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国企，都只有在这种或那种垄断条件下才能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有垄断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企还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但无论多快的发展速度、多大的规模，国企背后的垄断条件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一旦和私营公司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国企无一例外地会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就是验证这个规律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在官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三十多年以后，私营力量又一次了主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从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更重要的是，这次恢复不是简单地回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外开放。因此，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其基础要稳定坚实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在政府力量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中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几十年相对自由的发展时间。

遗憾的是，洋务运动虽然终结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却挥之不去，始终潜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一旦执政者感到他们有能力主导经济向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再次出现。1895年以后的清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的主导能力。他们只能知难而退，不再奢望更多。他们的退让使民间私营力量有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但国家的力量终会不断增长，国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制度的有效遏制，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国家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某些时期甚至发展到全面极权的程度。在中国，怎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为那种以企业家、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确立可靠的保障，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纳税人会议

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很有名气，不少著名的人物和事件都与之有关。但法租界巡捕房当初成立的过程颇为曲折。这个曲折的过程为人们展示了某些政治哲学核心观念的现实图景。

1857年3月11日，上海的法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当时在上海法租界租有地产的十三个租地人中的六个，以及法国领事爱棠。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法租界市政管理的一些事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不要办巡捕房。

1842年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开始来到上海居住和经商。由于实力原因，英国人在上海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法国人并不甘落后。在英国人建立了租界以后，法国人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建起了法租界。

租界位于当时的上海县城以外，基本上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起初，来到租界定居生活的外国人很少，租界的建设进展很慢。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到了上海地区。战争的结果是，上海县城以外的地区几乎都被夷为了平地。战事平息以后，由于土地成了空白状态，来这里租地定居的外国人开始多起来了。

和英租界的自治制度不同，在法租界，法国驻上海领事的作用很大。他几乎成为法租界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在他的主导下，法租界的市政建设逐步展开。首先由驻上海的法国海军士兵沿黄浦江修了一条道路。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外滩的一部分。随后，其他的一些道路也开始兴建。街道上还装了当时很先进的煤油路灯。

古代中国（13）

这一时期，市政建设的费用由法租界内的租地人以自愿捐助的形式支付。这种筹款形式虽然在初期满足了市政建设的所需，但为未来的财政紧张摆下了伏笔。

随着租界的发展，辖区内的治安逐渐成为一个问题。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许多来自内地和南方的逃难者涌入租界。各种治安事件时有发生。按照条约规定，租界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仍然保有在租界地区的主权。这个规定在确保中国主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承担维护租界安全和秩序的任务。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把维持租界的治安和秩序看作是自己的法定职责。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于是，租界的外国人自己承担起了维持治安的任务。这种局面持续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最终在事实上失去了租界地区的主权。

为了维持租界的秩序，保护租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1856年，法国领事爱棠设立了一个“巡捕房”，用来执行警察的职能。巡捕房招聘了几个欧洲人，在法租界巡逻。由于租地人自愿捐助的费用中并没有这一项。因此，巡捕房所需的费用只好主要由爱棠垫付。

时间一长，爱棠就感到无力承担这种费用。他需要召开租地人商议，讨论一下怎样解决市政建设和巡捕房的各项费用。于是，就召开了本文开头的租地人会议。

在会议上，爱棠报告了他为市政建设和巡捕房垫付的资金数目和开支清单，要求租地人把这笔钱还给领事馆。对于市政建设的费用，租地人没有意见，愿意偿还。但是，在巡捕房的费用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一个租地人说，巡捕房没什么用处。租地人自己都有看夜人，而且已经支付了费用。另一个人补充说，他自己已经雇用了三个人看守自己的产业，因此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第三个人则说，他的地产周围都有围墙，既不需要自己雇用看守，更不需要什么巡捕房。

结论是，巡捕房是多余的，即没有什么用处，又费用昂贵。大家对之没有什么兴趣。不过，领事馆先行垫付的资金的确应该被偿还。有人提出，那些在租界内拥有仓库和洋行的人才是从安全保护中得到利益的人，因此，应该由他们来分摊这笔费用。至于一般的住宅，不应该承担这方面的费用。

