国去给你看啊？”他说：“我哪里有那么大的支配力？”我说：“你给我一个理由，我就去见你。”裴俊停了停，说：“殷拂，我真的很不顺。我的公司可能要被清盘了。”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裴俊在电话里说：“啊，一言难尽啦。”我问他：“就不能改变了吗？还有什么办法吗？”裴俊说：“你别管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现在树倒猢狲散，我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了，这个时候，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希望你在澳洲好好的。真的，这个时候很想跟你说点祝福的话。”裴俊的话让我一下子就有很不好的预感，怎么听来都有点像在做诀别的赠言。我马上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啊，这么奇怪……你别吓唬我啊。你要是想见我，我这就去买机票去啊。”裴俊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瞧你想的那么多，女孩子真是不能太聪明，你就是太聪明了，把该想的和不该想的都想齐了。你不用那么着急啊，我不会有什么事情的。真是被清盘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以后找机会东山再起就是了。——何况现在还没有嘛。”我说：“那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怎么想的，我真的很担心你啊。”裴俊说：“我是在想办法。我需要一些钱，也在找各个方面筹着呢。”我说：“你告诉我你要多少。我手上还有一点钱。北京的房子和车呀什么的，你也都可以拿去卖了。这些东西凑一凑，怎么也有两三百万了。”裴俊说：“傻丫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何况这些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我问他：“那你要多少呢？”裴俊犹豫了一下子，说：“一千万吧。”我愣了一下，这个数字对我来说，确实太大太大了。像我现在这样一个深居简出的女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和这么大一笔数目扯上什么关联。我马上想到了童超和亚历山大·周，他们俩，一个是做投资银行的，一个是给人做投资顾问的，对他们来说，找一个端口，筹个一千万的款子，怎么着都应该有些办法。在这种问题上，没有人比他们更专业了。我跟裴俊说：“也许我可以帮你。你给我一点时间。”裴俊说：“你别傻了，你在澳洲那么远，怎么可以帮助我？你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其实，我一直很不放心你。”我这人，听不得这样的话。对于一个我曾经在乎过的男人，他用这种不经意的关爱说出这样的话语，足可以让我感动得窒息。我问裴俊：“除了不放心，你还想和我说什么？”我这么问他，其实就是在启发和等待。女人永远活在语言和形式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的。裴俊说：“想说的话很多啊。”我又问：“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还喜欢我吗？”他说：“那不是喜欢，是爱。我爱你。但是，你知道吗，殷拂啊，一个男人，在落魄的时候，没有权利跟女人说这样的话了。”我说：“好了，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知道他还爱着我，我也知道我该为他做些什么。就像玫瑰知道为谁绽放又为谁歌唱……总是很难忘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干­涸的池底躺着两条相亲相爱的鱼，它们都竭力吐出最后的一口唾沫涂在对方的身上，让对方获得一丝生存的希望，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相濡以沫”。我是一个相信故事的人，当我看不到别人给我证明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表演。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在塞纳河畔，裴俊站在岸边专注地望着我，说，他要给我我想要的一种生活。他的目光从容而宽厚，足可以抹煞我们之间的一切属于伤口的东西。现在想来，他的目光是一种牵引，一种注定，仿佛早有安排，我于是朝着他滑落，以飞蛾扑火的姿势——我别无选择啊……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三(1)

