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1）

贸易造就和平

在和南下侵扰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明朝一向胜少败多。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那些经常打胜仗的游牧民族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不再和明朝打仗。这是为什么呢？

明朝时，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瓦剌、鞑靼、蒙古等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在明朝北部边境地区大肆劫掠，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472年，鞑靼人深入平凉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1529年以后，蒙古各部连年来犯，在山西陕西一带纵横劫掠，甚至进犯大同太原，杀掠人畜数万。1542年，俺答汗部入掠山西，纵横三十八个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人，牲畜损失二百万，焚烧房屋八万余所。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边境地区也因此积贫积弱。对这些凶蛮的游牧民族，明朝政府一筹莫展、苦无良策。

派大军进剿吧，看上去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可实际根本不是。首先，游牧民族弓马娴熟，民风彪悍，战斗力很强。明军与之对战一向败多胜少。明英宗亲自率军出征，结果却被俘虏，是所谓“土木堡事变”。其次，游牧民族马上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即使打上几个胜仗，也不能彻底消灭对手，自己能否安全返回倒成了问题。第三，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将之远远赶走，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不但靡费众多，而且严重扰民，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比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明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

比进剿合算得多的方式是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工事。与马上的游牧民族作战，利用地形守险当然更符合明军的优势。事实上，明政府也确实修建了不少长城。现在看到的长城并不是秦长城，基本上都是明长城。在抵御进攻方面，长城确实有着其他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对于小规模的­骚­扰，基本可以有效对付。对于大规模的进袭，则至少可以迟滞敌方的速度。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鞑靼人一次进攻时，长城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但是却在敌人劫掠完后撤退时发挥了作用。鞑靼人被长城所阻，“散漫不得出”，追逐的明军得以赶上，于是，鞑靼人大败。而一些修缮良好的长城，甚至在抵御大规模进攻时也非常有效。借助于长城和火器，战斗力处于下风的明军能够和游牧民族实现大致的武力均衡。

但是，修建长城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虽然比之大军出征要节省得多，但还是成为明朝社会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长城的存在并不能彻底打消游牧民族劫掠的念头，只是加大了他们劫掠的难度。战争的威胁还一直存在着。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加依赖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他们除了南下劫掠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维持生存的手段了。而且，游牧民族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少，他们要想得到其他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只有从农耕民族那里得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存在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主要原因。

古代中国（2）

既然“战”和“守”的方式都不理想，那么，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当然有。而且，更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的恰恰不是明朝这边的受害者，而是北边的劫掠者。

1542年，在多次劫掠得手以后，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示，希望能开放边境贸易，实行“互市”。使者说，他们南下劫掠，无非是想得到锦帛茶叶等物，可是动手去抢的话，恰恰难以得到这些细软，只能抢到人口和牲畜，偏偏他们那里并不缺人口和牲畜。而且，由于他们的劫掠，边境人民纷纷逃亡，可抢的资财越来越少。再有，虽然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占据优势，但出动军马，也是所耗不菲，还要和明军打仗，死伤人员。算来算去，怎么也不如双方互市来得合算，所以，他们诚恳希望和明朝发展边境贸易。

游牧使者的这番话是真心表白。可惜，并没有立即被明政府接受。1542年的使者是个不幸的人。他本是一个和平使者，却被明朝的大同巡抚扣押，并被送往北京处死。双方之间的往来也因此中断了五年。其间又发生了多次入侵。五年后，一个明朝军官被蒙古人擒获。蒙古人对这个俘虏说，谈起抢劫来，对你们危害虽大，我们这边的得益却很小。问题在于你们不允许互市，要不然何必这样打来打去呢？被俘的军官自告奋勇，要为蒙古人游说此事。蒙古人便释放了这名军官，并派了三名使者。这三名使者又被人杀害，因为有人想要拿去请功。蒙古方面却不屈不挠，再次派出使者，仍然希望讲和互市。