经过讨论，最终租地人达成一致意见，由所有在租界内拥有房地产的人分摊领事馆先期垫付的费用。至于巡捕房，目前并不需要，所以也没必要继续维持。如果以后有人感到需要，另行商议。对于市政建设，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同意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同时，会议确认，修建道路的费用以后均由租界内全体租地人按产业价值纳税支付。

由于形成了上述决议，这次租地人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租界纳税人会议。会议的决议就是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就公共开支和税收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宪法。根据这个基于各方自愿的协议，从此以后，租地人开始承担税收的义务，而公共开支的种类和数额也被正式规定下来。

会议结束以后，由于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同意，领事爱棠只得有些沮丧地解散了他一手创立的巡捕房。

纳税人会议标志着法租界正式行政管理组织的形成，同时，具有法租界特­色­的租地人和领事之间的关系也确立下来。此后，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和中外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古代中国（14）

但是，维护地区的安全总还是一件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说，在租界创立初期，居民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力量实施安全保护，那么，随着租界的日益发展以及外来人员数量的迅速扩大，涉及治安的事务越来越繁杂，依旧由个人分别承担自己的安全保护就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相反，由市政当局统一提供安全服务所具有的成本优势逐渐明显。另外，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紧邻上海的江浙一带出现了饥荒等社会动荡因素，于是，公共治安组织，也就是巡捕房的设立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857年12月初，法国领事召开了租地人会议，讨论设立巡捕*宜。在会上，租地人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同意设立巡捕房，但另一些人则坚持年初会议上的意见，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巡捕房，也不愿意为此承担额外的税款。会议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只是决定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准备关于巡捕房问题的报告，作为大家以后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同年12月22日，再一次召开租地人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但是看来这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巡捕房的提议。因为在第二年初的报纸上可以找到一些提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报道，可见巡捕房已经建立起来了。1859年，巡捕房的组织进一步完善和正规，设置了总巡以及警务法庭。

法租界的这段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政府初创时期的状态。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本源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清晰和直接，比如税收问题。对于政府收税，人们往往认为是天经地义。“不收税，皇上吃什么？”这是传统中国民间对税收的基本认识。这样看待税收实际上是一种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驯顺态度——既然做了人家的小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交钱，供养各位高高在上的老爷。而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税收的认识与此完全不同。现代政治观念认为，税收是人民用来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出。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交税和他们在市场中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假设没有政府，这时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为此，要花钱购买武器，修建高高的院墙，雇用私人保镖，等等。这些花费可不是小数目。可是，如果某个地区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出资建立一支保安力量，保卫大家的安全，这样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保安费用就会低得多。公共服务和许多商品劳务一样，具有规模效应。这个具有规模优势的集体保安力量就是政府。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政府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上述对税收的分析往往只能是逻辑上的。而法租界的历史则提供了历史的真实。法租界建立之初，除了外部有条约保护以外，内部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时，个人的安全是靠个人自己投资保护的。当租界的发展还不充分时，个人自己投资保护安全是合算的。所以，这时建立公共保安机构——巡捕房的建议就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人们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但是，当租界实现了一定的发展以后，公共保安机构的成本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这时，人们如果转而以纳税的形式供养一个公共保安机构，将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充分的安全保障。于是，巡捕房也就自然而然为人们所接受了。

古代中国（15）

税收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经济问题，适用于成本收益比较，并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府都承认这一点，并根据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确定税收的范围和数额。只有那些非文明社会的政府，才故意把税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将其描绘成所谓的公民神圣义务，主张人民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制定的所有税收方案。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掩盖其掠夺社会的本质。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十分不明智的，只能使得税收的政治意义更加突出，使得围绕着税收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和难以调和。必须牢记的一点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税收体系，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政治。

汇丰银行——一个中国的故事

简单的商品买卖业务，即使在制度条件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成功进行，而高度依赖信用、交易周期很长的银行业，则必须在足够的制度条件下才会出现和发展。而一旦制度条件成熟到可以发育出健全的银行体系，那就标志着市场体制达到了相当的完善和成熟程度。