戒指是假的，不要紧如果婚姻是真的耳环是假的，不要紧如果耳语是真的项链是假的，不要紧如果吻痕是真的ば卣胧羌俚模不要紧如果心跳是真的情话是假的，不要紧如果爱情是真的……说实话，当我挂断裴俊的电话之后，突然就有一些后悔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要­干­什么呀？我真要去帮裴俊去凑齐这一千万吗？我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他拿这一千万做什么？就算我帮他借足了这钱，他凭什么去还人家？我帮他去筹钱的身份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这钱算是借贷、还是融资？要人家拿这么多钱出来，用什么去担保？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就像我凭什么去相信裴俊？……本来我在澳洲很清静了啊，怎么一个电话就可以乱了我的分寸呢？——想了很久，没有答案。我不要答案。我只要我自己认为值得。我不知道裴俊现在在中国到底过得怎么样，但我相信他是不好的。他的生活中从来都是弥漫着各种压力，只是以前还没有这样让他喘不过气来。我相信他如果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不会让我知道他的难堪的。那是一个多么好面子的男人啊。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那样悲凉和无助的声音，在电话里，那种苍凉仿佛可以把一个世界全部涂黑。要是我现在不帮助他，那还有谁会帮他呢？要是就连我也怀疑他，那还有谁会去相信他呢？我不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所谓我想去帮助裴俊，无非就是找找从前那些和我有些纠缠、有些欣赏、有些信任的男人。有一些感情垫底，可以换一些信任，加上他们现在的身家，可以提供一些支持。——也就是这样了。措词了很久，依然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人启齿。我这是要找人借钱啊，借这么一大笔钱啊，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该怎么和人说这些话啊。在亚历山大·周和童超之间，我犹豫着，先找谁呢？人不求人一般高，要去求人的时候，不论过去有什么样的交情，自己都倍觉底气不足。拿了一个硬币，我对自己说，如果是女王头像，我就先找周；要是数字，我就先找童超。也许上帝知道，谁更适合来成全我。试了几次，摆在我面前的都是数字。——不甘心呐。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女王头像。我实在是不想再主动去找童超了，尤其那次在“苏丝黄”长谈过之后，我觉得我再去找他，真是有些下作了。人总是有些尊严的。尽管我和他之间并没有红过脸，但是却已经彼此说过伤人入骨髓的结束语了。他对我的一切都太清楚了，站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俘虏一般的劣势，就好像我从来就没有和童超平视过。我不愿意这样。谁不愿意自己在别人的印象里能够更美好一些呢，不要有多么高大，至少还可以高尚一点吧——像那些文学作品中为我们炫耀的那样。而我现在，我将要做的和面临的，就如同一个知晓荣辱的绅士正在准备倍受羞辱。终于还是给童超挂了电话。他的手机被实行了呼叫转移，接听电话的是他公司的秘书小姐。对方告诉我说童总在开会。我留下了口信，说了我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挂断电话的时候，我就自嘲说，瞧啊，全世界的人都很忙，只有你闲，你还嫌不够闲啊，找事情啊，还千里万里地打着长途电话，想着要帮一个人去借一笔天文数字的款子。殷拂啊，你的脑子不是有病，就是有大病。给童超挂完电话，长舒了一口气，好像已经办完了一件事情，有了一个了结。有了那么片刻的放松之后，心又紧张了起来。接着，我忐忑地拨通了亚历山大·周的电话。我情愿这次接听电话的也是一个什么秘书小姐，然后，我留下口信和联络方式，把直接和我沟通的权利给对方。这样，起码我可以以为，是他们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女孩子这么隔山隔海地去追着找一个男人的感觉真是不好，哪怕我有一个看似可以交代的借口——其实这个借口比没有借口还要糟糕。天知道他们要是知道我给他们电话就是为了找他们借钱的话他们会怎么想我啊，何况我曾在出国前就在心里做出过决定，要做一个独立的、重新开始的人，要和这些过去不再有任何牵扯……这个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在一片嘈杂声中，听到了一个久违的声音。我知道，这个电话线所抵达的，就是那个我要找的、也是我害怕找到的人。我说：“你好，是我，殷拂。”周说：“听出来了。你在哪里？回中国了吗？”我说：“没有啊，在澳洲呢。想到很久没有和你联系了，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也附和说：“是啊，很久了，我以为你都忘记我了。”我说：“我还年轻啊，不至于忘­性­这么大吧。你在哪里呢？怎么旁边那么热闹啊？”周说：“我在家。家里人多。”我问：“有很多客人吗？我好像听到了有小孩子的哭声。”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