这一次，蒙古人的希望在朝廷上得到了讨论。可是，明朝君臣不但不打算讲和，还开始讨论收复河套的计划。蒙古人大怒，发兵攻陷古北口长城，包围了北京，并在河北大肆劫掠。震动了明朝朝野上下。蒙古人撤出以后，朝廷讲和的呼声高涨起来。在皇帝面前的讨论中，著名的忠臣杨继盛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讲和互市，认为和敌方贸易是示弱，是辱国，一定要先报仇雪耻。嘉靖皇帝被杨继盛的慷慨陈词打动，要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是，著名的­奸­臣、大将军仇鸾却站了出来，先卷起了袖子，不过不是准备和蒙古人打一仗，而是卷起袖子把杨继盛大骂了一番：小子连寇都没见过，说得到轻巧！

其他大臣也站在­奸­臣这一边，主张讲和互市。杨继盛辈的主张被弃置一旁，本人也因仇鸾背后使坏被贬官。开放互市的政策定了下来。原来，所谓“爱国贼”并不是现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

当然，虽然杨继盛被贬，但“爱国贼”并没有后继无人，互市因此时断时续，停停打打，明朝有时会以各种理由关闭互市，实施贸易禁运，蒙古人则以武力进袭作为报复。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双方对于战与和的利益对比有了清楚明确的认识。互市终于稳定下来。1570年，双方达成协议——隆庆和议，正式实现了和平和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费省什七”。

军费节省了70%，这只是直接收益，间接的收益则是无法计算的。不但避免了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边境一带由于处于农牧区的分界线，由战争的受害者一下子变成了贸易的受益者。今人玩味不已的“晋商”就是从那时开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古代中国（3）

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朝所延续，于是，在清朝的历史上，人们就没有再看到来自北方游牧的边患。相反，蒙古人还成为满族统治者的坚定盟友，“满蒙亲善”。这种特殊关系虽然来自于双方早期的战略合作，但持续的贸易关系无疑也是重要的凝聚因素。贸易创造了和平，贸易创造了友谊。对此，魏源评价说，隆庆和议不仅息明朝边塞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指清朝）二百年之太平。

在所谓的“常识”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认为买东西不如抢东西。抢东西多好啊！不用花钱，白白得到财物。可是，抢怎么会是“白白”的呢？实际上，抢的成本很高，而且成效很小。被抢者会反抗，会逃跑，会消极抵抗。如果你可以抢劫微软公司的话，在抢劫到Windows 98以后，你还能指望盖茨们为你努力开发出Windows XP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财富实力的，不是那些强盗，而是企业家。真正富裕的国家，不是充满了强盗的国家，而是拥有更多企业家的国家。

可惜，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过，虽然认识不到，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会去到处抢劫。他们虽然缺乏理解能力，但并不缺乏实践智慧。但是，在对那些不属于他们直接生活范围的问题，比如是否选择自由贸易，是否接受全球化等问题表态时，他们往往就会表现出理解力的局限。他们怀疑贸易的功能，认为贸易是一种等而下之、不得已的办法，不是获得财物的最佳途径。他们认为强者不需要贸易，而弱者只能在贸易中受害，所以，如果有可能，最好通过非贸易的手段，比如征服和劫掠去获利，那样才能保证稳赚不赔。

他们肯定是错了。逻辑和事实都表明，想要得到一样东西，花钱去买是最好的办法。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把社会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时会实现人际关系的最佳化，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和服务，并把社会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贸易天生是化解战争、创造和平的因素。

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人类的发明，不如说是人类的发现。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在回顾历史时，才会认识到自由贸易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人类只能局限在小得多的团体中生活，并伴以原始的落后状态。

逻辑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而无数的事实也无数次地证实了这一点。已经不需要更充分的证明了。需要的就是把把自由变为一种信念，始终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和坚持。