2007年4月2日，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对外营业。这家外资银行开始真正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顾客，汇丰提出的宣传口号是：“从来不曾远离，从此离你更近”。了解汇丰历史的人对这个口号中的深意会更加理解。实际上，汇丰银行和中国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不曾远离”。这个世界级金融巨头的成长和发展其实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如果汇丰银行直接使用它的全名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名字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汇丰虽然属于英资银行，但成立时却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银行——在中国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面向中国的贸易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放贸易口岸。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展开。西方人在中国建立起了若­干­洋行，也就是商业公司进行贸易活动。到了19世纪60年代，有几家洋行的规模已经颇为可观，比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等等。

洋行经营的国际贸易对金融服务有着大量的需求。在诸如国际汇兑、放贷、贴现、结算等等环节，商人们都需要金融机构的协助。没有专业的金融服务，完全依靠商人的自有资本和现金交易的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外贸易的早期，金融业务一般由主要的大洋行，比如怡和和旗昌来兼营，另外，一些总部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也在香港做一些金融业务，比如汇理银行、渣打银行等等。但这些银行的重心并不在香港，因此，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不能完全满足贸易的需要。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种金融服务的欠缺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印度的英国商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商业机会。孟买的一些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这个消息传到香港以后，引起了另一个英国人的注意。这个英国人就是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苏石兰homas Sutheland）。当时，苏石兰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已经在港工作了十多年。由于大英轮船公司的声望和他本人的资历，苏石兰在香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号召力。

古代中国（16）

几个月以前，苏石兰偶然读到了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由此对经营银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办一家银行”。现在，“中国皇家银行”就要创立的消息看来正创造出了这种合适的机会。苏石兰决心抢先开办一家他们自己的银行。

所谓“他们自己”，指的就是在香港和日益兴盛的上海等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洋行中的商人们。苏石兰也是其中的一员。苏石兰要创办一家为洋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以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

苏石兰很快写出了银行成立的计划书，资本金是500万港元。他拿着计划书走遍了香港的主要大洋行，希望得到这些洋行的支持。绝大多数有名的洋行都欣然同意入股。所需资金很快募足。随后来到香港募集资本金的“中国皇家银行”只落得了铩羽而归，黯然收场。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了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就设在今天香港汇丰银行的所在地。140多年来，这个地址始终未变。一个月后，上海分行正式对外营业。

汇丰银行成立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商业体系自我发展完善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不是仅有简单的买卖双方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还需要大量的辅助机构和各种正式非正式的运行准则。这些配套的服务机构，几乎都可以通过自发的交易活动产生出来，并使得整个商业体系更加完善、更具可靠­性­、效率更高。这其中，银行具有核心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银行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银行为交易者提供的资金支持和专业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交易的便利程度，推动商业贸易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事实上，许多现代的发达商业体系，都是围绕着银行建立和运转起来的。

中外贸易的初期，交易活动尚属简单，这时，所需的金融服务可以由大洋行兼营，但是，当贸易活动逐渐深入展开，规模越来越大时，就必须依靠经营能力更强、更具实力的银行来提供金融服务了。汇丰银行正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适时登台。在发起书中汇丰银行指出，要以贸易对金融的全部需要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也就是说，汇丰以囊括中国的贸易金融业务为追求目标。

也正是因为汇丰银行的成立符合了当时商业界的需求，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绝大多数洋行的大力支持。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这些人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活动的历史，同时又具有高度的国际­性­。

不过，虽然汇丰银行的成立得到了绝大多数洋行的大力支持，但当时两个最具实力的洋行——英国怡和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却偏偏不在支持者之列。原因很简单。这两家大洋行兼营着金融业务，而汇丰银行的成立当然意味着要抢走他们这部分的业务和利润。于是，尽管汇丰为这怡和和旗昌保留了发起人的位置，但他们还是拒绝入股。于是，一家目的在于为洋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偏偏没有得到两家最大洋行的支持。而且，怡和洋行还在汇丰银行获取执照时极力加以阻挠，试图阻止汇丰进入利润丰厚的汇兑业务。但是，汇丰还是在正式营业后的第二年（1866年）得到了营业执照。当年的12月，旗昌决定加入汇丰。怡和则继续和汇丰在市场上对峙，但在1877年，怡和也最终成为了汇丰的合作伙伴。

