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身具五刑，浑身上下披枷带锁，除了嘴巴与眼睛还能动外，李斯成为囚笼中被钉住四肢百骸的一只大“僵鼠”，与李斯一起被拖上断头台的还有他的大批亲族家人。李斯的小儿子在其身旁，用哀怜的眼光看着父亲，李斯不想让儿子太伤心，脸上的肌­肉­露出一丝笑意，说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儿子，记得老家上蔡吗？我还想跟你一起牵上老家的那条黄狗，出上蔡城东门去打上次让它逃掉的那只兔子，你看还有机会吗？)李斯的话说完，小儿子放声痛哭。李斯强硬地扭了扭脖子，朝老家上蔡方向望了望，也放声痛哭起来。

李斯死后，赵高成为丞相。赵高知道自己的形象不佳，要威镇百官，需要做点手脚。一日，赵高请二世皇帝召见百官，赵高令人牵一只鹿到朝堂，对二世皇帝说：“陛下，今天我买来一匹好马，请陛下笑纳。”二世皇帝以为赵高逗自己玩，笑了起来：“丞相，这明明是一只鹿嘛，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转过身问百官：“大家说说这是鹿还是马？”百官都答：“是马。”二世皇帝虽有些不着调，但还不完全是个白痴，见赵高如些戏弄自己，心里极为不满，但朝政已被赵高控制，莫可奈何。章邯击走周章的叛军后，关中暂时稳定，赵高一直跟二世皇帝报关东贼情已缓解，不必担心，让二世皇帝放心玩乐。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冬，项羽的义军在巨鹿大破章邯军，章邯向二世皇帝求救。紧接着刘邦的军队由南阳绕道攻破武关，进至关中，关中大震。二世皇帝责成赵高派兵相助章邯，*义军。赵高见二世皇帝揽政行事，危及自己的安危，下令咸阳令阎乐扮贼兵进入阿房宫东南之望夷宫，杀二世皇帝。二世皇帝死后，赵高自佩秦王朝玉玺，想当皇帝，群臣闭门不出，没有任何人愿意拥戴赵高。赵高自知没有召集百官的威力，只得将玉玺送给秦始皇的孙子子婴，请子婴当皇帝。子婴对赵高恨之入骨，与儿子们密谋杀赵高，诈称有病不能见任何人，赵高也不见。赵高想不到自己立的皇帝子婴也这么不听话，带剑找子婴训话，结果赵高被埋伏在皇宫两侧的卫士杀死。赵高死后，咸阳城的百姓不等皇帝发布命令，径直攻入赵高家，将赵高九族一扫而尽。赵高死后仅四十天，刘邦的大军攻破咸阳，子婴身穿白服，颈系白绳，手捧玉玺，抬着棺材向刘邦投降。不久，项羽带兵进入咸阳，将子婴杀死，秦王朝彻底灭亡。

自然科学在计算事物的运动规律时，只要给定事物的初始状态，利用一定的数学轨迹，几乎可以­精­确地表示出一切时间内出现的任何变化。社会学绝对没有如此­精­准的运动学描述，任何人都不可能预定出未来世界会具体出现什么人，那个人又会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发展是盲目的，是没有任何大趋势可言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或者一个地区内的人们，都在重复着前人的生命足迹，并在其引导之下前进。前进的路上，他们极有可能碰到前人曾经遇到过的环境或问题，在同样的挑战之下，人类思维逻辑的相似­性­极有可能会让后人效仿前人。这种相似的应对环境挑战或解决问题的方式必然引导人们的行为朝着曾经产生过的形式发展，这样就会出现人类理­性­判断之内的历史结果。也就是说，不管人类处在哪个历史时代，假如所处时代的出现与先前历史时代的出现在初始条件上相类似，那么先前时代的结局就极有可能会重现在这个时代。这虽然是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宿命论，但也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作为群体人的历史发展结局莫不如此，作为构成群体人的个体人的人生结局也莫不如此。赵高曾说，他当中书令二十年，在丞相任免诏令上盖过很多玺印，没见哪个丞相有过太好的结局，这句话显然也应验在了他自己身上。赵高、李斯还有胡亥三个将秦王朝推向断头台的人都没有落得好下场，这显然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性­，这种结果他们生前已预料到了，无论他们后来的路怎么走，他们已经把自己置于了这种历史潮流中，被潮流带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这也是潮流向前推进的最终结局，谁也改变不了。历史虽然不总是善有善报，但作恶者的报应总是免不了的，他们至少受到自身罪恶的审判，即便侥幸躲过一劫，但与其有亲密关系的人也难逃最后的劫数，这恐怕就是社会学对人类发展大趋势最­精­准的判断。

李斯是一代文章与治政大家，即使是文物昌明的后代，能如李斯一样将文章写得夺人心魄，又能开创一代新王朝，并为后来千年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基本模式的人，恐怕也实属不多。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千年后依然在文化史册上闪光，其“奇货可居”的思想已经凝结为汉语中的经典词汇，这不正说明了这个­精­明的商人具备着一代伟大政治家的天生潜质。赵高的学识水平与任何一代侍奉皇帝的内监相比而言，也是杰出的，否则他怎能在虎视天下的秦始皇身边任掌管玺印的中书令二十年。他们到底想对历史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生下来的时候不是“仓鼠”，而是野地里的“厕鼠”，他们不甘心做“厕鼠”，他们要通过努力让世人看看，他们一样能做非常­棒­的“仓鼠”，甚至比天生的“仓鼠”更强大。但“厕鼠”的本­性­并没有因为绣着金线的外衣和超乎他人的地位就完全地改变，当他们面对曾经生活的环境时，还是会暴露“厕鼠”的本来面目，显示出和“仓鼠”完全不同的特征。周公认为，“礼”用来调整贵族之间的关系，而“刑”则用来约束草民，对所谓“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文雅说法实际上就是李斯感叹中的“仓鼠”与“厕鼠”之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行”，在这三个“厕鼠”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他们都有独到的眼光，都在认清历史大势中作出了对应时代的最好选择，并成为历史的推进者或者改写者，这一点不可否认。他们的命运在留给后世以深深思考的同时，也可以说，他们完成了中国官僚集团由世袭贵族向普通平民的转变，给后人开启了另一扇新的平民化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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