明朝人的市场经济观念

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读这些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近来，国内一些地方的粮油价格出现上涨。上涨的幅度并不大，但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价格上涨，因此成为了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抛售储备粮，也就是增加市场供应量。这是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政府的这个措施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有关部门对市场与价格的规律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不再动辄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了。政府已经意识到，即使想在市场中有所行动，最好的办法也是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交易者之一的角­色­行事，而不是试图压制自愿交易，人为控制市场。

古代中国（4）

当然，还是不要过早断言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以行政­干­预市场的打算。毕竟，粮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大。假如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时，是否会出现如限价令那样的反市场措施，还是一件有待观察的事情。依然广泛存在有民间舆论，要求政府在必要时推出价格限令。在许多人看来，假如一切正常，市场当然可以自发运作，但是，如果出现了如价格大幅上涨，供应紧张等局面，这时，不能把缓解局势的希望寄托在无法控制的市场自发运作上，这时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的人为措施，比如价格禁令，流通限制等等。也就是说，发财致富可以靠市场，但是，基本稳定还是要靠政府。

一般以为，市场经济是西方传来的洋玩意儿，这种认识也是一些人动不动强调市场局限­性­的心理基础之一。既然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必定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可是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类普遍行为规律上的社会体制，并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压制和破坏，市场经济总是顽强地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出现。通过交换来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最频繁进行的、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的人类行为。

中国历史上同样普遍存在着市场经济。不过，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中国的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充分发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汉、宋、明、清等朝代，中国同样有了颇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商人们甚至去开拓海外的市场。但是，正史对商业颇为轻视，流传下来的史料并不丰富。

明朝时，市场经济和发达的贸易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让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流行开来。以往历史记录几乎只关注国家政治大事，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读这些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许多自然灾害都会导致粮食的歉收和供应的紧张。相比现在，粮食的供应不足在当时人心中引起的恐慌肯定要大得多。那么，明朝人准备在这时做什么？

著名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

显然，作者凌蒙初对政府“严示平价”，也就是价格限制的做法不满，认为这直接造成了“米不入境”，也就是没人运来外地的米缓解饥荒。

作者继续写道：

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看来，作者认为，政府只应该“静听民情”，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去增加供应，而不是去­干­预市场——“生事”。这时，粮价当然会上涨。粮价既贵，自然就会有贪利的商人，从外地运来粮食赚钱。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就增加了市场供应，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商人们虽然依靠紧张局势盈利，但他们的贩卖实际上正在每日每时地瓦解紧张局势。

那些囤积了粮食的人，假如政府强迫他们拿出粮食来，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抗。道德家会发现大量的可供谴责的邪恶。但再多的谴责也不如放开价格效果好。只要放开价格，囤积者出售存粮，就是最合算的事情，自然会“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贵价动员起本地的囤积者和外来的商人共同为增加供应而努力。这种局势，除了让道德家无人可谴责而感到失望以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古代中国（5）

但道德家总是大有人在的。作者严厉地指出：

最是那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既闹了饥荒，“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便要禁止自发交易、限制最高价格。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尽可能把粮食留在本地，保证粮价不继续上涨。但一旦禁止交易、规定价格，就会有恶徒借执法之机“诈害”，敲诈百姓。而且，价格限制之下，家中存粮的人和贩卖粮食的商人，即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苦经营，去充当恶徒欺凌的对象？即使百姓愿意高价买粮，但因“俱怕败露受责受罚”，商人也大多不肯经营。于是，“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这时，道德家们也许也会谴责恶徒，认为经是好经，只不过被歪嘴的和尚念坏。酷吏甚至会动刀杀人，但最终结局只能是“救荒无奇策”。其实，经本来就是歪经。饥荒虽不是荒政造成的，但正是因为“腐儒”的荒政，饥荒才久久不能解决。“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不知有多少本来可以幸存的饥民，正是被“腐儒”们用基于愚蠢的一片好心送上九泉路的。

明朝人就已明白的道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不明白的人还比比皆是。这种知识进步的缓慢状况很令人慨叹，但慨叹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更努力地去向当代的“腐儒”们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这种努力一定是长期而困难的，但这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国有土地是怎样私有化的