古代中国（17）

怡和和旗昌的行动当时给新生的汇丰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后来看起来这其实不过是一段Сhā曲。在中国从事国际贸易的洋行集团，早晚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业化银行。除非是中国的贸易活动走向萎缩，或者是汇丰的表现不能胜任，否则汇丰自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汇丰的市场表现十分优异，在几次市场竞争和金融危机中都战胜了竞争对手，最终占据了中国贸易金融领导者的地位。

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设立分行的银行相比，自然在信息联系方面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与汇丰银行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而且，由于总行设在香港，汇丰银行正如其发起人设想的那样，被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在承办香港政府的官方业务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原来由汇理银行经办的香港政府往来账户转由汇丰银行办理。汇丰银行还很快得到了发钞权，可以在香港发行自己的钞票。这些都标志了汇丰银行的市场领导者地位。

银行，如果说是一种特殊行业的话，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对于市场基础条件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作用。简单的商品买卖业务，即使在制度条件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成功进行，而高度依赖信用、交易周期很长的银行业，必须在足够的制度条件下才会出现和发展。而一旦制度条件成熟到可以发育出健全的银行体系，那就标志着市场体制达到了相当的完善和成熟程度。汇丰银行的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当19世纪汇丰银行在香港上海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自身的金融业却因受制于制度条件的不足，依旧停留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他们的大发展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某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提出对于金融服务业的更高要求。这时，如果没有对市场的刻意阻碍，市场参与者会自己创造出适合需要的金融机构，为自己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而如果因为存在着对市场发育的刻意阻碍，使得这一进程不能顺利进行，就会造成市场的发展规模和内在规则之间的不平衡，这时，就会出现许多看上去好像是自由交易无力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被销售资金的难于回收所困扰。企业往往要承担很长的账期及由此带来的资金压力。这种局面实际上正是金融服务落后的结果。下游的商业企业由于很难从银行得到流动资金，于是只能采取占压上游供货商货款的方式解决自身的现金流问题。而这必然带来信用不足、压制生产、风险增大等问题。如果在产业集群地带可以自由发展出为当地企业服务的地方银行，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和整理企业间的债务问题。高度的商业道德只能产生于完善高效的市场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的落后状况造成的损耗将越来越大。希望汇丰的重返中国标志着中国金融行业大发展的开始。如果说，在金融支持不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取得惊人的发展，那么，当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出现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是无可限量的。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

一百个存折的故事

金融体系的封闭落后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已经越来越明显。尽快实现金融行业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已成当务之急。只有开放才能解决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只有开放金融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中国人并不缺乏经营金融的能力和天赋。民国时期，中国拥有相当发达的金融业。上海、天津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中国拥有一批世界水平的金融家。金融业的这种发达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拥有着超过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体系。

在许多人看来，银行是一种颇为特殊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大不相同。公众的这种观念，是金融业长期维持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特殊行业嘛，自然应该执行特殊政策。但实际上，银行和其他企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银行经营不是服装、食品、家用电器等商品，银行经营的是货币。货币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是一种商品。所以，银行同样是买进卖出的企业而已。

民国时期，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金融业的，在当时人看来，银行就是把钱倒来倒去，以此牟利的一种买卖。所以，那时有人投资开办银行，是很平常的事情，和投资开办饭馆、戏院、贸易公司没什么区别。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不富裕，大家都缺钱，缺者为贵，于是，使用货币的成本，也就是银行利率就比较高。经营短缺的商品自然比较有利。于是，那时的银行、钱庄为数不少。大大小小，随处可见。《围城》里方鸿渐的岳父就经营着一家“点金银行”。

1915年，一个叫陈光甫的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银行。额定资本仅10万元，人员仅7人。虽然当时的银元购买力很强，但10万元也不算是大数目。这样一家小银行，本来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但却因为其独特的经营方针，在金融界一时独一无二。这家小银行别出心裁地开办了小额储蓄业务，并且一元起存。

