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考据学的有关发现，有人认为《史记》中的《苏秦列传》与《张仪列传》有很大错误，苏秦与张仪根本不是同时代的人，把苏秦与张仪说成是同学，两人共同开拓“合纵连横”，苏秦曾佩六国相印之事是司马迁自己穿凿附会出来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司马迁在《苏秦列传》的尾部对苏秦的事迹进行了旁证，“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这说明司马迁当时在作苏秦一传时是相当审慎的，他在尽量地分辨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并在苏秦一传中尽可能地使用了逼近事实真相的相关资料，司马迁绝不会有意穿凿而写错苏秦这个人物所生活的时代。苏秦作为战国时代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不仅在当时名震天下，就是在苏秦逝后，他也享有经久不息的声名，以致有人把其他的纵横家的事迹也附会到了苏秦身上。春秋战国时代，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在姓氏之后，贯以“子”字以示对其敬仰，苏氏几兄弟在战国时都是有名的纵横家，后人都在他们姓氏后贯以“子”字，流传过程中把他们的事迹搞混淆是有可能的，司马迁的记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据此说苏秦不是合纵的倡导者，不是张仪同时代的人，那恐怕是对历史事实的另外一种臆测，有违中华民族据史以实的传统。战国纵横术的出现不是苏秦、张仪等人的天才发明，而是历史大势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周王朝制定“礼制”的重要目标是确立周天子、各诸侯国、公卿大夫以致普通庶民的名份，使之上下相循，不得乖张。所以孔子序定《春秋》一书，字里行间均有尊崇周天子，尊崇统一的周王朝，抑制诸侯和公卿大夫之意。随后为《春秋》作传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也莫不推尊此意。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春秋时代，给了周王室以足够的时间来重新恢复他的“礼制”地位，可惜周王室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诸侯弱周室，大夫弱诸侯，这是《周易》所说的“履霜，坚冰至”的必然结果。三家分晋之后，周王室承认赵、魏、韩和田氏齐国的侯国地位，等于自动放弃了以最高政教形式掌握“礼制”的职能，使得天下宗周的信念受到沉重打击，人们不得不从心底抛弃对周王朝的感情及理­性­认同，进而寻找另外的强大诸侯来取代周王朝的地位，战国大幕拉开也就成了必然之势。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选取周王室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为其史著起始点，其痛心疾首之义也在于此，这也是司马光认为中国从此进入残贼天下的起承转合之处。

天下不再有周天子，各诸侯大国纷纷以重建统一新王朝为目标，其*与军事斗争必然呈现更加白热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以强凌弱，联弱抗强就会成为相互斗争的必然手段。东方各国单独与秦国相比，实力莫不弱于秦国，他们要抵抗秦国的进击，采取联合行动，以合纵的力量相对抗，是必然的选择。苏秦在这种形式下倡导诸侯合纵，诸侯莫不言听计从，苏秦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特彰的人物之一，那是天下大势使然。当然，苏秦也有非常独到的眼光，他能细致地把握这种大势，把游说的功夫建立在诸侯的切实需求上，随时随地都能对诸侯动之以利、晓之以害，把天下诸侯牵在自己手里，这也是苏秦的卓绝之处。纵横术在苏秦之时即为儒家所诟詈，后世讥其高唱王霸、无仁者之心者亦大有人在。但纵横术对于后世政治家尊重他国正当利益，正确分析天下大势，采取适当的外交方法，实现利益的双赢或多赢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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