土地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深化改革的焦点问题。在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具体方式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时，回顾历史可能是有益的。历史上，已经有过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是成功的，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通过直接圈占的方式，拥有了大量国有土地。这些土地分给了旗人，作为他们生计的保障。清政府希望，这样一来，所有的满族人和他们的后代就可以永远无衣食之忧，永远安居乐业。

这些分给旗人的土地被称为旗田或旗地。旗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旗田的业主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旗人不可以卖出旗田。“无论旧圈自置，概不准售予民人”。清政府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防止旗人因失去土地而生计无着。这就好像，政府为所有的旗人专门办了一个大工厂，工厂属于国有，其他人不得进入，而旗人永远都有在工厂中劳动并赚得收入的机会。

清政府的这种想法显然是太天真了。子孙后代的生计是不可能依靠祖宗的预先赐予就得到永久保障的。清政府这种做法，只能是把“八旗子弟”变成了游手好闲、不能自食其力之辈的代名词。况且，满族人原来在关外往往都从事游牧骑­射­，很多人并不擅长农耕。因此，分给他们的土地很难成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对这些旗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把土地转让出去。

古代中国（6）

从清代早期的康熙朝开始，旗人就大量地把旗田以各种手段转让给其他人。看到这种状况，清政府十分焦急，认为这样势必造成旗人的土地都被汉人占据，长此以往，满清的统治基础甚至都有可能而被动摇。为了解决国有土地流失的严重问题，清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不许买卖旗田的规定，多次重申有关禁令，并多次严厉查处有关案件，坚持国有土地不得私有化。但史书中类似的“查禁”“重申”“严办”越多，就说明实际上旗田转让的情况越严重。屡禁不止也就意味着愈演愈烈。

到了雍正朝，清政府决心彻底解决旗田转让问题，并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开始对旗田进行强制回赎。

强制回赎是怎么回事？原来，在转让旗田的时候，旗人和交易对方都知道政府明令禁止旗田买卖，所以往往并不采用出售购买的形式，而是采取典押的形式。典和卖的区别在于，如果是典，出让一方在理论上仍然保有赎回典押物——也就是旗田的权利，而如果是卖的话，在交易完成以后，自然就钱货两清了。当然，实际中，典押出去的旗田很少赎回。所谓典押其实就是买卖禁令下的一种变通办法。

但是清政府利用了典押有权赎回这一点，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强制回赎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国库出资，强行把典出的旗田收回，并重新分配给旗人，以保持原来国有土地的用途——保障旗人生计。

在回赎旗田时，清政府采用了各种办法，尽量压低回赎价格，所付赎金大都低于原价，甚至根本就不付赎金。雍正朝回赎旗田的法令规定：凡红契典卖的旗田，可全价回赎，而白契典卖的旗田，则仅付半价，或­干­脆一文不付，直接拿回了事。所谓红契，指的是经过官府验契、加盖红印的契约，白契则是指未经官府，完全由民间协商而达成的典卖契约。实际中白契的数量当然远远多于红契。

清政府这样做，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通过强制打击、损害土地接受者的利益，来制止旗田转让而造成的国有土地流失。清政府相信，假如人们看到政府强制赎回土地，那么，也许就不会有人愿意通过典让这种方式来获得旗人的土地了。

但是，和想要通过分配土地永保旗人生计一样，清政府这一次也搞错了。当初禁止旗田转让的法律规定，目的实际上是要禁止各种形式的旗田易主。也就是说，即使是旗人，也只有使用权，而不应该有任何通过转让获得利益的机会。就好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员工，可以一直拥有在企业中工作的权利，但没有任何合法的国有资产转让权。

对于旗人典让土地的行为，如果严格遵守原有的法律­精­神，清政府必须继续采取严格禁止、严厉打击的政策。清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采用回赎的形式解决问题，可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典让行为的合法­性­。实际的情形变成了，旗人有权典让土地，政府如果不同意，也只能在典让的规则内出钱赎回。当然，由于政府可以借机压价，土地接受者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但毕竟典押土地不再是非法行为了。结果就是，政府的强制回赎政策不但没能有效地阻止旗田的流失，而且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了旗田可以典押和转让。