银行经营储蓄业务，在现在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在当时怎么会成为另类呢？当时，一家典型的银行是这样的：几个出资的股东，可能是有财力的生意人，也可能是宦囊鼓鼓的官员，各自拿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来，凑成股本，银行就办起来了。然后就用这股本向工商企业放贷，赚取利差。

这种银行，是企业家的助手和工具，调剂企业家彼此的资金，并不打算面向大众。这并不难理解，同样的一百万元，也许一个大股东就可以拿出来，而如果想从普通大众那里一元两元地凑齐这一百万，自然繁琐麻烦。所以，那时的钱庄、银行对小额储蓄都没什么兴趣，即使接纳一些，也不付利息。换句话说，那时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投资银行，而不是储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愿意开办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自然引人侧目。当时的金融界对此一般都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生意没什么意思，不是发展的正道。更有人认为，陈光甫只不过是在“做秀”，于是，有人便打算戏弄一下这家小银行。

这日，一个人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对银行员工说：“听说贵行的账户可以一元起存，那么请给我开一百个存折，每个一元。”

银行员工一听，顿时气上心来。这明明是故意刁难。员工忍住火气，对来人说：“先生，请您稍等。”然后就转身奔向后面，去找总经理陈光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2）

听了员工的话，陈光甫立刻意识到，这肯定是同行的故意刁难。员工气呼呼地说：“­干­脆把他轰出去算了！”陈光甫急忙说：“那可不行。你就给他办一百个存折。不但要办，还要服务周到，态度热情。”

员工先是一怔，很快明白了陈光甫的用意。他回到柜台，热情有礼、不厌其烦地为来人填写登记，办理了一百个一元的存折。来人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一时无言以对，拿上一百个存折，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经过这件事，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名声大噪。上海普通民众真正相信了这家银行对小额储蓄的欢迎态度，纷纷把钱存到这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就此快速发展起来，并在1930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而陈光甫，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金融家。

陈光甫的这种经营方针，固然有其“服务大众”的理念作为支撑，但能够行之有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开辟了银行经营的新思路。陈光甫认为，一般银行那种主要依赖大投资的筹资办法，看起来省时省力，却有着相当的风险。一旦大股东因为某种原因撤资，银行就会立刻陷入资金困境，甚至会因此倒闭。而广泛吸收小额存款，看起来费时费力，但因为资金来源众多，反倒稳定安全。而且，由于没有大股东的制约，银行的经营者的自主权更大，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

当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应该变成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还是应该成为银行的大多数。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百个存折的故事展示了一种银行经营的新模式，而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故事则提供了更多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储蓄银行是影响最大的银行。甚至许多人认为，银行就是储蓄银行。对于储蓄银行来说，资金安全最为重要。储蓄银行涉及千百万中小储户，一旦出现资金问题，很有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加强政府监管、限制银行业开放，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就成为主流观念。可是如这个故事所说，储蓄银行实际上是一种较新的银行经营模式。并不是银行经营的唯一模式。那些依靠少数股东筹资的投资银行同样是银行经营的重要模式。这种银行对资金安全的要求并不高，即使出现经营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只会损害少数投资人的利益。

但是，因为金融业的封闭和垄断，这种银行在目前的中国同样不能出现，这就给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现在，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这种局面不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使得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信用问题，比如三角债。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另一个问题是服务水平低下。大型银行对小储户的歧视­性­政策层出不穷。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基层网点的大量合并取消，普通民众往往­干­脆失去了得到金融服务的机会。许多人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上。他们很可能会失望。

对于全球­性­、全国­性­大银行来说，中小储户确实不是经营的重点。这些大银行的比较优势不在这里。大银行耗费巨资建立的全球­性­、全国­性­网络，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于为区域­性­的中小储户提供服务。那些对大范围、大数额、多样化的资金流动有需求的大客户才是合适的服务对象。那么，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由谁来提供？只能是由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来提供。这就涉及金融业的对内开放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设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时，上海已经拥有大量银行。但汇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不可能开办这项业务。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放着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信贷业务不做，而去辛辛苦苦地为存取几元、几十元钱的小储户服务。

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主要的银行都是全国范围的大银行，他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大中型的信贷业务。另一方面，金融业又实行垄断经营，于是，这些银行不得不同时承担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都耗费在千儿八百的存进取出的细小业务上。这些银行自然不太情愿做这些事，但迫于政府的监管又不能不做，于是，增加收费、服务水平低下也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强行要求五星级饭店开办社区早点，当然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那实际上是资源的浪费，同时还会造成供给不足。

合理的局面是让那些小本经营者去开办社区早点，给大家提供几毛钱一根的油条。假如金融业实现全面的对内对外开放，就会有新一代的陈光甫涌现，无微不至地给中小储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并且价格低廉。同时，那些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在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那里得到满足。几千几万的贷款，所创造的利润，对于大银行来说，可能连一级级的审批程序所需的办公费用都不能弥补，而对于熟悉当地情况的地区­性­小银行来说，可能正是赢利的主要产品。

中国现存的银行太大、太重要，以至于人们认为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于是，任何涉及银行的变革都十分严重。事情本来不必如此沉重的。银行的作用是加速资金的流转，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点，对于尚处于不发达状态、资金不足的中国尤其重要。这样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仅仅是由少数人以有限的方式来做，而是应该由所有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以尽可能丰富的方式来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很少有人同情行政垄断，但人们往往只是看到垄断者造成的有形损失，其实，行政垄断的最大危害恰恰是无形的。由于封闭了市场，更丰富、更优异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机会出现。发展的可能­性­被消除了。这种损失其实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协和医院的诞生和成长

教育和医疗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短板，拖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后腿。回顾协和医院的发展历程，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这两个重要领域快速发展的方式。这两个领域，相比工商业，更加依赖知识和信誉。那么，怎样才能快速积累知识和信誉呢？

从成立到今天，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一直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不过，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老协和人却更愿意“白头宫女说当年”，回忆协和过去的历史。看来，他们更愿意为之自豪的是协和的历史，而不是协和的现在。确实，协和有着辉煌的历史，其地位要超过现在。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力衰弱，人民贫困，但竟然能产生出协和这样堪称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流的医疗机构，这足以令人啧啧称奇。在外部条件优越得多的今天，人们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可以和当年的协和比肩的成就。这不能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也许，那个看上去国弱民穷的时代，其实却包含有今天难以企及的社会条件。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4）

近代以来，一批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除了努力传播宗教信仰以外，还在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用力尤多，成绩斐然。到了20世纪，西方人已经在中国成功地兴办起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新式医疗和教育机构，其中就包括协和医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医学堂由英美的几个教会创办。协和是英文Union的译名。

庚子事变是世纪之交的一件大事。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惨痛遭遇，中西关系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批有见识的西方人认识到，应该在中国普及现代知识和新式教育，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因此，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人兴起了一股到中国兴办教育机构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积极贡献。

洛克菲勒的名字世人皆知，已经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洛克菲勒也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慈善家之一。从老洛克菲勒开始，这个家族为多种社会事业大力捐款。洛克菲勒在中国也有很多捐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中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最多的国家。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是促使老洛克菲勒把财富投向慈善事业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建议下，老洛克菲勒决定不再仅仅做一个赚钱的资本家，而是拿出大笔的钱来资助各项社会慈善事业。幸运的是，盖茨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20世纪初，他特意向老洛克菲勒建议，在中国投资兴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推动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洛克菲勒很重视这个建议，为此，他先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到中国。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团里有两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医生。在考察中，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进一步限定范围，初步把在中国的投资范围确定为医学。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投资发展医学教育。1914年，洛克菲勒派出第二个考察团，重点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现状。这个考察团走访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和几十家医院，写成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报告强调了在中国兴建高水平医学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医学机构确定了许多具体方针。