非法行为和有风险的行为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是非法行为的话，交易各方就要努力寻求规避法律制裁的方法，如果寻求不到，交易甚至就不能进行。而如果仅仅是有风险的行为，交易各方就会转而去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约条件。风险必定会内化为交易价格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对于土地接受者来说，只要典押带来的收益足够大，就值得冒险接受土地。而对于土地来说，典押的时间长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对来说拥有土地的时间越长，收益越大。于是，政府强制回赎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旗田交易更大规模地进行，而且典押的时间还往往倾向于更长。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古代中国（7）

可以说，雍正朝的强制回赎政策在限制旗田转让方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旗田转让不但没有被有效制止，反而变得成行成市、随处可见了。国家对于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在事实上被压缩为契约范围内的赎回权。到了乾隆朝，旗田回赎的法令又有过几次修改。最初是以年限和契约价格为准计算回赎价，以后就变成了“无论年分远近，契价多寡，总以现在租息为断”。也就是说，地越好，租价越高，赎价也就越高。这无异于是在鼓励土地接受者努力经营，因为经营得越好，赎价就越高，被赎回的风险就越小。

经过这几个阶段，清政府的国有土地政策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国有土地距离彻底私有化仅有一步之遥了。这最后一步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完成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旗地买卖章程》，正式准许旗地“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在国有土地保障旗人生计的功能事实上消失以后，清政府如果坚持保有强制赎回权，除了给财政增加负担以外，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况且，按照原有的规定，旗田概不纳税，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国有土地制度，只是让政府无法从这些已经由汉人占据的土地上获取收入。所以，在私有化已成事实的情况下，面对现实，承认私有化的局面，并为政府开辟新的财源，当然是明智之举。

于是，原有的国家所有、旗人经营的旗田制度，经过政府和民间长时间和多次的互动和演变，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产权结构的土地私有制。

清代旗田的私有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制度演变案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制度演变的历史继承特­性­。过去的历史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选择。

从清政府的角度来讲，立国之初确立的旗田制度必然会失败。只有土地私有制才是保障经济发展及财政基础的长久之策。但是，旗人优于汉人、必须保障旗人生计的观念已经成为难以动摇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主动改变土地国有的制度，推行土地私有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且在实际转变方式上也几乎不可能找到可行的过渡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已存在多年的土地典押、租佃制度不仅提供了变通的办法，同时还提供了天然的交易外部规范条件。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式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人们也不是毫无规矩可循。历史传承下来的规范在这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确保了交易的正常进行，为制度演变的不断推进创造出了基础条件。

而且，历史传承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制度变革的路径。旗田私有化正是遵循着人们私下典押——政府承认典押的合法­性­——典押的条件进一步接近买卖——政府正式承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这样一条演变路径。看起来，其中存在许多弯路和浪费，但是如果考虑到需要克服固有的意识形态和需要发现制度转变的路径，就会意识到，所谓的弯路和浪费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对于任何重大的制度演变来说，成本都是无可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制度演变路径的发现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成功的路径并不是少数人设计的结果，而往往是社会各个方面互动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尽可能广泛的互动，才有可能有效地接受历史传承和充分兼顾现实中的各种利益，从而寻找到可行的演变路径。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面对现实中人们的选择和趋向，开放的心态其实是最为重要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古代中国（8）

来自美国的自由商人

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并不存在欧洲大陆司空见惯的贸易特权和等级制度，没有东印度公司式的握有垄断权的特许公司。贸易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些投身贸易的美国人，要求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并不致力于谋求特殊的优惠。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这场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失败，但也使得中国撕开了中世纪的幕布。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走上了复杂困难、甚至充满血泪的现代化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毁誉交加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往往被人所忽略的是，英国所以会和清政府对抗，其中包含着美国人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主观故意的，客观效果甚至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但重要的是，在当时，除了美国人以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能够以这种方式影响英国人。

对近代以前的中国来说，国际秩序中并不包含“平等”的意味。那时的中国人看来，国际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秩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以外是野蛮的四夷。好在他们基本上都被难以逾越的高山、大海、沙漠所隔开。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国人中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信和对其他人群的深刻蔑视。当然，这种蔑视建立在对已经充分发展的国际秩序非常无知的基础之上。在当时的欧洲美洲，经过复杂的演变，已经发育出了完整的、建立在国与国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国际关系。假如中国的实力足够强，也许仍然可以自外于世界之外。不幸的是，实力的衰弱使得中国迟早要接受这种新型的国际秩序。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两种国际秩序的激烈交锋。

英国人并不是1840年前几年才来到中国做生意的。他们早就来了。现在很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和中国政府签订商约，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中国人以为英国人是来进贡的。双方怎么也没能谈到一起去。然后，英国人忙于和拿破仑的战争。1815年，英国人终于把那位法国皇帝送到了圣赫勒拿岛。转过年来，1816年，英国人又向中国派出一个使团，商议通商事宜，还是没有成功。

当时，中国的外贸，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即使在广州，也不是什么人都有权力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外贸的权力仅仅限于官府指定的“十三行”。因为拥有这种特许垄断权，“十三行”的商人赚取了巨大的财富。据说其中一位是当时的世界首富。这种垄断局面自然给来做生意的外国人制造了许多障碍。他们往往要蒙受任意的税收、非法的勒索等损失。这是英国人急于和中国政府进行商约谈判的原因。

不过，对于当时的主要外商——英国人来说，事情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并非不能忍受。中国方面固然是垄断，但英国方面也不是全无组织。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同样是垄断组织，拥有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特权。想要和中国人做生意的英国人必须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依靠这种垄断，东印度公司同样赚得盘满钵满。实际上，公司后期，股东红利主要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获得的利润。当然，中英双方垄断者的得利，是以整个贸易受到极大限制和损害为代价的。

古代中国（9）

这时，美国人出现了。美国人来得比较晚，但发展势头很猛。美国人在拿破仑战争中居于中立地位，与战争双方大做生意，积聚了相当的实力。而且，美国人有着开拓者特有的那种­精­明强­干­和机智灵活。他们还从大英帝国那里继承了高超的航海技能。美洲丰富的资源给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几乎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自由商人。

当时的世界，是充斥着特许权、管辖权和等级制度的世界。在欧洲，各个君主国的国王，通过颁发各种特许状聚敛财富，市场也因此被层层的封锁、管辖和垄断所分割。社会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重商主义观念盛行，贸易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小。

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却并不存在欧洲大陆司空见惯的贸易特权和等级制度，没有东印度公司式的握有垄断权的特许公司。贸易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些投身贸易的美国人，要求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并不致力于谋求特殊的优惠。

美国人的这种自由状态，不但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即使是当时的英国人，也相差甚远。正是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地位，美国人比英国人发展得更快。当英国人只能通过东印度公司和垄断的“十三行”进行困难重重的贸易时，美国人已经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绕过垄断的限制了。很快，美国人取得了仅次于英国人的地位，而且，发展越来越快。

英国人目睹美国人的自由地位和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对英国商人渐渐就变得难以容忍了。好在英国有合法申诉的渠道。于是，英国商人们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向政府表达对垄断的不满。他们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垄断权正式被废除。和美国人一样，贸易的大门同样以平等的方式向所有英国人敞开。

不幸的是，英国商人获得自由地位，激化了原来就存在于中英之间的争端。在双方垄断的条件下，两个垄断者可以通过各种默契暂时搁置争端。当更多的人投身贸易时，就必须依靠公开的规则来解决各种争议了。而这首先要求中国承认英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只能甘居臣属的野蛮人群体。而这，是当时的中国皇帝和士大夫根本不能接受的。