这个报告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未来的协和医院确定了方向，那就是协和医院将是一个高标准、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考察团认为这样做效果更好。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适当降低标准，但增加培养人数，这样可以尽快满足中国社会对医生的需求。在这两种备选方案中，前者被最终采纳。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决策非常关键，正是这个关键决策确立了协和医院在中国医学界的领导地位。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同年，第三个考察团来到中国。这一次，考察团的任务是要确定医学院的具体办学方法。

这次的考察团包括了美国医学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医学院管理办法，为协和医学院制定了很高的起点：全部英文教学，入学标准按照美国优秀医学院的标准，开设预科，学生先进行两年基础学科的学习，为教师提供世界水准的丰厚工资和福利保障。总之，协和的创办者们将一整套美国的价值观、科技文明、管理模式移植到了中国。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5）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当时美国医学教育的情况。实际上，到19世纪后期，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医学院教育水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在德国。德国教育家洪堡在柏林大学倡导的教学和学术自由，教学、学术、研究三者统一等观念，对德国的大学影响深远。在这种现代教育观念的推动下，德国大学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水平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期的美国医学教育则相对比较落后。德国成为全世界年轻人向往的医学殿堂。

有志于改革本国医学教育的美国医学家们开始大力学习德国的经验。1870年到1914年，先后有1500位美国医生在德国进行学习。这些学者把德国的经验搬回美国，逐渐在美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1893年，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这是美国现代医学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德国留学归来的院长和其他学者带来了先进的德国医学教育体系。这家医院成为美国医学教育的样板。院长韦尔奇被称为“美国医学的校长”。直到今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都是美国最重要、最先进的医学教育机构。

决定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以后，洛克菲勒便着手延揽欧美一流的医学教育人才。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人才。于是，协和医学院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发源于欧洲、完善于北美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和管理体系。再加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雄厚财力，协和的金字招牌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协和实际上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进入中国的门户和途径。

除了办学方针、管理体系这些软件建设以外，在硬件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投资巨大。协和成立以后，确定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豫王府兴建新的办公教学楼。基金会请来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建筑设计师。经过实地考察，设计师在豫王府华美建筑的基础上，建起了中西合璧、用料考究、设施完善的协和建筑群。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购买地皮，从国外运进建筑材料和各种先进的医学设备。到1919年，花费的资金已经达到了750万美元。

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协和医院的建立是什么态度呢？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虽然国力不足，但在对外开放上却自有一种大国的气度，对于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文明，政府持积极欢迎和大力支持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后来却往往成为不可能。

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投资建立协和医学院，当时的中国政府基本没有任何­干­涉。投资者和建设者有极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完全自主地确立医学院的办学方针、管理办法，不必为了迎合政府官员的口味作出什么妥协和牺牲。可以说，在创办协和医学院这件事上，中外双方的合作非常积极。投资的外方，志在创办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机构，虽然投资巨大，但没有提出任何附加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中国政府方面，则基本不予­干­涉，不借机进行政治上的利用和投机，放手让投资者去做事。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背景因素也许不如大笔的投资、高楼大厦那样引人注目，但其实至关重要。

1919年，协和医学院本科正式开学。第一班学生只招收了9人，而到1924年毕业时，完全通过艰苦学业获得毕业的仅有3人。以后，协和在招生方面也坚持少而­精­、高淘汰的办法。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使协和培养的医学人才数量十分有限，但实际上，从协和毕业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了中国医学界的骨­干­人才。他们一个人往往能够开办起一所甚至几所医院或者学校。协和这种持续培养出高水平人才的能力是其他医学院难以企及的。虽然没有直接培养出大量的医生，但协和有效地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医学人才的现代体系。相比于其他领域，现代医学在原本基础落后的中国的引进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6）

协和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极富传奇­性­。那时的中国，虽然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现在，但靠着虚心的、全面的对外开放和学习，却成功地建立起了协和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学术教育机构。这段历史表明，对于医学、教育这样高度依赖人的知识、智慧、信誉的行业，要想实现快速协调的发展，向先进国家充分、全面地开放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让那些掌握着丰富知识的人有机会完全自由地拓展他们的事业，是利用他们头脑中那极为宝贵的知识的最好方式。

0 0