没有垄断的限制，到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人越来越多，中国方面对贸易的限制在这种新局面下造成了贸易的失衡。鸦片作为弥补贸易不平衡的工具开始登场。而后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始接受现代国际关系秩序，对外贸的压制被取消，新的贸易口岸渐次出现。中国开始了融入世界的漫长过程。来自美国的自由商人以他们的成功教导了英国人破除垄断的必要­性­，然后英国人又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不管美国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是他们这个当时并不是最强大国家的行为方式成为了未来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洋务运动的终结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人人皆知的重大历史过程。但这个影响深远、历时多年的运动是怎样终结的，就不是人人皆知了。其实，洋务运动的终结过程，对当代中国社会很有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国强兵。以往不被天朝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历史记录说，洋务运动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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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政治家的打击非常沉重，但说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这是什么意思？洋务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现代化运动。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官员们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达到企业创办者当初的设想，但战争本身毕竟没有摧毁这些企业，洋务运动怎么会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终结，到底发生了什么？洋务运动结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先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的由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表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但清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战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大员，痛感西方国家的武力强大，力主引进兴办现代化工业企业，以图富国强兵。一开始，他们仅仅是想要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但很快就扩展为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甚至提出了采用新的政治制度。

大员们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既有中央支持，自己又是总督、巡抚等地方实权人物，洋务派政治家就可以放手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了。他们投入巨资，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现代化企业。一时间，洋务运动的开展颇有成效，在政治上开创出清朝“中兴”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洋务运动改变了清朝建国以来一贯的社会经济政策。清朝沿袭中国的历史传统，主张国家不应该直接介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因此，中国经济整体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这种状态被洋务运动所改变。洋务派政治家们以“无例可循”为由，改变了社会传统，转而强调朝廷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留给企业家，而是交由官员掌握。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引下，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国有企业。这样的好处是，企业的起点很高，可以筹集大量启动资金，有能力引起先进的技术设备。但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和官员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的建立、经营或者放弃全凭主管官员的个人意愿和喜好。

清朝的吏治早已*不堪。官员直接管理企业的结果只能是把企业变成了另一个官场。结果，清朝官场那种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敷衍了事的行事风气成为了洋务派企业的固有弊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除了*以外，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一直非常低下。官员们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知之甚少，由于官场的成功和地位，这些人又都非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福建马尾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造船方面一无所知，却拒绝听从专家的意见。船厂聘用的法国专家指出：“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在建造的时候要有分别。沈葆桢大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结果，造出来的船两不适用。“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无一船可充海战之用”。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这些隶属于福建水师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快就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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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局中自总办以至司员人等”多年经营，却始终是外行，对于机械制造懵懵懂懂，“岁靡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历史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经过“公费学习”，从外行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给市场中的企业家。结果，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了瞎指挥以外，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也是洋务企业无法解决的弊端。当时人说：“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称洋务企业对于官员，“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企业质量非常低下，产品难以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运动的信心大减。但这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多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条，虽然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的利益，却在客观上使中国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由于清政府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对某国的条款自动对其他国家生效。这样，对日本人开放市场也就等于对所有外国人开放了市场。因此，这个条约实际上为外国资本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开放市场宣告了垄断专营和保护主义时代的终结，为那些官办、半官办的低效、*、管理落后的洋务企业打响了下课铃。

1895年开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每年增速达到10%，各国资本纷纷涌入中国市场。以往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1895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纱厂，到1910年，已增加到了13家。垄断时期属于不合法创办的大企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现在都有了合法的身份，开始大力扩充资本和增加产量。

中国本土企业家也得到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先是推动洋务企业的私有化转型，用各种办法从官员手中接管了这些企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为私营。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帮助了本土企业家，他们发展的速度更快了。1895年到191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66家中资企业先后创办。20世纪初，上海的27家缫丝厂中，有24家为中资。

当中外企业家进入市场以后，洋务派的国有企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洋务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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